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三三，一九九一年生。曾获上海文化艺术奖优秀新人奖、“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2025年度青年女作家奖、“《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郁达夫小说奖、红棉文学奖、《静·安》文学奖、人民文学奖新人奖等奖项，入选“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作品入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收获文学榜、城市文学排行榜等文学榜单。著有短篇小说集《长河》《晚春》《俄罗斯套娃》等五部，有作品被翻译成英语、俄语、日语等多种语言。

一

奥维德在《情诗集》里将罗马称为“世界之都”，那是在罗马共和国与帝国交替之际。作为西方古典文明的集大成者，罗马无疑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会。假如当时存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评选，罗马估计也不介意在自己的头上加一顶桂冠。奥维德出生在罗马附近的一座小城苏尔莫纳，山野清丽，河谷捉住人们发亮的影子。对奥维德来说，罗马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梦，况且踏入这个梦并不难。那么，从小生长在罗马的人，又是如何感受罗马的呢？在秩序与艺术之间，哪一种选择让他们体认到真实？他们是否能拿起“罗马人”的身份——我是说，不仅仅是政治与文化归属上的“罗马人”，还是一种可以用来织造一个独属于自身的、邈远的、隐秘的美梦的身份。

当然，人的天性不同，际遇也不同。我出生时的上海，比“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晚期又晚了大约五十年。童年时，我常去十六铺码头边。看浑浊的江水，看对岸的楼慢慢生长起来，一直到搬离那个地方。坦白而言，这座城市带给我的更多是恐惧——包着生命的无常，世事的变化多端，以及一些非常具体且化作牢牢个人经验的感受。“日新月异”意味着有人被时代抛下，有人乘上浪尖，却终是面目全非。上海是一个带给我复杂感受的地方，但并不能成为我理想中的城市，那些梦会从瓦片屋顶上滑落。

真正对城市有所想象，大概是在预备班。我们这一届英语课程开始改革，同时用新老两种教材。由此，我第一次知道了披头士这个乐队。他们的首支单曲Love Me Do（《爱我吧》）一经发布，就入围了英国的音乐排行榜。于是，香槟就此打开，他们不再是一支来自利物浦的无名乐队了。两年后，Love Me Do以第一的名次征服了美国市场，披头士在人声鼎沸中前往美国巡演。我为教材里描述的场景心潮澎湃。于是，我问收藏CD的舅舅，是否有披头士的专辑。他给了我The Beatles 1962—1966（《披头士（1962—1966）》）和著名的Abbey Road（《阿比路》）。前者是一张合集，封面上非常年轻的四个人靠在扶手上，向下眺望。那时，我觉得乔治·哈里森是最帅的，保罗看起来是个有才华而性情多变的浪子，林戈像一头温柔的母狮子，而大名鼎鼎的约翰·列侬外表平平无奇，非要说的话，长得有点像我外公。我也听了Love Me Do，一开始多少有些失望。它那么随意，连我都可以用口琴吹出那段重复的旋律。但在日复一日的循环播放中，我最终领会了披头士的魅力，并且爆发出一阵迟来的、前所未有的痴狂。那时，我还没意识到，披头士掀起热潮的那八年里的作品，塑造了我对于一座超级城市的想象。

那座城市由完全自由的居民构成。爱在其中有不同分量的音阶，大部分时候，它像人类精神的膨松剂，带来真诚而美妙的体验；也有一些深重的时刻，比如In My Life（《在我一生中》）里，我为那句“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在我一生中，我爱你更多一些）而感动。在All You Need is Love（《你所需要的是爱》）的开头，约翰·列侬使用了法国国歌《马赛曲》的前奏，或是想传递一种普世的跨越国别的爱的观念。与此同时，这座城市也是疯狂的，像吉卜赛人入夜后要永无停息地跳舞。披头士的有些歌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高亢，使我沉浸在狂热的旋律中，歌词只像几句喃喃咒语，比如Drive My Car（《开我的车》），后来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佩伯军士孤寂的心俱乐部乐队》）。当我听到它们时，那座想象中的城市所装置的水晶球灯开始旋转。有人跳到桌上，彻夜狂饮。到处是诗人，每个人口袋里都能掏出一朵鸢尾。为了靠近那座城市，很多年里，我不断收集披头士的专辑，也包括他们拍摄的一些电影。我一遍又一遍看A Hard Day's Night（《一夜狂欢》）、Yellow Submarine（《黄色潜水艇》）。他们的轻松、幽默、荒诞、叛逆、奇巧创造力，甚至是尖锐而怪异的审美，都让我感叹不已。

二

二〇〇七年夏天，我第一次去欧洲。那时我十六岁，自许已对世事有所体悟，但同行的家人只当我是个孩子。清早，我们穿过街市。各类果蔬摆在摊位上，每一颗都鲜亮无比，像游戏中的物品一样挑不出瑕疵。不过较之国内，价格也让人很难不惊讶。在音乐广场的路德维希一世骑马像前，我决心消失一会儿，于是离开了人群。一切都是陌生的，语言的阻隔反而使这座城市带给我更强的体验感。我想记住每一棵树的形状，路人匆匆前行时服装的褶皱，以及商店一推门拨动的风铃声。假如能把这种连贯的感觉，做成一个罐头就好了。只要拉开锡环，它就可以重新浮现。这样想着，我走进了一家音像店。当时喜欢爵士乐，随手选了些。又问有没有披头士的专辑，店员替我拿了一张。橙色封面，中间有火焰一般的“LOVE”滋养，披头士四位成员的剪影穿插在字母间。这张专辑发行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算是当时最新的合辑，我兴奋得立刻买了下来。

如今将近二十年过去，这张专辑我听过很多遍。我小心翼翼地对待它，以至于今天都没有撕掉封面上的绿色价签，上面写着“15€”。一旦我拿起它，在东欧旅行的那段记忆也随之苏醒。在那些古老的城市里，成堆的青铜骑士伫立在花岗岩上，以其存在颂扬着某一段荡气回肠的史诗。而生活在那里的人，跟“时间”之间的关系也较之我要深一些。在独自行走的一些时刻，我有太多疯狂的想法。比如点燃一张明信片，塞进某个路人的口袋里；比如在人们轮流摸布拉格老城区查理大桥上的雕像时，跳进河里，永远不再上岸。那些难以命名的激情，与期待、梦、幻想混淆在一起，年轻的我随之历经了一次次破碎。我想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究竟是哪里，而我生活的上海又和它有什么样的关系。但随着我逐渐长大，答案竟越来越模糊。那种对更大城市的想象愈发抽象，甚至可以说变得迷幻。

迷幻，也是披头士后期作品的风格，在Love（《爱》）中收录了不少。很长一段时间，我喜欢那首I Am the Walrus（《我是海象》）。它很怪诞，同时又带有一种黏稠的甜蜜。约翰曾在后续的采访中谈到一句里面的歌词“I am the eggman”（我是蛋形人），他说这句歌词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首歌里，还有一句“See how they fly like Lucy in the sky”（看他们如何像露西一样飞在空中）。这几乎是一个彩蛋，因为在另一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就叫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有译作“缀满钻石天空下的露西”）。在前面提到过的动画电影Yellow Submarine里，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曾以非常具象化的形式被展现过。浅蓝色的天空中拼贴着白云与彩色六角星，拥有长卷发的露西缓缓飞过，身披着不断变化的波普圆点。尽管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第一次观看时，我仍然大受震撼。它打通了我对于“未来”的感觉——这种时空形态，同样蕴含着我对于一座比我所生活的上海更先锋的城市的想象。实际上，一座城市的精髓并不在于居民出门便被摩天大楼包围，或是拥有高科技的生活资源，而在于他们在城市环境的启发下，俘获何种视角，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几年后，当我读到菲茨杰拉德的The Diamond as Big as the Ritz（《一颗像里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时，也想起了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菲茨杰拉德很擅长模糊虚与实的边界，往往人物不经意间，就错踏入梦中。在超感官的层面，小说与歌曲呈现了某种相近。

三

作为一名资深粉丝，我拥有披头士的许多专辑。二〇一三年朋友去利物浦，甚至替我带回了那套The Beatles Stereo Box Set（《披头士立体声录音室专辑全集》）。只是时过境迁，如今听得很少了。但披头士的绝大部分歌，我都能顺口唱出来，它们在我对超级城市的幻想中撒下的调料仍旧有味。

好些年里，我不断寻访世界的各个地方。我想置身其中，短暂地生活一阵，看哪里更接近我想象中的“城市”。我痴迷在城市中游荡，在每一座城市都留下了清晰而独特的印记。到后来，评选那个“最”显然已毫无必要。大约在出版小说集《晚春》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书写城市的秘诀并不是让故事发生在城市里。换句话说，城市绝不仅仅体现在题材上。归根结底，它指向的是一种体验的方式；需要作者在把握外在感觉时，在充足的城市经验之中将其反刍成文字。有时，这取决于作者自己的选择。假如作者更眷恋山野、乡镇，即使他在城市中生活多年，那些经验也难以生效。它是无法作假的，假如你的名字不记在“城市”之下，你没有办法写出城市的真实。当然，城市不是唯一值得书写的，城市之外仍然有很多选择。摸到了某种根系之后，我与编辑商量，将《晚春》设计成一本以“城市”为核心的小说集。每个故事都与一座城市相关，无论是地域上的还是气质上的。编辑们别出心裁，还将目录做成了一张地图的形状。

写《开罗紫玫瑰》时，我还没去过开罗，到今年春节才出发前往。同行一共四人，负责安排住宿的朋友把酒店订在了金字塔对面。夜里，我们喝着数倍于原价的啤酒，坐在露台上看金字塔。我想到在披头士乐队解散前，他们曾构想过一个非常宏大的告别仪式，即在金字塔脚下举办一场盛大的告别音乐会。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可能就像他们编织过的许多梦一样，消散在宇宙深处。金字塔在烈日下很威严，仿佛一道存在许久但尚未被破译的神谕，入夜以后却显得神秘，甚至有些难言的感伤。你只能远远望着它，趁微醺与亲近的朋友说一些胡话，用来逃避笼罩在心灵之上的永恒的沉默。第二天，我们去哈利利市场时，穿过了著名的死人城。死人城是一片庞大的陵墓群，曾安葬诸多位高权重的灵魂。我们途经马穆鲁克王朝苏丹和贵族们的皇家陵区，陵寝华丽，令人叹为观止。最初，住在这里的只有世代守墓人。到了近代，开罗人口激增，买不起房的穷人大量涌入，使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之一。邮局、学校、商店，应有尽有。在死亡之上，人们凭借最后的尊严生活。开罗是一座让我震撼的城市，它承担着时间之力，并因此被延展得很宽阔。与欧洲那些古城不同，时间在此不显示为浩瀚的遗迹。它更切实，贴近人们分裂的生活，将混乱的事物放置在它们应有的位置。离开开罗前，有一位朋友的钱还没用完，打算在机场花掉。在埃及，有一种非常热门的纪念品，是印在莎草纸上的金字塔壁画。朋友准备买一张，但钱还有不少剩余。店员建议我们把四个人的名字一起印在画上，作为旅行的纪念品。我们连连摆手，开玩笑说，我们不想一起被超度。这一刻，对死亡的恐惧似乎被现实消解了。

圣彼得堡也是我常会想起的城市。初次去是二〇一八年，和中学时代的好朋友。我们都比较随性，有时会做出一些无厘头的事情来。抵达圣彼得堡的第一天，我们Wi-Fi的电没有充满，晚饭后就使用殆尽。我们喝多了，却自信可以原路返回，结果远远高估了自己的记忆力。天空飘起细雨，我们仍不着急，甚至去超市里买了大袋的食物。出门时，雨势渐大。酒还没有醒，路越走越远。路上几乎没人，就算有也不通语言。我们只记得住处附近有一座桥，谁知丰坦卡河上有那么多座桥，而且在夜里看起来没多大差别。于是，我们在大雨中到处摸索，整整两个小时后，终于回到住处。那次旅行的意外层出不穷，我们冲动消费，在一家西餐馆充了储值卡。或许因为是两个女孩出行，又历经了种种骗局。在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天，我们买了鲜花和小猫罐头，与住了一周的民宿告别。几年后，我才读到布罗茨基的《一座城市的改名指南》，更加深了对圣彼得堡恢宏、壮烈的印象。涅瓦大街两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平静地伫立着。我想象白夜来临时，它们如何在夜里也闪烁着庄严的光线。楼的倒影落在涅瓦河上，因为太过明亮而显得轻盈。如布罗茨基所说：“在这样的夜晚，很难睡得着觉，因为光太猛，也因为任何梦都比不上这种现实。”可惜我从未在这座城市里见过白夜。前年复往时，见证了午夜涅瓦河上的“开桥”。同行的朋友喝多了酒，但坚持要在凌晨两点出门看开桥。她如此热烈坦然，我几乎受着某种生命力的鼓舞。一群人摇摇晃晃出门，经过斯芬克斯像，经过最后一夜明媚的灯光。桥墩慢慢打开，尽管只有中间一小截。我们不知道在为什么欢呼，所有人都很高兴，那样的夜几乎是隶属于永恒的。

四

许许多多城市，能记下的不过是零星碎片。

在一篇叫《白马》的小说中，我写到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去小城市打工的女孩，第一次见到百货公司：

站在商场门口，她想起这些年来听闻的、从电视或报纸上看到的各种商场，头一次感到自己生活的小城并不是孤立的。它和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发生着关联，巴黎、纽约、伦敦、罗马、东京、上海，恢宏的现代奏鸣曲正从这些最振奋人心的地方流向这里。而她，罗珍妮，位于一处通往未来的甬道入口。她将变得明亮、耀眼，从局促的环境中获得假释。

我时常想起这个场景。它是完全虚构的，却那样激动人心。也许那就是城市赋予我的感受之一：存在不再是孤立的。现代化的血脉即将流通，一座小城市，和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发生着关联。

作为结尾，我想讲一讲披头士的结局。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经历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恋情，在一九八〇年冬天的深夜，被一个叫马克·大卫·查普曼的人枪杀。一九八三年，苏格兰女歌手麦琪·莱莉发表了一首Moonlight Shadow（《月光之影》），讲述的就是列侬之死。乔治·哈里森拥有了大把探索宗教与心灵的时间，写出了新的歌曲，在五十八岁那年因癌症而去世。保罗·麦卡特尼还很活跃，他一看就是那种可以活很久的人。他曾在二〇一四年致电洛杉矶公共电台，感谢他们常播放他的新歌。二〇〇七年，他发布了一张专辑Memory Almost Full（《记忆将满》），据说这些字母可以重新拼写，组成“For my soulmate L.L.M.”——献给他早逝的妻子琳达·路易丝·麦卡特尼。林戈·斯塔尔则获得了真正的创作自由，我很喜欢他写的那首Octopus Garden（《章鱼公园》），并将其用作邮箱名，有时会收到读者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