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源流与息壤

我有时怀疑，儒学入湘两千年，或许就如雨落幽潭，涟漪稍泛，很快就无踪影可寻。因为就算是来自二十世纪的我，童年的心灵底色，也无法避免故乡巫鬼习俗的浸染，小学课本里那些正儿八经的内容，则只是心灵调色板的一些搭配而已，绝不是主颜色。

我出生在永乐江畔一个小山村，永乐江入洣水，洣水入湘江。外公是巫医，能念咒画符，治晕镇痛，止血化瘀。外婆是巫祝，七月鬼节，扶乩杆一颤，便可上通仙阙，下连幽冥。父亲偏爱讲鬼故事，还信誓旦旦，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听得人毛骨悚然，脊背发凉。

小时候，我总感觉周遭世界影影绰绰，尽是巫风鬼气。乡间种种禁忌，我铭刻在心，半点不敢逾矩。我的善恶观，更多源自对“鬼神”的朴素敬畏。那会儿，父辈正被各种思想运动犁庭扫穴，纵横篦梳，狠批“封建迷信”一闪念，可这些巫俗禁忌，仍悄无声息地融入到了孩童的血脉中。可见移风易俗，多难啊。

显然，在识字率不足人口十分之一的旧时代，民间迷信才是蕴养黎元百姓心灵的腐殖地。世界几千年，对懵懂的黎庶来说，不过是一面永远也无法呈现出真相的破碎幻镜，从春秋战国到宋元明清，百姓用意念拼盘出来的世界，大抵都差不多。

对湘水流域来说，在“扫盲”普及前，绝大多数潇湘子民都活在巫风鬼俗的昧暗中，从未识得天地真容。在湘民心灵的幽海暗渊中，儒学与科学也许只是渊海之上一些乍现乍消的泡沫而已。

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仅有三千年。巫鬼习俗的起源，则要漫长得多，远超夏商周、尧舜禹，甚至在炎黄、伏羲、女娲、盘古之前，它们早已疯狂滋长。

洪江高庙遗址距今已有七千余年。那里祭台、神庙、祭器、神徽、陶偶，一应俱全。“天神、地祇、人鬼”，已各安其位。不知经历了远古生民多少岁月的思维沉淀，才有如此庞大而成熟的祭祀规模？由此观之，巫俗的源起，至少超过了一万年，而华夏最古远的神话人物，至今不过五千年光景而已。

如今，“巫觋”已是愚昧与落后的代名词，但原始先民眼中的大英雄，却凭借巫祝本领，沟通天地、禳灾赐福、扶危济困，几乎无所不能。在狂热部族的拥戴下，他们顺利登上首领位子，带领族人斗天战地，赢得显赫声名，在华夏古老的族谱上，刻下自己尊贵姓氏。后世帝王之所以再也无法获得这种无上荣光，是因为后世的江山与权力，都是凭铁血之战夺取来的。这也是孔子会对远古人物推崇备至的原因。

在远古社会，巫术其实就是科学，就是生产力。对部落子民来说，所有巫术皆可纳入理性范畴，部落首领会把他们心中的疑问，用巫学“解释”得很清楚，并依凭自己超群的智慧，借天地神灵之力，将他们从晦暗的现实，带往光明的未来。反倒是现在的一切，假如让部落子民瞧见了，那才是巫学魔术呢。人工智能？飞船登月？万里视频？整个世界都是魔幻的，一点都不科学哇。你解释得越详细，他们的脑海越是一片糨糊。只有将这一切都当作是天地鬼神的杰作，他们才觉得理所当然。很多时候理性与感性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就算是在现代，人们思考问题的时候，都很难分辨自己依凭的是理性还是感性。

女为巫，男为觋。必须灵台清明、心念纯一、智慧通达之辈，方可担此重任。祭祀时，巫觋要庄严虔诚，全神贯注，眼观幽影，耳辨玄音，方能感应天地，沟通神明，降下福祉。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还通“幽明之占”，明“生死之说”；舜帝在“山林川泽，暴风雷雨”中，履险如夷。继位之前，还“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把四方神祇拜了个遍，众神阒然无声，帝位才算得到了天地众神的允诺。

舜帝祝祭，为什么每次都会天朗气清、艳阳高照？这既有运气的成分，也是科学萌芽的证明。说明舜帝至少懂得一些气象学，比如“蚯蚓路上爬，雨水乱如麻”“日落胭脂红，非雨便是风”。要不然他不会每次都这么幸运。而一旦祝祭被风雨雷电所阻，尧帝便找到了不禅位的理由，其他部落主也找到了不臣服的理由。

后世的各种学科，多是从巫学中分蘖出来的。巫农演化出农学；巫医衍生出医术；巫兵催生出兵法；巫祝孕育了礼法、教育；巫舞滋养了音乐、舞蹈；巫匠启迪了物理、化学；巫史分化出政治、历史、天文、算数……

科学一朝脱胎，便自成天地，很快就显出了惊人威力，社会发展进入加速期，财富增长，力量失衡，由掠夺引发的部落之战此起彼伏，礼崩乐坏成了无法阻挡的洪流。神权禅让秩序被彻底打破，王权争霸时代粉墨登场。孔子及其儒门不明白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反而把“致君尧舜”当作大同理想去追求，这于社会发展的规律而言，自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神权一去不返，“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之说，不过是用所谓的天象吉兆，来粉饰太平而已，但王朝更替的血腥真相，越来越无法遮掩了。

王权悍然来临，巫觋退居政治舞台幕后，只为“君权神授”规范祭仪，炮制祥瑞，并借助各种渠道，宣扬于天下，将武装夺权变成合法合理合天的正义担当。不过这些职能，后来也陆续被儒家接手，朝堂最后只给巫觋留下祭祝一职，但也需要儒、道、释方面的背景，这些巫祝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古巫了。

科学从巫学中挣脱出来，似乎把巫学身上微薄的知识也带走了。靠这些知识的衍生与进化，统治阶层与诸子百家从此踏入文明的广袤天地，亿万黎庶则如野草稗苗，被无情地抛在暗昧的巫鬼世界，除了打压他们不服从的意志，几千年来，很少再有人去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

二、流水王朝，永恒楚巫

屈原是儒是道？学界常有争论。其实屈原的文化血脉，巫学烙记最深。不只是他，整个楚国都是。熊氏以子爵立国，后来虽开疆拓土，发展壮大，但周天子摁着他，不给他抬升爵位，熊氏要想获得大国政治地位，自然要借巫觋之力。几代国君都自认蛮夷，自诩巫神苗裔，他们制造神符，改造祭祀，炮制谶言，构建新的政治话语体系，与中原分庭抗礼。随着楚国疆域的扩大，湘楚巫风非但没有消灭，反而得到了如火如荼的发展。火神祝融被请上了衡岳，湘君山鬼被纳为官祀对象。更有意思的是，熊氏还在楚国荆山卜问周鼎轻重，将楚地丹穴定为天命凤鸟的居所……这一系列神操作，把湘楚的巫鬼文化，养得那个枝肥叶茂。

相对其他学派，儒家脱胎巫学的痕迹最为显著，早期儒生都从事巫业，史书早有定论。六经中的《易》，更是与巫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儒学的治国方略最为了得，而是儒家心甘情愿将皇权作为服务对象，并奉上“君权神授”的灵魂契约。正因为巫根深种，使得后来儒家无论怎么精纯向学，也难除骨子里的蒙昧因子，并且时不时就会露出尾巴来。

贾谊在湖湘卑湿地，耗尽老庄玄思与儒家精粹，才勉强化解一只鵩鸟带来的楚巫凶兆，由此也在这片巫鬼之地，种下了后世儒生漫长的惧念。东汉谶纬神学勃兴，孔子成了“黑帝之子”，儒经被无限神秘化、符号化，开智识的倒车，使得儒学更加偏离科学方向，蒙昧的尾巴竖得老高。而就在儒家为统治者拼命炮制“天命所归”的祥瑞时，民间草莽早已现学现卖，混淆视听，发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语。

东汉朝廷的倒行逆施，让文明再度陷入泥潭，湖湘巫俗则有机会继续与官方“同频共振”。当《白虎通》将衡山钦定为南岳天柱时，湘楚民间原始的山岳崇拜，便与官方谶纬推崇的“五岳四渎”观念给嫁接上了。而楚巫的“征兆禳解”之术，在谶纬“灾异谴告”的推波助澜下，更是呼风唤雨，大行湖湘。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的“禹步”疗法，借助“禹得洛书”的官方传说，更是如虎添翼，遍及楚地。李弘起事荆楚，也将巫鬼习俗与谶纬神学搅和在一起，难怪王充在《论衡》中批判东汉谶纬时，会痛斥湘楚“巫含诡毒”。其实不过是相互借势、各求因果罢了，彼此间根本没有形成共同的利益关系。

《汉书》一言蔽之：“古称楚俗，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鬼巫，重淫祀。”史家在概述湖湘总貌时，第一次关注到了湖湘乡野百姓的精神生活，但只有六个字：“信鬼巫，重淫祀”。

东汉谶纬神学损害了儒学根基，导致两晋儒学式微，玄学之风滔炽。文人叩问本体，批判伦理道德，追慕精神自由，探求生死解脱。士大夫以清谈蔑视王权，用理性抗衡天命。你说你的“君权神授”，我讲我的“义理逻辑”，“竹林七贤”等人物，纷纷避世不出。

东晋长沙郡公陶侃，虽然镇压过湘州妖巫，但并没有大范围干预民间巫祀。同时代的荆州刺史桓温幕府，既纳玄学名士，亦收湘楚术士，庙堂玄理与民间巫术相辅相成。永嘉衣冠南渡，玄学得以进入荆湘。因上层管理宽松，甚至推波助澜，楚巫又与玄学搅和在了一起。“生属有，死属无”，长沙出土的镇墓文书，映射了湖湘巫术对玄学“有无之辨”的吸纳。而湖湘巫术的物精崇拜，则与玄学万物自生、各有其灵的观念悄然合流。

炼丹湘南，葛洪福至心灵，突然宣称“玄者，自然之始祖”，从此玄之一脉，便成了楚巫“自然神崇拜”的统领；梦托武陵，陶潜灵光乍现，将玄学的“小国寡民”理想与湘楚的“盘瓠神话”扭结一起，砌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桃源。凡此种种，草蛇灰线，如丝如缕，彼此缠绕，时紧时松。但稀奇的是，两者的浮沉命运，竟是毫无关联。

南北对峙，南朝将重兵布防在江淮一带，后方空虚，只得任由衡湘豪强与溪峒蛮族结盟，这时的湘水流域，处在半自治的状态。深山原始古巫悄然探出头来，与北来风俗互递眉眼，交融媾和，湖湘大地由此滋生出新的巫俗。

仔细想来，春秋孔子兴儒，到南北朝已有千年，湖湘民间的巫鬼风气，竟未消散半分，甚至还因朝堂的愚民政策，变得越来越浓郁了，越来越诡异了。剥离了智识的巫俗，就像鸦片一样，吸食之人自以为是在温养身心，其实却是自我戕害。庙堂里的大人们一直被皇室与门阀士族及新兴官僚地主之间的三角关系搞得心力交瘁，根本分不出神来，要改良风俗，将亿万黎庶从精神的囚笼中拯救出来。

三、文人眼中的巫鬼

如果不是这回的梳理，我竟是不知，唐代之前的王朝和官吏对乡风民俗的影响力几乎为零。从小就对盛唐充满美好幻想，这回我却被柳宗元的一瓢冰水，浇得个透心凉。

《童区寄传》，初中课文。花甲以下国人，七成学过。可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篇文章被掐头了。我得为教育家们点个赞，掐得好。若不掐头，会吓着孩子们的。

文章开篇，柳宗元以局外人的口吻，概述了南岭越人的生存陋习。说他们生性凉薄，将孩童视作商品。等孩童长到七八岁了，就捉去鬻卖牟利。不管是自家的，还是他家的。就算长成了青年，只要人瘦力弱，也有被捉的风险。当地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而侥幸脱逃的孩子，一旦长大，竟也纷纷以此为业。汉人官吏见有利可图，不管不顾，甚至暗中纵容。主人公区寄小小年纪，竟连杀两人，以智脱险，实属万幸。

繁华盛唐，竟有如此陋俗，谁又敢相信呢？更耐人寻味的，是柳氏的那份淡漠。文中既不见拍案而起的道义激愤，文章也不是上书朝廷的痛斥陈情。柳氏兴致所在，只是那个以智胜力、死里逃生的稚童。后世编选者算是深谙柳氏意图，要向少年们灌输临危不乱、急智频生的处世理念。柳氏天真，想凭借此文，广泛复制童区行为，而现在我们想倡导的则是“童区精神”。童区精神可以倡导，童区行为则难以复制，因为成功率太低。要想杜绝陋习，必须官府采取行动。

可以说，唐代以前，潇湘黎庶就像野草般自生自灭。官府治理粗犷，作风野蛮，只在征丁、派徭、催税、开矿时，才会想起撒落在广袤大地上的黔首。到了唐代，潇湘终于迎来了一帮谪臣，老百姓首次感受到了来自庙堂的温暖。

倒不是说以前这里就没有官员，而是科举前后的官员，有着本质区别。科举之前，旧官员基本是门阀望族的代言人，他们入仕的最大任务，不是治理百姓，而是根据自家实力与从龙之功，与皇室讨价还价，争利分肥；科举开启后，科场官员才把自己当作陛下臣工、天下的治理者。地方政务终于有人认真拾掇了，而不只是一味榨取。考核机制也逐渐完善。湖湘子民的潦草生活，进入了官方视野，并且有人记录描绘。柳宗元的《童区寄传》《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皆是如此。

与湘民如影随形的巫习，由此也被科场官员认真打量起来。柳宗元虽思想驳杂，儒佛兼容，但对潇湘鬼俗巫风，则抱反对态度。在《李公墓志铭》中，他对李公诛杀妖巫、捣毁淫祠之事大加赞赏。在《道州毁鼻亭神记》中，他更是详细记述了“鼻亭神”捣毁始末。古代道州是大舜的弟弟象的封地。鼻亭神指的便是象。

薛伯高出任道州刺史，见鼻亭祠修葺一新，香火旺盛，不由大怒。象为子傲慢，为弟阴毒，屡次谋害兄长舜，实乃罪恶化身，哪能容得他世代享受祭祀？简直是颠倒黑白、去善扬恶嘛！于是下令拆除鼻亭，将神像沉江。事后薛公还安民告示：“恶人才去祭恶鬼，胡乱祭祀难积福。”百姓这才头脑清明过来，未几，有歌谣传出：

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髡童之嚣，公实智之。鳏孤孔艰，公实遂之。孰尊恶德？远矣自古。孰羡淫昏？俾我斯瞽。千岁之冥，公辟其户。我子洎孙，延世有慕。

意思是说，薛公敬老扶弱，治病启智，政绩斐然。承蒙他过往恩德，老百姓相信他毁祠捣像是为他们好。柳宗元正是听了这首歌谣，感叹古道犹存，才录下薛公义举。

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特别关心民间疾苦。他的《赛神》与《道州毁鼻亭神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意在揭露淫祀之祸，希望朝廷加大禁绝力度：

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神亲。

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敛获，赛妖无富贫。

杀牛贳官酒，椎鼓集顽民。喧阗里闾隘，凶酗日夜频。

岁暮雪霜至，稻珠随陇湮。吏来官税迫，求质倍称缗。

贫者日消铄，富亦无仓囷。不谓事神苦，自言诚不真。

岳阳贤刺史，念此为俗屯。未可一朝去，俾之为等伦。

粗许存习俗，不得呼党人。但许一日泽，不得月与旬。

吾闻国侨理，三年名乃振。巫风燎原久，未必怜徙薪。

我来歌此事，非独歌政仁。此事四邻有，亦欲闻四邻。

“新乐府”提倡晓畅诗风，此诗果然童妪能解。同时代很多人曾讥讽元白“絮叨”，如今看来倒成了优点，若没有这等细腻文笔，后世又怎能窥探出唐代这种人人痴迷、个个癫狂、如坠魔幻的淫祀场景？

为了防止民变，官府没有雷霆扫穴，重拳出击，而是徐图缓进，扭转时风，将迷失者拉回现实。岳阳刺史还真把这事办成了。

而在另一首《赛神》诗中，元稹记录了更为诡异的巫事，官府有心“焚庙”，无奈巫风炽盛，阻挠不断，结果“逾年计不定，县听良亦烦”，只好不了了之。

元稹抵达当地，正逢“赛神”之日，庙前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看得元稹好不气恼，忍不住提笔向当地百姓分析利弊、辨明是非、谋划良计……总之是特别上心，难怪白居易会在诗中夸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

儒家原本出自巫业，也信鬼神天命，很多儒臣脑中都没有“淫祀”一说。唐代进士皇甫冉路过吴楚，见当地乡民正在为夏旱求雨，为远亲祈福，不禁想起自家枯萎的田苗与久别的兄弟，心念一动，便迈入祈神队伍，兴之所至，还挥笔献上了《迎神》《送神》两词：

启庭户，列芳鲜，目眇眇，心绵绵，因风托雨降琼筵。纷下拜，屡加笾，人心望岁祈丰年。

露沾衣，月隐壁，气凄凄，人寂寂，风回雨度虚瑶席。来无声，去无迹，神心降和福远客。

这位“大历才子”析诗为词，韵律曼妙，节奏由心，感染力极强，读之恍若鬼神亲临，氛围特别浓郁。儒家不反对信鬼，反对滥信滥祭，“非其鬼而祭之”。那样既费时光，又耗家财，还伤心身。皇甫冉遇到的那场祝祭，究竟是否属于淫祀，如今已很难界定。

《唐律疏议》虽对“制造、蓄养蛊毒及传授蛊术之徒”明文判处绞刑，但蛊毒之术与巫鬼民俗毕竟不同，前者属于邪术害命，犯之便触红线；后者为昧俗愚民，过度才酿祸端。唐代赵璘在《因话录》中初步划定了淫祀范畴：“非朝廷敕封，非官府倡建，纵是名山大川、帝王先贤，一律禁祀。对于生无功德、死无节行之辈，更不得随意拜祭。胡乱立庙，即为淫祠。尤其应该禁绝的，是那些假托鬼神、妄称灵验，乘人之危、谋财害命的罪恶勾当。”

可这只是文人倡议，并无律令行文。唐代官府虽已留意民俗民风，但该如何整治，并无章法，全凭当地官吏自行把握，以致强行取缔者有之，温言劝谕者有之，亲身入彀者有之，更多的是置身事外，听之任之，兴致来了，就记它一笔。

唐代皇权的辐射力与渗透力，其实依然有限，前有五姓七望，后有藩镇割据。京畿首善之地，时风民俗的管理，也许会当作考核目标。边鄙蛮荒之所，不过是谪臣们的“试炼地”，能将赋税收上来，朝廷就已经很满意了。至于巫俗害人，帝王根本没有精力去管，皇权真正担忧的，是庙堂与民间不同的信仰体系，会不会导致帝国离心离德。

借助谪臣的诗文，我们这才发现，盛唐锦袍下的黎元百姓，一直过着虱子不如的生活。那华裳艳服、酒池肉林、四万八千唐诗，从来都是王公贵胄、文人雅士的，潇湘黎庶除了永恒不变的辛酸与苦楚，其他什么也没有。

四、王权与巫俗的碰撞

盛唐还有更糕的黑暗面，吃人现象在唐代很严重。唐初魔王朱粲部众二十万，常以人肉为食。朱粲还放出豪言：“人肉最好吃了，只要城乡有人，还怕部队饿肚子吗？”

“安史之乱”，睢阳守将张巡弹尽粮绝，竟杀妾飨军。兵败之日，城内仅存几十人，三万军民在十个月内，被分食殆尽。张巡并非莽夫，他熟读儒经，出身进士。叛乱平息后，朝廷认定张巡无罪有功。德宗追赐他为扬州大都督，并“立庙睢阳，岁时致祭”。南宋状元文天祥也为他站台，夸他“留取声名万古香”。

唐末黄巢造反，部队缺粮，吃人不下三十万。五代十国，有名有姓的吃人将军更是不胜枚举。莽汉赵思绾爱吃人肝，为保新鲜，都是生取。枭雄苌从简偏爱孩童嫩肉，常派兵四处劫掠。

此风延至宋初，屡禁不绝。宋太祖“崇风俗，敦教化”，接连处理数起军中食人事件，并训诫军队，严禁滥杀，后才有“江南兴师，不戮一人”的美谈。到宋太宗时，不少文臣武将仍有食人嗜好，儒将柳开便是典型案例。

柳氏自视甚高，自诩“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他不但屡立战功，还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有人删改儒经，他一言不合，就提剑砍人，大骂人家搅乱纲常。自己却食人上瘾，常派部卒四处寻找判斩死囚，挖取肝脏。宋太宗认为这是士林耻辱，要将他撤职查办。他恸哭忏悔，才逃过一劫。

从唐代藩镇割据，到五代王位频更，文官思想芜杂，武将品性鄙劣，恶俗沉渣泛起，世风江河日下。唐两百余年，由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走四方，敦风俗，才有起色，但战乱又将它打回原形，甚至比春秋战国时都不如。这也是宋朝“重文抑武”的重要原因。

五代虽乱，乱在中原，马殷割据湖南，行“保境息民”之策，鼓励茶瓷贸易，疏浚湘沅水道，“凡五十六年，境内粗安”。北地杀人盈野，政权频换，礼制风俗败坏殆尽，湖湘却未受到较大冲击，传统犹存，风俗依旧，只是这风俗益发蛮荒了。

“贞观之治”，湖南人口仅三十余万；至“开元盛世”，人口也才刚突破百万。而北宋元丰年间，湖南人口就有三百万，到南宋嘉定时期，人口已满四百万。人口暴增的原因，除迁徙与生育外，也表明朝廷的管控力在逐渐增强。历朝人口统计与辖区实际人数，都有较大出入。唐代疆域辽阔，勤政官员有限，只能实行粗犷管理，致使盗匪坐大，蛮酋自雄，很多化外之民，都没有进入统计范畴。

宋朝疆域狭小，不及唐代一半，但官僚体系已然完备，书院教育尤其充分，各级儒官都有冗余，疆域治理变得精细起来。特别是南宋，疆域更小，若是按照现在的行政划分，湘赣是南宋仅有的两个内陆核心省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湖湘既是经济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

唐代为官湖湘，多属贬谪。南宋为官湖湘，则属重用。疆域的不同，导致官员入职的不同心理。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国士报之。豪情赴任，干劲十足，辖区民生指数，一路迅速攀升。别看那会儿湘南时有暴乱，其实是山林蛮族因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而做的“困兽之斗”罢了。辛弃疾为“北伐”所创的飞虎军，拿去湘南平乱，简直是手拿把掐。南宋湘水流域的王化程度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无论汉蛮，都是一体纳粮的王朝子民。

土地垦殖了，人口滋长了，经济繁盛了，接下来的要务，自然是整合文化、改造人心，让所有黎元都沐浴在诗书礼乐的阳光下。野蛮生长的巫俗，终于与主流意识形态正面抗上了。依法依规，宋朝开始对不符合礼制祭祀，进行全面整治。

《宋刑统》不但明确了淫祀内容，并对淫祀组织者、参与者及负连带责任者，都有标准量刑。对官吏，有定期巡查细则；对民众，有举报奖励措施。三管齐下，让一桩桩巫鬼案，接连浮出水面。洪迈《夷坚志》中的一个案例，颇具代表性：

湖南风俗，好事妖神，杀人以祭。尤以儒生为上祀，僧次之，余人再次。其法：夜设祭坛，罗列酒肉，缚生人于柱，剖取心肝以献，谓神最嗜此味。

绍兴年间，一闽地士人自广西归，途经永州，日暮迷途。遥见林间灯火，趋往求宿。茅屋数间，一老叟迎出，须发皆白，自称李翁。延客入内，礼数甚殷。命其子备饭，俄顷酒肴齐备。

入夜，一妇人引少女出拜，年约十七八，容色明丽。妇人笑谓士人：“家贫无以为礼，小女略知侍奉，愿荐君子枕席。”士人愕然推辞。妇人固请，少女亦含笑近前，含羞解带。士人难却，遂流连数日。

女每夜必至，携酒肴共酌。一夜，忽泫然泪下。士人诘问，女悄声道：“此家欲杀你祭鬼！宜速自谋。我亦良家女，被劫于此。遣我侍君，实为绊住君身。祭期在望日夜，事急矣！”

士人大骇，求脱身计。女曰：“后院西墙有洞，通山外小径。今夜三更，我当为君开门。”至时，女果至，秉烛引路。至墙隅，指一穴：“由此可出。”士人欲钻，女忽牵衣泣曰：“妾泄此谋，必遭毒手。君若念旧情，他日过长沙，请告妾父母，言阿翠死于此矣！”解所佩香囊相赠。士人方欲慰解，闻户外脚步响，女急推士人出洞，自阖其门。

士人匍匐而出，果得小路。行一里许，闻宅中喧噪四起。天明，至前村告里正。偕往视之，唯见荒冢累累，一新斩头颅系于枯树，旁遗一香囊，即女所赠。里正道：“此乃积年妖冢，岁需生人祭。”士人恸哭，备棺葬之。后访长沙，果有吴姓女子名翠者，五年前随父赴任，途中失踪。其父已逝，母尚在，闻讯悲绝，遂同往迎骨归葬。

无独有偶，《墨客挥犀》《宋会要辑稿》《名公书判清明集》等书籍亦有类似案例。镇“巫鬼”，扫淫祀，官府致力改良民风，文人自是踊跃发言，著书评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

陆游在《条对状》中认为这些“妖幻邪人”，比“饥馑寒饿”引发的山林聚啸，危害更大。《夷坚志》还以“樟柳神”为案例，表明实案易判，巫习难除，很多淫祀案只能“治标不治本”。长沙巫女冒充“樟柳神”预言祸福，被朱熹弹劾。巫女虽被镇压，可潭州樟柳之下，香火仍然不绝。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中认为，贫穷煎迫下的无奈之举，久了也会演化成为巫俗。岳鄂乡野“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这种“薅子”习俗，在湖南绵延了很久，直到20世纪60年代，湘南某些山村仍然存在。

宋代淫祀案，超唐代六倍，可谓成效显著，但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重压之下，巫俗要么玩起了“躲猫猫”，要么改头换面，披着佛道外衣，“接着奏乐，接着舞”。“梅山教”就是在这一时期创立的。它糅合了傩祭与道教雷法，虽巫气弥漫，却难以界定，官府稍一犹豫，便成了“庞然大物”。之后数百年扎根湖湘，尾大不掉。

宋代能把乡风民俗纳入治理内容，充分说明朝廷权柄全面覆盖帝国后，尚有余力进行精细化管理，“王权不下乡”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了。从这点来说，小巧而精致的宋朝，比之前任何一个大王朝，都更完备，更成熟。

五、高压下的韧性

元朝疆域无垠，湖湘弹丸之地，自然不受重视。蒙人信仰“长生天”，又将藏传佛教奉为国教。其政体粗疏，宗教混乱，整个朝廷就像一个草台班子。而南人作为四等贱民，除了纳粮缴税，再无其他用处，只会任其自生自灭。

尽管藏传佛教是国教，蒙古贵族却不会向下等人去推销，这样一来，巫俗又野火燎原，迅速遍布湖湘，宋朝的移风易俗，就像暗夜湖面刮过的一场微风，到下一个时代清晨，找不到半丝痕迹了。江西大儒揭傒斯的《赠医者汤伯高序》便是明证：

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今为甚。凡疾不计久近浅深，药一入口不效，即屏去。至于巫，反覆十数不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责，殚其财，竭其力。卒不效，且死，乃交责之曰：“是医之误，而用巫之晚也。”

历代湘人读了这段文字，想必都会苦笑一声，“药罐冷灶台，神坛香火旺”，巫心千年，此情与共。这番情形，我小时候在乡间也屡见不鲜。

《大明律·礼律》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妄称弥勒佛、白莲社等名目，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较之《宋刑统》，《大明律》更精细、更严苛，士绅自治不再是维持乡村秩序的唯一途径，“里甲制”与“户籍制”将乡村正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大明集礼》《家礼仪节》作为公序俗规，被发到了每一个乡村宗族。官府只要风闻死者的随葬品“逾制”，哪怕是掘地三尺，也要将它销毁，简直疯了。

尽管这样，遍地巫风，仍屡禁不止。万历《湖广总志》就坦言承认：“永、宝诸郡，巫祝横行，官不能禁。”永指永州，宝指宝庆，也就是邵阳。

“淳风化俗”是一项技术活，有点豆腐拍灰的味道。明代手段刚硬、火力全开，效果未必比宋代好。《宝庆府志》称：“山民病不延医，专请师公跳梅山”。新化村民甚至以梅山法术笼络信众，在万历年间集体抗税拒捐。《永顺宣慰司志》载：“土人祭鬼，屠牛歃血，官不能禁”。衡阳“五通神庙”在官方文书的登记名是“五显灵官庙”，庙内供奉道教正神，祭祀时，却偷摸着搬出几尊邪神来，真让人啼笑皆非，如此举动，既糊弄人，又糊弄鬼，还糊弄神，能灵验吗？

满清的宗教体系比元蒙更成熟。虽然需要儒家治国，不得不接受儒家神祇，但他们也不会摒弃自己的族神。而为了藏蒙的安定团结，藏传佛教也必须重视。

结果紫禁城每天上演滑稽剧目：皇帝白天在乾清宫内，与大臣讨论儒学治国；晚上则在御书房中，跟活佛研习藏传佛教；傍晚，坤宁宫外杀猪宰羊，萨满举手向天，念念有词；到了特定节日，皇家又要按照儒家的那一套，去郊外祭天敬地。没有办法，面对复杂世情，清政府只能选择和光同尘，实用至上。

正因为复杂，清朝只保留了儒家正统信仰，对湖湘淫祀实行全盘封禁，其势汹汹，超过明代。《大清律例》规定“禁止师巫邪术”，一切巫鬼活动，皆在禁止之列。

据《永州府志》载，乾隆朝“蛊毒案”震惊朝野。当时永州一带，不少民众腹痛、癫狂，甚至死亡，疑似“中蛊”，乡民互相猜忌，乱指蛊婆。乾隆趁机严旨彻查，有人屈打成招，供出“蛊药”制法。官府由此在湘南掀起血雨腥风，砍头流放，焚庙毁祠，不在话下。可最后巫俗被拔除了吗？《永州府志》证明那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信鬼轻生，怠业寡积，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遁；婚姻多尚财帛，育养顿忘本姓；内外不禁六婆，妇女轻入寺院；市井喜学刀笔，子弟游手六博；婚礼不知亲迎，丧礼或反讴歌；椎埋不逞，窃发萑苻；雀角鼠牙，频兴讼狱。其尤弊者：疾病不求医药，专信巫鬼，破家竭财，相率为荒唐丑陋之事。济则归功于巫，不济则归过于命。

“椎埋不逞，窃发萑苻”是指盗匪隐没草莽，四处劫掠。这般情形，不会比唐宋好多少。其实不管政策如何，甚至不管政权如何，只要文盲与贫穷不消除，巫风鬼俗就很难在乡村消亡。据统计，当民众识字率不足四成时，无论怎么“斩草除根”，巫俗的复苏率都会超过八成。或许这就是两千年来，湖湘百姓都无法摆脱巫风鬼俗最本质的原因吧？

如今，湘西梯玛仍在进行与屈原《九歌》中描述类似的降神仪式；沅湘农村“冲傩还愿”的习俗依然盛行；就算在现代都市，算命、看风水等巫俗也从未断绝。很显然，再猛烈的科技浪潮，也无法抹除湖湘巫俗的顽强生命力。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巫俗已成了湘民身体的一部分，它藏在血脉深处，就算刮骨剔髓，也难将它清除。我们都是文明和愚昧、理性与感性的混合体。心灵储存了所有的历史密码，巫鬼思维也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

湖湘艺术家依靠巫鬼文化，反倒拥有得天独厚的美学资源与想象空间，他们“妙手回春”，将巫俗暗能量成功转化为照亮精神的光芒。科学思维与巫鬼思维就这样在湘民头脑中并行不悖。

我是这么想的，在一个被科技彻底“祛魅”的世界，万物有灵、人神共居的世界观，反而是对扁平人性和智识的中和与补充？我们对自然的崇高敬畏、对生死的独特理解，以及对超验体验的自由心态，也许是这个技术饱和时代所急需的精神资源？

站在AI时代门槛上，面对马斯克给我们描绘的魔幻未来，回望这片巫鬼横行的乡野大地，我们或许得选择与历史所有的暗昧一一和解。毕竟那个巫鬼世界，不仅包含我们需要超越的局限，也珍藏着我们不该遗忘的智慧。就像我们喝着湘江水长大，谁又要将里面的营养与毒素剖析得那么清楚呢？不管如何，我们终是长成了湖湘人的模样，妍丑俊陋，都不去后悔了。

【谢宗玉，湖南安仁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有多篇作品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及多种年度散文、小说选本。著有《千年弦歌》《谁是最后记得我的那个人》等17部文学专著。获过各类文学奖项1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