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6年第6期｜王天云（口述） 贾若莹（采写）： “路遥”的诞生（节选）
王天云，1956年出生，陕西清涧人，现居延川县郭家沟村，路遥三弟，农民。
贾若莹，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参与策划编辑多部重大选题图书，项目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策划出版《笔下起风雷 胸中百万兵：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励志故事》《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透过地理看历史：大航海时代》等书。
“路遥”的诞生（节选）
王天云（口述）
贾若莹（采写）
一
大哥路遥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写小说的，他的文学萌芽于作诗。
一九六九年假期，大哥还是马家店小学的教师，延川县集中所有教师开会进修，组织者要求每个公社出一期墙报。大哥创作了《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发表在墙报上：
明明感冒发高烧，
干活还往人前跑。
书记劝，队长说，
谁说他就和谁吵。
学大寨就要拼命干，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重返农村，遭受审查，政治生涯无望，一连串的打击让大哥愈感孤独和迷茫，而这首打油诗的发表，让大哥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重新找到了人生航向。之后，大哥主动拜访了诗人曹谷溪。可以说，曹谷溪是大哥初踏文学之路的引路人。
曹谷溪，一九四一年生，比大哥大八岁，也是清涧人，毕业于延川中学，因在《延河》杂志发表了《老镢头》而名噪一时。但是，“文革”期间，曹谷溪属于“红总司”一派，因而一度被“红四野”抓捕。一九六九年，他被调到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工作。
就这样，原本分属对立派别的两人因文学而成了朋友。用大哥自己的话来说：“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斗争，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结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个久违了的字眼……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做不完的噩梦。”①
一九六九年底至一九七○年，在公社领导的支持下，在曹谷溪的帮助下，大哥先是被选到“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后又到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参与培训，再之后又进入了文教局成立的“延川县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编剧。在县城工作、学习期间，大哥仍能算工分，每月给大队交几块钱。有了这些职务上的便利，大哥搞创作也更方便了些。
曹谷溪住在县革委会二排十八号窑洞，大哥也经常住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畅谈文学。窑洞里有很多曹谷溪的私人藏书，大哥常常借来读，《浮士德》《草叶集》《飞鸟集》……只不过，大哥是个不拘小节的粗心汉子，读完的书常常随手一放，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一九七○年夏天，曹谷溪带大哥一起到新胜古大队采访，曹谷溪在这里写成了长篇通讯《手牵黄河水倒流》，而大哥则将《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刊在了新胜古大队的黑板报上。此前，这首诗刊载在延川县文化馆油印小报《革命文化》上，一九七一年经曹谷溪推荐，又发表在《延安通讯》上，是大哥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在给刘凤梅的信中，大哥高兴地写道：“我的一首诗在《延安报》上发表了，你可以看看，这首诗虽然写得不怎么样，但它是在它的母亲如此的境遇中问世的，也许还是值得欣慰的。”②
创作热情一旦燃起就不会熄灭。一九七○年，延川县革委会党校组织代表参观榆林地区学大寨先进吴堡县，党校校长白光明与老师黄殿武带大哥一起到吴堡县参观。漫步吴堡县的黄河铁桥，抚摸榆林城的沙柳，大哥灵感迸发，在榆林招待所一口气创作了两首诗《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这两首诗第一次以“路遥”的笔名，发表在延川县文化馆油印小报《革命文化》上。
其实一开始，大哥这两首诗的署名是“缨依红”。那时，诗人闻频被抽调到“延川县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创作。他在县文化馆恰好看到文学干事吴月光正在编《革命文化》，就读了大哥即将发表的《车过南京桥》。“车出桥头堡 / 回头瞧 / 千条路上万车来 / 飞过南京桥 / 向着北京跑……”想象丰富，诗句奇特，深深打动了闻频。大哥恰好就在县文化馆，闻频见到大哥，便指着“缨依红”，提议另想个好念好记的笔名。大哥稍加思索，便写下“路遥”二字，取自“路遥知马力”。此后，这个名字被印在了广大读者的心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
原来的笔名“缨依红”看起来有些奇怪，大哥一个爽朗的陕北汉子怎么会起这样的名字呢？这得从北京知青说起。
提起北京知青，就要回溯到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自此，一场浩浩荡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拉开了序幕。至一九七八年，十年间，全国有近三千万名知青前赴后继、上山下乡。
一辆辆满载北京知青的火车也开往了延安地区。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一千三百多名北京知青来到了延川县。他们大多是北京清华附中和北京101中学的学生，其中的很多人在后来都声名大振，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赤脚医生”孙立哲，著名作家史铁生、陶正，著名画家邢仪等。
北京知青的到来，为落后闭塞的陕北文化带来了一场春雨。虽然那些年间，大哥一直在坚持读书看报，了解时事，但直接接触到北京知青后，他们的视野、眼界、举止，还是强烈地冲击了大哥的认知，为大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就在与这些北京知青的交往中，大哥结识了自己的初恋女友林红。他们相识于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当时大哥被选入“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搞路线教育，林红也被临时抽调到这里。
两人相互吸引，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在一个下雪天，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大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写道：“我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握住我初恋时女朋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着厚厚的冬装在雨雪弥漫的山野手拉着手不停地走啊走，并仰起头让雨点雪花落入我们嘴中，沁入我们的肺腑。”③
有一段时间，林红返回插队的村里办事，他俩就经常鸿雁传书。与林红一同插队的邢仪回忆：“我们村一起插队的同学兰④被抽调到县宣传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她重新回到生产队后隔三岔五就会接到一封厚厚的来信，她趴在北京带来的大木箱上羞涩地看信，然后幸福地写回信。她突然变得那么地爱笑，一点小事她都觉得好笑，她的笑声像串串银铃飞出窑洞。我们听说那位男青年叫王卫国(就是路遥)，是当时的县革委会副主任。”⑤那些信，大哥都藏在百货公司的宿舍里。
一九七○年，林红被铜川“二号信箱”招走当工人。有的说法是，这个招工指标原本给了大哥，是大哥让给了林红。也有说法是工厂来延川要招一名普通话较好的播音员，林红当时在县里就做过播音员，因此被录用，而大哥陕北口音浓重，不符合条件。具体情况，现在我们已无从知晓。
林红走前，大哥特地回郭家沟找大妈要了几斤棉花，又在县里扯了布，做了一套新被褥，专门送给她。林红也曾在铜川给大哥寄过钱、寄过香烟。
海波曾回忆：“路遥喜欢在下雪天沿着河床散步，据说这是他们相识时的情境；路遥喜欢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据说这是他们相恋时唱过的歌曲；路遥喜欢穿大红衣服，据说这是那女子的专爱；路遥曾用过一个笔名叫‘缨依红’，据说其中暗含那女子的名字。”⑥
只不过，异地使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由于“红总司”的诬告，大哥被停职调查，并被要求交代“文革”时的问题。那时，社会上都在传大哥打死了人要坐牢，这个消息也传到了林红及其父母那里。他们的恋爱遭到了林红父母的强烈反对。站在她父母的角度也可以理解，毕竟父母都希望子女平安顺遂。
林红举棋不定，写信和同学商量。结果那位同学未经她同意，直接给大哥寄了绝交信，后来那床被褥也被寄了回来。大哥曾在一次聚会中和朋友说：“我原来谈的对象不是现在这个。那一个也是北京知青(指林红)。谈了一阵以后，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造反派头头，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人家要逮捕我。我那个对象的一个同学给我写了信说，你现在的处境不好，不要把她牵连了。我就给她的同学写信说，那就解除恋爱关系吧。”⑦
失恋对大哥打击很大。“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松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⑧
我是后来读大哥的书时，才知道大哥这段失恋的经历。作为家人来讲，我是心疼大哥的。但大哥多年后回忆起初恋，仍觉得美好。确实，谁年轻的时候没谈过恋爱呢？只要当时真切体验了爱情的滋味，也真心为对方付出过，问心无愧就好，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人生经历。
二
初恋失败，仕途受挫，大哥备受打击。文学成了他的救命稻草。诗歌、歌词、歌剧……大哥开始废寝忘食地创作各类作品，也因为对文学的热爱，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北京知青习近平是在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的。梁家河和延川县城之间约有二十五公里山路，当年交通不便，只能靠步行，习近平来县城开会或办事，晚了回不了梁家河，就会找路遥长谈。他们同是文学青年，常常谈文学、谈民生、谈理想、谈国家……二○一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提及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时说：“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⑨
闻频，本名焦闻频，一九四○年生，河南扶沟人，比大哥大九岁。闻频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川县永坪中学当老师，后来被抽调到“延川县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创作。他与大哥因《车过南京桥》而相识，他对大哥第一印象是“一个小青年，个子不高，二十岁左右，裹一件褪尽了色的烂棉袄，腰里还系着一条破麻绳，表情木木的。他就是作者”⑩。
没过多久，大哥也被调到宣传队，与闻频同住一间宿舍。宿舍是宣传队小院西边最北的一口窑洞，窑里只有一桌一椅一盘炕。大哥知道自己睡觉打呼噜，就弄来了一张小单人床，支在床边墙角。
大哥在文学上的学习领悟能力是极强的。闻频回忆：“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歌词怎么写，我把歌词的要求和特点，用最简要的语言说了一下，他好像立即全明白了。他说：‘咱一人写五首歌词咋样？’我说‘好’。很快，他拿出了五首歌词让我看，果然都不错，完全合乎歌词的要求。后来收入人民音乐出版社《革命歌曲》中的《清格朗朗流水幸福渠里来》，便是这五首中的一首。”
大哥写作很少用桌子，而是用一块五合板当写字台，上面钉一个铁夹子。山坡、墙角、草垛、床头……不论何地，把板子往膝盖上一支就开始写。一九七二年夏天，大哥与闻频合写的歌剧《第九支队》，以及大哥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优胜红旗》，都是在这块板子上诞生的。这块板子，常常和书、笔、稿纸，一起被塞到大哥的斜挎包里。挎包是绿色的，上面还写着“红军不怕远征难”，文学创作也算得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长征吧。
大哥的另一位好友陶正也是北京知青，他比大哥大一岁，原是清华附中的学生。陶正是扛着油印机下乡来的，农闲时，他就写诗、作文、办报，并自己刻蜡版，用油印机印出来发表。
在全县最偏僻的山村，陶正办起了一张《红卫兵报》，探讨农民问题，还摘编俄罗斯民歌。只不过，报纸没办多久，引起了有关方面注意，县里要求调查和查封，这个任务落到了阎尔雄和曹谷溪身上。曹谷溪与这位热爱文学的北京知青一见如故，不仅平息了这场风波，还把陶正也调到了县通讯组一起创作。
陶正的学问、思考与见识深深吸引了大哥。后来大哥缠绵病榻回忆早年经历时，曾很谦虚地说，陶正是他导师式的启蒙者，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启蒙者。正是陶正让他知道世界上还有一项营生叫写作。⑪后来，大哥还和陶正合作，联合创作了歌剧《蟠龙坝》。
闻频曾回忆：“在此之前，路遥就爱和北京知青交往，尤其是插队官庄公社的知青，这里集中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孙立哲、陶正、史铁生等都曾在这里插队)。张五爱、陶正等，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曾告诉我，正是这些北京知青，扩大了他的心胸和视野，那时，他便在探视外边的世界了。”⑫
白军民与大哥缘分颇深。起初，白军民在城关小学当美术老师，曾经教过大哥，后来被调到了县文教局。他曾是《革命文化》的主编，在各方面都帮助过大哥。他是个多面手，唱歌、作画、文学、体育几乎样样都行。他创作的诗歌《磨刀谣》这样写道：
平坦坦一根石条，
沉甸甸一把大刀，
撩一把清水洒上去——
呔，听我来首磨刀谣!
那时，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延安儿女歌颂毛主席》。曹谷溪读过后，觉得有些失望，但这也启发了他，通讯组这么多文学同人，何不自己编一本诗集呢？
曹谷溪、白军民、陶正、闻频、路遥，几人一拍即合。那段时间，大哥写了很多诗，再加上此前写的，有《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塞上柳》《灯》（与曹谷溪合作）《当年“八路”延安来》（与曹谷溪合作）《进了刘家峡》《电焊工》……诗集里面几乎一半的诗都是曹谷溪和大哥写的。
一九七一年，这本诗集问世了，它收录了十八位作者创作的四十一首诗歌，最初取名《工农兵定弦我唱歌》，作者署名为“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并以“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的名义内部刊印。陶正背来的油印机派上了用场，这本油印版诗集全部由陶正刻板、印刷。
诗集的出版离不开县里的支持。在曹谷溪的“死缠硬磨”下，马志亭、鲁雄录等县委领导还带头写诗，均收入诗集中。申昜书记放手让曹谷溪组织业余文艺创作活动，书成之后，特批给曹谷溪六十元，名曰补助，实为奖金，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诗集一出，轰动了整个延川县城，大家争相传看。不久，就被正好回延川探亲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看中，改名《延安山花》。一九七二年五月，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前夕，《延安山花》公开出版发行。延川县成了继川沙县之后，以县的名义出书的第二家。延安市和陕西省文化部门派联合调查组来延川总结经验。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陕西日报》报道：“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创作员王路遥同志，一年间创作诗歌五十余首，其中六首发表在报刊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也有一篇报道中提到：“刘家圪崂大队回乡知识青年王路遥，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动，他一边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
《延安山花》有五个骨干作者，但被点名表扬的只有大哥一人。原因就在于，这几人中只有大哥一个是真正的农民。但为什么报道中写的是“王路遥”而不是“路遥”或“王卫国”呢？这是因为大哥给自己改了名。“林彪反革命集团”里有一人叫“王维国”，与大哥的“王卫国”同音，因此大哥更名“王路遥”。大哥再度成了全县的名人。
史铁生曾回忆：“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延川，是路遥的故乡。我下乡，他回乡，都是知识青年。那时我在村里喂牛，难得到处去走，无缘见到他。我的一些同学见过他，惊讶且叹服地说那可真正是个才子，说他的诗、文都写得好，说他而且年轻，有思想有抱负，说他未来不可限量。后来我在《山花》上见了他的作品，暗自赞叹。那时我既未做文学梦，也未及去想未来，浑浑噩噩。但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羡慕他，十分的羡慕很可能就接近着嫉妒。”⑬
《延安山花》一经出版，不断修订、加印，累计发行二十八万八千册。后来，大哥在给曹谷溪的诗集写序时写道：“在此期间，谷溪和他的朋友们编辑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当时在国内外行销几十万册，可以说这是‘文化革命’后期中国大陆第一本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广泛注意。”⑭
一九七二年九月，受成功编辑《延安山花》诗集的鼓舞和启发，在延川县领导的支持下，曹谷溪一班人马正式创办了县级文艺小报——《山花》。他在创刊词中写道：“《山花》是不定期的综合性文艺小报。她的使命是交流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文艺作品；活跃革命人民的文化生活；进一步发挥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她欢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歌曲、木刻、剪纸等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广大工农兵和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是这块园地的园丁，希望大家积极踊跃投稿，经常给予批评指导，关心她的成长，让革命山花红烂漫！”
《山花》除了有骨干作者曹谷溪、白军民、闻频、陶正和大哥以外，还吸引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赵熙、梅绍静、和谷、陶海粟、海波……这份小小的杂志点燃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延川县志》中这样记载当时的状况：“一九七二年五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谷溪等人编辑的《延安山花》诗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比较活跃，处处举办赛诗会，有些村庄出现‘男女老少都唱歌，家家户户挂诗牌’的局面，延川被陕西省视为诗歌县。”⑮
三
正在大哥的创作如火如荼之际，在郭家沟的大爹大妈意识到一个问题——大哥不是普通人，是不可能留在郭家沟他们二老身旁的。
大爹和我爸爸、大哥商量，想让我到郭家沟侍奉大爹大妈。
那年，我十六岁，此前由于家里穷，孩子又多，我和二哥都没有上学，一直帮着家里劳动。后来，条件好些了，供几个弟弟、妹妹都读了书，二哥去新疆当了兵。奶奶去世后不久，大哥在延川心情低落，觉得孤单，还一度把妹妹带去延川给他做伴儿。大哥专门买了一块带小白花的布，给妹妹做了一件新衣服。只不过妹妹一直适应不了，吵着要回清涧，大哥只好又把妹妹送回来。妹妹穿着大哥给她做的新衣服，和我们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福，寄给远在新疆的二哥，以慰其思乡之情。遗憾的是照片上少了大哥、二哥，终究不算完整。
大爹、爸爸和大哥选中我，是因为我的年纪正合适，虽然算不上一个壮劳力，但是一般农活还是不在话下，到了延川就能帮着照顾大爹大妈。如果选了弟弟妹妹，那大爹大妈还得供他们读书，增加了负担，他们也没法帮着家里劳动。
那天，大哥专门回了一趟王家堡。他带了很多水果糖，甜滋滋的，我们在村里很少能吃到。他还教我们唱《三套车》。大哥遗传了妈妈的好嗓子，唱歌最是好听。
吃过饭，大哥单独把我叫来，问：“四锤，你愿不愿到延川去？”
大哥顿了顿，接着说：“你把户口迁到延川，在郭家沟生活。一来可以陪着大爹大妈，那边生活比王家堡要好些。二来，离我也近，我也方便照顾你。”
我想了想，回复大哥：“能行。大哥，我愿意去延川。”
但是，我们两个不约而同想到一个问题——迁户口的手续不好办。我大哥已经作为大爹大妈的养子，把户口迁到了延川，我再要迁过去就困难了。按理说，一家有一个养子就够了，现在要两个养子，怕是有些说不过去。
大哥说：“放心吧，这个工作我来做。”
那次回家，大哥还想去给奶奶上坟，他和奶奶感情是最好的。只是，大哥刚出门没多久就回来了。妈妈见状便问大哥是怎么回事。大哥说：“难过了，不敢去，就远远照一下算了。”
大哥回到延川，找了公社书记帮忙，又找到大队书记，解决了接收户口的问题。
就这样，我再次踏上了出九里山的路，和大哥一样，到了郭家沟大爹大妈身边。
我们兄弟五人中，我和大哥的关系最为特殊：我俩不仅一母同胞，还先后过继到大爹大妈家，从两个家庭的维度上来讲，我俩都是亲兄弟。
不过，村里接收我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来了之后我得去放羊。
乍一听，大家可能觉得放羊是个简单的活儿，毕竟大家都学过“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古诗，觉得小孩放个羊、放个牛都不成问题。但事实上，羊倌是没那么好当的，小的、老的都放不了羊。平常倒还好，夏季天气多变，如果放羊时遇上打雷下雨，就得赶紧带着羊回去，有的羊没有那么听话，小孩、老人有可能会来不及把羊叫回来，遭遇危险。冬季天寒地冻，小孩、老人身子骨弱，如果去放羊，必然得受苦，家里一般都舍不得。而村里的好劳力又得去种地，毕竟种地才是村里最主要的任务。所以，郭家沟一直都缺个放羊的人。我的年纪还算不上一个成年好劳力，但十六岁也是半大小伙子了，放羊正合适。
听了这个条件，我一口答应下来。在王家堡我也放过羊，这个任务交给我没问题。可是，去了羊圈，我就傻眼了。圈里有七八十只大羊，我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多羊，以往在王家堡只放过二三十只小羊羔。但我既然答应了，硬着头皮也得干。
我赶着羊去了山上。草地太少了，大部分地都用来种庄稼，羊群又太大了，一个不留神，就有羊溜到庄稼地里，特别是会到别人家自留地里，把庄稼吃个干干净净。还有几只羊，总是不听话，常常背着我偷偷溜走，我们管这样的羊叫“残羊”。我们这边还有句土话，“哪个羊群里没两只残羊”，意思就类似“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总之，刚放羊的那段时间，我哭了好多次鼻子。
那段时间，大哥经常回郭家沟，看望我和大爹大妈。有一次，大哥看到我的箱子上放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便拿起来问我：“四锤，你看《毛主席语录》了？”
“看了，我还背下来不少。”
我当场给大哥背了一段，大哥有些惊喜：“这些字你都能认得？”
我说：“有些认得，有些认不得。我听人家背了，就跟着背，这些字就认得了。”
大哥知道我没上过学。事实上，我虽没有上过学，但我在王家堡时上过夜校。弟弟妹妹们上了学，我也常拿着他们的语文课本看，所以识了一些字。
大哥又指了指墙上贴着的报纸，“四锤，你读读这句话。”
那是一张《人民日报》，上面写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我读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饭。”我有点心虚，当时那个“闲”字我还不认识。
大哥看了我一会儿，“那个字念xián。”
我不解，问：“闲是啥意思？”
大哥说：“闲就是咱们陕北话里的hán。”
在陕北话里，闲和咸都读hán。我下意识以为大哥说的是咸饭，更加不解了，“不在城市里吃咸饭，那是要在农村里吃咸饭吗？”
这一下把大哥逗笑了。“你这个音倒是对了。闲就是咱们常说的，你今天咋闲下了，没营生吗？陕北话念hán，普通话念xián。意思就是闲得没事干。”
我说：“那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在农村里吃忙饭来。”
大哥说：“哎，你这倒真说对了。这句话就是说学生们得到农村去，自己劳动自己吃饭。这正是毛主席提倡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说完，大哥从他的那个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斜挎包里掏出一本《创业史》，“你再给我念一下这一段，叫我看看你识字识得怎么样。”
那段话我至今记得：“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创业史》是大哥最喜欢的书。数年后，大哥当了编辑找柳青约稿。柳青去世后，大哥还到他的墓地去看望，多次写文章纪念柳青。这段话还被大哥用到了自己的作品《人生》里，可见大哥对它的喜爱。
当时，这段话里我有一个字不认识，就是“岔”。“这个字读chà，比如说两道沟沟岔开了。”大哥边讲，边用两只手比画。
大哥很欣慰，“你能识这么多字，学得也快，文化肯定能学好。回头我给你寻上本《新华字典》，照着字典学。”
后来，大哥又专门教了我如何用偏旁部首查字典。我很快就学会了，拿着字典读《毛主席语录》，还练习写字，直到整本书都能背下来、写下来。
打那以后，大哥就经常带书回来给我看，从《创业史》《敌后武工队》，到外国文学《红与黑》《巴黎圣母院》等。
放羊的工作熟悉后，我就常常带着书去。羊在那里吃草，我就坐在地上看书，那感觉太好了，我现在还很怀念。书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全都是我不曾经历过的故事，我陷入进去，常常一个人在那儿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只是有时候看得太投入了，就把羊给忘了。有一次，羊跑到了其他大队的庄稼地里，啃干净了一小片地，这可闯了祸。大爹带上我，去那个大队赔礼道歉，还给他们赔了种子，重新再种。
大哥还常常回来给我“上课”，有时候教我识字，比如“行”，什么时候应该念xíng，什么时候应该念háng。有时是给我讲书，比如，柳青的《创业史》写的也是陕北，主要写的是农业互助组的改造过程和农民们的思想转变，后面高级社的部分会很不好写。那时，《创业史》只出版了第一部。原本，柳青计划写四部曲：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阶段；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可惜的是，柳青仅仅写完第二部就去世了。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6年06期）
注释：
①路遥：《土地的寻觅》，《路遥全集·散文卷：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19页。
②刘凤梅：《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③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④指林红。
⑤邢仪：《那个陕北青年 —— 路遥》，《当代》2015年第3期。
⑥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
⑦朱合作：《本色路遥》，申晓主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⑧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
⑨参见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页。
⑩闻频：《雨雪纷飞话路遥》，申晓主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
⑪参见远村：《中午的路遥》，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⑫闻频：《雨雪纷飞话路遥》，榆林路遥文学联谊会编著：《不平凡的人生》，内部出版，2003年版，第61页。
⑬史铁生：《悼路遥》，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⑭曹谷溪：《我的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⑮延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