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以撒，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

雅集时有人问我近来都在读哪些古人作品，我说读一些宋人简札墨迹。他问是不是宋四家，我说不是，都是一些宋时小名声的文士简札。我说了四五个人的名字，他说一个也未曾听说—— 一个人成大名则千百年后依然为大众知晓，说起来如同邻家老人。如蔡襄，如有人不知就真是孤陋寡闻了。可是小名声文士，当时知者就无多，延至今日，就只有有心人知之了。我注意到这些人已经有些年头，也不想向人推荐——大家都冲着大名家，我就不必旁生突兀，自己喜欢便是。苏黄米蔡让人敬畏，我想平和地找一些不太出名的人来，琢磨一番。

以后可能也是这样，大名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名声小的越来越小，甚至就淡出了时人的视线。时日相推，锦上添花的人必然多，相互交集谈起来都可以插上一嘴两嘴。而我如果说一两个寻常古人，大家茫然，举座寡欢，就不好聊天了。这也使我没有什么共同与人聊天的内容，无从说，说无从。好在笔墨趣味各人自享，自己慢慢读去最好。为什么一些人成大名，一些人却默默无闻或仅是小名？成大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无名与小名声原因可以找出千百个。以古人为师也通常趋名，大才的苏东坡，倜傥的米南宫，都有如箭垛，为后来者倾心投入，如箭之于的。每个人的喜好方向差异很大，就如我喜欢找一些少为人知或人不知的墨迹来把玩。这些人如果有某些机会或运气，也是能成大名的，但终了一生不显山露水，处于寻常。虽然知道冠冕为何制、钟鼎为何物，但离冠冕钟鼎那么远，知道也没用。我对这些人的兴致，是因为他们小名声下的不同凡响，值得我花时间。

我不知这些人与宋四家相比差多远，是五十步还是五百里？我向来没有比高下的本领。蔡襄老家的人有好几次问我，蔡襄和蔡京相比，谁的书法更胜一筹？是啊，这个问题如果能用天平称斤两那般弄清楚了也是很开心的。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费心思，只是信口说你自己定。我读的这些小名家的墨迹，和苏东坡他们相比也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以差异论。我热衷于挑出其中的差异，尤其是小差异，显示出不同的人在细微之处的用心。如果说墨迹是一座迷宫，那么这座迷宫构造就有奇正、虚实、繁简，各尽其妙，有所寓意与象征，不让人一眼洞穿。大名家有他的布局，而小名家的内在丰富程度，丝毫不会逊色。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快乐。他们的快乐可能更普通，也更寻常，反倒是通显之人所忽略的。在我注意的这部分文士作品里，笔调会更平和一些，滑过去，少使力，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现象。是不是这些人不开心？肯定不是的，而是生存本来如此，平淡即好。那些写得大风起兮云飞扬的人，甚至连一封信也要展现大家气象，但还是输给了平淡。一封信，一枚那么小的花笺，也要在上边大开大合，可以想见心中的兵荒马乱。无名者有无名者的心境，斯文和谦和总是要的。一件寻常的信函，当时想着与对方叙暌离，而今被我细看了。

关注史上那些寻常文士，心里就不会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尽管每个时代的文士那么多，被后人约定俗成地定为大家、小家，获大名、小名，但轮到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理想人物，未必与俗常认定的同出一辙，可以有自己的宋四家，未必是苏黄米蔡，甚至可以自己来排座次。有人撰文说颜真卿的《祭侄稿》应跃居行书第一，而王羲之的《兰亭序》当下他一等。古人已死，后人喜欢用自己的精力来评高下，替古人操碎心机。我只是想着，个人的一己私好，不为嘈杂零碎所扰攘、荒疏，才是正事。罗伯特·麦克法伦有一幅文学地图，可见出他与人不同的精神走向——悬崖、岬角、突岩、坟墓、洞穴、沼泽、残垣断壁、荒野小屋……他乐于感受这些奇幻之地的动静、气息，并由此落笔。这种个人走向永远不会山穷水尽，就是离群体远了。

不过，我上讲台讲宋人还是讲宋四家——教科书的讲法，一个时代，几个名家，几件作品，年复一年。如果讲自己喜爱的小名家，下面都茫然，没听说过，那才是我自作多情。自己的喜好和公共要求似乎都有一段距离，属于自己那部分，下课了再继续独自探究，往往是与公共趣味相远的那部分，值得自己咀嚼、品咂。和苏东坡同时代的文士都有许多压力，像黄庭坚、米南宫能与苏氏并驾齐驱，只能通过自己的个性来闯荡。像黄庭坚以奇句硬语开道，横冲直撞，虽然雅致不足，气象还是有的。而一般文士以自适为怀，晴耕雨读，想得少了，也就自然而然安静下来。大名家总是有故事的，就是喝一杯茶也要说蔡襄的茶事，吃一块肉而要联想苏东坡的烹调术，以为情调。宋四家都是故事成堆的人，故事多也是一个人出名的缘由。

没有故事的人更本质一些。我给学生说，你如果喜欢吃牛肉，就去一家优质的牛肉摊切一块来炖了吃，不要去吃牛肉羹、牛肉丸、牛肉滑。有时候人与物有许多相似处，即粉饰与不粉饰之别。

庄周壶视天下而致笔下汪洋。后人喜欢庄周文字多如麻竹，总要说到鲲鹏、大椿，还有能吞五十头牛的大鱼，瞻其气象。其实庄周文中更看重的是屑小之物，瓦甓、稗稊、朝菌、蟪蛄等。巨大之物，那种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使人视觉饱和，有一种决眦的快感。巨大之物无多，而屑小之物则无处不在。屑小之物也是全须全尾呼吸吞吐，它们是向下的，和土壤接近，生出一些土滋味，似有若无，越发淡漠。众生芸芸，引人注目的毕竟鲜有，顺时而生死便是。刘安认为蜉蝣朝生而暮死以尽其乐。在我看来就很完好，这么短的时日内也是可以过得很适意的。而一个普通文士，没有声名之累，依凭兴起兴尽纵笔搁笔，便快意横生了。

清代文士叶已畦认为天地间可称之声响有千万，大如鸾凤和鸣，小如寒蛩啾嘈、蚯蚓鸣窍。俗人听来有高贵与低贱之分，却不在意“何尝不自成其一家之声”。寒蛩和蚯蚓都是我小时候在家中菜园里经常见到的，它们发出的声响，我还是真的喜欢。

2

闲坐时，有人问我除了现在的名字外，是否还有字，如王勃字子安、杨炯字令明。我说没有。他又问，是否有号？如金农号冬心、黄慎号瘿瓢子。我说也没有。他又问，文士都有斋号、寓所名，如湘管斋、玉磐山房、饮冰室。我说那更没有了，弄那玩意儿做什么？他便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觉得我全然是没有风雅情调的人。我想起我的学生都有斋号了，什么“吾庐”“闲庵”“鉴海堂”，很有一些旧日文士的风雅，挥毫写一幅作品，便可落款“书于闲庵”。当然，起个名号都是要费精神的，考量不少因素，既贴切又雅致。如果过一段时日有新的想法，再命名一个。时日过往，字号就多了起来，没完没了。像清人孔广陶就有岳云楼、云山得意楼、三秋图室、雪湖篁影轩、百七十二兰亭馆，可见和他不断乔迁有关，因地起兴而得名。一些过往的文士笔名、斋号几十上百个，轮流使用——人有这种癖好当然无不可，见出好情思好文采，我和他们比起来真是很乏味。

清人何少眉认为：“文人造语，半属子虚。”我想这就是文人的本领了，下笔疾驰，弄一些虚空的、灵动的甚至不落实地的言语。也许一个名号要想上一些时日，选择、淘汰，费心智心力才落定，却又是一些无定的、不确的词句，让人去猜去想，总是弄不清楚，再回头问他。有时自己做的事情让旁人难以理解，或者觉得奇怪，我老家的人碰到这样的事通常是不解释的，以为解释多余，如同鸡和鸭讲，往往说“欢喜就好”。是啊，欢喜就好！这四个字用闽南语来说特别坚定有味，把他人的不解一下子挡到三舍之外。

张三有时会来找我，她不是来和我谈书法，而是谈琴。她学古琴有些年头了，当初是身边的人学了触动她，她也跟着买一张琴请个老师学了起来。我于琴毫无具体实践，是管平湖的学生的学生送我一本他写的琴书，我读了便知一些琴理，总算能把弹琴的话题贯串下来。张三有时让我听听她弹琴的录音，录音当然不真切，但我凭自己感觉信口说说是没有问题的，就像欣赏书法的韵味、力度那般，个人的感觉不被干扰就行。我喜欢琴声与琴声之间的无声，有些虚无缥缈，说不存在而又存在。当年陶彭泽家中有一张无弦琴，他和朋友酒足饭饱后就坐在琴前弹了起来，让人面面相觑脸色茫然。陶彭泽沉醉其中，弹上一曲，方从陶醉中徐缓过来。他心中有琴，有谱，还有琴声，别人如何看是他们的事。魏晋那个时代也真是一个杂乱的时代，却不想许多人还想学魏晋风度，做一回魏晋名士。朱熹却把那个时代的人一顿横扫：“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明却真个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弹琴有如抚心，像陶氏这样，不装不矜，算是真了。那么就是一张无弦的桐木板，也能寄托心绪。

后来张三每个月都要乘飞机到西南的一个城市的一座寺院里，住下几天，让一位出家人琴师从头授课——这是另一个流派的弹法，琴弦有异，指法有异。尽管我不能判断这个流派与原先那个流派的差异，但是舍近求远是固有的法则。寺院清净，也清静，晨钟暮鼓加上木鱼声声，这些异于市声的流动，使她指腕间生起一缕坚韧，觉得来对地方了。她当然也说了一种倾向，此前在长居的这个城市，有时要应酬表演，而到寺院学琴之后，就少了表演之累。如果一个人想把琴弹好，还是不要想表演的事，表演是其他乐器的事。古琴应该是最寂寞的一种乐器，弹琴者是否能与琴应和，就是缘分的远近。那天我看了几幅古人的策杖图，画面大抵相近，只是溪山之景有异。有老者策杖于前，晚秋疏落的山道，黄叶满地。那个抱琴的童子总是落下一段距离，好像不太情愿——他弄不清楚主人为何要走到如此僻静之处，书斋弹琴不好吗？看来主人也懒得和他说清楚弹琴的一些妙理，只是让他抱琴跟着，不要磕了碰了。于是一个兴致勃勃向前，一个人则渐渐落在后边了。

我不知这位策杖老者要走到什么时候才停下来，让琴童把琴摆好——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适宜自己弹琴的空间，可能很近，也可能很远。

什么时候也弄一张桐木板来摆着——风雅的表面就是如此。

当然，我对俗世生活更有好感，它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它是实在可倚靠的、心中不慌乱的一堵墙。一些道行很高的人也时常称自己是个俗人，这是有道理的。俗是常态，每个人在俗世中努力，方建立起自己的秩序和信心。譬如，先温饱无忧吧，能够每个月轻松地还上那固定的几笔贷款，这些俗事谁也不敢轻视，然后再去弹琴、练习书法。《长岛》是科尔姆·托宾的一部小说，我料到他是以“岛”来展开的，可谓俗，也可谓雅，饱暖不同的人各有各的理解。富足者有闲情欣赏岛上的绿意连绵生机盎然，生存无定者却时时在彷徨与失落，悬而未决，无处归属。有人去过我插队十年的那个山区，回来说景色美不胜收以至多耽搁了数日。我甚觉奇怪，居然没有一点这种感觉。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就如同困在长岛上的艾丽丝，无望地磋磨和沉浮着。

在高校这样的空间，我记得住的还是过往一些俗事，由此也加重了我自适的向往。先是来自评职称，评一个小小讲师的职称。我有点小成绩了，学校决定破格，但需要中文系专家组投票。这个环节我以为是走过场，毕竟我的指标都超过了。没想到还是止步于此。有位老先生站起来，说了我一些专业上的问题，其他评委当然相信他，也就都投了反对票。这位老先生是我的老乡，他能那么脱俗地指摘我，真让我感到诧异。后来也就没有来往了——相互间的审美差异太大了，就不必有什么交流，再趋前交流就是假惺惺了。各行其道是最适宜个体的人的行为，把自己的事做好——守俗就是如此，守住根本而不凌空蹈虚。我最俗气的看法是，年轻人是会成长的，你想阻挡他纯属徒劳。又过了几年，学校有个“星雨湖”要题字，有领导让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并强调是奉献。“星雨湖”好听，却未必好写，直到写了一堆废纸才挑了一幅，以为勒于石上足以经百年风雨。后来这个题字还是被退回来，决策的领导说不行。后来我一个雨天开车经过星雨湖，见到了刻在石碑上的电脑字，也就是墓碑上常用的那种字体。当时就有了明月照沟渠的触动——原先写字奉献是雅事，最后还是成了俗事——当然，这种俗事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俗世中人都希望凡事有圆满的结局，这是最致命的。由于不能脱俗飞升，我便有些不快生起，时日过去不少了，还能记起被戏弄过。

十点半的阳光穿过大片玻璃进入书房内，使寒冬突然明丽和温暖起来。这时就想着可以在暖阳下写点什么，总之，笔已经拿在手上。当一件事与公务无干，也无须与人应和，情绪和指腕都会松软起来。推手师傅说他一碰我的手就知道不行，太硬了，是内心萌生对抗的一种状态。内心不解决好，手上就做不好。我在书房就自然松软下来，抽一些纸片信手写三五字，或三五句，之间全无关联。有时用文言文表达，尽可能写得如古人那般简练。有时用白话文写，抒情一些，像拉斯洛那样，致力长句，蜿蜒向前，编织起茂密的丛林，绵延回旋渐渐幽深。书房里纸片越来越多，说起来没什么用，可又记录了当时的瞬间念头，那就堆起来。不禁会加强这么一种意识——信笔真是俗世生活中的一大快事。

3

这几年的冬日，按规矩，我总要看三四十本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看后出具意见。这是一段比较寂寞和枯索的日子，要一直延续到春节前方结束，才又开始自己自在的日常。每个研究生的选题相差很远，有的还很偏，好在没有重复。如果不耐着性子，就不能真切地发现其中的问题。他们的导师在指导时下了多少功夫，我当然不好说，但文字中或清畅顺达或乱石铺街，我还是能察觉出来。有时看得嘈杂时，外边的雨沙沙沙地下了起来，便稍稍滋润了我渐渐枯涩的心境。为什么要写那么长，数万字，甚至更多，是规矩在那里横着。我还是喜欢看有点感性的文字，像看到窗外梅花枝条的疏落摇曳，听到秋日蛩声高一声低一声地接续，而一片清幽的月光漫过那座檐角翘起的风雨桥，不禁让人有一缕莫名的酸楚。可是论文坚硬得很，坚硬了就冰冷。他们都喜欢研究过往的人、过往的朝代，钩沉某一段深埋的往事。即便很有意义，穿行其间也全然是一种智力的消耗——是否能穿越迷宫，使自己到达开阔地带，用文字构建一座新大厦？有时靠的是赜微索隐的细功夫，有时又是运气了。

花一年或几年来写一篇并不自愿的论文。在我接触的研究生中，即便是读汉语言文学的，也没有几个对书写有嗜好，更不消说美术系的学子。他们想着如张旭、怀素那般颠倒淋漓纵横不羁。写一篇文章总是要坐着的，文思奔涌时尚可，总算能写出一大段。更多的是枯涩，就是佛出世也救不得，不免焦灼之至。把笔挥毫于宣纸上是不会有这种难堪的，尤其写草书者，笔下迅疾，一扫写文的沉闷和苦恼。他们在画室里创作，写一幅六尺中堂，或一枚花笺，都显得积极主动，不必有人催促，永远是情绪饱满，停不下来。我想起围棋名将钱宇平，日均打谱可以超十个小时，甚至可以连续多日不合眼地研究。想来，对于自己所喜好的，都能舍身投入。有艺文情调的人总是敏感、浪漫，即便手上以古人为范逼真地临摹，内心早已潮起潮落，思索着自开堂奥另辟门户，便不那么守规矩，时有心机旁逸得意一往。一个人喜欢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显示出勉强，甚至就是大好大恶的情性，如此可能偏颇，却使自己快意不已。

画室的墙上总是挂满了每个学生的习作，上周是篆隶，下周可能就是行草，他们兴致勃勃地探路，共同的话题都是技法，说起来眉飞色舞，有时就是一个小小的捻管动作，也把玩一阵。

一个人的快意不必求其大，大就集体性了。古人说人生不得意十有八九，在这十有八九中生存，是因为有一二得意撑着，从而觉得生之有味。在我的记忆里，大学教过我的老先生，家中都有一方小黑板，几支粉笔。学问做累了，起身舒展几下，在黑板上顺手写三五字，都是竖式的，合于他们看竖排版的老习惯。而上课时老先生板书，似乎是对讲课最开心的配合——起始有点徐缓谨慎，后来渐渐快起来，字径也大起来。那一代老先生都眼神平和——能过上波澜不兴的寻常日子就很安慰了，而能上讲台，讲秦汉、魏晋，则是一种大喜。放手板书，辅助言说，同时也让学生见识一下指腕间的铁画银钩，有眼睛的人都可以见出古风古意。我毕业后也在讲台上说秦篆汉隶、魏晋行草，也沿用板书旧形式——我不想用课件，也不会做，板书除了自己开怀之外，还有提神的作用。总是讲一段，板书一段，远比干讲有乐趣。如果说温度，则不知比那些课件升温多少，毕竟是人的神气驱使，课件无从相比。一个上午下来，黑板几次被写满，几次被擦净，反反复复。这个过程，快意是不必与人说的。至于下边的学生以为如何，我也从来不问。自己喜欢这么做，就做好了。

李四是我认识的人中计算力最好的——他的擅长恰恰是我的短处。这样就使二人的喜好相距甚远。除非，我们找一个中间话题来说。差距可以这般来表达，在一道题面前，一个人已经娴熟地一环扣一环推进了，另一个人还看不透这道题的意思，更不要说下手了。我第一次听说数学美好是读了有关陈省身的材料——他说，天下美妙的事无多，数学就是美妙事之一。我非常惊讶，抽象艰深的计算过程居然会为美妙充满。有一部获奥斯卡奖的片子《美丽心灵》，说到了数学家纳什，他数学是很好的，却热衷于做难题，白日过往，继之以夜，越难越能振奋他的心气。但难题的终点不可测，人就陷入难以自拔。痴迷是一个人的精神死结，终究难以解开，更难以放手。一个人行于孤独之旅，不与人说，说了旁人也不爱听，也听不懂。不说才是最适宜的。鼓琴者喜谈伯牙，他开始除了给高山听，给流水听，给自己听，并不打算给旁人听。只是后来遇上知音钟子期，琴声中的秘密才被解开。我不解的是钟子期病逝后，为何伯牙要断其琴弦不复鼓琴，他依然可以弹给山水听，弹给自己听，可以很开心的。可见伯牙还算不上一个彻底的自我喜好者。

一个人生下来就处于各种规矩之中，如在学校读书，就得守其规矩，合规矩之要求，即便与自己趣好相左，也得敷衍过去。说起来我的大学生活浪费了许多时日和精力，我归结为，与自己喜好相悖的那一部分即无用。我后来为人师表，当然不便与学生陈述这种感觉，只是叹惋不已。

如果要列举一位自觉遵守规矩的人来，我以为是我父亲。作为一名教师，他尽遵为人师之轨范——规矩确定是让人遵守的，有的人视为首要，时间长了就成习惯，举手投足言说，行于规矩，甚至让自己的喜好屈从规矩。因此父亲几十年不出任何教学纰漏，不给人以捕风捉影的口舌，付出超过了规矩，成为这个学校的范式。范式给自己带来负担，便负重而行。有个学生病了，没人管他，父亲就带他去看病，然后按医嘱煎药，让他按时来家中喝药。后来这个人有工作了，处对象了，不见了。我问父亲这个人的去向，父亲说不知道，应该是没事了。父亲退休后，学校对他的规矩戛然而止，不必遵守了，但人在家中，俗常的人情世故规矩又包围了他。我早年离家，对老家的规矩视有若无，有时甚至想这些纠葛干我何事。父亲则谨慎对待，巨细无遗，绝不让人情空掷。这样当然辛苦，可是守规矩了，就没人说闲话。我说您年龄这么大了，可不理会这些，后来发现父亲仍然陷于此。老家人称赞父亲是“古意人”，老家当得起“古意人”的没有几个，也就是说父亲可以甩我好几条街。

萧乾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可见萧先生是很喜好动笔的，自己的一生一世乐意系于一支笔上。他的笔曾丢了二十二年，后来真让他下笔写了，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怕触犯规矩。直到确认安全了，才敢发宏愿于此。古往今来的人都在忙忙碌碌中过日子，不要指望谁会关注你的情绪高下、喜乐有无，唯有自处以为欢。我大抵持如此念头——那些让自己索然无味却必须为之的，勉强做到及格就够意思了。俗世生存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使人忽上春台或如坐冬夜，只能在自己的喜好中倾注积极的精神与大量的时日，骎骎以行，如清人金圣叹云：“如众水之毕赴大海，如群真之咸会天阙，如万方捷书齐到甘泉，如五夜火符亲会流珠。”真以如此力度来推进个人的爱好，真是快哉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