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 读

九岁那年在暮色笼罩的湖边放声大哭的瘦弱孩子，后来成为穿中山装包饺子的乡村教师、拖着全家从农村杀进城市的父亲，像个孤胆英雄，向西挺进……在时代洪流里漂泊过的母亲，晚年独自转身向东，回到早已长满荒草的村庄，在信仰里找到安宁……潘采夫用最质朴也最锋利的文字，写下了父母平凡而壮烈的一生，中原大地最普通也最动人的生命图景。

西进东归——我的父亲母亲

潘采夫

西进

见灵牌不见人大放悲声。老令公两狼山为国丧命，大宋朝失栋梁伤了股肱，从此后边塞上更不平静，叹幽云十六州民不聊生。又谁似老令公义烈忠勇，大敌前不屈节应愧李陵，想往事忆元勋悲声恸，恨不能破灵柩哭活令公。太祖爷下河东令公投宋，从此后风云际会龙虎相从，为江山汗湿甲铁戈金马，为江山冒矢石入死出生，为江山历多少霜寒露冷，为江山经多少血雨腥风。双龙会舍子救驾史册彪炳，两狼山为国捐躯日月失明，国折栋梁大厦坠，将星陨落玉柱倾。北辽兴兵再犯境，再不能代孤把贼平，再不能进殿论朝政，再不能虎帐夜谈兵，再不能为国分忧患，再不能为民做干城。痛哭令公寿不永，哭天哭地哭元戎，有孤王在灵棚越哭越痛。

——豫剧《包公辞朝》

从小濮州走到小李庄是十五里，中间隔着金庄、卜庄、石墓头、木庄、后李庄。在这条斗折蛇行的土路上，小濮州李家和小李庄苏家，来来往往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其中一个姓氏在村庄消失。

傍晚，太阳已经落山，暮色笼罩大地，木庄到后李庄之间是一片巨大的涝洼地，平时种庄稼，黄河发水或者雨水连绵的时候，那里就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湖泊，野草在湖面拂动，即使当地人也不敢蹚水过去，土井子和暗坑都潜伏着危险。湖泊西侧岸边，有个九岁的孩子，身边放着一台纺花车，四周空无一人，他害怕地望着从天而降的大湖，不知如何走到对岸。在这之前，他瘦弱的肩膀扛着那台纺花车，从小濮州出发，一个白天走了十来里路，已经筋疲力尽。湖上起了白雾，蛙鸣四起，他开始绝望地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一个过路人，他沿着湖边回村，看到纺花车边的孩子，问明是哪个村的，然后带他沿着湖绕路而行，走到后李庄路口，前面就是小李庄了。孩子扛着纺花车到了小李庄，见到他的姥娘，再也止不住眼泪，姥娘搂着他一块儿掉泪。

那个湖边扛着纺花车的小孩是我的父亲。他在小李庄有个外号“搬仓老鼠黑老玉”，因为他又黑又瘦，还经常扛着纺花机子或吃食，来往于小濮州和小李庄之间，如庄稼地里搬运粮食的田鼠。

父亲给我讲这件事时，抑制着情绪的波动。他去世十几年后，我试图用笔重现那个情景时，同样忍不住眼含热泪。我清晰地知道，这种绝望感，还有隐忍和委屈，弥漫在他不漫长的一生。我们小孩子都待见我奶奶，也挺喜欢爷爷，而父亲这一辈子心疼奶奶，烦我爷爷。爷爷的不靠谱是我们话里的谈资，却是他和奶奶受过的罪。

小濮州之于我，从出生一直到进城，是个无忧无虑的乐园，我这半辈子没心没肺，多郁闷的情境下都能找到乐子，都受益于这座村庄的恩赐。小濮州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于父亲却不然，生于1955年的人，除了战争，什么苦没吃过。

我对父亲最早的印象，是南街新房刚盖好，围墙只有半人高，他从学校放学回家，走到矮墙外单手按墙，一个鹞子翻身跳到院里。

父亲穿一身蓝灰色中山装，衣领处有个挂钩，袖子底部分别有几颗纽扣，伏案工作的时候可减少磨损，四个衣兜挂在外面，如果鼓鼓囊囊装着东西，就像丐帮的四袋长老，所以中山装的要害在于口袋空空如也，只在左上兜插一支英雄钢笔，才显得清癯飘逸，有周总理的风姿。父亲冬天从来不戴帽子，最冷的时候缠一条灰色围脖，按气温不同采取搭在胸前、绕脖一周、围住耳朵等样式。他头发三七，大耳垂轮，眉清目秀，鼻梁笔直，严肃的时候有一种威严，笑起来有孩童的烂漫天真。他这种气质做派，放在乡村有点卓尔不群。

父亲穿着中山装包饺子，是小濮州集上一景。集到晌午，吃客多了起来，正好父亲从学校回到十字街，中山装来不及脱，围裙一扎成了包饺子的主将。他把“扁食抹”夹在右手中指无名指之间，在饺子馅里一插一挑，反手抹到左手的饺子皮上，手指托住饺子皮，再用两个食指大拇指对齐一挤，只挤一下，双手像模具挤出一个神完气足的饺子。父亲包得兴起运指如飞，两个擀皮的供不上他一个包家。吃客们往往先凑过来欣赏，再神情庄重地吃那一碗饺子。能吃一碗村里大秀才包的饺子，对于种地人来说是一种荣耀，可以回村吹嘘：吃了小濮州中学李老师亲手包的饺子。

母亲整天在家，脾气温和，父亲在学校工作，在家好脾气而沉默，我们亲近母亲而敬畏父亲。母亲揍我的时候，我特意找一把炊帚递给母亲，扎好马步气沉丹田双手食指向前伸出，母亲抡起炊帚扑扑通通一顿打，我给母亲喊加油。正打得热闹，父亲放学了，围墙外远远地一声咳嗽，我脸色大变，一个箭步冲向另一侧围墙，双手一撑跳到墙外。玉琢家盖了南街第一个平房，上面有一间小屋，那里成了我的行宫。大人把梯子抽掉了，挨着平房有一棵椿树，我双手抱住椿树，猴一样蹬住树干，眨眼到了房顶。一次父亲喊我吃饭，走遍南街没见踪影，吓得脸色都变了，最后才想起是不是在房顶，他也抱住椿树爬上房顶，我正在树荫下睡得香甜。被提溜起来，我吓得灰溜溜，父亲竟然只笑骂一句：“老了个吊，还真会找地方。”

兄妹们在饭桌上像小鸡啄米抢食，一碗碗地盛红薯玉米粥，父亲有专属的大瓷碗，从不盛第二碗。他吃饭很慢，喝上一口汤，咬一口馒头，眼睛望向满是梧桐树的院子，怔怔看着一个地方，几分钟一动不动，白眼球隐隐有血丝，到了一种入定的状态。我每次都好奇他在看啥，他说什么都没看，我问他在想啥，他说啥也没想，就是发呆。望一会儿，再慢条斯理地嚼口馍，等我们都吃完了，母亲念叨一句“糊涂都凉了”，父亲再几大口喝完粥。母亲总是一脸崇拜地看着父亲，父亲不可言说的神秘感让她迷恋又害怕。

晚上喝过汤，父亲吹着口哨走出胡同，南街走到十字街，先去看看奶奶，再溜达到北街，去运奇姥爷家打麻将，那是他每个晚上唯一的娱乐。他可以不看牌，只靠摸牌认牌，就打完一把麻将。小濮州不大，他在西街的中学教课，回到南街的家里吃饭，再去北街的麻将场，每天雷打不动的三角形走位。他的好朋友都在北街。

户部寨乡二中设在小濮州，中学的前身是一座元朝古寺，自从改成学校，各路神仙早就散了伙。父亲是中学唯一用普通话教书的老师，虽然很不标准，也有学生偷笑，他却神情庄严，在教室里说普通话是他的信仰。

父亲在学校有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教英语的洪俊叔，曾带我去他宿舍住过一阵，他每晚苦读英语，顺便教给我一两百个英语单词，搞得我没上小学就会说“banana”“apple”“radio”“I have a gun”。另一个是管食堂的赵本义。有天晚上，他俩随父亲回家吃饭，母亲做了小米粥熬红萝卜，两个老爷们儿一人喝四五碗。饭后他们撺掇我表演节目，我已经随爷爷奶奶看了不少戏，还没到害羞的年纪，跳到饭桌上呀呀开唱。洪俊叔说：“你这没动作啊。”我穿着棉开裆裤，腰上系着一根绳子，就找了根擀面杖斜插进腰间，当作龙泉宝剑，然后左脚上踢，右手啪一声拍着布鞋，心里没词，急中生智，高声唱了一句：“我打着我的鞋底子！”我一脸认真，两个叔叔捂着肚子笑倒在地，喊着：“不好，小米汤红萝卜要出来了！

父亲有个学生刘兴模，家是沙窝的，在小濮州上初中，非常英俊，和父亲是忘年之交。那几年南部边境燃起战火，不知是不是父亲的建议，兴模去当兵了，还被派到了老山前线。记得他曾写信来，让父亲寄点烟，说窝猫耳洞实在太枯燥，父亲买了一些烟，用小木箱钉好寄走。兴模寄回来一床毛巾被，上面写着“老山者阴山作战纪念”，这条毛巾被我一直盖到高中毕业，顺便学会了唱《血染的风采》。后来前线传来消息，兴模作战受伤了，立了功。他的照片登上报纸，听说收到上千封来信，还有局长千金表达了对英雄的爱慕云云。这可是我身边的战斗英雄，我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对小朋友讲他和连队一块儿参加战斗，打到战友们全部牺牲，只剩下兴模一个，兴模彻底愤怒了，端起牺牲战友的机枪，跳上一块大石头对着敌人扫射，这时一颗炸弹飞来，兴模被震晕在地。论功行赏他本该立特等功，但由于只是腿上受伤，没有排雷炸断双腿，也没有被炸掉眼球，所以就给了个三等功。我串台了，讲成了我们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排雷英雄白洪普，他一共排掉八十一颗地雷，左小腿被炸掉，左眼炸瞎，后来在濮阳军分区工作，是我们心中的神。

从我四五岁搬进杏园，到十一岁进城，那几年是父亲少有的闲适日子。我很快有了弟弟，弟弟比我小五岁，一天晚上，大着肚子的母亲突然一阵腹痛，赶紧让我去喊邻居三姥娘，一个有接生经验的老婆婆。三姥娘穿着斜襟蓝布大褂，进屋之后派我生一堆火，火堆点起，三姥娘把剪子放火边，让母亲靠着床沿蹲下，她把宽敞的前襟用手一兜，伸到母亲身下，说一声“生吧”。我紧张地看着母亲，那场景对一个孩子来说极其震撼。母亲倒不如何痛苦，不大工夫，突然一个红色圆球滚了出来，掉到三姥娘的前襟上，我弟弟像哪吒一样降生了。农村人生孩子容易，骨碌就是一个。父亲当时应该在北街打麻将，回到家又多了个儿子。有个邻居怀胎九月，用扁担挑着两个桶打水回来，过门槛的时候一跷腿，孩子掉裤裆里了。

父亲二十八岁之前有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一样从容。他平时教书，周末爱睡个懒觉，可是地里的草已经疯长，母亲就壮着胆子催促。父亲实在没法睡了，扛着锄头下地，半天锄一亩多地。偶尔他会在院子里一坐，梧桐树下吹笛子，紫色的梧桐花正开得满院香气，父亲熟读金庸小说，也许小院景色和《射雕》里的“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勾起了他的兴致。母亲托着腮帮子出神地看着，她是个恋爱脑。

父亲吹笛子的那棵梧桐树下，即将迎来一场名动江湖的饭局。

小濮州附近有个村庄，一九四九年前有不少地主，后来隐忍了几十年，终于等到改革开放，潜伏在身体里的能耐又蠢蠢欲动，有人承包工程成了万元户，盖起了本地第一座小楼。所谓小楼，也只是平房上加盖一间小房，谁知这间小房给包工头惹来了祸事。大混子们蜂拥而至，骑摩托车到小楼院墙外，用匕首刺穿一张纸条，隔墙扔进院子，轰鸣着油门而去。纸条上歪斜着几行字：某天几点几分，带六千块钱送到某个地方，否则杀你全家。混子是分等级的，大混子才有资格干这么大的票，小混子只配顺手牵羊。

包工头穿过杏园，到家里求见父亲。我那时七八岁，只见来人拍腿又跺脚，父亲静静地听着。包工头不找官府不找村干部，来拜访一个二十几岁的乡村教师。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因由？也许教书先生是古代乡贤的化身，既与法外之徒保持着距离，又为他们所敬重，毕竟没上过学的大混子也少。包工头三顾茅庐，请父亲出山居中调停。

很多年以后，每当我把这件事吹得眉飞色舞，四叔总要给我降温，说没那么玄乎。尽管我努力回忆，那天的场景却越来越模糊，以至所有细节都掺进了想象。夏天的中午，我精心打理的十几颗梧桐树浓荫蔽日，院子一片清凉，脏兮兮的小方桌和小椅子，坐着方圆二十里著名的大混子、低眉顺眼的包工头、小心翼翼的陪客和气定神闲的父亲。蝉鸣声中，大混子对老师桀骜不驯地频频点头，父亲砸上一拳轻嗔薄怒，拍着苦主肩头温言宽慰，包工头颤抖的手端着酒先干为敬，每个人的演技浑然天成。我在院子里玩耍，猴儿一样攀上树梢，手搭凉棚向四周观望，观察院门外有没有伏兵——还真有几个喽啰，还有远远观望的村民。后来看电影《教父》，柯里昂老头子召集纽约五大家族开会，发表感人肺腑的演讲，拥抱杀害儿子的凶手，场面堪比我家的小小院落。

听说那以后，包工头的院子里再没收到小纸条。多年过去，那个饭局仍然为少数知情者津津乐道，并且对父亲扮演了如此拉风的角色毫不意外，导致我总觉得父亲比想象中更加神秘。由于拥有众多的学生（那些中学生很快成为自己村庄的领袖），以及外交家的风度，父亲在平原上冉冉升起，即将成为我老爷爷二诸葛之后，小濮州南街李家又一个人物。

“时来天地皆同力”，这话说得不假。一天父亲正吃饭，有人走进院子，在梧桐树下宾主落座，原来是乡长来了，邀请父亲担任户部寨中心小学校长，兼管五六所小学。父亲很诧异，他在中学只是个语文老师。原来乡里的老校长叫李玉玺，我父亲也叫李玉玺，老李玉玺要退休，推荐二十多岁的小李玉玺接任，说这样好啊，学校的一切不用动，校长名字都不用改。在那个浪漫的八十年代，这事真的就这样发生了。

我一二年级学习尚可，到了三年级蹲班了，就是留级，父亲看我玩得太野，再不管就瞎包，带我去了户部寨。户部寨在小濮州正北八里地，每周一早上，我跳上父亲自行车后座，道路有点坑洼，蹾得我两腿发麻，下车的时候腿一软一个马趴。父亲哼着曲儿，从小濮州南头出发，一路向北，过田楼、戚庄，半小时到学校。

我们住在学校。上午放学铃之后，校园片刻间空无一人，小鸟叫声清脆，父亲睡着午觉，我在各个班跑来跑去，像城堡的小主人。每个班有前门和后门，我从后门进五年级班，无意中看到一幕，又高又帅的班长，和班里最美丽的女生，抵在墙边拥抱，他们在亲嘴。我心如雷震，默默地倒退而出，班长跑出来，搂着我的肩头磕磕巴巴：“不要跟别人说啊。”我点了点头，把这个小秘密守了四十年。

两个人跟我素昧平生，却不知我这个仗义的小师弟，为他们守口如瓶了这么多年，现在想起那一幕，心里还有些酸楚。那是感伤的1987年，流行的歌曲是“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还有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Hey，在那盏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Hey，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

吃完晚饭，父亲带我散步，小学门外是林荫大道，濮阳经柳屯到户部寨的县道。父亲慢悠悠走自己的，我在后面听他边走边唱，父亲喜欢的作曲家是施光南，所以他常唱的歌都偏民族，走“中速深情”路线，“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敢者以智慧，也能给善良者以欢乐，只要你懂得她的珍贵啊，山高那个路远也能获得”。节奏快的有“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等。那条林荫道是父亲的露天舞台，我是唯一的听众。偶尔有人远远地喊李校长，父亲单手背着，另一只举起来挥挥手，继续哼唱“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那时正跟越南打仗，我一直没弄明白，为啥不写打仗的歌，都是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春天想你秋天还想你，这怎么打仗，还是《血染的风采》好，真枪实弹，鲜血把旗都染红了。

我那时候只听不唱，像个闷葫芦，几年后进入变声期，突然嘶哑着嗓子开始吼叫：“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父亲对我的聒噪毫不意外，他给我办的唱歌辅导班毕业了。边走边唱也成了我一辈子的习惯。多年以后我去了互联网公司，才知道这叫“黑屏理论”，我默默地记住了父亲的一切。

有我这个八九岁的小尾巴，父亲常被忽略了一点：他还不到三十岁，也是个“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父亲在户部寨的日子称心快意，他是如此受人欢迎，如果这样过一生，那当然是不错的命运，可命运并不会这么简单。户部寨注定是个中转站，一年后，我考了个全乡第三，可能给了父亲一些触动，他才干了两年校长，就悄悄去了濮阳市，到实验小学面试，那是这座新城的第一所小学。父亲后来说，他进城的动力是我们三个孩子能在城里上学，留在农村就废了。

爷爷曾经带着奶奶和父亲离开小濮州，领上了工资，吃上了粮票，可惜又被打回农村。这回父亲奋力一搏，再次把一个家庭拖上进城的列车。我们终于在城里扎根，他付出的代价却堪称惨烈。父亲这个随遇而安的人，一开始为了我们，再后来身不由己，过早地打光了子弹，拼掉了自己的一生。

父亲被录取了，我俩背着包裹，坐长途车一路向西，到了老城，再坐二路车到新市区。天色已晚，我随父亲下车，脚下是松软的沙子，一阵风吹过，吃了一大嘴黄土。这口土让我内心踏实，都是一个味儿，濮阳离小濮州并不远。那年我十岁，父亲三十一。

父亲和美术老师骑车带我赶老城十月大会，那里是宋朝和辽国签《澶渊之盟》的地方，大会已经有几百年历史，每年连开十天，每天有几万人赶会，卖货的唱戏的杂耍的很是热闹。存好自行车，他们张望着向前走，我屁股后头跟着。走出几百米一回头，没了我的踪影，周围人潮涌动，父亲吓一身冷汗。四处找不到人，往回找着走，我正安静地坐自行车上等他们。美术老师拍着我的头说：“这小子有点东西。”父亲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微微颔首，有一种父皇要把江山传给我的意思。

进了城，父亲的清闲日子就结束了。三个孩子上学吃饭，母亲没工作，爷爷奶奶已经衰老，又都有重病，靠他一个人工资捉襟见肘。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小偷夜里溜进家两回，从卧室抱出我们的衣服，放客厅细细掏兜，没能拿走一张票子，也没抱走一件家电。天色大亮，全家人酣睡中醒来，才知道贼来过，大为紧张，不是担心丢东西，担心贼恼羞成怒伤了人。

母亲带弟弟妹妹进城以前，我和父亲只有一个单间，睡一张床。同学们都有零钱买点瓜子糖球，我囊中太过羞涩，也张不开嘴要，就翻父亲的兜，不是存心偷钱，摸着个硬币也好啊。我解开左上兜扣子，发现一张十元大票，心里咚咚直跳，兜里揣一天，只买了一袋五毛钱的瓜子。晚上父亲坐在桌旁，打开小铜锁拉出抽屉，整理我俩的伙食费，国库券、河南粮票、全国粮票、分票、毛票、钢镚，一张张铺平叠在一起。我的意志实在扛不住了，爬到床底下，假装找玻璃弹珠，突然一声大叫：“爹！猜我发现了啥？”父亲赶紧蹲下观望，我从床下抓出一堆票子，把他乐得眉开眼笑，两个人为这笔飞来横财雀跃不已。

我在濮阳生活八年上了大学，父亲十年时间从语文老师成了校长。我在大学并不适应，自卑消沉，没什么出口，就写信给父亲，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他，什么从小不管不问，搞得我性格没长好。父亲花一个月工资给我买过电子琴，我只学会了弹《小草》和《济公活佛》，送过我一本《唐诗三百首》，我只背会了半首《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就这四句。对于一个初进城的小学生来说，谁能在家里坐得住？总之一番讨伐，寒假回家的时候，对门的管老师对我说，父亲读了我的信，关门在办公室哭了半下午，谁敲门都不开。我没有和父亲聊天的勇气，逃兵一样跑回学校，再修书一封，写出攒了一辈子的甜言蜜语，说他已经扛着我们到了半山腰，该停下来抽袋烟了，剩下的路得我自己走。哎呀，濮阳传来消息，父亲又哭了。

……

精彩全文请见《当代》2026年3期

【作者简介：潘采夫，上世纪七十年代生，河南濮阳人。曾任《新京报》文化副刊部、评论部编辑，体育部主编，《南都周刊》主笔等，在《中国之声》等节目担任评论嘉宾。创办谈话类音频节目《跑题大会》，担任主播。著有文化评论集《贰时代》、文化随笔集《十字街骑士》《少年读金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