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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烽火连天的冀中抗日战场上，王林和他的长篇小说《腹地》，都称得上具有“传奇性”色彩。目前，对这位被埋没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并不充分，尤其缺少内在于文学创作的史料的辨析和整理。不过，如果从文艺家、心理现实主义和战地多重矛盾性的关系看，想较为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一现象，还有不小困难和距离。本文选择“日记”做对象，主要是它具有私人性和公开性的复合特征，而探讨的阻碍或动力也在于此。

关键词：王林 文艺家 心理现实主义 战地 《腹地》

已印行的《王林日记》，有《我与孙犁四十年——王林日记辑录之一》1《抗战日记》两种2，两册日记记述时有交叉，内容是从2025年秋捐献给北大历史系的十卷本《王林日记》中而来。3为便于读者看到作家日记历史原貌，本文将以北大藏书版《王林日记（1937—1948）》的第一卷、第二卷为底本。

王林（1909—1984），原名王隽闻、王弢，河北衡水人。1930年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1936年派往西安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次年回冀中参加抗战，任冀中文建会副主任、火线剧社社长、冀中文协主任。解放后先任天津总工会宣传部长、河北文联副主席、天津文联副主席等职。著有《十八匹战马》《站起来的人们》及不少未刊的话剧剧本，以1943年春完成的长篇小说《腹地》闻名。该长篇1949年9月新华书店初印、次年3月再版，达两万多册，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4但不久因1950年陈企霞著文批判而夭折。王林自此在文坛上消失，除留下一些“申辩书”“交代”材料，以及三十年来反复修改《腹地》外，普通读者基本不知道这位作家的存在。

近年来，王林的名字开始在媒体上温热，出于打捞这位夭折作家的愿望，人们开展了艰苦的努力5，但让王林“重回文学史”实际很难。不过，作为抗战时期重要的私人文献，冀中生活文学叙事，王林两本日记和《腹地》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潜在价值。

一、《王林日记》的体裁

《王林日记》的体裁很怪。明清以来，尽管“日记”的体裁花样众多、迥异不一，但不脱从私人角度，记述每日天气、著述和生活琐事的常见套路。阿英在《〈明人日记随笔选〉自序》里说，明人随笔日记数量远超于宋人，主要是对每天所见所闻的“随手疏记”6。陈恭禄认为晚清《翁同龢日记》，固然“忠实地记载朝中的见闻”，由于特殊身份，故他行文一向“小心谨慎，所记既极简略，又多隐讳不书”7。刘节后人说其父“日记”是：“1939年的每天记一页纸”，“有当天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活动，而且天天都记录年、月、日、星期、气候”，可视作“工作日志”，不过1960年代中期后的日记，对每天的人和事，也使用一点“白描”手法8。

在李辉看来，1954年到1957年间的《吴祖光日记》，因他“交际广泛应酬繁多”“率真性格”和“落笔大胆”的风格，这三年半的日记，“不再仅仅是文人雅趣、个人家庭日常生活的呈现”，而出现了“十分精彩的内容”9。不过，正像他强调的那样，“记忆丛书”是借助“各界人物的日记”，他们个人经历和心灵行程，“来多侧面地呈现历史原状”一样10，《常任侠日记》在1949至1952年的记述中，却相反落笔谨慎、持重，就像武人齐步操练，呈现出凡事随记，多余“白描”“发挥”一概压缩的刻板印象11。

《王林日记》超脱常规，它不以记述每日见闻、地理气候（有时候记，有时则忘记）和日常起居为宗旨，更像是“个人抒怀体”。这一习惯在1937年“日记”中已初露端倪：如5月7日，“跟着军队散居在淮河附近，每日无事，于是淮河纹波上的帆影与日光月色，成了我们唯一的伴侣了”。5月10日，在北平街上，“男女学生正在忙着上学，少女脸的淡而崭新的绯红，多么美啊”，而“到院正遇S在，向U一点头时，我也给S点了点头。我的身影这般偶然地又出现在S的眼前，多少发了点波荡，而且我主观上也觉得我这来临，给她的活泼加了一点力量”。王林这人多情，同时善感，敏于周围人情绪的变化，总觉得自己的主体情态，极易刺激、调动和操控某位女子的心波，但他于情场却屡战屡挫，直至37岁才勉强结婚12。1938年后，在炮火连天的冀中根据地，及至撤退河北阜平、到太行山党校学习，这种“个人抒怀体”的日记体裁依然如故。如1938年6月17日，“为什么一个人正在跟某一个人恋得热呼呼的，忽然又转移于另一个呢？”正如朱光潜《从生理学观点谈诗的“气势”与神韵》所言，这是“诗人作诗时由情感而起生理变化，我们读诗时则由节奏音调所暗示的生理变化而受情感的浸润”的缘故（8月15日安平）。又见1940年1月27日，“老总从高台阶上下来，他气派庄严，眼神警觉注视我”。再见1944年1月26日，“她的头发确实美，可是她的天庭太短太促，衬不出她的美发和大眼大脸盘来”。

《王林日记》别出心裁，就像战争环境文艺家的“工作日记”。与徐光耀在一线部队，梁斌有脱离剧社在县大队担任政委的经验不同，王林多数时间在火线剧社、冀中导报、文建会和文协，因此他身上有浓厚“个人主义倾向”的文艺家色彩，亦即大学好友、冀中党委书记黄敬所说，他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革命者。果不其然，日记给人印象是，根据地反扫荡生活在“日记”中成为“背景”，处于中心的反倒是文艺问题。他评价王震之的剧本，对游击区产生发展的过程“不甚清楚，人物太多”（1939年7月15日）。他的自评是：“我常暗暗自思，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在文体上还是企图学习莎士比亚、契诃夫、莫里哀、托尔斯泰等等作家比较有可能。”“黄敬说我有发表狂表现狂。为了表现得耸动、生动、深刻、刺激”而大量使用“形容词”（8月21日）。为给日后留下“创作札记”，他把友人同行对自己剧本和小说缺陷的意见，坦诚地整段抄入“日记”，比如1938年7月12日（全部内容）、14日、15日、23日、26日；1940年2月13日、3月7日、6月25日、7月21日；1944年4月23日、5月4日、14日、9月14日、17日、25日……他渴望爱情、创作“双丰收”，不过时常身陷苦恼之中，“我干什么都是个半瓶子醋！我还没有身受时代的最大最深的痛苦，所以也不能表现出时代的最大痛苦，和最大欢笑”（1940年9月18日）。

“日记”重在记事，然而允许在某种场合宣泄点个人情绪。1962年底，得知好友李劼人去世，《巴金日记》难免有点“失控”：“劼人不仅是一位热血侠肠的好人”，而且是“成都的历史家，他的小说岂止是成都的风俗志”！13相较于谨慎内敛的《巴金日记》，《王林日记》则不失奔放。他喜欢在“日记”里展露“自我”：当他得知黄敬让他做“保卫工作”，立刻“心绪非常乱”，“这乱之源无非是幻想之破灭”（1939年5月16日）。他刚开始追LEP，感觉她“严肃、活泼、好文艺、会写文章而且美”。但当被拒绝后，又发现其“身子相当粗”，虽“皮肤白嫩”，“鼻子却好似‘领导’不起全盘来”（1944年1月26日）。因连遭感情打击，这段日记如悍马脱疆狂奔，居然拉拉杂杂写了一万两千多字！他还时时将日记“小说化”，信笔描写身边人物的音容状貌，尤其爱选择某人的“异人奇貌”：一个旧社会习气甚深的游击队员，其“长相，大脑袋，上大下小，天庭挺宽，鬓角向上伸出很大。腰挺细，腿有罗圈型”（1939年9月25日）；村里开大会，“庄稼人有的噙着旱烟袋，有的直披破棉袍往十字街庙台上聚”（1939年9月30日）；他写一对恋人，“黄长得漂亮，魁梧，雄伟，而她却瘦小，黄削，身裁也短小”，体型不配，“也就更富悲剧性”（1940年2月5日）；一个被暗恋的村姑是，“她尚有些儿活泼，或者卖弄些小风情”（1946年6月27日）；一旦涉及“成分划分”，赵立训立即“背着粪筐惊慌失措的样子来找我”（1948年3月14日）。

在冀中，这种“日记”文体并非王林独创，它如一股恣肆延宕的风气，在剧社、导报文艺圈子里蔓延。刘燕瑾《火线剧社女兵日记》写道：我并不“怎样特别漂亮，但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我呢？我自己回答我，即是因为我的健康”14。刘后来成为王林爱人，作为对《王林日记》的补充材料，她声称：剧社七八十号人，对她进攻了几年都未得手，却被他拿下（当然这是处在与导演凌子风“分手”“感情空窗期”）；而王林也在“那些地方”自卑，有可能“颓丧下去”，情绪由此波动15。王林不光作小说，也写戏编戏，这种文人气氛，自然会浸润到他的生活和艺术想象当中。“晨，社长报告恋爱至上主义倾向，它在剧社这个时期严重存在着。”16以及，1946年某领导警卫员在排练舞台上“来回走动”，还借故打了导演崔嵬，剧社因而情绪激动并威胁“罢演”17。

二、投身行旅的“文艺家”

从王林“日记”的体裁来看，他在不断转移动荡中的生活，这些呈现于他的写作中，不排除把现实当作心理幻影来想象的现象。

他承认：“我的人生观，受影响于《出了象牙塔之后》”（1937年7月8日），“我十足地还保持着小布尔的心理”（1939年8月21日）。他上大学时受教于小说家沈从文，即使在冀中行旅之中，也不忘沈的影响：“在这战斗环境中读读过去《大公报》文艺上的文章，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倒是有趣的。”不过，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时代跟过去多么不一样”（1939年8月23日）。这个“多么不一样”，与时代环境和个人都有紧密的联系。1932年夏，被学校开除后，他在上海遇到南国剧社的赵铭彝，去过黄敬上海和天津的家，或许还有在此终身做一个“文艺家”的计划，但最终又因“一二九运动”的爆发而动摇18。

王林待过十年的冀中，不能算稳固的抗战根据地，而是地处北平、天津和保定之间的游击区。华北日军1941年、1942年对冀中有两次大规模的扫荡，以及大小不一的多次扫荡，对根据地造成极大的破坏。八路军主力部队、冀中党委，转移到邯郸和冀中平原与太行山的相接地区，日伪军则通过据点和大大小小的封锁沟，对冀中进行网络化的严密控制。留下坚持抗战的县区部分干部和文艺人员伤亡、被捕甚多，也有一些人背叛投敌，生存异常艰难，王林即是其中的一员（当然，不排除他调往阜平、太行抗大、艺校和党校学习，曾有短时期的偷闲）。这种情况下，充满生死考验和频繁游动的生活，便成为《王林日记》的基本内容。初步统计1937至1944年间日记记载的地点是：淮河、北平、蚌埠、清江浦、宿迁、衡水、滏阳河、安平、祁州、博野、北杨村、程委、蠡县、壬畔、南和庄、深泽、深县（1937）；衡水西庄、献县贾庄桥、安平、高阳、鄚州（任丘）、雄县南联庄、蠡县、勾各庄、孟尝村、北高晃、安国、石桥（1938）；白鹿角、桐峪、西亭村、下合村、安乐庄、下司村、古堙垴、土合、陈家园、西黄安、上温都、韩峪、行邑、庞村、大兴村、定县、赵庄、堤南、韩合、饶阳、西张保、邹村（1940）；王庄、深南、贾村、四区、小李庄、安国北张村、崔章、西赵庄、陈南庄、曲阳齐村、新洞（1944）。对王林的研究者来说，因他极为珍贵的1941年、1942年、1943年三年的日记遗失，故不能列入此列19。

在艰难困苦的行旅中，王林剧本被剧团演出和修改的内容，常在日记中提到。1938年6月27日“日记”写道：

晨曦从堤上林丛中映出，在河面上荡漾着淡黄的金光，反照出雾的滃沄来。往西看却不然，清明如镜，一点雾气也没有。

今夜预备出演《家贼难防》。昨夜演《警号》，想不到庄稼人也极赞赏。

八时起开始公演《家贼难防》，成绩尚佳。如无张锡三饰孙老德，赵英演小香，此剧甚难演得出。我真料不到这戏竟能在冀中区公演出来。不胜喜甚。

“滃沄”做“水盛”“云起”解，形容当天“清明如镜”的好天气，连老天爷都出来帮忙。《家贼难防》是王林抗战时期的一部重要剧作，被火线剧社搬上舞台，而且两位主演十分卖力地对作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诠释，在冀中农民观众中一炮打响，难怪王林当时的心情这么好！

可惜好景不长。该剧演出以后，很快遭到戏剧同行包括冀中领导的“酷评”，一时令作者大为沮丧懊恼（这可看作王林创作从此“走下坡路”的开始）。

来冀中短暂访问的陕北文艺工作团认为，《家贼难防》的艺术缺陷是：

大太太还嫌不显明，应叫老妈再早些出来点明一下。……结尾时不紧张。

汉奸的理论能把握实际，容易打动群众，正面的反驳太抽象……汉奸表现太放纵，应当柔和一点。

第二幕尾换装时，本来因为演员身穿女装不乐意露丑，无形中反倒增加了效果。急然想到：在第一幕尾小演员应当提一声。（1938年7月12日）

三毛（黄敬。这是其乳名，还是王林给起的“外号”，有待考解）指出《家贼难防》的缺点是：

1.合理负担是乐捐。2.只提八路军共产党，不好。3.苛杂取消，于地主也有益。4.工农会是团结民众对日，并非阶级斗争机关。5.国共间的抗日差别提得太多。6、地主特权，对民主了解错误。7.不要给希望国民党的幻想，不要把群众推给国民党。（1938年7月26日）

陕北文艺工作团认为剧本在艺术上不够成熟，黄敬觉得王林没准确把握好政策。

五幕剧《伟大的两年间》是王林看重的另一个剧本。像以前一样，他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上急于求成的作者，匆忙构思和起笔，仓促完成，心里有崇高的理想目标，但不耐烦深思熟虑和反复打磨20。当时，他被调到太行山参加“整风”，汇报思想、陷入爱情诸事缠身，即使如此，“这期间写了两独幕剧：《对症下药》和《神》。又将《我们的堡垒》分解，改为《对华新政策》（第四幕）、《人财两空》（第二幕）”等（1944年4月12日）。孙犁曾说他习惯不好，“写作急促，令人感到草率”（1953年5月6日），时达批评他“文字‘粗’，不如孙犁的细”，还“故事故意传奇化”（1955年6月18日），王林也多次反省自己这种“急躁”性格。21不过，由于战地环境频繁转移，生死常在两可之间，且要求戏剧要为群众、战士服务，所以不光王林，其他作者粗制滥造的剧本其实不少。

也由于如此，梁斌批评《伟大的两年间》说：

取材太宽，不够典型，不深刻，有时专门表现男女问题，又太窄。应取一方面材料，如对敌斗争，或反蚕食等。在写法上：从第一幕到第五幕，取材不够，仅只拿岗楼不够典型地表现伟大的两年，五幕情节也不太好。表现民间疾苦，敌伪勒抢不够淋漓尽致。正面写不如从侧面写……统一的动人的故事少，大戏不应少此。（1944年9月22日）

梁斌的结论：“仅有现实性而无戏剧性，人物也皆一律。只是年岁不同。”

这回倒是王林剧本写作更重视“政策”，梁斌却批评他作品“艺术不足”，令他左右不好做人。这回他真是生气地与梁斌拍桌子了：他愿修改，梁斌说只能改成小说，他倒“要试试真理在哪方面（1944年9月25日）。

带着上述不断积累的怨气，在“日记”（1939年9月8日）里，他会找机会对这些朋友的批评一一反驳：

要莎士比亚化，不要把主角变为时代的传声筒，而要具体地描写现实。

——恩格斯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六日致拉萨尔信

艺术家用无数微小的人物来观察，而创造出人类普遍的典型。

抽出最本质的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谈风……

把许多主人公本质特点抽象了，分离了，然后再把它“具体化”，概括于一主人公的姿影……

即使想要大家明白理解过去的毒恶的丑处，那就应该使自己的观察能力发达起来，能够从今日已达到的高处，去观察未来的伟大的目的，那样才行。

——高尔基

到了1945年，王林创作旨趣转向小说方面。在他看来，《十八匹战马》是《腹地》之外最重要的小说，2009年七卷本的《王林文集》还特意选了这篇作品。没想到，胡丹沸和张庚对这篇得意之作不以为然：“胡丹沸看了《十八匹战马》《五月一夜》，说我的语言不新鲜，没有新时代的感染力，不调和。张庚也说，有时，什么文言，文言白话，很土的语言，一齐来。有些才子气，随随便便的不在乎。有时描写一个正面人物，也用一套讽刺笔调。”似乎故意气他，“胡丹沸说杨朔的《大旗》，语言上有新创造”（1946年5月29日）。王林小说语言随便拉杂，曾经是朋友们批评的重点，而他善用“讽刺笔调”描写正面人物，也是《腹地》的不足之处，被多人批评，甚至好友孙犁也批评。在解放前后日记里，王林流露过把他与孙犁相比，而轻看自己艺术成就，有所不满的隐晦心曲22。

创作上的连遭挫折，影响他的工作和心情。他认为繁重的社会工作，损害威胁一个作家的艺术创造活动。王林“创作与工作”的矛盾，在当代作家中不是个例，像茅盾、巴金、丁玲、郭小川等，茅盾对作协要求提供写作计划不满，郭小川由此与刘白羽发生冲突（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是做社会人还是作家，对他们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23，而王林，拒绝了黄敬要他做GOP（保卫工作）的建议，还在前者任命自己为《冀中导报》社长后，留下“王林去也”的字条24，实乃冀中根据地的头等新闻。他承认，“我终身只能做点文学工作”，当然它“和伟大人物的无我精神”，“实在相去太远”（1939年5月16日）。

王林崇尚英雄，厌恶花草鸟鱼25。他重视社会题材、严峻斗争，认为革命时代文学应符合实际环境的矛盾性和多重性，英雄人物刻画，不会因为描写其性格的缺陷、怪癖和特立独行而折戟，反而会绽放出崇高严肃和感人的色彩。这种性格取向、审美趣味，让其文学天平很容易倒向苏联当代文学。

他在一则日记中，引用基尔勋在1934年苏俄作家大会上的一段话：每个革命者“必有他自己的、个人的特异的性格。在我们的剧本中，我们集中注意于整体，这里描绘每个（革命者）的性格，完全忘记了这种性格应该透过英雄的特殊情形而显露出来。因此在苏俄戏剧的制作中，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对着真实的丰富的性格而斗争”（1938年9月6日）。鉴于亲历过冀中“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1939年6月9日），所以能感触到经历复杂内心矛盾的托尔斯泰，蚕中抽丝的特殊功夫：“《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和生活，该是多么渺小和无聊啊，但是托尔斯泰却描绘得这般生动和伟大。这不能不说是各时代的人物和生活是一样的”（1940年3月7日）。

他承认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承认有许多像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故而赞赏列宁在论托尔斯泰时的这段话：

托尔斯泰观点上的矛盾——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矛盾，而是最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历史传统的反映，决定了在改革前后的时代里，俄国社会各种不同阶级与阶级的心理（1940年6月25日）。

他还惊叹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在十月革命、苏德战争的背景中创作，仍然敢写“暴风雨的十月”，“对乌克兰乡村的风俗习惯‘毫无’影响”（1944年5月14日）。”“《被开垦的处女地》那个白俄阴谋队长煽动农民那一段，对我很大启发”，在这里，“村农会许多都被几个地痞把持着，而利用农会的名义，招摇撞骗，无恶不作”（1939年8月8日。此处为修改剧本《苍蝇》的创作体会）。

三、心理现实主义

王林自况（1940年10月16日）：

我受厨川白村和鲁迅的影响太深了，所以形成了今天的怪癖不群的性格。

作家读几本书，性格心理的倾向就一定向书本方面倾斜、固定，也不见得。但由此观察王林小说与“心理现实主义”思潮之间的纠葛现象，倒有一定的意义。

心理现实主义是20世纪初兴起于欧美小说创作的思潮，主张在现实描写中融合心理探测、性格刻划和环境状态，借助象征、怪诞手法来展现人物深层意识，代表作家有亨利·詹姆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沃特·阿比什、雷蒙德·卡弗、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等。他们重在强调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叙事维度，比如克蕾斯特·沃尔特提出“第四维”概念，认为叙述者的真实存在决定作品的时代深度；欧茨主张创作从“公共自我”向“私人自我”演变，挖掘潜藏灵魂的真实性，而亨利则通过细腻的内心活动来塑造人物。这些作家的常用手法有：（一）心理探测；（二）象征与怪诞；（三）环境与心理交叉。

在亚洲，日本人厨川白村所著《苦闷的象征》，和鲁迅的译介与上述思潮均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其源流却是柏格森的“自觉主义哲学”。厨川白村原名厨川“辰夫，号白村”，“大阪府第一中学出身，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得文学士学位；此后分住熊本和东京者三年”，“为第三高等学校教授”。因重病“割去一足”，不过仍能游历美国、朝鲜26。厨川死于1923年9月日本关东大地震，遗著1924年在日本出版后即被鲁迅译介到中国，他教书的时候，曾将此书作为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和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材。鲁迅说，该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的柏格森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而完成，主旨是，“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27。鲁迅译它，曾在心理乃至文学创作上受其启发，此观念风习，同样在同代人的创作中传播（如郁达夫、田汉和丰子恺等）。

厨氏该书分《苦闷的象征》《创作论》《鉴赏论》《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文学的起源》共五章，详述了文艺消解疏散苦闷的功能，它在个人身上如何发挥作用，也包括在时代和整个社会如何发生作用，及重要到何种程度等问题：

自己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个性的表现；个性的表现，便是创造的生活。

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

他称为力比多……因了病人自己的道德性，或者周围的事情，受到压抑和阻止，因此病人的内在生活上，便受了酷烈的创伤。

个别抽象的思想和观念，决不成为艺术。艺术的最大要素，是在具象性。

文艺，是生命力以绝对的自由而被表现的唯一场合……不受什么压抑拘束地被表现着，所以总暗示着伟大的未来。

歌（即文学）是精神的，都是在得了生命的自由解放和昂奋跳跃的时候，给与愉悦和欢乐的东西。

即使暂时，也想借此脱离人间苦的一切痛切的欲求。28

有材料显示，王林多次读过《苦闷的象征》（最早见1937年7月8日“日记”）；却无直接材料证明，他读过亨利·詹姆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和沃特·阿比什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不过，在日记里，他经常把该理论运用于对自我心理和女性行为的分析。

“苦闷的象征”，不仅对王林长篇《腹地》描写辛大纲个人性格，以及辛大刚和白玉萼情感纠葛有重要影响，这影响似乎也波及了他现实生活的其他领域：

许多人都说我私生活不错（黄敬说他在青大时期“非常严肃”），可是我自己深知道这是我内心矛盾斗争，好的方面战胜的结果，我决不是没有坏的要求的，例如性的问题，有时候冲动得非常厉害，浑身好似触了电般的麻木许久……但是事一到眼前，一切顾忌便都来到了……（1939年9月24日）

长期的战争，使很多人心理疲惫，个人心理处在高度紧张压抑状态，已是该区域的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为外人所知（1940年1月17日、27日、2月9日、3月13日、28日）。他在借读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的时候解释说：

潜意识的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占有很大的地位，但既无潜意识，无人特别（有意识的）注意，而在普通文学中也少表现。

潜意识的活动有时于无意中表现出来，有时从侧面袭击旁敲出来，有时从相反的故意避讳中表现出来。

潜意识活动多半是本性的，然而人还活动在社会中，受社会道德的监督。所以……常被抑制。（1940年2月13日）

有材料证实，长期单身造成了他严重的心理创伤，以致在1946年夏结婚时暴露出来（“我谨慎得守身如玉，结果落了个这个”，“如果在半年以后我治不好，改善不了，我要自动向组织声明，各奔前程。她闻此转过身去，不久抽搐起来”，“她又坐在椅子上啼哭”，“她从此精神失常，睡不安生，以拼命工作解除痛苦，转移痛苦”，见该年9月5日“日记”）。不过，故事最终“花好月圆”（经段大夫诊断，“那病可能是”什么的“结果”）。

除《苦闷的象征》和鲁迅的影响，王林也受教过现代文学其他作家前辈的作品。1931年秋，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国文系开设“小说习作”课程，“听课‘起始约有二十五人’，‘一年以后便只剩下五个人’，其中就有‘旁听’的王林。按沈从文的说法，王林‘居然大胆用我所说的态度和方法，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同学臧克家回忆，“1932年12月《现代》2卷2期发表的王林的短篇《岁暮》，署名懏闻，正是出于沈从文的推荐”29。在课堂上，想必王林一定读过沈老师介绍的小说，如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沈从文的《劫余残稿》，同时惊叹于他们大胆、深入且极为坦率的心理描写。在战地，王林难以在剧本里发挥，可仍然能在日记中练笔（1940年2月13日“日记）。因为作家的文学观念和生活观念，体现在其创作的作品和文学批评中，也或在“生活日记”中找出某些蛛丝马迹：

1937年5月24日他写道：等他“轻快地漠然地离开后”，她才深刻和明白地感觉到“自己是深陷在爱他的苦海之中了”。

1940年6月8日他写道：“抱着多么热烈和急切的热狂到联大来，希望能见到UL，然而她并未在战斗剧社……我一听到UL到晋西北了，心中立刻被什么啃噬得痛起来。……因为打光棍快半生了。我以为我可以抱这态度贯彻始终。但是痛苦的悲剧，屡次的悲剧。”

1944年1月26日他又写道：LEP“在不亮的灯光，她好像直想法看看我，我却立在人影后极力端详她……”“我一天没有洗脸，唯恐第一次即给她个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然而她很大方，“好像毫不在乎”，却又隔三岔五地不回信。

该年4月18日他写道：“特别是她那黄瞳眸，更引起我一种深远的幻想的三四年前我对她的迷恋和鲁莽追求”！可当她来到，“我却不自然起来了”。

1945年7月4日他写道：村姑香瓜坐在门槛上织毛衣，过一会，她又走到门口一次，和他们说话前“先瞅了我一眼，一扫却又急忙转到他们身上”。“她那对我的眼神和笑色，仿佛对我有无限情”。

9月2日他还写道：忽然在场上发现一少女，“穿着本地织的花布”，“脸儿红润得放光彩”，我“敢大胆地承认，她爱我！我更是爱她”！

1945年10月20日、24日、25日、28日、30日、31日，11月1日、2日、3日、10日、13日、18日、19日、20日，以及后来数日的日记写道：我认识了农村年轻姑娘刘桂欣，她大概“对我有了感情”，我问她比她大十几岁有没有问题，一会说有，一会又说没不在意。我教她练字，给她读苏联小说。当我明确示爱，她“哼的一声害羞得扑在我的肩胸上，抬不起头来”，既未拒绝（还一直保持来往），也没明确答应。孙犁居中热心做工作，前者在街上故意躲孙。这件事拉锯纠扯了大半年，最后无疾而终……

四、《腹地》的写作时间和地点

仅仅注意《日记》，而不研究作品《腹地》是没有价值的。有人赞扬说：“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他未转移太行山区，坚决要求留下，亲身经历了那段艰难残酷的历史”，“他记录下所见到的一切，为创作积累素材，如今却成为鲜活的冀中军民抗战图卷”30。遗憾的是，因王林1941年、1942年、1943年“日记”全部遗失31，回忆该长篇写作的史实少得可怜，能看到的，仅有《王林日记》及其他零碎的材料。

最早记载写作时间的是1944年1月26日“日记”：“在我来到沧石路北前，三月间我刚完成了我的《腹地》……”据此推测，“三月”显然不是指1944年，而是1943年的三月。这意味着，他先将刚完成的手稿埋于老家衡水某处“地下”，再跟着部队过了沧石路。“沧石路”是一条连接河北石家庄与沧州，以及京津和山东的铁路，承担着晋冀鲁三省物质的运输。初建于1919年（初为土路），1928年因资金停建，1935年扩充为宽砖面路，1937年被日军占领，用于运输兵员和掠夺物质，同时作为分割冀中根据地“铁环阵”的关键通道。王林就此跟着部队跳出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圈。

侯金镜指出作品的写作地点是：

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王林同志在敌人的据点村，掩护在“堡垒户”的家里，夜间用麻袋遮住了屋子里的灯光，写下了这部长达四十万字的“腹地”。32

还有关于吕正操将军有关写作的地点说：

他坚决要求留下，亲身经历那段艰难残酷的历史，遂在地道里写出长篇小说《腹地》。33

侯金镜1939年随华北联大文工团到晋察冀边区，1942年调任冀中火线剧社副社长，与王林有交集，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是王林上级，他们所述应该真实。可这些“地点”有点虚拟，缺少具体时间佐证，且存在某种漏洞。

对创作时间和地点的进一步求证，要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有浮出历史水表的时代条件。因战事频繁，根据地文艺界对这部作品的反应，1946年被“日记”首次提及。张庚说，“《腹地》主人翁有些不形象，像是作者的传声筒”（5月29日）；第一节到第六节气魄大，是写村里建设，辛大纲却未参加，“到剧团搞恋爱去了”。作者用一套讽刺手法写辛大纲，“总使人感到是消极人物”，因此不典型（原则性不强）。辛宝发这个人物特别有趣，“但也未展开下去”（31日）。作品被评论让王林很高兴，他表示：“《腹地》我当加速度修改，修改后寄去。”不过，对众人不甚注意他的创作表达了不满：

抗战八年来没有人对我的剧本和小说有过正式批评（笔者按：有关剧本不确），我实在感到丧兴。……对不合口味的意见，我常当面不能立刻接受，然而回去必然写在日记上，而且很久很久的自己默默考虑的。（1946年7月8日）

可是——要知道——他创作上的勤奋在冀中乃至在晋察冀，实际是不多见的。心里暂时沮丧之后，他转念又庆幸地想到：

在冀中见天呼吸着悲壮而伟大的空气。今天的文艺家不来这里吸取灵感，那可白活在这个时代了。（1944年3月7日）

文艺界的迟到反应和作者的不悦，实际透露出一个事实，小说写作地点所以难以确定，跟它构思完成于动荡不定的战争之中有极大的关系。跟孙犁在阜平、延安完成他早期的成名作不同，《腹地》是王林在枪林弹雨当中创作的。令研究者高兴的是，2025年秋第一次披露的王林的《交代》一书，不仅填补了三年遗失日记的某些空白，而且记载了（主要靠回忆）作品大致的写作地点。34同时证明，王端阳所谓日记被“抄走”或“遗失”之说，并非空穴来风35。

《关于黎周的情况》36回忆，1942年3月，冀中领导机关得知日伪要对冀中根据地“举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的情报，立即作出凡不能直接作战的人员，一律分散到群众中去隐蔽的指示。不久，中央指示冀中区一级党政军领导机关撤销，只留下地委以下各级组织，于是王林化装成农民，从六地委转移到了七地委。《腹地》写作地点及时代背景由此而浮现。据《关于高铁英的情况》37证实，1942年6月，他隐蔽在安平县城西滹沱河南沿邢王英一个群众家（《腹地》一开篇就出现了滹沱河两岸景色的描写）。这一时期，“我在安平县城北（滹沱河北）毛山街听见远处枪声”（《冀中反日寇“五月大扫荡”的情况》）。接着他逃到义门河口、南庙村、深县得朝村，又转移到饶阳县南善、北善村，再回深县大冯营村，不久再赴安平西杨各庄，挖地道隐蔽。《我家成分和胞弟王韫的情况》38也证实，1942年冬到1943年秋，王林在六地委所辖深南县一带隐蔽39，不过“常回家”。《关于刘毅的情况》40记述，1942年8月间，他在安平县彭营村碰到恋人刘毅。《冀中文建会和〈冀中一日〉》还写道，刚开始，他曾跟随文建会在深泽、定县、安国和安平四县交接的边缘村庄转移及隐蔽41。如果说，《腹地》收集创作素材和写作的时间，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可推算，以上所述即该作品写作的不同地点。令人惊喜的是，我又偶尔查到1947年11月10日“王林日记”，得知“我在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大扫荡后，潜伏在德石路旁，以冀中‘五一’大扫荡为中心，写了一部小说《腹地》，约有二十三四万字”的准确信息。能够想象，他是随身带着手稿，一边抢着写作，一边又不断跳出敌伪包围圈、频繁隐蔽转移的。侯金镜有关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王林同志在敌人的据点村，掩护在“堡垒户”的家里，夜间用麻袋遮住了屋子里的灯光，写下了这部长达四十万字的“腹地”的观点，显然不是他的臆测，而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不过，这个“堡垒户”（堡垒村），估计距他老家衡水不远，否则怎么这么就容易“回家”？

但铁打的事实也会有“缝隙”。大量的抗战史料证实，日伪从1941到1943年几年间对冀中根据地的大扫荡，据点和交通沟像密网在各县区之间设置，对我军民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达到了空前残酷的程度42。这些极为真实的历史文献证明，在一次次大扫荡之中，“化装成农民”在冀中各县区村庄隐蔽转移的王林，不要说带着四十万字的《腹地》手稿，即便携带几页手稿，在各关卡的严格检查下，也会暴露身份，随时有被捕、牺牲的危险43。所以，王林“1942年冬到1943年秋”，他在六地委所辖深南县一带隐蔽，不过‘常回家’”的叙述，十分真实可信。另外，值得一读的，还有他1969年4月4日亲撰的一份“交代”：

当年秋末我由党的秘密交通站送到六地委，交了组织介绍信。六地委机关当时在深南，于深南县委研究，叫我先回家隐蔽，等选择好了适当的堡垒村和堡垒户，再由区委通知我。回家不久，就听传说本区区委书记被捕，又传说表现不好。我怕他领着敌人来我家抓捕我，我又想起周小舟给我的派遣任务，我就利用前磨头镇（也是火车站）大集市日上火车去北平了。44

根据上级指示，这种就地隐蔽“保存实力”的个人行为其实合情合理（相较于杨沫这种外地口音干部，王林的“回乡”或转移隐藏会更安全）45。因为，“交代”写于一个特殊年代，作者自述“脱党”，应有“夸大”之嫌，如结合周小舟任务和当时环境条件，亦可看作无数次合理的“转移”之一。好在它与《交代》一书提供的《腹地》写作地点大致吻合。研究者据此想到，四十万字的作品手稿，也许就在“常回家”的路途中，不断添补内容、同时把剩余的手稿带回，“埋藏”于安全地点，才使这部长篇小说得以保存。

五、《腹地》评价之一

《腹地》虽然1949年、1950年两年连印两版，达到两万册，然而这部“差点”成为经典的作品，一问世就留下了隐忧的火患。

《交代》披露了贺敬之、周扬对《腹地》的不满。他们认为作品“暴露黑暗”，把冀中根据地写得太黑暗（不过周也在会议上另有“写得还太光明了呢”的话）46，这与此前张庚主人公不典型，“正面人物”写成“消极人物”的看法相似，47均在“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范畴。周扬从延安到晋察冀担任华北局宣传部长，冀中区党委宣传部以党组织名义将《腹地》原稿送给他看（其实是审阅），他一直推说没看完，除确实繁忙以外，也有不想表态的意思48。不过，周扬们的评价不代表个人，而是“集体的声音”，是一种价值导向，它后来成为权威性的文学批评尺度。这一尺度对《腹地》确实不利。

解放初期，评价《腹地》的代表人物是孙犁、陈企霞和侯金镜。《腹地》1949年9月在天津“新华书店”出版，一个月后，好友孙犁在他主编的1949年10月8日《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腹地》。他在肯定“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乃是“地道的冀中人民的情绪”，他也替小说辩护：“然而，是不是还有在我们抗战那艰苦的八年，嘲笑过我们吃小米，衣服褴褛，武器落后；在进城以后又嘲笑我们山沟里长大，穿粗布的架子，吃小米的肚子——的那些人们，在读过这本书以后，又嘲笑我们：你们不是也有落后黑暗？你们不是也张皇失措过？你们不是也东逃西散过？你们不是也悲观失望过吗？”这段话，有针对来自权威解放区的人士之意，目的自然是要把作品地位抬高。

不过，陈企霞并不买账49。在《文艺报》第三卷第三期、第四期，他连续刊发长文《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这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粗暴批评”的舆论动向。陈氏认为《腹地》的“严重缺点”是：一、作品反映1942年冀中根据地反扫荡“这一壮丽的民族史诗性的题材”，应该塑造出自己的“英雄人物”形象。然而，残废军人辛大刚，从前线回到家乡辛庄后，却陷入“寂寞阴沉”“颓唐”和心情灰暗之中，听信父亲对村子的“不满”，羡慕蜕变分子辛宝发娶了自己过去“相好”的姜红文，并且生活丰盈富足。基于这些，辛大刚的描写没达到“典型人物”的要求；二、小说前半部，作品写辛大刚在村子里游逛（躺平），狂热地爱上村剧团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白玉萼，竟然“自己掌握不住自己”了，他主动要求到剧团拉胡琴，为了与她耳鬓厮磨、纠缠不休（遭白玉萼婉拒，两人真戏假做），还在村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开村民大会“批斗”——罪名是，对爱恋完全丧失“正确态度”和“原则”；三、小说前半部，通篇都在以玩笑口气“丑化”干部群众，比如写村剧团演员的轻佻和装腔作势，剧团演出时，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相互对骂，村民大会开得嘻嘻哈哈。又如写村里干部长相奇怪，全村的权力，被狡诈阴险的村支书范世荣掌控。大扫荡时，这位投机分子竟胆怯逃跑，躲到鬼子炮楼附近村子里去了（此处最安全）。陈企霞下结论说：这部长篇有严重的“自然主义”的倾向50，“作者用自己特殊的逻辑，用十分拼凑的方法，吃力地、生硬地‘完成’一个英雄”，而且用“病态的、不健康的”来描写现实生活，必然会使作品丧失了“教育人民”的作用。权威杂志的观点，容易让王林的朋友，联想到作者创作理念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由“苦闷的象征”影响发展而来的欣赏“自然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心理趋向。

“粗暴批评”倾向被1956年的“双百方针”所纠正。文学界对之前《文艺报》粗暴对待作家作品，不尊重作者，乱打棍子、扣帽子的做法普遍感到愤怒，他们都把怒气发泄在该家报纸上（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因此倒台，改由周扬信任的张光年接任）：周若予译的苏联《共产党人》上的《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认为文艺应该坚持阶级性，但不等于是烦琐哲学，如果把典型仅仅看作社会本质的烦琐哲学的议论，那就曲解了现实主义艺术中艺术概括的作用（《文艺报》1956年第3号）。王尔宜的《且说当前的文艺批评》，指出这些批评的致命缺点，“存在着忽视艺术的倾向”，而是把思想性和艺术性“割裂开来”（《文艺报》1956年第9号）。就连周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文艺报》1956年第5、6号）中，也提出要克服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也“自然主义”网开一面，认为“自然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应加以分析，而要简单论之。侯金镜在1956年《文艺报》18号发表文章《试谈“腹地”主要的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可视为是对《腹地》的第一次“平反”。

侯金镜批评了王林长篇的不足，对作家作品有“同情和理解”，更是对陈企霞造成的恶劣效果的“拨乱反正”。他说，文学批评、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这几年产生了“很大危害性”，它“武断”“粗暴”，以势压人，“对作者的立场宣布可怕的判决”。这种批评风气，“使一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惴惴不安”；其次，《腹地》把满腔热情歌颂冀中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和抨击混入基层党组织的“黑暗势力”——“这两种斗争交织在一起”，愿望本来很好，只不过作品“没有很好地实现他的意图”，导致作品变成了“一部没有经过认真地加工和锤炼的，不成熟的”，在主题明确性和艺术完整性上“存在很大缺点的作品”。不过，他对作者当时创作的状态表示理解，说造成“缺点”的客观原因是：在抗战最残酷的时候，“王林同志在敌人的据点村，掩护在‘堡垒户’的家里，夜间用麻袋遮住了屋子里的灯光”，写作这部长达四十万字的长篇。主观原因是，后来在出版前，他仅对作品做了“局部修改”，没有下大功夫，“动大手术”，就“带着那些缺点付印了”。他说，介绍这些情况，“并不是要读者降低对作品的要求，原谅作品的缺点，替作者诿卸责任。但是，了解了那些情况，对于我们评价这部作品时的耐心、冷静的态度是有益无损的”。他的意思是，既要看到作品不足，也要回到创作现场，对作家要尽量地“耐心、冷静”。

他接着说，作品这些缺陷：一是由于“作者生活不足”；二是两个主要人物，辛大刚、范世荣没有写好；三是细节、场景臃肿、膨胀，没有围绕小说主线来展开；四是辛大刚性格里的“怅惘情绪”，这一情节在整个作品里，没有发展，没有交代，和作品主线“失掉了联系”。这种问题，在作品里很多。也许是对作品的命运早有“预感”，1947年还在晋察冀的时候，王林就在日记里承认，作品写于著名的文学理论之前，而自己没有领会好“精神”，在出版前，又没有改过来（到底还是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51。

六、《腹地》评价之二

导致《腹地》折戟的原因，不能都算在粗暴批评身上，作品结构、故事发展、人物关系及形象塑造等方面的缺陷，也是批评家关注的重点。

孙犁未因两人是好友，就放松对作品艺术的要求。他说：“关于领导的力量，在小说的表现是薄弱的”，这在辛大刚身上提现得更加明显。作者意图是表现他先进的思想和行动的顽强性，却“为了烘托他，写了他父亲的堂叔父的阴暗的心情，写了具备那样充沛的新一代的精神的二强也受了低暗气流的影响”。随着情节发展，他“竟有那样一个长时期处在一个脑人的烦躁里，我觉得个人的偶然性的情绪变化写得太浓重了一些”。村里工作，因为剧团的一次男女关系而突然塌台，全体干部都要看范世荣的眼色行事。白玉萼给人的印象，只是辛大刚和范世荣纠葛的枢纽。作者声称是“探索英雄灵魂的一个圈套”，可是，自然主义描写，浪漫主义的因素，一直伴随着辛大刚性格的展开，到书最后也是如此。小说不少地方还写得可笑，这就“减少了严肃性”。在艺术处理上也有不足，如这本书结构不够均衡，前半部臃肿，像吃一条肥美的鱼“有点难啃”，而“尾有些轻飘”，过渡不自然；还有文字小节，“有时不够洗练，有时拉杂”52。

侯金镜赞成孙犁作品结构不均衡的看法，同时认为，“‘腹地’最致命的缺点”，是没有将辛大刚、范世荣两个核心人物的关系，与阶级斗争相连接，并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紧紧地联结”，作品细节处理不好：

细节、场景的臃肿、膨胀。作者把自己认为有趣的，但是和作品故事的发展与主要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并无直接关系的生活，大量地充塞到作品里面去。像对村剧团活动的极为琐细的刻划，像两次辛庄村民兵的游击战，像介绍辛大刚去参观地雷制造等冗长的场面……故事的进展也极为缓慢，使人读起来眼花缭乱，虽然当时被一些有生活气息的描写所吸引，可是合上书本以后，留下来可以咀嚼回味的东西就不多了。53

事实上，陈企霞文章既有“粗暴”的批评，也有对作品思想艺术的深入分析。文章开篇，他用整页篇幅和诚恳语气，谈到采用冀中抗战这一题材，认为对作品应该有很高的思想艺术要求。但作品让他失望：一是作家“对英雄灵魂的探索”，只是顺着父亲的抱怨和“在村子里混下去”的想法，且一直“在渲染英雄对人事得失的一种无原则的、十分难以理解的感慨”；二是对辛大刚跟白玉萼的“恋爱”，浪费了前半部的大量篇幅，游离作品主线。

我们要求作者，当探究现实生活及其运动发展的本质而加以真实具体的描写时，同时一定要和通过艺术从思想上教育人民的任务密切结合起来……特别在选择作品的英雄这一问题上，不能以作者随便决定的一些什么材料开进行雕琢英雄，或者以一些芜杂混乱的垃圾来堆砌英雄……作品一定要答复这样的问题，才使我们知道作家对现实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他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是否正确。他是否正确地看到英雄性格中的前进倾向，这种倾向，对于我们是生活和斗争中最宝贵的，最重要的。

他还说，作品描写范世荣参加革命的动机，仅仅是为改变自己“破落户”的命运；作品片面把改变出身作为人物动机，却未刻画一个人在斗争中的思想转变，只是写他鸡毛蒜皮的“计算”；作品热衷于范世荣的“权术”，而忘记了“革命组织内部、正气与邪气的日常性的严格斗争”，在对比他与辛广德这个正派干部时，甚至用了不少“糊涂”的“评语”。

而这样描写的，却同样说明了作者好像完全不考虑事件的合理与否，好像更不考虑人物心理与性格的真实与否。我们在作者在描写其他很多人物中，可以找到无数类似的例子。

另外，小说《腹地》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章，本来“是整个事件的转折”，“也是英雄辛大刚性格发展的转折”。在这一转折中，作者热衷于描写要求进步的弟弟二强“可笑的性格”，八路军战士在村庄居住的情节，只是为“唤起愉快的军队生活”回忆。虽然也写到辛大刚在反扫荡的勇敢行为，但这些零零碎碎的情节，已经不足以“撑起”整部作品主题和主人公形象“转折”的意义。54

从几个批评家的初衷来看，他们都希望《腹地》成为一部反映冀中抗战题材的史诗性作品（侯金镜甚至说过，“王林同志是和冀中根据地一同成长起来的”作家的话）。如果善意一点说，是王林《腹地》的运气不够好——因为三位批评者所讲的“缺点”，以及艺术上粗糙的问题，并非《腹地》才有——在那些“速写”的、“经典”作品身上也都普遍地存在——有的恐怕比它还要“严重”。另外，如果他赶上“百花时代”，或像《青春之歌》被茅盾、何其芳力挺，情形也会不同。一个作家的命运，并不都是由他个人决定的，想起这些，都不免叫人感慨。

注释：

1 12 19该书经作家长子王端阳和冉淮舟，从十卷本“王林日记”中辑录，内容涉及孙犁的地方有270余处，十万字左右，收入“记忆文丛”丛书，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我曾以该日记为底本，写过一篇较小的文章《〈王林日记〉中的孙犁》（《扬子江文学评论》2026年第1期）。

2 王林：《抗战日记》，王端阳整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3 外界无法看到原书稿，我请北大中文系的樊迎春拿到电子版，经人大文学院王秀涛帮助打印，始见十卷本全貌。

4 这部长篇经时任天津市长的黄敬向周扬推荐，1949年9月在天津“新华书店”出版，“初版本”版权页较简单：“著者王林，发行者新华书店，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1——10000（T）。”次年由上海新华书店再版，该版权页较为正规：竖排形式，“著者王林，出版者新华书店，上海四川北路新乡路一号，印刷者新华印刷，上海西康路四八九号。1950年3月，1——10000（SI）”。这一材料见王林1949年8月6日、9月6日“日记”。说出版后产生“较大影响”有一定的证据，如1950年5月31日“日记”记载：“我叫他们对《腹地》提意见。史东山说：‘要没有《腹地》，我就写不出《新儿女英雄传》的脚本来。’”

5 近年来，一些学者为研究王林写出了值得注意的论文，如杨联芬《“红色经典”为什么不能炼成——以王林《腹地》为个案的研究》、刘运峰《〈冀中一日〉出版考述》、刘卫东《再谈“孙犁之病”——以“王林日记”为中心》、刘宗武《孙犁一生的三次选择》、段华《我所了解的一段文坛往事》和王端阳《王林与孙犁》等（后几篇文章，为我的硕士生于沐阳搜到）。其长子王端阳先生开辟的“公众号”，引起众多读者的注意，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文献，以及一些考证性的文章。

6 参见阿英《阿英序跋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7 参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东方出版社2020年版，第227页。

8 刘显曾：《编后记》，《刘节日记（1939—1977）》（下册），刘节著，大象出版社“日记文丛”2009年版，第955页。

9 李辉：《编后记》，《吴祖光日记（1954—1957）》，吴祖光著，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10 李辉：《“大象人物日记文丛”总序》，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11 沈宁整理常任侠日记《春城纪事（1949—1952）》，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因“记忆文丛”整理者工作的进度参差不齐，故它从2004年拖延到2009年也没最后出齐。

12 19 程光炜：《〈王林日记〉中的孙犁》，《扬子江文学评论》2026年第1期。

13 巴金：《巴金日记》，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4 15 16 17 刘燕瑾：《火线剧社女兵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5、241、266、267、268、269、270、74、7、8页。刘燕瑾原为导演凌子风恋人，后凌去陕北，新婚后断了关系。她1946年与王林相爱并结婚。

18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黄敬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25年版，第90、91页。

20 在不同代的作家中，这种现象也不少见，比如通俗作家包天笑就承认：因给报馆写连载小说，自己就不如《孽海花》作者曾孟朴那么“句斟字酌，改了又改”，而是时常犯“写了下来，不加修饰”的毛病。参见钏影楼《钏影楼回忆录 钏影楼回忆录续编》，三晋出版社2014年版，第238页。

21 如1939年8月21日“日记”：“细思起来，是我太注重戏剧的效果和戏剧的架子了，没有像做小说般的深入地探究人物的底蕴，人物性格的最深奥处。并且急于写就，急于要他们在舞台上动作显明。”

22 王端阳、冉淮舟编《我与孙犁四十年——王林日记辑录之一》，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7、32、55等页。第25页写道：“方纪引证联大有人说我的《腹地》是‘不护自己的事业，（指冀中根据地）’，说我，‘干了一辈子文艺，将近四十岁的人了，还没有赏识，我替他悲哀。’这些话真使我如刀刺心。”联大，是指华北联合大学，陈企霞曾是中文系系主任。

23 参见程光炜《镜子里是自己》，《文艺争鸣》2021年第1期；《群众的权利》，《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

24 刘亚宁：《只爱文学，不爱当官的冀中战地作家王林》，见《妖娆的野百合公众号》，另见2025年5月14日《头条新闻》。

25 此心理特征，可在《我与孙犁四十年——王林日记辑录之一》中多处见到，如第102页：“所谓‘孙犁风格’，一般地指不写重大题材，有意避讳尖锐的、复杂的、火辣辣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只写新时代的新人新事新风光，再加一点儿女情。儿女情也是淡淡的，像一缕轻烟一般飘渺，引人相思，引人入胜”，只是，“不会令人‘梦寐以求’，或者产生香艳的低级的肉感”罢了。

26 27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232、235页。

28 [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陈智仁编校，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4、12、15、30、74、97页。

29 陈子善：《幽闭的陈庄》，《文汇报》“笔会副刊”2013年10月27日。

30 33 吕正操：《抗战日记·序》，王林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31 王端阳：《抗战日记·后记》，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据整理者说，这三年日记，不知在战争年代丢失，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2004年，曾有网友在北京报国寺旧书摊买到一本“隽闻”写的日记，并在网上发了部分内容，但无法确知这是否就是那三年的完整日记。

32 侯金镜：《试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文艺报》1956年18号。

34 王林《交代》一书的内容，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个人思想检讨和对其他人的揭发材料，与十卷本《王林日记》前后由家属捐出，作为“当代民间史料丛刊”被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收藏。

35 41 44 46 47 48 在那两年，由于敌伪扫荡频繁，其修建的据点和壕沟如密网般在冀中分布，致使隐蔽人员生存困难，以上“回忆”，大概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参见王林《交代》，“内部交流材料”，第40、70、72、107、181、204、257、331、350、25、25、25、26页。

36 黎周，是王林当冀中文建会副主任时，文建会编印室的印刻人员之一。因为有编印设备，该室人员没随大部队转移，而是隐蔽在当地村庄。直到1943年秋冬，两人才在七地委经常隐蔽的另一个村庄偶遇，此时黎周已在七地委秘书室工作。

37 高铁英是雄县城关人。1938年，王林在“人民自卫军”（冀中军区前身）政治部宣传队时，初遇高。高初在文建会工作，1942年大扫荡后，调到七分区一所学校，两人失去联系。

38 王林父亲王朝富，1937年以前十几年，任邯郸立盛公司经理。立盛公司包销怡立煤矿（今之峰峰煤矿）在某一带的推销业务，后该公司在王化堡有分号，在冀县有谦亨煤厂，王朝富为股东之一。由此证实王林当时家境殷实。王韫为王林二弟，曾在天津一个小煤铺当学徒。

39 《关于黎周的情况》曾说王林从六地委转移到七地委所辖地区隐蔽，此处又说，他在六地委所辖的深南县隐蔽，不知是什么情况。

40 刘毅，两人1941年初识，刘时任安平县妇救会会长，与王林恋爱，后分手。调往阜平晋察冀边区的孙犁，不知这种变故，1944年写过类似“寻人启事”《二月通信——寄一个没有到会的参议员》（信里提到刘），此文初见《晋察冀日报》“副刊”，后收入孙犁《孙犁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7、458页。

42 参见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6期（1986年。该资料出版过数十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料研究会编《平津郊甸的烽火——冀中十分区第三联合县人民抗战斗争史料选辑》（1987）、冀中十分区第二联合县人民抗日斗争史编写领导小组编《冀中十分区第二联合县人民抗日斗争史料》（1985）、晋察冀冀中十分区第一联合县抗战史编辑委员会编《拒马河畔的烽火》（1989）等。它们虽只是内部交流材料，但记录、回忆史料之翔实，远超出研究者的想象，无疑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是研究冀中作家和晋察冀文学的基础材料。

43 刘燕瑾：《火线剧社女兵日记》，其中《难忘的日子 难忘的人民——一个女演员在“五一大扫荡”中的惊险经历》，详细写到她们三个女演员怎样在堡垒户群众的掩护下，以及村庄干部被捕，宁可壮烈牺牲，也不肯交代她们藏身地点的感人经历。第349—361页。

45 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6页。

49 一般文学史只注意来自陕北、东北权威解放区的文艺人士，对国统区文艺界的优越感，而没注意，这种特殊“优越感”的辐射范围，也延伸到了晋察冀等解放区。解放初期对晋察冀两位作家王林、萧也牧作品的批判，由丁玲、陈企霞组织，即为一例。

50在王林的《抗战日记》里，表达过对“自然主义”、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鲁迅文学观念等的过度欣赏。这种欣赏，被带入到了作品《腹地》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当中。

51 见王林1947年11月10日“日记”：《腹地》1942年日伪“大扫荡”后写成初稿，第二年4月脱稿，“去年（笔者按：指1946年）草稿有几个人随便看了，于是出了许多流言，说我这是‘暴露黑暗，不爱人民的事业’，甚至于有的则在背后和托匪王实味的《红玫瑰》同日而语”。“起初我还以为自己出身富农知识分子，立场不稳；还以为因为写前没有见过毛主席文座会讲话，没有见过毛主席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所致。”“我后悔不先看了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再写文章。自认灰心丧气。”“在当时各个不同的解放区作家中，因为直到‘文座会’讲话很晚，也都程度不同地有这种现象”。

52 孙犁：《腹地》，《天津日报·文艺副刊》1949年10月8日。

53 侯金镜：《试谈“腹地”主要的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文艺报》1956年第18号。

54 陈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上、下），《文艺报》1950年第3、4卷。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