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深描、野性思维与宇宙意识 ——论侯志明《棋盘山下》
内容提要：侯志明的《棋盘山下》聚焦“50后”“60后”一代人的成长史。小说深度介入现实，体现出浓郁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深刻揭示出现实痼疾与人性异化。作品浸润着民间野性思维，是一部充满着粗狂气息与民间野性思维的作品。这是鲜明的地方化书写，棋盘山作为命运场域与文化根系，在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神奇的土地孕育出野性的力量。从地方出发，《棋盘山下》也彰显出作家的宇宙意识，这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延续，通过宇宙意识的哲学升华，将人物的创伤、漂泊与最终归宿，置于“物我不分”的宏大天地秩序中进行审视，追问生命在偶然与宿命间的终极意义。小说由此超越了具体的社会问题叙事，成为一部融合家国史诗、地域志与存在论寓言的复合型作品。
关键词：侯志明 《棋盘山下》 批判现实主义 野性思维 宇宙意识
侯志明的长篇新作《棋盘山下》是一部献给1950—1960年代生人的作品，这在小说的题记中便昭示出来：“一只脚穿着泥泞草鞋、一只脚穿着锃亮皮鞋的五〇后、六〇后，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此作谨献给他们。”1作品深刻地聚焦并再现了这一代人的成长史。小说以这一代人的青春、成长、爱情、婚姻及人生命运为书写对象，在改革开放历史浪潮中交织出个人命运的阴差阳错。故事时间跨度从1950年代到2020年代，贯穿了从改革开放起至今的历程，所述人物有农民、矿工、军人、记者、教师、商人等。在时代变革之中，因个人出身、机遇和追求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在各自人生路上的际遇差异。该小说既是一部着眼于普通个体生命经验的编年志，亦是一部融合了家与国的宏大史诗。在故事情节上，《棋盘山下》以主人公韩山起伏人生经历为主线，串联起矿区数十年的时代变迁。小说始于韩山寒冬被弃于棋盘山寺庙门前的传奇身世，他被乡村教师韩家收养，在贫困却质朴的环境中成长。他与泼辣能干的曹玉兰相恋并订婚，借其亲戚谢春明之力参军，后因莫须有的“生活作风”问题断送军旅前程。转业至棋盘山矿务局后，韩山的人生进入复杂的社会熔炉。他先受挫于机关人际，后调入基层煤矿，亲历矿工艰辛与国企生态的僵化荒诞。情感线上，他因结识文静秀丽的教师王丽，与曹玉兰决裂，曹玉兰另嫁后不幸死于难产，韩山终身负疚。与王丽结婚后，生活一度美满，但调至省城技校后，因琐事积怨与误解，爆发“猪头事件”，韩山愤怒出走，王丽重伤，家庭彻底破碎。韩山最终遁回棋盘山，在精神上完成了生命的循环。小说平行刻画了矿务局改革闯将谢春明、投机商人金库、矿工吴富贵夫妇以及年青一代等人物群像，透过他们的浮沉、婚姻与生存挣扎，描绘出一幅磅礴的时代画卷。韩山一生的漂泊、创伤与回归，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故事，更被升华为对生命在天地间存在意义、人与自然根源关系的深沉叩问，使这部作品既是厚重的社会史诗，也是充满哲学意蕴的“宇宙之书”。
一、现实深描
《棋盘山下》继承了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冷静而锐利的笔触切入社会肌理，通过对个体人物跌宕命运的描绘，展开对特定历史环境下制度性问题、人性异化与道德困境的深刻批判。作品秉持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使之成为一部时代反思之作。小说以个人成长历程为主线，将个体经验升华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作品带有一定的自叙传色彩，叙述者、见证者、记录者“我”的出场比较晚，参与度不高，但是“我”的戏份不可或缺。这种以个体折射群体的写法，使小说不仅是个体的故事，更是在描绘1950—19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人生风情画，将个人成长深度嵌入宏大的国家历史变迁之中。在叙述时间上，作家清晰地划定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艰难求学”和“八九十年代蓬勃朝气的成长”这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这一代人亲历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正是在这种历史沧桑的锤炼中形成的，从而实现了个人史与国家史的紧密交织。最后，小说集中刻画了这代人在逆境中形成的奋斗不息的核心精神气质。无论出身如何，他们普遍展现出一种坚韧的品格，通过对求学之艰、工作之勤的细致描写，小说最终塑造了一代历经风雨却始终“向前”的奋斗者群像。《棋盘山下》通过“个人—时代—精神”三位一体的叙事架构，成功地将一个人的自传，书写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诗，完整勾勒出“50后”“60后”成长的壮阔历程。而这些经历，很多都充满了挣扎与彷徨，也留下诸多的荒诞行径，既是特殊环境造就，也和个体的抉择密切相关。
小说一开始深刻揭示了在资源匮乏、基层权力主导的机制下，普通民众改变命运的极端艰难。韩山作为“根正苗红”的农村青年，其人生关键节点屡遭挫败：推荐上大学的名额被他人顶替；参军虽有贵人相助，但最终因莫须有的“生活作风”误会断送前程。这些情节精准地反映了在“推荐”“关系”而非公平竞争机制下，底层青年向上流动渠道的狭窄与不确定性。谢春明本人的发迹轨迹，依靠岳父关系参军、认干亲上军校，亦是此种逻辑的注脚，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权力与机会闭环。
批判集中发力的点是作家对矿区的书写。从行业角度而言，这是聚焦矿区的作品，正如作品所描绘的那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辽阔大地上，煤矿如同一幅厚重的素描画，以其特有的深沉与粗犷，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社会画卷。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无数矿工用汗水与泪水书写的历史。”因此也将这部作品放在改革小说的谱系中去考察。韩山转业进入的棋盘山矿务局，是一个观察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生态的微观样本，以此展开企业生态的浮世绘。小说以近乎白描的笔法，呈现了矿区的生产管理与日常生态。小说用“奇葩事层出不穷”来描述其主要特质。韩山转业分配的部门被人描绘为“吃着官饭，放着死骆驼，再好不过的单位”。“我”遇到韩山给自家运煤，他回答“花啥钱嘛，请几个哥们儿喝了顿酒”，他一边说一边打着饱嗝。企业面临效益滑坡、安全事故频发的困境，而个体则时刻打着饱嗝。更深刻的是，它揭示了在这种环境中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赖局长公权私用提拔情人，其荒谬性通过“丈夫遛狗”的细节被极致放大；金库这一人物则体现了市场转型初期“淘金者”的投机与道德模糊，他利用私人关系、信息差、政策空子迅速积累财富，其婚姻如同商业合并般随意，折射出物质主义对传统伦理的冲击。
作家注重细节的表现，追求一种微言大义的效果。比如小说中对“蒲河大桥事件”首次爆破失败与二次加固后垮塌的描写，是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最为集中且尖锐的讽喻性表达。这一情节绝非简单的工程事故记录，而是经过艺术提炼的、对僵化体制与官僚主义生态的精准解剖，通过其荒诞的“重复失败”模式，极大地强化了作品的社会批判力度。第一次爆破失败，构成对“权威”与“形式主义”的直接讽刺。大桥被专家鉴定为“危桥”，需耗巨资拆除重建。然而，当领导按下按钮、在盛大仪式中引爆五吨炸药后，桥却岿然不动。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瞬间戳破了“专家论证”与“科学决策”的神圣外衣，将其还原为一场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闹剧。爆炸的硝烟散尽后，暴露的是决策过程的草率、专家责任的缺失，以及领导热衷于“见证重大时刻”的表演性执政心理。群众“请专家站出来”的怒吼，正是民意向虚伪权威发出的直接质疑。第二次加固后垮塌，则是对“系统内自我修补机制”失效的深度讽喻。首次失败后，系统并未进行真正的问责与反思，而是启动了另一套“补救”程序。专家重新论证，得出“加固使用”的结论。这实质上是为了掩盖第一个错误，而制造第二个看似合理的错误。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次补救被包装为“挽回面子”“展示实力”的政绩工程，举行了更为隆重的通车仪式。然而，当承载着象征意义的车队驶上大桥时，桥体瞬间坍塌。这无疑宣告了在一个缺乏真正问责与科学精神的系统内，任何试图掩盖错误的“修补”，不仅无效，反而会积累更大的风险，导致最终的崩盘。仪式越隆重，失败越彻底，讽刺越辛辣。通过这两次递进式的失败，小说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体制性荒诞闭环，它造成的不仅是巨额国有资产损失，更是公众信任的坍塌。这一情节犹如一枚投入现实湖面的巨石，其激起的讽喻涟漪，极大地强化了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力度与深度，使其对改革艰难性与社会转型复杂性的反思具备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韩山与曹玉兰、王丽的两段情感纠葛，则是小说批判现实的另一重要脉络。韩山对曹玉兰的“始乱终弃”，表面是“陈世美”式的道德叙事，深层则揭示了城乡二元结构、身份变迁对传统伦理关系的撕裂。曹玉兰的悲剧，比如为韩山前途堕胎、婚后死于生育并发症是农村女性在时代夹缝中牺牲的缩影。韩山与王丽的结合，虽基于自由恋爱，但也笼罩在流言蜚语与信任危机的阴影下。小说并未简单褒贬人物，而是通过他们情感的挣扎与破裂，呈现了在社会转型、价值动荡背景下，个体在情感选择上面临的复杂压力与道德焦虑。
《棋盘山下》的批判现实主义锋芒，除了对具体制度与人性的直接揭露外，更以一种冷峻的笔触，深入剖析了社会转型期中人被异化为工具与符号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实现了对现实更为本质的批判。其批判首先指向人际关系彻底的工具理性化。小说中，人物的价值常不取决于其本身，而在于其可利用性。谢春明对韩山的“帮助”，夹杂着巩固乡土权力网络的考量；金库的婚姻与商业策略，纯粹是利益计算的组合。甚至韩山与曹玉兰的情感，也曾被视为改变命运的“阶梯”。这种将人视为资源与棋子的普遍逻辑，揭示了市场经济与权力伦理交织下，传统人情社会向功利社会的冷酷蜕变。
再者，作品通过家庭这一基本单元的溃散，隐喻了社会伦理根基的动摇。韩山的原生家庭与自建家庭均非温情港湾，而是创伤与背叛的源头。这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象征着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最传统、最稳定的伦理纽带已然脆弱不堪，人在根本上处于一种原子化的、无所依凭的孤独状态，承受着精神与情感上的双重“无家可归”。最终，这种批判抵达了对体制性压迫的身体性反应与本能反抗。再比如，韩山后来迷恋气功。韩山迷恋气功并非偶然的个人迷失，而是一代人在时代剧变中精神世界苍白贫瘠的缩影。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旧有的信仰与价值体系松动，而新的精神支柱尚未建立。物质追求开始觉醒，但文化生活与心灵寄托却严重滞后。韩山在经历情感创伤、事业挫折与身体隐疾后，转向气功寻求慰藉与掌控感，这恰恰暴露了集体性的精神空虚——人们试图通过某种看似玄妙、带有集体仪式感的外在形式，来填补内心的茫然与无力。他的走火入魔与家庭破裂，不仅是个体悲剧，更隐喻了那个年代许多人在缺乏健康文化滋养与理性引导下的盲目探索，最终导致人际疏离与自我封闭的普遍困境。
《棋盘山下》的批判现实主义效果，通过将宏观历史沉降为个体命运的记忆书写来实现。小说以韩山等人的生命轨迹作为被遮蔽历史的民间证言，在个人记忆与官方叙事的张力中，争夺对过去的阐释权。其批判深度更在于对时代创伤的心理呈现，揭示不公如何内化为人物难以愈合的情感与精神伤痕。在艺术策略上，小说运用冷峻的细节白描让事实自身言说，通过塑造韩山所处的复杂道德境遇避免简单评判，并借助民间视角的朴素智慧消解权威话语，从而在文本肌理中隐匿却深刻地完成了对社会生态的审视与剖析。
二、野性思维
《棋盘山下》是一部充满着粗狂气息与民间野性思维的作品。小说书名“棋盘山下”即昭示了地域在书中的核心地位。棋盘山不仅景色迷人，更因许许多多美丽的传说而增添了神秘色彩，作品将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糅进故事之中，对平乐寺、棋盘山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还旁征博引对天府之国的历史进行回溯，有一种强烈的在地自觉。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将地方风物书写化进了人物、故事之中。棋盘山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融合了自然、历史、传说与集体记忆的文化场域，深刻参与了人物身份的构建与命运轨迹的书写。棋盘山作为命运场域与文化根系，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神奇的土地孕育出野性的力量。棋盘山的四季景物并非静止的背景板，而是与人物心境、情节发展紧密呼应。例如，韩山与曹玉兰定情于夏夜麦田，与王丽决裂于秋雨之夜，自然景象成为情感的有效烘托。矿区“半条马路半盏灯”的荒凉景象，与省城的相对繁华形成对比，驱动着韩山“离开”的渴望。地域的封闭性也强化了人际关系的紧密与舆论的强大压力，使得个人私事迅速演变为公共事件。小说不惜笔墨，穿插了关于棋盘山由来的仙人弈棋传说、汉代驸马猎虎的传奇、药童遇仙的爱情悲剧等。这些传说不仅增添了神秘色彩，更构成了当地人的精神原乡和解释世界的方式。平乐和尚对韩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断言，连心桥“谁若变心，摔得粉身碎骨”的誓约，都源于这种地方性知识体系。它们作为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和文化契约，影响着人物的行为逻辑。韩山等人的性格、技能与世界观，深深植根于棋盘山的地域经验。韩山务农时挖甘草、掏耗子窖、打猎的技能，是其农民身份与生存智慧的体现；曹玉兰刷标语、唱民歌的才能，是乡村政治与文化生活的产物；矿区工人的段子文化、澡堂社交，则是煤矿这一特殊职业共同体的独特语言与情感宣泄方式。这些鲜活的“在地”细节，使人物脱离了概念化，拥有了扎实的生活质感与身份厚度。即便韩山离开矿区进入省城技校，其思维与行为方式仍带有深刻的“在地”烙印，与新的环境不时产生龃龉。
韩山是一个粗犷型的人物形象，是按照一个标准的硬汉来进行塑造的。其性格与行为中贯穿着一种未经现代文明完全规训的、强悍而直接的民间野性思维。这一特质并非单一的英雄主义赞美，而是呈现为一种混合着生命力、破坏性、生存本能与道德模糊的复杂存在。韩山的粗犷与硬汉特质，首先体现在其行动的直接性与身体的强韧上。年少时，他盲目跟从时代风潮，仅因对方是“地主婆子”，便一脚踢翻其赖以活命的一菜篮馒头，导致其病饿而死。这一行动并非出于深思熟虑的恶意，而是一种被集体情绪煽动、未经反思的野蛮冲动，展现了野性思维中简单而残酷的“敌我”划分。然而，同一野性也驱动着他在家庭中甘愿吃苦、承担重担，用原始的体能与生存智慧支撑家庭，这体现了民间生存伦理中坚韧、实干乃至自我牺牲的一面。参军后，他勤学苦练、力争上游，凭借过人的体能和意志在军事考核中名列前茅，这是硬汉气质在纪律体系内的正向发挥。然而，当其命运受挫，思维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一野性的层面便显露出来。在工作与生活中，他善于利用关系网络、讲究现实利益，甚至为了个人目标可以不顾常规程序与领导安排。这种兼具江湖义气与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正是民间野性思维在复杂社会中的适应性体现，它不讲求抽象的规则，而看重具体的情谊、交换与结果。因此，韩山的硬汉形象，绝非单纯的英雄楷模，而是一个扎根于乡土、浸润于时代、在生存竞争中凭借强悍生命力左冲右突的复杂个体。他的“粗犷”里既有质朴的担当，也有盲目的破坏；他的“硬”既是身体的强健，也是性格中不容妥协的决绝甚至粗暴。这一形象承载的正是民间野性思维的双重性：它既是底层人物在艰难时世中迸发的原始生命力，是其抗争命运、谋求生存的根基；同时也可能因其缺乏理性节制与人文反思，而走向盲目、残酷与自我中心。韩山的悲剧性也正是源于此。
民间野性思维还体现在传奇、宿命与自然灵性的交织。小说中弥漫着一种不同于现代理性逻辑的认知方式，它表现为对世界的神秘化理解、对命运的宿命论感知，以及人与万物有灵互通的观念，为现实主义叙事注入了瑰丽的想象与深邃的哲学意味。韩山的身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寒冬庙门弃婴、寺院火灾幸存、被韩家收养。这一系列“逢凶化吉”的遭遇，被平乐和尚解读为“天意”与“福地”的庇佑，奠定了其人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神秘基调。朱一斗的“气功”治病、大黄牙的“遇鬼”疯癫以及“猪头事件”中离奇的死亡，这些事件都溢出了科学的、逻辑的日常解释框架，指向一个充满偶然、神秘力量与未知可能的世界。这种叙事并非宣扬迷信，而是反映了民间认知中对生命无常、因果难测的直观把握。小说人物常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曹玉兰父亲曹二娃的咒骂、谢春明对韩山“忘恩负义”的斥责，都隐含了“报应”的观念。金库在婚姻与生意上的几度起伏，仿佛印证着“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古老训诫。棋盘山的传说本身也充满循环意象：仙人遗落的棋盘成为永恒景观，老虎被镇于石下承受无尽惩罚，药童因贪恋美色而坠入深渊。这些都与人物命运的起落形成隐喻性呼应，暗示着在时代洪流之外，某种亘古不变的民间伦理与命运法则在悄然运行。
另外，这种野性思维在很多细节处也体现出来，副矿长利用职权欺辱聋哑女工，这种针对残疾的人的无理要求令人发指，而作者书写至此的处理方式也很耐人寻味，因为女工的反抗东窗事发，这个侵犯者本人最终遭到生理性阉割，并且被一撸到底，这既构成了对腐败的辛辣讽刺，同时也富含因果报应与民间审判的野性思维。王宝山的人生轨迹也是如此，他的野性在于其不受约束的原始欲望与强悍的生存哲学。他以“选美”为名行“选妃”之实，将权力直接兑现为个人情欲，展现了赤裸裸的支配欲。为报复前妻攀附权贵，他转而投身更彻底的权力游戏，以野心和手腕开辟仕途。其野性非草莽冲动，而是精于算计的丛林法则，是压抑时代里一种扭曲却高效的生存本能。
在民间野性思维中，自然物与动物常被赋予灵性与象征意义。小说中，依偎弃婴韩山的“小黄狗”通人性，老和尚以其命名婴儿为“狗毛拴”，体现了生命平等的朴素观念。韩山珍视的“二胡”作为定情信物与精神寄托，在其愤怒踏断时，象征了美好情感的彻底碎裂。王丽属虎，对棋盘石下“立石虎”产生共情与郁闷，体现了人与其生肖动物之间神秘的情感联结。这些细节构建了一个物我不分、情感与物质世界交融的象征体系。
总而言之，《棋盘山下》中“野性思维”超越了人物粗犷性格与神秘传说的表层，更深植于一套与现代理性截然不同的认知与逻辑体系。它首先表现为一种整体性与非分析性的原始认知。小说中的人物并非以割裂、抽象的范畴理解世界，而是将自然征兆、社会事件与个人命运视作一个混沌交织、相互感应的整体。例如，人物的重大际遇常与棋盘山的特定气象或物候同步发生，这种“天人感应”式的联系，构成了他们解读生活的基本框架，而非需要实证的巧合。其次，这种思维遵循一套高度情境化与象征化的情感逻辑。人物的抉择与行动，其合理性往往不源于普世道德或利益计算，而是根植于具体情境中爆发出的强烈情感，以及对特定物件、地点所负载的象征意义的绝对遵从。这形成了一套自洽的、以情感和象征为核心的意义系统。最终，这种思维塑造了人物应对世界的具身化实践与策略。他们的智慧与生存策略，深深依赖于身体对环境的直接感知与互动，并表现为一种基于血缘、地缘等亲缘关系网络的“实践逻辑”。在面临制度性困境时，他们本能地诉诸这类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与江湖义气来寻求突围，这既是对僵化体制的民间应对，也体现了野性思维在复杂社会中的适应性变形。因此，小说的野性思维，本质上是呈现了一套以整体感知为认知基础、以情感象征为内在逻辑、以具身实践为行动方式的、活生生的民间心智模式。
当然，作家对野性思维也进行了多重反思，小说多次写到流言蜚语的杀伤力，以此呈现了流言与污名作为一种无形权力的社会暴力。“生活作风问题”“猪头事件”等莫须有的流言，无须实质证据便能轻易摧毁个人的前途。这种基于想象与道德审判的“民间话语权力”，展现了非理性法则对个体生命的野蛮规训与轻易绞杀。副矿长被生理性阉割、韩山愤怒踏断二胡等情节，是人物在理性申诉失效后，以最原始、最暴烈的身体语言进行的绝望反击。这种“野性的正义”并非信奉“以暴治暴”的丛林法则，却恰恰证明了理性的必要，因为这种“野性的正义”反证了理性渠道堵塞后，受害者只能以自我毁灭或同归于尽的方式，完成对不公的最后控诉。因此，小说的批判超越了具体事件，直指一个人际关系工具化、舆论暴力化、家庭溃散化、正义表达原始化的病态社会生态，深刻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家园的失落与人的本体性危机。
三、宇宙意识
《棋盘山下》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实现了从地方到宇宙的一个跨越。侯志明在一次访谈中提及：“想到生命的意义，物我不分的存在。有人说，这是一种天地意识、宇宙意识。真若如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是需要这种意识的。需要一种孤独、不安、恐惧、痛苦甚至虚妄。在写作领域越来越窄的现实境遇下，开拓新领域，必须追随宇宙，关注宇宙，有一种天地意识、宇宙意识。”2在《棋盘山下》的叙事肌理中，侯志明所言的“宇宙思维”或“天地意识”，并非表现为对星际的遥远凝望，而是深刻地内化于其对生命存在、命运流转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观照之中。这种意识超越了社会写实的单一维度，赋予文本一种苍茫的哲学气质与形而上的追问，恰恰是在“写作领域越来越窄”的境遇下，对文学疆域的精神性开拓。
首先，这种宇宙思维体现为对个体生命在宏大时空坐标中“偶然存在”与“必然命运”的深邃体认。韩山这一人物本身即是宇宙性偶然的产物，一个被遗弃于庙门、身世如谜的婴儿，在风雪与火灾中两次侥幸存活。他的生命起源与关键转折，都充满了不可控的偶然性，仿佛被一股超越人世的力量所拨弄。然而，正是在这偶然性中，小说又铺设了某种必然的轨迹，他的坚韧、情债、漂泊与回归，都呼应着那些关于因果、宿命与轮回的古老主题。作者将韩山置于“天地”这样的宏大背景下，其个体的悲欢、挣扎与罪愆，获得了超越个人际遇的普遍性意义，引发对生命本质与命运无常的终极思索。
其次，它表现为一种“物我不分”的存在感知，将人的生命状态与自然万物、地方灵性深度融合。小说中的“棋盘山”远非故事发生的被动背景，而是一个有呼吸、有记忆、有意志的灵性主体。它的四季流转与人物的情感起伏同频共振。它的传说并非点缀，而是渗入当地人心灵结构、解释世界与命运的神秘话语体系。韩山与曹玉兰在麦田的激情，是生命本能与土地孕育力的共鸣，王丽对棋盘石下石虎的莫名共情与忧郁，则是“物我”在属相与象征层面的精神感应。这种书写模糊了人与自然、现实与传说、肉体与灵性的界限，建构了一个万物有灵、天人交感的世界观。这正是“宇宙思维”在叙事中的具体化，人不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宇宙网络中的一个震颤节点。
最后，这种意识承载于作者所言的“孤独、不安、恐惧、痛苦甚至虚妄”的创作心境中，并投射于人物命运。韩山一生的漂泊、他与至亲至爱之间的创伤与疏离、他始终无法完全掌控自身命运的无力感，都浸透着深沉的孤独与存在性不安。曹玉兰的死亡、朱一斗的暴卒、大桥的荒诞坍塌，这些事件都笼罩在命运无常的阴影与虚妄感之下。作者并非简单地呈现苦难，而是以一种近乎敬畏的笔触，去勘探这些体验的深渊，从而触摸生命在宇宙尺度下的脆弱与尊严。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对“天地不仁”的直视与对生命意义的倔强追问。
作家的“宇宙思维”，在《棋盘山下》中实践为一种将地方性故事提升至存在论高度的叙事努力。它让韩山的个人史诗，同时也是生命在天地间跋涉、挣扎与寻求安顿的普遍寓言；让棋盘山这一方水土，承载了关于时间、记忆、因果与灵性的宇宙性隐喻。在现实书写易陷于琐碎与功利的当下，这种融汇了野性思维、宿命哲思与自然灵性的“天地意识”，恰恰为文学开辟了一片更为辽阔、深邃的精神疆域，使小说在完成社会批判的同时，亦抵达了某种关乎人类根本境遇的永恒叩问。
从源头上来讲，这是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思维模式使然，在中国人那里，始终保留了某些高大上的感知，所谓“天道天命天理天心天意天良天机”3，更强调从天的高大上衍生出来思维的高大上即形而上，概念的高大上。在《棋盘山下》的终章，主要人物如星斗般最终运行的轨迹，最清晰地折射出将个体命运置于宇宙秩序下审视的宏大意识。小说多次写到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这些人物的结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善恶有报或功成名就，而是一种向天地本原回归、在时间洪流中被冲刷与重释的“宇宙性安顿”。作家的笔触超越了社会评判与道德说教，呈现出一种近乎自然法则的冷静与深邃。韩山的“回归”构成了最核心的宇宙循环模式。世俗意义上的奋斗与挣扎，最终都以创伤和幻灭告终。从山中来，回山中去。这喻示着在宇宙的时间尺度里，个体的奔突终究是微小循环的一部分，其终极意义不在于征服外部世界，而在于经历过并回到自身存在的源头。
其他人物的结局，共同编织了一幅“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苍茫图景。最富生命力与奉献精神的女性曹玉兰却死于最原始的生育风险，她的早逝如春花骤然凋零，凸显了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的脆弱与无常。最具开拓魄力的改革者谢春明，晚年感慨“终究还是棋盘山”，其雄心壮志最终消融于对故土宿命般的体认之中。金库这个时代的投机者与弄潮儿，几度暴富又几度婚姻离散，最终在海南房地产热潮中淡出叙事，其起伏仿佛经济浪潮中的泡沫，未留下本质的痕迹。美的象征与情感理想的承载者王丽，在“猪头事件”的污名与重伤后消逝，如同被世俗流言与暴力吞噬的精灵，她的消失是一种美好被击碎后的虚空。这种命运安排彰显了“物我不分”的终极合一。
《棋盘山下》的宇宙意识，更体现为一种独特的时空感知与叙事结构。它首先呈现为一种双重的、对话性的时间意识。小说一方面精细刻画了社会历史时间，另一方面始终并行着如棋盘山那种自身永恒循环的自然时间。这种并置并非背景衬托，而是让个体生命的线性历程不断与宇宙性的循环时间进行对话与较量，最终个体时间被吸纳、消融于宇宙时间的循环之中，形成“从山中来，回山中去”的宿命结构。其次，它表现为一种具有向心性的空间意识。小说中的人物无论在地理上如何迁徙，棋盘山始终作为精神磁场和意义中心而存在。其他空间常被描绘为令人疏离、异化的“他者”，唯有棋盘山被赋予灵性主体的地位。人物的每一次离开都伴随着精神的失落，而最终的回归都不是简单的乡土认同，而是向这个宇宙秩序的空间象征寻求终极安顿。最后，这种意识结晶于一种超越现实指涉的意象系统。小说中的核心事件与物品在完成具体叙事功能的同时，都逐渐脱离其具体语境，升华为蕴含宇宙性隐喻的意象。它们不再仅仅指向某个社会弊端或个人情感，而成为命运无常、存在脆弱、人与永恒法则对抗的象征符号，邀请读者进行形而上的解读。因此，这部小说的宇宙意识，本质上是借由循环与线性的时间对话、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张力，以及意象系统的哲学升华，在叙事层面构建了一个将人物命运纳入其运行轨道的、自成一格的“天地秩序”，从而完成了从社会史到存在寓言的飞跃。
值得一提的是，侯志明长期从事散文写作，这给其首部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中形成的“有情的”书写理念4与深厚的情感积淀，影响了《棋盘山下》的写作，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情感内核、细节肌理与精神格局三个层面。首先，散文创作锤炼的情感表达方式，构成了《棋盘山下》的叙事动力与感染力核心。侯志明在散文中坚持“是情感促使我去写，用真情去写”，并致力于构建一个从“亲情”到“乡情”再到“家国情”的、渐次拓展的立体情感世界。这种以真挚、健康的情感为驱动并层层外推的成熟模式，直接迁移到了长篇小说创作中。《棋盘山下》的故事脉络和人物命运，很可能就是围绕着这种深沉而递进的情感逻辑展开，使宏大的叙事始终拥有能打动人心的人情温度。其次，散文创作中磨砺的细节捕捉与意象营造能力，为长篇小说提供了丰盈的文本肌理与浓郁的地域氛围。侯志明的散文善于通过对具体物象的细腻描摹，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空间化。这种将情感锚定于特定风物与生活细节的笔法，无疑会增强《棋盘山下》作为乡土题材小说的真实感与沉浸感。小说中棋盘山下的风土人情与生活场景，因此能超越背景板的功能，成为参与叙事、承载情感的重要角色。最后，散文创作中凝练的由家至国的精神向度，提升了长篇小说的思想格局。侯志明的散文并不局限于个人感怀，其内在理路是通过个人与家庭的情感体验，“召唤出家国天下的情感经验”，完成对现代主体身份认同的书写。诚如白烨所言：“亲情、乡情、家国情，其实是相互贯通的，是内在连接的。葆有浓厚亲情的人，自有浓郁的乡情；葆有浓郁乡情的，自有浓烈的家国情怀。”5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更广阔时代相连接的“情感理性”视角，为《棋盘山下》注入了历史厚重感与社会关怀。小说中的个体故事，因而能超越一隅一地的局限，成为观察一个时代与一个民族精神的窗口。侯志明的散文创作可视为其长篇小说的“预演”与“蓄能”。正是散文领域对情感的深度开掘、对细节的精准提炼以及对精神格局的有意识构建，最终让《棋盘山下》这部长篇小说得以在坚实的艺术地基上矗立起来，成为一个既有血肉温情又有时代筋骨的故事。丁帆曾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艺术家们都似乎有一种回眸的艺术本能，他们试图在民族文化心灵历程中寻觅到一种苍凉感，找到一种暂栖灵魂驿站的慰藉，由此而寻求一种新的现代悲剧美感精神。”6作家们这种对艺术苍凉感及悲剧美感等品质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和他们的这种天地宇宙意识有关。
结 语
《棋盘山下》以宏阔辽远而又深沉的叙事，完成了对一代人精神历程与对普遍生命境遇的叩问。韩山从棋盘山出走，历经人间沧桑与内心劫波，最终又近乎遁世般地回归棋盘山，这并非简单的乡土眷恋，而是一个生命在宇宙性循环中完成的精神认源与存在安顿。其他人物中，无论是曹玉兰的凋零、谢春明的浮尘、金库的堕落，还是王丽的消失，其结局共同勾勒出一幅苍茫图景，个体的才智、情感与努力，在浩瀚时运与自然法则面前，显露出其深刻的有限性。但这些奋斗者也昭示出生命是一个悲剧，更是一场搏斗。侯志明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冷峻审视、在地书写的文化自觉与民间宇宙意识的灵性感知熔于一炉，使得这部作品既是一部扎实的社会变迁史，记录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奋斗历程与精神困境。同时，它又是一部充满隐喻的“天地之书”，作者通过棋盘山的核心意象，将个人的命运轨迹与地方的风物传说、历史的层累记忆乃至天地运行的隐秘节奏相连接，将一部关于“人”的小说，升华为关于“人在天地间”的哲学寓言。
注释：
1 侯志明：《棋盘山下》，四川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026年版。本文引用作品原文均出自该版本，后文不再一一标注。
2 张媛媛、侯志明等：《念天地之悠悠（访谈）》，《民族文学》2025年第4期。
3 王蒙：《神是概念》，《读书》2022年第10期。
4 郭冰茹：《“有情的”书写——谈侯志明的抒情散文》，《阿来研究》2024年第2辑。
5 白烨：《扣人心扉的亲情书写——读侯志明散文集〈行走的达兰喀喇〉》，《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
6 丁帆：《乡土小说的多元与无序格局》，《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当代文坛》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