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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王国猛近十年出版的十部散文集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其散文创作的思想主题、语言形式与文化传承。研究采用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其置于中国古典散文传统与当代学者散文谱系中进行多维审视。研究发现，王国猛的散文以“根柢经史”的深厚学养为底色，在思想层面践行了古典文化的现代阐释、现实社会的理性反思与精神家园的诗意建构；在语言形式上以短小精悍的篇幅融合古典韵律与现代语汇，形成骈散结合、雅俗共赏的新古典语体；在文化传承上自觉接续六朝文章、唐宋古文与明清小品文脉，努力实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的融通。其创作在继承学者散文智性传统的同时，以跨文体实验拓展了当代散文的文体边界，体现了从古典传统中汲取养分、在当代语境中寻求创新的可贵探索。

关键词：王国猛 学者散文 新古典语体 文化传承 现代性转化

王国猛近十年来深耕当代散文创作，迄今已出版《明月清风我》《江山犹是》《山色江声杳》等10部散文集，累计近300万字。作为具备扎实古典文学功底的创意写作博士、学者型作家，王国猛的散文作品既蕴含深厚的古典文化底蕴，又始终保持对现代社会的深切观照，将丰富的古典文化资源与鲜活的现代生活经验巧妙熔铸，既有对传统智慧作出的全新阐释，也有对社会现实展开的敏锐洞察与深刻剖析，彰显其对精神家园进行执着的追寻与诗意建构。独特的人生阅历为其写作注入了鲜明的精神底色：早年从事地质勘探的经历，让他遍历山川江河、边关大漠，胸藏地理形势与天下家国情怀；1990年代中期南下深圳，从江湖到庙堂，从技术领域到学术研究，在见证城市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沉淀了对纷繁世事、时代潮流的深刻体验与理性思考。这份独特的生命经验，与他深厚的古典学养深度交融，最终凝结成其散文独有的格局、胸怀与见识。

一、文以载道：思想主题的深度挖掘

（一）古典文化的现代阐释

王国猛深谙古典文化精髓，善于将古典文化与现代社会有机衔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种根柢经史的写作特质，早在其早期论著《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中已初见端倪。贺绍俊指出，“写这种纯粹的小品文要比写一般的散文更难，难就难在其短小精练，无所遮挡。王国猛不畏其难，是因为他有他的文化优势”1。王国猛也自承，其写作有感于《论语》《道德经》《沉思录》的深奥精要，“愿尽平生所积，融文学、历史、哲学于一体，遵‘文以载道’之旨而为文，力求言之有物，气势宏盛”2。

从散文文体学视角来看，王国猛的写作始终恪守自我叙事的文体伦理——作者与叙述者高度合一，文本中的“我”即是创作主体的真实投射。《士的种类》中，他对《论语》中“中行”“狂者”“狷者”“乡愿”的内涵作出全新解读，结合现代社会人格异化现象展开深入剖析，将孔子对“乡愿”的批判延伸至对当代“老好人文化”的反思；《此君不可无》一文以竹为核心线索，串联起王子猷、苏轼、文同等历代文人的精神图谱，将“不可居无竹”的传统审美理念与当代物质主义语境下的大众精神困境相关联，让竹所代表的“气节”意象成为反思当下精神困境的重要参照。

历史与文化主题贯穿王国猛的散文创作，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文化现象展开深度剖析，形成了“以诗证史，以诗入文”的鲜明写作特色。《山色江声杳》中，他从漫长历史长河中选取楚汉相争、三国鼎立等典型历史片段，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深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与人性的复杂幽微；《败因》《战略性选择》两篇文章，集中剖析项羽兵败的核心症结，更以“强大而心软成就了刘邦的霸业”这一独到洞见，道破楚汉相争背后不为人察的人性逻辑。而在《经略天下——另眼看三国》中，他的历史解读更展现出独树一帜的“慧眼”：对于刘禅投降曹魏这一历史事件，他跳出传统道德评判的桎梏，指出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投降既能让百姓免受干戈之苦，也能让刘禅自身免遭加害，两害相权取其轻，投降实为更理性的选择。《轻信史不如无史》《历史观的坍塌》两篇，则对传统历史观提出理性怀疑，明确指出历史记载固有的主观性与虚构性，主张以审慎理性的态度看待历史叙事。这种以史为鉴、借古论今的写法，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黄裳《榆下说书》等均是范例，而王国猛也有独到之处，他能将历史思辨与现实关怀相联结，从具体历史事件中提炼出更具当代意义的普遍命题。

他对士人精神的探讨同样深入透彻，尤其推崇传统文人高洁不群的人格理想。《士的风骨》一文中，他通过对陶渊明、李白、苏轼等古代文人风骨气节的书写与赞颂，生动展现中国文化中士阶层的高尚追求与精神境界；《别有根芽》中，他以纳兰性德“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的诗句为核心，既盛赞纳兰冰清玉洁、不与流俗合污的品性，也引嵇康为知己，敬佩其一生不与世俗苟同的耿介风骨。作品在对历史人物的品读中，完成了对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诠释。

（二）现实社会的关注与反思

王国猛的散文始终保有明确的现实关怀，他以锐利的视角观察社会现象，对各类现实问题展开理性反思与深刻批判。《人设》一文，精准剖析了消费主义时代公众人物形象塑造的虚伪性：诸多公众人物通过打造“道德人设”“完美人设”博取社会关注、攫取不当利益，而这些人设往往是虚假的建构，一旦崩塌，便会暴露出背后深层的精神危机。《考试》一文则从个人经历出发，对当代功利化教育展开批判，将科举文化的集体记忆与当代教育现状相勾连，明确指出当代教育过度偏重考试成绩与功利性目标的弊端，呼吁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这种对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与深刻反思，充分彰显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而其现实批判的锋芒，始终藏于从容平和的笔调之中，在古今对照中呈现问题，在理性分析中表达立场。

其作品的现实关怀，更体现为激浊扬清的价值坚守。他的散文中，随处可见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与抨击，尤其针对过度娱乐化、耽于享乐、功利浮躁的社会风气，作出了直接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这种批判让其作品形成了“引人向上”与“阻击恶俗”的双重价值，既在谈天说地中传递诚信、友爱、上进、勤劳的正向价值，也以理性的笔触刺破世俗的虚妄，真正做到了有益于世道人心。

在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层面，《舒适区》一文分析了舒适区的双重属性，指出其虽能带来暂时的安全感，却也可能消磨人的进取动力，主张人应适时突破自我设限；《量力而行》则强调，人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行事，避免过度追求超出能力范围的目标。《安贫乐道》一文尤具创见，作者从《论语》中颜回的故事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出发，提出了全新论断：“那些富有而心境悠然，也许很绅士，但并不高远。那些贫穷而心烦意乱者，也许粗鄙，但并不低劣。二者本质上没差别，因为彼此互换身份，表现也许一样。毕竟富而好礼，不如贫而乐道。”在人生哲理探讨方面，《做事的三重境界》提出：“做事有三种境界，一是职业化；二是事业化；三是兴趣化。职业化多为稻粱谋；事业化多为利益谋；兴趣化多为情怀谋。”

（三）人性洞察与精神家园的追寻

人生哲理与人性探讨，是王国猛散文的核心主题之一。他以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对人性的敏锐洞察，为读者呈现出鲜活的人生场景与深刻的人性剖析，其作品在“情”与“理”两个维度，均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心雨》中写道：“愁这种情绪一定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深陷凡尘俗务难以自拔，于是便寄望于目不可及身难以至的地方，觉得那里一定是山水隽永，空气清新，人们甜美，往来尽雅士，入耳皆妙音。”这段文字精准揭示了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逃避心理，以及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这种对内心世界的深入勘探，可上溯至梁遇春的《春醪集》，下及张晓风的灵性散文；王国猛偏重于从古典诗文中寻找情感共鸣的依托，让现代人的心灵困境获得了深厚的历史纵深。

同时，他对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性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知。《关于诗和远方》中提到：“很多人也许觉得自己走得不够远，但即便是天涯海角，异国他乡，只要还在人间，接触的无非还是那几个人，遭遇的无非还是那几件事，万变不离其宗。”这种对人性本质的揭示不加修饰、直击人心。其散文中的叙述者，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张力——既是对外部世界进行观察评判的冷静观察者，也是与读者分享困惑与感悟的真诚同行者。他对人性的探讨，更延伸至对生命终极命题的思考，《别有根芽》中，他从荆轲刺秦的历史典故出发，盛赞其“明知有去无回却坚守承诺，慷慨赴死”的英雄气节，在对生死的书写中，辨明人格的高下与风骨的真伪；更在生与死、清与浊、贫与富、得与失的辩证关系中，构建起自己独有的生命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浪潮冲击下，现代人的精神世界面临诸多挑战，王国猛在散文中始终致力于追寻与构建精神家园。《敬仰文化》中，他通过陈蕃设榻、邵雍隐居等历史叙事，重新诠释“文化敬仰”的深刻内涵，将古人的精神境界转化为抵御功利主义的价值资源。《依恋》一文以故土情结为线索，生动展现出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他笔下的老街小巷、青绿山水，绝非单纯的地理空间，更是民族文化基因的储存器。《别有根芽》中，他更直言，物质享受有尽，而精神的享受无穷，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中的乐趣深远宽广、绵绵不绝。这种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始终注重从历史文化中汲取精神资源，为当代人在功利化的时代中提供了一条安放心灵的可行路径。

（四）自然审美与艺术人生的感悟追求

自然与艺术之美，在王国猛的散文中得到了生动展现与深刻诠释。《花开风来》中写道：“在春寒中悄然生长，不知不觉中，她丰富自己，给自己注入活力，把精神变得高贵。他们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这段文字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细腻描摹，传达出对生命成长与自然规律的敬畏之情。对于艺术，他有着独到的见解与深切的热爱，《论画眉鸟》中提到：“画眉鸟之性，以自由为乐，以争斗为苦。一旦入笼，则失其天性，虽有美食好音，亦不过尔尔。人亦然，若心为形役，失却自由，纵有万般好处，亦难言快乐。”他将艺术审美与人生哲理深度结合。

作为学者型作家，他在散文中亦不乏对学术与个人修养的深入探讨。《学问之道》中提出：“所谓学问之道，无他，唯笃实二字而已。求真务实，不务虚名，方能在学术之途渐行渐远。”《学问之精妙》则进一步指出：“这世上也许权力是激素，财富是补品，但只有学识是永葆魅力的良方。”《学以开智》更作出深度阐释：“人生天地之间，非洞透无以达观，而洞透需要足够的智慧，智慧源于学而不辍。学，方能洞透历史的尘封，在纷纷纭纭的人事中提纲挈领，清晰地把握真相……学以开智，通而自达，则无不明之理，无不惬之意。”这些论述，既是他对治学之道的总结，也是其艺术人生的准则。

二、文章之学：语言形式的创新探索

（一）微言文体的渊源与传承

王国猛散文最显著的外部特征，在于篇幅的短小精悍，少则几百字，多则不过千言。这种被评论界命名为“微言体”的文体选择，深植于中国文章学的悠久传统，也是他对新媒体时代阅读生态的主动回应。

从文体渊源来看，这种短章写作可上溯至先秦语录体，《论语》《道德经》以短小篇幅承载宏大义理；魏晋南北朝时期，刘义庆《世说新语》以短章记录名士言行；明清时期，小品文蔚然成风，张岱《湖心亭看雪》、袁宏道《虎丘记》等作品，皆以短小篇幅写景抒情，意蕴悠长。进入现代，“五四”新文学运动催生了新的散文传统，周作人的“美文”倡导、林语堂的“闲适小品”、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均以短小精悍见长。可以说，王国猛的“微言体”写作，正是对中国千年小品文文脉的接续与转化3。

随着时代变迁，散文创作逐渐陷入“越长越好”的误区。王国猛此时回归短文传统，以数百字至千字文的篇幅，融文学、历史、哲学于一体，追求“微言大义”的艺术境界。这种短小文体的选择，也是对当代阅读生态的主动适应。有论者指出，王国猛的写作，是以“碎片化写作”回应“碎片化阅读”，轻盈和厚重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背后是一个整全的有完整性的人4。

值得一提的是，其“微言体”写作与卡尔维诺“时间零”的叙事理论构成一种跨越时空的对应。卡尔维诺主张舍弃叙事中时间的前后延展，只保留最核心的“时间零点”，即最具张力的瞬间。而王国猛的微言短文，恰恰是剥去了所有冗余的叙事包装，直接裸呈思想与感悟的珍贵瞬间。白烨评价说：“王国猛的作品，在小品文的基础上，加入了格言、感言、箴言的元素，同时融入了新媒体写作的特质，形成了一种新旧结合、自成一家的文体形态。”5

（二）古典与现代的融合

王国猛对古典文章的法度有着精准的把握与娴熟的运用，善于在现代散文中融入古典诗词的韵律节奏，让文章兼具音乐美感与思想张力。《愁》一文中，开篇以辛弃疾“少年不识愁滋味”起兴；行文之中，“见风会愁‘西风愁起绿波间’，见云亦愁‘愁云惨淡万里凝’”，既巧妙嵌入古典诗词的意象与词句，又运用四六骈句形成整齐对称的语言美感。这种骈句的运用与现代语言自然融合，在增强文本节奏感的同时，生动描摹出“愁”的多样形态。

在20世纪以来的学者散文传统中，这种文白交融的语言追求有着清晰的谱系：从周作人冲淡平和的“谈话风”，到梁实秋《雅舍小品》的简练雅洁，再到董桥的精致典丽。王国猛的语言风格，介于简淡与清丽之间，既保有古典散文的凝练雅正，又不失现代语言的鲜活明快，擅长在短章中熔铸古典意象与现代哲思。其语言中随处可见文言基因的植入，善用四字短语、对仗工整的句式，如“天真清爽，蓬勃沉稳，油腻昏聩”的人生阶段论，“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的音乐功能说，以其凝练典雅的特质增强了表达的密度与质感。

长短句交错，是其语言节奏的另一重要特色。在保有骈句带来的规整感的同时，他适时运用长短句打破格律束缚，让文章在韵律上呈现出灵动之美。同时，他的语言兼具铺张扬厉的修辞之美，《学问之精妙》等篇章骈散结合、富丽精工，让文字不止于辞达意尽，更做到了有情有意、有气有势、有声有色。

同时，他主动在现代语境中引入网络流行语、现代科学知识等元素。《人设》一文，以“人设崩塌”这一现代网络流行语为切入点，剖析公众人物形象塑造的虚伪性，论述过程中以文言句式展开阐释，形成古今语汇的有机混搭。《鱼水关系》一文，则以庄子寓言为基础，融入非洲肺鱼的生物学特性描述，创造出既古典又新颖的比喻系统。更难得的是，他善于将古典修辞与现代隐喻巧妙嫁接：《撤退的力量》以“收回拳头”比喻战略退却，《心湖》用“防火墙”“融冰机”解构理学心性论。

（三）独特的语体风格与精练追求

王国猛在骈散交错、虚实相生的句式营造中，既保留了古典散文的雅致底色，又注入了现代语言的鲜活活力。周松芳评价其“根柢经史”“学问文章”，又“创意创体”，“无论《别有根芽》《微言大义》的短制，还是《今日方知我是我》的长篇，都是意达即止，简直如淡云疏河，横流天际”6。

王国猛对文章的精练追求，深得古代散文“形体短小、思想集中”的精髓。孙犁曾论欧阳修散文，称其“常常是从平易近人处出发，从入情入理的具体事物出发，从极平凡的道理出发。及至写到中间，或写到最后，其文章所含蓄的道理，也是惊人不凡的”7。王国猛深明此理，其散文极少悬空设想、随意落笔，多是从具体事物写起，进而引申出独到的见解与深刻的道理。《听雨的不同人生感悟》一文不过数百字，却将蒋捷《虞美人·听雨》的三重人生境界与现代人的生命感悟完美融合，简约精到、意深情丰。

其散文的语言，更兼具雅正与通俗的平衡，既善用古语、短句，形成音韵铿锵、文字雅正的表达效果，又能以直白之言道出深邃之理，做到文短味长、言简意赅。《关于诗和远方》中“很多人也许觉得自己走得不够远，但即便是天涯海角，异国他乡，只要还在人间，接触的无非还是那几个人，遭遇的无非还是那几件事，万变不离其宗”的论述，以浅白通俗之语道破人生真相。而他对古典语言的化用，绝非掉书袋式的炫学，而是自然而然地引经据典，在古今勾连中拓展文本的历史纵深度与人文丰厚度。这种语言风格，让其散文既保有学者散文的严谨与厚重，又具备大众易于接受的通俗与灵动。

（四）跨文体的实践

王国猛致力于突破传统散文的文体界限，将哲学思辨、历史考据、诗性想象、叙事技巧等多种元素熔铸于一体，实现了极具个人特色的跨文体写作实验。散文与小说的核心分野在于“我叙事”与“他叙事”的本质差异8，而王国猛的散文正是在坚守“我叙事”文体伦理的前提下吸收了包括小说叙事在内的相关叙述技巧，极大拓展了散文的表现力与艺术边界。

这一创作特质在《经略天下——另眼看三国》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与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不同，该书以四十四个成语或短句对历史事件进行高度概括，将百年的历史演进、六十万字的原著故事用十六万字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体例上极具创新性。如《游说江东》一章，他重述诸葛亮智激周瑜的经典场景，将原著的对话体转化为叙述体，既保留了故事本身的戏剧性，又增添了评点的思辨性；这种重述绝非简单的文本复述，而是在保留故事主干的同时融入作者的个人理解与价值判断，更注重叙事的流畅性与可读性，让严谨的学术思考获得了极具感染力的文学表达。该书不仅以新颖的体例重构了三国故事，更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叙事中提炼出有益于今日的处世智慧，称得上是一部实用的人生处世指南。比如分析陆逊大败刘备的机谋时，他以“扮猪吃老虎”的俗语道破刘备兵败的核心症结在于轻视对手，更由此引申出“漠视别人的存在，一定会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的人生道理；分析魏延的悲剧结局时，他引用《孙子兵法》“将听吾计，留之；将不听吾计，去之”的论断，透出职场与人生底层逻辑从古至今结构性的人性幽暗。

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中，他更实现了历史考据、策论思辨与散文抒情的跨文体融合。《战略性选择》一文中，他以楚汉地理考辨为基础展开对军事战略的深度分析：既有对楚汉时期地理形势的详细考证，尽显历史论文的严谨性；又有对军事战略的宏观探讨，具备传统策论的思辨色彩；同时在论述过程中融入个人思考与生命感悟，让文章兼具散文的抒情性。这种跨文体的写作方式极大丰富了散文的表现形式，让读者从多个维度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实现了学术性与文学性的内在统一。尤为难得的是，他早年地质勘探的专业背景让其考据工作具备了独特的专业优势，对历史地理的分析精准严谨，让“论从史出”有了更坚实的支撑。

王国猛在散文结构上也常突破传统范式，采用非线性的结构方式，让文章呈现出独特的逻辑性与层次感。如大散文《北宋词坛的江右五杰》中，他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文天祥五位江右先贤的书写并未按照传统的时间顺序或人物地位排序，而是暗合士人精神的演进逻辑：从欧阳修的文坛宗主气象，到王安石的变法风云，经曾巩的醇厚中正，至黄庭坚的艺术突围，终以文天祥的浩然正气收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士人精神图谱。9这种结构安排让读者清晰感知到人物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也让散文的结构更显灵动自由。而《才难尽用》《李清照之愁》《陆机文采》等篇章则形成了知识性、故事性、掌故性、趣味性、说理性兼备的成熟小品形制，结尾处的评点不落俗套、画龙点睛，总能让全篇顿然生彩，充分展现出其极强的文体驾驭能力。

三、传承转化：古典文化元素的创新运用

（一）古今之间的传承突破

王国猛的散文创作，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土壤，却并未亦步亦趋地模仿传统，而是在继承中寻求创新与突破，成功实现了传统小品文文脉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是那样的旧，又是那样的新”10——“旧”在其根脉深植于千年古典传统，“新”在其为传统注入了当代的精神内涵与艺术形式。

在主题选择上，他实现了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化：《暗黑时刻》以历史灾难观照个体命运，《情绪管理》用现代心理学重构传统修身理念，《链系》借海洋生态隐喻社会结构，这些尝试让古典散文的“载道”传统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表达形式。传统小品文多聚焦风花雪月、文人雅趣，而王国猛则将笔触延伸至历史哲学、社会批判等宏大命题。《异化》篇中，他深入剖析权力与金钱对人性的扭曲，揭示人性在利益面前的异化本质；《三人市虎》则揭露流言对社会信任的侵蚀，从历史典故出发，结合现代社会的流言传播现象，深入探讨信任在社会运行中的核心价值。这些作品极大丰富了小品文的主题边界，也大幅提升了小品文的思想容量。

西方随笔强调个人视角与公共议题的结合，王国猛在创作中也注重这一点，始终在个体经验与公共议题间保持张力。在《思念远方》中，他将个人旅行困顿升华为“诗意不必远方”的文化反思，从自己的旅行经历出发，探讨了人们对远方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在追求过程中对身边美好事物的忽视，引发了读者对生活意义和价值的思考。这种写作姿态使他的作品既具有个人情感的温度，又能关注社会公共问题，展现出知识分子介入公共领域的自觉。

尤为重要的是，他承继了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提出的小品文精神，拒绝将小品文写成精神消遣的“小摆设”，而是始终坚守“微言大义”的创作初心，把写作者的精神担当放在首位。八十多年前，鲁迅曾警示世人，小品文不能仅追求闲适淡雅，更要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即便能给人愉快和休息，也应是“劳作和战斗前的准备”。王国猛的创作，正是对这一精神的当代回应：他的小品文即便书写生活情趣与人生感悟，也保有思想的锋芒与精神的担当，在数百字的短章中承载宏大的义理，让小品文在当代重新焕发了思想的力量。

（二）义理、考据与文章

王国猛的散文创作，在整体上自觉接续了中国传统学术“义理、考据、文章”并重的文脉，同时突破了考据学的烦琐与义理学的空疏，实现了三者的有效融合。其“义理”绝非宋明理学的心性空谈，而是直面现实问题的思想锋芒。《难于向好》一文，从荀子“性恶论”切入，结合当代网络时代的道德困境，深入探讨人性本恶与学坏易、学好难的社会现象，提出“社会无声地鼓励学坏”的尖锐批判；《人设》一文，更是以公众人物“道德外衣”与“模范光环”的崩塌为镜像，折射出消费主义时代的集体精神危机。这些思考既有儒家“修身齐家”的伦理底色，又融入了现代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观察维度，成功实现了传统义理的现代转译。

在考据层面，作者展现出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借名》一文，详细考辨刘备“中山靖王之后”的血缘真伪，揭示乱世中身份建构的政治逻辑；《亡国之恨尽在江东》梳理金陵作为“伤心地”的历史轮回，从东晋衣冠南渡到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史料爬梳与地理分析相得益彰、严谨扎实。尤为可贵的是，这种考据绝非炫学式的掉书袋，而是完全服务于思想表达的核心需要。如对项羽败因的深度剖析，作者通过对比刘邦与项羽的战略选择，考证彭城与关中的地理优劣，最终得出“眼光不犀利，气魄不宏大，志向不长远”的历史教训，考据的精确性与义理的深刻性在此达成了完美统一。王国猛注重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读性极强的散文表达，让严谨的考据工作，成为散文思想性的坚实支撑。

在文章层面，王国猛对中国古代散文优秀传统的继承，已深入骨髓、如盐入水。古典笔法中的“一字立骨法”“匣剑帷灯法”“虚字取神法”等，在其创作中都实现了现代转化。在章法结构上，其作品明显受到唐宋古文的深刻影响，兼具严谨的结构与流畅的气韵：《亡国之恨尽在江东》的宏大历史叙事，尽显司马迁《史记》的雄健笔力；《思念远方》的抒情咏怀，兼具欧阳修《醉翁亭记》情景交融、于抒情中藏哲思的韵致；《鱼水关系》的科学随笔，则暗含沈括《梦溪笔谈》的格物精神。在语言风格上，他既继承了古代散文的简洁典雅，如“雨似知人之心思，并不倾盆而下，而是如丝如缕，仅湿人襟衫”的描摹，颇具晚明小品的清丽之风；又保有六朝文章的凝练哲思，如“愁之一绪，似乎与时代无关，与地域无关，只与岁月有关”的论断。《心雨》开篇以“没有冬天的城市”起兴，由气候特征引申至人文温度，再及事业竞争与心灵调节，最终以“心雨”喻精神自洽，层层递进、曲径通幽；《思念远方》从苏轼“江海寄余生”的浪漫想象，转入对“远方皆是苟且”的现实解构，再以“在烟火缭绕中寻找诗意”作结，起承转合间尽显文章的跌宕之美。这种结构艺术，既得韩愈“气盛言宜”的雄健气势，又具苏轼“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自然之态。

（三）集大成气象与自由的精神

将王国猛的散文置于中国古典文脉中观察，可见其与六朝文章、唐宋古文、明清小品之间深刻的对话关系，形成了兼具各家之长的集大成气象。《乘兴行休》中对王子猷“雪夜访戴”典故的运用，既延续了《世说新语》以事见人的笔法，又通过“乘兴与任性之辨”的现代阐释，赋予典故全新的时代内涵；《愁》中“见风会愁‘西风愁起绿波间’，见云亦愁‘愁云惨淡万里凝’”的铺排，尽显《哀江南赋》等六朝骈文的雄浑气韵；《安贫乐道》对儒家精神的现代诠释，深得唐宋古文“文以载道”的精髓。

散文写作历来强调“个人性”与“自由精神”，王国猛的散文正是这种自由精神的集中体现——他既承袭古典文章的“法度”，又能在法度之中游刃有余地表达个人见解与情怀，形成了类似“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的杂家气象。如《今日方知我是我》一书，作者不从儒学、佛典、道藏中寻找例证，而是直接从人人耳熟能详的民间圣经江湖集成《水浒》中鲁智深的故事和偈子作为话头，很有意味。不觉让人会心一笑。所笑何物？是啊，鲁智深非大宗师，非确有其人的大豪杰，以这样一个演义小说里侠肝义胆义薄云天的草莽英雄来说事，颇有无中生有、即有即空，即空即有之妙。这种趣味与旨趣，本质上正是散文自由精神的体现——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11，而王国猛的散文，正是这种自由精神的一种呈现。李一鸣赞其始终抱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坚守对世俗的警觉和反抗，与先贤对话、与现实对话、与未来对话，在探寻生命的根本价值和终极意义上，言自己之志，抒独立之言，抒写了特质性、独创性的生命体验。12

陈培浩曾将微言文章分为情、理、趣、诗四重境界，认为王国猛的创作在情、理两境已达到相当高度，亦可在趣、诗两境做更多开拓13。这一论断颇为中肯：其作品中，趣境的营造已有诸多尝试，如《另眼看三国》书中对“扮猪吃老虎”等民间智慧的化用，让文章兼具理趣与情趣；而诗境的开拓，则体现在其对意象的营造、对诗意的捕捉上，如《别有根芽》书中对雪花、自然的书写，《心雨》一文对情绪的诗意描摹，都让其散文在理性之外，多了一层诗意的审美空间。这种对多重艺术境界的追求，让其散文始终保有生长的可能性，也让中国古典小品文传统，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

结 语

以好散文的核心标准，从题旨、布局、节奏、语言、新意等维度考量，王国猛的散文创作，以根柢经史的深厚学养为底色，以“微言大义”的创作追求为核心，以凝练的新古典语体、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对话、智性思辨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跨文体的实验性写作为核心特质，以别开生面的“智性随笔”与“微言体”写作，重构了他所理解的历史书写的现代性，也为当代散文的文体边界作出了极具价值的探索。在当代学者散文的谱系中，他既继承了学者散文的智性传统，又接续了中国千年小品文的文脉，开创了具备个人特色的写作范式。

不可否认，王国猛的散文仍有可精进的空间：部分篇什叙事纵深不足，存在一定的扁平化倾向——数量可观的三五百字短章，虽契合移动阅读时代的碎片化特征，但相较于董桥等人的作品，在叙事经营上仍缺乏足够的耐心；构建精神原乡的《江山犹是》，对比阿城《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的谈天说地，感官叙事的融入仍有提升空间；部分植入散文的学术文体表达，较之木心《文学回忆录》，在智性表达的举重若轻上，仍可进一步打磨平衡感；《今日方知我是我》中部分篇目，思想密度过高，如何让思想更好地契合散文“随物赋形”的文体本性，如何让表达更具亲和力，仍值得深入探索；最新作品集《山色江声杳》在吸引年轻读者的同时，相较于张大春《小说稗类》等对传统文类的转化路径，其解构策略仍可更具个人锋芒；在微言文章的趣、诗二境上，仍有更广阔的开拓空间；而每年一部甚至两部书的创作量，亦可更沉着松弛一些，让作品的打磨更趋精致。

上述对作者的苛求，本质上是对当代学者型作家在“思想突围”与“文学本性”之间实现更好平衡的普遍期待，也是当代汉语散文即将迎来突破与全新发展的表征。散文作为一种极具日常性的文体，正以其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实现着充分自由的发展，人的精神也因此得以获得同样自由、从容与健康的发展。王国猛的散文创作，正体现着这种精神的自由发展，彰显了从古典传统中汲取养分、在当代语境中寻求创新的可贵努力。

注释：

1 贺绍俊：《王国猛小品文有感：写微言大义的纯粹小品文》，中国作家网2020年9月4日，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909/c404030-31854870.html。

2 王国猛：《别有根芽·自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0年版。

3 4 5 13 汤奇云、岳雯、白烨、陈培浩等在王国猛《微言大义》《别有根芽》研讨会发言，参见魏沛娜《又出了新书〈微言大义〉〈别有根芽〉！王国猛为何让专家学者如此关注？》，深圳商报官方账号读创2020年9月23日。

6 周松芳：《根柢经史 学问文章 创意创体——评王国猛的〈别有根芽〉及其他》，《特区文学》2020年冬季专号。

7 孙犁：《欧阳修的散文》，《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6页。

8 王彬：《散文课》，研究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9 王国猛：《北宋词坛的江右五杰》，《中国作家（纪实版）》2025年第5期。

10 章衣萍1935年校点本《幽梦影》序言：“正如知堂先生所云：‘是那样的旧，又是那样的新。’”参见《幽梦影》章衣萍校订本，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初版。

11 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书屋》2000年第3期。

12 李一鸣：《〈别有根芽〉：品文论人的典雅抒发》，《中华读书报》2020年11月18日第11版。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