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暗香来
时光荏苒，倏忽间已到了2026年。春暖花开之际，午后徜徉在复旦校园中，光华楼前大草坪一侧数簇繁盛的樱花树下，一张张年轻而陌生的面容闪掠而过。尽管他们流露出些许迷惘焦虑的神色，但浑身上下还是流溢出饱满的青春热力。长年待在校园中一个最大的优势在于每年都见得到新鲜的面孔，嗅吸到活力满满的气息：这大概是学校被人戏称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真义了。而我自己则已不知不觉间步入了老年，心中陡然生出岁月忽已晚的感慨。时至清明，猛然想起潘旭澜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有20年了。
2006年，恍然间就浮现在眼前，带着它特有的光影、色泽与风风雨雨。20年前，在百年校庆后，竣工落成已近一整年的光华楼内装修完成，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办公室已在这一年迁入其间。也就是那一年的春天，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师生们的耳畔：潘先生罹患晚期癌症入院治疗。一天下午，我和严锋、张新颖等人一同去新华医院探望。潘先生身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原本清癯的面容平添了几分憔悴。他语气平缓地和我们交谈，时不时显出倦容。虽然身染沉疴，他还惦记着毕生钟爱的学术研究。记得严锋兄当时劝潘先生先不要太操心学术上的事，养好病最要紧。走出病房大楼，我们几个黯然无语，只能在心里默祷：期望潘先生病情能一天天趋于好转。
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发生。那年7月1日凌晨，潘先生撒手人寰，走完了他历经坎坷磨难的人生旅程，永远离开了他的亲人、友朋和众多后辈学子。我自幼起参加过林林总总的葬礼，而数日后在宝兴殡仪馆举行的潘先生的送别仪式格外让人动容：告别厅前后左右摆放着的花圈花篮，披垂而下的挽联，人们肃穆冷凝的表情，家人悲恸欲绝的神色。在这样一个尚处于黄梅雨季、但暑热已峥嵘初露的下午，大家送别了潘先生。
我在复旦中文系读本科期间，虽然早已风闻潘先生大名，但由于其间潘先生去日本关西大学讲学，没有选读过他的课。潘先生的职业生涯的升迁也颇有传奇色彩，他自上世纪50年代中叶毕业留校任教，助教一做竟长达22年，这恐怕也创下了高等教育史上一个罕有的纪录。80年代中叶，他荣升教授，并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国内高校第一个中国当代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我多次在校园中远远看到他高大的身影，他的目光里衍射出一种罕有的犀利之光，能刺破一切面具和伪饰。青春期的羞赧使我没有鼓起勇气，主动上前和他攀谈。
在随后的几年中，在一些场合我多次见到潘先生，但都没有直接交谈。如今记忆犹新的是1988年春在复旦校园召开的1987年文学创作研讨会，那时正值新时期文学如火如荼之际，尤其是异军突起的新小说浪潮大面积刷新了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版图与风貌。会上潘先生以他独到的眼光和深厚的学养畅谈了他对近期文学创作态势的看法，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夸张言辞，但却切中肯綮，引人深思。就在那几年，学校成立了台湾香港文化研究所，潘先生出任首任所长。在他和诸多同仁的推动下，复旦和港台高校、文学界的交流日趋频繁、活跃；也正是在那一时期，台港文学作品开始大量引入内地，给饥渴躁动的文坛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新鲜空气。
我第一次与潘先生面对面交谈是在1989年。我那年6月硕士毕业，行将离开校园。我的硕士论文探讨的是苏联的文艺政策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间的内在联系。论文答辩通过之后，便呈交给中文系学位委员会。潘先生当年是系学位委员会委员，审议过后他托人给我传话，希望我送他一份论文。于是我由他指导的同窗好友王彬彬引导，去他在国权路的第四宿舍拜访。起先我心中还有几分局促不安，但在门厅中落座后心情便平静下来。大概是我论文的题目勾起了潘先生内心的诸多情思，他随手翻看着我呈上的那本装帧简陋的论文，尽兴聊了一会儿。不多久，我和彬彬便告辞出门。
随后几年我先是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又去美国读了两年书，其间一直没去拜望潘先生。1996年底我回复旦任教，又有较多的机会见到他，但大多只是点头打个招呼，随口聊上几句。1998年春节期间我随思和师去给贾植芳先生拜年，陪贾先生吃了午饭后，思和师说要去给潘先生拜个年。那时潘先生全家已搬到国福路上新建的第十二宿舍，和先前的居所相比气象焕然一新。坐在宽敞的客厅中，潘先生和思和师侃侃而谈，我大多时间在一旁静静听着。不久前，潘先生办妥了退休手续，而由他主编的皇皇巨著《新中国文学词典》也在数年前杀青付梓。为了这部词典的编纂，潘先生筚路蓝缕，殚精竭虑，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它以4200多个条目、180万字的篇幅完整呈现了1949至1989年四十年间新中国文学的全貌，网罗了作家作品、思潮运动、社团机构、期刊和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它甫一问世，便引来学界无数好评，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一座无法绕过的里程碑，为筑实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研究根基立下开山破石之功。据日后潘先生在文中回忆，在词典编纂期间，有一年春节师母带大女儿回福州老家，他和小女儿俩留在上海家中。看到父亲这些年的辛苦，小女儿噙着眼泪说，“爸，你以后再也别编这种该死的词典了”。小女儿的话一时间让潘先生无言以对，但他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巨大热忱使他怀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韧意志和毅力，数年内孜孜矻矻，和其他师友一同完成了这一世纪工程。如果放到今天，这本词典的编纂工作的繁复程度会减轻一些。要知道那时尚处于前电脑时代，计算机高效率处理文献的技术尚未普及，人工智能模型更是如天方夜谭。数千个条目的撰写，从资料的寻觅搜求整理，到用严谨公允平实的文字予以表述，全依仗肉身的手工操作。这对于当今已习惯了敲击键盘、复制粘贴乃至模型生成的人们，其付出的艰辛既可以想见，又难以完全真切地体味到。
我父亲和潘先生有着多年的同事之谊，但平日里交往不多。那天提到我父亲，潘先生沉吟片刻，说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几乎没有什么生活乐趣，难以想象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我淡然一笑，说父亲是个体质羸弱的人，能量偏低，所以没什么嗜好对他可能是件好事。过后潘先生还开了一瓶日本清酒，与思和师和我小酌了一番。
要说到身体，潘先生这一生也是多灾多难。他自幼体弱多病，留校后不久便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因劳累过度，竟然两次夜里突发疾病叫救护车送急诊。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他由于生活清苦，再加上精神上的压抑，有次胸腹部突发剧烈疼痛，到医院后诊断是十二指肠穿孔，引发了急性腹膜炎，手术时切除了百分之七十的胃。但他对教学研究的那股痴迷一如既往。据思和师回忆，当年学校青年老师上课的工作量以八比一计算，即上一小时课，算八小时工作量。但潘先生觉得八小时准备一节课怎么够，他自己当时是以三十小时来准备一节课。这在当今论文惟上、项目惟上的校园中，难免会被人当成匪夷所思的自残行为。
潘先生从90年代后期开始，便把主要精力投注于散文和历史随笔的写作中。他的散文题材多样，有旅日期间的见闻感受，对往昔生活踪迹的回忆，对家人亲友的深挚情感，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还有不少读书随笔杂记——它们折射出他那一代知识者的情怀与对历史的反思。而历史随笔《太平杂说》堪称是一部力作，读来更是令人生出振聋发聩之感。潘先生诚然并不是专攻太平军起义史的专家，他这本书既不系统也不全面，在那些满腹诗书的专家眼里，充其量只是野狐禅的狂言呓语。诚然，从专业角度看潘先生的确是那一领域的局外人，但正如潘先生《太平杂说》的“前言”中夫子自道：“有些学术领域，如果没有隔行者参与，本行的学人长期受圈内绝对主流观点的塑造、制约、熏染，很难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认识。即使有，受到种种‘关系’、利害的制约，很可能就欲说还休，胎死腹中。”这可谓一语中的。即便放到今天来看，潘先生对太平军起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审视有着其独到的目光。他并没有寻觅发掘出让人耳目一新、闻所未闻的天书秘籍，而是从《贼情汇纂》《李秀成供辞》《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这些史书出发，以敏锐的史识在三十余篇长短不一的文字中力破陈见，对太平军从兴盛到衰亡的方方面面作了鞭辟入里的评说，撕去了多年来盛行一时的美化伪饰的面纱，力图在读者面前还原出真实的历史面目。在潘先生这本书出版问世的200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由陈家林执导的46集电视剧《太平天国》。当时尚处于网络媒体的初级阶段，我应解放日报网站之邀，为每一集内容写上数百字的点评。我平素没有追剧的耐心，数十年来这还是我从头到尾完整看下来的惟一的一部电视剧。当年在写那些琐细的文字时，很多时候我也受到了潘先生的启发，尽管文字远不如他那么一针见血、痛快老辣。
潘先生曾在《精卫的梦》中谈及自己名字的由来。母亲告诉他是十月初九日出辰时出生的，九日、朝阳初升合凑在一起，便引出了“旭”字。然而，他成年后坎坷的命运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前半生经历艰辛，但并没有驯化出奴颜婢膝、谄媚逢迎的人格。他对上世纪90年代起便日益严重的学术腐败和学院政治中弥漫的诸多乌烟瘴气深恶痛绝，这再鲜明不过地体现出他身上独有的铮铮铁骨。孔子曾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在我眼里，潘先生身上“狂”与“狷”这两种元素兼而有之：在学术研究上他志向高远、勇于进取，而同时又洁身自好、孤傲自信。在当今流量为王、娱乐至死、为博眼球关注而死命搏击争抢的社会氛围中，他的为人处世方式洋溢着丰盈醇厚的古典风范，让人遥想起孟子尊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
潘先生离开我们已有20年了，他的言传身教，留下的文字，随着时光的流逝并没有消隐；相反，在昏黄苍茫的地平线上，显现出“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气骨神采。此时此刻，追想潘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翻读他独具慧眼、畅快淋漓的文章，在悄然弥漫开来的阵阵幽香中，我思忖、体味着生命、命运、学识与智慧这些大写的字眼，它们貌似玄奥抽象，但又时时悬浮在人们头顶，伴随着你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