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世界的分裂档案和疼痛史 ——评李宏伟的长篇小说《激情》
内容提要：李宏伟新近发表的长篇小说《激情》，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底色、以现代主义为技法的小说。它直面当下不同群体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表达了他们难以超越的现实景况。当“燃烧岁月”的激情褪去之后，李宏伟发现了另外一种变异的“激情”的存在。这种激情可以理解为狂躁、焦虑或无地彷徨。在中国现代性——从乡村奔赴城市的过程中，一种不曾经历的精神状况不期而至。李宏伟敢于面对并强势做出艺术处理，显示了一个作家的敏锐、勇武和艺术良知。与其说这是小说人物的“激情”，毋宁说，这更是作家李宏伟的创作激情。小说的“团块”结构和最后的生死讨论，既有先锋小说的鲜明特点，也使作品充满了“万古愁”的哲学意味。
关键词：《激情》 李宏伟 精神困境 隐喻
李宏伟长篇小说《激情》，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底色，以现代主义为技法的长篇小说。所谓的现实主义底色，是缘于作家敢于直面当下普通人的精神困境、内心焦虑等心理病症，并通过细节触目惊心地塑造人物；现代主义的技法，是指小说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和完整的故事，而是用“团块”的结构方式，通过桔秀和秦日刚、周全和马达、白约翰等并不交集的不同群体，立体地呈现了这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同病患的不同的表征。在空间上，既有前现代的江邮乡村——那个想象的，也是残存的世外桃源，更有偌大的北京城——现代性表征的庞然大物；在时间上，他用三月里七天的时间——也是创世的时间，集中表达了普通人当下的精神状况和心理状况。因此，这是一部当下社会生活精神状况的时代报告，是一部普通人精神世界的分裂档案和疼痛史。它是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将小说命名为“激情”，是李宏伟的一大发现。应该说，这是一个激情匮乏的时代，那种昂扬的、进取的、怀有崇高目标并为之奋斗的激情已经远去。但是，李宏伟发现了激情仍然存在。不同的是，这种激情是以另外的方式传达的。它的表现是躁动、焦虑、不安乃至无地彷徨，这样的病状并非空穴来风。小说一开始，是秦日刚躺在病床上，他的腿骨折了。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突然躺倒在病床上，不是自愿的“躺平”，而是一场意外让他失去了心怀梦想的意气风发。他的未婚妻桔秀来到了身边，并决定和他一起留在北京筹集手术费用。无论秦日刚还是桔秀，从遥远的江邮来到京城，是当下小说普遍采取的结构方式。或者说，自高加林开始，从乡下向城市的迁徙，是当代青年络绎不绝的选择。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高兴》、石一枫的《世上已无陈金芳》、付秀莹的《他乡》、刘汀的《齐天大圣》以及“底层写作”的很多作品，莫不如此。这不是作家主动的趋同，而是当下生活的大趋向决定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城市是现代的表征，走向城市极大地催发乡村青年对未来的想象。因此，当下中国主流小说基本是在从乡村奔赴城市的道路上展开的。他们不曾想到的是，作为现代表征的城市，表面的光鲜也蕴含着他们尚未认知和体验的诸多陷阱。各种欲望就包裹在这光鲜的外表中。秦日刚在朋友的蛊惑下走进了按摩房，他见到了从未见过的场景和女性。他没有任何经验，他手足无措。警察突然查巡，慌乱的秦日刚尽管什么都没做，还是从窗户一跃而下，结果摔断了腿。未婚妻桔秀——这个酷似《人生》巧珍的女孩来到了秦日刚身边。她的质朴、美丽和通情达理，没有丝毫被现代污染的痕迹。这是作家普遍想象的当代天使。她对秦日刚的心疼和关怀备至，让人感到心碎。这时的秦日刚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想要把事情的过程告诉桔秀，但他面对桔秀便失了勇气。这个过程延宕了多日后才尘埃落定。在桔秀和秦日刚的交往过程中，桔秀在乡下有了几十亩荒地，要搞果木种植，秦日刚自己成立了“种子公司”，桔秀上门请秦日刚帮助，秦日刚后来住进了桔秀家。这种情节设置已经预设了两人的关系。尽管那是一个残存的世外桃源，但青春做伴，简单又美好。假如他们安于现状，安居乐业，就不会有此后的艰难时事。但生活没有假如，前现代的幻景只存在于描述和想象中。秦日刚有一天突然要外出闯荡。于是便有了按摩房和躺在病床的故事。对桔秀来说，筹集手术经费难倒了这个乡村少女。桔秀是这个时代的稀有女性，越是稀有越弥足珍贵。这也是秦日刚难以开口讲述断腿过程的原因。进城的秦日刚改变命运的梦想碎了一地，五彩斑斓的现代性也催发了潜藏已久的个人欲望，作为“低端人口”的秦日刚和桔秀，只能转身重返家园。这是秦日刚的挫败史和疼痛史。疼痛史的理论告诉我们，疼痛不是一成不变，那些浅表的疼痛被治愈之后，被遮蔽的深层疼痛会如期而至。疼痛一直在被重新理解，重新发现。秦日刚摔断腿只是他疼痛的外化，当他看见桔秀时，情绪、压力、记忆制造了新的疼痛，这个疼痛超越了生理的疼痛而成为精神的疼痛。因此，疼痛也是被社会、医学、文化一点一点凝视、承认、命名的。这告诉我们疼痛不是早已存在的事实，而是在身体、时间、认知的关系里，一次次被重新照亮、重新命名、重新理解的东西，所以它永远处在“被发现”的过程中。秦日刚的经历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因此，秦日刚的经历是底层乡村青年的精神档案和疼痛史。另一方面，秦日刚的故事打破了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的箴言。但问题是，他们返乡之后会怎么样呢？就如娜拉出走一样，他们会找到新的出路吗？当然，作家可以不负责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真实看到的，是秦日刚进城打拼激情的幻灭，那青春的背影是如此的令人黯然神伤。
和秦日刚、桔秀不同的是周全和马达这一对难兄难弟。他们的情感关系，是我们完全陌生的领域，他们是一对“男同”。他们的是乡，是中学高低年级的同学。少年时代的情谊类似于女性主义的“姐妹情谊”。到了北京读同一所大学，这为他们的“情谊”发展提供了便利的空间。他们几乎没有试探便发生了身体关系。他们的“激情”如海啸如雪崩，排山倒海惊天动地。李宏伟当然不是在展示或体味这一关系。这种关系是精神疾患的另一种表征或隐喻，是以同性情欲为载体，书写现代都市人的欲望、孤独、创伤和自我救赎，是小说“激情”主题的核心情节之一。这一关系的本质，不是“性取向”，而是表达欲望的一体两面。周全是一个博士，他理性，压抑，有精神洁癖，他受到学术规训与现代都市规训的双重束缚，欲望长期被阉割；马达来自社会底层，他野性，肉身及欲望表达毫不遮掩也没有障碍，他带着原始生命力，是周全被压抑欲望的镜像与出口。他们的关系是理性与肉身、规训与反叛、文明与野性的混合物。同性只是形式，核心是两个残缺灵魂的相互慰藉。周全在马达身上找回被压抑的肉身激情，他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羁绊。但这样的激情同时也是毁灭性的。两人越靠近，越被欲望吞噬，陷入“越爱越痛、越痛越爱”的闭路循环，小说的“惧怕激情成瘾”由此而来。北京作为“干燥又潮湿”的空间，是现代性孤独的隐喻。异性关系是世上最复杂关系；同性关系反而成为相对简单的情感关系——不是因为同性，而是因为只有在同性之间，才能摘下各种面具，可以不必顾忌是否莽撞或得体，可以直面赤裸的欲望和激情。周全的精神创伤来自学术异化和自我否定；马达的肉身创伤来自底层挣扎和暴力记忆。因此，他们的关系是相互疗愈的关系，周全给马达理性与尊严；马达给周全肉身与生命力。但是这种救赎同样是短暂易碎的。激情燃尽后，孤独仍没有褪去，这是现代都市人无法逃脱的宿命。李宏伟的意图，是超越同性恋叙事，他不写“出柜”“歧视”等社会问题，不写身份政治的合理与否。他意在以同性关系为思想实验，探讨欲望的本质、人的存在困境和现代性的精神危机。他们的关系是被压抑激情的极端化释放。小说呈现了激情既解放人又摧残人的双重性：两人在彼此身上挣脱精神枷锁、直面真实自我，却又在难以自拔的欲望纠缠中走向消耗和毁灭。这种关系超越了单纯的情爱叙事，成为现代人在精神异化与肉身觉醒之间挣扎的隐喻，同时直指激情与孤独共生的存在本质。
如果说桔秀的疼痛来自外部压迫，周全的疼痛则来自内在撕裂。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向往精神纯粹、道德自律、灵魂完整，却又无法拒绝肉身欲望、现实诱惑与世俗成功。灵与肉、理与欲、理想与现实在他身上剧烈冲突，形成持续不断的伦理疼痛。周全的困境，是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典型：在学术体制、世俗成功、情感欲望之间不断摇摆，既不愿彻底堕落，又无法真正坚守。他的欲望不纯粹，道德不坚定，理想不彻底。李宏伟没有将周全写成圣人或恶人，而写成一个真实的现代人。他的疼痛，是精神追求与肉身本能不可调和的分裂，是知识分子在世俗化浪潮中失去精神归属的迷茫，是在价值虚无、理想贬值、欲望至上的氛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不断后撤，伦理底线不断松动的表现。周全的痛苦，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现代性道德困境的极端化症候。
白约翰是一位背负历史记忆、在暮年与过往激情反复对峙的老人形象。他与少女桔秀、博士周全共同构成小说中三代人不同形态的“激情”谱系。白约翰是历史激情的幸存者、记忆精神的反思者，成为连接时代创伤与个人存在的符号。白约翰的核心驱动力源于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小说在七天叙事时间里，一直讲述他在城市中奔走、回望和寻找的足迹，他不是为现实生计奔波，而是试图在精神层面穿越历史的阴影，直面曾经投身其中的理想与狂热。作为一段历史的亲历者，他身上承载着上一代人对信念、使命与意义的极致追求，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曾赋予他生命强烈的存在感，也在岁月沉淀中转化为难以挣脱的精神枷锁。他的行动始终被记忆牵引，在现实与过往的交错中，呈现出被动承受与主动清算的两面性，既恐惧激情的失控，又无法彻底割舍激情赋予生命的重量。白约翰的形象充满深刻的矛盾性。他曾全身心投入时代赋予的虚假使命，将生命意义寄托于超越个体的理想；同时他也是激情的反思者，在暮年他看清了狂热背后的代价与虚无。他的痛苦并非来自现实困境，而是源于历史与自我的对峙：当时代远去、激情落幕，曾经坚定的选择成为需要反复审视的命题。这种矛盾使他超越了普通老人的形象，成为一代人精神境遇的隐喻——在历史的废墟之上，个体如何面对未完成的过往、未和解的愧疚与未消解的执念。在白约翰那里，历史已经终结，但远未成为过去。
白约翰的历史记忆和周全的现实欲望激情、桔秀的生存本能激情形成了互文关系。如果说后两者分别展现了激情在当下与未来的形态，白约翰则承载着激情的历史重量。他的存在，让“激情”不再是单纯的情感或欲望，而是延伸为关乎时代、记忆与生命本质的哲学命题。他在暮年的寻找与追问，本质上是对生命意义的重新确认：当激情褪去光环，历史已不能指导生活，只能活在记忆的余烬中无地彷徨。因此，白约翰既是特定时代理想主义激情的缩影，也是人类面对历史与存在困境的精神写照。李宏伟通过这一人物，完成了对“激情”的深度叩问——激情既可能成为生命的光芒，也可能化为精神的重负，而真正的觉醒，始于对激情的清醒反思和矫正。如果是这样的话，《激情》就不仅是一部书写个人命运的小说，更是一部刻画时代精神档案和疼痛史的小说。
“激情”在百年来的思想史与文学史上，一直焕发着崇高、热烈、燃烧、超越性的光晕，曾是灵魂对更高存在的渴求，是个体反抗世俗世界的精神力量。但在消费主义与技术理性围剿的现代社会，激情遭遇全面变异。它不再是创造与解放的能量，而是焦虑、内耗、撕裂的源头；不再是精神升华的动力，而是自我折磨的病灶。李宏伟《激情》的深刻之处，正在于让激情的疼痛成为照见时代精神症候的镜子。《激情》的写作不提供治愈，他只是记录我们如何受伤，如何挣扎，如何在精神废墟上继续活着。小说最终告诉我们：真正的激情，不是无痛的幸福，而是在疼痛中依然不肯熄灭的生命之光；真正的精神生活，难以做到随遇而安，而是在撕裂、矛盾、创伤中依然坚持为人的尊严：“死亡。死亡之后。死亡之后，是复苏。”1“太阳在东方出现，新的阳光穿过雾霾，照在北京地面上，照在忙碌起来的人身上。世界再度被创造出来，世界再度从死亡中苏醒过来。”2复苏和创造才是《激情》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因此《激情》不仅是李宏伟个人创作的重要收获，更是当代中国文学直面时代精神困境的标志性作品。它以文学的方式，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一份诚实、锋利、不可替代的精神档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部小说所刻写的疼痛与激情、废墟与坚守，都将持续照亮我们对自身、对时代、对精神生活的理解。
每部作品后面都站着作家的背影。学哲学的李宏伟，其小说一直具有哲学色彩。从《国王与抒情诗》《信天翁要发芽》到《激情》都是如此。《激情》的最后，当激情或委顿、伤痛或疗治、男欢女爱都已成为过去的时候。小说安静下来，那“六天的创造”已经完成，还有最后一日的精神安息。他的人物讨论了那个“万古愁”的问题。“万古愁”是怀才不遇，是生存困境，也是人生面对的焦虑不安。但它更是超越现实的终极问题，也就是生死的问题，这是哲学问题。有人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这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读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康德、尼采或德勒兹，为什么还要读文学。读文学是因为只有文学才能表达人的情感和人性深度，这是文学不可替代、能够永存的根本理由。因此，小说可以有哲学意味和高度，但不能指望哲学逻辑能解决人的情感和人性问题。《激情》讨论的关乎生死的问题，也是所有人物不能超越的终极问题。李宏伟让他的人物——桔秀、周全、马达、白约翰等各自表达了对死亡的看法。这些看法是李宏伟通过人物表达的看法。他们都是一家之说。因为死亡不能证伪、不能试错，谁也没有死过。但他们对终极问题的思考，意在表达他们超越了面对的不同困境。在死亡面前，这些困境都将是过眼云烟。这大概也是小说要表达的最重要的思想。
注释：
1 2 李宏伟：《激情》，《十月·长篇小说》2026年第1期。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