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唐诺，本名谢材俊，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著有《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世间的名字》《尽头》《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求剑：年纪·阅读·书写》等。

一字千金这个成语，以及它的故事，由我来说可能会藏不住一丝遥远的恨意，没办法，小时候被它“骗”了好些年──从最先知道这个成语故事，到终于读到《吕氏春秋》这部书的长段生命悬空时光。

依《史记》，这发生在吕不韦的权势巅峰时日，其职位是秦相国，关系是秦王政（即秦始皇）的“仲父”。当时，招宾养士是大权贵者的时尚的玩具，可能还是竞赛，显然也很在意此类声名的吕不韦也养了三千人之多。而他“废物利用”（商人思维，既然已经付了钱），要门下宾客完成一部总览古今的大书，是为《吕氏春秋》，二十多万字。这还不够，书成，吕不韦拿去公布在咸阳（国都）城门口人来人往之字，声称若有人可更动一字，赏千金，大致如此。

真是个太有趣的家伙，个性如此鲜活欲滴，也可以说是个人类历史提前一步出现的人物──完成《吕氏春秋》这部由他冠名实则由“鬼影”作家执笔的大书只是其一。我们很容易也想到19世纪的大仲马，他的不少小说一样不是写的，而是“生产”的，由他雇用的那些无名书写者、文字劳工完成，“大仲马”其实应该不是作者署名，而是产地标示，产自“法国·巴黎·大仲马小说工厂”。他的经典之作《基督山伯爵》是精彩的、直刺人感官及其种种欲望的书，这几百年来仍填补不完的人心隙缝，至今仍不断变奏生产，正是时下那种伪装、复仇、逆袭、打脸、夸富享乐的网络爽文小说的原型，某个最初也最后的神。

吕不韦真正厉害的是这个。司马迁很成功地记叙了他高人的针尖般的思维、商人的看人看物看世界的方式、商人的人生。我想，司马迁的稍许困扰在于词汇还不足，彼时商业性的、经济性的字词铸出很有限，能写到这样已非常了不起了──

司马迁完全不交待吕不韦的来历，直指核心般地如此开头，“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商人独大的身份压过其余一切，他以“往来贩贱卖贵”的方式积累了“千金”，但也许不该讲是财富，而是人生的第一笔资本形成，所有事情这才开始。

接下来的投资，他看到的是这个。当时的秦太子、也就是下任秦王的安国君，他的正室华阳夫人无子，而安国君的庶子子楚作为人质押在赵国，处境很悲催（或说价格很便宜），因为秦赵世仇连年交兵，子楚不仅尴尬，还贫困缺钱。“此奇货可居也”，奇货，珍罕之物，投资回报率极高的商品；可居，可持有，坐等时机便价格飞涨。仍是贩贱卖贵，只是这回贱买的是没价格如自由取用的落魄公子，贵卖的是当前世界价格最高的大国君王，历史鬼使神差，日后又上涨一波成为更贵的皇帝。

古来，甚多人想当帝王，也不少人，不管出于悲悯众生或出于自利自恋云云，想当辅佐帝王的人，所谓国师。但吕不韦异想天开，对他而言，帝王不过也是一个商品，除了利润大有不同，和卖粮、卖农具、卖布匹并没两样，从生产到营销。

完全不惑于帝王的神圣性及其种种刺眼光芒，只用自己的职业目光看它，用自身的职业操作取得它──有趣，或应该说悲哀的是，千百年后，帝王只是商品，帝王之道是高明的骗术，这两者皆成预言，只是没这么纯粹而已。

严格讲，彼时的子楚还不成其为商品，比较像原物料。读《史记》至此，我们这才发现原来吕不韦的“千金”竟是实际数字，他把“千金”拆两半，五百金投入生产，另五百金用于营销，all in（全押），一抓住商机就悍然孤注一掷的商人、狠人。

生产端，全然不是国师型那种师徒教导的提升方式，这太慢太沉重了。吕不韦很“现代”地看出来，帝王毋宁说是那种今天我们说的“梦的商品”，真正贩卖的是形象、是意识、是梦，也只有卖梦才能有如此快速且不合理的巨大增值。因此，改造的不是子楚的脑子和心，而是“样子”；不是帝王的种种必要专业能力，就只是所谓的“贤名”，如缝制一件华美合身的袍子。所以，五百金悉数用于结交各国权贵宾客，宾客的角色可能更有趣，宾客便是彼时的网络水军、是彼时的带货网红。

营销端，帝王这个商品就只（需）一个买家。这种特许的、寡占独占的、“卖与帝王家”的特殊商品，如子弹打同一个点，最佳（或唯一）的贩售方式就是游说，一如华盛顿最高比例的人口就是游说者，那些意图把商品天价卖给美国的人，满街满咖啡馆满餐厅都是。吕不韦的游说对象是刚坐上王后大位的华阳夫人，她亟需一个孚众望的、看来担得起下届秦王大位的儿子，这是她坐稳大国王后的最后一个致命缺口，最后一块拼图。没法自己生产，就只能进口，只能通过购买，而子楚本来就是提前为她量身打造的（吕不韦此一赌上全部身家的提前作业真狠），而且不用她付钱，吕不韦索要的巨大收益由秦国买单。

我们耐心地、稍稍过火地把《史记·吕不韦列传》用今天的语言重述一次，为的是把他从历史上的那一排“仲父人物”中分离出来，吕不韦是管仲，不是诸葛亮、王猛，他“规格”不同，有诸多首创的、当时的世界还没跟上来的成分，有些东西太新，还没有名字，也没恰当的语言文字来说它。语言文字要进一步，得等到足够数量的人认识它承认它并习惯它才真正成立。所以说语言文字是社会习俗的印证，是概念的一个个结晶，也是思维的一次次限界，什么时代的语言文字，便可以告诉我们彼时的人们想到哪里、推进到哪里。那些超出当下的东西，漏网般很不容易用既成文字来捕捉来表述，一不小心就把它们“认回去”了，把它埋回陈旧的事物堆里，所以历史往往有必要重述，不仅仅是利己性地获取，也包括利他的还历史上某人某事一些清白，我们有更恰当的文字语言可以让它更完整更准确。

吕不韦，总是被认为是个规格不足的、没实力只靠诡计窃位的次等仲父，失去了他仅有的那点光辉。确实，他哪一点都比不了管仲、诸葛亮、王猛等人，但他是“另一种人”，独一无二，包括他的全无内容和他全然不在意内容。日后，这居然成为一个辛辣味十足的历史预言──帝王是商品。不是投身明主致君尧舜，就只是生产、贩售一个帝王。

彼时没纸张，大而沉重的二十万字之书就这么搬到人来人往的咸阳城门，吕不韦这是干什么，后世不少人看出蹊跷来──确实假假的。这绝不是个可让人仔细读完厚厚二十万字之书的场域；而且，诉求对象先就大有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彼时能够精密使用文字的人必定是极其少数，真心要好好改稿乃至于有心挑战，这些有数之人很容易辨识并召集起来，咸阳城门口熙熙攘攘的人们谁能改呢？就算真能，你改改看？这钱镜花水月你敢拿吗？生产《吕氏春秋》时，吕不韦的正式职位已是相国兼仲父，寻常人等，会绕着路走吧？

说真的，《吕氏春秋》的文字究竟改不改得了？站在两千年后的时间优势位置这么说或许不很公平──我读过《吕氏春秋》全本，我以为文字的交换更动并不难，整本重写都可以（所以，20万×1000金？）。文字世界，人经历、记忆、思维、想象、希望所依存、所竭尽所能投入的不思议的世界（这也是我每次翻阅《辞海》必定唤起的万千感慨），所谓文字的准确，乃至于夸张地说，文字的绝对、文字的完美，不是如此，从来不是这么幼稚的游戏。

所以说，这只是一场好戏，或一次提前又提前，堪称大成功的商业营销campaign（运动），二千年后仍这么多人知道它记得它，但记得的不真是这本书，而是这一演出，只是它设定的收益是声誉而非财富，这才是这时候的吕不韦要的东西。咸阳城门口的人们也不是目标顾客，就只是无酬的、不必发便当的群众演员氛围演员。吕不韦此人，以及他的种种作为暨其背后的思维，换由商人的角度来看，一切就说得通了，且简单、熟悉到不行。说回头，这仍得感谢司马迁，大书写者，一个大史家怎么能不是大书写者呢？否则他如何抓住、如何重述历史幽微又颤动不止的真相呢（我大学念的是历史，知道这是史学训练里最被轻视、误解以至于缺乏锻练的必要能力）？讲吕不韦，司马迁以如此不足够的当下文字，很成功地把最该看见的部分以某种“材料”的方式存留下来，通过他的叙述选择、叙述安排，让我们不会错过。司马迁清清楚楚知道要讲、要指出吕不韦此人的哪些事。

司马迁极可能就是中国最好的散文书写者，至少，数千年中国书写史，我真想不出来有谁比他好。

再来问，《吕氏春秋》，吕不韦轰轰烈烈搞这一场，脑子里有想到孔子的《春秋》吗？我猜有。如果真的有，那就更有意思了。

这么说，吕不韦成功“卖”出了子楚，该赚的都赚到了，下一笔投资在哪里？作为一个野心满满（借日本人的说法，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野心块”）、很难停下来的大商人，一定会颇不舒服地发现自己困在一个施展空间有限、商业天花板太低的老世界。这和“屠龙之技”的故事正正好背反，合适他的世界不是已然消逝，而是还没来。秦相国，而且还是加挂仲父头衔、优化版的相国，事实上，依《史记》撷取的八卦，秦王政还是他的子嗣，血脉都成功替换，或说，连未来都赚完了。站在生命这一极点上的吕不韦，让我想到帝国大扩张时代英国那个派驻非洲的总督（名字给忘了，我这年纪最得而复失的部分。见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帝国主义卷）。是在南非对吧？话说得如此狂妄（有着大病般的狂妄），却也真的沮丧如困兽，是的，都征服了，极目可见的人，极目可见的土地、河流、高山，就只剩头上的日月星辰了──

还有什么够大的事可做？站在世俗权势财富峰顶的漫漫长日，前前后后有好几年，《史记》就只写了《吕氏春秋》这事──是司马迁的慧眼选择？还是，这真的是吕不韦煞费苦心找到的，“主要做着的那件事”？

《吕氏春秋》，拆开来，“春秋”二字原是专属之名（权利上则当然是公产，只要你好意思，取用无偿），稍后，更上达为孔子那一个大历史作业和那本伟大的书。吕不韦选用这样的“春秋”二字真是偶然吗？“吕氏”吕不韦霸气地又把这两字置于其上如同宣示主权，“我的春秋”。不是秦，所以并非我以秦相国身份主持的公家成果，就只是我一个人的，我吕家的财产。《吕氏春秋》这和《孟子》《管子》等由后代之人辑成并命名不一样，毋宁说是如今我们很熟悉的“冠名”（书、电视节目。对了，尤其大学里的论文提交以及大楼捐赠，我查了下，台大有“万才馆”“霖泽馆”“积学馆”“明达馆”“博理馆”“梁次震中心”“永龄生医工程馆”等，全是大商家、大商人之名），谁出钱多归谁。吕不韦这家伙真的非常“现代”。

另一，算间接证据吧──一字千金。孔子改写鲁史春秋，其作业方式便是一个字一个字思索、辨识、拣择、更动，不可思议地书写，细如针尖细如粉末，且一个字一个字“都像刻在花岗岩上”，郑重到神经质的地步。孔子把单一一个字的力量用到极限，后代儒者甚至夸张地说：“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还说一个字就吓得不少人再不敢做坏事（或心里不敢但仍继续做坏事）。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想，一字千金，正是商人对孔子《春秋》此一作为暨其成果的一种理解方式、应用方式？把一个字的如此价值“价格化”（一件华美外衣，售价千金）。价值数字化，18世纪大经济学者李嘉图等人也是这么做，而这正是价格理论的开始。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讲。

这不是拉一踩一，不是无聊地硬把吕不韦和孔子扯在一起──我相信（毕竟历史直接证据太有限），建立这仅有的联系的，是吕不韦自己，从《春秋》到《吕氏春秋》，这是他又一次异想天开，他苦心才找到的——还有什么东西比帝王这商品更大？处在比现世的权势财富顶峰还高耸的位置？就只能去天上、到未来才行吧。越过此生，吕不韦选择的是未来，财富和权势穿越不了，此次的目标是优质声誉，也恰好是他此生还不足的东西。

“买一个天堂的位置”，这几乎是那些“什么都有了”的人一定会想、还设法去做的事，历史一路下来到除魅殆尽的今天依然不衰，以至于有点诡异，这些理应最现实最唯物的大成功者总会反向生成某种神秘思维。其差别只在于本人素质、程度高低不等而已，像是，稍后变成秦始皇的秦王政，想的就是长生不死，企图直接固化全部权势财富于一己身体（显然又和他那无穷自然数般的帝王继承设计完全矛盾，但人的妄想无法也无须统一，如果成功，只苦了那位“永恒第二人”的老太子），这与其说是吕氏血脉觉醒，不如讲是此一权势财富生命位置、生命时刻的特殊触发，念天地之悠悠。只是，写一部《吕氏春秋》和寻觅长生不死灵药，吕不韦的想法要高尚多了，也更富他的商人本色，目标具体，生产过程能有效控管，成本显然也较合理。

把吕不韦和孔子摆一起感觉如此荒谬，恰恰好说明──这两部春秋之书“不像”，完全不同档次，后世之人遂自动断去两书的联系。《吕氏春秋》其实不差，只是因为吕不韦树立了一个太高太远的目标，只能算失败收场，配合如此精彩的营销企划也没用（但我坚信，曾有这么一小段日子，《吕氏春秋》的名气大过孔子《春秋》）。孔子的《春秋》，“作者安静地写，读者安静地读”，朱天心以为是书写者／读者最理想的关系样式。

如此严格意义的“失败”，其实是可思议的，若用我出版工作的经历来说，这是常见的，也许更直接地说，是必然的──于书写，吕不韦当然外行，并且，和日后做类似事情的大财富、大权势者一样，他们总是比寻常人等多一种外行，这是苏格拉底以足够多的抽样验证过的——不知道自己外行，比外行还多一个外行。基本上，这无关本人的心性品格甚至无关聪明，就算已保有警觉，也很愿意倾听，但他们就是不容易听到应该听的话，也少有人肯来挂那个“你外行”的铃铛。像是《吕氏春秋》千金悬赏，当然并非一字不可改，但，早在汉代便有人直言：“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也。”

以及，就算已警觉，人还是会高估自己手上权势和财富的力量，高估自己的珍贵的成功经验。而书写领域，极可能远在权势财富之国所及的最边缘之地，尤其，当你要的不是一般性的书写成果——把目标设定到如此高度，便只能最不干扰地依循书写自身独特的价值信念、思维方式及其工作方式，是以，权势和财富世界的种种，倒过来成为指指点点的障碍，成为不断回扯的力量让书写回转平庸──当然，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处处扞格，这不太是权势和财富的不幸，比较像是书写者这边的大不幸。

比外行还多一个外行，最有趣的是，《吕氏春秋》书里明明就有这几句已说了、对了、警觉了的话：“知不知，上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所以呢？

只来说工作方式的大不同。《吕氏春秋》是集体书写，由吕不韦动员他养的门下宾客来写；孔子《春秋》则是彻彻底底最孤绝的书写，把眼前实然世界一个字一个字修改成应然世界的模样，毫无现实条件支援地一人单独拔高，那是孔子某个高远心志的异想天开，我想不出来历史上还有哪本书是这么写的。这一字一字不晓得冒犯了多少人，但对孔子而言，他真正在意的危险不在当下，而是未来——我这么改对吗？于后世之人，我这是正确的指引还是不知不觉误导了他们？是以，这是那种宛若护持着人心中那一点微火不可熄灭、踽踽行于风雨飘摇的人间历史之路的一趟书写，没办法也不可以让别人加入。“谁也救不了你”（加西亚·马尔克斯），书成，都还犹豫该不该拿出来。我们说是注定，从书写开始，这一切便已注定，这是两部完全不一样的书。

（于未来，一个是去攫取声名，在差不多已拿完现世声名之后；一个只是把关怀和责任延伸到后世，他们应该看得出我已倾尽所能了──始自于书写的根本心志，注定不同。）

也许不必复杂地想，直接看成果行了，历史证物堆积如山──我是出版工作者，这是我几十年的日常，太清楚了。集体创作（“集体”“创值”，这几乎是悖论），仅限于那种百科全书式的书籍，集众人之力，好处是资料搜集完整，不易遗漏，不易偏颇，展开来的是广度而非深度，因此，它的天花板高度总有限，通常也不寻求这个，而是向下惠及众生，铺石头一样，作为一个有出息的社会的必要知识基础、知识准备，好让个体可以飞得更高，大致就这样。

中国一气通贯、仿若万世一系的二十五史（或二十四、二十六，这无妨），也是个明确的证物。丝毫不必怀疑，起步即巅峰，最好的就是《史记》，如果稍稍从严格（窄迫）的“史学意义”拉开来，也看书写质量（捕捉能力、叙述能力、解释能力……乃至于那种难以言喻的处处文字灵光。“Aura”，原是宗教画圣像背后的光环，本雅明成功“抢劫”出来，用为所有文学、艺术的高妙概念和视角，感谢他），《史记》更好到独一，如鲁迅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好到总是屡屡冒犯世界。而《史记》书写者就只司马迁一人，尽管他有太史令的官方身份，但这趟书写自始至终不见任何集体性成分，也没国家支援（好险）。事实上，他处处悖反着王朝，也因此不幸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这让他更远离人群孑然一身，甚至想把《史记》这一志业成果收起来如和现世绝裂（“藏之名山”，《报任少卿书》，绝佳散文）。往后，史书编纂（已渐渐不能叫书写了），正是一个国家不断进入、接手的过程，也是一个工作人数不断增加的过程。由一人而集体，肉眼可见的成果是，书愈来愈厚，连同一堆昆德拉所说“那些只配被遗忘的东西”，流水一般，人读过也不易留存记忆如微中子穿过身体，就像乔伊斯《尤利西斯》演示给我们看的那样。我自认记忆力不恶，也还真不放心地把这堆史书从汉到清全读了（三十年前那段如学屠龙之技的埋头读书的日子，又笨又认真……），记得住的真不多。日后治史，愈厚愈收束成单纯的“史书”，或说“史料”。

也注意到每则叙述后的所谓“赞辞”吧？《史记》是“太史公曰”的点晴之笔，极少量的锐利无匹的文字，是司马迁涉过每一截历史、一种人生的洞见、悲悯和谏言；日后，此处则是成语大全。

集思广益，大部队大阵仗也似的纠众而行，需要够宽的坦坦大路，是以只适于一般性层面的、公约数般的思索。然而书写，三两步之后就是通幽小径了，竹杖芒鞋轻胜马，仅容一人，甚至很快连一人都不容，得披荆斩棘还不晓得开不开得成路。真正进入书写，是无法进行讨论的，只因为没有人和你在此同一现场，没有人跟你一样走过之前的路；也许有，但那只能是另一个踽踽独行、做过同一个梦的书写者，你只能通过某一本书遇见他，如安慰，如获至宝，而这种仅有的讨论是静默的，不惊扰不会吓跑那个胆小的书写之灵。

当然，也有某些书写者喜欢把才写到半途的作品给人看、念给人听，过去欧洲尤其巴黎那种所谓上流的、通常由贵妇出钱出场地的文化沙龙，这甚至是常规节目。但说真的，这种带点浮华的书写习惯并不好，真正精微的、困扰的、需要思索抉择的东西此时是说不出来的，书写者甚至连问题、连自己需要什么都说不清楚。于书写，我唯一能想到的正面效应，只能是某种人体实验也似的确认，从听者的反应，听者表情的微妙变化，心领神会的某种东西作出的微调。

所以说，咸阳城“一字千金”这场骚动，不真的想更改乃至引发讨论，这只是单向的营销大戏。《吕氏春秋》这样一部集体性半述（编辑）半作的书，基本上行于一般性认识层面，说理析理是大框架的，文字遂也是大而化之的。如此层次的文字简明即可，不必敏感，不必试探，不是稍微严格意义的“准确”，书写者意不在此、能耐也不在此。《吕氏春秋》，在某种公约数式的简约收束前提之下，这样的文字更替交换毫无难度也不需要。

或者我们公平点来说，春秋战国（两千年前）当时，文字仍处于“初级使用”的曙光时刻，文字是工具性的、追随的，还没有自身的美学目的、美学途径，更遑论那种微火般点亮、燃起、倒过来拉动思维前行的力量。文字的诸多可能仍是蕴藏的、潜伏的，它一次次从当下的制约中伸头出去，但只在那些冲决出当下限制的作品里，都是个体的、个别的，像是司马迁，像是庄子（不管他是一个人，或传递着思索的好几个“一个人”），或像南方的屈原。人的心思飞越出去，世界有了不同以往的新颖形貌，这非比寻常的东西需要不同于此时此刻的文字来命名来指称描绘。所谓不同以往的文字，并不必是新的字（非拼音性的汉字尤其明白，中国的大造字基本上已停止，进入了转注假借的“用字”阶段），重新交织组合既有文字，开发、释放出它的潜能就行了：新词、新字句、新语法、新的远近纵深……

插个话，简单交待我和“一字千金”故事的一番“仇恨”。吕不韦把千金之价重重压在书中每一个字上，在我们那普遍贫穷的童稚时光，很容易理解为──既然每一个字都无法改，每一个字都比千金还贵重，那不就是唯一、是所有的答案吗？因此，何等华美。《吕氏春秋》遂成为完美的、最终的、如万千文字尺度的书，绝世武学密笈那样。其实，《吕氏春秋》流传不广，何况六十年代当时宜兰市那仅有的两三家小书局。多年后，我才在台北重庆南路书店街买到《吕氏春秋》，梦醒时刻，啼笑皆非。

被糊弄了约十年。

当然，自会在时间大河里冲走的童稚谬误无关紧要，只是一个记忆而已。但这种唯一答案的、完美文字的迷思由此开了头，日后我真正在意、事实上困扰到很想打人的是这个──所谓纯正中文。

时间就是流逝，万事万物都躲不过时间变迁，文字如是，国家民族（其概念、其内容构成……）亦如是。所以文字不能停，不可以固化自己，就算不能够抢在前头引领世界（这其实算常态），也必须尽力跟上世界。

2023年秋，我到北京当了次小说奖评审，读完了一大叠当下小说。其中很厚的一部，没通过初审，网上一堆叫屈。写的是清乾隆朝的故事，最特殊的是其文字和说故事的方式，像侯孝贤他们拍《刺客聂隐娘》得把什物道具“做旧”，小说完全仿用当时的说书体，文字做旧的完成度也相当可以。但怎么说呢？作为一部作品尤其是享乐性小说，这都是堂堂正正成立，某种特殊的文字工匠技艺云云也可供玩赏。只是，回归小说书写的最基本的认识、思索、揭示的本质，我们很容易发现这部小说被自己设定的文字和语法“困”住了，书写者必须让文字回到、止于乾隆当时，剔除干净往后这二百五十年的全部新词、新语法、新句型。博尔赫斯讲，你模仿一个人说话是想要像他那样想事情，这话较冷血的另一面是，往往，你也就只能像他那样想事情了。也就是，被一并剔除掉的也包括（几乎）所有这二百五十年人才知道、才辛苦学会的所有东西。我们缴械般让自己以所知甚少、近乎两手空空的方式回去，认识能耐、叙述能耐直接退回到二百五十年前的水平，做到最好也高不出当时某个精彩的说书人多少。也因此，这样的小说基本上是表演，某种模仿秀之类的，当然，模仿秀一直很受欢迎，在电视节目里经久不衰。

人回望历史，努力进入彼时现场，但人真正站着的时间位置永远是此时此刻，带着到此时此刻才有的全部记忆──人何以、以及如何敢于重新打开距离自己这么远的历史呢？除了游戏和享乐，真正驱动我们的永远是此时此刻的某一需要、疑惑和好奇（一种欢快的、还未成形的疑惑），我们希冀它回答的也是我们此时此刻的问题、我们这一时代的独特困境云云。而我们敢于打开它，认为我们比彼时人们懂得更多或至少更知道怎么想，也正因为我们的此一时间优势位置及其全部内容，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物理学的等等，这既是新的配置也携带着新的视角，像是一把又一把的新钥匙，去开启那些彼时之人还不知晓、还打不开的（古希腊人认为“原子”是最小粒子，atomos，意思正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也就没有质子、中子、电子、强子、夸克等等文字命名及其知识）。还有，我们已多知道了一个一个“结果”，彼时人们的茫茫未来，是我们已足够清晰的记忆，有些连小学生都知道。

此种“失忆”般的书写，也许比我们以为的普遍。多年前我如此说过李永平的大部头小说《大河尽头》，小说开头便告诉我们这是回忆，多年后又想起自己十五岁时在婆罗洲卡布雅斯河的那一宛如生命残酷启蒙的经历（所以，可认定为噬心也似的反覆想了又想的厚重记忆）。但读下去，李永平却真让自己就变回了十五岁，喝了孟婆汤也似的，让整趟旅程变成纯未知。是以，“回忆”这真正丰硕的一面不参与了，时间成了线性单向，书写走回了单纯的情节安排，这或许有助于故事的感官性戏剧效果，尤其用来吓人时，回忆者盖住已经知道的结果好制造那种“未知的恐惧”云云（这种时候，我总又笑着想起昆德拉说的：“作者想吓我们，可是我并不害怕。”）。我仍得说，这其实是一种简单之路，简单到有点浪费的写法；回忆的书写，拉长的时牌，人一次又一次想它，给了它丰饶的层次，已知和未知，选择和后果，实现和未实现云云不断交换比对，一次又一次的原来如此。所以，人想着十五岁的自己，此时此刻的“我”可以暂时噤声，可以让出C位退于一旁，但绝不可以去除，此刻的“我”必须自始至终在场。事实上，如赫拉克利特的时间大河，这一切已不再发生于过去了，它加进了往后这几十年的沉沉岁月，重新发生在此时此刻的我里面。

两种写法，两种不同层级的小说，必定。

“正确”的时间交织形貌，时间的层次，最简明到如数学公式的模板仍是我们如此熟悉的这个──多年后，当上校面对行刑队时，他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那块冰的那个下午。

我也一直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教会了他如何书写时间──时间在回想者、书写者心里发生，依循他独特的心思之路重新流动、重新组织，离开了单一线性，因着人的独特记忆召唤而显现、跳动、穿梭、飞扬，得到了全新的自由。

用英文也用俄文皆大成功的大书写者纳博科夫这么讲过，俄文，在表述当前现实世界时，会感觉不够用，也不精密，缺乏一些必要的现代语汇；然而，如果是要写出某种巨大的、整体的、流漾着的、带点朦胧的“生命状态”，俄文则是丰富的、熟悉的──我们应该可以听懂他这话。包括，所以没有完美的文字、没有已完成的文字；包括，每一文字都有它在漫长时间相处的东西，有它特殊的关怀和强调，此地丰饶；包括，强调的另一面也就是忽略，每一文字因此也都是不足的，只据大世界的一隅，这一觉知，尤其会在它遇见另一种文字时到来，或说无可躲闪。

所以说，怎么可能会有“纯正中文”这种东西呢？这真是人“不要命的自负”（借米·塞斯语）。又怎么可以有文字可以从此停下来，停在“你真美好，请你驻留”的时间的一点呢（想想浮士德说完这话的后果）？文字必须活着，文字在生活现场──时间一直在走，世界一直在变。于过去，文字必定有所遗漏有所不解，有它正触及到却说不清楚想不下去的东西；于未来，那更多是文字的未知之境。文字一定得勇敢一点，还有，得大度一点，并且肯忍受探入未知的种种暂时的不舒适、不尽成功，就像历史级的沙龙女主人格特鲁德·斯坦说毕加索他们的现代绘画，任何冲决当下界限的创造，一开始总无法太兼顾、讲究美学，以至于，此一阶段的作品或许会让人感觉奇怪，甚至还是丑的、狞恶的。

但更多时候就只是人还不习惯而已，赖在自己的小习惯里不肯走出来。

多说一点“独特性”这东西。独特性，列维·斯特劳斯以他人类学的丰硕考查经历宣称，来自于隔离。人散居大地，被困于各自的大自然生命现场和各自的鬼使神差的线性时间命运，所有社群、所有国族因此都独特，不得不独特。是以，也就不真的存在所谓独特性的这一概念，因为还没有足够的外部对照，世界是“惟我”的（“我”不必命名，“我”的称谓和边界始自于异者、异社群、异国族的现身和相遇，甚至直接袭用异者的命名，如美利坚合众国原是无足轻重的意大利旅行家的名字）；也是因为彼时人们相信一种简明的、一体成形有着终极性唯一答案的世界样式，人想的是如何更正确、更高、更善，人和人的歧异，相较来说只是“小问题”，甚或是“暂时”的，等正确的、唯一的答案到来，自会雪融般消失。

真正有意义的、有足够厚度的独特性概念在路上末端才出现，来自于反省，人像是回头检查、捡拾，如列维·斯特劳斯说此话已是20世纪后半叶。当前世界快速趋同，职业关系，列维·斯特劳斯极可能是最看着世界的多样性不断消失的人（“每又找到一个社群，就同时发现它正消亡中”）。而所谓路的末端，指称的也是人思维之路的撞墙现状——世界究竟真是无序的？还是人的种种基本限制让我们始终无法完全准确的掌握它？是以，多样性，由一个个独特个体所构成，便不仅仅只是个美学问题而已，人寻求的、防卫的是可能性，行到水穷处，这些个七上八下良莠不齐的异质东西，也许其中有物，有某些被弃置的、可开发的潜能，也许可以从中找到某条有意思的路，某种希望，坐看云起时。

当然，不是独特就好，不是凡独特就有价值，独特而美好的东西始终是稀有的。

所以，独特性不是拿来挥舞的，不可以如此粗糙，不是回去那种（不得已的）全然隔离状态，不是自诩无知。毕竟，这几千年时间人还是有长进的，异国异地的隔离一一打开，世界完整了，人不再囿于一隅、一井，可直接观看对话，古中国、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云云，撇开那一点点感情用事的成分，如今对我们而言已没什么距离差别可言，就像《吉尔伽美什》《摩诃婆罗多》《斐多篇》《尚书》可以摆同一个书架、也都很简单能在当当图书网买到，读者不问出身，不论资格，打开书来就可以读；也同样的，都得你去读它、熟读它方能获取它，这不是那种所谓流淌在血液中、刻进基因里会自动开启、自动继承的东西。

时至今日，基本启蒙已完成，如同全面筛选过，有意义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言必恰当“隔离／保卫”的独特性，系以一种更精细（不免也让我们联想到“脆弱”）的方式存留，卓然独立的，人数更少的聚合，或就是个体的人，在各个专业的尖端处，在个人思维的尖端处。若要找一个楷模也似的实例，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昔日的凯恩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罗素、怀特海一干人的所谓布卢姆茨伯里派（百年前了，所以再想起来确实有着悲伤成分，有着流逝之感，古道照颜色）。这是聚于伦敦却又逸出大英帝国的一些人，来来去去的一个一个人，罗素勉强像老师，但其实他们个个独立只是交汇于此，志业选择也四面八方，群龙无首，各自飞去，探向小说、现代绘画、经济学、数学、哲学的各个无人尖岭。

已然明确的东西没独特性可言，独特性存在于那最终的不确定、人犹伸头询问猜测的地方。

“群龙无首”，这也是一个“堕落”后遂成贬意的成语。我想，理由正是因为公约数似的有限明智无法领受、甚至会惧怕它尖端处太过锋利睿智，遂把它易为某种基本字词，尘封它两三千年之久。依《易经》：“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只评断为“吉”我以为已是保守了。

佛家也有类似但较柔美的揭示，《华严经》里，所谓的“千灯相照”，光与光不相抵消，而是照向四面八方，照进各个角落尽量不遗漏。

2023年秋天，我去北京评审小说，回台北前最后一次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要求赠言般问的是此行可看到有什么美好的、感动我的东西。短短数日，目光所及有限，但说真的，我看到的美好事物，在那一个一个人身上，一个个逆风而行的人。像是在趋同的严厉商业游戏规则下，仍奋力不忘这是一个睿智领域工作的编辑，或在昆德拉所说的后文学的、集体倾斜向通俗的时代大潮中，仍沉静地置身文学教养、默默保卫书写美德不灰心不幸进的小说书写者。我的朋友刘瑞琳所主持的出版社，其人形Logo底下写着这行字如言志：“想象另一种可能。”多年实践下来，我说，是不是该跨出下一步了呢？所以我擅自接续下去，“现在，我们开始想那些不太可能的；然后，我们想象那些人们以为不可能的。”

当然，这只是朋友间不可少的调侃而已。

整整两三千年时间过去了，文字，经历了难以数计的大书写者的使用、探索和尝试，从极生涩到极成熟，到得今天，所谓的文字究极精确，已是怎么回事？已是何等形态？

我选用的模板是卡尔维诺告别演说之一的《准》大陆译为《确切》，他如此开头：“古埃及人用一根羽毛作为天平上的砝码，以称量灵魂的重量。对他们而言，羽毛即为精准的象征。这轻盈的羽毛就叫做玛特，天平女神。代表玛特的象形文字同时也表示一种长度的单位──相当于三十三公分的标准砖块的长度，以及长笛的基准音。”

所谓的精准文字，已在最轻盈处、最细微处、最尖端处、秤量灵魂重量之处。

卡尔维诺，有着水晶般精确灵魂的书写者，最要我们选准每一个字的书写者，也只有讲到人们粗疏、漫不经心地使用文字，才罕见地动怒的书写者，他跟着这么讲：“事实上，我最大的不安是来自于倾听自己说话，这就是我尽量少说话的原因。如果说我比较喜欢写，那是因为在书写时我可以逐句修改，直到我至少能够消除我所能发现的那些令我不满意的因素──即使还未真正满意自己的文字。文学──我是指达到这些要求的文学──是应许的福地，语言臻于其理想境地的圣域。”

不是一字不易，而是一直修改；不是完美，而是不断逼近。

然而，在此文字的最精准处，卡尔维诺却回头选用里欧帕第（大陆译为“列奥帕第”）的主张来反驳自己──“语言愈模糊，愈不精确，便会变得愈有诗意。”这也的确是我们阅读和书写时的经常性感受，所以，是怎么回事呢？

最终，卡尔维诺找到了里欧帕第这段精巧的文字──

在看不到太阳或月亮，也无从辨识光源时，所看到的阳光或月光；这样的光局部照明的地方；这种光的反射，以及它所衍生的各种物质效果；这样的光穿透某些地方后，被阻挠而变得不明确，不易辨认，仿佛穿过竹丛，在树林中，穿过半掩的百叶窗等等同样的光在一个光没有进入或直接照射的地方或物体上，而藉由光直接照射的地方或物体反映并漫射出来；在从内或从外观看的走道上，在回廊等光线与阴影交融的地方，仿佛在一个门廊下，在一个挑高的回廊下，在岩石和山沟间，在山谷中，从荫蔽山腹所见的，山顶闪闪发亮的山丘上，譬如，彩色玻璃窗的光线在物体上反射后，再经由彩色玻璃所形成的投影；简而言之，所有那些藉由不同的物质和最细微的状况而进入我们视觉、听觉等等的物体，以一种不稳定、不清晰、不完美、来完成或不寻常的方式存在。

卡尔维诺开心地解释给我们听，里欧帕第所推崇的暧昧、不确定之美，正是如此通过最精确凝视的观点才得以完成，是以，“推崇模糊的诗人，只可能是个讲究精确的诗人，一个能以眼、耳以及敏捷、准确的双手抓住最细微感受的诗人”，而“对不确定性的追求，变成对一切多重的、丰饶的、无数微粒所构成的东西的体察”。

十多年前，我自己也有很相似的惊喜和引述，那是写《世间的名字》里《男高音》一文时，文章谈论的是声音，我引述了《庄子·齐物论》开头讲“地籁”（大地声音）那一段──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陵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喝于而随者喝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而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番描述，尤其在那样一个文字理应不够成熟的时刻。大地声音，说的是大风吹起、灌入大地各种大小孔洞所发出的声音。南郭子綦讲的是一阵骤风，激、謞、叱、吸、叫、譹、宎、咬，各种高低唱和、由强而弱的声音，最终风停声止，“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大地静寂，只草叶尖端犹轻轻地、几乎不可察觉地颤动。

最精彩的在此、在这刹那，稍纵即逝──不是风停，而是气流微弱到我们无法察觉了；不是完全无声，而是声音已小到超过了人的听觉极限，惟震动仍在。就是这一刹那，听觉转为视觉，这是一种我们只能靠眼睛才能“看见”的极弱的声音。

《齐物论》，以及上一篇的《逍遥游》，一个说声音，一个说形体大小和时间长度，才真的是那种飞越当下限制、只存于个体的独特文字。

《齐物论》，始于声音，结束于一个梦，也许是人类曾写过的最精致的一个梦：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