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新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唤醒大众世俗生活意识，市民社会富裕以后的生存和伦理问题逐渐中心化，创作者在以此为焦点向世俗生活敞开怀抱的过程中创造了市井小说类型。它在四十多年发展中历史化地衍生出多样性叙事变体，也形成了结构性和稳定性的叙事主题，即经济理性背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传统礼俗社会尊崇的理想主义的对决冲突构成市井小说的类型成规。不同市井小说以共性的题材凡俗化、价值观世俗化以及语言俚俗化，凝聚了新时期以俗为美的市井美学，这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创作生态中意味着向传统精英文学观念的挑战和叙事实践的冒险。市井小说虽然表现出思想的先锋性和革命性，但对市井隐匿的历史惰性和“平民”差异性遮蔽以及审美中庸化仍是它需要警惕的问题。

关键词：新时期 市井小说 类型化 经济理性 市井美学

中国当代文学历经七十多年发展已经沉淀出多种稳定的小说类型，如革命历史小说、乡土现实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等等。与这些小说类型相比，市井小说与现实中商品经济关联更加密切，这从“市井”辞源上即可见一斑，古语“处商必就市井”表明其本意乃为商品交易场所1，也引申为与商品经济有关的职业身份，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水者流的代称”2。北宋时期诞生于勾栏瓦肆等休闲娱乐场所中的语体话本乃为市井小说之滥觞，明清两代渐趋繁荣并涌现出《金瓶梅》《红楼梦》那样丰腴细腻描摹日常生活的文人经典作品，鲁迅以“世情书”3一词概括古典市井小说题材面貌可谓一语中的，不过在近现代文学发展脉络中时代社会因素为其注入了更加复杂多元的精神内涵。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市井小说趋于沉寂，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商品经济刺激以及思想解放思潮涌动才使得源远流长的市井小说得以复苏，反映城市生活具备了现实经济基础，表现小市民私欲不再担心遭受舆论批判，市井小说重新回到文学版图并逐渐成为文坛热议话题。文学类型学研究者认为，类型小说是“那些具备相当的历史时段，具有稳定的形式或者内涵样貌，具有一系列典范性作品，同时又在读者心目中能引起比较固定的阅读期待的小说样式”4，那么当代市井小说从新时期伊始到当下是否形成了连贯的历史发展脉络，是否存在不受作家个体影响的普遍性、结构性主题内涵，能够引起读者阅读期待的“体系性”美学特征是什么？系统梳理以上问题对当代市井小说类型确认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深刻领会新时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与美学嬗变之间的密切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一、市井审美变迁中的多样性类型变体

中国当代市井小说真正开始于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大时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仍占据文坛中心位置之时，有一批创作者率先突破历史创伤记忆和政治话语叙述模式，以独特视角聚焦世俗化日常生活和地方性民俗风情，其笔触聚焦市井底层生活、刻画市井小民形象，饱含平民文化趣味对庸常人生娓娓道来，它不但把审美关注点从宏大政治关怀拉回到日常世俗生活，也一改此前严肃沉重的文化负累，在中国传统乐感文化氛围中营造了轻松诙谐的叙事基调，展现了市井底层不求闻达、坚韧乐观的生存哲学，在当代文坛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创作潮流，文坛一般称其为“市井风情小说”。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1979年）是这波文学潮流的发轫之作，其后他的《烟壶》《那五》、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岁寒三友》《鉴赏家》、王安忆的《流逝》《墙基》、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陆文夫的《美食家》以及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等作品，摇曳着人间烟火气和创作者对世俗生活的痴迷热爱令文学别开生面。某种程度上这股向世俗生活敞开的叙事潮流是对长久以来乡土叙事惯性和阶级话语挤压下“城市失语症”的审美反拨，也是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发展唤醒大众世俗生活意识的结果，它使得中断已久的人本思想潮流得以接续和发扬，市民社会富裕以后的生存欲求和伦理问题走向叙事中心化，创作者以此为焦点逐渐向世俗生活敞开怀抱过程中创造了兼具历史感和时代性的市井小说类型，并在其后四十多年文学史中绵延不绝地衍生出多样化叙事变体。

如果说1980年代的“市井风情小说”更偏重表现市井世俗生活趣味和地方性文化内涵，那么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的“市井生存小说”则渐趋介入经济社会现实，塑造了一批典型市井细民形象，他们有的是为生存和个人利益顽强拼搏的“谋生者”，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一地鸡毛》中的小林、《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等；有的是“下海经商”大潮中离开单位奔向市场的“公司人”，如《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午夜起舞》中的麦力；还有在私营经济崛起中摸爬滚打的“个体户”，如《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武桥，《一地鸡毛》中的小李白，《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二民等，这些人物都明显受到商业意识和利益思想的濡染，失去宏大社会理想和集体主义的热情，也无暇顾及个人生活趣味和精神追求，在深陷柴米油盐加薪升职的具体生存目标中忙忙碌碌，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中变成了“物质人”。生存重压使这些小市民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产生强烈的“谋生者”身份认同，他们不会为这种蜕变自我贬低或者经受灵魂拷问，因为种种社会现实指向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小林放下面子替同学卖烤鸭，是因为他此前不断遭遇没钱、没地位带来的屈辱打击；张大民和邻居打架也要占过道扩建属于自己的房间，因为他不想再继续没有隐私没有尊严的生活。作者把小林、张大民们置身于琐碎日常生活中讲述生活困顿和情感纠葛，解释底层生存逻辑和利益追求的合理性，这是剥离精英文化立场和英雄主义情结的市井底层原生态书写，投射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市民价值观念变迁，“揭示了长久以来被遮蔽和忽略的生存真相，释放了长久被压制的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愿望”5，生存奋斗关联着个体尊严，情感欲望的放纵追逐都带有主体解放的含义，物欲和主体性表现出强大的话语力量和合理性，充分表现出1990年代社会思潮吸纳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以后与“前三十年”文学意识形态话语的决裂姿态。1990年代的市井世俗化书写以反映社会的深广度和及时性显示出市井小说的渐趋成熟饱满。

新世纪涌现的“市井伦理小说”仍然延续1990年代的世俗生存主题，但更侧重表现中国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经济理性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冲突，城市底层“后富”群体想尽一切手段方法摆脱贫困获得他们应该享受的改革发展红利，这到底是生存正义还是道德滑坡，这种主题争议性始终是这类小说的重要叙事魅力。池莉的《生活秀》、方方的《万箭穿心》、宋安娜的《美人颈》等作品立足小市民的致富雄心和个人权益意识，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家庭伦理中演绎了情感波折和生存难题，同时也书写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不公、丑恶、交易等残酷现实，以此照见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累积形成的发展不平衡、阶层分化、房价飙升、下岗失业等社会问题。从叙事主题来看它仍然延续1990年代市井生存叙事，但在人性挖掘深度和现实表现力度方面都有所加强。来双扬不择手段争夺祖屋房产的过程（《生活秀》），李宝莉暗中打电话报警把丈夫捉奸在床的行为（《万箭穿心》）都因为道德争议性获得了极大社会反响，她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褪去了市井小人物常见的坚韧乐观，多了一些无所顾忌和果断决绝。从中我们能窥见社会普遍信奉的市场逻辑以及经济理性犹如洪水般席卷了社会各个角落，一次次触碰着人性的道德底线，此时的市井叙事构成了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社会镜像，照见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泥沙俱下、沉渣泛起，也赋予那些市井底层挣扎的人物以强力和道德破坏性。

紧随其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出现了历史视野更加宏阔的“市井史诗叙事”，这源于跨入新的历史阶段后新发展观的确立和“中国式现代化”讨论的潜移默化，使得文学呈现出既杂糅历史又与过去切割的新质，“一方面，90 年代还内在于新世纪；另一方面，我们正在告别、终结90 年代”6，在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和由此带来的商业化弊端中，中国作家发展出对此前欲望化日常生活叙事的自反性，呈现出对世俗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观念的反思和批判，并以历史追溯和乌托邦构建的审美方式勾画了市井社会的理想图景，从而推动形成了社会视野更加宽阔、融入民族传统文化因素的“市井史诗叙事”，典型作品有格非的《春尽江南》、叶广芩的《状元媒》、金宇澄的《繁花》等，其共同特征是在较长历史时段中演绎普通个体的命运沉浮，以长篇体量让世俗人生呈现出丰富的历史层次感，这种对普通人的深宏史诗建构方式相对此前市井小说偏向社会横切面的小微叙事是一种新的突破。同时主人公的低欲望特征也区别于此前进取的“经济人”形象，原来市井叙事中强调自我、利己、欲望化的“物质人”“经济人”退出中心舞台，相反在历史动荡中潮起潮落的主人公看淡名利并克制欲望，信奉无为而治和以静制动的传统人生哲学，在物欲喧嚣的现实中把自己活成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春尽江南》中痴迷音乐和诗歌、满脑子不合时宜思想的社会边缘人谭端午，《繁花》里经历世事沉浮的都市中年人阿宝、沪生和小毛，《考工记》中性格随和平淡、生活始终波澜不惊、甚至自觉“有愧于大时代的浩荡激情”的陈书玉7，他们都是对社会保持疏离感的清醒者，不盲目奋斗、不追赶潮流、不接受规训的低欲望人格是他们的共性特征，他们似乎是物欲汹涌时代的一股清流，是被物欲堵塞的现实世界透出的明媚光亮，创作者以颠覆式书写表达社会反思以及商业文化批判，并通过乌托邦式理想人物改造着被现代商业文化和资本原教旨过度塑造的市民社会。

二、面向世俗生活的伦理冲突主题

在新时期以来四十多年的文学演变中，市井小说形成了市井风情小说、市井生存小说、市井伦理小说以及市井史诗小说等多种类型变体，但是亦有恒定不变的思想主题贯穿于以上小说变体之中，这就是商品经济发展催生的经济理性的伦理思考。经济理性本是生物“数性”本能的反映，人类在“适应性的进化”过程中将数性本能和排序先天性发展成为“集体理性”8，即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和行为选择。经济理性在前现代社会还不够发达，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进行自发性交易时往往充斥着相互倾轧、惩罚、暴力和道德执行标准的混乱。但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和人类算力提高，经济理性对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强有力影响凸显，相应地也会产生对经济理性的有效规范系统，这包括对“人类经过深思熟虑的权衡而采取行动”的“效用最大化”经济动机分析，以及“个体在不具备完全信息的情况下通过不断相互作用仍可达到均衡的市场结果”的理性规则构建9。经济理性崛起和反思产生了诸多覆盖人文社会领域的话题，如基于历史经验与现实处境的“环境”是如何起作用的，经济理性是否削弱了人类利他主义倾向的道德底线，当经济理性普遍觉醒时如何处理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构成了特定时期文学的基本命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上升时期涌现的经典作品《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红与黑》等都牵扯这一古老的命题。而在新时期市井小说创作中经济理性始终牵动着作家的敏锐神经，从初期它在市民社会崛起、后来野蛮生长再到引起“礼崩乐坏”的忧虑进而遭遇反思抵御的整个发展过程都在作品中得到呈现，经济理性背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传统礼俗社会尊崇的理想主义之间的对决拉扯，成为极具魅力的戏剧冲突为作家驰骋文学想象打开了叙事空间，因此经济理性伦理思考成为市井小说结构性和类型稳定性的主题“成规”10。经济理性之于市井小说即是这样一个拥有历史会心力的“概念”，它是波澜壮阔的新时期拼搏奋发的时代精神隐喻，亦是在经济社会曲折前进中充满断裂感和撕裂感的市民心理轮廓的折射。

1980—1990年代的市井小说讲述着在改革过程中最早觉醒获益者勇敢与旧我决裂的人生故事，提取了经济理性启蒙和解放的符号含义，以之为武器向历史和现实中的等级思想、依附观念以及道德捆绑宣战，某种程度上为社会上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扫清观念障碍，在培育市民经济理性方面发挥了推动作用，彰显出市井小说虽然落笔凡俗生活仍不失其思想锐气的先锋性。王安忆的《流逝》讲述了主人公欧阳端丽从衣食无忧的“资产阶级家庭”少奶奶沉降为事必躬亲的家庭妇女过程，在被特殊政治运动改变人生轨道过程中她顺应时势，以勤劳务实和精明决策保全了自己和家人，从而总结出人生的真谛就是吃穿和“自食其力”。作品详细描述处于劫难中端丽琐碎繁忙的日常生活：早起到菜市场排队买菜买肉，回到家给三个孩子做饭，把旧衣拆洗翻新或者拿到寄售店去换钱，为下个月的水电、煤气、菜金等精打细算，克服一切困难给人带孩子、织毛衣、进工场间做临时工。尽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狼狈不堪，可是明明感受到有一种力量在身体里生长，这种力量其实是抛弃阶级幻想和世俗偏见的务实精神，它在世俗生活层面上体现一个女人为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务实劳作，在精神层面上升华为凡事靠自己的独立自强精神。“有一个人，终生在寻求生活的意义，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人生的真谛实质是十分简单，就是自食其力。”11从中可以看出经济理性的觉醒在政治运动结束以后迸发出强大的力量，把人生目标落实在吃好穿暖的生存层面，把幸福感与实实在在的物质获得紧密相连，从此小市民不再做任何不切实际的玫瑰色的梦。范小青《裤裆巷风流记》中塑造了辞职单干下海经商的阿惠、三子、阿侃等小巷青年形象，代表着当时市井社会经济理性的崛起对青年人生道路选择的影响。创作者书写十年浩劫中幸存者和改革开放先行者的人生起伏，把他们作为挑战过去革命浪漫主义情感和等级专制旧观念的先锋，为当时社会热议的“财富论”“金钱观”做出了正面肯定性回答12，从文学审美角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经济理性的思想进步性和存在合法性，对社会转型期处于思想模糊地带的人们发出启蒙召唤。伴随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崛起，市场逻辑驱动下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传统计划经济社会所奉行的革命理想主义产生剧烈碰撞，池莉创作于1990年代的《午夜起舞》《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等作品也同样聚焦这一主题，《来来往往》中男主人公康伟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果断抓住机遇，从靠着妻子段莉娜上升的机关干部成功转型为商人，富起来以后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与受过正统革命教育、保持勤俭观念的政工干部妻子段莉娜产生冲突，最终升级为一场颇具时代象征意义的离婚大战。虽然康伟业隐藏在婚姻革命中的自私狡黠和情感放纵昭然若揭，但他毕竟是能够代表开放思想和先进精神的符号，而段莉娜虽然在婚姻中处于受害者位置理应获得同情，但是她所表现出的陈旧观念和情感依赖性实在无法让人共鸣，作者以性别对峙方式传递了对新旧时代精神的隐秘倾向。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作品，在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背景中刻画凡人的生存韧性和世俗乐趣，展示“物”在驱逐苦难、抚慰人心和重构未来方面的巨大力量，是经济理性落实到具体市民生活中润物无声的细腻表达。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市井小说对经济理性的辩证态度，即伴随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理性的野蛮生长也导致社会失调和道德滑坡等社会伦理问题，创作者以审美方式呈现了经济理性扭曲异化的形态和巨大破坏力，并尝试以充满东方文化色彩的义利观抵御经济理性驱动下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侵袭，这种反思批判脉络伴随市井小说创作过程，越到后来越彰显出市井小说“世俗不庸俗”“匡正不从众”的思想质地。《流逝》中端丽在十年浩劫辛苦劳作中获得了经济理性，当生活重回正轨她又在优渥的物质消费中感到空虚寂寥，作者以她经济充实但精神塌陷的生活质疑幸福感与经济的强悍关联，是对市民阶层从噩梦中醒来把经济理性作为行为圭臬的最早反思。《裤裆巷风流记》展示了小巷青年勇敢追求梦想的同时，也写了改革试水阶段一些青年的悲剧性命运，阿侃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导致重点文物开元寺失火，他因此身陷囹圄并殃及阿惠等一批追随者。敢想敢做的明珍走出体制去闹市区开了一家咖啡馆，可惜为了钱从事不正当经营被公安局侦破，她也成为坊间妇女们口中的笑柄。这些创业者的失败经历表明，经济理性在助力多少人实现财富梦想就有可能驱使多少人走向道德堕落，它如双刃剑般潜藏着自身反噬的风险。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找乐》等作品聚焦新崛起的经济理性对传统礼俗的蚕食鲸吞，昔日四合院里的市井小民饭后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听韩德来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人生经历成为全院老少必不可少的“第四顿饭”13。可是改革开放以后年轻人都开始忙碌起来，有的去听“商品信息反馈”，有的“去待业知青售货点儿，琢磨‘薄利多销’”，有的“上补习班玩命、准备高考”14，大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的闲聊已经无人问津。四合院的生活变迁隐喻传统悠闲自在、高蹈务虚的集体社区生活方式已然被新崛起的目标明确、高效务实的个人主义工作方式所取代。没有听众的老韩头只好在小院里独自打着节拍唱京戏解闷，韩德来的落寞指向经济理性对传统人情社会和精神情感生活的无情瓦解。

新世纪市井小说对经济理性的道德破坏力有更深入挖掘，小说往往把人物置于生存挤压、社会规则裹挟和伦理冲突中放大经济理性的危害，既反映复杂的人性也揭示出很多阶段性社会问题，并尝试以道德矫正和创伤疗愈等多种想象方式重构经济时代的健全理性。《生活秀》中的来双扬精明强干又自私自利，在夺回祖屋房产过程中她的阴险狡诈和不择手段让人不寒而栗。不过她作为长姐的责任担当和侠义大度也在亲情和爱情关系中得到体现：她早早给侄子准备好上学费用，定期为妹妹交兽医站的劳务费，送染上毒瘾的弟弟去戒毒所，断绝与卓雄洲没有结果的爱情也表明她向往纯粹爱情而不是以玩弄感情作为获利手段。这些人物复杂性的刻画其实也正是作者对经济理性异化的道德弥补，以此抵达兼具东方传统女性美德和现代经济才能的理想女性形象。《美人颈》中的李榴遗传了母亲刘雅娥的“美人颈”，这使她轻松俘获权力和事业，拥有了一套父母追求半生而不得的市中心房产。而刘雅娥的美人颈除了给自己带来情投意合的爱情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好处，那一代人宁愿清贫一世也不与金钱权力苟合，小说通过母女两代的不同选择无情嘲讽了功利主义价值观，并以刘雅娥夫妇的传统坚守在新旧冲突的战场上筑起坚固的道德堡垒。《春尽江南》借助庞家玉命运的戏剧性翻转展示了消费社会功利主义生存如何让人坠入深渊，在社会剧变中家玉“已经摸到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15，她远离文人圈子自学法律专业终成为鹤浦有名的律师，事业成功的她享受着物欲饕餮和情感放纵，直到突然到来的意外使她意识到超越物质利益的精神自由之可贵。身患绝症的家玉带着《海子诗选》和《西藏生死书》踏上了西藏之旅，表达作者对经济理性的反思以及对诗意生活和自由心灵的精神皈依。而在同时期作品《繁花》中，这种经济理性的异化表现为1990年代的物欲喧嚣和都市消费奇观，来自遥远童年的真挚情愫混合着历史创伤记忆穿透消费主义的壅塞成为照亮生活的一束光亮，疗愈着阿宝、沪生、小毛被时代刺伤的心灵，在繁华喧扰中保持着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新底色。因而我们看到扭曲的经济理性往往是很多作品的共性主题，市井小说结合历史和现实生活给出了道德矫正建议，来自民间底层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义利观发挥了价值重铸功能，来自民族历史深处的记忆抚慰着欲望山巅的沟壑纵横，民族传统伦理观念最终决定了经济理性的批判方向与市井乌托邦重构的精神资源。

三、以俗为美的市井美学凝聚

中国古代市井小说脱胎于北宋时期勾栏瓦肆中的说唱表演艺术，是为满足市民阶层精神娱乐需求而诞生，那些表现市民阶层情感欲求兼以生动活泼表现形式的作品更能建立起广泛市场根基，于是市井小说在商业文化土壤中渐趋向通俗化题材和叙事风格靠拢。在后来的某些历史时期虽有作家试图矫正其商业化带来的媚俗倾向，推出了雅正与通俗结合的经典作品，但整体上以俗为美的市井平民美学被保留下来成为市井小说核心审美传统。新时期以来的市井小说延续了历史传统中的通俗文学底色，同时融汇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迁提出的新问题以及西方现代市民文化思想，从而在开阔的思想视域中创造了独特的市井美学风貌。无论是侧重地域风俗还是偏向生存伦理的小说都遵循以俗为美的美学原则，主要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凡俗化、价值观念的世俗化以及语言表现的俚俗化，这在以知识分子为创作主体的当代文学中意味着向传统精英文学观念的挑战和叙事实践的冒险。

新时期市井小说的凡俗化题材取向带有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它放弃了文学社会历史派所热衷的历史反思、社会改革等重大题材，将文学拉回到对普通平民生存状态的关注上，从街衢百姓的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中洞察世道人心，让没有英雄光环的普通小人物走上历史前台，隐藏在历史褶皱处的细小颗粒终于散发出光芒，凡人琐事携带着历史尘埃和人间烟火气息扑面而来。邓友梅的《烟壶》、汪曾祺的《鉴赏家》、冯骥才的《神鞭》、刘心武的《钟鼓楼》等市井风情小说，将笔触对准城市历史文化以及凡俗小民的生命喜乐，开启了日常生活审美潮流。1990年代《长恨歌》受到的认可和赞誉再次验证凡俗生活的叙事爆发力，作者把重大历史事件推移到远处成为朦胧的背景，中心聚焦于一个上海家庭妇女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涟漪，老上海的风俗、弄堂的光影、不胫而走的市井流言、三五好友的下午茶、冬夜的围炉夜话、母女间的小心机、一段段没有结果的爱情，这些碎片化日常情景支撑起妇女史诗性的叙事架构，给读者以极强的艺术震撼和审美冲击力。新世纪仿效古代话本小说的《繁花》再次彰显凡俗生活的叙事能量，作者选取了三个上海男人的日常生活片段再现两个时代的社会生态全景图：1950—1960年代集体主义的狂热与落寞，1990年代物欲浪潮来袭的迎拒状态，两个时代以及作者的叙述方式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扑面而来的浓郁生活气息弥合了两个时代之间的裂隙，铸造了一种古朴又时尚的新型市井叙事风貌。在这些作品中，社会历史叙事所推崇的勾勒社会全景、制造激烈戏剧冲突和刻画复杂人物形象的叙事惯性被打破，以日常生活和凡俗人生为主体的日常化、碎片化叙事模式得以建立，彰显出历史剧变的浩渺波澜由普通人承载和推动的当代人本哲学观念，并以文学书写凸显“人类以物质性存在为前提的本来面貌”16，反驳了唯精神论的偏颇人学观对创作的长期宰制。

市井小说世俗化题材取向和小微视角背后是作家世俗化价值观念立场的有力支撑，即与传统作家所遵循的社会化价值取向不同，它更倾向以审美形式表现社会历史中的世俗化形态和存在合法性，为历史和现实中长期被污名化的“俗”字正名。世俗人生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是蕴藏着隽永的生命韵味；平民的琐碎欲望是无须遮掩的人性，那就应该让它散发出人间生活的持久温度。历经时代风雨洗礼的老作家汪曾祺是新时期世俗价值观的拥趸，他对家乡僧侣生活的世俗化没有贬斥，而是怀抱理解和善意去描摹其人性之可爱（《受戒》），他也没有拿正统伦理道德去衡量大淖的锡匠、挑夫们，而是在“风气不好”、男女关系随便的表层生活下展示他们对爱的执着和勇敢（《大淖记事》），作者怀着不可言说的谅解温爱挖掘他们朴素中的庄严、粗糙中的细致、平凡中的不凡，显示了生活本真的芜杂多样以及生命该有的丰茂充盈状态。作家池莉也毫不避讳世俗标签，她说：“俗这个字在中国文字当中本意不俗，意思是人有谷子，有了人有了粮食岂不是一个美好世界……是谁在支撑中华民族？是最广大的人民，是真实的市民，是我们九死不悔、不屈不挠的父母兄弟。”17她笔下的男男女女都是带着些世俗气息的小市民，为一己之私全力以赴甚至不惜损害他人利益，但是他们内心也坚守着中国传统的孝悌礼仪，关键时刻也会不计得失地挺身而出，作者以印家厚、来双扬等市井小民写出了世俗的复杂性以及它符合人之本性的真实状态。我们知道，长久以来中国市井世俗文化是在儒家正统和农耕文化双重压抑状态中发展起来的，这源于市井文化与商业发展密切相关，市井中人不一定都是商人，但无疑都受到商品经济文化熏染，无论从业还是人际往来都遵循着植根于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和趋利避害原则，并逐渐发展出带有资本主义经济色彩的个人主义和现代契约精神，这对中国封建正统所推崇的等级观念、集体主义以及重农抑商观念构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因而新时期市井文化书写带有挑战传统的革命性色彩，它承认底层社会所遵循的自我、平等、契约的现代精神理念，认可市民阶层爱财而取之有道的经济意识和拼搏奋斗精神，肯定市井小民对物质需求、情感欲望满足的形而下欲求，这些渗透在作品中的价值观都是长久以来被遮蔽、被压抑的存在，如今它们借助市民文学重新在社会生根发芽，市井小说之所以在1980—1990年代风靡全国并持续为大众审美所接受，根源就在于它贴合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们渴望看见自己的真实心理，市井小说虽表面专注饮食男女之私事，但暗藏思想先锋性和革命性的奥秘也正在于此。

语言的俚俗化也是市井小说的重要审美特征，这里的“俚俗”并不含有品位低俗和语言庸俗的贬义，而是指市井小说大多是在强烈的地域文化自觉中刻意使用方言土语、市井俚语和地方性俗语，来增强叙事感染力、人物真实性以及风格辨识度的语言质感特征。一方面地方性俚俗语言广泛渗透在作者叙述和描写性语言中，如范小青在《裤裆巷风流记》叙述中大量使用爿（个）、白相（玩耍）、不响（不说话）、辰光（时候）、日脚（日子）等吴语方言，冯骥才在“怪世奇谈”系列中不时出现的“嘛”（什么）、“赛的”（似的）等津味俗语，金宇澄在《繁花》中频繁使用上海话中的“不响”，都彰显出创作者的城市土著身份以及浓郁的故土情结；另一方面这种俚俗语言还遍布于人物对话语言中，合理恰当的使用能够极大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与叙述语言一起创造出和谐统一的地域文化氛围。如陈建功小说里那些胡同的大爷大妈总是操着纯正的京白闲聊神侃，上至国家大事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变迁，流露出老北京人见多识广、精通人情世故又健谈爽朗的性格特征。冯骥才更偏向以方言词汇、口语句式和幽默风格凸显天津人能说会道的“卫嘴子”风度。王安忆的上海市井小说也尽量通过模拟上海小市民的口吻和腔调，表现出只属于上海人的那种细腻精明以及在大都市生活中锤炼出的算计和利己。对地方俚俗语言的偏爱说明市井小说既是深描普遍性民族文化的纵向历史类型，也是小说家书写地方志的“横向空间类型”18，这使得它在积极探索地方性知识和市民文化书写中形成了地域化创作版图，京味、沪味、津味、汉味、苏味等文学等概念应运而生，俚俗化语言是这些遍布全国的地方性小说的最生动表情。方言是生动传达地方文化神韵的载体，对塑造富有地方辨识度的人物形象不可或缺，创作者从方言土语中提取鲜活自然的民间语言，让原汁原味的市井俚语参与文学创作，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以普通话为基础的书面语表达模式，增强了文学语言的生机和表现力，极大推动了市井小说的繁荣兴盛和广泛传播，也进一步强化了以俗为美的市井语言美学。

结 语

市井小说是拥有漫长历史的古老叙事传统，其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和人本思想起伏而兴衰更替，在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的新时期，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再度获得生机活力，围绕市民社会逐渐崛起的经济理性与传统礼俗碰撞融合的主题，凝聚成为创作数量庞大、波及地域广阔的重要叙事类型。不过必须看到，市井小说对市井文化的自然主义书写暗含挑战传统等级思想的革命性和先锋性，但在对市井社会认知和洞察方面也存在一些盲区和误区，对深藏市井社会中的历史惰性和保守性缺乏应有的深挖和批判，“‘市井’虽然一头连着现代文明，一头连着传统文明，但它的脐带和本根还是连着中国的宗法农业文明，还是扎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上，根深蒂固，血脉相连”19。然而很多作品对市井社会亲近农业文明和宗法制的隐形桎梏视而不见，市井社会的蜚短流长、搬弄是非的道德积习也只是在个别作品中浮光一现，并没有得到真正深入的文化清理。其次，除了宏观时代性、地域性差异，市井内部细微差异性并没有得到深入思考和审美表现，而现实情况是“市井生活不是无差别的‘平民’生活，一种对市井生活的美学考量，应该将共同体的异质性充分展现出来”20。因此理想中的市井参差美学还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再次，以俗为美的生活化叙事美学也暗藏叙事危机，作品如果过度沉溺于日常生活诗意和物化审美中容易失去创造动力，也缺乏对社会整体把握的宏观视野和想象力，进而暴露出作品审美视野狭窄、陷于自我沉醉、缺少改变现实勇气的中庸美学痼疾，这些都是市井小说在未来需要不断克服的思想盲区和审美问题，如此市井小说才能在不断释放思想能量、不断扩大审美效力边际的动态演变中生生不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期市井文学审美嬗变研究（1978—2018）”（项目编号：19BZW12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管子·小匡》记载古人对士、农、工、商四民分居状况：“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研究者赵伯陶认为市井本义乃为“商贾计财较利之所”，参见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2 臧知非：《说“市井”——兼谈东周秦汉的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会秩序》，《河北学刊》2013年第1期。

3 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4 18 葛红兵：《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30页。

5 杜素娟：《市民之路：文学中的中国城市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6 易晖：《“新”在何处：新世纪文学的流与变》，《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6期。

7 王安忆：《考工记》，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233页。

8 9 史密斯：《经济学中的理性》，李克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154、11页。

10 在类型研究者看来，“成规”可以理解为“小说叙事模式”，一方面由前人设定，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创造力释放的结果，类型成规本质地包含了创造性要求，而且真正的小说研究就是在千变万化的小说作品中找出这种“成规”来。参见葛红兵《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127页。

11 王安忆：《王安忆代表作》，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12 相关资料见李友梅等《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184页。

13 14 陈建功：《谈天说地》，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0页。

15 格非：《江南第三部春尽江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16 洪治纲：《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327页。

17 参见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19 田中阳：《市井人生，闾巷风俗——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文本读解一得》，《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0 张艳虹、汤拥华：《市井诗学如何可能？——试论当代上海小说研究的一种理论路径》，《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