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者的身份认同困境 ——论鬼子《买话》的感官叙事
内容提要：鬼子新作《买话》对返乡者身份认同困境的深刻揭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精妙的感官叙事艺术。《买话》借助反复出现的意象或语词，并通过以听觉为主，多重感官书写为辅的与情节演进之共同作用，构建了层次丰富的叙事空间，凸显了返乡者刘耳在“城乡交叉地带”的身份迷失、焦虑与寻求身份确证的心路历程。“空”之视觉效果折射出刘耳返乡后的心理落差，对故乡食物的敏锐嗅觉则反映出他对重获乡亲认可的渴望。听觉效果的变化则贯穿小说始终，从都市的喧闹转向乡村的静谧，最终在老人家的葬礼仪式上迎来爆发，呈现出“喧闹—静谧—喧闹”的演进结构，与刘耳身份认同危机的动态演变形成对应关系。小说中最为密集的对话发生在刘耳与扁豆之间，后者给刘耳造成的听觉体验暗示了真诚的话语交流是获取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亦呼应了小说的标题“买话”。
关键词：鬼子 《买话》 返乡者 身份认同 感官叙事
鬼子与东西、李冯并称为“广西文坛三剑客”，是广西文学“新桂军”的重要作家，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优秀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等一系列重要奖项。其“瓦城三部曲”以独到的苦难叙事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鬼子笔下的“瓦城”，可与林斤澜笔下的矮凳桥、李杭育笔下的葛川江、苏童笔下的香椿街等相媲美，为当代文学版图增添了一处具有独特意蕴的文学空间。鬼子2007年推出首部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之后，暌违十八年，于2024年再度推出长篇小说《买话》。鬼子在《买话》中以多元并行的感官叙事对返乡者刘耳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富有时代性、历史性与哲思性的探析，并与“瓦城三部曲”构成了跨越廿余载的对话。恰如丁帆所指出的那样，《买话》对历史和哲学的思考，“远远超越了许许多多旧乡土小说和新时代乡土小说对这一题材的开掘”1。
《买话》引发了学界的探讨，多数学者主张刘耳的精神返乡之旅注定以失败告终。如孟繁华将返乡视作现代性的逆向“试错”，而没有归途的现代性“注定了刘耳乡下经历的尴尬和苦痛”2。丁帆指出田园牧歌已坍塌为精神废墟，刘耳最终沦为异化乡村中“多余的人”3。张清华也认为刘耳试图找回故乡故人的行动“几乎失败了”4。卢桢从主客观维度指出“‘返乡’的结局归于虚妄”的因素有二：一是主人公与原乡伦理的割裂；二是人口外流造成原乡消逝。5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刘耳顺利完成了精神返乡。如王达敏认为鬼子讲述了“一个返乡者如何被乡村接纳的故事”6，王怀昭则主张鬼子描绘的乡村具有“强大包容性”，刘耳“最终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与精神净化”7。
学界既有研究之所以就“刘耳最终是否完成精神返乡”产生分歧，其根源在于“精神返乡”的本质是复杂的“身份认同”问题。从故事层看，这部小说是对现当代文学中常见的“进城难”问题的倒错，从意义层看，鬼子意在以城乡并置为依托，思考特殊且复杂的身份认同问题。用鬼子本人的话说，是要让刘耳们思考“你心中的你，和别人眼中的你，哪一个是真实的你”8。可见，《买话》追问的是“我是谁”这一重要且根本的认识论问题。鉴于此，超越《买话》中主人公返乡成败之争，深入解读返乡者的身份认同困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身份认同”内涵丰富，陶家俊将其界说为“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9。身份认同问题的本质在于个体肉身存在与精神归属之间的错位。《买话》中的刘耳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体现——他在强势的都市文化与相对凋敝的乡土文化之间艰难地进行着身份选择。无论是作为“进城”的乡下人，还是作为“返乡”的异乡人，刘耳均与其所处环境形成了错位的关系，而这一错位给他带来了“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10。不同的文化形态会首先刺激主体感官，继而引发其情感波动与理性反思。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也正是从感官体验到情绪反映、最终升华为观念认知的过程。因此，感官体验的变迁是探析身份认同问题的重要切口。
目前学界关于《买话》的研究多聚焦其叙事结构的戏剧性与偶然性，而对于感官书写的研究甚少。从现有文献看，丁帆从视觉角度切入对小说中“田园牧歌式的静态美景”11进行了阐释；卢桢则着重解读了嗅觉叙事对城乡伦理差异的揭示12。其实，除对风景与气味进行描写之外，鬼子还描绘了众多关涉听觉、味觉层面的官觉体验。感官书写是对各类感官体验描写的统称。这类书写不仅推动叙事进程，更通过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或“感官亲缘性”的意象群，拓展了返乡故事的阐释空间，构成了小说意义生成的重要艺术路径。无论是鬼子的创作，还是读者的阅读，均需基于感官体验构建感性认识，因而“感性叙事往往落实为感官体验”13。有研究者指出，“因为感性的语言能更好地将我们的意识引向世界上的感性细节，它要求我们将世界和这些感性细节联系在一起”，而“对语言中感性的认知就意味着对人类生命和生存环境的认知”14。优秀的作家往往也善于调动读者感官，使其透过感性细节洞察人类的生存境遇——这也与鬼子对作家、读者关系的认知是吻合的——“点燃和被点燃的关系”15，点燃在鬼子与读者心中的一种人的情感的力量和生命的力量。而从某种程度上说，鬼子用以“点火”的装置，正是其生动的感官书写。本文综合借鉴感官叙事、文本细读、意义标志批评等研究方法，解析鬼子在《买话》中如何通过感官书写艺术地呈现返乡者的身份认同困境。
一、“静空”表征与身份迷失
鬼子的写作以“荒诞现实主义”著称，其作品在叙事上既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又不乏对现实层面的深切观照。也许是出于对文学形式的先锋性可能导致普通读者接受困难的顾虑，鬼子刻意在叙事中设置了悬念及多种暗示主题的意象。借用鬼子本人的说法，作家意图“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进入的台阶”16，使读者更好地进入故事并拾级而上。这些“台阶”是引导读者探寻故事主题的标识，亦即意义标志。“所谓意义标志，就是表现或象征——甚至构成——那些模式的词语、物体、人物等”，包含暗示主题的种种意象、象征、原型、语词等。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学者在《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提及意义标志批评方法时，指出读者需首先辨识暗示性意象或物象，进而把握它们相互作用的有机模式，从而抵达文本的内在经验。17在《买话》中，若干物象与语词反复出现并形成纠缠回旋的叙事效果。这些意义标志通过“家族相似性”共建表意模式。“家族相似性”源于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的哲学考察。他指出，无论是“语言”还是“游戏”，都无法被单一共同特征完全涵盖，而是形成了“一张由彼此交叠和交叉的相似性构成的网”18。而《买话》中手电筒、信封等意象，表面上看似并无关联，实则因具有相似的“封闭”感官印象而共同指向了未知的秘密。
鬼子通过大量的感官书写显著拓展了“城乡交叉地带”的内涵。作为最早关注“城乡交叉地带”的作家之一，路遥将此概念引入文学视野。郜元宝基于回归路遥所处语境指出，当代作家所关注的“城乡交叉地带”不仅指涉城乡交界的真实地理空间，更指向城乡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彼此交叉、渗透与碰撞的社会文化现象。19新写实小说、新都市小说、新乡土小说等热衷于描绘这一地带及逡巡于其中的“新型移民部落”。刘耳亦可被视为其中一员。鬼子对“交叉地带”的关注极有可能受到路遥的感召，毕竟，他在《艰难的叙事》中曾明确提及《人生》对自己的人生与创作具有影响。对比两部作品，不难发现《买话》中刘耳与竹子的爱情悲剧，很大程度上可看作高加林与刘巧珍故事的变奏。不过，二者也有不同之处：《人生》描写的是“渴望离开”的青春；《买话》则聚焦“被迫归来”的暮年。二者虽均可归属于“离乡—返乡”的母题，却在叙事方向上呈现出相反的态势。鬼子对这一母题的关注，不仅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也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会情绪。鬼子本人就亲身经历过从农村步入城市的精神阵痛。他曾提及学生时代因朗诵汉语诗歌而被汉族同学嘲笑的特殊经历，以及在习得汉语过程中偷听插队知青们聊天的往事。20鬼子曾广泛阅读了当代文坛多位重要作家的作品，力图明了他们都写了些什么，进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21。最终，鬼子也步入路遥曾往来多次的“交叉地带”，以文学形式呈现城乡交互中涌现的个体欲望与苦难。
鬼子通过细腻的感官叙事，生动描摹了城市的听觉经验，重构了都市空间中的声音景观，“及物”地呈现了都市权力层级对个体精神的异化与规训。药浴店女孩的声音被形容为“软软的”“柔柔的”，鬼子描绘其“像一丝软风在你的耳朵里绕来绕去，把人弄得心里痒痒的”，令人产生“很不安分”的感受22；而黄德米的话语特点则表现为寡言，如当刘耳的前列腺老毛病发作时，黄秘书“不出声，只是看着他，帮他守着”23。黄德米与药浴店女孩的声音均为都市中常见的音景形态，作为权力结构的下位者，他们为生存需要而受到全方位规训，其声音与话语均具有高度宜人性，折射出权力机制对个体声音的塑造。《买话》中的一个典型例证是，明通在刘耳成为国家干部后跟他讲话时声音变得“细细小小的”24。与之相对，作为城市土著的刘耳妻子，其声音则带有攻击性，常以“村上的菜包”25一类话语对刘耳冷嘲热讽。由上述听觉经验显见：刘耳的负面情绪并非全然源自直接的语言攻击或侮辱，因为即便是谄媚的声音也无法缓解其内心的焦虑。对权力大厦随时有可能倾覆的惶恐被具象为“像打雷一样”的“风言风语”26。因此，刘耳的返乡不仅意味着回到远离权钱喧嚣声的地理空间，也可被视为对纯真过去与宁静情感空间的追寻。这导致回到乡村后，刘耳仍然拒斥来自都市的声音，如电视中新闻播报的声音，或贿赂者“到村里走一走”“来来往往”的声音27，乃至钞票与黑色塑料袋摩擦发出的“唰唰唰的响声”或“咝咝声”28。
鬼子《买话》的感官叙事具有多样化的艺术呈现方式，并具有多重叙事功能。首先，《买话》通过听觉叙事表现了从“瓦城”到“瓦村”的氛围变化——从嘈杂转向死寂。都市声音以“风言风语”和“柔柔的”女孩声音为典型，乡村则被压抑的静默所笼罩。通过城乡空间的并置与对照，以及有声与无声之间的转换，人物所处境地的荒诞与尴尬展露无遗——刘耳在喧闹的都市渴望躲清净，回到乡村却渴望交流的声音而不得。刘耳既是身居城市的村里人，又成为村里的异乡人，始终徘徊于城乡之间的模糊地带，进退维谷。与都市相比，“瓦村”呈现出深沉的静谧，这种由听觉叙事所营造的特殊空间反而使刘耳对归属的期盼彻底落空。尽管他以“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图个清净”为由推辞拜访者，但其渴望的“清净”指向的是超越利益关系的交流与接纳，而非物理意义上的寂静。然而，“路边的鸡被司机的喇叭声吓得跑进菜地”正暗示着刘耳是一位闯入“瓦村”的外来者，也是不受村里人欢迎的异乡人。同时，村民通过回避式的“笑”和重复而机械的寒暄（“耳伯/耳叔/耳哥，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昨天太阳下山的时候”）29传递出的是冷淡疏离的态度。鬼子在小说中多次以沉默作为表现人物心理压力的手段：当刘耳试图与老人家搭话时，老人家对其置若罔闻30；他去见会长途中所见的村庄 “静悄悄的像在实施什么预谋”31；他试图用茅台酒拉近与会长的关系，会长却三次不回应，“只当没有听见”32。《买话》中复现的沉默场景为情节突转积蓄着张力，使刘耳想喝玉米粥却被拒绝、想喝茅台却得凉水的情节更具心理冲击力和艺术表现效果。
其次，从“瓦城”到“瓦村”，刘耳身份迷失的失落感得以逐渐浮现。鬼子以“空”作为统摄视觉书写的核心印象，深刻揭示了缺失归属感的身份困境。《买话》描写刘耳返乡途中时刻意规避其他人物出现——“只有两只鸡，曾在车前的路面上追逐着跑了几个来回”33。这一典型的“空镜头”运用，强化了荒芜与孤寂的情绪氛围。通过留白的手法，鬼子营造出一个凋敝且空心化的乡村空间。刘耳记忆中的乡村与返乡后所见的乡村景象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刘耳回忆中的家园被阳光笼罩，呈现出带有温暖明亮色调的乌托邦幻象，十分契合城市人对乡土生活的理想化想象。而刘耳回到乡村，面对的现实情景却是一整天紧闭着的大铁门、灰毛毛的天空、西边山头上的夕阳。作为叙事线索与悬念载体的蛋壳意象，也同样延续了“空”的整体特征，借由触觉描写串联起刘耳的迷惘与虚空。鬼子仅用白描手法就在一连串的动作书写中将刘耳的震惊、挫败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捡起了一个，刚拿到手上，他的手就愣住了。那个鸡蛋轻轻的。他晃了晃，还是轻轻的。”紧接着，“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心口那里也像蛋汁一样流到了地上”34。此处，捡起空蛋壳的动作甚为关键，象征着刘耳精神原乡的失落，也暗示着他已沦为无所依归的“空心人”。
再次，《买话》中的空蛋壳是象征谜面的物象之一，直指刘耳失去“村里人”身份背后的真相。除空蛋壳之外，鬼子还赋予手电筒、信件类似的象征功能。它们如同“契诃夫的枪”，在叙事前即埋下伏笔，在结尾则重现。如未能寄出的信件是“无声胜有声”的倾诉，是被压抑的声音的外化；而手电筒原本用于照亮，后来却长期禁锢于黑暗的匣子里。被剥夺原有功用的物象呈现出封闭的视觉效果，与空蛋壳共同构成一组隐喻秘密的意象系统。同样被隐藏的还有竹子悲壮而隐忍的爱。她始终未曾将自己的爱意与牺牲公之于众，或许源于对进城潜规则的清醒认知——利益至上的婚姻规划、与乡亲的割席，实为阶层跃迁的“投名状”。空蛋壳、手电筒与信件共同构成一座充满隐喻意义的迷宫。蛋壳之“空”，既象征了刘耳内心的空洞与迷失，也隐喻着现代人普遍存在的身份认同危机。艾略特在1925年发表的诗歌《空心人》中便凸显了现代社会个体精神层面的虚无与困顿。这种“空心病”指向的是自我定位的丧失，正如埃里克森所言，认同危机已成为现代人传记式生存中的核心困境，其根源在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充满矛盾、流动与不确定性。35手电筒与信件的“封闭”特质，进一步揭示出刘耳身份迷失的成因。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焦虑的根本来源之一正是人际基本信任机制的瓦解36。正如《买话》中明通早年自省时所悟到的：“一个人总有些事情是他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37封闭内心成为现代个体应对风险的重要策略，这一行为却在无形中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阂。
二、钝化的感官与被遮蔽的身份焦虑
刘耳的身份认同危机是伴随着其空间迁徙而逐渐累积的，在不同文化观念碰撞的情境中不断加剧，并最终在返乡后因感官体验的强化而全面爆发。在描写都市空间中的感官经验时，鬼子对刘耳的嗅觉与味觉往往采用一种克制而平淡的叙述风格，这种节制与返乡后夸张的感官叙写形成强烈对比。如鬼子对都市气味的描述中有“茅台酒的香味一下就满屋都是”“那（药浴）味道随着热气不停地往上飘，还是很好闻的”38这样的书写，其中的“香味”“好闻”等词语的使用剥离了大部分主观情感色彩，药浴、茅台酒、鹅肝等消费物则标志着刘耳逐渐脱离乡村社群。正如布尔迪厄的“区隔”理论所指出的，维持差异化的消费习惯或生活方式是建构社会等级的重要机制。39刘耳显然已经初步形成了都市化的饮食品味与习惯。尤其是茅台酒这一关键物象在城乡不同空间中反复出现，并引发了不同群体对其的迥异态度：刘耳在与扁豆、光棍会会长、三只手等人的对话中不断强调茅台的珍贵与美味，并将其价值与味觉体验直接关联；然而，他所认为的“真的好喝”40“中国名酒”“世界上最好喝的白酒”41，却被光棍们嫌弃，认为味道不如廉价的水酒。众所周知，茅台酒已经成为富人阶层的品味象征与社交场的“硬通货”，因此，黄德米选用茅台酒招待刘耳，三只手要把茅台酒瓶摆在堂屋的案桌上，光棍会会长则把刘耳拿来的茅台酒供奉在父母灵位前。就实际味道而言，刘耳未必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其味觉已在都市生活中逐渐衰退。刘耳的身份焦虑之所以在返乡后才彻底爆发，亦可归因于都市生活所导致的感官钝化。恰如沈从文曾提及，乡村生活对感官的刺激程度远远超过都市，正因村镇的所见所闻、所嗅所感令其对城市中狭窄庸懦的生活及道德观感到厌倦，故而忧郁孤僻，失去了常“人”的感情。42尽管都市生活看似声色丰富，实则应验了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43。物质丰盈的都市生活，往往将人引入拜物教的陷阱，削弱对物质本身的感受能力，乃至造成感官的退化。
米歇尔·塞尔曾指出，后现代主体在都市环境中面临异化，导致感官能力逐渐丧失。为此，他提出应以“身体性想象”重新激活感官，实现与宇宙的联结并至沉醉状态。所谓“身体性想象”，强调的是身体与心灵不可分割，主张人必须通过身体及其感知来塑造经验44。借鉴这一理论分析《买话》中刘耳的经历，不难发现，当他以异乡人身份返回乡村时，面对的是空寂的村落、压抑的声景，以及只能嗅闻令其垂涎却无法获取的食物，都市生活中熟悉的“五色”“五音”与“五味”已然消逝，刘耳原本迟钝的感官反而被唤醒。鬼子通过细腻的嗅觉与味觉描写，彰显了刘耳返乡后的感知体验。《买话》中的玉米粥、酸辣椒、菜包及香女身上的香茅草气息，均成为触发“普鲁斯特效应”的感官媒介。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玛德琳蛋糕的气味引发了主人公对童年的无限追忆，这一现象被称为“普鲁斯特效应”。曹晖指出，普鲁斯特的创作受到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影响，后者强调记忆不仅包含表象的回忆图像，也包括身体习惯，因而记忆的唤起可依赖多种感官通道45。“从辣椒钵里飘出来的”香味成为开启刘耳情感记忆的钥匙，鬼子先是用气味将其渴望调动至极点——“一边咽（口水）还一边禁不住吧唧着嘴巴”46。与此同时，其味觉则被有意虚化，“那味道就在嘴里，像一条小河在不停地流，只是越流越饿，越流越饿”47。“他抹了抹空空的嘴，他觉得那味道真好，滑滑的，糯糯的，带着一股清甜。”48《买话》越是具体地渲染想象的味觉，便越凸显出现实中味觉的缺席与渴望的落空。这种夸张的味蕾渴望隐喻着刘耳的情感饥渴，即不被乡村所容纳的身份焦虑。鬼子还翔实地叙写了酸辣椒的制作方式及食用体验，民俗学叙事为刘耳寻求身份认同提供了时空容器，不仅以文学的方式保存了南方乡村正在消逝的民俗风情，更以感官细节叩问身处都市的读者：我们的感官还能否激活，我们的身体还能否返回故乡？
随着感官被激活，身份焦虑亦日益困扰着刘耳，迫使他踏上了一条曲折的寻求身份认同之路。然而，无论是试图通过食物建立情感联结，还是借助金钱换取认同，均被证明是失败之举。在《买话》中，真正的身份认同之道被一个复现多次的语词标志呈现出来“村里的人”。这一语词标志在刘耳进城前夜与竹子的对话中尤具启示性，“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没有听说呢？你真的已经不是村里的人了”49。此处已为后来刘耳与乡亲的疏离埋下伏笔。进城后的刘耳更是自觉地回避村里的大事小情，以避免“村里人”开口向他借钱；更不曾过问竹子的后续遭际，以此逃避自己的责任；每年清明他从未主动回村，途经村子偶遇乡亲也只是“无油无盐地聊个三言两句”50。费孝通指出，中国乡土社会是“差序格局”，区别于西方社会界限分明的“团体格局”，差序格局以自我为中心拓展出动态的关系网络。51在义务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刘耳对乡亲所尽义务与情感投入的匮乏，必然导致其与共同体之间联系的弱化，进而逐渐失去“村里人”的身份属性。
阿兰·德波顿曾指出，“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52。正因如此，村里人的看法构成了刘耳身份焦虑的主要来源。他惶恐地设想自己黯然离开“瓦村”，村里老少是否会“对着他家空空无人的房子，眼睛和嘴巴都敲锣打鼓起来”53。不过，刘耳对“村里的人”的看法的畏惧，并不等同于他全然认可“村里人”身份，而是希望以进城的“村里人”身份荣归故里。这一复杂的身份定位折射出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城乡阶级观念。刘耳的内心活动暴露了其对城乡身份的价值判断：当看到从事鸡贩工作的女孩外貌出众，他本能地感到惋惜，认为是“好材料”，理应进城54；当扁豆将他的处境与扁豆爷爷相提并论时，他发出“呵”的声音，认为“村里人和城里人是不能放在一起比的”55。其实，这种城乡分化的阶级叙事根植于每个瓦村人的深层认知之中。因此，明通能够凭借在《瓦城日报》发表简短新闻获得与队长女儿恋爱的资格。同样，刘耳因偶然因素获得进城机会，也被视为即将获得某种特权地位。表叔在威吓辣椒地主人时，特意强调刘耳“现在已经不是村上的人了”56，这句话的潜台词即进城不仅代表地理意义上的移动，更意味着可能实现的阶层跃迁——从体力劳动的农民阶层转向具有潜在权力的城市人身份。这不仅反映了村民的集体想象，也揭示出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实际社会分层。然而，当“帮帮你”的承诺未能兑现时，刘耳成为城里人所带来的尊敬与特权也随之消散。
如果说夸张的嗅觉体验唤醒了刘耳对重新融入乡村的渴望，那么听觉体验则成为其融入乡村、重建身份认同的关键感知途径。这一点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可以显见。鬼子在访谈中曾提及，最初给《买话》的主人公取名为“刘二”，后改为“刘耳”，“就是想让刘耳和刘耳们这个群体的老老少少，用耳朵好好地听一听，听听别人怎么说你！你心中的你，和别人眼中的你，哪一个是真实的你”57。《买话》中“明通”其名的字面意为澄明通达，然而他多次隐瞒自己想法与事情真相，既难以通达地接受命运的偶然性，也不愿诚实地表达对名利的渴望，本质上与刘耳属于同一类人。其实，鬼子用人物的姓名暗喻情节命运的做法并非首次出现。在“瓦城三部曲”中，看似常见的人物名字便往往暗示小说的主题。如《被雨淋湿的河》中隐忍质朴的老父亲“陈村”，直接以“乡村”简称命名，引导读者透过陈村窥见乡村的凋敝，乡村恰似结尾处的河流，在现代化进程中趋于干涸。而陈村的儿女分别叫“晓雷”“晓雨”，名字合起来则为源头活水，但乡村年轻人离乡进城不仅加剧了乡村的空心化，他们自己也成为城市阴暗面的祭品。《瓦城上空的麦田》主人公李四的三个儿女名字分别为“李瓦”“李城”“李香”，合起来正是“瓦城香”，直接表现了以李四为代表的农村父辈对子女的身份期待——成为“瓦城人”令人十分神往和骄傲。“李四”这一名字看似随意，但正如俗话经常提到的“张三李四”，这其实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人名的泛指，引导读者透过“李四”的荒诞遭遇反思千千万万个农村留守老人的悲剧。由此可见，鬼子对自己笔下人物的命名绝非随意之举。《买话》中以“耳”为名，与小说标题中的“话”呼应，共同暗示着身份认同与听觉感知之间的密切关系。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与味觉、嗅觉感官相似，刘耳的听觉感官也在静谧的乡村空间中得到强化。这种静谧很大程度来自刘耳陷入的沟通困境——无人倾诉亦无人回应，这种沟通困境可追溯至城乡之间的话语体系差异与信任危机。回顾鬼子的创作，他屡次创设此类“有口难言”的失语困境。如《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李四面对儿女表现出近乎偏执的缄默，然而，李四的这种主动“失语”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强调的父辈尊严（即“子女应该认得父亲”）。鬼子借拾荒者“我”之口引导读者追问“你应该对他们说话呀，你怎么能一句话也不说呢？”58为什么李四不直接说明自己过生日的诉求，用言语来澄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其根本原因在于城乡话语体系及伦理观念的断裂：都市文化追求效率，而乡村却更重视超越工具理性的情感关怀。横亘在李四与子女们之间那“可悲的厚障壁”折射出了城乡伦理的巨大差异。与之相应，刘耳的失语则反映出其性格懦弱的一面及身份认同的迷茫。他始终摇摆在两种伦理之间，既无力承担乡土伦理要求的义务，也无法彻底割舍对故乡的依恋。《买话》则多次叙写刘耳有口难开、欲言又止的情形。在追悼明树的大会上，他无法开口提醒队长调整长明灯的方向，“明树的死像是把他的嗓子给堵住了”59，潜意识中的内疚使他仅能保持庄重的沉默。当他张望着明树家方向时，“真想告诉明树的母亲一句什么，却又一句也说不出口”60。表达困难折射出刘耳内心深处感性与理性这两套法则的交锋，因为若按理性原则，明树的意外死亡不能完全由刘耳负责。当扁豆转述“村里人”对其“罪状”陈述时，刘耳“想问他那人是谁，嘴巴动来动去竟说不出话来”。当会长用筷子“不好洗”来暗示与他有所牵连就会影响名声时，刘耳同样“没有吭声，也不好吭声”61。甚至当半桶水追问他和竹子的关系时，他也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62。而书中不断出现的刘耳和他养的小鸡之间的“咕咕声”，更凸显其无人交流、无处倾诉的悲凉处境。从“失语”的角度看，《瓦城上空的麦田》与《买话》可视作一组相对的镜像。前者讲述了农民进城却因为特殊原因不愿开口的故事，后者则呈现了习得城市虚伪话语后失去村民信任的返乡者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丁帆将二者视作姊妹篇不无道理。63它们分别从进城和返乡的角度，表现了乡下人“进城之后如何”的不同命运走向及结局。
三、听觉叙事高潮与身份确证悬置
鬼子略写的进城叙事中隐含着特殊时代“话语编制命运”64的荒诞性，《买话》还多次从听觉感官角度呈现被编造的话语如何影响人物的命运。如明树的意外死亡被队长强行编造成“烈士事迹”，在其号召下，“村民们的声音更大了，都拼了命地喊着”，呐喊声被喻作“雷鸣闪电”65，预示着集体话语的骇人力量。格诺特·波默论及声音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音乐媒介营造的声音氛围作为一种听觉政治参与了权力运作。66尽管追认明树为烈士的逻辑缺乏理性，但在这种听觉政治的裹挟下，队长的高声呼号与村民们的呐喊共同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倒性力量，使在场的人完全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换而言之，比起客观事实，主观事实更为重要。然而，从身份认同角度看，构成他人看法的正是主观事实而非价值中立的客观事实。因此，“村里的人”与刘耳对往事的看法自然就产生了分歧。纵观整部小说，话语建构的主观事实总是与人物命运纠葛缠绕：被演绎的“送鸡蛋”剧本为刘耳带来改变命运的契机；从前辈老杨那里学来的话术阻断了乡亲的求助；一句“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如果你怀孕了，你就去找我，好吗？”67构成刘耳不必主动对竹子负责的借口。鬼子通过这一系列话语推动情节，构建出一种因果轮回的叙事逻辑——刘耳既因话语获得了城市中人的身份，也因话语失去了“村里的人”这一身份。《买话》多次书写话语给人物带来的心理问题：因为岳父的诋毁造成了明通对刘耳的误解；来自无量或明通的质问给刘耳的余生留下心结；扁豆爷爷故意隐瞒刘耳借给扁豆“五百元”的事68……在村民们的口耳相传中，围绕着刘耳的话语不断被曲解加工，村民们眼中的刘耳成了应为明树的死、明通未能进城、竹子婚姻不幸、谢小门没娶上老婆等几乎所有事情负责的唯一人选。
《买话》借扁豆之口道出了刘耳身份困境的根源，“你是村里的人，但你不算是村里的人”69。在“村里的人”眼中，刘耳早已是精明自私的城里人，故而被剥夺了“村里的人”的身份。鬼子通过刘耳嗅觉、听觉的强化与味觉体验的缺失——凸显了其在身份悬置状态下的痛苦。起初，因为刘耳过分敏锐的嗅觉，使得酸藠头、玉米粥、炒河虾、糯米的香味及炒鸭肉的香气都变得极其细腻，他只能将“飘过来的味道慢慢地扒开来”70。与此同时，他却完全失去了味蕾享受的资格：即便维持城里的饮食习惯，也会出现“噎住”“被卡住”71的生理不适，这种感官失衡折射出他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焦虑与悬置状态——既面临因身为高官的儿子被查导致于他而言的都市权力大厦倾覆的危机，又难以重新获得乡村社会的接纳。进而，鬼子写到刘耳在乡村场域中甚至被剥夺了共享食物的资格。当他提出想尝一口玉米粥时，遭到老人家的拒绝，扁豆的爷爷也因顾忌声誉而不愿与他共餐。在乡村文化中，共餐行为象征着人际关系的亲密与认可，而随意串门吃饭更是信任与归属感的体现。因此，老人家的拒绝不仅是对刘耳请求的否定，更是对其“村里的人”身份的断然否认。刘耳的听觉也变得高度敏感，能从老人家的咳嗽声中听到长啸，这种咳嗽声在刘耳脑海中一直回响，令他“心疼了好久好久”72。他还能清晰捕捉到扁豆拐杖点地发出的“当当”声73，这种对细微声音的放大反映了他对沟通与接纳的深切渴望。扁豆聊起会长对刘耳的恨意时虽然发出了“几乎没有声音”的咬牙声74，他仍能察觉，暗示其对来自乡村的“审判”感到强烈不安。
在《买话》中，老人家的葬礼场景是听觉叙事的高潮。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丧葬仪式通常是家庭或宗族内部成员参与的公共展演，折射出对道德债务的有意识记忆与偿还。小说中亦有相关明确表述——“不允许你去给老人家送葬……那你以后还怎么在村里过日子呀”75，可见仪式参与的程度与形式具有显著的道德意涵。老人家的丧葬仪式既是刘耳的赎罪仪式，也是身份确证的表演行动。在小说接近尾声时，该仪式将原本静谧的乡村空间推向一种狂欢状态，听觉效果在短暂静默后迎来爆发与高潮——不仅出现鞭炮、锣鼓与光棍们响彻云霄的号子声，还有送葬人群纷杂的话语声，鬼子形容这声音如“所有荷叶都在雨中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响”76。鬼子还通过视觉描写参与听觉高潮的营造：信件封面上重复书写的“刘耳收”，竹子“又细又小”77、密密麻麻的字迹，以及令刘耳生畏的信封厚度，这些视觉元素共同唤起了读者对竹子无尽诉说的听觉想象。如前文所析，《买话》中的听觉效果经历了从都市的喧闹转向乡村的静谧，最终再归于乡村的喧闹，形成“喧闹—静谧—喧闹”的演进结构。从表面上看，刘耳似乎最终打破了压抑性的静谧，然而，小说中喧闹的听觉氛围具有显著的非理性特质。如当“瓦村”成为政治学习的“一面红旗”时，“每日不停的锣鼓声”78导致村里的狗丧失看家护院与辨别善恶的本能；又如村民在响应队长追封明树为烈士时发出“雷鸣闪电”般的呐喊。因此，听觉叙事的高潮提供了身份确证的仪式，却并不意味着刘耳真正获得了“村里的人”的身份认同——尽管他将视若亲子的公鸡小白作为祭品，却仍在举行仪式时被人中途替换。
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审视，“根浴”与“买话”均属于刘耳寻求身份确证的方式。“根浴”情节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书写传统，将身体病症作为对主人公道德状态乃至现代文明的隐喻与批判。刘耳所患的“前列腺炎”成为推动其返乡寻根的重要动因之一。该“根”病源自都市金钱文化的侵蚀，因而城市中的“根浴”疗法效果不及老人家所提供的“大葱”土方。这象征着刘耳所欲追寻的乡村之根，乃是以老人家的品行所代表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传统伦理。老人家惯于直白地揭穿话语伪装，如当县里医生声称“咳嗽是长寿的秘诀”时，她径直反讽“回去让你妈也天天咳嗽咳嗽吧”79。因此，老人家之死不仅意味着乡村“根系”随现代化进程而衰亡，也象征曾与城市二元对立的乡村经验彻底消逝，拥有原谅权力的原乡不复存在，留下的乃是由新一代人所构成的、已然异化的乡村空间。尽管老人家治愈了刘耳身体上的“根”病，却并不代表对其过往行为的原谅，刘耳的身份确证被悬置。这一处理显示出鬼子高妙的立意：刘耳的身份寻求随着被亏欠者（明树、竹子、明通、老人家）的相继离世而彻底悬置。“买话”则是刘耳试图以都市的金钱逻辑开辟身份认同的捷径，本质上是以资本规则瓦解乡村伦理。尽管刘耳通过钱财与色欲诱惑（如为光棍们提供酒资，并许诺让其接触异性之手）看似融入了光棍群体，在叙写他与光棍们兴致高昂的对话外，鬼子还三次提及“拍大腿”的声响以烘托气氛80。然而，喧嚣之后，鬼子强调的却是老人家连连叹息“造孽啊”，且刘耳再一次在老人家面前错失开口机会。81鬼子通过听觉叙事将两种氛围进行了对比，说明刘耳用金钱敲开的是异化的乡村之门，他虽然得到了“村里的人”的部分接纳，却始终无法得到原乡的认同。因此，“买话”所蕴含的批判意识不仅指向被异化的“买话人”刘耳，也指向“卖话”的“村里的人”，指向“买话”行为与乡村人情背后的交易逻辑。
一些学者分析《买话》时提到了“赎罪”与“救赎”等关键词，而这部小说确实也采用了经典的“罪与罚”结构。“罪与罚”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题名，也是批判现实主义常见的叙事模式之一，通常涵盖“犯罪—逃脱/辩护—惩罚—认罪—新生/毁灭”等阶段。《买话》中的人物最终走向新生还是毁灭结局，在很大程度上由此亦可管窥鬼子的写作立场。在老人葬礼之后，乡村重归宁静。鬼子于第二十八章开头采用听觉叙事，通过重复出现的母鸡下蛋声象征着死亡之后的新生。这一结尾暗示了鬼子对乡村未来的期望：尽管传统乡土秩序逐渐消解，但乡村仍然会迎来新生命的持续诞生，新一代人承载着重建乡村伦理的可能性。《买话》在表现城乡空间并置的同时，也书写了代际的碰撞与互动。鬼子突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避免以线性历史发展观简单化地看待城乡关系。儿童往往象征未来的可能性，在鬼子所塑造的“下一代”中，早熟的儿童形象尤为突出。在鬼子的早期作品《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一根水做的绳子》中，鬼子更侧重表现的是城乡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相较之下，《买话》中的儿童形象则更具神秘色彩与黠慧特质，体现出鬼子对城乡交融的积极想象。如扁豆既保留了乡村的纯朴善良，又具备都市的灵活与狡黠。这一过早社会化的儿童形象，不仅是都市文化向乡村渗透的缩影，也成为连接异乡人与村民之间沟通障碍的桥梁。扁豆天然地熟谙城乡两套不同的人际关系逻辑：既能接受金钱交易规则，担任刘耳的“买话”中介；又保留了乡村的质朴本性，如为刘耳暗中藏起小白、预留玉米粥等。
扁豆带给刘耳的听觉体验也极为丰富，当刘耳面对扁豆直白的提问或尖锐的评价时，他的脑袋“轰地一响”“轰的一声”82。扁豆自述“嘴巴多”，与此相对，刘耳与多数村民则言语稀少；扁豆“见什么事都想插嘴”83，但至少不说虚假的、违心的话。正如扁豆批评刘耳“说话老是绕来绕去的”84，这种迂回掩饰的语言风格，未尝不是成年人及都市群体的共性特征。因此，除兑现承诺——即为村民做好事——之外，对“话语”本身的改造仍是实现救赎的关键路径。“买话”这一陌生化表达，所揭示的正是原乡消逝的根本原因，即资本强大的同化力量。“话”本应是通过真诚沟通所获得的结果，然而在金钱利益的影响下，不同话语被赋予不同价码，“真话”反而成为奢侈品。对刘耳及已部分异化的乡村而言，使“话语”重新恢复传递真实情感的功能，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结 语
鬼子在《买话》中设置了诸多回旋复现的意象与语词，如空蛋壳、手电筒及“村里的人”等。它们通过主人公的感官体验相互呼应、交织作用，共同暗示了刘耳作为返乡者的身份认同困境这一主题。《买话》中的感官叙事以听觉书写为主导，辅以视觉、嗅觉、味觉及个别触觉书写，多种感官经验如交响乐般多声部协奏，彼此关联、相辅相成。在其擅长的城乡书写背景下，鬼子通过多样化的感官叙事——既有对感官细节的详尽刻画或是轻描淡写，也有关于“空”的视觉呈现及乡村食物的浓郁气味书写，还有虚写的味觉体验——皆与情节发展紧密配合，不仅凸显了刘耳返乡过程中的复杂心理状态，也强化了他在身份认同上的迷失与焦虑，以及寻求自我确认的艰难历程，从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意蕴。
在《买话》的众多感官书写中，听觉效果的变化尤为突出，贯穿叙事始终，折射出刘耳处于“城乡交叉地带”中的身份困境。刘耳在离乡前对都市喧嚣声景感到惶恐，返乡后却又对乡村的寂静环境产生不适，最终在老人葬礼这一听觉叙事的高潮段落中直面自我。听觉叙事所营造的城乡空间变化，映射出被“村里的人”视为异乡人的刘耳面临的身份危机从隐匿、爆发到试图解决的全过程。而扁豆的话语为刘耳所带来的听觉冲击，则暗示真诚的言语交流或许是实现身份认同的关键要素。
综上，鬼子借助富有特色的感官叙事巧妙构筑了一个关于离去与回归的寓言，不仅拓展了“瓦城”与“瓦村”的文本空间，也通过刘耳的感官体验，较为完整地勾勒出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返乡者普遍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并尝试提出寻求身份认同的可能路径，以展望城乡融合的未来图景。
注释：
1 3 11 63 丁帆：《降临在瓦村麦田里复活了的死魂灵——以〈买话〉为中心看批判现实主义的镜像书写》，《南方文坛》2024年第6期。
2 孟繁华：《现代性：可能是一个故事》，《文艺争鸣》2025年第2期。
4 64 张清华：《独在故乡为异客——关于鬼子〈买话〉的闲话》，《南方文坛》2024年第6期。
5 参见卢桢《“返乡”的祛魅——论鬼子长篇小说〈买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0期。
6 王达敏：《“买话”抑或“根浴”——鬼子长篇小说〈买话〉读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1期。
7 王怀昭：《悔改者的精神历程——读鬼子长篇小说〈买话〉》，《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8 57 鬼子：《每一个归乡人，都可能是“刘耳” | 鬼子〈买话〉创作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1月15日，https://mp.weixin.qq.com/s/cFkJq6INuxaXUhR62BsmpA，2025年10月11日。
9 10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12 卢桢：《嗅觉的伦理学：鬼子小说的一种读法》，《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6期。
13 孙会军：《感官叙事的跨语言、跨文化传递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
14 李洪金、吕俊：《梅洛—庞蒂的感性诗学与文学翻译——一种具身性认知方式的翻译研究》，《上海翻译》2016年第2期。
15 16 20 21 鬼子：《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2、15、40—41页。
17 参见[美]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文学批评方法手册》，姚锦清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270页。
18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59页。
19 参见郜元宝《从“城乡交叉地带”到“城乡共同体”——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转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6期。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7 38 40 41 46 47 48 49 50 53 54 55 56 59 60 61 62 65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鬼子：《买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1、56、120、10、12、125、15、25、211、216、11、39—40、43、2、204、216、26、14、27、19、30、76、32、110、22、82、88、215、88、215、301、82、24、112、208、144、34、147、148、207、292、237、250、49、105、225—232、235、111、127、122、111页。
35 参见王莹《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6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39 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7页。
42 参见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43 周宪、童强主编《艺术理论基本文献·中国古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页。
44 参见基思·莫泽、高砚平《通过“身体性想象”重思生物圈——米歇尔·塞尔的感官哲学》，《外国美学》2020年第1期。
45 参见曹晖《身体、时间和直觉：柏格森的视觉理论阐析》，《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51 费孝通：《乡土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6—30页。
52 [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58 鬼子：《被雨淋湿的河》，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40页。
66 参见[德]格诺德·伯梅《气氛美学》，贾红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7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