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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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有些奇怪，用的是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的字迹熟悉而又陌生。信封右下角邮政编码上方，是手写的“宜良001号信箱”。宜良是地处昆明东南的一个郊县，离主城区六七十公里，我在那儿有熟人，但交往不深，如果有事，彼此也只是打个电话，谁会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封信呢？而且还是从一个语焉不详的地址寄出。我好奇，把那封信放在手里观察：右上角邮票那儿盖有圆形邮戳，上半部分环形的那行字是“宜良县邮政局”，下半部分环形的几个字是“永安路”，中间那排数字是信件寄出来的时间。尽管邮戳盖在两张邮票接缝处显得有些模糊，但仔细辨认，还是能看出那排数字是“2015.07.08”。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封信抵达我手中，比正常时间晚了半年。

如果不是那封信，也许我这辈子和许东生不会再有往来。自从朱雯的哥哥进了监狱，我和许东生之间几乎断了联系。有那么几年，他从我生活里消失了，也可以换种说法，我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那封信塞进单元楼楼口信箱的时候，我还在成都。是朱雯把《围棋天地》和许东生的信从信箱里取出，放在我卧室电脑桌上。与朱雯结婚于我来说是梅开二度，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女人，我们婚前谈好，每年我得抽几天时间单独陪陪我和前妻的女儿。2002年，我与她母亲解除婚约，心里一直觉得亏欠她。我与朱雯结婚时她进高中，后来考入川大，毕业后留在成都工作。如果不是有特殊的事抽不开身，我会在寒假期间去趟成都，陪她几天。暑假成都太热，虽然不是中国最热的城市，但对于常年生活在昆明的我来说，夏天的成都同样热得窒息。

2016年1月22日，我从成都飞往昆明。我之所以对那个日子记忆深刻，是因为那天是我五十岁的生日，我从此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从成都飞昆明的航班那时比现在多，我乘坐的是晚上从双流机场飞昆明的CA2541航班。

女儿租住的玉府花园小区离双流机场很近，每次我从成都返回昆明坐的都是这个航班，时间充裕，可以吃了晚饭再去机场。中午寒流就已经抵达成都平原，到了晚上，气温已经很低，我穿了件毛衣，还套上外套，可从屋里出来我仍然打了个冷噤。女儿见状反身回到屋里，再出来时手里拿了条灰色的羊绒围巾，当她把围巾围在我脖子上，耐心告诉我围巾的几种围法时，一种来自时间深处的伤感笼罩着我。三十年前，她母亲以同样的方式将一条围巾围在我脖子上，十九岁的姑娘，身上散发出玉米成熟时的清甜气息。我那时怎么也没想到，我与她的婚姻生活后来会一团糟。

飞机滑出机位，排队进入跑道，透过舷窗，我看到远方酡红色的天空。带有水汽的冷空气在城市灯光映照下，就是这种颜色。我预感到成都会在我离开的这天夜里降雪。成都海拔低，一年中下雪的次数少，偶尔有稀疏的雪花坠落，但地面温度高，雪花落到地面就融化，难以堆积起来。排队候飞时，雪终于零星飘落下来，想到要错过即将到来的这场大雪，我感到有些遗憾。很快，机身下传来发动机巨大的轰鸣，飞机一个激灵，在潮湿的跑道上突然加速，狂奔一段后它腾空而起，身体在摇晃中逐渐变得轻盈。飞机上升过程中，我注意到舷窗外一闪而过的雪花像急速坠落的遥远星辰。如果不是要赶回昆明，我真想留下来。我喜欢纷飞的大雪，一如北方沙漠地带的人们喜欢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

飞机钻进云雾，无形的气流横冲直撞，机身剧烈震动，连续下坠带来的失重感，让胆小的乘客发出尖叫，机载广播响起，里面传来悦耳的女声，说飞机上升过程中碰到了气流，让乘客系好安全带。我的心脏在飞机急速下坠过程中，好像要从口腔里跳出来，全身的血液瞬间汇聚到头顶，难受极了。我低下头，把脸埋在胸前的围巾里，试图捕捉女儿留在围巾上的气息。如果真的发生空难，我希望能够在一种我熟悉的气味中离开这个世界。好在几分钟的动荡、摇摆和跌落之后，飞机穿过了如野马一样奔腾的气流，从泥土一样厚重的云层中钻出。舷窗外的云雾散去，我看到满天的星辰，深蓝色的天宇里没有任何遮拦，它广阔无垠、通透，辽远而又神秘。

就在我乘坐的飞机往南飞行时，从北方过来的寒流已越过四川盆地，翻上了高耸的乌蒙山。舷窗外面，机身下是铺陈到远天的云海，晃眼看去，就像是夜晚宁静的雪原，古老、荒寂。雪原下的乌蒙山，是许东生的出生地。大学毕业前，同学临别留言，有人在他的笔记本扉页写了一首诗，我还记得其中的几句：

许多年

朋友们都已走散

孤零零的雨

落在了寂寞的广场。

在扉页上留言的是当年的校园诗人何松，他曾经来我们宿舍找过许东生，也下围棋，我曾与他手谈过。“许多年，写了一封封没贴足邮票的信，蛛网织满了邮箱，也没人在远方读到。”就在飞机穿过许东生故乡上空时，朱雯将信箱里的杂志和信件拿了回来，其中就有许东生寄给我的那封信。

一个钟头之后，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昆明长水机场，头顶的星空已经暗淡下来，取而代之的是酡红色的云团。莫非昆明今天夜里也要下雪？从飞机下来到摆渡车短短的几十米，北风强劲地刮着，再晚一会儿，飞机也许会因长水机场附近风速过快而改变降落的地点。风中，我脸上有针刺般的冰冷，是雪粒，稀少，像城市郊外偶尔闪现的萤火。

出租车驶往呈贡新区已近午夜，路上汽车稀少，车窗外是零星的建筑、黑暗的山头和远处静寂的村庄。呈贡原来是离昆明二三十公里的一个郊县，随着城区扩大，如今已成昆明的新城区。我赶到所住的博晖雅苑时，刚好是夜里十二点。

朱雯和孩子已入睡，我打开房门，轻手轻脚进到屋内。行李箱放在门口，等明天再收拾。我小心翼翼洗了把脸，来到书房，那也是我的卧室。最近两年，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原因，我的鼾声已经严重影响到朱雯的睡眠。我小心地把卧室的门关了，尽量不弄出声响。每次外出，无论时间长短，重新坐在书桌前，我都会产生错觉，好像我从来就没离开过这间屋子。靠墙的电脑桌上，我看到新一期《围棋天地》，下面露出牛皮纸信封的一角，我将它从杂志下面抽了出来。

撕开信封，里面有两张写满字的信纸，许东生在信里告诉我他进监狱的原因。他不认罪，服刑之后一直在申诉。之前，我隐约听说他出事，也问过几个我们彼此熟悉的朋友，但大家都不知道许东生究竟犯了什么罪。宜良001号信箱是他服刑的监狱地址。在信的结尾，他要我有空了给他寄几本书，他列了书名：《基督山伯爵》《日瓦戈医生》和《人生十八局》。

2

我与许东生相识于1983年。那年九月，陆续有人住进D大紧靠文化巷的305号宿舍。红色的砖楼、瓦顶、水泥浇筑的楼道、宿舍里长条木板铺就的地面、青春勃发的身体……一切都是那样让人感到新奇。晚秋，昆明的雨水变得稀少，阳光灿烂的日子多了起来。我们宿舍面西的砖墙经阳光的朗照，入夜时手摸上去，还能感觉得到与人体皮肤相近的温度。宿舍褐红色地面反射着光泽，我们住进宿舍前的那个假期，学校将地板新漆过。

屋子里放着四张用角钢焊接而成的高低床，绿色，床上铺有五层板和稻草垫，接下来的四年，无数的梦境会在那些床铺上重叠。宿舍里的同学，有来自云南红河的黄治孤，来自云南大理的秦逍遥，来自广西的豺狗，来自四川的麻秆……入学后，宿舍门左边的下床始终空着，我们便把那床当作堆杂物的地方。一天晚上，班主任带着许东生进来，他来自滇东北，背着行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脑后扎了一个小辫，感觉有些叛逆。

青春的生命迅速水乳交融。彼此熟悉后，才知道许东生推迟半个月来学校报到，皆因英雄救美而又力有不逮，被人按在水里呛出了肺炎。大学录取通知书统一寄到就读的学校，正是气候炎热的八月，位于学校一旁的游泳池有县城混混欺负同班女生，许东生出面制止，因实力悬殊而被几个混混摁在水里，年轻的肺灌进不少带有消毒液的池水，差点没有抢救过来。

是许东生提议为宿舍里每个人起一个诨名。的确，与诨名相比，我们的名字矜持而又平庸。父母想象力贫乏，让我们的名字寡淡无味。许东生说生可忍，但熟了就不可以忍。黄治孤喜欢下围棋，尤善治孤，与他父母所取的黄吉全有云泥之别；秦逍遥更不用说了，他叫秦家富，我们怀疑他是蔺且转世而来的。据他所说，他五岁便能够背诵庄子名篇《逍遥游》，庄子有明确记载的弟子只有蔺且，但为他起名秦逍遥还是秦蔺且，宿舍里的同学发生过激烈争论，结果还是支持叫秦逍遥的人多，叫起来顺口。至于来自广西的豺狗，坚决反对这个诨名，他是个金庸迷，入学前就读过金庸的所有小说。进大学后，每天还抱着金庸的小说看，温故知新。他也姓黄，自称黄药师，但大家都觉得还是豺狗这个诨名更适合他。此黄的额头宽，下巴却出奇的窄，两只招风耳长得远超眉线，的确与豺狗的脸神似。最初，我们叫他豺狗，他会翻一下白眼，不答应。但诨名嘛，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来自四川的麻秆，瘦而高，长得像衣架，他反对这个诨名的态度比豺狗还坚决。一米八的人，只有五十公斤重，他的梦想就是长胖一些。许东生对麻秆说，你都瘦成了一条反动标语，给祖国丢了脸，不叫麻秆叫什么？有本事你长到六十公斤，我们另给你起个光明正大的诨名！给许东生起诨名时，我们碰到了困难，总是很难找到一个与他特别匹配的诨名，什么马尾巴、长毛、独角兽……起了若干个诨名，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后来秦逍遥说，许东生其实很像头猛犸象。猛犸象的毛很长，许东生的毛同样长。我们是后来才知道，许东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在他之前已经有了三个姐姐，父母好不容易生下他这么一个男孩，梳个小辫是当地的风俗，目的是让他混迹于几个姐姐当中，好养。为了把那个小辫掩盖起来，他像当时的港台影星那样，留了几近肩头的长发。时隔多年，当我在昭通城的九龙山下看到那具出土的猛犸象骨骼时，我发现生命中其实有着神秘的巧合。至于我的诨名，暂时不告诉你们。

我们读的是中文系。大学四年，许东生与我在一个组。更准确地说，他是我的同桌。进校那年，“银河”计算机每秒运算都已经一亿次了，可讲台上老师端在手里的讲义还是十多年前写的，陈旧而枯燥，讲义纸张都已发黄。五十分钟的课对我们大多数同学来说都是个煎熬。留校教古代文学的一位女老师，敢于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叫作刘腮！我们都只敢交头接耳议论，只有许东生骂了一句脏话后，怒气冲冲地离开教室。

从那时起我们宿舍的人就开始疯狂逃课。大学第一个学期，我们宿舍好几个人挂了科。接下来的那个春节，我们都没有过好。新学年伊始，许东生说，挂科这种事情，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他建议我们像医生值夜班那样轮流去上课，去的目的，是要摸清期末考试的重点。有的大学老师心眼小，逃课人一多，他自尊心受到伤害，便会把当天的上课内容作为考试重点，面对坚守在教室里那些昏昏欲睡的学生，老师会对考试内容进行一些暗示。期末考试前，我们宿舍的同学会集中在一起，汇总听课时的信息，拟出一份复习提纲，揣测可能的考题。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大数据的雏形，总之，接下来几年，我们宿舍再也没人挂科。

3

自由就那么唾手可得。从无聊的考试里解放出来，我们闲极无聊，总得找点事来做，好在那时，学校里各种协会办得风生水起，什么武术协会、书法协会、演讲协会、合唱团、美术协会……当然还有文学社。他们都以发展会员为己任，我们刚进校就有各协会的人来宿舍游说。黄治孤问有没有围棋协会，有的话他就参加！结果是没有。麻秆参加了美术协会，他买了画板和水彩，酷爱画古代的仕女像，整天生活在聊斋里。至于许东生，理所当然进了学校的“花潮”文学社，那是因为校长李广田多年前曾写下过散文名篇《花潮》。只有秦逍遥对所有社团的诱惑无动于衷，他一门心思准备考研，我估计如果成立庄子研究会，他会参加。

除了轮值日去上课，秦逍遥整天泡在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这厮真有可能是蔺且转世。某天晚上，他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激动地宣布相对论的始祖不是爱因斯坦而是庄子！大家以为他走火入魔，可他把观点说出来，我们也都觉得有几分道理。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秦逍遥说，“你们想想，世界上哪有这么大的鱼、这么大的鸟？这不是相对论是什么？”

秦逍遥的观点，黄治孤不同意。他说，要说相对论的始祖，还轮不到庄子，尧才是。我们刚进校，黄治孤就弄了块围棋盘放在宿舍，常见他坐在桌子旁，对着一本围棋书，往棋盘上放一颗黑子，又放一颗白子。豺狗之前只见过象棋，没见过围棋，他说黄治孤这是在练“左右互搏”！他把黄治孤看成金庸小说里的周伯通。黄治孤白了豺狗一眼说，这叫打谱。因为黄治孤，除了豺狗和秦逍遥之外，我们宿舍的其他人一度迷上围棋。黄治孤说，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以闲其情。”秦逍遥说，尧造围棋就造围棋，与相对论有什么关系？黄治孤冷笑说道，你如果也下围棋，就知道围棋其实是门哲学，你只知道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来自西方的斯多亚学派，哪知道上古时期的尧已经用围棋表达了众生平等的观念！

我们只知道黄治孤整天琢磨围棋，对其他事情一窍不通，哪知他竟然知道什么斯多亚学派，着实让人刮目相看。黄治孤说，围棋的每枚棋子，大小一样，这意味着生命绝对平等，没有谁服从谁，谁统领谁，谁保卫谁的等级差别！

“围棋的平等意识，可与相对论扯不上任何关系！”秦逍遥不服气。

“你如果会下围棋，就不会说出如此无知的话来！”黄治孤抓了一把棋子放在棋盘上说道，“围棋的对弈，本质上是对弈的双方，借助棋子进行的一场关于哲学与生命的对话！”黄治孤突然间让我们觉得很高深，他说：“围棋的生与死、强与弱、缓与急、高与低、大与小、长与短、虚与实、利与弊、先与后、动与静、取与舍、得与失……这些对立而又统一的问题里，就包含有相对论！”

秦逍遥摇了摇头，表示不明白。

黄治孤摆弄着棋盘上的棋子，对许东生说：“猛犸象，围棋里所包含的相对论原理，你来告诉他！”

许东生那段时间在围棋上下了点苦功，棋力仅在黄治孤之下，他告诉秦逍遥，围棋以占地多少确定胜负，每颗子下到棋盘上，都要考虑它的大小，有的时候，看似小的棋，因为关系到死活与急所，所以实则大；而一些看似大的棋，因为脱离了急所，实则小。围棋上大与小、得与失、利与弊、取与舍等等，都是相对的。这样说你可能觉得抽象，如果你学会下围棋，一个月后，你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参加文学社的许东生，左手下围棋，右手写诗歌。20世纪80年代，昆明的每一所大学、每一所中专，甚至每所中学都有成立文学社，我们学校图书馆大门旁的橱窗里，常常有诗歌活动的海报张贴出来，搅动一池春水。彼时，遥远甘肃所办的《飞天》杂志开设的《大学生诗苑》栏目，那是无数爱诗者心中的圣殿，只要在上面发表几首诗，立即名满中国校园。

大三时，许东生所在的文学社办了一份社刊，取名为《地平线》，他当了主编。铅字印刷的小报，刊登会员的习作，在昆明高校的学生中传阅。那时，中国诗坛城头变换大王旗，数以百计的诗派，仿佛一夜之间从中国古老的土地下冒了出来：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日常主义、撒娇派……连云南东北部一座僻远的县城，也有人成立了滚石主义诗派。至于为何叫滚石主义诗派，其诗学主张是什么，创始人也说不清楚子丑寅卯，先把一个响亮的名字占上最重要。我记得，滚石主义诗派的创始人曾慕名前来宿舍寻找许东生，可许东生自从参加文学社，走位极为飘忽，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滚石主义创始人在宿舍等了一会儿，见许东生迟迟不归，向我要了一张信笺，一撕两半，随即在上面写了起来，并把那张便条蘸了口水，粘在许东生床头的墙上。此人离开宿舍后，我凑近看他留的便条，见上面写道：“老许，来访，未遇，甚憾！附诗一首，看能不能在你主编的《地平线》上发表？”

甘蔗

啊，甘蔗

你一节比一节甜。

诗很短，我不知道那段时间是不是流行短诗。反正北岛写的世界上最短的诗，我们都耳熟能详。《生活》：网。顾城的《一代人》也很短，全诗就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黄治孤从食堂打饭回来，听说来了位找许东生的诗人，还留下了两句诗，他好奇地凑过去看，突然一口饭喷了出来，骂道，妈的，这是什么狗屁诗！

不知道黄治孤为何有这么大的反应。他来自云南红河，家中种有甘蔗，可以说是吃着甘蔗甜美乳汁长大的。黄治孤说，甘蔗一节比一节甜，那要是倒过来吃呢？岂不是一节比一节不甜？秦逍遥则在一旁调侃：“相对论，相对论！”

4

都说大学是支临时组成的军队，几年后注定要解散。1987年4月，兰州大学研究先秦文学的硕导，专程坐飞机到昆明，面试秦逍遥。他对秦逍遥大学四年能够掌握如此扎实的先秦文学知识感到惊讶。面试通过，几个月后，秦逍遥去了遥远的西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秦逍遥在兰州生活了三年，硕士毕业后不顾导师留校任教的挽留，毅然去了位于中国地理位置最东的杭州，拜在楚辞学泰斗姜亮夫先生的门下读博，从此消失在浩如烟海的楚辞文献里。

我没有想到黄治孤会选择去西藏支边。他自小生活在云南南方，气候炎热，植物野蛮生长，却在大学毕业前报名去雪域高原工作，极大出乎我的意料。没人知道黄治孤去西藏的动机，莫非他爬上世界屋脊，只为将围棋传入西藏？

来自四川的麻秆填报的分配志愿让我觉得他特别陌生。麻秆来自四川自贡，小时候曾在成都生活过几年，寂静的深夜，他谈起过夫妻肺片、红油水饺、麻辣烫……除了气候差点，他说，成都可以说全面碾压昆明。我不明白他如果喜欢成都，为何高考后不填报成都的大学？我们都以为他结业后会希望分配到成都，但没有想到他会选择去怒江，而且要求去那条大江深处最偏远的一所小学当老师，也不知道他是受了什么蛊惑。当年，黄治孤和麻秆的选择被学校作为“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典型大加表扬。对今天的人来说，这种自讨苦吃的选择分明是大脑出了问题。可那一代人就这样，心中有时会把妄想当成梦想。

如果许东生选择去西藏我不会奇怪，毕竟20世纪80年代，西藏像块磁铁，吸引许多怀揣文学梦想的人前往。对内地人来说，那是块魔幻的土地，马原、马丽华，当然还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扎西达娃，他们以西藏为背景的小说和诗歌，让人耳目一新。更何况西藏还是大诗人仓央嘉措的故乡。“那一夜，我听了一宿梵唱，不为参悟，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仓央嘉措的诗，对无数写诗的人来说，是终身的召唤。可许东生什么地方也不想去，他只想分配在昆明。可是许东生缺课过多，受过警告处分，毕业前夕，他的档案已随分配通知，打包寄回到他老家的教育局。其实我们缺课都差不多，谁让他是诗人呢，显眼，只要不在教室，立即被老师发现。“许诗人今天又没来上课？”老师会提醒打考勤的同学。

大学毕业，许东生拒绝分配，选择留在昆明“抗战”，也就是说，他以放弃铁饭碗的决心，逼迫学校让步。许东生的父亲，因他抗拒分工气得发疯，曾坐车到昆明寻找儿子，要把儿子领回去报到。当时近百万人口的昆明是个大池塘，许东生像尾鱼，消失在这口池塘里，根本找不到他的半点踪迹。其实，许东生的父亲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听许东生说过，他父亲终其一生，都只是个民办教师，本来有转正机会，但一是要写申请，二是要参加考试，三是还得走一走教育局的关系。但许东生的父亲一样也不愿意做，他固执、认死理，觉得自己的教学成绩远超公办老师，转正理所当然。许东生毕业前，不愿意妥协的父亲结束了民办教师生涯，在家吃上软饭。所幸的是，许东生的母亲作为一个裁缝，开了家缝纫铺子，生意不错，不但养活了许东生四兄妹，还养活了许东生失业的父亲。

大学毕业，我通过亲戚的关系，到云南日报做了记者。那时我还真把新闻当成了事业，每天早上准时去单位，随时准备铁肩担道义。值班编辑给我分配采访任务，远郊的采访需要坐车，城里的采访我就骑自行车过去。那时记者真是个好职业，有些单位会在记者采访完塞个红包什么的，收入不错，我便在靠近滇池的大观路租了间房，每个星期，许东生都会来找我玩，后来干脆搬来与我住在一起。他漂在昆明，有时帮人代代课，有时给毫无名气的杂志写写文章，有时也跟我出去采访，回来还帮我把新闻稿件写了。半年后，他选择去了海南。

许东生离开昆明的那天下午，我向单位请了假，骑车送他去车站。他背了一个草绿色的军用防水背包，里面装了几套衣服和几本书。那时的昆明火车站，花五分钱就可以把人送到月台。望着许东生乘坐的那列绿色火车缓缓驶离车站，我心里空空荡荡。如果不是我在昆明有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我真希望能够和许东生一道离开昆明去远方。那种在朋友的注视下渐行渐远的身影，结局难料，本身就带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怆感。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悲怆感很动人，有女生会被男生这种去远方的选择感动，不惜以身相许。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那个年代，一个流浪诗人敢于扯开嗓子把“一无所有”唱得理直气壮。

许东生到那座岛不久，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设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有关海南的消息，像海浪一样拍岸而来，而我们都以为那座岛屿的工作机会将会比海边的沙粒还多。那时，海口公园外面的墙上，贴满招聘信息，幼儿园老师、行政秘书、建筑业工长、市场总监、餐馆领班、产品推销员……就是没有地方招聘诗人。为了省钱，许东生只得租住在海口郊外的新埠镇，每天一早骑辆二十元钱淘来的破旧自行车，穿过埠新大桥去城里碰运气。每天都有创富神话飞过琼州海峡传往全国各地，让无数不安分的灵魂夜不能寐。孔雀东南飞，椰林、沙滩、海浪、仙人掌……许东生给我写过几封信，诉说在那座岛屿的艰难，短短一年时间，他干过五六种工作，有的是人家不想让他继续干，有的是他自己不想干，为此我还去邮局，按他给我写信的地址，给他寄过两百块钱。记得那次从邮局出来，我站在新闻路街边，看街上人来人往，心中充满了疑问：既然那座岛屿遍地是机会，为何许东生一个机会也没撞到？就像当年我们考大学，有人英语试卷得了零分。六十分的选择题，一个人要有多“走运”，才可能在勾选ABCD的时候，成功绕开每一个正确答案？

后来，许东生在一家名为《海南之窗》的杂志找到工作，做文字编辑，算是与他大学专业勉强对口。在他给我的来信中不难发现有种否极泰来的感觉，他用不无欣喜的诗歌口吻描绘那座岛屿的美好前景，还热情邀我前往，说只要度过最初的适应期，那座岛屿的确遍地是机会，仿佛弯腰就能捡到黄金。

5

许东生应聘到《海南之窗》做编辑，主要任务是为杂志拉广告。编辑的底薪很低，但广告的提成很诱人，百分之三十。拉一万元广告进来，就有三千块的提成，仿佛《海南之窗》不是一本杂志，而是一道通向财富的大门。那时的许东生梦想迅速实现财富自由，成为一个不愁吃喝的诗人，却没有发现他虽然在一家杂志社供职，可那杂志压根儿与诗歌没半毛钱关系。每天，他包里装了单位介绍信和杂志的宣传材料，满头大汗跑政府机关、跑企事业单位、跑像雨后春笋那样冒出来的一个个民营公司，但一无所获。

作为男人，许东生拉广告没优势可言。当然，他也可以不去拉广告，而是每月领着那点可怜的编辑费艰难度日，那他去海南还有何意义？然而，杂志社那些年轻美丽的姑娘却过得风生水起。许东生不明白，为何一个单位能够拍板定夺的都是男人，而且是上了一点年纪的男人？女人不是能顶半边天嘛，只要海口的单位有一半是女人当家，他都不可能那样惨，入职几个月还没拉到一个广告。好在经历一次次挫折后，许东生终于开了张。他在来信中告诉我，他拉到的第一单广告，竟然是拜围棋所赐。许东生还深情地怀念起黄治孤，说不知道黄治孤在那座海拔三千多米的雪域高原，有没有将祖国优秀的围棋遗产发扬光大？

事情是这样的，海南建省后，迅速成为一座人潮拥挤的岛屿。有家新成立的国有燃料公司，迫切想露个脸，但杂志社一连派两个攻无不克的姑娘前去洽谈广告，均铩羽而归，还被燃料公司的杜总吐槽没有文化。杂志社不想丢失这个潜在的大客户，反其道而行之，将久未开张的许东生派去，死马当活马医。去之前，许东生认真做了广告文案，压根儿不相信自己能在挑剔的老总那儿拉到广告。

一见到杜总，许东生的心就凉了一半。杜总个子矮小，脸上还尽是麻子，可他眼睛里面的光带了种威严。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权力加持的。宾主坐下以后，杜总伸手要看广告文案，可是许东生被杜总身后墙上的一条横幅吸引住了。跑广告几十次，许东生进过一间间装修豪华的办公室，见到领导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的条幅，不是“上善若水”，就是“厚德载物”，要不就是“宁静致远”，可杜总头顶上挂着的却是“流水不争先”。许东生说，杜总，别人都是挂“厚德载物”，或者“上善若水”，您怎么挂了一幅“流水不争先”的条幅？

杜总用眼睛斜着看了许东生一眼，说法律也没说不准挂“流水不争先”的条幅。许东生说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杜总，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这也是《道德经》里的话，不过实践得最好的，当数日本的高川格先生，他创造了本因坊九连霸奇迹，莫非，杜总也下围棋？

“哦，你还知道是高川格先生的格言？”杜总的眼睛里放出光来。

“读大学的时候也下过围棋，知道高川格先生的棋风讲究的是顺其自然！”

聊起围棋，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似乎忘记了许东生来是谈广告的事。两人从高川格聊到被称为“剃刀”的坂田荣男，又聊到走宇宙流的武宫正树，再聊到吴清源、木谷实、藤泽秀行……他们都赞同围棋就是一门哲学。聊天中，许东生也获得杜总的一些信息。原来，杜总当年入职时也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不显山不露水，而是一点点积攒力量，最终成为一家国企的总经理，也算是“流水不争先”的实践者。两人聊到中午，杜总留许东生在公司吃了便餐，还一改睡午觉的习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与许东生手谈了一盘。许东生的棋力比杜总要稍差，但也并非没有胜机，玩的几处小手筋，让盯着棋盘的杜总脸色凝重。这盘棋许东生输得恰到好处，告别前，杜总伸手接过许东生递过来的广告文案，以一目十行的速度迅速瞄了一眼，没提出任何意见，爽快地在合同上签了字。

离开燃料公司，杜总亲自把许东生送出门外。不知是不是许东生推着的破旧自行车，让杜总想起自己年轻时的不易。他在与许东生握手告别时真诚地说，你要是哪天不乐意在杂志社了，可以来我公司，只要我还在这儿做老总，燃料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杜总的话，温暖了许东生好久。

三万广告费，按百分之三十提成，许东生到手九千元。在20世纪80年代末，那是一笔可观的钱，杂志的领导也由此对许东生刮目相看，不知道他用什么独门绝技搞定那位性格古怪的老总。许东生也故弄玄虚，没把下围棋的事告诉杂志领导，更没透露燃料公司杜总邀请他过去的事。拿到广告提成，许东生跑到百货公司，买了台东芝牌录像机寄给我。我记得那台录像机当时价格高得离谱，1980元，比我一年的工资还多。

许东生一单广告提成，是我几年的收入，这让我觉得当初应该辞职与他一块共闯海南。在那座陌生而又遥远的岛屿，他似乎正在一点点靠近自己的理想生活：挣足够的钱，实现财富自由，然后放开手脚写诗。而许东生，也从最早租住的新埠镇搬进海口城。之后，在给我寄来的信中，他的住址不停改变，一会儿文明中路，一会儿龙华路，一会儿明珠路，我不知道他为何要频繁改变地址。他最后给我寄来的那封信便是从明珠路寄来的，我按地址给他回了信，并在信中委婉流露去海南闯荡的意思，但许东生再没给我回信。几个月后，我写给他的信被退回，邮票下方盖了个红色的方框，里面是木刻的“查无此人”四个字。

许东生突然消失了，消失在海口那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再没有人与他有联系。但有关他的消息，却不时传来，有人说他去了海南澄迈县的永庆寺做了和尚，又有人说他加盟了一家远洋捕捞公司，终年漂泊在大海上，最离奇的说法是，他偷渡去了美国，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发牌。

6

新闻路报业尚都商住楼是云南日报的老地址，有那么一两年，几乎每个月，群工部都会收到一封来自许东生老家C县的举报信，当年他要是接受分配，十有八九会分到那个县的一个重要单位，毕竟那个年代大学生稀少。但许东生从原有轨道脱逃，跑到遥远的海南岛，让自己的人生彻底失去控制。

举报信由总编室转来，这种信报社每天都能收到一箩筐。来自许东生老家的举报信，反映的是烟农遭受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压级，另外就是强行规定烟农每年的种植面积和上交产量。上交的产量是固定了的，多了不行，少了更不行。我曾在一封举报信上，看到过烟农编的顺口溜：

一月发烟纸，二月扯膜纸，三月撒烟籽，四月砍竿子，五月栽烟晒破肩膀子，六月掰烟芽子，七月烤烟眼睛熏得像桃子，八月卖烟求那些大舅子，算账得张白条子，这些龟儿子，整他家老子，农民不种烟，烟草公司吃卵子！

连续的举报信引起报社领导的重视，社里派群工部的资深记者老普去采访，回来后他眉飞色舞地讲述他的暗访经历，仿佛深入敌营十八年。老普说，为了采访到真实的情况，他并没有与C县相关部门联系，而是独自前往，但他乘坐的长途汽车抵达C县时，县委宣传部的小李已在车站等候，并在几十个乘客中，一眼就把他给认了出来。老普奇怪，他此前从未去过C县，更不认识小李，何故小李能够在乘客中一眼将他认出？小李接到老普后，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住下，热情接待。晚餐时，宣传部部长亲自过来陪同，他先是诉苦，说基层工作不容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果不种植烤烟，没有烟税，县里发不出工资。他还说，乡镇干部要包村种烟叶，他们的工资与种植任务挂钩，所以的确会有个别烟站职工刁难坑害烟农，但县里已经做了及时处理，还把处理的文件给了老普看。

第二天，宣传部部长安排车辆送老普到烟站采访，还建议他顺便可以去鸡鸣三省看看。老普是新闻界的老油条，知道这样的采访毫无意义，真实情况会被掩盖起来。老普在C县待了三天，小李一直跟着，名为帮忙联系采访对象，实则监督老普行踪。完成采访那天，小李说县里要派车送老普回昆明，但遭到老普婉拒。离开C县前的那顿晚餐，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过来陪同，晚饭过后，他提议小李陪老普去泡泡脚，缓解这两天下乡采访的疲劳，但被老普谢绝了。老普告诉小李，他要整理采访材料，回去后就得交稿。开车送老普到县委招待所，小李从后备厢拿出几盒地方特产，硬要送给老普。没法拒绝，老普只好让小李把特产送到他的房间。等小李离开后，老普悄悄离开招待所，找到举报信上留下的地址。

老普说，接下来的采访太刺激了，像是在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佯装离开C县的那天早晨，小李过来陪他吃早餐，又开车将老普送到长途汽车站。当长途汽车开出县城十多公里，途经一座小镇时，老普请司机停车，说他有重要东西遗留在了县城。司机见他执意要回去，态度恶劣，说车票退不了啊！

老普目送长途汽车远去。片刻后，一个戴头盔的人骑着摩托车出现在他身边。他叫言述，老普在C县暗访，得益于他的帮助。而那些寄往总编室的举报信，也都是他写的。言述是个教师，工作的学校偏远，离县城有上百公里。

七月中旬，学校放假。接下来的几天，言述骑摩托车载着老普，在乡下采访受坑害的烟农。那是老普人生中最危险的采访，不知哪儿走漏了消息，烟贩们四处堵截他们。曾经有个晚上，言述用摩托车载着老普，在临近贵州的乡村公路上疾驰。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在夜里关掉摩托车前灯，只靠星光的照耀，驶过一段不足一米宽，却长达几公里的渠边土埂。天空倾斜，黑夜张开臂膀，远处的狗吠声此起彼伏，摩托车在狭窄的土埂上颠簸，谢天谢地，他们没栽进一旁的水渠里。

老普说，言述是个奇怪的人，不应该在偏僻的乡镇小学做老师。离开C县的那天夜里，言述约了几个朋友请老普喝酒，言谈之间很有见解。老普告诉我，言述每个星期六都会骑摩托跑上百公里，到县城去买报纸，他买《南方周末》和《体坛周报》，这两份报纸由长途客车带回，比他在邮局订阅要早两天。

老普还真没辜负C县的烟农，他暗访后写的烟站压级坑害烟农的文章，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正是老普的报道，才推动了烟站后来一系列的设备改造，烟农可以通过视频看自己的烟叶抵达哪个环节，系统也会自动定级，保证了烟叶收购的公正。几年后，C县的烟农给报社寄来了一面锦旗，红色的缎面上用黄色的丝线绣了十个大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7

昭通城西南边的九龙山下，朱提古城的旧址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墓，根据初步勘察的结果，怀疑是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墓，这引起了云南考古学界的注意。我被派去现场采访，期待在那座古墓里，能够发掘出改变云南历史的文物来。

天空阴沉，九龙山下一块倾斜的坡地，去年种植的粮食入仓，红色的土地裸露，冷风吹拂，有倒春寒迹象。一百多米远的村子边，有几棵巨大的梨树，梨花在之前逐渐回暖的气候中绽放，白色的花瓣簇拥在一起，仿佛云朵以恩赐的方式突然降临。但现在它们裸露在突然南下的寒流里，花朵在寒风中战栗。九龙山下发现古墓的消息早已传开，虽然寒冷，每天还是有无数的人赶来围观。

线索的发现很偶然。不久前，一条新建水渠通过土城村的地界，施工人员在泥土中意外发现许多深红色陶片，继而他们又陆续发现陶偶、陶马、陶牛、陶象和其他陶塑动物……这些持续不断发现的陶塑动物，引起地方文管所的重视。考古人员来了，在九龙山下安营扎寨，对发现陶塑动物的地段进行发掘，数百平方米的地面被划成无数几平方米大小的探方，有的地块还插了小旗。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刮着地面，他们逐层下挖，依次编注层号，好像他们清理的不是泥土，而是清理一架封闭在地下的巨大车床。站在离古墓不远的坡地上看他们发掘，我感觉那儿好像有张发皱的米格纸，横铺在九龙山脚发红的土地上。

做梦也没有想到，失联多年的许东生会以当地记者的身份出现在考古现场。当天，我正坐在坡地上等待奇迹的出现，感觉有人来到我身边，转过头去，是一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

“猛犸象！”我脱口叫了出来。

“老瘪！”

我从地上跳了起来，与许东生抱在了一起。当年读大学时，我很讨厌“老瘪”这个诨名，觉得这个诨名像是黑道中人。然而时隔多年，当听到有人叫你遥远得有些模糊的诨名时，心中涌起的竟然是一股暖意。

“你这些年去哪儿啦？”我说，“前年毕业十周年，同学们在昆明聚会，有人说你去了国外，还有人说你出家做了和尚！”

“几句话说不清楚。”许东生说。

我们坐在山坡上聊天，一边看考古人员在坡脚小心清理泥土。我这才知道许东生改名为言述，他1990年从海南悄悄返回C县，去远离县城的一所小学当老师，具体的动机，他似乎不愿意讲。几年前，我的同事老普到C县暗访，就是改名为言述的许东生骑摩托带他采访的。老普那篇报道虽然起了作用，却触动了一些游走于乡村的烟贩的利益，许东生被人打了一顿，断了两根肋骨，养了几个月的伤，前年应聘到市里的报纸做了记者。

“什么时候改名的？”我问许东生。

“从海南回来就改了。”许东生告诉我。

他掏出身份证，我在上面看到他年轻时的照片，那张照片我熟悉，是1987年春天，我们相约去离学校不远的新建设照相馆照的。照片上的许东生脸上棱角分明，眼睛里闪耀着光彩，那是对未来怀有希冀的人眼睛里才会有的光。令我意外的是，许东生不仅改了他的名字，还改了他的出生年月，我记得他大我几个月，1965年5月出生，金牛座。可他改后的身份证是1970年6月，变成比我小四岁的双子座。

九龙山下的考古发掘，在文物方面并没有令人惊异的发现。棺椁打开，里面只有一具骨架、少量的玉器和青铜器，时间一时也难确认。但当人们把棺椁移开，往下再挖掘时，奇迹出现了：巨大的骨架深埋土中。石化的骨骼，结实、粗大、沉重，显然并非人类。那些骨骸刚被考古人员发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是当年殉葬的动物，但随着骨骸逐渐从泥土剥离出来，大家骇然发现是大象的骨骸，其巨大而弯曲的两颗石化象牙，表明沉睡在九龙山下并被一座古墓封存的，是早已在地球上消失的猛犸象。

发掘出来的棺椁、陶器、玉器和青铜器，与那头石化的猛犸象骨骸，统统运往市里新建的博物馆。我拍了照，猛犸象的牙齿极为醒目，弯曲强烈并旋卷，似乎装饰功能大于实用功能。想必滇东北在遥远的古代，是个极寒之地。我查了资料，猛犸象身披细密长毛，皮很厚，为抵御寒冷而进化出的脂肪层，可厚达九厘米。此前，人们只在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发现猛犸象的化石。冬天，猛犸象会向南迁徙，寻找更茂盛的植物。它们是群居动物，很多年前，一群猛犸象在春天到来时北上，其中一只不知何故留了下来，最终死于乌蒙山夏天的烈日里。

8

我第二天得返回昆明，许东生说晚上聚聚，他打了几个电话，相约晚上吃火锅，既为我接风，也为我送行。滇东北气候寒凉，尤其是初春时节，寒流爬上乌蒙山就赖着不走。发现猛犸象化石的前两年，寒流在那座高原一直徘徊了几十天，长久的潮湿和冰冻，使得乌蒙山中的县城、乡镇以及村庄通往外界的道路全被冰封，成为一座座孤岛。许东生说，生活在滇东北，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在寒冷的夜晚，约上几位好友涮火锅，而屋外大雪飘飘。

雪从午后开始飘落。我们向火锅店集中时，路上积雪已寸余深。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名为“巴着烫”的火锅店一直吃到打烊，喝了不少酒。从火锅店出来，行走在积雪的街道上，任凭夜里的冷风像刀子那样割我们的脸。一起涮火锅的人中，许东生的一位朋友姓得奇怪：米。他是搞雕塑的，在当地文化馆工作，有一套两居室。意犹未尽，离开火锅店的时候，老米买了两瓶泸州老窖和半塑料袋油炸花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邀请我们去他的屋子继续喝。酒精让我们丧失理智，大家兴高采烈，三四公里路，我们步行过去，同行的还有两位年轻姑娘，是当地一所大学艺术系的年轻老师，她们委婉告别，但被老米霸道地挽留下来。老实说，她们也是我们那天晚上能坚持到火锅店打烊的原因。

老米的屋子在一个破旧小区，屋子阴冷，在将客厅里的炉子烧红前的一个钟头，我们全靠火锅店里喝下的白酒维持体温。搞美术和雕塑的人永远是一座城市里着装最酷的人，世纪之交，高筒皮靴、沾着颜料的牛仔裤、长发或者光头，是他们的标配。老米是光头，令我意外的是，他还是位音乐超级发烧友，并且是当地“半途”摇滚乐队的贝斯手，有时也客串主唱。他那质地不错的音响全是自己组装的。老米专业得像是半导体工厂的工程师，他有一块当地产的地毯，平时舍不得用，那天晚上他在酒精的驱使下，拿来铺在客厅的火炉旁。他屋里还有一张矮及膝头的方桌。看得出来，老米屋里不时有人来聚会。酒杯里斟满酒，油炸花生倒在一个大碟子里，老米却把另一个碟子翻过来倒扣在方桌上，在浅槽里倒上白酒。我以为他要搞一个独特的仪式，老米却走到门边，把灯关了，屋子里暗下来，只有他放在电视柜那儿的组合音响有些红灯在间歇性闪烁。突然，音乐声响起来，声音仿佛来自黑暗的近处，又仿佛来自遥远的天边。老米划火柴点燃倒扣在碟子背面的酒，蓝色的火焰在白色的瓷面燃烧起来，所有人皆静默，望着那蓝色的火焰像一个人狂乱的灵魂那样扭来扭去。“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老米说。当音乐声处于激烈的快板时，他闭着眼睛，握成拳头的右手伸直了拇指，跟随旋律在空中翻动。听！这儿的音乐声凸了出来！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只是呆呆地望着丝绸般舞动的火焰。当音乐声渐渐弱下去，进入柔缓的慢板时，老米又说，注意听，这儿的声音凹下去了……

我虽然听不出音乐声凸出来又凹进去，但我挺羡慕老米自由的生活。那时我的第一段婚姻正遭受危机，七年之痒，我结婚五年就出了问题，彼此陷入看不到尽头的冷战。如果不是因为女儿，也许我们早已分道扬镳。我的前妻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与我同在一个单位，她能够只身前往缅甸的金三角采访。而我过了三十岁则心气全无，只想过庸碌的日子，无法满足她夫贵妻荣的愿望。但置身和以往无数个夜晚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我内心灰烬中埋藏的种子，在酒精的浇灌下竟然苏醒过来，我在屋子里面闻到了久违的荷尔蒙的气味，我变得兴奋、妙语连珠、幽默，与平常的沉默寡言判若两人。

好些年没这样自由放纵至深夜了。酒精里的确藏着个神，让内向的人变得外向，让小气的人变得豪气干云，也让拘谨的人变得放松。老米屋里播放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是一条河流，江水时而激荡，时而回旋，流淌的旋律中，夹杂着酒杯碰撞的清脆之声。后来，许东生提议换首乐曲，他问老米有没有梁弘志的《恰似你的温柔》。老米说他不仅有磁带，还有唱片。灯光调暗，唱机上方开着一朵巨大的金属喇叭花。“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蔡琴的声音圆润饱满，艺术系的两位年轻老师脱掉身上笨重的羽绒服，露出曼妙的身材，她们在音乐声里，像青烟那样扭动，好像她们的身体就是音乐的一部分。

屋里的火炉烧得极旺，火苗蹿进铁皮烟管发出呼呼的声音。我觉得有些热，离开老米的客厅，穿过他用作画室的房间来到阳台。屋外，雪无声飘落，楼下更为低矮的屋顶、地面、花台，远处的操场，全都覆盖上厚厚的积雪。整座城市安然入睡，只有老米屋子里的人醒着。我悄悄从阳台退了回来，顺着楼梯来到楼下，倚在楼道口的墙边，看路灯下的雪花无序飞舞，脑袋因暴露在冷空气中变得格外清醒。我想起1983年冬天昆明降下的那场百年难遇的大雪，似乎在两次观看雪花飞舞的空隙，近二十年时光过去了，令人恍惚。

9

入世第二年，许东生来到省城昆明，先是应聘到一家都市报做主笔。那时的昆明，都市类报纸的三国时代已然开启。《春城晚报》《都市时报》《信息报》《生活新报》《滇池晨报》……许东生以他的投入以及当年写诗积淀的才华，很快在省城一群年轻主笔中脱颖而出。来到昆明的许东生，像我失而复得的兄弟，加之那段时间我的第一段婚姻结束，重新恢复自由身，我们几乎每天都泡在一起。手谈、泡吧，或者一起去看中甲。之前，云南红塔集团收购了深圳金鹏足球队，经过两年鏖战，成功闯入甲A，球队聘请了名帅戚务生来执教。作为报纸主笔，红塔队每场比赛，无论是在昆明还是去异地，许东生都会第一时间写出球评，登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我没想到读书时对足球一窍不通的许东生，写起球评来现场感极强，生动又犀利。

许东生的精到球评让人服气，也让红塔足球俱乐部的人对他另眼相看，每场球，他总能弄到两张主席台的票。坐在被金属栏杆圈起来的主席台里看球，视野的确开阔，但缺点是，当球场里的球迷掀起此起彼伏的人浪时，主席台里坐着的人大多数只是象征性地扬一扬手，好像他们的屁股被焊死在座位上。人浪在主席台这儿形成的断裂，让人联想起一片庄稼茂盛生长的土地中间，夹杂着一块盐碱地。

球赛开赛前，球场的每道入口都有卖塑料喇叭的小贩，我们把那种塑料喇叭叫作啦啦。许东生在拥挤的球迷中格外显眼，因为他胸前挂着一个白色的扩音喇叭，就是那种在工业会战或者兴修水利时用于宣传和鼓动士气的喇叭，四节五号电池安装在喇叭的尾部，将它放在啦啦的喇叭口，能够放大啦啦的音量。在激情的支配下，许东生会站在座椅上，身体前倾，对着扩音喇叭喊上一句：“红塔队！加油！”右胳膊猛地伸直，指向球场中央。我很奇怪许东生的大脑似乎有两个完全隔绝的空间，一个负责宣泄，另一个负责记录比赛细节。当他精妙绝伦的球评出现在报纸上，我得承认，许东生是一个比我称职得多的报人。

记得2003赛季第十三轮，红塔主场对重庆力帆，许东生把“半途”摇滚乐队邀请到现场，为红塔队助威。重金属的声音借助音响，响彻足球场上空，广告牌在球场边围了一圈，红塔队加油的横幅悬挂在看台上，身穿红色T恤的球迷几乎占据了看台上的所有座位，只在球场东南角，为远道而来的重庆力帆球迷留下可怜的一点空间。然而那场比赛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之前坐镇主场，无论是与上海申花，还是与永远争第一的北京国安对阵，红塔队都全取三分。然而在本该拿下的重庆力帆这儿，红塔马失前蹄，以0∶1败北。终场哨声响起，整个球场一片静默。突然，许东生借助扩音喇叭，喊出一声：“戚务生，下课！”这有节奏的呼喊声，一直追着红塔队的球员，直到他们走上球场外停着的大巴。

戚务生是位不错的教练，但输球让球迷们沮丧。许东生骑着自行车，和一群球迷跟在红塔队乘坐的大巴车后面。他不时将右手握成拳头，高高举起，呼喊：“戚务生，下课！”上百球迷，穿过东风东路、金碧路、环城西路、滇池路……一直跟到球队入住的红塔体育运动中心。我骑车跟在许东生身后，注意到他身上的T恤几乎全被汗水浸湿。

一座城市有支足球队征战甲A，患抑郁症的人都会减少许多。呐喊、宣泄、激情澎湃地手舞足蹈，短暂地放纵与狂野。人生的长河中，要有一些跌宕，要有一些水流湍急、浪花飞溅的河段，水质才不会因壅塞而变坏。遗憾的是，那是我记忆中与许东生所看的最后一场足球赛。尽管当年红塔队取得了史上最好的成绩第七名，但没能挽救第二年红塔队被解散的命运。我不知道解散红塔队的诸多原因里，有没有与重庆力帆队比赛失利后，许东生所发表的那篇辛辣球评相关。许多年过去了，有时我开车行进在昆明的街道，回想起当年吹着喇叭跟在球队后面的情景，遗憾会像水草那样从心底蹿出来。

当年，许东生的那篇球评也改变了他的命运。球评发表后，红塔集团找报社沟通过，许东生被剥夺写球评的权利。好在那个时候，每家报纸都在试图扩张新闻帝国的版图，包括许多总部位于北京的行业纸媒，它们纷纷在各省会城市成立记者站，一则可以将各省的热点新闻迅速掌控，二则成立记者站，这些行业报纸在各省区就算有了脚，总部的人下去便有人接待和照应。红塔队解散的第二年，许东生完成人生的又一次蜕变，成为国字头某报驻云南记者站站长。

没有经费拨付，记者站一切开销，包括总部来人的接待费用，都得记者站自筹，而且还得负责征订相当数量的报纸。好在中国经济列车驶入快车道，每一天都有无数公司成立、工程开工、楼盘封顶庆典、园区落成……凭着记者的敏锐直觉，许东生知道中国的经济列车正在提速，他在新闻路报业尚都住宅楼租了一套房子，用于记者站的日常办公。标准的办公区配置，年轻的编辑和记者在快速敲打键盘，电话铃声不时响起，而许东生竟在这一片忙碌中，恋爱、结婚、生子，做到了生活与事业两不误。

10

2016年春天，许东生迟到半年才送抵的信让我睡意全无。那时，若干年才能碰到大雪正在滇中腹地安静地降落。对于南方来说，雪是上苍的恩典，能让炽热的阳光变轻，让沸腾的山川冷静。我猜不透许东生为何在与我失联几年后给我写信。是不是他在监狱接受改造时，于寂寥的夜晚，曾经回想起我们的友情？窗外，风急速地刮过，气流偶尔从窗缝中钻进来，带来令人牙酸的摩擦声。从我住的十楼望出去，大街上几乎见不到车辆。那时，尽管昆明多所高校搬入呈贡新区，市政府也搬了过来，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住在主城区。新区宽敞的大街在夜里有种被人遗弃的空旷，只有街灯安静地亮着，像悼词。从窗户望出去，远处是错落的住宅楼，大多数人家已经休息，只有零星几扇窗户的灯亮着。

我的电脑桌右侧靠墙有一排书，被透明的书夹固定，书的上方放着一个拳头大的猛犸象摆件。乳白色的猛犸象雕工不错，毛皮雕得栩栩如生，从嘴两侧伸出的牙齿弯曲得夸张，大得与身体不成比例。这是许东生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工艺品。猛犸象摆件拿在手里很沉，不像是合成材料铸成，而是用象骨雕成的。记得我当时对许东生说，俄罗斯并没有大象，哪来的象骨？许东生说是从越南进口的象骨。但后来，我怀疑许东生送我的猛犸象摆件是从河南出口到俄罗斯的，因为在河南龙门石窟的纪念品商店里，我看到过与许东生送我的猛犸象一模一样的摆件。

那只猛犸象摆件放在我的书桌上，说明尽管我们长时间不联系，但我心里还挂念着与他的情分。我想起十年前，我所在的报社传闻要由二类事业单位转企，领导们兴致勃勃，因为可以领年薪。但近二十年的新闻生涯，已耗尽了我的激情。我托关系调入昆明一所高校文学院，担任新闻专业的老师。与记者相比，高校教师的生活可谓水波不兴，工作上缺乏交集，我与许东生的关系渐渐疏远，但仍然偶尔约了聚一下，直到我第二任妻子家里的事介入，我们才断了往来。

突然想抽烟。平时朱雯不让我在屋子里抽烟，我只好拿上烟灰缸，去客厅外面的阳台抽。雪花静静地飘落，我手中的烟蒂明明灭灭。小区一侧，有一个足球场，几厘米厚的积雪均匀铺在露天的球场里，洁白、平整，无比安静。凌晨四点，我回到书房，将身子裹在被子里。等我醒过来，已是上午九点，窗帘没有拉上，转头便能够从窗户看到外面的天空。从凌晨开始下的大雪到了早晨似乎已接近尾音，空中的雪花犹豫着向下飘落。起床，洗漱，我暴露在空气中的脸感到明显的凉意。这或许是近二十年来昆明最寒冷的一天，人行道上那些没有经历过严寒考验的热带植物，正在持续的低温里死去。尽管之前气象预报告知有寒流南下，但谁都没有想到气温会一下子跌到零摄氏度以下的深渊。下楼赶往地铁站的时候，我看见物管心急火燎地用黑色防护网套在院子里的小叶榕上，黑颜色的防护网吸热，不知道有没有作用。几个月前，哀牢山中，有几个迷失道路的青年学生罹难，原因是高山气候寒凉，失温导致他们生理功能紊乱，继而意识模糊，最终法医鉴定的结果是心肺功能衰竭。我希望那几棵小叶榕能够在黑色防护网的保护下，抵抗住这一波寒流的侵袭，活下来。

朱雯一早开车带孩子去城里。那天是周六，她不上班，但得送九岁的儿子去挪威的森林上钢琴课。挪威的森林是个住宅小区，从呈贡开车过去得一个小时。孩子出生后手指格外长，朱雯搞音乐的朋友见到，赞叹是弹钢琴的料。那时孩子只有四五岁，朱雯听进去了。她年少时的愿望是做音乐，而不是整天提着笔在画布上涂抹油彩。儿子五岁时，我们买了架德国产的施尔曼钢琴给他做生日礼物，从那时起，朱雯推掉应酬，每周六开车送孩子去上钢琴课，一晃过了三四年。

我在当当网上查了，许东生要的几本书都有。《基督山伯爵》我读大学就看过，那是本复仇小说，在中国家喻户晓。中国小说很少有复仇主题的，人们总是容易谅解那些给他们造成伤害的人。许东生在信中要我帮他买《基督山伯爵》，让我意识到他入狱或许另有隐情。书单上的《日瓦戈医生》也挺有名，但我没看过，百度提供的信息显示，这是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书，前些年还被拍成电影。书中讲述一位俄国医生与妻子冬妮娅以及女护士拉拉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据说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性作品。我知道，许东生入狱第二年，与他的妻子武老师离了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武老师的选择，后来才听说是许东生主动提出来的，也许他不愿意耽搁妻子，也许另有不为人知的原因。他想要的《人生十八局》是围棋大师吴清源所著，我虽会下围棋，但这本书此前我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离除夕尚有一个星期，如果从当当网买这几本书的话，春节前也许到不了许东生手中。我心怀侥幸，决定去老城区的书店碰碰运气，如果能把它们都买到，我下午就可以把书给他寄过去。

昆明地铁1、2号线其实是一条线，最南端的起始站是大学城南站，最北边的终点站是昆明北部汽车站，可以一直坐到底，根本不需要下车转乘。这条线也是昆明开通最早的地铁，我搬到呈贡新区居住，与这条地铁的开通有关。它纵贯整个昆明城的南北，我可以乘地铁在交三桥站下车，旁边就是昆明书城。

虽说是地铁，1号线有很长一段是在地面，且悬浮在空中。地铁驶过时，铁轨有节奏的声响传来，车窗外，积雪让地铁两边的田畴、村庄以及郊外形单影只的住宅组团显得格外宁静。雪又下了起来，地铁卷起的风让两侧降落的雪花狂乱飞舞。有一瞬间，我竟然有种置身于北方大平原的错觉。

在昆明书城，我只买到前面两本书。两本书加起来上百万字，够许东生阅读一阵子。从书店出来已是中午，但气温比早晨还冷，路上结了冰，地面覆盖着被鞋底踏碎的积雪，大街上的车辙清晰可见，空气中的能见度很差，我决定去新闻路邮局，把书给许东生寄去。街道两侧，相隔不远就有别人堆的雪人，是那种庸常的造型。可当我步行拐上东风东路时，广场北边检阅台一旁，一棵雪松的树干上，竟然趴着几只白色的松鼠，是用模子压的，手触摸上去，松鼠的身子结实，被零下的气温焊接在树干。正当我凑近了看这几只松鼠时，附近的一棵雪松枝丫受不住积雪的重压，断落了下来。

相似的情景让我感到恍惚。我进大学的那年，昆明下了百年不遇的大雪。突然的暴冷，让班里南方来的同学手足无措。学校剧团有用于演出的棉衣棉裤，我们宿舍的人穿在身上，像马戏团的演员，只有许东生拒绝穿，他生长的地方有漫长的冬天，他抗冻，只在外套里穿了件薄毛衣。我记得，那年冬天，因为大雪封路，昆明往滇东北方向的长途班车全部停运，许东生与几个同乡乘坐火车到贵州的六盘水，从那儿步行回家，结果一个高年级同学冻死在了水城的郊外。

11

从书城走到新闻路的邮局，有两三公里。气温的确低，我印象中，除了1983年冬天持续的低温，昆明似乎还没这么冷过。我将手伸进口袋裹紧身上的羽绒服，途经瓦仓街时，街对面的“野蜂酒吧”门头上方，闪耀着彩灯。红色黄色绿色，在积雪的午后带给人异样的温暖。多年前我第一段婚姻解体，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常常跑到瓦仓街一带的酒吧里买醉。曾经有一次，我在午后进到野蜂酒吧，发现话筒后面的吧凳上，坐着个慵懒的女人。她似乎才从睡梦中醒过来，身穿黑底黄花长裙，云鬓散乱，裸露的手臂上有蝴蝶文身，荡漾着几分风尘味，正举着麦克风在那儿独自吟唱。她唱《月牙泉》，唱《花祭》，旁若无人。那是个晴朗的午后，阳光透过酒吧的磨砂玻璃照射进来，将女人切割成明暗两半，下半身在阳光里，上半身隐匿在阴影中。女人三十来岁的样子，身材很好，脸上有种凌厉中的妩媚。第一次，我意识到女人的风尘里，有种难以触及却又向往的美丽。那天下午我像着了魔，女人每唱一首歌，我就买一枝玫瑰送给她。我每次到吧台买玫瑰的时候，那个在头顶留了一小簇头发的酒保就神秘地一笑。我买光酒吧为夜晚到来准备的所有玫瑰，一直买到吧台上唱歌的女人把话筒插进支架，走向吧台要了两瓶啤酒，坐到我身边来。

她叫朱雯，艺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漂在昆明。

几个月后，我们举行婚礼，她的朋友把野蜂酒吧包下来。那是朱雯的一群古怪朋友，大多是画画或者开画廊的，也有社会上的混混，手臂上有文身。我梅开二度，除了许东生外，我没有请其他朋友，连我报社的同事也没有请。

朱雯的朋友起哄，让我重现与她第一次相遇的情景。她像个皇后，穿着洁白的婚纱，坐在吧凳上唱歌，每唱完一曲，她的朋友便惊叫和鼓掌，而我得双手举着玫瑰去她身边，单膝跪下把花献上。那是个充满激情的夜晚，香槟酒洒了一地，为婚礼准备的蛋糕乱飞，我的脸被人用奶油涂抹花了。喷花筒里喷射出的纸质花瓣从空中散落，水母造型的火光偶尔在空中闪耀，从野蜂酒吧外面经过的路人停下，透过窗玻璃往里眺望。

婚礼高潮，酒吧里关掉了所有的灯。片刻后，朱雯提着吉他摸索着坐上吧凳，成为一团白色的光影。酒吧安静下来，吉他声响起，琴弦的震颤中，朱雯唱了一首我熟悉的曲子：《我家住在滇池边》。“我家住在滇池边，四面的青山傍绿水，低低的太阳蓝蓝的天，笑望着高高的红土高原，滟滟的湖光清清的水……”朱雯声音柔和，像个乖巧的小妇人，正对即将到来的生活柔声倾诉。等她唱完，在酒吧开灯前的那几秒黑暗里，我听见心脏怦怦怦地猛烈跳动，好像她的手指拨响的是我心中的那把吉他。那一瞬间，我确认自己真的是爱上了朱雯，爱她复杂的过往，爱她慵懒的神情，爱她的叹息，也爱她突然的天真和偶尔的悲伤。

与朱雯结婚前，我曾有些担心。我以为一个常年混迹酒吧的人，其实并不适合婚姻。我没有想到，那场奇异的婚礼对朱雯来说，意味着她与往昔生活告别。婚后的她身上再没半点叛逆的影子，她相夫教子，是个不错的妻子。

与朱雯结婚的第二年，她怀上了孩子。那时我们还住在豆腐营一个陈旧的小区。两室一厅的房子，朱雯布置得很温馨，有情趣的卧室里，挂了几幅她在昆明郊外的写生作品：木质相框里的红土地、梨花盛开的村庄、烟波浩渺的湖水……书房里的书整齐码放在书架上，木地板擦得锃亮，沙发上有个褶皱她都会迅速拉平。朱雯的大脑像是重装了系统，成为一个有轻微洁癖的人。客厅右手边，是一张靠墙摆放的实木桌子，上面放着个口部变形的陶罐，里面永远插着鲜花，有时是百合，有时是小菊花，有时是满天星……每天晚上，朱雯会为我准备好第二天穿的内衣甚至袜子，我的皮鞋换下，立即就会被她擦得纤尘不染。面对这样一个妻子，她提出的所有要求，我都不忍拒绝。

孕期朱雯反应强烈，她常把自己关在卫生间，呕吐的声音清晰可闻，让人心疼。但只要打开卫生间的门，她脸上总是一副云淡风轻的笑容，仿佛刚才剧烈呕吐的另有其人。临产前的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几个人，有朱雯在滇西某县任水利局局长的亲哥哥，有朱雯的表叔和在当地县委宣传部工作的远房堂姐。他们带来老家的特产，乳扇、诺邓火腿、雕梅……我注意到大舅哥看我的眼神有些躲闪，知道他们来家里，绝非看望即将临产的朱雯那样简单。

晚餐时，朱雯有心事，沉默不语，而她的几个亲戚则对我说了不少肉麻的话，仿佛我在昆明是个无所不能的成功人士。等他们走了以后，我问朱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朱雯说她哥负责建的一座水库质量有问题，一直在渗漏，正在做补救工作，但有人将这事捅给了媒体，有记者下去，把水库从立项、招标、施工、验收诸多环节潜藏的违规问题调查得一清二楚。

“你在报社工作过，能不能帮忙把这事压一压？”朱雯叹了口气，小声说道。

“我都不知道是哪家媒体下去采访的，怎么帮啊！”

“下去采访的是许东生。”朱雯说。

朱雯仰起头来望着我，目光里充满乞求，表情就像一朵悲戚的玫瑰在冬天吃力地绽放。我认识她后，她还从来没有用这种目光看过我。尽管我内心充满抵触，可还是答应去找许东生试试。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许东生，问他在不在昆明。他说刚回来，我就对他说第二天去找他。他问我什么事，我说见面再说。当夜，朱雯像只温柔的母猫那样蜷缩在我的怀里。我告诉朱雯，如果他哥负责的水库工程违规做了手脚，那我帮他就等于是助纣为虐。朱雯说，可他毕竟是我的亲哥！声音轻柔得像叹息。我亲了亲她的头发，告诉她，这种擦屁股的事情，我只做一次。

第二天一早，我把许东生堵在他办公室，告诉他来意。他给我泡了杯茶，说知道会有人上门来说情，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我。我说，水利局局长是朱雯的亲哥，她也没办法。

许东生用困惑的目光望着我，让我浑身不自在。“老瘪！你变了！”许东生失望地说，“你很难想象那水库工程有多黑，上亿的资金砸进去，水库却成为一个漏斗，你那大舅子，上绞刑架都不为过！”

“我知道，可谁叫他是朱雯的亲哥呢？”

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许东生答应采访不往上报！他的两排牙齿咬得紧紧的，面带怒气地望着窗外，脸上的失望难以掩饰。

半年后，我大舅哥被捕入狱，当然是因为那个水库的事情。那篇内容翔实的深度报道虽然没发在许东生供职的报纸上，却被人写成内参报了上去。朱雯和我都明白，是许东生把采访线索透露给了他的同行，对此我和许东生心照不宣。自从朱雯亲哥被抓进大牢，我与许东生几乎断了往来。

12

东陆酒吧在翠湖南路，隔着几米宽的一条单行车道，对面的翠湖被汪曾祺形容为昆明的眼睛。十二月，一年接近尾声，翠湖里的植被已不是单一的绿色，银杏、红枫、滇朴都变得金黄，瓦蓝的天空也比往日澄明。十二月第一个周六的下午，受主办人邀请，我来到东陆酒吧，参加他们举办的“暂停诗会”。我在诗会上碰见了许东生，我们俩坐在一张圆桌的两侧，聊了一会儿天。我告诉许东生，年后我就搬到呈贡去了，那儿清静，远离喧嚣的市区。许东生对我说，你不喜欢喧嚣，说明你开始老了。我们聊了十多分钟，他接了一个电话，说过几分钟他得出去接“中途”乐队的朋友。

“你还记不记得老米？弹贝斯的老米！”许东生说。

我立即想起那个搞雕塑的光头来：“他上昆明来啦？”

“老米带乐队去丽江参加雪山音乐节，”许东生说，“返回时途经昆明，我让他把乐队的人约来参加暂停诗会。”

我知道，老米加入的“中途”乐队，有一些歌词是许东生撰写的。那天的暂停诗会很自由，没有固定程序，愿意朗诵诗歌的人，提前把朗诵的诗歌交给管控音乐的卷毛，卷毛会根据诗歌的内容，临时选配一段音乐。精瘦，黑发，外表长得像闻一多先生的老Z上台朗诵了于坚的《作品第16号》。老Z当年也是校园诗人，但已多年没写诗了，他们那时的校园诗人，多多少少受到于坚的影响。我注意到年过半百的老于坐在酒吧一角，他已经发福，标志性的光头在晦暗的屋子里发出亮光，像一尊佛一样坐在那里，听老Z朗诵他二十多年前写下的诗歌。

背景音乐是班得瑞的《安妮的仙境》，我熟悉。但音乐声似有若无，像一层面纱。老Z的声音在这层面纱后面响了起来：

作品第16号

于坚

雪来了 门躲着

一切都很温暖

有一些事要静静地想想

一些和过去和将来的事情

现在也没有一封回信

邮递员是个绿色的男人

他送报纸送彩色画报

我给过他许多邮票许多信封

现在也没一封回信

这是一个结婚的年头

许多人收到过红纸的请柬

也许我应该结婚了

像朋友们一样

去旅行  在春天的北方

在一首五十行的诗里

我歌唱过那里的白杨

有些甜蜜  有些辛酸  有些茫然

从前我在工厂的时候

喜欢和小雷一起看电影

记不得是哪一幕 他悄悄地哭过

隔壁的女人回家了

她轻轻地钻进被窝

像一只温柔的母猫（我猜）

雪一样轻的叹息

雪一样厚的墙壁

她的丈夫是个炮兵

今年夏天在二楼 我见过他们

雪睡了  夜有一个白色的枕头

寒风吹亮了月光

十二月默默地站在街上

有些甜蜜  有些辛酸 有些茫然

我认识老Z，许东生当年在昆明“抗战”时，曾住在他的宿舍。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滇东口音，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用普通话朗诵诗歌时，咬字能如此准确。也许昨天晚上，他查阅字典，校正过自己朗诵这首诗歌时的每个字的发音。

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持朗诵的是雷平阳的《亲人》，控台的高手没有用背景音乐，她的声音明亮，带着女性特有的甜美。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专业的朗诵不一样，语气、情感都拿捏得恰到好处。酒吧里掌声响了起来。当她款款走下台，坐到她先前坐的吧凳，一个胖子替代她走上台，步履沉重，有些急迫。胖子朗诵的是《纪念朱湘》。作者尹红龄不在现场，那个云南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不知去向已经多年，参加暂停诗会的人也大多没有听说过他。但他写下的这首诗，当年曾被大学里的许多女生传抄。胖子的声音浑厚而低沉，整个人就像是一台肉音响。背景音乐响起，是一段我陌生的旋律，胖子简单介绍了作者，接着开始朗诵。

纪念朱湘

作者：尹红龄

纪念朱湘

纪念茫茫海上的一艘船

纪念你高山顶上的白骨

纪念你来自大海

纪念你归于大海

胖子朗诵的这首诗很短，短到人们以为朗诵才开始，其实已经结束了。掌声稀疏响起。这个胖子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但一时想不起来。他与我的年纪差不多大，没准当年读大学时就认识。我觉得他要是去唱歌，会是一个不错的男低音。胖子朗诵完，径直走到他之前所坐的吧凳，将一张阔脸埋在一双肥厚的手中，好像在回味他刚才朗诵的诗歌。他是个虎背熊腰的男人，也许是借助尹红龄《纪念朱湘》这首诗，来纪念他生命中错失的什么东西。我看到他的肩膀在小幅抽动，似乎想用他庞大的身躯，来阻挡即将决堤而出的情绪。

诗歌朗诵继续进行。有朗诵他人诗歌的，也有朗诵自己原创的。语言像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灵，在这个下午主宰了东陆酒吧不大的空间。在背景音乐中，那些诗句，那些带有金属光泽的语词，总是会嵌进记忆。

“中途”乐队的人跟着许东生进了酒吧，他们像几只黑色的蝙蝠悄然潜入，我过去与老米打了个招呼。诗会中途有一个停顿，是举办者的有意设计，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吃吃零食或者相互交流一下。我离开酒吧，来到一路之隔的翠湖边，靠在湖边的石质围栏上，眺望翠湖上空翻飞的红嘴鸥。二十多年了，这群西伯利亚的精灵，每年都如期到来。它们在空中抢夺观鸟人抛投的食物，大张的喙，不时鸣叫着。也有不少红嘴鸥安静地漂浮在水面，像一场盛宴的旁观者。

东陆酒吧里传出电吉他的声音，接着传来鼓、贝斯和键盘的声音，酒吧变成了一个杂乱的乐器铺。我知道是“中途”乐队的人在热身。当杂乱的乐曲声变得有序，在重金属的背景音乐里，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传了出来，听得出来，是许老米在主唱：

你一直躲在人群的后面

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变得柔软

多么年轻的身体，选择匍匐

当黑色的皮鞭抽打开满鲜花的草地

你转过身去，忽略了身后的世界

啊呀呀

你忽略了身后还有个世界

多么期待，喉咙里沉睡音符醒来

多么期待，一万对膝盖同时离开地面

多么期待，一万双闭着的眼睛同时睁开

把我们脊椎里哑掉的琴弦拨响

站出来，为什么不站出来，你这个怯懦的人

……

不知道是不是许东生作的词。老米的歌声让我想起多年前的那个春天，与许东生在老米屋子里听德沃夏克《ｅ小调第九交响曲》的情景。我还想起那两位在老米屋子里曼舞的姑娘，多年过去，她们也许早已为人妻为人母。“站出来，为什么不站出来？你这个怯懦的人！”老米的声音穿过午后的喧嚣，像金属那样敲打着我的耳膜。也许，我就是老米歌词里那个怯懦的人，面对不公不敢发声，面对跌倒的老人不敢搀扶，面对罪恶的手选择闭眼。那一瞬间，我谅解了许东生，虽然他将朱雯亲哥贪腐的线索透露给他人，在朱雯的心上扎过那么一刀，但那个脑后梳着小辫的男人，借助老米的歌唱，突然间让我感到无比羞惭。

多么期待，一万对膝盖同时离开地面；多么期待，一万双闭着的眼睛同时睁开……老米还在声嘶力竭地唱，我知道与许东生的友情再难回到过去了，什么都好弥合，唯有内心的沟壑无法跨越。我仿佛看到一个时代的大幕落下，空荡荡的舞台上，只有许东生一个人形单影只。我心中有些难过，更多的是羞愧。我想起许东生毕业纪念册扉页上的诗句，内心有股冲动，想返回东陆酒吧，上台朗诵那首《许多年》，献给许东生，献给远去的一个时代。

可是在当时的情景下，我无颜面对许东生。“中途”乐队那首《站出来》的音乐，让我羞愧，无地自容。“许多年，朋友们都已走散，孤零零的雨，落在了寂寞的广场。”我在酒吧外站了一会儿。一个怯懦的人，终究没有勇气再走进去。

13

2016年初那场寒流将昆明冻伤，劫后余生的寥落，让昆明城在我眼里变得陌生。持续数天的低温，一些原本只适合在热带生长的行道树枯萎，常绿植物衰败的死相令人触目惊心。春节后，园林局雇佣农民工，一夜之间将小区外的行道树锯断、拉走，只留下几寸长的树桩，往昔拥挤的城市变得空旷，令我不适。

许东生是在我给他寄书的第二年夏天刑满释放的，可他出狱后没有与我联系。我得知他出狱的消息，还是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告诉我的。后来，陆续有几个共同的朋友打电话问我，包括当年到C县采访的老普，他们问许东生向我借钱没有。就我对许东生的了解，他不是那种随意向人开口借钱的人，难道几年的牢狱之灾，让他像被寒流肆虐过的昆明城那样，变得面目全非？

我一直等许东生给我打来电话，甚至隐约期待他开口向我借钱，以缓解当年我在翠湖边离开东陆酒吧时的羞愧。我背着朱雯，将工资以外的额外收入悄悄存起来。此前，我的收入对朱雯完全公开，工资卡交给了她，额外收入也几乎完全上交，每月只留几百块的零花钱。大舅哥在昆明东郊的嵩明监狱服刑，十二年的刑期，每次我开车送朱雯去探望时，都会加重她对许东生的怨恨。我很清楚，如果她知道我借钱给许东生，这头温柔的母兽会对我翻脸。

偶尔有许东生的消息传来，但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他没了工作，不知道靠什么生活。借过他钱的朋友与他似乎也联系不上。我打过他出狱后的电话号码，但他都没接，我只好用短信给他留了言，希望他能够回个电话给我。但许东生没有任何回音，我的短信石沉大海。

我决定去找许东生的前妻武老师，他们应该有联系。许东生的女儿囡囡十三岁了，我不知道该给这个孩子买个什么礼物才适合，又不能向朱雯咨询，弄得我挺苦恼。许东生当年什么时候入狱、什么时候离婚我都不知道，我只是听说他进去与经济诈骗有关。原本他只需关短暂的一段时间，他所在的报社保了他，只要他认罪，便只判个缓刑。但许东生抵死不认罪，最后以他诈骗十万元的金额，重判了他六年刑。

为免唐突，我打听到囡囡所在的学校和班级。许东生入狱，尤其是在与武老师离婚后，囡囡成了生活在单亲家庭里的孩子，老师说她内向、自闭。我有些自责，觉得这么多年没有去看望她们母女是不对的。囡囡的老师还告诉我，女孩喜欢天文知识，我去找武老师时，给孩子买了台可观星月的天文望远镜，还给她买了本《国家地理终极观星指南》。

沿金广路从北往南，穿过东西走向的广福路，往前走上不长的一段路，就是湖畔之梦小区。十多年前，这个小区刚刚建成，我和朋友们开车去气象路的教工小区，把许东生的新娘武老师接到这个小区的新房。当时的广福路还没有完全建成，迎亲的汽车歪歪扭扭驶过一段颠簸而泥泞的路，密集的鞭炮声回荡在小区门口，红色的纸屑散落一地。此后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出现在这个小区，连小区的保安与我都熟络，进出的时候他们会自动给我放开门禁。但自朱雯的哥哥入狱后，这个小区我再没有来过。

时隔多年，小区也许换了物管，也许物管没换而是换了保安，我进门的时候被拦了下来，登记、报房号。我期待能在那套我熟悉的屋子里见到许东生。我找到当年出入的单元门，坐电梯上了五楼，右手边的那道门换成了绿色的防盗门，在我的记忆中，原来的门是深褐色的。尽管已是秋天，春节过去大半年，但防盗门两侧的春联像新贴的，只是内容太过于俗套，且是印刷体：辞岁猴毫书捷报，迎春鸡棒舞乾坤。这不像是一个前诗人家门口张贴的对联。印象中，当年每到辞旧迎新之际，许东生都会买红纸，自拟并书写对联张贴。也许，几年的牢狱之灾，把他人生的这点乐趣也清空了。

我敲了敲防盗门，又按了门右侧上端突出的门铃按钮，门打开，里面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个头比较高，见我手里提了礼品，他表情有些疑惑，我问他这儿是不是许东生的家。他说不是。我回头望了望身后，又看了看楼道，甚至越过老先生的肩头，看了看他身后的房间。确定这就是以前许东生的房子，但摆放的家具大不相同。老先生说一口东北话，告诉我这是他女儿买的房，他们住进来已经好几年了。我有些失落，向老先生道了歉，离开了湖畔之梦小区。

其实，从囡囡老师那儿，我就能知道她们娘儿俩住在哪儿。我没有料到，离婚后的武老师带着囡囡，又搬回她位于气象路的教工小区。而她与许东生的婚房，则在他们离婚后被卖掉了。第二天晚上，我来到武老师的家，提起许东生，武老师语气激烈，充满抱怨，觉得一个劳改犯坚持与她离婚，是对她的羞辱。武老师对我说，许东生出狱来这儿找过她，说想见见孩子，但他坐牢给囡囡带来那么大的伤害，他还有什么资格看望囡囡？

囡囡对我给她买的礼物高兴得不得了。她希望我能帮她把天文望远镜安装好，放在她卧室的窗口。这套两居室的房子，多年前我也来过，进门的左手边是两间卧室，门右边是个储物柜，再过去就是客厅。给囡囡安装天文望远镜时，我问她见没见到爸爸。她摇了摇头，说妈妈不让见。我又问她知不知道爸爸住在哪儿，囡囡也摇了摇头。

夜空蔚蓝，但不见月亮的影子，我翻着那本《国家地理终极观星指南》，移动着镜筒，费了点劲才找到木星。它在天文望远镜里，不过是一粒黄豆大的光点，周围的那几颗更小的星星，应该是它的卫星。天宇中的一个星团，肉眼看上去只是模糊的光斑，可望远镜中呈现的，却是数十颗闪着光芒的星星，白色的晶体，感觉像有一把碎钻，铺在蓝黑色的绸缎上。

“囡囡，”我说，“从望远镜里望出去，是昴星团，就位于你的金牛座。”

“谢谢叔叔！”囡囡很有礼貌，她凑近望远镜，从镜头里望遥远夜空。

我伸手摸了摸囡囡的头，告诉她：“昴星团又叫七姊妹星团，它们是宇宙里的七仙女！”

囡囡望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我看到她眼睛里有泪光。“叔叔，谢谢您！”

从武老师那儿，我得知许东生入狱的真正原因。当年许东生供职的报社，虽然总部在北京，却不属于党委系统的机关报，也无法借助每年党报党刊的发行走量。许东生总是做曝光的深度报道，认为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读者愿意自费订报。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得罪了不少人。昆明郊县有家化工厂发生污染事件，许东生报道之后，有人做局，先是对许东生铁肩担道义的行为推崇备至，请许东生到化工厂污染现场看他们的整改，表示要订一千份良心报纸，让更多的读者知道许东生他们这份有责任、担道义的报纸。聊天被录了音，中间有涉及一千份报纸订阅打折的讲价还价，有录音里商谈表扬稿收不收费，批评稿件如果付费，有没有撤下的可能等内容。但这样的录音一旦掐头去尾和重组，就会变成可怕的证据。

“他就是个堂吉诃德！”武老师不满地说，“根本不为家人考虑！”

14

手机熟悉的铃声响了起来，望着屏显上陌生的电话号码，我犹豫接不接。朱雯那段时间迷上宋式美学风格的装修，我在网上查过装修公司，此后便不时有陌生电话打进来，询问是否有房子要装修。泄密让我心生不爽，只要来电提及装修，我立即掐断电话，但那天手机里传来的熟悉声音令我惊愕。是许东生打来的，他从武老师那儿听说我给囡囡买了天文望远镜，便在电话里向我表示感谢。他出狱那么长时间才联系我，不会只想表达一个谢意，我猜测他找我一定有什么事，也许就是朋友们所说的借钱。

聊了一会儿，询问了彼此这些年的情况，许东生突然对我说：“老瘪，能不能借我五千块钱？急用！”

我犹豫了一下，不是犹豫借不借他这五千元，而是疑惑他都开口了，却只借五千元。以我们曾经的关系，这个数字再翻几番我都不会犹豫。借的数字大，大到我难以释怀，说明我会惦记他还钱，我们还会有联系。只借五千元，难道真像有朋友所说的那样，许东生借了钱就玩失踪，打电话不接？难道我和他的友情只值五千元？这个数额让我有些伤感。

“如果你那儿不方便也就算了！”许东生犹豫了一下说，语气里有着他极力想维护的自尊。

“方便，必须方便！”我怕引起他的误会，慌忙说，“你说个地址，我这就送过来！”

“还是我过来取吧！”许东生说。

“好久没进城去啦，我送过来，顺便逛逛昆明城！”我说。

见面定在丹霞路阳光茶室，下午两点半，不见不散。

中午吃完午饭，我没像往常那样睡午觉，而是背上包出了家门。我告诉朱雯下午我不回家吃饭了，有个多年没见的老友要见。朱雯没问我见的是谁，她懂事，会主动给我留下私人空间，这也是结婚多年我仍然迷恋她的原因。我在包里放了瓶十年的五粮液，打车直奔地铁1号线大学城站，从那儿坐地铁到东风广场再转3号线，一个钟头我就能赶到见面的地点。

我先到。在茶室窗边选择了一个卡座，这样便于我观察往来的路人。秋天已经来临，这条街的行道树原本是小叶榕，但前年年初的那波寒流，让这条街的行道树全部枯萎，以至于当我重新坐在熟悉的茶室里，眼前这条我熟悉的街道都变得陌生。园林局移栽的滇朴、广玉兰，以及复羽叶栾树还在适应人行道下的土壤，我看见树干上挂着植物营养袋，里面装着不明液体。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给移栽树木输液的办法，效果不错，茶室附近移栽的行道树，大多长出了新芽。

多年前，许东生重返昆明的那段时间，这附近的红莲路是夜市一条街，原本的夜市在大观路，后来被拆除了，许多做夜市生意的人便转移到这条街来。但也只是几年时间，城市化的列车轰隆隆驶来，这条街也被抹除，换成了一个个地产板块。下午两点半，已到了约定的时间，但阳光朗照的丹霞路上，仍然不见许东生。人世难料，当年我们在这条街吃夜宵时，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许东生会入狱。时间过了五分钟、十分钟、一刻钟……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因为开口向我借钱而后悔。这个时候，一个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从远处飙了过来，速度之快，让人联想起海里的金枪鱼。

昆明地处高原，紫外线强。电动车斜切过马路，在茶室外停下，关锁的瞬间，我看到骑手黄色T恤的右胸上，“美团外卖”几个字上方，有只跳跃的袋鼠。而电动车后座绑着的保温箱上，贴着“美团”两个字。直到快递小哥走进茶室，我都没有认出他就是许东生。黄色的头盔、黄色的T恤，让他与这座城市成千上万送外卖的小哥混为一谈。直到他坐在我对面的凳子上，微笑地望着我，我才从黄色的头盔下面，认出那张熟悉的脸。

午后的茶室稍显暗淡，与外面明亮的街景形成反差。许东生把头盔取下，叫了声：“老瘪。”我站了起来，叫了声：“猛犸象！”茶室靠窗的座位有倾斜的阳光照射进来，让我清晰看见许东生头上颜色斑驳的头发，他比我想象中的要衰老。

“不好意思，来晚了！”他笑笑，脸上充满了歉意。

“我们有七八年时间没见了吧？”我问，给他斟了一杯水。

“差不多吧，从留置到刑满出来，整整六年时间，妈的！”许东生骂了一声，“这帮孙子可真黑！”

“出来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联系我？”我问。

“得谋生！”许东生故作轻松地笑了笑，“进去这几年生活有规律，饮食又控制得严，现在我的血压、血脂、血糖和尿酸都不高了！”

“其实可以找个其他的活干，”我不忍心看许东生满头灰白的头发，以及他长时间暴晒在太阳下色素沉着的脸，“我认识民办大学的校长，要不……”

“这世界就数送外卖这个工作好！”许东生诡异地笑了笑。

“你当初进去，究竟是得罪了谁？”我有些好奇。

“不是得罪了谁，是得罪了一群人，”许东生说，“但我知道是谁做的局！”

“是谁呢？”

那天下午，许东生告诉我做局陷害他的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官司麻烦，我把这个人称为“黑桃K”。听完许东生讲他入狱的过程，我发现他其实只要睁只眼闭只眼，是能躲过这场灾祸的，但他却选择了与对方死磕。

“我们加个微信？”

许东生望着茶杯犹豫了一会儿，他似乎不愿意与我加微信，但又不好拒绝。我刺激他说，不方便就算了。他说有什么方不方便的！打开手机微信的二维码，我看到他的头像是一头猛犸象。

许东生的微信名，让我瞬间有种时间被压缩的错觉，仿佛我们睡在一间宿舍，给彼此取诨名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事。我对许东生说，大学的同学拉了个微信群，要不要把你也拉进去？许东生拒绝了。聊起大学同学，我说还记得许东生毕业纪念册扉页的那几句诗，像是谶语。我背了出来：“许多年，朋友们都已走散，孤零零的雨，落在了寂寞的广场。”

“老瘪好记性！”许东生说。

我把装了钱的信封从包里拿出来，沿着桌面推到许东生面前。他拿起来捏了捏，脸上闪过一丝异样的表情。

“我会还的！”他把装了两万块的信封放进随身携带的包。

“不着急，你只管用着。”

“那我就先闪啦！”许东生说。

“要不今天晚上小酌一杯？我特地带了瓶好酒过来！”

许东生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一脸遗憾。“老瘪，”他说，“我还真有急事，要不我们改个时间？”说着，他将手伸过来。我用力握了握他的手，感觉他的手比读书时还有力。好吧，我说。如果不是中间隔着一张茶桌，我真想拥抱一下他。

我想把他送出茶室，但被许东生阻止了。“别搞得生离死别似的，等我了结手中事，我们再找时间聊天或手谈！”

隔着茶室的窗玻璃，我看到许东生熟练地戴上安全帽，他朝我招了招手，骑上电动车，黄色的背影很快消失在午后车流密集的街道上。一阵悲伤袭来，我想，许东生也许是昆明城年纪最大的外卖小哥，年过五十岁的人，不该再去干这个需要反应、力量和速度的活计。生活的重压下，谁不会变形？谁又不正在变形？我想起当年他从海南寄来的录像机，还有夹在信封中的那两百块钱，心中充满疑问，一个如此看重自己名节的人，为何他会借一个个朋友的钱不还呢？

15

监控有盲区。二环高架环线被无数根巨大的水泥柱托举在空中，每一天都有数以万计的轿车从上面飞驰。车轮像一个个移动的砂轮，要不了两年，新铺的沥青路面就会被打磨成齑粉，伴随着轮胎特有的焦煳味，弥漫在空中。我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谋杀案，巨大的水泥柱把监控镜头的画面切割，警察在那些像纸屑一样破碎的镜头里，试图捕捉到那一辆肇事的黑色北京吉普。警察说，那是辆1.5T增程器＋双电机混动系统的增程版吉普，从起步到百公里加速只需5.5秒。当它在漆黑的深夜像只豹子那样扑在许东生的身上，后者像一个失控的溜冰运动员那样沿着路面滑出去，灵魂瞬间脱离肉体，电动车被撞得支离破碎，许东生则像一颗肉弹那样，先是射在一根水泥柱的柱棱上，继而又弹到了另外一根水泥柱下面，头盔撞飞。全身多处骨折，断裂的两根肋骨像锋利的尖刺那样，戳进他的肺里。

人当场就不行了。黑色吉普扬长而去，监控镜头只捕捉到它是一辆八成新的越野车，但车牌后来被证实是个假牌照。借着夜幕的掩护，它消失在昆明西山区那些狭窄的街道中，最后一个镜头是在大普吉附近的昆武高速公路拍到的，此后它就像是一滴水落入大海，再没踪迹。

出事那天夜里下了雨，监控视频中的许东生像个丧失意识的醉汉那样蜷缩在南二环的水泥柱旁，一辆又一辆车碾过附近积水的坑洼，不时有骑电动车和单车的人从许东生身边经过，但只有少许几个人停留了一下，又继续骑车离去。直到警察接到报案闪着警灯赶来，事故现场才被警戒线隔绝。法医从不同角度拍摄了许东生的遗体，闪光灯不停闪烁。在许东生手机内有限的几个联系号码里，有我的号码。他出事的第二天下午，警察找到了我，想了解许东生出狱后的情况，他与谁有经济纠纷，结了什么仇。但我无法向警察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警方提出要查看我的手机，我以公民隐私需要保护为由拒绝了。我说我与许东生的通话，包括微信交流，在手机后台都能查到。警察说，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又问我是不是借过两万块钱给许东生。我很奇怪警察为何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给许东生的是现金，并没有银行流水记录。警察说，我们怎么知道的，你不用管，你只管回答借过，还是没有借过。我把借许东生钱的事告诉了警察，望着警察充满怀疑的眼睛，我说，许东生是我大学同桌，你们不会怀疑是我杀的许东生吧？警察说他们找我只是了解情况。我说，费那劲干吗？找到肇事的车辆，案子不就迎刃而解了？负责办案的警察无奈地笑了笑，说要是能找到那辆肇事的吉普，我们干吗还费这事？

“那应该就是黑桃K指使人干的！”我说。

“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人，”警察说，“得讲证据！”

接受警察的询问花了我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也从与警察的交谈中捕捉到一些令我吃惊的信息。我问过警察，像许东生这种送外卖的人出车祸，平台有没有为他买过保险？可警察告诉我，许东生压根儿不是什么跑外卖的！我说我亲眼看到他骑着电动车，穿着美团外卖服装，不会是平台看有人被撞死了，想赖账吧？警察哼了一声，说，穿美团服装的就是送外卖的，那还有人穿了假警服招摇撞骗呢！

警察给我看许东生事故现场的照片，有他的面部特写，他表情痛苦，五官扭曲，我注意到他那只沾满泥水的手，指关节因长期用力握车把，变得骨节粗大，像个劳动者，而不像是一个曾经的校园诗人。

从警察那里，我才得知一年前，许东生买了大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按照受益人很可能是嫌疑人的推理，警方又怀疑是受益人囡囡，但那是个刚上高中的十五岁姑娘，显然不会是真正的凶手。警方又把囡囡的母亲武老师列为嫌疑人，而我又恰恰与武老师有过几次电话联系。当然，我与武老师的通话内容没有任何问题，她打电话给我，是想囡囡中考后能进我们学校的附中，我答应尽力。我们交谈的内容围绕的都是囡囡读书的事情。

我还得知，在许东生的出租屋里，警察发现了一个绿皮笔记本。那是许东生当年所在报社统一发的采访本，里面清楚记录了许东生向朋友借的每一笔钱。在那串借钱的名单里，我的名字排在最后，金额也清楚地标明在后面。

从派出所回到家中，我情绪恶劣。朱雯见我脸色铁青，问我怎么了，我说许东生死了。她张大嘴，眼睛瞪得老大，说怎么会？我告诉朱雯，我想单独待会儿，吃晚饭时不用叫我。说完，我进了书房，把门关上。

一个人待在屋子里，那种藏在内心深处的疼痛和伤感泛了上来，我有些失态，不停地抽出放在床头柜上的纸巾来揩眼泪和鼻涕。那天下午在白马小区的阳光茶室分手后，我们之间再没打过电话，但有过微信往来。我翻出他的微信，望着那只猛犸象，一些与他相处的画面浮现在我的脑子里。

滑动屏幕，我们微信对话从10月27日23：58开始。

猛犸象：“也许那天下午我应该留下来与你小酌一杯的。”

“我们另外找时间。”我说。

猛犸象：“那天离开茶室，骑车穿过新闻南路，我听到一种熟得不能再熟的声音，缝纫机的声音。”

新闻南路是我当年在报社工作时，每天都会经过的道路，狭窄的街道两侧种有昆明常见的香樟树。从北往南，离金碧路延长线几十米的地方，一间不起眼的门店后面，放着一台缝纫机，许多年了，那家缝纫店一直开着。我在那个缝纫店处理过牛仔裤稍长的裤脚。随着身体发胖，腰围合适的裤子，裤脚总是长得要裁掉一截。我记得门店上面有一块土红色的木板，上面用白色颜料写了“衣服缝改”几个字。

“我在新闻南路那家缝纫店改过裤脚。”我说。

猛犸象：“现在那块牌子还在。”

许东生在微信里告诉我，他从监狱出来一年多了，可缝纫机那密集而又刺耳的扎针声仍会在他的大脑里不时响起，有时是幻觉，有时是在梦中。缝纫机的压脚紧贴移动的拉链，银色的针头以每秒一百次的针速刺穿合成纤维，真实而又虚幻。在第三监狱服刑时，许东生梦到过缝纫机的针头刺进的不是合成纤维，而是他的大脑，他从疼痛的幻觉中醒来，盯着头顶粗糙的床板，感觉脑袋肿胀了。

在监狱的几年时间里，许东生什么技能也没有学到。踩缝纫机是他很早就会的本领，仅从缝纫这个角度来说，他从母腹里就受到过良好的胎教，从小就在缝纫机针头密集的响声里生活。年少时，许东生母亲的裁缝铺生意不错，小镇周边的山村人口稠密，母亲有做不完的活计，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常常从白天响至深夜，为他们一家换回让邻里羡慕的食物。看着一块块布料在母亲手里变成漂亮的衣裤，许东生梦想自己的未来能够像母亲那样，用缝纫机挣回源源不断的钞票。偶尔，他会趁母亲做饭时，坐上缝纫机，用力踩踏脚踏板，推着压脚下的布料，熟练得就像个缝纫工。母亲骂他没有出息，说男孩子要把书读好，才能光宗耀祖。

多年后，许东生到监狱服刑，狱警带他来到工位，对他快速上手的缝纫技术吃惊不已。都以为他凭的是高智商，哪知他熟练操作缝纫机，是基于他童年的记忆。

许东生的母亲我见过。记不住是大二还是大三那年，她上昆明来看望许东生，给许东生带来一堆吃的，有她亲手酿制的甜白酒、肉酱、花生、酥肉……她想把家中能吃的东西都给许东生带来。我在微信上问许东生老太太是否还安好。他说母亲已经去了天国，是在他入狱的第三年去世的。庭审的时候，她千里迢迢赶到昆明，寄望律师能够帮助儿子免于刑狱，可当她在法官嘴里听到判处许东生六年有期徒刑时，一直为儿子骄傲的她没能够撑住，病灶在她返家时潜入她的身体。她一个从未沾酒的人，竟患上肝癌，癌细胞在她的身体里迅速繁殖，速度比高速下刺的缝纫机针还快，她的整个内脏里长满了肿块。

临终前，许东生的母亲来过一次昆明，说是复查，其实是到许东生服刑的监狱与儿子告别。隔着会见室的玻璃隔板，许东生发现母亲的身体缩水了不少，老得厉害。结束探看前，母亲用沙哑的声音叮嘱他不能够再做犯罪的事，否则她到另外的世界会不安。

“可我没做犯罪的事！”许东生说，“妈妈你要相信我！”

“没做就好，以后也不能做！”母亲说。

许东生哭着答应了母亲。现在，他到天国回复母亲去了。

16

许东生遗体被寄存在昆明西郊殡仪馆。案子未破，他的遗体不能火化，也不能下葬。得知消息的老米赶来昆明，我们有过交流。许东生无论是入狱还是出狱，一直与老米保持着联系。是老米告诉我，许东生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位于呈贡的行政中心找到了黑桃K。他不顾秘书的阻拦，闯进了黑桃K的办公室，面对惊愕的黑桃K，许东生平静地说：“从此以后，我将收集你的一切犯罪证据，并实名举报你！天网恢恢，你跑不掉的，而且，你将发现，有一双眼睛，会从此牢牢锁定你，直到你进去。我敢肯定，你将来所获的刑期，一定会比我长得多！”

“老许与设局把他弄进监狱的人杠上了！”老米说，“他为自己买了人身意外保险，就已经预感到有人会杀人灭口。”

“进了监狱，他的人生已经没有未来！”我说。

“许东生对他身后事做了安排！”老米说，“人身意外保险的赔付款，将借债还掉后，一部分用来给囡囡读书用，剩下的用来雇人，一刻不停地跟在仇人身后！”

刑满后从监狱出来，许东生买了辆电动车，装扮成一名快递小哥，像块牛皮糖那样黏住了黑桃K。小区门口、行政中心、商场、餐馆、大街……黑桃K出现在任何地方，许东生都跟在后面，除非是黑桃K离开昆明。难怪许东生不去找工作，而是借钱维持生活。我猜想，这如影随形的跟踪，或许是许东生在狱中阅读《基督山伯爵》时想好的。

一直有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自己，让黑桃K如芒在背，他崩溃了，托人找到许东生，愿意出一笔钱作为补偿，数额超乎想象的大，但被许东生拒绝。老米说，许东生拒绝与黑桃K和解，无论是对方的收买还是威胁。

“可许东生死了，黑桃K还不是逍遥法外！”我沮丧地说。

“许东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老米告诉我，“你放心，他走后，有人会像他那样，整天盯住黑桃K！”

也就是从许东生去世开始，我几乎每天都会查看云南省纪委监委的公众号“清风云南”，那上面的权威发布不时会披露落马官员的消息。“我不相信雷没有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我同样不相信，黑桃K能够在中国一波波反腐浪潮中脱逃！几年后的一天，我终于看到黑桃K的名字出现在清风云南的网站上，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有如缠绕的线团解开死结，随着黑桃K被留置审查，许东生被撞案迎刃而解，凶手归案，许东生的遗体可以火化，入土为安了。西郊殡仪馆距离昆明28公里，紧邻昆楚高速公路。那天，我驱车前去参加许东生的葬礼，汽车沿昆楚公路西行，车窗外的车辆、树木、房舍一晃而逝，眼前的世界是那样令人恍惚。几天前，武老师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许东生火化和下葬的时间，我便在班级的微信群里作了通报。群里有人发合掌祈祷或者哭泣的表情，也有人配上几句悼念许东生的话。但大学同学中，只有我到西郊殡仪馆去送别许东生。也许，许东生的入狱经历，让曾经的同学避之不及。但令我意外和感动的是，老米也赶上来给许东生送行。他老了许多，几乎秃顶的脑袋上只有少许枯草般的头发。许东生寄存的遗体运了过来，放在告别厅。说是厅，面积不大，只有十来个平方米。武老师以囡囡的名义，给许东生买了一具纸棺，老米从外面的花店买了几百枝白色的菊花，将花瓣摘了，放在许东生遗体周围。许东生的遗容处理过，看上去竟有老年人的安详，只是化妆师给他涂抹了些口红，让他的脸显得陌生，似乎他是去参加化装舞会前小睡一会儿。我注意到，从冰柜里取出遗体化妆整容，让许东生身体上的薄霜融化，他脸上密布细小的水珠。我盯着他的脸看了看，低声叫了声“猛犸象”，他没有回应。

囡囡挤了过来，她二十一岁了，从省外的大学赶了回来，她身着黑色的丧服，头上别了一朵雏菊，双手扶着纸棺，眼睛死死地望着许东生的脸。周边的人从纸棺边撤离，只留下囡囡，她看许东生的眼神，像是仇恨，又像是想把那张脸深深刻入记忆。

哀乐像间歇泉那样响起，那熟悉的旋律我听过一遍又一遍，但就像夹杂在一片瀚海中的植物那样，许东生遗体告别间传出的音乐在哀乐声中是那样不协调。德沃夏克的《ｅ小调第九交响曲》，它的旋律有时如疾风吹拂，有时又如潮汐隐退，在这样的音乐声中，我总觉得不是与许东生告别，而是目送他又一次远行。老米告诉我，这是许东生在他的遗言中特意吩咐的。

许东生安静地躺在纸棺里，纸棺下面的那张可移动的金属床上，我仿佛看到一个又一个人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像影子那样无声躺下，无数的生命重叠在那张床上，比纸屑还轻。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雏菊和印度檀香的混合气味。老米来参加许东生葬礼时做了准备，他带来的铁灰色音箱只有餐巾盒那么大，可音响效果却极好。《ｅ小调第九交响曲》循环播放，武老师和囡囡并未对夹杂在哀乐里离经叛道的音乐提出异议，他们事前有过沟通。在我远离许东生的这些年里，老米与许东生走得很近。

火化时间是上午十一点。掩藏在一面白墙后的火化炉依次排列过去，停放遗体的平台一旁放着两只不知何用的蓝色塑料桶，肃穆的气氛让长条形的火化间像一个诡异的工厂车间。当许东生的遗体被推进火化炉，我想起前年冬天，大学同学纪念入学四十周年聚会，组织者在临近滇池的昆明温泉花园酒店包了房。那天来了三十多位同学，我见到了多年没见的黄治孤，他五十岁便从拉萨一所中学退了休，领着不菲的退休金回到老家居住，令我意外的是，他自从支边去拉萨就再没下过围棋。我也见到了麻秆，当年瘦成一个感叹号的男人发福了，他多年前离开体制，如今是位成功的木材商人，曾向组织活动的班长表达聚会的费用由他来支付。那天的晚餐他成了中心，没有人叫他麻秆，也没有人叫他的名字章树基，而是叫他章总。他侃侃而谈，讲述他在世界各国的见闻。我特意在身边留了个空位给我的同桌许东生，并将空位前的酒杯斟满。我们也都在聊天中谈到他，感叹他是班上最早“挂掉”的人，言辞中并无多少悲伤。觥筹交错中，我总感到有一双眼睛在什么地方望着我们。“许多年，朋友们都已走散，孤零零的雨，落在了寂寞的广场！”当年，我们宿舍集体对付考试，一路过关斩将，如今却只有许东生一人在生活中挂了科，而且永无复考的机会。

多年不见，同学们兴致很高，大家喝酒，碰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亲切交谈。我从餐厅里出来，坐在外面的石阶上。天早已黑了，隔着一片阴沉的水面，对面是沉默不语的西山，上面有些微的亮光。和风吹拂的夜晚，可我的脑子里满是大雪纷飞的情景，有1983年冬天积雪的场景，也有2016年春天飘雪的画面。这些画面与许东生蜷缩在桥墩下的身影重叠在一起，让我感到心中一阵阵发堵，有流泪的冲动。我抬起头来仰望夜空，上面有稀疏的星辰，有那么一会儿，我仿佛看到那些星星变成密集的雪花飞落下来，而一头巨大的猛犸象，正在一步一步沉重地走向天庭，消失在我想象的漫天风雪里。

【作者简介：胡性能，1965年生，云南昭通人。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在温暖中入眠》《有人回故乡》《下野石手记》等。曾获《小说选刊》年度奖、十月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