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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70后”作为从革命向后革命转移的承前启后一代，其独特的生命经验不仅呈现了他们与世界独特的关系，同时也以个体的自由选择与承担开启了后革命时代自我的成长之路。在《不舍昼夜》中，王十月不再停留于对底层的在场记录，而是通过经典阅读与社会实践双重观照书写王端午的精神成长之路。小说中个体生命经验与时代经历的深层嵌合，使得个体生命历程具有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民族探索与发展的轮廓。王十月对王端午及其周围凡人大众以永不停歇的日常生命实践的书写，正是艺术地呈现中华民族不舍昼夜地奋斗的史诗侧影。

关键词：“70后” 王十月 《不舍昼夜》 民族史诗

一、后革命时代“70后”的“成长仪式”

对于“后革命”虽然有诸多定义，阿里夫·德里克却将1978年中国大陆召开的儒学讨论会作为“正是革命退出舞台的开始”1，南帆认为对私人领域的革命追忆呈现了后革命的转移。“70后”作为“后革命时期的一代‘乖孩子’”2，他们回到个体日常生活的生命经验造就了他们独特的成长仪式。1980年代，当伤痕、反思文学述说着“文革”时期“好人受难”的故事，知青作家以上山下乡的边地见闻加入寻根文学大潮，先锋作家探索形式实验，新写实主义以零度叙事回归日常庸常时，“70后”则以自身成长经验刻下1980年代的另一面向。如何在历史的断裂和延续中确立自我，既是“70后”面临的成长语境也是后革命时代每个人都需要完成的一场“成长仪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70后”的作家为自己写一本成长的书时，他们讲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史，而是‘70后’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3。王十月作为“70后”作家的典型意义，不仅因为他身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现代文明的不同类型生产生活方式”4，还在于其在时代转型中自我身份的进阶，从乡村少年成为工厂打工者，而后又转型为知识精英的独特生命历程。因此其对自我精神的探索具有了跨越代际的美学意义。

王十月的文学创作源于对自我精神成长的关注，其中写于2005年的《成长的仪式》可看作有意识地探究自我的标志。小说写一个叫红狗的男孩以往上学总是由父亲背着穿过黑林子，父亲去世后他觉得自己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应该有个男人的样子，因此虽然心里怕得紧，却挺起胸说不害怕。结果不出所料地他遇到了三岔路口，而他根本不确定究竟该走哪一条，于是在恐惧中每条路都试探着走了走，但都没有走到终点。就在他伤心委屈地想放弃回到母亲身边时，最终选择了往右的路。红狗想：“无论对错也不回头了，一直走下去。”即便是通往水库且可能遇见传说中恐怖的大鱼，他也决定去看看那条大鱼。当红狗的影子没入了树林，身后现出了泪花中含着笑的母亲5。红狗的行动显示了其坚定的自我选择与承担。相比于“60后”作家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成长仪式，王十月的书写没有在先锋实验中表达“循环论的阴影”6与现实的变形，多的是对未来的想象与期盼。红狗更像是生长于后革命时代“70后”“无父的一代”的精神隐喻。置身于日常生活，他们没有“弑父”的冲动，也没有解构宏大叙事言说“现实一种”的嘲讽，他们更像是无依无靠的自我被抛入荒谬的布朗运动，面对命运的三岔路口必须像红狗一样自己作出选择。因此，王十月的《成长的仪式》既是“70后”的成长仪式，也是后革命时代所有个体面临的文化语境。

《成长的仪式》后，王十月的创作展现出更自觉的自我精神追求。有学者注意到王十月的创作自2004年开始趋于精英化，主要表现在立足于更高层次描写打工生活及对打工群体精神世界的关注7。可以说，正是对自我精神的关注与寻觅使王十月超出了具体生活的记录和描摹，并以此切入到人们如何在后革命氛围中确立自我的生存境遇。《无碑》作为为凡人写传的典型，最能展现作家认识和确立自我的自觉。小说通过对中国二十多年变迁的书写，写出了社会急速发展过程中时代的失格以及每个人面临的考验。作者写尽了这个时代新旧交叉中的“苦难”和众生相，但作家并没有简单地指责或评判，而是通过老乌始终坚定个人选择来展现自我的精神轨迹。作为一个一无所有且脸上带有胎记的农村人，进入城市的过程中遭受诸多的嘲讽乃至谩骂。然而老乌并没有因此退缩，他坚持以自己真诚可靠的品格赢得周围人的认可。可以说，老乌以自己的良心和行动承接了时代更迭中的人与事，并以此建构诠释自我。老乌一次次的无果而终俨然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刻痕，像极了《成长的仪式》中坚定自我选择的红狗，其选择未必指向成功，但他却将所有经历变成了人生路上的“风景”。

其实《无碑》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以“在场者”对历史的记录，更在于以一众人的实践建构和重塑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民族精神。与1980年代文坛文学思潮相比，它没有批判极左政治的后革命情绪，而是以人的能动性展现了后革命时代孤独的个体如何依据本心建构自我。面对农民进城无工可打被侮辱、被损害的现实，王十月写出了“个体面对社会压力和心理挑战时的复杂心理变化”8，有意识地探查“现实背后的那些人生，有着怎样的黑暗和亮色”9。面对他人污名化的“老乌”称呼，他没有自卑、自弃或恼怒，而是以自己的执拗、理解、进取、真诚、善良及才气，在漫长的日常中以行动将“老乌”活成了鲜亮的称呼，并在精神的世界里树立了一座令人钦佩的丰碑。

老乌作为底层凡人大众的精神塑像，对王十月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写完《无碑》之后，王十月一直想写《无碑2》。然而，一个作家真正的成长应该是对自我生命经验的超越，而这种超越对于曾被命名为“打工作家”的王十月来说更为重要。这不仅是对他从工厂打工者转换为知识精英现实身份转变后的精神联结，也是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切入时代精神的必然之路。因此，在新作中，王十月没有写走向反面的老乌，而是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亘古中发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取名《不舍昼夜》10。与小说名字的选取相似，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先后经历王端午、醒宝、李文艳、王端、流浪大师等名称，最后定名为“推石头的醒宝”，互文命名的自觉是王十月有意识地以个体经验刻画时代轮廓的尝试，也是他超越底层书写，在更广阔的人生图景上追寻后革命时代现代自我精神的努力。在书写过程中，王十月依然以“菩萨低眉”而非“金刚怒目”的善意践行自己的“揭出病苦，抚慰灵魂”11的文学书写之道，写出了时代中每一个“不舍昼夜”地努力生活的普通人以及由他们谱写的民族精神。

二、后革命时代的个体生命境遇与自我救赎

“如果历史、社会只剩下一堆不可靠的概念和数字，那么，文学提出了个体的经验、内心、某些边缘人物的生活就是一次意识形态的突围。”12《不舍昼夜》作为王十月知天命之作，有意识地以回忆为线索叙述王端午的一生，通过其一生中六次命名的书写呈现“70后”面临的生存境遇及自我救赎路径的探索。

童年时期，懵懂无知的王端午遭遇了弟弟的意外死亡。向来与弟弟同床睡觉的他非但没有得到安抚反而被父亲粗暴对待，当无助与恐慌的心理最后演化成身心疾病时，父母却因为时值农忙而任由他睡在床上自愈。自此王端午变得羞涩而沉默，因经常发呆和自说自话被村里人称为王醒宝13。如果说弟弟的死亡是个意外，二年级发生的“偷书”事件则更像是个体生命与荒诞社会碰撞的隐喻。原本是不小心将同桌的书收进了书包，老师却粗暴将之定性为“严重的盗窃案”。老师对案件的定性使王端午以逃学的方式处理说不清来历的语文书并迎来了周围世界的深深怀疑。老师的家访、父亲的讽刺之语以及姐姐们的交头接耳，都深深地刺痛了已有羞耻之心的八岁孩童，而他却不知以怎样的方式将这根扎在心上的刺拔掉。从此，生命中留下的是没有得到纾解的委屈和自卑，并造就了他小心翼翼察言观色的性格14。童年的伤痕还未抚平，少年时期却再次遭受重击，一直作为其精神引领的四姐在1983年全国掀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因聚众淫乱被枪决，他在无比痛苦中陷入无尽的孤独和寂寞，直至中考失败。于是他拿起四姐留下的《卡门》，并第一次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了：“自由意味着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选择干什么和不干什么。”15他决定离开烟村。为了筹措离开烟村的钱，王端午决定跟着村里的劳动力前往长江边上割芦苇。算不上壮实的王端午为了跟上大家的进度，每天比别人多干很长时间。两个月来，即使手上被划无数道伤口他也坚持了下来，直至最后忘记疼痛。在过往的六十多个夜晚，他和衣睡在临时搭起的窝棚，听着怒吼的江风，“他沉默，但他不觉得孤独。他的心中始终澎湃着汹涌的激情”。后来，“他将割芦苇当成仪式庄严的成人礼”16。某种程度上讲，于孤独中完成自我成长仪式已成为王十月写作中重要的情结。这一情结既是“70后”面临的文化语境，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村大部分孩子面临的困境。面对不善沟通的家庭教育，略显简单粗暴的学校教育，一不小心就陷入无可言说的孤独，最终他们需要靠自己找到成长仪式并慢慢自愈。

王端午的自我救赎源于对命名的自觉，从出生被取名王端午，到生命尽头自觉命名为“推石头的醒宝”，他一次次地在名字和生命经验之间寻找确立自我的可能。由于出生于传统节日端午而被取名王端午，传统的家族传承以及“端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存在，一开始就决定了他是传统文化链条上的一个节点。童年时因与同伴疏离和自说自话的癔症而获得“王醒宝”的绰号。对于这个名字，作者解释说：“醒宝两个汉字写出来给人的直观感受是聪明的孩子，事实上，在他的家乡方言中，醒宝就是傻子的意思。”但是，作者很快又解释说，自己并不是要讲一个傻子的故事，而是说“他成绩很好，老师们都表扬，说他是天生读书的料”17。这一不经意的解释恰恰呈现了作家对个体与名字之间关系的自觉认知。正是对命名认知的敏感，王十月对王端午后来人生的书写始终注意人与名的关联。南下打工走投无路的王端午选择在火车站偷窃，结果不仅偷到了钱财还得到了被盗者的身份证和毕业证。于是他凭借第一代身份证成像的粗劣冒充了身份证意义上的李文艳，成为李文艳的王端午很快因为华南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被公司雇用并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他也清楚地发现“一旦抛开李文艳的身份，他依然什么都不是”18。从个人能力上讲，作为李文艳的王端午和王端午是一致的，但是社会却只承认顶着李文艳名号的王端午。这无疑显出个体在社会结构权力面前的悖论，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成其为自己？“名不正”带来的良心谴责以及被刘祖之揭发举报的事实，使王端午决定与过去做个了断，开始自己的重生之路。

于是在新千年后，他为自己改名叫王端，为了避免改名的麻烦他特别对名字使用范围做了适当解释：“他在法律上还是王端午，在生活中，他改名为王端。”19这一解释再次揭示了个体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重塑自我的可能。王端，取“端”之“物初生之题”之意及对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规律的认知，王端午期望自己从此做个端端正正的人。伴随着更改名字，王端午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并开设了让自己安身立命的“西西弗斯书店”。王端和书店以互文的方式展现了王端午对世界荒诞性的清醒认知以及面对荒诞的自我选择——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命名完成现代自我的建构。在书店，他遇见了习惯以第三人称来表达自我的冯素素，并被这个客观地述说、审视自我的女孩吸引并最终走进婚姻。妻子冯素素对李文艳证件的猜疑和忧伤，以及李文艳的死促使王端午再次拷问自己，他产生了离家出走成为流浪汉的冲动。他期望在流浪中获得精神的自由，也希望以此证明自己当年偷窃李文艳确实是别无选择。然而，在流浪的路上疫情突发，生存的艰难让他前所未有地牵挂着远在湖北的父亲、美国的儿子以及在广州打理书店的冯素素。他突然意识到：“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在人类面临的劫难面前，他心中那点过不去的坎显得轻飘飘地，没有分量，他的流浪也显得格外矫情。”20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加入时代的大潮通过打造“流浪大师”的名号创造流量经济。只是伴随着“流浪大师”的火爆，形势很快超出自己的设想，粉丝们对他的崇拜与同情迅速转化为对现实中冯素素的人肉和污名化，帮助的初衷变成最大伤害，刚刚和儿子缓和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此时的王端午再次在荒诞中清醒，并决定将网名由“流浪大师王端午”改为“推石头的醒宝”，在濒死之际向世界讲述自己拼尽全力而又荒诞的一生。不舍昼夜地努力的“醒宝”就像不断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他以自己不曾停歇的努力阐释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

“我非我时谁是我，我是我时我是谁？”王十月透过王端午一生中六次命名展现了后革命时代“70后”置身于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个体与社会交织中的生命维度。不管历史和现实如何荒诞，他始终通过自我的行动给予调整。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完成了他和冯素素的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的现代转化，也以包容重塑父子关系……当他最终将现代性的问题落实在“就关系而言的现代性，和主要就价值和日常实践而言的现代性”21层面时，他真正地实现了通过自我命名完成现代自我的建构与救赎。

三、凡人大众的实践经验与民族精神史诗

王十月对王端午精神之旅的塑造与指认是继《无碑》为凡人立传的进一步推进，他没有以宏大场面来描述社会的波澜壮阔，而是以个体精神成长之旅丝丝入扣地切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使得小说中的人物灵魂的轮廓线与物质的轮廓线形成对应。尤其是当王端午将自己的成功和罪责与改革开放之初的野蛮发展联系起来时，他对世界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此时他和整个时代合二为一了，他的失败、挫折、成长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时代面向的折射，因此也有了卢卡契所说的“史诗赋予内部完美的生活总体以形式”的意味。相比于知识分子面对时代保持的批判精神，王十月通过众多普通个体的生命实践增补了1980年代以来占据主流的精英叙述，肯定了普通大众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正是他们以自己的勤劳与善良、慎独与自省、理解与慈悲、坚韧又不舍弃的生命实践谱写了民族的奋斗史诗。

从表层看，经典的阅读伴随引领了王端午的一生，他自己更是将有益的阅读看成是可以锚定人生小舟的锚，是对抗人生风浪的定力22。然而，作为一个坚实地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王端午从未将经典作为衡量人生的标准，而是时时地在动态的实践中对话地接受。十五岁割芦苇的经历之所以被他认定为成人仪式，正是因为他的身体力行以及身边那群不言不语的民众。为了更好地生存，这些村民像铁打的一样，每天起早摸黑一刻不停地弯着腰割芦苇，虽然他们沉默如大象，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吃完晚饭钻进芦苇搭起的窝棚里就鼾声如雷。但他们称割芦苇为“蚂蚁搬山”的说法还是震动了王端午。23他们虽然没有像西方智者一样探讨存在，但他们却用行动阐释了存在的意义和中华民族愚公移山的坚韧精神。后来，王端午将书店名字取名为西西弗斯，一方面是对加缪《西西弗斯神话》的致敬，另一方面则是对生活中所有理想主义者的致敬。无论是不甘于做一个普通工厂女工、一次次为自己命运加班的宋小雨，还是不惜冒险建立自己事业的李中标，他们每个人都是不甘于自己命运安排，不断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如黄教授说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是西西弗斯。”24

王端午不仅以实践行动阐释经典，他还以普通大众真实的生命经验对话、重构经典，最终在凡人大众的生命经验中发现中华民族不舍昼夜的生命诗学。如当王端午十分迷恋地向宋小雨讲述《卡门》时，宋小雨并没有一味地迎合，而是基于现实生存讲述自己的生命哲学：“我不是卡门，我会选择活下去，我是全家的希望，我不能死”25。当王端午决定从名匠离开时，他认识到他不是《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也不是《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他只是个平庸的凡人”26，“大多数人所成为的，并不是他们想成为的人，而是他们不得不成为的人”27。王端午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时时地顿悟又时时地被拖入复杂多变的现实之中，并以此为基础调整着自己的认知。十五岁割芦苇时以为自己再没有什么闯不了的关，二十三岁的他却沦落到“相比活下去，羞耻是他不配享有的奢侈品”28，三十岁时理性战胜了感性开办了自己的书店，五十岁时再次流浪以完成自己当年别无选择的自证……流浪过程中，他在头脑中与鲁迅、加缪一路同行，探讨活着的意义，却始终没有陷入任何一种理念。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他因为牵挂亲人决定放弃流浪，头脑中的弟弟试图以“西西弗斯可没有选择半途而废的自由”说服他时，他喊出的是：“去他妈的西西弗斯，哲学家就是骗子，你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的问题，你们只负责制造问题。我现在只想尽我的责任。”29最后，他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路总得自己走。”30爱德蒙森曾说：“衡量一个诗人的技艺水平，关键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占有、转化以及超越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模式，他的写作是否能使任何现存理论都无法把它摧毁”31。王端午正是在历史的动态演进和真切的生活关系中不断地体认、反省、定位自我，他才没有成为任何一部经典的附属，而是以“诞生于这块土地上的独特内容持续地挑战现成的理论，迫使理论自新”，展现了“中国经验是文学的不竭内容，也是文学理论阐释文学与现代性关系的依据”32，其行动本身已成为中国版现代性话语的组成部分。

叔本华曾说：“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讲述那些伟大事件，而是使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变得趣味盎然”33。王十月除了在经典和现实的对话中建构自我和民族精神，更在细碎的生活中打捞出丰富的生命经验。从王端午少年时与父亲水火不容，到后来理解父亲、理解儿子，作家既让我们看到时间之流中不可避免的伤痛悲剧，更在正叙、倒序、插叙中实现了多时空、长时空的交叉融合，以特别的意味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人生，并在绵长人生中展示生命的善意和中国人骨子深处的亲情伦理。弟弟去世后，母亲强忍丧子之痛，将桃木桩钉在弟弟的坟边，只为让大儿子“我”能够健康地生活；母亲与父亲矛盾重重但却以几乎活成木雕般的孤独在生前坚持维系家庭给孩子们身为母亲的温暖。大姐赌气远嫁逃开父亲，却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后选择了原谅。在冯素素精神状态欠佳时，王端午没有像新写实主义中书写保持零度情感，而是从对方的角度思考他者的不易。黄教授的父亲、宋小雨、宋小天等等这些熠熠发光的人物，这些在长时段中展现出来的慈悲与温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民众面对生存之重展现出来的隐忍、理解和善意，以及不舍昼夜地以行动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生生不息。

当然，在这不舍昼夜的奋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一切无常、变故乃至荒诞，小说中几乎所有人都没有简单地将矛头指向外界，而是以自我努力的行动修补着充满劳绩的人生。弟弟因为一个简单的破伤风而死，四姐因为早出生几个月已满十八周岁被毙，黄教授的父亲辗转一生未能回到祖国，这些不可谓不是历史之痛。但我们没有看到作家站在后来者的位置上对历史进行无情批判，而是将这种时代之痛与自我之伤相融合，放置在了漫长的生命中自我咀嚼、消化。王十月这种自我成长与民族经历相嵌合的叙事，展现了后革命时代“70后”独特的审美特征，他们不仅找到了自我写作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秘密通道，更在鲜活而又平凡的“小我”中写出了“庸常的个体在面对纷繁的现实秩序时所感受到的种种人生况味”34。其写作中展现出的拷问、忏悔和悲悯呈现了新时代文学在描写惨痛既往时的新特征35，他也因此通过个体感性的经验完成了民族精神的表达。

结 语

在《不舍昼夜》中，王十月以自我生存实践经验为基础描摹出时代的轮廓，他在反思、拷问、忏悔和悲悯中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勃勃生机的发展，也写出了发展过程中的野蛮及众生相。王十月面向心灵世界发声的自觉，不仅超越了自己曾经熟悉的打工题材，还以宏阔的视野、细密的日常描绘出普通个体面临的生存境遇和一个民族不舍昼夜的奋进精神。他对传统乡土的理解，对现代个体精神的尊重，对互联网多元文化的包容和接收，以及以“向内转”的方式和世界和解的精神质素，展现了“70后”作家不同于其他代际的“混合多元的审美思维模式和独特的精神气质”36。他在人类经典典籍中寻求着自我精神的成长，同时又立足于现实生活对话乃至修正着经典的表述。对大众个体实践的尊重与记录不仅补足了以往文学文本对1980年代的表述，同时也以凡人大众的经验丰富了民族精神表达。当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正是世界的善意让王端午对时代多了一份理解，但作为享受了改革开放红利的一代，善意的理解也多少削弱了对新的社会结构的警惕与批判。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叙事的空间与80年代文学创作生成研究”（项目编号：GD24CZW03）、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高等教育专项）“广东实践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及理论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 2025GXJK010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21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南、董一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24页。

2 3 4 36 张丽军：《乡土血脉与当代中国故事——中国“70后”作家整体观》，山东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6、15、序言第2页、3页。

5 王十月：《开冲床的人》，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6 赵牧：《“后革命”：作为一种类型叙事》，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7 周水涛：《王十月打工小说创作的精英化倾向及其他》，《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8 宋鲲鹏：《论王十月“打工文学”的魔幻书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3期。

9 谢有顺：《现实主义者王十月——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10 舒晋瑜：《王十月：〈不舍昼夜〉是我和世界的对话》，《中华读书报》2025年1月22日。

11 王十月、高方方：《为都市隐匿者作证——对话王十月》，《百家评论》2013年第3期。

12 32 南帆：《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50页。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王十月：《不舍昼夜》，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第1—7、8—10、19、23、7—8、197、226、429、199、23、236、125、225、468、157、429、431页。

31 [美]马克·爱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王柏华、马晓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33 [德]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范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8页。

34 洪治纲：《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35 张志忠：《成长、时间、救赎与叙事——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简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5期。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