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来《云中记》的时间叙事与灾难书写伦理
内容提要：阿来的小说《云中记》是文学对自然灾害后人类经验的深刻回应。其中蕴含的时间沉淀、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重构，以及灾难书写所涉及的伦理问题，都使得“云中村”这一文学见证值得我们反复进行批判性审视。本文将以小说中的“时间”为线索，剖析阿来在时间叙事上的精心构建，进而探讨他如何将情感、记忆与反思融入时间的肌理，以此直面具有“群体性创伤”特质的“现实”进行刻画，并实现其“审美”升华，同时回应书写过程中必须考量的伦理维度。
关键词：阿来 《云中记》 时间叙事 书写伦理
在“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之际，阿来自述多年来困于“地震的记忆与地震造成的众多死亡”之中，试图通过《云中记》的创作来回望灾难，安抚魂灵，然而这一书写并没有引导向“放下”，反而衍生出了书中祭师阿巴的“亡魂纠缠与灵魂之问”1。照此看来，如何书写“灾难”，如何在残酷的现实与艺术想象间把握平衡，以及书写者是否自觉面对其中无法规避的伦理诘问，构成了灾难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中必须审慎对待的核心命题。
一
在“怎么写”这个问题上，阿来《云中记》的时间叙事架构可以作为一个值得参考的文本。因它不是即时性的铺陈记录，而是历经了双重时间的沉淀——包括现实层面的十年和故事层面的四年——方才展开叙述。作者围绕“时间”进行叙事建构，对经历岁月沉淀后的灾难进行了深度回望与反思，主人公阿巴的返乡之旅，正是作者阿来精神回望的文学投射，文本内外的叙事时间与现实时间由此形成了深刻的同构关系。书写如“汶川大地震”这般举世皆知且作者亲历的灾难，“时间”本身已然成为无法绕开的核心要素。“已经发生的地震”作为一种既定事实会在小说叙述中构成现实层面的预叙——作者与读者都共享着对灾难发生的认知——这使得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这一时刻成了一个叙事的关键节点，小说的前半部正是围绕这一节点展开。通过主人公阿巴的视角，叙事从返乡的“当下”出发：向前追溯云中村的“起源”与“过往”，向后预示其“未来”与“终结”。作者以“记忆”为名，对不同时段进行“剪切”与“拼接”，构建起一种往返交织的回顾性叙事。这种在时间节点间的穿梭，深化了对天灾本质的思考。小说的时间架构不仅清晰地呈现了云中村从扎根、地震到覆灭的生命历程，更在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交织中，升华了灾难之于人类命运的哲学意蕴，最终达成一种含蓄而丰沛的审美境界，这得益于与灾难发生时刻保持着反思的距离。
简言之，《云中记》的故事主线是祭师阿巴回到地震遗址云中村，祭奠地震中罹难的村民，并且选择与将要因山体滑坡而覆灭的村子一同消失。小说共十二章，其章节目录鲜明地以“时间”为纲：前五章以“第一天”至“第七天”为题，叙述阿巴启程返乡及抵村后首周的活动；后六章“第一月”至“第六月”聚焦阿巴在村中等待终局的半年时光；末章“那一天”则标志着阿巴与村庄一同覆灭的时刻。阿来正是通过对“时间”元素的精妙切割与编排，构建起《云中记》独特的形式架构与叙事骨骼。小说的开端时间是第一章“第一天”，此时阿巴行走在回归云中村的山道上，与后文“比迁往移民村还要往前一年，2008年5月12号，午后，地震即将发生，阿巴出了云中村往山上去”2。相对应，这句话包含了“过去已发生”“即将发生”和“正在发生”，不难看出是对经典的致敬，也彰显着阿来在《云中记》中对“时间”元素的自觉与重视，同时还定下了整部小说行文的基础架构。作者将阿巴的时间分割为地震以前、地震即将发生前、地震发生后几天以及地震后一年等片段，这些片段并非线性铺陈，而是以不断闪回的回忆形式，围绕着几个核心时间节点拼合呈现。阿巴的失忆状态与其个人史、村落史的碎片化叙述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一种依靠记忆碎片勾连、围绕关键时间点展开的非线性历史图景。此外，阿来在叙事中频繁运用“时间并置”手法，将相似的行动或关联的事件置于不同时空进行对照。前述“行走在山道上”的动作，便跨越了震前出村上山与震后返村归途两个截然不同的时刻。另一典型例证是“云中村重新通电的那一天”与“阿巴重新恢复记忆的那一天”的重合。这种并置强化了时间节点的象征意义，在差异与重复中深化了时间对人物命运与历史记忆的塑造力量。
在《云中记》中，时间的悬殊对比被阿来用以凸显灾难的毁灭性及其蕴含的宿命张力。小说反复强调：“不论这个村子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一千年还是两千年，反正在四年前，这个村子就被八级地震瞬间毁灭了。地质隐患调查队的专家说，那其实比一个瞬间要长一些，比刹那也长一些，比一眨眼也长一些。那个时间由地震台网的仪器记录在案，一分二十八秒。”3无论是个体感知中的“转瞬即逝”，还是科学记录下的精确时长，一个古老村庄积淀了千年的生命轨迹，在灾难面前戛然而止。这种叙述残酷地昭示了生命终结的猝不及防，时间与死亡的关系在此呈现出最令人惊惧的面向——绝对的、压倒性的、不可抗的毁灭力量。李泽厚所谓的时间成为“某种情感的强力绵延”在《云中记》中获得了相应的文学呈现，这种“绵延”不仅体现于阿巴漫长而执着的祭奠仪式本身，更深植于文本对“漫长存在”与“瞬间破坏”这对永恒母题的深刻书写。事实上，对乡土文明的持久性与脆弱性的思考，对历史进程中“破坏与重建”模式的审视，早已贯穿于阿来的文学世界，其《机村史诗》等作品，正是通过对乡村形态的书写与历史变迁的反思，不断叩问这一核心命题。《云中记》则将其推向了极致：在自然伟力面前，千年积淀的乡土文明不仅面临“破坏”，更遭遇彻底的、不可逆转的“覆灭”，从而在时间哲学的维度上深化了阿来对存在本质的终极追问。
对特定时间节点的反复强调与精确刻画，是《云中记》营造叙事紧张感的核心策略，这在着墨最重的第三章“第四天”达到顶峰。在这一章里，作者明显进行了扩述，极其缓慢、细致地铺陈阿巴祭祀的准备工作与祭奠过程。强烈的“时间观念”贯穿始终：在地震五年后的5月12日“现在”这个线性时间叙述中，又不断插入对五年前的“5月12日”灾难前夕的重述。行文中罗列着精确到分钟的倒计时：“上午9点开始”“11点40分”“11点55分”“12点半”“下午一点”“还有二十分钟”“十分钟”以及“五年后的此刻，阿巴一切都知道了。知道了五年前的此时，大地将要制造巨大的人间悲剧。”4这种双时间线在“5月12日”节点上的精密对位与切割，将读者强行拉回灾难临界点，通过“已知结局”的预叙张力与步步进逼的倒计时节奏，将地震的恐怖内核与幸存者的深层创痛赤裸地、极具压迫感地凸显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云中记》的时间叙事实际上标识了三个相关联的主要事件，简单来说便是“人-村-山的覆灭”。第一个事件即水电站的滑坡，它直接导致阿巴失忆，象征性地将其掏空为一个“空壳”。第二个事件是地震的发生，它摧毁了阿巴的亲人与家园。第三个事件则是云中村所在山体的最终滑坡，它从物理层面彻底抹去了村庄的存在。通过将这三个事件相关联，阿来指向的是现代化进程中对自然和乡村永不餍足的索取及其蕴含的毁灭性力量。从个体的“下坠”、大地的“震动”到村庄的“滑坡”，阿来展现了一种贯穿个人、社群与环境层面的、近乎宿命的悲观图景。这种对覆灭的书写，深刻体现了阿来对现代性与传统文明关系的辩证审视。阿来极具民族特色与生命伦理深度的叙事，赋予了“时间”以核心的叙事与情感功能，通过对时间线的有意剪切与并置，阿来强化了伴随灾难而来的“宿命感”。同时，时间也承载了“超越性”的可能——记忆在时间长河中重组、精神在时间跨度中延续，个体生命在宏大的时间维度中被赋予新的理解。
二
时间的切割与闪回引出了“记忆”的核心命题：在《云中记》这部直面死亡与终结的小说中，回忆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又引发了怎样的效应？面对无可逃避的死亡悲恸，在“走出”与“走不出”的困境间，阿来选择了让阿巴“走回”——走回生命的消逝之地，走回记忆的画面深处。
茨威格曾说，“我们的记忆不是把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记住，而把另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忘掉的机理，而是具有整理和明智舍弃的能力”5。小说正是通过阿巴的回忆，不仅追溯其个人历史，更重构了云中村的集体历史。阿来对“记忆”的强调与对“云中村”的塑造，体现了记忆的“整理与舍弃”功能，它无疑有助于凝聚共同体情感，引导价值共识的共趋。伴随着返乡行动，阿巴的记忆逐步复苏，这并非他首次经历记忆的回归。早年在参与水电站建设时遭遇滑坡，失忆使他如“空壳”般生存多年，直到云中村重新通电，记忆与自我才真正“重返”。汶川大地震作为集体创伤事件，被作者以《云中记》在十年后进行重述也是一种“复活过去”的文学行动。这必然引发关键诘问：此种“复活”是否会唤醒更深创伤？如何应对其风险？十年后的“回返”与“重写”，迫使我们必须审视记忆主体的道德立场、评判标准以及记忆实践本身的伦理内涵。
阿来自认为在书写自然灾难文学的层面上，《云中记》是“关于人如何经受这种巨大的灾难，并重新建立生活信心与精神信仰的小说”6。也就是说，他的记忆的重回，核心目的在于劝慰与重建，人类历史在自然与人类自我的打磨下不断增添新的伤痕，但无论是先辈还是后裔都得背负着需要痊愈的伤痕继续前进，重要的是，不能因为结了痂抑或是表面的完好如初而忘却。因为所有的伤痕铸就了我们的过去与现在，也将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未来。因而这种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大地震是一种集体创伤记忆，这种记忆无论出自亲身经历或媒介传播，其场景再现必然涉及创伤事件与“死亡意义化/神圣化”之间的微妙平衡。
阿巴该人物在设定上有意思的一点是，他自己的来处不明（失忆造成的缺失），自我有待确定（对于“被安排”的身份的质疑），去处倒是十分笃定（留在云中村等待终时），他的出现似乎只是因为作家的舞台上需要这个角色，吊诡的是，在一个十分需要人文关怀的故事里这种“工具化”倒似乎显得有些“不人道”。当然不能将小说文本完全等同于历史事实，但尤其在涉及现实重大事件这样的情况下，也属于此时此地的一种情感和智识层面的回响。能讲述“灾难”的文类不止小说，但不同于新闻报道或是非虚构写作，小说以其独特的情感渲染力，承担起昆德拉所强调的揭示“人的存在”之使命。它透过文学波纹，显露世界表象下的意识暗流，以更私密、更深切的方式渲染与呈现人类情感、创痛与生存处境。难点在于，作者既然旨在以围绕这样一个群体性的创伤事件来宽慰亡灵，那么该如何将个人化的创伤记忆反映到文学想象并汇入集体记忆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阿来的这篇《云中记》的文本写作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祭奠仪式，以个人视角的追溯重新引出众人的苦痛记忆，在记忆共同体的创伤废墟上重新修筑起新的基石。
阿巴的诸多身份——祭师、非遗传承人、哥哥、舅舅——往往在特定的时间节点被最为深刻地定义。阿巴是传统、现代、政治、文化、民族、宗教及个人选择共同铸就的复合体，其复杂身份是理解阿来创作意图的关键。“祭师”在族群的信仰文化之中是一种具有公共职能的身份，是联通人与神的桥梁。较为尴尬的是，曾经的阿巴甚至不算云中村真正意义上的祭师，他不仅是“半路出家”——祭告的方式源自儿时记忆中的父亲，祭祷的舞步是从县里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时学到的，甚至还融入了一点云中村圆圈舞的步伐——而且他对鬼魂是否存在的追问贯穿始终，但这并不影响他完美地操持了对“云中村”亡魂的祭奠仪式，甚至以身殉“悼”。就阿巴的“公共职能”的达成而言，阿来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更倾向于问迹而非问心，重点不在于“他是谁”更在于“他做了什么”。这种观点同样体现在对仁钦的人物塑造上，尤其涉及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问题时需要具备的灵活性与针对性。何平对此有着深入的分析：“仁钦的政治实践就有着原则性和变通灵活性，如果他在处理阿巴的返乡时，还有着亲缘关系的夹缠，那么，在瓦约乡旅游服务不规范被网络曝光的危机公关时却显示了一个新时代乡村干部的政治视野和政治智慧。”7仁钦在调和各种矛盾时不断成长，即便受到舅舅“鬼魂说”的影响，也并不能掩盖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少数民族乡村干部所做出的实事，除仁钦外阿来其他作品同样描写了这类人物形象，如《蘑菇圈》里的胆巴，《机村史诗》里的索波，都具有类似的特质。这引出一个深层问题：这种公共职能的实现的最好方式，究竟是阿巴“超人”式的无我还是仁钦“功能”式的灵活？阿来并未给出单一答案，而是呈现了两种可能。
文学在处理记忆上所能达到的效果，《云中记》已经给出了较好的呈现。或许苏珊·桑塔格的这段话更能够表述记忆的作用，“有时记忆会缓和悲痛或内疚；有时记忆却使悲痛或内疚更甚。最经常的情形是，记忆不能带来任何益处。然而我们感到记住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是合适的，或是恰当的。记忆的这种道德作用跨越了知识、行动和艺术这些不同的世界”8。当我们担心重提旧事是否在不断地揭开伤疤，需知生命本能会促使人们实现“健康的忘却”，这样的心理机制是有利于人们继续生活的，但是文学创作的价值之一便是在另一层面上叫人记得，记得如何受苦，如何繁衍，如何抱着过去走向明天。恰如博尔赫斯的诗句所启示的一般：“一切都在弃我们而去，一切都变得遥远。/记忆并不能刻下永久的印记。/然而，总有点儿什么留了下来；/然而，总有点儿什么在唉声叹息”9。阿来给出的劝慰在于精神层面的不朽与生命存在模式的哲学性转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阿巴告诉自己“要看见要记住”，标志着一个深刻的转向：他不再执着于追寻外在的“鬼魂是否存在”的终极答案，而是向内沉潜，凝视自身生命的全景。此刻他所“看见”的，是自我人生历程如“跑马灯”般的闪回。这并非被动的回忆，而是一场主动的、彻底的记忆重组。通过筛选、连接、重构生命碎片，阿巴最终实现了自我的完整回归与内在和解。因此，阿巴整个追寻与质问意义的过程本身，因其真诚的投入与终极的自我凝视，已然升华并“成就了行动的意义”——意义并非外在于行动的目标，而内蕴于这无畏的探寻与自我确认的历程之中。
三
尽管《云中记》多受学界褒扬，却也不乏质疑之声，其种一个最为关键的论点在于如何理解阿巴自戕这一结局。在大多数评论文章中，较少看到对阿巴自杀这一结局的道德解读与伦理评判，要么是不置可否，要么是一笔带过。有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此种设定是感伤主义的的典型表现，是一种情感上的滥觞，是“作者意志”对叙事逻辑的强行干预，缺乏令人信服的内在逻辑支撑。还有另一种看法，则指向了“思想性”上的某些缺憾，比如何同彬的解读认为阿来在《云中记》中实际上构建了一种“圆融”的叙事策略。这种策略旨在弥合官方与民间对于汶川大地震这一重大事件的意识形态要求与民族情感想象，在平衡各方诉求上取得了成功，但在阿来自己所期盼的“真正的公共性”上却没有实现足够有力的审视与反思10。
阿巴决意返乡祭奠亡魂的动机深处，蕴藏着一个沉重的伦理核心：面对如此惨烈的集体死亡，我们应持何种态度？既有的祭祀与纪念是否足够？更重要的是——谁有资格代表生者进行悼念？这直接关联着“苦难向文学转化是否失重”的根本性质疑。文中反复强调的“没有”其实隐含着一种道义上的谴责：它无形中将“没来的人”置于“遗忘者”的道德洼地。阿巴作为“记得者”毅然赴死，更是在这个承载群体创伤的记忆叙事中，构筑了一道难以逾越的伦理屏障——批评者若以纯粹“理性”姿态苛责其结局，似乎便显得冷漠无情，悖逆了悼念的神圣性。我们并非质疑哀悼的真情实感，而是必须审视特定悼念方式对真情实感所产生的“消长”效应。允许不同哀悼方式存在，也意味着允许探讨其合理性与潜在伦理代价。灾难文学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解决公私创伤的转化悖论，而在于保持悖论的可见性。
小说后半部的主要矛盾集中在阿巴选择留在云中村的决定上。这时，云中村会覆灭的结局已被地质学家们给测定了，于是阿巴留下的选择已然成了“一场事先张扬的自杀”，侄子仁钦的争取，云丹的劝说，以及从云中村出走的游子们的返回，丝毫无法撼动阿巴决然的意志。作者表明这种创作意图：“从开始，我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让我歌颂生命，甚至死亡！”11血肉湮灭，灵魂飞升；身体向下，灵魂向上——阿巴的死亡被赋予一种壮美而命定的悲剧感，这无疑是作者精心构思的人物命运。然而，我们更需追问的是：作者做出的此种安排背后潜藏着何种伦理矛盾？小说反复强调灾难“没有加害者”，试图消解仇恨的具象对象。但“没有加害者”的宣告本身，恰恰强化了一种“受害/被害”的思维模式。阿来笔下的平和与沉郁，似乎更像是一种对无处宣泄之愤怒的包裹。需要指出的是，阿巴走向自戕的心理转折在文本中呈现得稍显突兀，其内在心理机制未能得到足够顺畅、充分的铺垫与揭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愿性”和“自由意志”的说服力，成为理解其结局动机与伦理意涵时的一个叙事缺憾。
由是阿巴的结局呈现了一个深刻悖论：它看似是以个体生命进行的终极祭奠，却在叙事层面形成了一种“以死亡祭奠死亡”的闭环。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小说结尾仁钦“没有人员伤亡”12的报告，以官方话语彻底“否认”了阿巴之死的“存在”——这近乎残酷地消解了其牺牲在现实层面的可见性，却又恰恰在象征层面完成了其祭奠行为的“合法性”建构。将绝望的自毁赋予“希望”的阐释，这种叙事策略本身便隐含一种近乎残酷的倾向——它像是面对巨大创伤时一种无能为力的心理防御机制，也难免令人质疑其“结局先行”的预设性。如此结局无形中也给读者设置了一个道德上的考验：静观一个人存心的覆灭，以他的牺牲成全对灾难下的亡魂的祭奠，如若观感上不觉折磨，那么读者自己灵魂到底能否宁静？这迫使我们去追问：是否存在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它不干涉个体“自由”选择死亡，却拒绝以“慷慨”的姿态旁观甚至美化其自戕，哪怕它被赋予“崇高意义”的合法性外衣？
可惜的是，正如阿来自己讲述的那样，解答疑问的过程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疑问。阿巴的自戕确实构成一个尖锐的伦理悖论与道德陷阱，且陷阱的矛头更多地指向读者。如果说《云中记》以其叙事安抚了一部分因铭记而“不安于室”的灵魂，那么它也必然搅动了另一部分因遗忘而“安于现状”的灵魂。这种“安抚”与“搅动”并存的双刃效应，恰恰构成了其复杂而深刻的艺术力量。当然，过度陷入“道德绑架式”的伦理追问确有可能遮蔽对文本整体审美体验的关注。然而，文本抵达阅读接受阶段时，它对每个读者灵魂的持续拷问——关于牺牲、旁观、责任与人道边界的自省与怀疑——却无法也不应停止。正是这种令人坐立不安的“余韵”，使《云中记》超越了单纯的慰藉功能。它提醒我们：对灾难的文学叙述本身即面临伦理诘问的风险，而对灾难文学的批评亦难逃自身的伦理困境。
阿来似乎为阿巴的死亡选择提供了一种诗意的、近乎浪漫的哲学阐释：物质身体的消逝并不等同于存在的终结，关键在于精神性的留存与记忆的延续。“阿巴说：我在想移民村的乡亲。我以前想的是，我和云中村一起消失了，这个世界就等于没有了。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在，世界就没有消失。只要有一个云中村的人在，只要这个人还会想起云中村，那云中村就没有消失。”13“阿巴由衷赞叹：原来消失的山并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另外的样子。”14这种将个体生命价值锚定于集体记忆与精神传承的理念，呼应了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之死”区别于“有生命的东西的死”的存在论区分——阿来的书写似乎意图在此意义上，为阿巴乃至云中村谋求一种“不朽”的超越性意义。阿巴由此被塑造成一位以身殉“悼”的殉道者，一个具有英雄主义气质的人物。然而，阿巴的“死亡选择”远非作者单向度的解释所能定论。它恰恰是《云中记》最值得深究的核心，并由此尖锐地引出了灾难文学写作中无法回避的根本性叙事伦理问题：在试图抚慰创伤、赋予意义的同时，文学应如何审慎地处理个体的牺牲？阿来提供的浪漫答案，本身即是对这一难题的回应，却也同时成为引发更深刻伦理思辨的起点。
“美化死亡”的边界在哪里？其伦理代价又是什么？这些疑问，正是阿巴自戕结局在美学与伦理的交汇点上，向读者抛出的最沉重也最无法回避的质询。“阿巴少年时代听来的故事是有韵脚的，好听的韵脚减轻了屠杀的残酷。”15这无疑是一个关键的自我指涉性隐喻——同样的，《云中记》是否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其优美的语言、动人的修辞乃至对灵魂飞升的壮美描绘，是否在实质上“减淡了死亡的恐惧和悼念的悲苦”？如同小说中那个使“残酷的事实变得美丽”16的关于鬼魂的信念，《云中记》的艺术形式本身，是否也构成了一种对死亡残酷性的“美学柔化”甚至“美学升华”？《云中记》的矛盾感恰恰在于此：它一方面通过阿巴的信仰与行动，揭示了“韵脚”对直面残酷现实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它自身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施加“韵脚”的主体。读者在感受其形式之美的同时，也被迫思考：这层“韵脚”究竟是帮助我们更勇敢地凝视深渊的透镜，还是将深渊巧妙装饰成风景的画框？
当然，理解阿巴的死亡选择，还必须将其置于与莫扎特《安魂曲》的深刻关联之中。阿来在创作谈中也有所论及：“《安魂曲》就成了一个书写他自己死亡、了悟自己死亡、追问自己情感与灵魂的一部作品。”17莫扎特在写作此曲的过程中迎来了自己生命的终结，与之呼应，阿巴祭奠亡魂的仪式，本质上也是一个“了悟自己死亡”的过程。然而，一个关键差异在于：莫扎特面对的是无可选择的、不由分说的生命终结，而阿巴走向的终点，无论解读为角色自身还是作者的意志投射，都呈现为一种“自己选择的终结”。阿来在讲《云中记》的创作主旨时，也提到了“意志不屈”的一点：“《云中记》对象也是乡村，但主旨考虑的是自然灾害对人生存环境的毁灭与人意志的不屈。”18在这里，作者赞颂的是一种人类主体的自由意志的显现——因大地震颤带来的死亡使人无路可逃，但阿巴的碎身糜躯却是跟随己心。阿来对个体自主性的这种强烈冲动与执着书写绝非孤立，它深深植根于其长期以来多部小说对“身份焦虑”与“自我认同”的持续探索中。放在小说中来看，这些意识体现在阿巴对于被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介意，这并非简单的对“标签化”的不满，而是对“被定义”的符号化身份与“自我认定”的真实存在之间错位的敏锐感知与内在抵抗。同样，央金姑娘对被安排的“规定的表演”的排斥同样是一种对强加于身的表演性身份的挣脱，是她内心挣扎后对主体性的确认与捍卫。这些情节展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情感激荡的反抗，而是深埋于个人身份的自觉与主动性的渴求。正是这种“被定义的自我”与“自我认定的自我”之间持续的斗争，构成了阿巴们主体性得以彰显的根本原因。当这种主体性抗争置于大地震的极端背景之下，便不可避免地升华为一场“自由意志”与“自然意志”的终极对峙。“我不喜欢你的自然意志，阿巴突然悲伤至极，他问博士：地震要了那么多人命还不够吗？还要把我们云中村推到江水里？”19自然意志以其绝对的、非人道的必然性碾压一切；而阿巴的选择，则是在这碾压之后，以个体渺小却决绝的自由意志，向这冷酷的必然性发起最后的、仪式性的挑战。《云中记》则在此意义上，奏响了一曲关于人类主体“自由意志”的颂歌。
结 语
细读《云中记》深有感触的一点在于，“安抚无辜的亡魂”即便真的能够达成对超验世界的介入，这件事在经验世界依然很大程度上是面向生者的，毕竟我们只能在“此岸”同他人探讨死亡的意义。然而，“记得”的责任是交付在每一个人头上的，“有人在做这件事”并不代表群体中的其他人就能安然以对，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所有个体的“有死性”。《云中记》如若作为一首小说版的“安魂曲”，安的也只应是已故者的亡魂，而不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心。因此，在完成了一系列的哀悼仪式后，阿来依然选择让阿巴走向这么一个结局，引发的应当是对生者的存在主义式刺激——“我们所能给予蒙难者最深刻的敬重，是认识到存在于他们的悲痛和我们的常态之间无法消除的裂隙。”20阿来通过《云中记》的书写，重新打破了“我们的常态”，回归至亡魂掩埋地与创伤深藏处，由是便触发了“亡魂与灵魂之问”的连绵不绝，这不仅是一种情感的需要，也是一种思考的启发，文学的作用在于让我们记住这个“裂隙”，它将一直存在，并永远引起疼痛。
注释：
1 6 17 阿来：《灵魂清净，道路笔直》，《上海文学》2019年第11期。
2 3 4 12 13 14 15 16 19 阿来：《云中记》，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29、94—98、386、358、313、301、312、308页。
5 [奥]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徐友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Ⅵ页。
7 何平：《安魂，或卑微者的颂诗》，《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6期。
8 [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页。
9 [阿根廷]博尔赫斯：《是那长河大川》，《密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6页。
10 参见何同彬《圆满即匮乏——阿来〈云中记〉管窥》，《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6期。
11 阿来：《不止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长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2期。
18 阿来：《我对乡土文学的一点浅见》，《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
20 [英]特里·伊格尔顿：《如何读诗》，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