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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张炜的长篇小说《河湾》称得上一部当代生活的告别之书与重建之书，其用想象一种可能生活来重启生活的无限可能性，从文化考量与艺术表达双重维度上揭示了从现代性向当代性转换的重要命题。从当代性视域考察《河湾》如何将可能生活鲜活精妙地呈现于雅文学之美中，又如何将揭示和表达文学与生活这组重要关系命题推向新的高度、深度，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在。

关键词：张炜 《河湾》 生活重建 当代性 文学与生活

《河湾》有其自身的互文谱系。作家张炜在近几年里如井喷般地写下了一系列文体样式、多元题材的原创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文论、非虚构、儿童文学等，既形成他个人写作史的小高潮，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宝贵收获。长篇小说从《独药师》《艾约堡秘史》到《河湾》再到《去老万玉家》，非虚构作品从《我的原野盛宴》到《爱的川流不息》，长诗从《不践约书》《铁与绸》到《爱琴海日落》，其所开辟的诗与思相融合、高度隐喻与裸呈现实相关联、奇幻想象与非虚构叙事相杂糅的多重写作路径，所传达出的融雅正深邃与顽皮幽默于一体的笑泪可感的独特艺术腔调，充分折射了作家张炜在对雅文学、纯文学之根性的价值坚守中，以强悍的热力，持续进行着自我挑战、自我完成的艺术攀援与精神锤炼。

《河湾》亦可做如是观，但又因其更具分量、更卓异的文学书写成为张炜此一阶段的沉潜之作和小结之作。行至河湾的张炜，愈来愈清晰地向当代人、当代生活、当代文化提出了无法回避的疑问和诘问，尝试用一场生活重建和文学告别给出迅捷、深沉又丰富的回答。某种意义上，《河湾》称得上一部当代生活的告别之书与重建之书，用想象一种可能生活来重启生活的无限可能性，从文化考量与艺术表达双重维度上揭示了从现代性向当代性转换的重要命题。《河湾》以绵长又锐利的审美力量直击芜杂万象下的生活本质和生活伦理，以想象当代人、当代生活的完整性和自我塑造性为主题奥义，出示了颇具当代性特征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图景，在或疲惫焦虑或无限祈盼的心灵中留下沉重的回响。

一、生活家与“高人”“异人”：当代性视界中“人”的重新发现

可以说，《河湾》一面倔强地探寻生活中的“生活”，一面痴痴地寻找人身上的“人”。将文学观照的视野下沉到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家庭生活，以及由此展开描摹形绘逐渐日常化的诸多当下物事，在张炜的整个作品谱系中，这无疑赋予《河湾》别样的叙事内容和艺术面貌。采用文学叙事形塑当代生活，张炜的匠心独运之处在于其始终以凡俗人生、寻常生活作为书写的大背景和写作依据，而别样人生、创意生活、卓异生活才是吸引他勉力构想、着墨最多的书写近景和写作目的。凭借观察、介入当代生活的或远或近的双重视角，《河湾》所呈现的生活图景具有迷人的当代性与引发深思的悖论性，一如小说的语言，处处蕴含着悖论、矛盾、思辨的审美张力。四个重要人物角色——傅亦衔和余之鄂、洛伽和苏步慧，在性格气质上两两映衬、相互对比，由此牵引出的家庭生活方式以及个人生活选择皆不寻常。无论是主人公傅亦衔与恋人洛伽之间隐秘独特的准婚姻生活，还是傅的挚友余之鄂与妻子苏步慧几易生活方式，直至迁徙到山林河湾定居，其生活的表与里都带有鲜明的自我设计感、自我完成性。他们深谙凡俗人生的基调与烟火气，但更倾心于对个人生活的自我设计和把控，且有能力将生活方式和精神水平调节设置到远远高于当下的平均状态，以至于成为时人眼里的“怪人”。傅亦衔原本是有头有脸的机关人士，也许正走在“副局长”的路上，可惜已到中年还要忍受“鳏夫”的苦恼。他遵从洛伽的心愿，十多年保持着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和隐婚状态，相约以此守护爱情的新鲜与热度，用持续不断的激情解决“厌烦”这一难以阻挡的生命难题和伦理困境。余之鄂也正是“厌烦”了机关工作才选择带着妻子一起走出体制搞起了热闹的环球旅游开发，在几可被定义为标准的“成功人士”之时，却怀着寻找新生活的冲动，转而蛰居山林河湾去发现和迎来新的自我。显然，傅亦衔、余之鄂并非生活的空心人或者高调的观念派，而是接地气的生活行动派，既能全身心地感受凡俗肉身存在的温度，又能不断叩问精神超越的高度，他们甚至逐渐成为真正的生活家。

张炜笔下塑造的生活家，生活的实存先于生活的本质，个人不拘束于任何既定或先验的身份；同时，生活的价值意义在真正的行动中产生出来，绝非被事先赋予的、或被普遍规定好的。这无疑折射出了作家张炜对当代人、当代生活的洞见和创见，并用文学叙事悄然抵达了文化人类学的幅宽、哲学的高度和伦理学的深度。恰如杨大春在论述福柯的当代性思想时所指出的，如果说“现代性强调普遍理性，个体只不过是普遍性的体现”，那么“当代性展现的则是个体在差异性中的共存”1。从带有积极维度的当代性视界去理解张炜笔下的生活家，便可了然傅亦衔、余之鄂为何如此热衷自我设计、自我筹划一种不走寻常路的人生。只有在生活方式的选择、生活图景的开辟等等实际行动中，当代人才有可能实现主动的自我塑造、自我完成。

真正的生活家不过是当代生活中的少数人。《河湾》努力发掘了更少数的“稀缺”人物，他们是“高人”和“异人”。这部小说最重要的艺术装置之一，主人公傅亦衔的好友燕冲善画的“访高图”，既拧开了艺术的阀门，也形成了最后的闭合，在开篇与结尾处遥相呼应，且贯穿作品始终。“访高图”上的“高人”“异人”令傅亦衔时时萦绕在怀，他对之产生丰富的遥思遐想，与余之鄂言谈之间多次对何谓“高人”、何谓“异人”展开讨论，发出高人、异人在当下生活中委实难觅的慨叹。这些心语、心念或对话，积极参与进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不断增强着文本的审美张力。

令傅亦衔极力称道的特立独行的“高人”“异人”有两位，一是他的准妻子、恋人洛伽，一是古文字学家何典。洛伽在傅亦衔眼里堪称生活发明家、“顶层设计者”。她发明创造了一种在人类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准婚姻生活，将傅亦衔定位为情感世界里的“献花少年”，而傅也接受了这种“结了一辈子婚却没老婆”的充满矛盾纠结的生活方式。作为“异人”的洛伽，在小说后半部却越来越暴露出“操盘手”的巨大魔力和杀伤力，她不仅主导恋人、家人的生活路径，还主导了一群老同学成为她的跟随者，在网络上当起了黑水军及至堕落成何典眼里的“网蜱”。异人之异能异禀如果得不到善用，终将会给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带来灾难。相较之下，何典是理想化了的高人、异人的代表性形象。他学问扎实深厚但从不人前炫耀，智慧超群，精神高标，选择到民间去生活且独处自守的方式以保有内心的完整性和思想的锐度，常常能高人一筹地指出时人生活的种种痛处和个中缘由，不留情面地揭示出时代的精神症候。傅亦衔后来的精神成长，走向真正的主动人生，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何典的提点、启发。

如何理解何典这一仿若从古代文化生活中走来的当代人？怎样理解他打通古今的鲜活生活态度与文化选择？从现代性与当代性相比较的视野来探析或许会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包利民认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是出现了“现代式日常生活”或消费社会，其特点是“平面的、感性的总量积累”，而且这种总量积累往往并非出于“感性需求”的满足，而是出于规范型消费或人际的攀比2。在虚假需求的驱使下，现代式统一化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困扰、分裂着当代人的身心。何典做出的生活方式选择无疑蕴含着对抗现代性异化、治疗现代式日常生活某些病症的深刻意味，具有宝贵的当代性色彩。当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其往往从原始抑或古代人类文化、文明的传统样态里寻求启发，“过去”成为强有力的活跃质素统摄进“当代”。汪民安在梳理论证“什么是当代”及其特征时，援引了阿甘本对当代的理解：“在最近和晚近时代中感知到古老的标志和印记的人，才可能是当代的。”3如是便可理解《河湾》全篇从叙事起点到终点贯穿性地运用寻访世外高人、异人这一中国画的古老题材，以此传达“当代性”视野中“人”的重新发现和新的塑形。何典的文化精神层面不仅包孕着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传统继承而来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自我期许，更有在当下现实生活乱象中保持独立思考、刚正不阿的大智大勇。如同傅亦衔所颖悟到的，“异人是拥有自我的人，他们在潮流之上。”作家张炜借叙事人也是主人公之口道出了何为“当代”，何为“当代人”。不为潮流所淹没，超越潮流而保持自我判断乃至自我塑造，或许才是当代人不朽之精神肖像。张炜对“当代人”的精神描绘，与罗兰·巴特所揭示的“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与尼采所宣称的“死死地凝视时代”，以及与阿甘本在此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代性”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比较而言，张炜所推崇的“当代人”不仅是时代的凝视者、思考者，还必须是能付诸实践的生活家、行动派。这或许得益于张炜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中获取的在地性力量。依据哲学的主体概念维度，如果说从“普遍理性主体”到“个体实存主体”体现着由现代性到当代性的主体转换，那么返观《河湾》塑造的如何典这样能击中心弦的个性化生命个体，不得不慨叹其蕴含强烈的当代性价值，而当代人与当代生活之间的关系机杼在《河湾》中也得到层层剥笋式的揭开和昭示。

二、生活重建的难度：从当下物事的艺术处理看《河湾》之重

从现代性到当代性转换的意义上书写当代生活的《河湾》，在艺术上巧妙取法了中国古代家族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如人物形象的两两映衬对比设计，故事情节埋线极深极隐蔽的伏笔悬念，悲剧性冲突“悲而不惨”的审美境界等方面都是对《红楼梦》艺术经验的自觉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小说的表层以家庭生活、情感生活为叙事单元，深层叙事线索复杂多维，如“小魔器”、苦难史、耿杨断指等等多处埋线，隐伏的危机、谜团与苦痛愈细读愈震撼，越往小说后部其审美力量越强，读者获得逐步倍增的审美体验，留下无法释怀的大痛感。同时，情节之谜与人物形象之谜紧密关联，情节的波澜起伏与人物命运的波澜起伏相交织。其中最突出的是女主人公洛伽的真实身份及其真实内心世界形成巨大谜团，从艺术呈现上营造达成的人物的不完整性堪称小说的独异魅力，给读者带来大惑难解却又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审美的浓度、纯度和分量都足够，这是优秀的作品才能抵达的艺术境界。

事实上，小说中召唤重建当代人、当代生活的“完整性”这一主题奥义恰与洛伽这一人物的“不完整性”形成有意味的悖论。虽然拥有至美的生命和超群的能力，洛伽未能从“异人”走向“高人”，相反，她从生活发明家蜕变成资本的服从者、金钱和权力的贪欲者、罪恶事件的操盘手，在资本的魔力前可悲地交出了自我。与洛伽功利、高速、奢华的真实生活（小说运用虚笔、少许侧写）相比，她精心设计的与傅亦衔定期约会同居、两性相悦的准隐婚生活（小说运用大量实写），不过是手段和途径而已，仿佛在某一时刻能够轻触其内心、点缀烘托其生命的一捧小花。小说尚未结尾，洛伽便已神秘退出了傅亦衔的生活视野，亦可看出张炜对洛伽这一“不完整性”的人物无比爱惜、惋惜、痛惜的复杂情感。是的，对人物作简单的道德评判或不难，但作价值评判和审美评判实属不易。

当下物事、时代境遇之于人物生活方式的密切关联是《河湾》想象生活重建的重要路径。这一路径给作品带来很大的书写难度。如何处理“小魔器”、苦难史和“耿杨断指”事？甚或还有紫脸女子呓语般的表演性十足的流量写作、寄生在网上的“火火”“苟全法”“小单单”“刘赖通”“言少爱”之流、用语恶毒不堪的“匿名信”以及穷尽一生去书写却永远石沉大海的“申诉书”……？如何将这些令人无法回避又隐匿不察的当下物事纳入作品成为有机的叙事内容？它们悉数进入了《河湾》形塑出的生活图景，伴随人物的生活轨迹乃至命运轨迹，充分显示了作家凝视当下的视野宽度和深度，也折射出作家时而凝重时而激愤的文化表情。

随着作品层层展开的激越思考和审慎判断，张炜确乎尝试用一场物事告别与生活告别的大喻来完成生活伦理、生活意义重建的希冀。《河湾》对如此驳杂喧嚣的当下物事进行了辩证的艺术处理。手机与网络都是现代技术理性的衍生物，原本应是便利人类生活的工具或手段，最后之所以演变成“小魔器”，这种现象衍生出流量写作与“网蜱”这样的乱相怪胎，并可视为现代社会中目的与手段颠倒以及被资本的无形巨手操纵的结果。“小魔器”之噪与人心之燥、世界之燥互为因果，相互映衬。海量信息轰炸之下，人们“忙得脚不沾地，却几乎没有时间休闲、爱和读书，甚至没有时间胡思乱想，更不可能将诸多想法付诸实施”。更为甚者，“小魔器”在傅亦衔看来近乎“天灾人祸的一部分”，作为谣言和谎言的集散地，摧毁生活的安宁：“多少倾泻，耸人听闻，末日之心，垂死和嚎叫。”小魔器之“魔”，隐喻着现代技术理性的不可控之处和人性的丑陋之处搅拌发酵在一起，强行改写幸福、安宁这些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活伦理。

紫脸女子的流量写作貌似集学术与真理于一身，实则专门提供满足人之本能欲望的各种噱头和专事消费读者情感的一地鸡毛，廉价的伪痛感、伪快感如呕吐物般倾泻着，不仅无法提供真正的生活实景和人性真相，反而被资本操纵成制作热点话题的工具，写作的尊严荡然无存。某种程度上，生活伦理与意义重建的难度就在于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又任其衍生魔变的当下物事。它们共同塑造出充满功利性、投机性、不完整性的生活方式，逐渐反作用于生活主体和生命个体，将情绪、情感、心理、思考这些内在性的生命体验进行粗暴切割和强行涂抹，原本鲜活丰富的生命感受变得凝固僵硬了。各种伪真理主义也纷纷戴着面具出场，真假难辨中假成了真，对永恒性、完整性、纯粹性的精神追求被讥讽质疑，幸福与快乐也降格成为异化之物。

当下物事的裹挟围堵下，人人都是熟悉的陌生人甚或两面人，如同洛伽之于傅亦衔。小说处理得尤其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傅亦衔、洛伽大学时代的一群老同学，曾经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经历过共同的苦难，背负苦难记忆的一代人，其精神与道德层面的蜕变堕落之剧给作品带来沉重奇特的怪诞感和悲剧性。其中老同学德雷令是如“草头王”般的可怕存在，一个最终锒铛入狱的涉黑人物，其言行丑陋之夸张、变形折射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制度纰漏将生产出无数巧取豪夺的德雷令们。至于老同学“苟全法”“小单单”之流已然在网络上堕落成“网蜱”甚至是不如虫子的无脑人，他们化身键盘侠、黑水军，专事颠倒是非黑白，服务于隐匿网络背后的资本之恶。值得一提的是，狸金集团的耿杨断指之事在作品中埋线极深，叙事内容虽不过一“发”之体量，却似有千钧之力可引爆全文，《河湾》之重由此不言而喻。耿杨断指的悲剧倘追因溯果，这群网蜱罪责难逃。一代人的苦难经历并未带来灵魂净化和道义良知，相反，“饱受苦难者一旦制造苦难，可能也是行家里手”。这或许是令读者困惑之处，也催人沉思。书写苦难中的人性光亮、意志自由和精神选择，无疑是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所衷情表达的永恒命题。张炜的代表作如《古船》《九月寓言》《家族》等都在肯定性维度上的苦难书写。但《河湾》中洛伽、“苟全法”“小单单”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意识显然出了问题。用炫耀、夸大苦难来伪装崇高或以此占据道德制高点，仿若真理在手，说明这群知识分子原有的精神底子就有奴性的残余和世俗功利、自欺欺人的根性。作家第一次如此鲜明地反思苦难带来的生活失败和精神变形，像行文至深处何典所质疑的：“卑微使人高贵？我从来不会迷信苦难。”重建生活伦理和生活意义，需要破除的不仅是物事之迷障，还有苦难之迷信，更有人心之囚笼。这一切在作品中深埋如草蛇灰线，艺术处理偏轻、偏缓，文学力量却极重。

三、一种可能生活：“河湾”的情理交织与无限可能性

小说题为“河湾”，将对生活伦理和意义重建的审美想象聚焦在“河湾”之上，试图用“河湾”构建一种可能生活，这可视为作家蓄谋已久、厚积薄发的一次文学冒险和思想冒险。恰因为此，小说在当下语境的出现尤显硬核与强悍。张炜所设置的“河湾”绝非简单的艺术装置，其在小说中所起到的表与里的双重作用几乎是枢纽性、关键性的。

“河湾”作为有别于都市生存空间的生活异托邦，是余之鄂、苏步慧、何典、傅亦衔等人相继选择的栖身安居之所，为他们挣脱都市樊笼，改变以往或喧嚣热闹或呆板异化的活法提供了具备无限可能性的适宜空间。如果说都市是现代性的重要空间产物，具有遵循普遍法则和统一时空的特征，对经济理性、技术理性的青睐和倚重愈加明显，那么相比之下，“河湾”则是具有鲜明创造性、独异性、反思性特征的空间场所。从这一角度看，“河湾”闪烁着异托邦（福柯语）思想的光芒。福柯曾如是给出异托邦的理论描述：“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它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颠倒的。”4按照福柯的理论想象，乌托邦作为“没有真实空间的场所”而存在，是美好的乌有之乡，而异托邦是真实的、确实存在的空间，但又具有想象的虚幻性，它是实现了的乌托邦的反空间。换言之，异托邦既在真实的社会生活空间之中，又游离于社会生活空间之外，对实存的社会生活空间具有某种反思性、警示性的反作用。实际上，张炜对异托邦的审美想象在他的创作脉络里似乎从未停止过。从明槐、老得的“葡萄园”（《葡萄园》《秋天的思索》），肥、赶樱的“野地”（《九月寓言》），再到廖麦、美蒂的“园子”（《刺猬歌》），直至季昨非、陶文贝的“阁楼”（《独药师》），张炜始终尝试用异托邦想象打破强调同一性的现代性生活图景，通过构筑异托邦，寻求更富人性尊严、更具生命价值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那么，河湾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在于人与万物之间相谐共生，人充分悦纳自己和他人。在河湾生活的人们，不再是现代都市里“浑身写满了数字的纸人儿”，而是既可重新成为独处思考的一株脆弱的芦苇，又可以强大到付出心力体力去开荒植树造福一方。如傅亦衔所想象的“既然是一棵草，我们还是浸到水中，比如河湾那样的地方吧，这样就不太好粉碎了，因为变艮了”。无疑，“河湾”生活方式绝非一种概念化、观念化的生活，而是能够帮助个体找回生命实感，发现生命存在的新意，找回与世界、与他人、与自我相处的本然方式，以抵御现代世界这架高速旋转的“大功率的粉碎机”所进行的粗暴切割和统一分配。

理解“河湾”，需要直面一个生活悲剧也是生命悲剧：苏步慧因情而殇。如何理解“河湾”生活中暗藏的情的巨大破坏力？作者为何要在小说临近结尾处安排这样一场看似意外的情殇？直接理由或在于苏步慧遇人不淑，她痴迷热恋的情人不过是一个经历过苦难又背叛了苦难的肤浅诗人，但这使故事的讲法极易落入俗套。比照之下，主人公傅亦衔从小说一出场便如大情种般的存在，终历情劫而渐入河湾开启新的生活方式。那么，以“情”开篇又以“情”收束，“情”在“河湾”生活图景中究竟有何独特地位和作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理解破译作者为何要用爱情故事的讲法作为小说之表，由此进一步理解小说之表与里的关系，把握小说艺术机杼的核心处。甚至，推及观照张炜的全部小说创作，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几乎都生动讲述了或缠绵悱恻或知音难觅的爱情故事、子辈与父母乃至祖辈之间的伦理亲情故事、人与动物之间的跨物种的情感故事……凡此种种，皆离不开一个“情”字。然而引人注目的恰还有“情”之反面，即张炜文学世界中充盈着的深厚的理性思考和由此生成的主题内蕴、人物命运等等诸多设计，《河湾》同样如是。理解“河湾”的“情”与“理”，达成对张炜文学书写路径和艺术机杼的深层把握，某种意义上或许能够管窥中国当代文学所建构起的世界观、生活观之价值与限度。“河湾”作为一种可能生活，一面须依托健全理性带来的价值选择和伦理建设，另一面也无法离开健全感性辐射出的情感世界。苏步慧的情殇很可能是张炜所讲述的全部爱情故事中下笔最狠最重的一个。这样的极端叙事深意或在说明“河湾”生活如果缺乏与健全理性相匹配的健康情感方式，生活必然走向彻头彻尾的失败，而这恰恰是为现代人所忽视的。无论是对生命个体还是对社会群体而言，理性建设与感性培育同样重要。从这一角度看，张炜倾心建构的“河湾”生活方式，在意义框架和价值谱系上更多地回到了中国古代思想资源中对“心”的强调和重视。在生活伦理和生活意义的重建过程中，情感的“体会”可以与理性的“知”比肩，甚至有时会显得更重要。学者赵汀阳曾对当下普遍存在的感性匮乏症有过以下揭示和阐发：“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根本就缺乏与我们的理性水平相配的感性和感情，我们没心没肺，不能理解真正动人的真情和美丽的感性世界，不再敬佩英雄和伟人，不再为爱和友谊所感动，不再愿意同甘共苦……”5由此反观《河湾》开篇与收束都以爱情为表里，不妨视之为作者找到的撬动当下生活的一个重要支点。“爱情作为非自然化的一种另类感情，是人类生活另外发展出来的一种感情。”6对爱情的体会与认知，对当代人而言显得尤其重要。那么，“河湾”生活方式强调精神海拔的高度、强调个人独思的能力，与此同时也强调健康完整的情感生活，唯有此才会开启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这无疑将帮助傅亦衔、何典们创造生成更高更健全的理性，还将帮助其创造发育出更高更健全的感性。赵汀阳指出，理性和感性都是人类精神的根本。二者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人，理解生活的意义以及整个价值领域的事情。

小说中隐伏着的一条情感线也是情节线，傅亦衔心心念念要记录书写自己的家族史。现实生活中，他的家族故事难觅知音倾听。所幸这部家族史出现在他未来的“河湾”生活里。家族史的过去与未来、情感与理性、苦难与欢乐相交融，如同生命酣畅淋漓之处奏响的乐章，开启一扇理解与阐释的大门，召唤着共情共鸣的知音读者。如同整部《河湾》，情与理与无限可能性亦可作如是观。张炜沿着既有的文学脉络，用这部长篇新作创生出新的问题面向和艺术路径，将当代性视域下的生活如此鲜活精妙地呈现于雅文学之美中，将文学与生活这组重要关系命题的揭示和表达推向新的高度、深度。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优势学科项目“张炜研究资料总汇（1973—2018）”（项目编号：19BY SJ7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杨大春：《当代性与“做以成人”》，《外国哲学》2021年第2期。

2 包利民：《至善与时间：现代性价值辩证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页。

3 汪民安：《福柯、本雅明与阿甘本：什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

4 [法]M.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5 6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259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