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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硬科技”深度介入社会生活，文学如何回应科技创新及其主体，已成为亟待探讨的议题，以秦北长篇小说《掌心》为切入点，可考察新大众文艺在科技书写领域的突破与探索。《掌心》的创作实践标志着新大众文艺在科技书写上的三重变革：叙事主体从“作家想象”向“行业自述”迁移，内部视角带来叙事权威与审美质地的转换；技术从背景性元素上升为主体性题材，芯片产业链运行成为情节动力；叙事方式自觉吸收科技逻辑，在人物塑造、隐喻建构与结构节奏上形成与科技产业同构的叙事范式。三重变革彼此联动，共同构成新大众文艺在“硬科技”书写上的一次系统性探索，为高度技术化的现实寻找到与之匹配的文学表达。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 硬科技书写 行业自述 秦北 《掌心》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被科技重塑的时代。从实验室里的基因编辑到生活中的算法推送，从宏观的航天探索到微观的芯片竞争，“硬科技”不仅构成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日益成为公众认知现实、想象未来的有效路径。在此语境下，文学创作如何回应这一现实，如何书写科技创新及其背后的群体，已然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回首过去，传统的“工业文学”或“改革文学”曾以高昂的热情描绘工厂、车间与生产建设，但其讲述重心往往落在社会关系、道德情操与政治觉悟层面，技术本身通常只是作为背景存在。当以往的“作家想象”面对日新月异且壁垒高深的“硬科技”领域，时常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的倡导与实践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与技术的关系。截至目前，多数学者仍然从人工智能创作、新媒介传播这两个角度进行阐释，这当然是“新大众文艺”的应有之义，却忽略了“技术”本身的文学化进程。如今，单纯将“芯片”“人工智能”等词汇填入传统的故事框架，或依赖作家短期的“体验生活”，已难以满足读者对真实性与时代性的期待。真正有深度的讲述必然要求创作主体、创作题材与叙事方式发生系统性、审美性的多维变革。

秦北的长篇小说《掌心》聚焦半导体芯片这一“硬科技”领域，以扎实的行业功底与自觉的文学探索，为我们审视新大众文艺在科技书写上的可能性提供了绝佳案例。笔者认为，《掌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书写了“中国芯”这一时代主题，更在于它标志性地呈现了新大众文艺在科技叙事上的三重变革：叙事主体从“作家想象”到“行业自述”的迁移；故事中的“技术”从背景到题材的变革；叙事本身对科技逻辑的吸收与转化。

一、主体迁移：从“作家想象”到“行业自述”

所谓“作家想象”，是指作家作为外部观察者和文学转译者，对超出文学艺术或自身经验的领域进行描绘与书写。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想起“文学工具论”，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所说的“作家想象”仍是一种以文学性为旨归的创作方式，在观察他者的过程中，作家往往会投入自己的情感以追求某种维度的共鸣，显然与将文艺作品视为宣传或教化工具的论调完全不同。对“作家想象”而言，有些行业的经验和生活是可以体验的，如教师、官员、企业职员、体力劳动者等等；有些行业是可以通过田野调查进行访谈的，如非遗传承人等其他小众行业的从业者。然而，有些特殊的行业领域既难体验，又很难通过访谈获得迅捷的整体把握，例如科技领域。

抛开科幻文学不谈，中国现当代文学对科学技术的书写或许可以溯回张扬完稿于1963年的《第二次握手》。不过，这部小说更侧重于科学家形象的刻画而非科技原理的阐释。相较而言，徐迟发表于1978年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是直面科学技术领域的典范之作。这部作品以饱含诗意的语言书写数学家陈景润及其所处那个艰难的科研环境，成功塑造了一位超越世俗、沉醉于数学星空的“孤独英雄”形象。这种书写模式，在普及科学人物、唤起社会对科学、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方面功不可没，然而，其书写的局限亦在于此：作家的视角始终是一个“他者”。作品对科学工作本身的呈现，例如那些枯燥的演算、复杂的推理、试错的过程以及科学家群体内部的精神联结，难免因知识和行业隔阂而不甚深入。这种书写本质上是文学对科学的一次“访问”，其核心仍然是作家的思想与情感，科学本身则常常作为背景或精神投射的客体而存在。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与技术革命的普及，公众对科技领域的认知需求不再满足于一次表面的“访问”，而期待更具内在真实性和深度性的作品。当“作家想象”难以触及行业的内部肌理，来自行业内部的自我讲述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新大众文艺”的热议始于2024年7月《延河》杂志发表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该文将这一概念定义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1文章将“人民大众”的范畴指向外卖员、保姆、保洁、保安、木工、电工、瓦匠等“平凡职业者”。正因如此，近两年来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大部分都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讨论以体力劳动者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作品；二是讨论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对文艺的创作与传播的作用。毋庸置疑，二者自然是新大众文艺概念的范畴，但笔者想要提醒的是，正如“大众”概念的内涵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具有差异性2，用以指代“非专业作家”的“人民大众”概念也同样具有一种所指的流动性3。换言之，假如我们将所有的创作者视为一个集合，那么“非专业作家”并不仅仅包含“体力劳动者”或者“平凡职业者”，同时还应包含一个常被主流文学讨论所忽略的群体——那些身处各行业前沿，具备良好文化素养与表达能力的行业精英。近日，创研部发表的《对近期“大文学观”讨论的观察与思考》可以视为对《延河》关于“新大众文艺”一文的补充，文章同样指出文学创作主体的变迁，在“外卖员、产业工人、家政从业者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之外还强调，“许多科技、金融、互联网、工程设计领域的从业者，也为文学带来高度专业化的经验背景和极富特色的行业故事”4。相较而言，后者是当代知识经济与创新实践的核心参与者，掌握着某个领域系统性的知识与逻辑。如谢有顺所说：“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可以解读为是一种由经验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写作变革，是一次从‘怎么写’到‘写什么’，以及‘谁在写’的变革。”5当这批行业精英开始执笔讲述，带来的便不再是“他者想象”，而是“自我阐释”与“行业自述”，秦北《掌心》的创作，正是“行业自述”的典型体现。

作者本人从事芯片行业多年，他的深度观察使其不同于那些短期收集素材的作家，而具备了某种“内部视角”的合法性。在《掌心》中，这种内部视角转化为一种令人信服的“叙事权威”。小说开篇即展现中关村的科技生态，对半导体行业的产业链环节、核心挑战、资本运作模式以及国际竞争态势的描写，并非点缀性的背景说明，而是构成人物行动逻辑与情节冲突的血肉。如此一来，便能使读者感到：推动故事发展的不是命运或巧合，而是技术发展与商业竞争的内在规律。例如，主人公任大任所遭遇的“流片失败”绝非一个简单的挫折事件，而是源于芯片设计、工艺适配、协同设计等环节中某个可能的技术失误或判断偏差，其后果直接牵连到资金链、团队士气、市场窗口期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种对行业运作机制精准而内行的描绘难以通过短期采访而快速获取，它依赖于创作者长期以来的知识积累与行业实践。

这种由“行业自述”带来的叙事权威，自然改变了科技书写的质地。首先，它终于使当代文学对科技领域的书写完成了从“精神礼赞”到“过程呈现”的重心转移。在《掌心》中，我们能看到主人公的理想主义情怀，但更难得的是看他如何应对技术难题、管理团队、周旋资本、研判市场。科技创业的艰辛与魅力，正是在这些具体，甚至有些琐碎的专业决策与执行细节中得以呈现。其次，它塑造了更为复杂、立体的“行动者”形象。任大任们不再是“陈景润式”的孤独天才，而是将技术理想落地为商业产品、管理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科学家”的复合体。他们的困境既有技术路线的生死抉择，也有商业伦理的考验，还有个人情感与团队利益的纠葛。此外，“行业自述”还提供了一种冷静、密实、充满技术理性的叙事美学，小说的语言贴合行业语境，叙述节奏也与研发攻关的周期同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

二、作为题材的“技术”

正如王玉玊所说，“技术的进步带来文艺创作门槛的降低，更多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甚至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劳动者也将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直观带入新大众文艺创作脉络之中”6。尽管“新大众文艺”概念本身已然包含“技术”的相关问题，主要围绕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文学艺术创作与传播的革命性作用。然而，作为题材的“技术”却鲜有讨论，这理当成为“新大众文艺”内涵的应有之义。在当代文学史中，“技术”或“工业”并非全然陌生的题材。从《子夜》到“十七年”的工业题材，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文学”，机器、车间、生产线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与斗争，曾构成特定时代的文学景观。然而，假使我们细读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其中的“技术”大多仅仅作为人物活动的布景、时代精神的象征或阶级斗争的舞台。技术本身的内在逻辑、演进规律及其塑造的思维方式、伦理困境，往往不是作家书写的核心所在，这一状况，在当下以“硬科技”为焦点的时代语境中发生着改变。“硬科技”是近年来的新兴概念，它是基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需要长期研发投入和持续积累才能形成的关键核心技术，具有极高的技术门槛和明确的应用场景，是能够对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创性技术7，“最具代表性的硬科技主要体现在光电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8。

从文学作品来看，作为题材的“硬科技”经历了从萌芽到繁荣的成长过程。2020年之前是萌芽期，尽管鲜有直面“硬科技”的作品，但部分网络小说开始尝试将专业技术知识融入写作，例如，匪迦《中国起飞》（2017）聚焦百年民用飞机发展史；高铁侠客《高铁群侠传》（2018）书写中国高铁发展历程；榕之子《造车》（2016—2020）（连载时间-完结时间，下同）讲述主人公从摩托车行业起家，历经奋斗，突破技术封锁、实现产业报国的故事。2020年之后，“硬科技”题材的书写进入繁荣期，以智能制造、航空航天、光电芯片、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硬科技”领域为题材的作品涌现，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例如，秦北《归心》（2021）聚焦芯片领域，展现大陆与台湾企业在芯片产业中的博弈与合作；银月光华《大国重器》（2021）以盾构机研发历程为主线，书写大国重器自主化历程；扫3帝《只手摘星斗》（2022—2023）以卫星导航产业为背景，展现国产技术突破与国际竞争；老藤《北爱》（2023）表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对隐形机、无人机的研发；匪迦《北斗星辰》（2020—2021）《关键路径》（2021—2022）《垂直起飞》（2024）分别从不同角度书写航天领域的创新故事。

从“芯片”题材来看，出版于2021年4月秦北的《归心》是较早聚焦“中国芯”题材的长篇小说。此后，既有网络作家三分糊涂《1991从芯开始》（2020—2022），王笑歌、虞昕《芯语》（2022），张帅奇《芯声》（2024）等相关题材小说陆续发表出版，还有何建明《我心飞扬》（2023）、杨健楷‌《中国芯片往事》（2023）等纪实文学次第涌现，共同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芯片”题材的写作谱系。在此谱系中，秦北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掌心》以其叙事的成熟度与艺术探索的自觉性，成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文本。小说将半导体芯片的产业链运作作为叙事的主干，展现出“技术”在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中，正从一种背景性、象征性的“元素”，转变为具备主体性、驱动性的“题材”。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当代文学题材的扩容，更关乎今天的文学如何理解并书写这个深度技术化的现实。

新世纪以前，当作家处理技术题材时，常遵循一种象征主义或隐喻式的写作方式——科学技术或生产过程要么被赋予浓厚的政治或道德寓意（如作为建设热情的象征），要么沦为推动人际矛盾或情节转折的工具，技术知识本身被高度简化甚至被悬置。这种处理方式，源于作家知识结构的局限，也受制于特定时期文学功能的要求。然而，当科技创新成为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核心动力，文学若继续停留在技术的“外部”，便难以触及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与认知方式。《掌心》的一大突破便在于它翻转了文学与技术的“旧关系”——半导体芯片的技术与产业逻辑不再是故事的背景板，而是故事得以生成和推进的现场与动力。

在《掌心》中，作为核心题材的“技术”具体呈现为三个相互嵌套的层次，它们共同构成小说中不可剥离的叙事主干。第一层是作为知识体系的“技术”。小说丝毫没有回避芯片设计中的架构选择、制作工艺、流片过程中的解决方案、封装测试的可靠性标准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并且这些内容不是通过说明文式的写法或脚注进行灌输，而是有机地融入了人物对话、决策权衡乃至失败后的复盘分析之中。例如，围绕采用何种工艺节点实现性能与成本平衡的争论，直接揭示了任大任团队在理想与现实、进取与稳妥之间的分歧。第二层是作为实践过程的“技术”。从软件使用、专利授权，到对接制造厂商、测试样片，发明创造芯片的漫长、昂贵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链条被完整地呈现为一系列具体的争论与事件。第三层是作为生态系统的“技术”。小说将技术置于全球产业分工、资本力量博弈、国家政策引导、人才竞争流动的复杂网络中加以考察。技术路线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实验室内的智慧，更受制于供应链安全、专利壁垒、市场准入乃至国际政治关系。这种全景式的描绘，使得“技术”题材承载了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与时代信息。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中，芯片早已超越其物理意义，成为“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卡脖子’难题”“保障产业链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集中符号。从这个层面来看，秦北、匪迦等作家对“硬科技”题材的深耕，具有鲜明的时代话语承载功能，同时也可谓深度介入时代的核心叙事。其优秀之处在于，他们并非用文字对此进行简单的政策图解或口号式歌颂，而是将宏大的国家命题沉降到个体创业的生存与挣扎之中，这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差别——任大任们对“中国芯”的追求，首先源于一个技术者看到差距时的不甘，一个企业家洞察市场机遇时的雄心，然后才与更广阔的国家命运产生共振。小说详细展现了走上这条道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个人的健康、家庭的牺牲、友谊的考验、商业伦理的灰色地带。正是这些具体而微的“代价”，才让“自主创新”的口号变得血肉丰满，让宏大叙事获得了坚实的情感与经验支撑。与此同时，只有当作为题材的“技术”被严肃、深入且艺术地对待时，文学才能去捕捉和诠释那些由科技革命所催生的新型经验、新型人格与新型伦理困境。

三、作为叙事的“科技”

总的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科技书写经历了“背景—题材—叙事”的变革过程。当“硬科技”不仅作为题材，更作为一种内化的思维方式和结构力量介入小说叙事，一种新型的叙事模式便随之萌生。曾庆香、刘苏仪在文章中写道：“新大众文艺创作中，技术系统已不再是外在于创作者的中性工具，而是深度嵌入创作全过程的结构性框架，重构了主体与技术的关系，形成了‘人机共生合成体’。”9尽管这一论述更偏向于创作主体的迁移，但也道出了技术思维对叙事与结构的巨大影响。就秦北的长篇小说《掌心》而言，它的创作实践便超越了背景与题材，进而开始探索科技逻辑如何重塑人物形象、革新隐喻系统乃至形成特定的叙事节奏与结构。这种探索，标志着新大众文艺在叙事形式上的自觉，它试图为这个高度技术化的时代寻找一种能够与之相匹配的文学表达方式。

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将芯片这一复杂且动态的技术体系转化为可读、可感，甚至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极其考验着作者的“叙事转化”能力。秦北的《掌心》提供了若干有益的范式：其一，刻画新形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围绕芯片进行描摹刻画，既有纯粹的科学家/研发人员纪程远，又有专事销售的邓肯，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任大任这样兼具科学家和企业家身份的新形象。其二，将技术逻辑转化为情节逻辑。叙事的节奏紧密贴合着芯片研发“设计—验证—流片—测试—量产”的迭代周期，每一次循环都包含着希望、紧张、悬疑、释放或挫败的情感变化，形成了富有行业特色的叙事结构。如此一来，小说情节的推进不是依靠外部巧合，而是跟随内在的技术研发与商业进展逐步展开，赋予故事强烈的真实性与说服力。其三，将技术语言转化为文学隐喻。这是平衡专业性与可读性的关键。作者巧妙地将抽象的芯片世界锚定在具身的、诗意的意象之上。如“掌心”的纹路与芯片的电路形成互喻，暗合着“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主题。

新大众文艺的叙事探索首先体现为人物形象的创新。传统工业文学或改革文学中的典型人物，无论是“老黄牛”式的劳动模范，还是锐意进取的改革先锋，其人格魅力与戏剧冲突主要围绕政治觉悟、道德品格、人际斗争或社会关系展开，技术能力往往只是他们人格品德的附庸。《掌心》则塑造了以任大任为代表的“科技创业者”这一新人形象，这种形象的张力在于其“科学家”与“企业家”双重身份的内在矛盾与统一。作为科学家，他必须具备追求真理、探索极限的认知品格，对科学的纯粹怀有信仰；作为企业家，他又必须深谙市场逻辑、资本法则与管理手段，在成本、效率、竞争和盈利的现实中做出理性乃至冷酷的抉择。小说没有简单地将任大任描绘成一个“高大全”式的完美英雄，而是细致刻画了他在双重身份撕扯下的困境：当流片失败，耗尽资金时，是坚守技术理想寻求渺茫的希望，还是对市场妥协以换取生存机会？当对手携巨资试图收购公司时，是捍卫技术主导的独立性，还是接受资本整合以实现技术落地？这些抉择并非简单的道德判断，而是在复杂技术发展与商业风险计算中的两难。正因如此，小说的人物形象摆脱了平面化的“奉献者”或“弄潮儿”，变得立体、复杂且包含理应存在的现代性焦虑。

其次，新大众文艺的叙事探索还体现为一套高度自觉且系统化的科技隐喻建构。用文学作品表现尖端科技，最大的难点在于科技的抽象性。秦北的解决之道，并非简单地用日常事物去比附科技概念（那样容易导致理解的肤浅化），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彼此勾连、多层意指的隐喻系统，在科技与人文、抽象与具象之间建立联系。小说的标题“掌心”便是这一系统的核心枢纽。掌心是人类身体最易被审视、最富含独特纹路的部位，它关联着相术中对命运的解读，也关联着个体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感。这种隐喻，既将不可见的、纳米尺度的精密电子结构，映射到人人都有的、可直观感知的身体部位上，赋予了科技一种亲切的“肉身性”；同时，它又将芯片这一人类智慧与工业文明的极致结晶，解释为一种新型的“生命纹路”或“命运图谱”。于是，个体的创业命运与芯片的研发历程通过“掌心”意象实现了同构。基于这种隐喻系统，小说中的修辞方式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科技特色，如：“本就瞪大的眼睛此刻更如车灯开启了远光。”10“周边新建的写字楼一座座拼乐高似的拔地而起。”11“笔记本电脑昨天耗没电了，迟滞了一两秒才开机。他喝下几口咖啡，又愣怔了一小会儿，也才勉强‘开机’。”12这一整套隐喻系统已然超出修辞的功能，而是建立了一种认知框架，引导读者以一种诗意的、整合性的方式，去理解技术活动的人文内涵，将机械的制造过程转译为一种富有生命痛感与美感的创造历程，从而在叙事过程中完成科技理性与人文感性的融合。

更为核心的叙事探索，在于新大众文艺的叙事结构对科技产业内在逻辑的模仿与同构。传统的小说情节发展往往依赖人际关系的变化、外部事件的介入或人物内心的转折，而《掌心》的叙事动力与节奏则源于半导体芯片从无到有的产业化流程本身。整体而言，小说的情节框架可以被视为一个放大版的“研发－测试－迭代”循环，而这个大循环又由无数个小的技术攻关循环嵌套而成。叙事的悬念来自每一个技术或商业节点的“通关”过程，这些基于产业规律本身的问题，构成了推动故事前进的动力。因此，小说的叙事节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脉冲式”特征：长时间的、密集的、有时是枯燥烦闷的技术攻坚与运营筹备会议（这本身是对创业真实状态的忠实反映），伴随着间歇性的、决定生死的“审判时刻”（如流片回报、测试数据出炉、投资谈判结局），这种节奏还原了高科技创业特有的时间体验。正因如此，使《掌心》这类小说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均匀流动的时间感，也不同于侦探小说刻意营造的紧张感，而是一种与技术创新周期同频共振的专业化、行业化的叙事时间，这种结构方式，使小说的叙事形式与题材内容达成高度统一。这无疑是一场大胆的叙事冒险，它挑战了读者对小说情节密度与节奏的传统期待，但同时也以其强烈的纪实感和内在逻辑，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属于硬核行业的叙事范式。

通过对秦北《掌心》的细读，我们可以看到新大众文艺在应对“硬科技”这一时代命题时，正走出一条从创作主体、题材观念到叙事美学的协同创新之路。这不仅是文学题材的一次扩容，更意味着当代作家试图以“内行”的姿态，参与到当代科技发展的建构与阐释之中。可以说，《掌心》以其扎实的“行业自述”、深度的“题材转化”与自觉的“叙事探索”，为新大众文艺如何书写“硬科技”提供了一个兼具示范性与启发性的案例。

[本文系四川省网络文学发展中心2025年度重点项目“新大众文艺创作实践研究”（项目编号：WLWX-2025002）、国家开放大学青年科研项目“AIGC时代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与接受研究”（项目编号：Q25D001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延河》编辑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延河》2024年第7期。

2 刘大先：《 新大众文艺的认知转型与方法变革论纲》，《文艺争鸣》2025年第6期。

3 单小曦：《 新媒介文艺与新人民文艺：“新大众文艺”的双重面相》，《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5年第8期。

4 中国作协创研部《对近期“大文学观”讨论的观察与思考》，《文艺报》2025年12月24日2版。

5 谢有顺：《 重新认识经验的力量——谈新大众文艺》，《文艺争鸣》2025年第6期。

6 王玉玊：《新媒介·新经验——试论新大众文艺的范畴与特征》，《文艺争鸣》2025年第7期。

7 米磊：《“硬科技”创业的黄金时代》，《中国高新区》2016年第13期。

8 米磊：《未来30年——硬科技的黄金时代》，《决策参考》2021年第3期。

9 曾庆香、刘苏仪：《“人民导向”与“技术驱动”: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范式重构与发展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

10 11 12 秦北：《掌心》，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版，第9、14、99页。

[作者单位：国家开放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