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两极的观照
由于我在贵州山乡修文、息烽、开阳三县交界一个叫砂锅寨的地方插队落户，当了整整十年七个月的知青，描写插队落户的日子、砂锅寨上的民风俚俗及生活劳动，居住在茅草屋和后来在土地庙里栖身的小文写得比较多，给很多人留下了印象，就说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对此，我从来不曾否认，又加上正是在插队落户的岁月中写出了几本书，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所以我经常说，我的文学路是从崎岖山乡的小路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故而，人们往往谈我的第二故乡很多，却把我真正的故乡疏忽了。
我出生在一个几乎是挨着上海边边的昆山花桥叫天福的小村里。出生4个月后，母亲就把我抱到上海，我从此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长大。母亲时常告诉我，老家的房子叶绿竹堂前樟后槐，走出院子门就是通向三个方向的三座桥，桥下便是小河流水。如今，小河流水和三桥尚在，院落则由于无人居住而被一片绿荫所遮盖，房子更早已坍塌。
即使如此，从小爱读书的我，还是能想象出故乡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的模样。当然，我记忆中更为深刻的，是自小长大的上海弄堂里的生活气息。
无论是想象中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出生地，还是上海弄堂里的烟火气及都市人生百态，这一切对于塑造我性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难以抹杀的。正是这种塑造，使我更加明显地感受到插队以后贵州山乡和上海都市的强烈对比。
很多和我有相同命运的知青曾经问我：你的处女作怎么会是《高高的苗岭》，你为什么没有直接写知青的生活？其实答案很简单，我在贵州山乡最早接触到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时，就被他们所居住的吊脚木楼和他们的民族风情吸引住了。这里的一切和我故乡上海的生活太不相同了！我可以肯定，外面世界的人对他们不甚了解，我的写作必然是有价值的。
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在创作知青题材的小说时，我时常会点明书中人物是上海知青，他们的言行举止总是带着上海人的烙印和来自上海家庭的烙印。但也许我在村寨里和各族老乡们相处太久了，不仅经常带着一双上海人的目光看待西南村寨里的一切，也经常用一双山里人的眼睛来看待县城、州府、省城乃至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当两副目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总能捕捉到一些属于时代和城乡社会的新意。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就是这样让我找到写作角度的，《孽债》同样是这样给我捕捉到新意的。和我同时代的知青作家和不少读者观众都在《孽债》初获轰动效应时说过，原来以为知青们的故事写尽了、知青题材没啥新意可挖了，你怎么突然想起把笔触瞄准知青的下一代？我只能如实道，这是两副目光观照中国城乡的现实以后给我的启示。这两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视剧播出时，也许人们太关注主人公们的爱情婚姻和孩子们的归宿了，几乎所有的评论都不曾提到我从故乡上海到西南山乡落差巨大的生活环境对于我创作的浸染和触动。
正是从这么一种故乡情结出发，当“丝路百城传”丛书组稿时，我写出了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上海传》，并且很快出版了英文版、俄文版。比《孽债》出英语版都快。有人说，你写《上海传》当然驾轻就熟。我回答，不尽然呢，《上海传》并不是我的书中印数最大的，反而是本着对第二故乡的熟悉、热爱和挥之不去的青春情结，我还写出了《叶辛的贵州》《打开贵州这本书》，这两部散文集甚至比《上海传》的印数还要大。
还可以讲一讲的是长篇小说《华都》的创作。除了20多年前初版印了20多万册之外，这本写上海的书也已再版几次了。虽然不能和换过24次封面的《蹉跎岁月》、18次封面的《孽债》相比，但在遭受非议之后仍能再版几次，我还是很愿意提一笔的。这本书写的是生活在“华都”这幢大楼里的三代上海女性追求美满姻缘和感情归宿的故事，折射出的是上海恋爱婚姻家庭伦理的演变。
《华都》出版后，有读者在见面会上询问：你不是离开上海20多年了吗？怎么回来没几年，就构思写出了这么厚的一本有关上海生活的书？我告诉这位细心的读者，只因我有浓厚的上海情结，虽然20多年栖居在贵州，但故乡上海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记忆中，也在我的梦里。
时时在梦里思念着江南和上海，时时把这种思念和对第二故乡的情感进行对比，这促使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写出了长篇小说三部曲《巨澜》。这部书由《基石》《拔河》《新澜》三本组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三年时间里出版三本书时，在内容提要中介绍：这是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开放的鸿篇巨制，史诗般再现了中国乡村翻天覆地巨变的恢宏画卷，小说饱含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以简洁抒情的笔触，描绘了从乡村、县城直到省城的广阔画面，深刻反映了我国农村的巨大变革。
这段话是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黄伊先生看了我书稿后的审读意见。当时他把这段话直接拿给我看了，并说二审人员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正送给社领导看。
实事求是地说，《巨澜》三部曲没有《蹉跎岁月》和《孽债》的影响大，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出版以来，40多年来也出了六版。而且出版初期就受到当年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的关注，他读完我的小说，还把我招去省委谈了2个多小时的“读后感”（他的原话）。
在我为写《巨澜》做准备的日子里，在三卷本陆陆续续发表、出版的过程中，有些同志，甚至是很有见地的老编辑、老作家曾经劝过我：“你现在最需要的是突破，是超越《蹉跎岁月》，不要去搞这种题材的东西。”我感谢他们的关心，但我没有听他们的。如果他们知道我和贵州偏远村寨的农民们在乡下挨过饿、愁过春粮，忧心地在大旱之年的半夜三更还徘徊在田埂上，他们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三本书了。
有读者对我说，看了你这三本书，才明白了中国农村建设的过程是多么不易，其间有着数不清的阵痛和曲折。我听了甚感安慰。2021年建党百年那年，这部书还获选了“百年百部红旗谱”，被誉不可多得的红色经典。对于我来说，这真是一个意外惊喜。
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和他们的同时代人生活在各自选择的城市和乡村，都和他们的同时代人共同经历着人间的一切。这几年我依然在探索宅在家里该写点什么，该如何捕捉当今生活和时代的新意。就在不断思考和诘问自己的过程中，我写下了“殇情三部曲”《魂殇》《婚殇》《恋殇》，对此的研讨会定名为“知识分子心灵三部曲”，我也同意。三本书虽然各有侧重，《魂殇》探讨功成名就之后心灵如何安放的命题，《婚殇》写的是大龄女性的婚姻困惑，《恋殇》则反映了当今的恋爱世态，但这三本书都触及了今天许多人都已感觉到的诸多社会问题。曾经分管过人口和发展工作的读者看到我这三本书后说，怎么我们刚刚意识到一些问题，你已经写出长篇小说来了？我只能说，还是要感谢我对生活和时代两副目光的观照吧。在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中国社会，精神需求的质量也就自然而然提到了每个人面前，在恋爱婚姻这样严肃的感情问题上，人们更不愿意将就凑合了。当然，恋爱婚姻、家庭伦理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古老的定论，是激励我不断写下一些新东西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