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语丨翟文铖

在我的意识中，东君是“70后”作家中的一员，却也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读了这篇《痣》，更强化了这种印象。

老严是个什么人？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也是一个生活的智者。对于人生和社会，他都看得通透。他能入乎其内，身边总能聚着一帮人，让人想起儒家的“和”字；他又能出乎其外，于喧哗之中超然物外，让人想起道家的“隐”字。作品有点魔幻，但又未走得太远，收放适度。叙述很有特点，视角和话语都出自“我”——这个“我”略显聒噪：让什么突显，让什么模糊，全凭着自己的性子。穿越现代的表象，这个作品骨子里效法的是传统的笔记小说，意到笔随，专以风神取胜。

东君的创作谈《“果戈理的妻子”与AI写作》写得并不规矩，思考的是一个无比严肃的课题：AI时代的写作。何锦顶的《“讲”与“听”》对东君作品的审美特色做了俯瞰，颇具艺术启迪。《众说东君》由斯继东、孙良好、谢宗玉三人的三篇短章汇聚而成，作者有学者，有作家，多重聚焦，各有见地。

痣

□东  君

1. 老严跟所有我们称之为老严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唯独不同的是，他戴着一双老式的大号眼镜。让人感觉那是一双戴在眼睛上的玻璃手铐，以免目光游离。镜片不太清晰，这使得阳光下猛然收缩的眼瞳四周仿佛蒙上了一层灰影。他朝我们这边看时，目光是冰冷的。匆匆瞥上一眼，他又偏过头去，好像不太习惯被人从正面凝视，神情中带有几分公务员的端肃与谨慎。那时我虽说近视两百多度，却从未戴过眼镜。我对某一类戴眼镜的人始终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偏见。想想吧，目光透过玻璃来看人，其本身就带有玻璃的锋利。这样的人一开始往往难以接近，因为他的眼睛是隔着玻璃跟你说话的。那一回，如果不是画家老于拉着我走上前去跟老严打招呼，我想我跟他的相识可能会推后几年。老严向我点点头，表示打过照面了。也没说几句话，他又低头走开了。

2. 我是个脸盲症患者，偏偏又选择了摄影师这个职业。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我是个摄影师，偏偏又患有脸盲症。我拍过不知多少人的面孔，老严只是其中一个。那天，老严在我的照相馆里拍完证件照，整整衣裳，对我说能不能把他脸上的痣修掉。我说，你拍的是证件照，修改脸部特征恐怕会带来身份核验的麻烦。他摸了摸那颗痣，轻轻地嗯了一声。

3. 一颗安静的痣，在他下巴的位置，就像某个球状物投下的影子。

4. 老严长什么模样，我很快又淡忘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没再联系。有一回，在画家老于那里再次听到老严的名字——他的名字平平无奇，这里不提也罢——便隐隐约约想起了他。然而，印象还是模糊。及至听老于聊起他的一些趣事时，我脑子里忽而蹦出一颗痣来。这颗痣十分妥帖地安在一个人的下巴上，不偏不倚。渐渐地，围绕着这颗痣，他的脸就出现了，由嘴唇、眼睛、鼻子组成的脸也就变得愈发清晰了。脸盲如我，总算是想起了老严的脸。

5. 有一天，我正坐在电脑屏幕前戴着耳机观看一部科幻电影，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一阵脚步声。摘下耳机，回头，并没有发现什么人进入房间。刚戴上耳机，桌上手机铃响。拇指划过绿键，按免提，随即听到有人问：喂——您好，我是老严，还记得吗？

6. 哦，老严，我记得他略显沙哑的声音，但一时间还是想不起他的容貌。我在电话中顺便向他打听久疏问候的画家老于，老严说他已经失踪多年，其间还换了两回手机号码。他随即给我报了老于的手机新号。我早些年就听老于说过，老严喜欢在手心记别人的电话号码，有时手头即便有笔，他也不用，而是用手指蘸着茶杯里的水渍在桌板上写。只要写过一遍，他就记住了。

7. 老严的手机号码没变，工作也没变。略有变动的是他的职务——他已从普通职员提升为副主任（主任空缺）。

8. 每回有领导走马上任，老严都会请我过去给领导班子拍一张照；有时单位里召开年会，也会请我拍集体照。重要的人物一般都是坐着的，站着的人物一般都是次要的。老严是次要中的次要，他总是站在后排的角落里，缩着脑袋，仿佛生怕被人发现。

9. 我已忘了给老严那个单位拍过多少次集体照。老严曾指着一张集体照里坐在中间位置、下巴肥厚的领导说，他出事了，是他妻子举报的。我还记得这个领导在合影之前讲了一大通话，至于他讲些什么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合影之后所有人都匆匆离开了，夕阳下的白色椅子并排立着，如同墓碑。

10. 这个落马的领导名叫陶菊隐。老严露出一脸不屑，说，他又白又胖，怎么可以叫陶菊隐呢？

11. 跟老严来往的朋友大都是一些小职员。他们跟老严一样，有着平平无奇的名字与相貌。

12. 有几个老严的朋友，平素有事没事总要来他的办公室走一遭，仿佛那几张旧椅子就是为他们准备的。他们在那里坐着，不说话，只是喝茶灌水、抽烟、发呆。过了许久，就摁灭烟头，拍拍屁股，走掉。老严仍然坐在那个阴暗的角落。唯一挪动的是墙上的阳光。我也喜欢找老严聊天，因为他有一双善于聆听的耳朵。我所知道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一些找老严聊天的人后来总能跟另一些找老严聊天的人聊到一块，且形成一个烟圈般可以时聚时散的闲聊圈子。而老严呢，就躲在这些圈子的边缘，更多的时候，他能十分得体地保持着一种把一切了然于胸却又不愿说破的缄默。

13. 坐在老严对面的是一位单位聘请过来的老顾问。老严每回跟我提起那位老顾问就会肃然起敬地说，他很了得，他连白宫的秘密都略知一二。显然，老严觉得自己跟他有“差距”（其间的“差距”不仅仅是一张办公桌）。老顾问开口说话，老严便洗耳恭听。老严由此发现自己是一个无知的人，索性摆出一副小学生的模样。跟老顾问来往的，多半是一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文化人。

14. 上一刻他们还刚刚谈到忽必烈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海滩上发生的激战，下一刻就聊起了六千六百万年前导致恐龙灭绝的那次小行星撞击。

15. 他们聊天的时候，老严除了泡茶、递烟、微笑，其间很少插嘴；有时也会悄无声息地从他们当中抽身出来，回到自己孤独的世界中去。别人的谈话与他无关了。政治人物或明星的八卦与他无关了。

16. 如果让我为老严画一张肖像，我会毫不犹豫地为他画一幅侧面像，除了夸大他的鼻子和眼镜，我还得设法用夸张的线条来表现他的走路姿势。老严的走路姿势很独特，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如果他迎面向我走来，我通常只能看到他三分之二的侧面，因为他是习惯于侧身走路的，仿佛那条大马路在他眼中只是一条狭小的通道，而它的尽头必然是一扇窄门。他走动时双臂摆动的幅度极小，步幅也不大，循着笔直的路线缓慢地移动。换成一种诗意的讲法，那是一种静止的行走。老严跟我走在一起，步子总显得有些缓慢（一种与年龄无关的缓慢）。一个人拖着自己的影子走路似乎也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提脚、抬膝、起步、交叉双腿，每一个动作都在关节处得以延宕、减缓。当他慢下来的时候，你会觉着他身边的事物突然加速了。

17. 老严，一个简单的人。一个试图从人际关系复杂的环境里退出来，在某个角落安顿自己的人。对他来说，每天例行公事、写公文，只是简单的重复，也没有耗费多少心力。跟别人不同的是，在电脑盛行的年代，他仍用手写，写完了，自己誊抄一遍，交给文员打字。领导审读，也只是略改几句。因此，在领导的心目中，他是一个颇为称职的文字工作者。他给单位写过标语，欧体，笔笔中锋，有板有眼，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他知道什么话不该说，懂得微笑与沉默的好处。他很少外出应酬、交游。也很少锻炼。散步止于两三里，酒止于微醺，烟止于三五支。一日三餐也简单：早上在家吃粥，中午吃食堂，下班后自己做点简餐（素多荤少）。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及的习惯：每天晨起，他会用慢火煮鸡蛋一枚，犹如老道炼丹。很难说这个习惯是否跟养生有关。他跟别人说话，用词也很简单，近乎吝啬。有些话，原本是要用一连串词语作前后缀的，他却把它浓缩成一两个词，就像是英文中的缩写，就像是行走时的跳跃。

18. 一个性子迟缓的人总能牢牢地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他不会无缘无故地为某个生活目标加速而滑出太远。有一回，我陪同老严外出踩点，他得了空闲，便独自一人去陌生的地方闲逛。他一边抽着烟，一边闲荡。他就那样漫不经心地顺着手头那一缕烟所指的方向往前走，走得很慢，但比我走得更远。他似乎走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时他就长时间地站在某个十字路口，让诸物都跟他保持一种可供观察的距离。他的手臂另一端仿佛永远是一支烟，仿佛还冒着细小的思绪的火花。他打量着每一个行人的形态举止，这样持续了一会儿，就可以约略地在脑中辨别出这个或那个人大抵属于哪一种类型——他就像熟悉自己的十根手指那样熟悉每一种类型的人——这一点，在他之后的描述中有所体现。很多人都对运动的事物感兴趣，而老严更倾向于静止的事物。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对那些在我看来近乎乏味的事物都会产生兴趣：电器广告牌、垃圾、电线、报纸的中缝、墙壁上的污痕、水泥地上的痰迹。这种分散的观望集中在某一点时，就如同经过定影处理一般深深地印在他脑中。他有时会为目之所遇的事物（包括电线杆上的电话号码）罗列出一张冗长的清单。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谨小慎微的统计员、没有任何企图的目击证人。

19. 生活中的老严永远是那副淡定、自足的样子：失意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得意的时候也不会忘乎所以。在他感觉很糟心（这是他时常提到的一个方言词汇）的年头里，他也很少跟我们表露内心的一些想法。

20. 有一次，老严给我打来电话——嗓音一如既往地沙哑——说是要拍一张结婚照。可是，过了一周，也没见他带着自己的另一半过来拍照；再过一个月，还是没见踪影。一年后，一个有月的夜晚，我在一条散发着桂香的公园小径里见到了老严，他正佝偻着背，踽踽独行。对于一个孤独的男人来说，再圆的月亮也是残缺的。

21. 老严再次来到我所在的东门街照相馆拍证件照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下巴上那颗痣不见了，左脸法令纹中间却多了一颗痣。其间时隔十余年。我，一个脸盲症患者，何以记得这么清晰呢？这也是一件让我纳闷的事。当我告诉他这一发现时，他只是淡淡一笑。

22. 老严说，这颗痣是胎里带的，起初极小，长在脸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念小学时，体弱多病，得了百日咳，没治好，就落下了哮喘的慢性病，后来吃再多的药也不管用。有一回，他的祖母让一位算命先生给他看相。算命先生说，孩子的痣长在鼻侧，容易招病。这位算命先生真是博学，他知道周文王胸口有一颗痣，安禄山双脚的脚底板上各有一痣，他还知道痣长在什么地方是善痣，长在什么地方是恶痣。经算命先生一说，老严，不，小严也感觉这颗痣有些不妙。怎么办呢？祖母有些焦急，求化解之计。算命先生捋了捋胡须——好像所有的算命先生都喜欢留一撮胡须——告诉祖母应该怎样怎样。

23. 老严说，更神奇的事还在后头。他脸上这颗痣跟别人不同，就像天上的星星，会在不知不觉间移动。起初它长在鼻侧，但读大学那年，这颗痣竟移到了人中的位置。相书上说，痣若出现在人中的位置，不是好兆头。他在大学期间接受过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他不相信相书上讲的那些鬼话，直到他两度失恋之后，就开始坐到镜子前，重新打量自己。这颗痣，就这么不明不白地长在人中的位置，凸显出他脸上的不安。

24. 老严讲话有凉意。但不是风凉话。这里所谓的凉意，即指他讲什么话都那么散淡。按照老严的讲法，每个人身上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令自己费解的问题，有些问题是看得见的，有些问题是看不见的。有时候你不加理会，这些问题也许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当然，他讲的就是这颗痣。一颗堪称奇妙的痣。一颗痣怎么会在脸上任意移动？我很惊讶。但他告诉我，如果你了解到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上大陆板块会任意漂移，也就会对此释然。

25. 在他脸上，一颗痣露出了异样的表情。我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它仿佛猛地收缩一下，随即又缓缓舒展开来。

26. 相书上说，一个人如果脸上有痣，会在身体上出现对应的痣，是这样的吗？我问。老严笑而不答。但他喝完一杯茶后告诉我，这个现象有点神秘难解。有时我想，这就像我们在地图上也会发现两个国家或地区近似镜像的地貌。万物之间，总是有那么一种微妙的关联。我的脚趾头踢到桌脚时，也许会惊动了西半球一个正在熟睡的人。

27. 老严说，他曾找到一位算命先生，用草药点掉了长在人中的痣。可是，没多久，这颗痣又回来了，出现在嘴角的位置。再后来，又滑到了下巴，就像从嘴角不慎掉出来的饭粒。

28. 他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照片排列在一起就惊讶地发现：鼻侧的痣先是移到人中，然后又从人中移到嘴角，三十岁之后又从嘴角移到下巴、法令纹，进入中年——姑且以四十岁为临界点——它又移到颧骨、眼角，而且，移动的速度似乎也加快了。

29. 这颗痣在他脸上出现、移动、消失，再出现、移动，也许正如他本人所说，是对应天上的某种星相。

30. 我也跟老严格谈到一件让自己大惑不解的事：这么多年来，我时常听到楼上传来拍皮球的声响，不重，但有些沉闷。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就上去敲楼上住户的房门。没人应声。一边的邻居告诉我，这户人家一直在外省做生意，里面没住人。小孩呢？也没有。

31. 医生说我可能患有幻听。这种声音不是来自耳朵，而是大脑皮层的异常放电。我曾困惑于此，但时日久了也就安于自身的怪病带来的种种不适。

32. 某年岁暮，老严跟我坐在照相馆里喝茶时，告诉我这样一桩同样令人大惑不解的事：半个月前的黄昏时分，他走在县前路的人群中，忽然听到母亲喊他的声音。就那么一声，水滴一样清晰。他环顾四周，没看到母亲的身影。过了一会儿，他接到父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母亲走了，弥留那一刻还呼唤着他的名字。老严说，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幻听，还是一种亲人之间的神秘感应。那一阵子，老严脸上的痣显得格外黯淡。时隔两三年，它才恢复早前的亮色。不过，它给我带来的暗示，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对老严以及跟他相关的一些人的认识。我后来给人拍照时总是特别留意他们脸上是否有一颗痣。熟悉的痣，陌生的面孔。我也会比较这一颗痣会与那一颗痣有什么不同。

33. 画家老于，我和老严共同的朋友，在我的照相馆里拍了一张证件照后就消失了。他消失多年之后，又突然在本城的一家画廊出现。他带来了洋酒和荤笑话，也算是给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活泼的气息。老于着布衣、留胡子，有山林气息，却喜欢周旋在灯红酒绿间。没过多久，他又消失了。老严跟老于是亲戚，而我跟老于是发小，因此，我们每次聊天总是绕不开老于，仿佛他还在我们中间。

34. 跟画家老于一样，我常常生活在雾状的时间里，迷茫于过往，看不清未来。但老严显然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他坐在办公室里，隔着一堵墙也可以一眼看到自己的未来。有些话说过无数遍，但还是要说；有些事做过无数遍，但还是要做。他说，人生就是在单调的重复中一步步走向终点。

35. 大约有七八年时间，我离开本城，去西北一座城市谋生。七八年后，我口袋里的钱跟七八年前一样，不多也不少。我把这件事归结于自己在关键时刻总是缺点运气。我带着一身风沙回到老家时，在老城区一家小酒馆见到了老严。正是寒冬，屋外飘着几片单调的雪花。我们坐下来，点了几个菜、一瓶米酒，冰冷的舌头被酒精浇过之后渐渐活泛起来。老严指着我鬓边的几茎白发说，这些年应该吃了不少苦头吧。我点点头说，老县城没变，你好像也没变。是的，老严还是十年前的老样子，戴着一双老式的大号眼镜，目光平静，带着一点冷寂意味。不，我也变了，老严说，你看到了吗？这颗痣现在已经移到了眉心的位置。

36. 喝酒的时候，老严的嘴里冒出阴郁的笑声。我坐在他面前，吞云吐雾，想象着一颗星在天上默然移动。

37. 我又在老城区的西门街开起了一家照相馆，店名跟七八年前一样，营业范围也大致一样。除了偶尔接到外拍任务，我大部分时间就守在店里。我身兼门店接待员、摄影师、后期修图师等，虽说足不出户，却有奔波之苦。日复一日的劳作带来的灰尘般的虚无感时常在我的生活中弥漫，但我总能借由烟酒茶水和一堆闲话来打发。老严和三两朋友偶尔会到我店堂小坐。老城区的风气、老朋友的脾气，我都是很熟悉的。但凡熟悉的，都是可以接受的。

38. 老严退休之后，就在自己家附近租了一个小套间，小套间里面有一个办公室，所有的陈设跟原单位几乎一模一样。当然，这个办公室不是用来办公的。那年冬天，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一进门就感觉有一股寒气扑面而至。他的胡子尚未刮过，脸皮粗硬，微微泛着青气。一颗痣，如同一枚钉子，把一副缺乏变化的表情固定在他的脸上。他没笑，但也并非漠然。喜怒不形于色，大概就是指他这种人吧。他跟很多老派的南方人一样，冬天不太习惯开空调。在略显阴冷的房间里，他就穿着一件陈旧的阴丹士林蓝棉布衣，佝偻着腰，坐在背光的位置。见我进来，他缓慢起身，又缓慢转身，泡茶，问候，待客之道不冷不热。然后，坐下，恢复原先的坐姿。正如他一成不变的行走姿势一样，他的坐姿也很少改变。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就那么坐着，连全身的关节都要坐成木椅的一部分了。那时我才明白，他的行姿与坐姿正是他的坚忍性格的一种外化，由此而生发开来的一系列动作也便有了内在的连续性。也就是说，老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他的日常生活的完整不会被外人轻而易举地搅乱。就像是一个天平，微小的扰动之后它又会回复平衡状态。

39. 每天清晨，老严都会去河边走走。他常常像一只孤独的鹤，观望着树下打太极的老人，并且喜欢站在岸边，研究一条河流的运动方式。

40. 渐渐地，他眉心那颗痣的颜色由灰暗而变得红润，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盘腿坐在太阳底下，神游物外。死痣也可以盘活，老严说，就跟盘串一样。经他这么一说，我就顿觉这颗痣有了几分清贵之气。

41. 老严自从进入退休的行列，也常常出现在送葬的行列。有一回，我在一支送葬队伍里遇见老严，他的脸色真难看，像个死者家属。我问老严跟死者之间有什么交往，老严说，没什么交往，今早出来买早餐，看到灵车的遗照，觉着面熟，就顺便送了一程。

42. 有一天，老严找到了我，说要拍一张头像照，用作灵堂的遗照。我吓了一跳。他接着向我解释：一个月前，他的父亲走了，让他深感遗憾的一件事就是，父亲走了之后他竟翻找不到一张像样的照片用作遗照。生命无常，谁也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两腿一伸就走掉，他想给身在国外的儿子留下一点什么，包括一张像样的照片。

43. 按下快门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我也有过一个父亲的。我已经记不起他的面貌，但我隐隐约约能记起那张老照片的表面颗粒和它磨损过的痕迹。

44. 吃饭的时候我们再次谈到死亡。慢慢地，他的镜片上呈现雾状的忧伤。

45.现在，这颗痣已经爬到了他眉弓上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