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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周立波创作《山乡巨变》注重情感书写，呈现出建构“情感共同体”的意向，在深层次上又与合作化运动这样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相呼应。小说文本“情感共同体”叙事机制包括情感互动空间的建构，情感的“移情”模式以及新的内容和规则下情感形态的重构等方面。作者以细腻感人的笔法表现了政治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情感共同体的种种面相，并且为政治运动的史诗性书写提供了丰厚的基石。同时，小说中“情感共同体”的文学想象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为当代小说的地方史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山乡巨变》 合作化运动 地方 情感共同体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发表以来，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评价。1950—1960年代，评论界在小说表现农村合作运动从而开拓了题材表现领域、人物形象塑造和运用方言写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同时，又对它在政治意识形态表现的不充分方面提出了批评。肖云提出，和其后反映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相比，《山乡巨变》没有反映出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如饥似渴”的要求，在表现“广大的贫苦农民在党的教育下，已经认识到私有制度是一切灾难的根源，正在撒开脚步，向着合作化的道路奔跑”1方面写得太单薄。唐庶宜认为，《山乡巨变》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时代的真实，“没有鲜明、准确地体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和政策。小说中写发动群众的过程，不是写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而只是几个干部、党员、团支书来来往往，除了这几个人，便没有正面的农民形象，更没有在发动过程中显示出贫农的作用”2。这些评价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以政治标准对小说价值作出的单一性评判。萨支山指出：“这种评价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典型性。它以20世纪50—70年代逐渐形成的文学规范和评价体系来引导和要求写作。”3 1980年代以后，对《山乡巨变》的探讨出现去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评论家们更关注小说中展现的乡土风俗和诗意的日常生活。其中，朱寨的评论涉及了小说所表现的地方政治运动中人们心理的变化。他指出，在合作化运动初期，“它在表面上并不一定像‘土改’运动那样剧烈、尖锐、轰轰烈烈，但它比‘土改’斗争更深刻和更深入，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心底’，在那里展开着‘复杂和微妙’的斗争。作者着重表现的正是通过人们的相互关系、家庭矛盾和内心斗争，反映了合作化运动在农村人们生活深处掀起的波澜”4。不过，在此基础上，朱寨没有对小说展现的合作化运动期间人们情感意识的变化机制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人物的情感互动与政治运动发展之间的关联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影响着作品如何展开对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的叙述深度和广度。《山乡巨变》展现了一种新的国家制度（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人民公社形式的农业合作制）、新的人际关系（男女之间、不同年龄层次之间的平等和互相尊重）等在地方如何被想象并接受。其中，情感成为小说表现的重要内容。

一、“情感共同体”想象与政治共同体指向

《山乡巨变》情感叙事中的一个突出面向就是呈现了合作化运动时期地方“情感共同体”的产生。“情感共同体”这个概念由芭芭拉·H.罗森苑恩提出，“是指一个团体能够认同某些具体情感的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认可同样的情感表达目标及准则”5。这个共同体的感受体系包括“这些团体（以及其中的个人）所定义和评判为对他们有价值或有害的内容；他们对其他人的情感的评价；他们认识到的人们之间情感纽带的性质；以及他们期望、鼓励、容忍和谴责的表达情感的模式”6。《山乡巨变》表现了地方在新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出现后，人们的情感互动模式、情感认同标准也相应出现了新的变化，他们对欢乐、悲伤、痛苦、羞愧等情感的体验，既有地方过去历史记忆的痕迹，也具有在新的社会运动中，人们通过情感互动建构起的新的“情感共同体”的特质。在这样的“情感共同体”中，地方的人们逐步建立起一种新的情感纽带，而他们表达情感的模式也与传统沿袭的方式有着诸多差异。同时，小说中“情感共同体”作为唤起地方人们的归属感和合作意识的重要行为动力，其终极旨归是为合作化运动的政治共同体话语服务的。

周立波从1954年开始酝酿《山乡巨变》，下乡生活的同时又阅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参加了各级党委召开的一些关于合作化的会议，学习了合作化运动的政策，其间还“参加了一个社的整个建社的过程”，他认为“这个社是合作化运动的一个细胞”7。在创作《山乡巨变》时，他表现出明确的共同体意识：“在‘入乡’和‘区上’两章里，我想，人们可以感觉得到，合作化是一个全国性的规模宏伟的运动，上自毛泽东同志，下至乡的党支部，各级党委，全国农民，都在领导和参加这个历史性的大变动。清溪乡的各个家庭，都被震动了，青年和壮年男女的喜和悲，恋爱和失恋，也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和运动有关。”8在这种宏观的视野下，周立波将合作化运动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予以整体风貌式呈现。在此基础上，作家通过回乡体验的方式去“看见”群众，在和乡里人们共同生活劳作的过程中，深入接触地方农民在这场运动中的生活和思想的种种变化。

那么，在《山乡巨变》中，作者看见了什么？如何看见的呢？1935年，他在《选择》一文中曾说：“选择并不是使现实单纯化的作用，而是使现实中的一定的题材在一定的目的之下，结晶，净化，统一起来的活动。”“表现的形式可以无限的多样，但是在一切的形式中，作者要有一定的目的，而在这一定的目的之上，要有合于这种目的的形象的选择。”9同时，他认为，情感是文学作品中要表现的重要内容。因为，一切伟大的作家“他们的欢喜和烦恼大都是关心人类历史的社会感情的流露，他们的理智都是历史运动的战将的理智”10。而关于情感的书写，周立波在谈到阅读托尔斯泰的感受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像泛舟明月之下的江流，在乳色的光芒中，你漂浮着，你看见汹涌的社会的潮流，也看见小儿女的私情的小浪。”“能通舟楫的大河流，在日常生活的挣扎上，比起大瀑布来，是显得更为重要的。”11由此可见，周立波在思考文学表现社会的变革和潮流时，肯定了文学既要表现一定的意识形态，又要展现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波澜。

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立波深受毛泽东《讲话》的影响。朱寨在1950年代末的文章中谈到这种影响在《山乡巨变》中的表现：“《讲话》给作者创作上带来的显著而重大的特点：比如放眼于生活中重大的题材；人民作家的胸怀——用作者的说法就是人民作家的‘气质’，如作家所解释的：‘气质是你要表现的群众的思想感情，在你自己心里的潮涌和泛滥。’”12小说对人们在宏大政治运动中的情感变化进行了较为细腻的呈现，这种面相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代社会，身处特定政治秩序中的国民，既遵循理性规范下的社会契约，又分享和承载民族情感的感性经验。情感对现代公民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其中，政治情感是促成人们政治认同的重要力量，也是推进社会政治运动发展的动力之一。同时，情感是相对稳定的，它“作为文化最深层的内核，表征一定民族文化成员的行为时，是变化最为缓慢、最为保守的成分”13。相较于外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迅速宣传和发动，情感形态的改变要相对滞后。而情感一旦改变，则会产生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实践动力。

周立波在深入农村的过程中，接触到更为感性和直观的生活面相。他在谈到《山乡巨变》创作时说：“我出身于乡村，亲友间有好多农民。承他们不弃，都高兴跟我来往。在这种频繁的接触当中，他们都跟我讲心里的话，使我对于他们的情感、心理、习惯和脾气等等，有着较为仔细的考察。”14小说通过对南方农村所经历的重大历史变革的文学想象，从地方的视角展现了一场遍及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在这种新的生产合作方式变革的运动中，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父子、夫妻、朋友、干群之间冲突的展开和最后的结局都是指向个人作为合作社社员的身份塑造。小说中生产和生活的各种场景中人们之间的情感互动，展现了清溪乡这个地方在建社过程中毫无历史负担的青年人对合作化运动的热情，单干户在新中国成立前长期被剥夺土地和生活资源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运动到来时的犹豫不决和惴惴不安，以及在与干部和亲人朋友的情感互动过程中的改变。在表现个人及其家庭命运的变化时，小说更侧重表现人们在情感互动中获得的一种“同感性的身份认同（empathetic identification）”15。这种认同与合作化运动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传达相融合，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蕴含于人物细微的情感波澜之中。

周立波对于情感叙事的认识始终与政治话语的表达相联系。在创作于1930年代的《文学的永久性》一文中，他就提出：“某种感情总是和某种观念互相结托，文学不仅不只是传染情绪的手段，而且，‘更正确的说：只有和作为认识的特殊形式而表现了一定的政治上及哲学上的见解的程度相应，才有情绪的感染’。”16而在《文学的界限与特性》中，他再一次强调：“且不要说成年人的感情冲动是有着思考的物事吧，就是小孩子的哭和笑，也有他的念头。”“笑也许是有他笑的理性上的充分的原由的，情绪决不能够离开思考或思想而独立。”17周立波笔下的情感书写不仅仅是人物内心情绪的简单投射和感性抒发，还始终与理性思考紧紧相关，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呼应，具有一定的“政治化”倾向。

在《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一文中，他曾经坦言，小说创作重点考虑的是“描画人的肖像和再现运动行程两个方面”，表现“运动中的打通思想”，而“新与旧，集体主义和私有制度的深刻尖锐、但不流血的矛盾，就是贯穿全篇的一个中心的线索”18。小说表现了清溪乡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不只是通过朱明这样的干部在各种会议上的教条式宣讲，更多的是以邓秀梅带着上级指示进入地方之后，在家庭和公社等场域发生的若干情感互动以实现人心的转向。小说通过细腻深入地刻画李月辉和刘雨生等优秀的在地干部以及陈大春、盛淑君等年轻人的情感世界，构建起了一个“情感共同体”，为表现合作化运动中的“政治共同体”话语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文学想象。

二、《山乡巨变》中“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机制

首先，小说通过情感互动空间的建构来呈现“情感共同体”的认同。空间会引起情动的变化，情感表达则受制于某个特定的空间。程凯指出，“在《山乡巨变》里，明晰的思想认识、政治水平、路线意识并不摆在前提性位置上，得到凸显和被置于前景的是以彼此信赖为支点搭建起的一种相互支撑、支持、帮衬的关系”19。这种相互支撑和帮衬形成一个信任的网络，这个网络自上而下、从内到外、由疏到亲交织而成，在情感互动的物理空间和话语空间中展开。人们把感受注入空间，在互动过程中交换情感并不断激发新的情感。这种空间中的情感实践是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的一部分。

在合作社运动期间的清溪乡，解放前的家族祠堂等地方乡民进行情感互动的物理空间发生了质的变化。乡政府会议室是原来的盛氏祠堂的东厢房，身处其间的人们在劳动之余打牌、看书，日常生活化的轻松休闲消解了宗祠的严肃与冷酷，使得交往空间变得温情而富于活力，人们的情感互动更为通畅，也从中获得了充分的安全感和情感的满足感。开妇女大会时，“讨论的时节，婆婆子们通通坐在避风的，暖和的角落里，提着烘笼子，烤着手和脚。带崽婆都把嫩伢细崽带来了，有的解开棉袄的大襟，当人暴众在喂奶；有的哼起催眠歌，哄孩子睡觉，没带孩子的，就着灯光上鞋底，或者补衣服。”宗祠是拜谒祖先、宣传族规家法的场所，空间氛围肃穆威严。同时，它又是以父系氏族为宗支，女性被排除在其外。小说表现了祠堂在改造成公社的会议室后，女性被尊重并拥有了参与政治议事的权利，她们在这个空间实现了情感的自由互动，获得了欢乐的情感体验。作为干部的妇女主任与其他女性之间形成了融洽无间的情感联系，而这种情感互动保障了政治意识从上而下，由外而内的传达。

同时，在地干部与群众对话的话语空间也为情感的互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合作化运动是对传统小农生产模式的改革，对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而“民众天然的生产、生活节律以及对生活意义的需求与组织化的生产的节奏是不同的，因此使得革命秩序与自然秩序保持一种良性的关系也是干部能力的重要体现”20。《山乡巨变》中，在地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情感联系和情感认同是平衡这两种节奏的关键枢纽。

邓秀梅初到清溪乡，在乡政府会议室作报告时，讲得不流利，有几段还照本宣科。过了一阵后，人们的精神开始散漫，甚至打起瞌睡了。情感的冷淡反映了地方对于干枯生硬的政策话语的距离感。在李月辉的提示下，邓秀梅改变了话语方式。她以盛佑亭过往的生活经历为例加以描述，立刻引起了与后者有着相似经历的农民们的情感共鸣：“她的报告引起了大家的兴致，都专心地听，用心地记了。会议室里，鸦默鹊静，只有那只小白钟发出滴滴答答的很有规则的微响，间或，透过后边屋里的亮窗子，从后山里，传来一声两声猫虎头的啼叫”。邓秀梅找到了与群众进行情感共鸣的话语手段，构建起了有效的情感互动空间，因此得以将小农经济的弊端，以及农业合作社的种种优越性等政治话语传达给群众。

李月辉和刘雨生这样的在地干部，性情好，品质优，天生对当地农民的情感和生命体验有直接和深切的体会，有与群众进行情感沟通的深厚基础。农会主席李月辉气性平和，“全乡的人，无论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喜欢他”。年轻人可以随意和他开玩笑，中老年人可以跟他开门见山地提意见。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与群众共同分享欢乐和痛苦等各种情感，给盛清明、陈大春、盛淑君当月老，和乡民一起打牌、聊天，毫无顾忌地打趣，与乡民之间的情感良性互动让他的政治宣传水到渠成。小说中另一位在地干部刘雨生“为人和睦，本真，心地纯良，又吃得亏，村里的人，全都拥护他”。他身上突出的品质是无私公正，平时舍弃家庭没日没夜地忙着合作社的事情，在稻禾快装苞时节突发涨水的关键时刻，他不顾危险跳入溪水中去堵住管口，差点牺牲。这些舍私为公的行为往往能引发人们的道德情感。

正如涂尔干所言：“凡是在私人利益归属于公共利益的时候，道德的性质就会突显出来，因为它必然会表现出某种牺牲和克制的精神”，而“许多规章制度也都是从我们所共同具有的道德情感中产生的”21。在互助合作中，道德情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有助于乡干部在执行合作化政策时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同，进而以之为模范进行学习，人们也愿意向他们倾诉自己的烦恼和痛苦。群众对刘雨生的亲近和信任是抽象的政治话语转化为具体人情事务的情感基础，它渗透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李月辉和刘雨生与群众之间的情感联系始终是紧密的，情感互动的渠道畅通无阻，这样，他们和群众进行情感交流的话语空间始终充满着人情和温度，在政治话语上传下达同时，大家更能唤起情感的共鸣。

其次，小说通过建构起情感的“移情”模式来实现国家话语在地方的传达。这种移情模式就是将情感的终极指向从家庭内部转向合作社这样的集体，由地方转向国家，由个人情感转向集体情感。这是一种崭新的地方情感形态，它使得情感成为合作运动的驱动力。在《山乡巨变》中，作为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在族群身份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家庭这种相对私密性的空间里，身处其间的个体可以躲避公众的监视和世俗的压力，从而展现更加本真的自我。在这种情境中，家庭成员之间可以产生一种“伴侣关系（companionship）：个体之间的情感互动与交流更加真实、顺畅”22。

小说以家庭为单位，表现了农民由只考虑私人利益转向服从公共利益，由个人前途的打算转向对集体命运思考的转变。陈先晋迟迟不肯入社，邓秀梅找来詹继明做说服工作。詹继明既是陈先晋的女婿，又是烈士的后代，是陈先晋最信服和亲近的人。在外劳作了一天的陈先晋看见詹继明来了后，他疲倦的脸上立即露出了笑容。天然的亲近感和信任感，使得詹继明成为沟通陈先晋的家庭和公社的桥梁。在家庭内部与亲近的家人进行情感的交流互动中，陈先晋产生了对于合作社集体的归属感。他的思想转变过程有来自青年一代暴风骤雨般的对抗，也有他信任和依恋的女婿和妻子的规劝，愤怒和温情交织让陈先晋陷入激烈的情感旋涡之中，每一种情感体验都让他获得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有回忆和咀嚼过去苦难生活的痛苦，也有对当下生活满足和反省，更有消除了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恐惧之后获得的安全感。所以，当清溪乡成立了高级社后，他成了全力付出的积极分子，即使生病，也打算喝碗姜汤，第二天就出工。

小说不仅表现个人在家庭空间的情感互动作用下拥抱集体，而且也将地方人们的情感提升投射到国家的层面。基于情感认同生成的社群中，情感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更加显著，因此，情感及其表征符号在社会整合与国族建构中更具优势。“只有在当很大一群人能够将自己想成在过一种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算彼此从未谋面，但却当然是沿着一个相同的轨迹前进的，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新的、共时性的崭新事物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出现”23。小说表现了清溪乡的青年们将对地方的眷念提升到对国家的深情。如刘雨生与盛佳秀就曾经围绕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而展开谈话：

“老人小孩怎么办？”盛佳秀想起了自己的福儿。

“老人从前尽过力，流过汗，妥帖地供养他们，是我们后生子们应付的责任；至于孩子，都是国家后日的主人，哪一个敢亏待他们？我们不但要把他们养得胖溜溜，还要送他们上学。”

“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吗？”盛佳秀高兴地询问。

“这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大家的。”24

这种对未来安定生活的保障给人带来的快乐情感体验伴随的是对国家共同体的想象，不仅拉近了刘雨生和盛佳秀之间的情感距离，也使得盛佳秀产生了对于更高层面的情感投射对象——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近感。

另一对恋人陈大春和盛淑君也在恋爱过程中展开了对国家未来的美好想象。陈大春向盛淑君袒露了心中的秘密，即他的奋斗理想是在农业社成立以后，用上拖拉机，修水库，电灯、电话都下乡。陈大春对国家未来蓝图的美好想象得到盛淑君的情感共鸣，在盛淑君的眼中，畅想着未来的陈大春散发着理想主义者的光辉，深深地吸引着她：“月光下面，只见他那微黑的健康的脸上，现出一种发亮而又迷蒙的醉态，好像眼前就是一座万紫千红，花团锦簇的花园。”两人在畅想国家未来而产生的快乐情感中升华了爱情的体验。

再次，小说还表现了一种新的内容和规则下的情感重构。生活在某个“情感共同体”当中时，人们往往遵循相同的情感表达规范，重视或者贬低相同或相近的情感，这是一种特定的情感形态。《山乡巨变》中，对爱、喜悦、愤怒等情感的内涵和表达范式进行了全新的建构，其中包括对于个人爱情和集体归属的情感呈现。

小说通过刘雨生和陈大春的爱情故事展现了新的时代背景下爱情如何产生，以什么模式产生的过程。刘雨生和盛佳秀的爱情源于互相的同情、理解和认同，发展于情感的积极互动基础上。而他和前妻之间婚姻破裂是由于情感互动的受阻，其根源在于两者对合作社工作的认识不同。一个为合作社这个“大家”不分日夜地全心付出，另一个考虑的是“小家”的温饱和舒适。两者对于对方的情感态度是建立在公与私的两种相反的价值取向上，自然无法形成顺畅的情感互动。刘雨生和盛佳秀的爱情发展过程中，盛佳秀对刘雨生的信任以及对他人品的道德认同是她接纳刘雨生的出发点。在不断接近的过程中，盛佳秀对刘雨生的情感进一步加深。两个遭遇情感挫折的人碰到一起，相互吸引、相互交往，最终结合在一起。

陈大春与盛淑君的爱情则是源于对合作社事业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当陈先晋最终决定入合作社后，陈大春迫不及待地跟盛淑君分享了这个消息。“‘那好极了。’盛淑君从心窝子里感到欢喜，好像这是她自己家里的喜事一样，她为这想法，又红了脸。她一接近这个长着浑身黑肉的高高大大的青皮后生子，心脏跳得十分的厉害，脸上发火上烧的，浑身浸透了清甜的兴奋、惊悸和欢喜。”情感具有交际的功能，而快乐则是最富有交际功能的情感。两人在陈先晋入社这件事情上获得了快乐和幸福感。当陈大春被分配到株洲工作时，他们之间的爱情交流也是围绕着工作和农村发展的前景展望。两人的爱情并不仅仅是对彼此的依恋，更多的是对事业和未来的畅想。理性的规划交织着感性的情愫，呈现出一种新的对于爱情的理解和交流模式。

最后，小说还对以合作社为单位的集体情感加以塑形和呈现。集体情感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小说中的集体情感是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形成的新的情感类型，主要通过插秧、双抢等生产场景和两次庆典活动的叙事表现出来。插秧和双抢等生产场景中，人们在劳动中歌唱、玩笑，获得快乐的情感体验，而两次庆典活动则将集体感情推向高潮。人们在其中获得的情感类似于一种社会神圣性的情感体验，它在重构社会秩序和集体记忆中发挥重要作用。共同在场、共同关注的焦点，以及对共同情感的分享产生不断堆积的情感能量，带给参与者快乐、力量和行动的热情，也激发了群众对于破坏合作化运动的特务们的憎恨和鄙弃。

第一次庆典活动是庆祝初级合作社的成立。其场景的描绘表现了人们的欢乐和愉悦：“一群青年在天井里敲锣打鼓。治安主任似乎是乐队的指挥，他在打鼓。”欢迎工人代表的队伍出乡政府时，“几面红艳艳轻巧的绸旗在山边路上，在青松翠竹的下面迎风飘展，锣鼓的喧声响彻了大段。从各个村口，各家屋场，人们三三两两往乡政府走去。年轻的男人穿着棉袄，把手拢在袖筒里，老倌子们戳着拐杖、棍或是旱烟袋。提着烘笼子，带崽婆都把孩子抱来了，远远的又来了一大群姑娘，他们手牵手，一路唱着歌”。

第二次活动是丰收庆典会的后半段对龚子元的审判大会。此时，群体的愤怒被一步步激发出来。与之前的庆功场景中的喜悦形成鲜明的对比。当龚子元夫妇被押到台上时，“对他们的出现，台下的群众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有的惊奇，有的快意，还有些人惊奇而又十分的快意；也有少数人，如秋丝瓜，手脚未免有一点失措，眼睛不知看着哪里好，喉咙里陡然发痒，老想咳嗽，又咳不出来”。等到盛清明把人犯的罪行宣布完毕，陈孟春领导着人们喊口号之后，“一时间，会上的气氛由严肃转到了愤慨”。倍感冤屈、悲愤交加的谢庆元要冲上去打，被民兵拖住。陈大春、谢庆元以诉诸于语言和行为的情感表达构成一种情感实践，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台下唤打的声音越来越多，人们往前挤”。与愤怒的爆发相伴的正是一种新的道德情感的产生。龚子元夫妇在乡间的种种恶行，包括砍伤耕牛、冤枉谢庆元等，激发了一种新的集体道德情感，这种集体情感体验构成了空间中人们情感互动的重要动力，促成大家形成对政治话语规范下的道德准则的认同。

小说中，集体情感呈现出强大的规训力量，对空间内的人们有着极大的行动引领作用。同时，集体情感的塑造与合作化运动时期的政治意识表达相一致，个人情感的波澜淹没在集体情感的整体呈现过程中，而在集体空间中，个人间的情感交流和互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集体情感呈现出整体性和单一性的特征。

三、“情感共同体”写作经验与“山乡巨变”书写

周立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经常回故乡。1955年他还把全家都搬到乡下，安家立户住了一年多。他和农民“比邻而居，喝着同一井里的泉水，过着大体相同的生活”25。在乡间，他满怀热情地投身到合作化运动中，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体验到不断涌现出的驳杂而丰富变化的现实。他自觉秉承着毛泽东《讲话》中“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26的指导，并且提出，“要紧的是带了自己的心去，去参加工作和斗争。把工作的地方当作家庭，把群众当作亲人，和他们一同进退，一同悲喜，一同爱憎”，“一天天积聚着丰富的印象，尝味着人人的悲喜”27。而在《山乡巨变》中，其情感叙事的特点如唐弢所作的评价：“这是政治，这是隐藏在作者世界观里最根本的东西：旧的沉下去，新的升上来。”28他在寻找一个既能表现生动、丰富的现实，又符合政治发展逻辑的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文学表达形式。

小说作为文学形式，在表现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时不能简单地从政治视角去呈现农民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庞杂的现实生活远远不是几个教条式的理论和单调生活场景的描画可以概括，历史的流变也可能呈现出无数迥异的面相。小说中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与政治话语形态的表述相一致，表现了政治形态与社会变革互动过程中人的情感变化。“情感共同体”的文学想象成为推动合作化运动——一场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中展开的伟大社会革命——的能动的、积极的力量。陈先晋、盛佑亭、谢庆元、盛佳秀等人在生产和生活中，与身边的人发生结构性的情感互动，在形成新的情感认同之后，逐渐放弃自己对于私有财产和土地的执念，进而投身到合作化运动中。

小说表现社会变革时期人的思想的转变并不完全运用政策理论的机械诠释，而是深入到人物情感变迁的层面。在《暴风骤雨》中，老田太太分到了她不想要的热毛子马。当郭全海提出要跟她换马时，“老田太太的心转过弯”来，拒绝了他的好意。李国华提出,老田太太心意的转变不单单是郭全海的牺牲精神或是榜样作用的感召，更重要的是老田太太重提当年，对曾经共同的绝对贫困的历史产生了共情。“有了那样的共情基础，才有这样的对于差异的相互理解。”29《山乡巨变》展现了比《暴风骤雨》更为复杂的社会变革的画面。在私有制盘踞了千百年的农业社会建立一个全新的公有制、合作化社会，人们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处境，遭遇的情感波动也会更加丰富而复杂。如果说《暴风骤雨》是解决以过去历史记忆为依托的土地等生产资料重新分配的问题的话，那么《山乡巨变》则是指向未来时代全新的所有制问题。

周立波以互动、移情和重塑等方式对地方农民的“情感共同体”进行文学想象，涉及家庭的入社纠纷，男女的婚恋选择，乡村利益关系的平衡等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将现实中个人与集体、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以情感重构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且表现出新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这些新的情感书写模式表现了周立波在小说叙事方面的探索，虽然这种探索在全面、深入地展现人物心理和情感世界方面存在不足，但是符合合作社运动时期的政治需求，并且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确立提供文学想象。

首先，情感互动空间的建构以及地方情感互动过程的呈现为小说主题展开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和弹性的空间。小说中，朱明在区上的会议间隙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展开的迅猛峻急：“这次合作化运动，中央和省委都抓得很紧。中央规定省委五天一汇报，省委要地委三天一报告，县里天天催区里，哪一个赶不上紧？”他的话语呈现的是一场时间紧任务急的政治运动，而根据邓秀梅的汇报，清溪乡的现状则是“原有六个互助组，四个都是明互助，实单干，都散了板了。如今两个组，也只有一个比较好点”。一边是政策层面的快速推进，一边是地方实践的相对滞后，这中间有着巨大的落差空间。《山乡巨变》中重点展现的是这个空间中人们之间情感的互动和流转，在情感的弹性空间中展现合作化运动中人心的巨变。陈先晋、盛佳秀等人的转变不是通过干部们教条式的规训实现，而是在与家人的情感互动中获得。王菊生、谢庆元身上既有保守、自私和狡黠的一面，又具有地方农民勤劳、能干和简朴的美德，这些美德使得其他乡人并没有对他们产生激烈的敌意，而是与之始终保持着亲切的情感互动。地方并不总是处在剑拔弩张的情感对立中，而是充满了温情和宽容的情感氛围。王菊生一再拒绝加入合作社，李月亭也给了他充足的空间，并鼓励他“好好干吧，我们都巴不得你好，亲为亲好，邻为邻安”。正是这种情感氛围的存在，才给了单干户们思想回转的充裕空间。小说在有血有肉的情感叙事中缓解了政治运动叙事的迅猛峻急，而呈现出深广而绵厚的美学风格。

其次，小说为建构情感共同体而展开的移情叙事中，陈大春、盛淑君等新人形象被塑造出来。他们青春、热情，对生活充满信心，并且主动将事业和爱情的发展目标指向地方甚至国家的未来，他们情感的激发和国家的建设维系在一起，在他们身上，提供了合作化运动时期从地方农民到公社社员再到国家公民身份转型的范本。

同时，小说的移情叙事使得地方的个人、家庭和合作社之间的许多矛盾得到顺利的化解，但也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例如盛佑亭、盛佳秀等人物的转变就表现得简单而迅速，缺乏生活细节的支撑。盛佑亭在听到青年队的宣传之后，一夜之间就完成一次复杂深刻的思想转变，小说并没有展现其情感变化的心路历程。盛佳秀在刘雨生的影响下加入合作社，其深层动因是爱慕刘雨生而不是真正对于集体共同体的认同。在塑造陈大春这样的新人物时，将他的情感体验加以升华并直接指向集体和国家层面，个人的其他情感诸如遭遇挫败的愤怒和悲伤、收获爱情和成功时的快乐和欣喜等复杂情感没有被呈现，使得人物情感表达单一化和表层化。从小说的叙事经验来看，情感共同体的移情作用如果没有真实而丰富的细节支撑，只能使共同体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无法实现人物情感的投射。

最后，小说在“情感共同体”的文学想象过程中对人物情感模式的重塑主要体现在新人形象和新的情感形态的生成上。对于与新社会意识形态一致的新型爱情的追求是新人精神面貌的重要面相。小说将爱情的表达和互动放置于合作化运动的语境中，并且将它作为恋人们生产和生活中行动的动力，同时，小说并没有在建构这样的新型爱情形态过程中遮蔽某些隐患。如陈大春站在男性中心立场对盛淑君的精神指导，刘雨生对盛佳秀的爱情发生过程伴随着他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因此，爱情的发动和发展过程中，政治教育和情感互动始终纠缠在一起。这些复杂面相的呈现暴露了新的爱情形态存在的问题，发人深思。

同时，小说在塑造“集体情感”形态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小说表现了情感的蔓延和传播过程中，以归属和疏离为态势的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的包容或排斥。在情感共同体为载体的道德共同体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叙事中，忽略了微观的情感体验和情感更为复杂的面相。尤其是集体劳动和庆典时的欢腾场景中彰显了欢乐和满足的情感面相，却放弃了个体情感的聚焦，也就遮蔽了群体中的具体个人可能存在的情感倾向。反革命分子龚子元和他的妻子、单干户张桂秋、墙头草符贱庚等人被排斥在“情感共同体”以外，他们的情感书写单一而表层化，尤其是符贱庚从农村去城市，他的情感世界的变化始终是空白的，因此他就成为了一个苍白的人物符号。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情感书写占有较大篇幅。小说以细腻感人的笔法表现了政治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情感共同体的种种面相，情感表现为政治运动的史诗性书写提供丰厚的基石。小说的情感叙事朝着情感共同体建构的方向展开，专注于共同体内部人们情感的变化和新情感模式的建构，为当代小说的地方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范式。不过，小说注重对合作化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表达需要，某些方面忽略了情感共同体之外的人们的复杂情感面相的呈现，这些不足为地方史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地方。

注释：

1 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

2 唐庶宜：《对〈山乡巨变〉的意见》，《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页。

3 萨支山：《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重读〈山乡巨变〉》，《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

4 朱寨：《〈山乡巨变〉的艺术成就》，《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5 6 [美]芭芭拉·H.罗森宛恩、[意]里卡多·克里斯蒂亚尼:《什么是情感史》，孙一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5、60—61页。

7 周立波：《谈创作》，《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12页。

8 18 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63、664页。

9 周立波：《选择》，《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10 周立波：《泰初有为——读歌德的〈浮士德〉有感》，《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11 周立波：《纪念托尔斯泰》，《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页。

12 朱寨：《谈〈山乡巨变〉及其它》，《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

13 朱小蔓：《情感教育论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14 25 周立波：《纪念、回顾和展望》，《文艺报》1957年第7期第2版。

15 [美]杜赞奇：《地方世界：现代中国的乡土诗学与政治》，《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辑），王铭铭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版，第35页。

16 周立波：《文学的永久性》，《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17 周立波：《文学的界限与特性》，《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19 程凯：《“信任感”与“心宽路远”——〈山乡巨变〉（上部）的现实理解和生活感觉》，《文艺争鸣》2021年第9期。

20 夏天：《谁是社会主义农村的好干部——从〈山乡巨变》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关系谈起》，《重读周立波》，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381—382页。

21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5页。

22 孔凡芳：《家庭阅读与民族国家“情感共同体”的建构》，《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23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184页。

24 周立波：《山乡巨变》，《周立波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22页。

26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27 周立波：《生活、思想和形式》，《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

28 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面人家〉》，《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

29 李国华：《论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叙述与形式》，《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