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6月13日下午，诗人、批评家，《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做客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第6期文心大讲堂，以《水缸·蜗牛·玻璃·西湖——经验写作的惯性、反思与重构》为主题，与读者深度分享个体经验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与突围路径。活动由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院（馆）委会成员、创研宣教部主任卢山主持，诗人、作家徐忠友、费一飞、胡人、江离、飞廉、熬运涛、弦河、肖楚天、林祺、章雪霏等莅临活动，与现场文学爱好者共同聆听讲座、交流创作心得。

“诗坛许多朋友对霍俊明都比较熟悉，他首先是一位深耕领域的诗歌批评家，其诗歌批评体系不仅构建了对70后先锋诗群的整体研判与核心观点，更细致梳理、囊括了诸多诗人一生的创作轨迹与艺术特质。他为多位知名诗人撰写传记，在诗歌理论研究、文坛评论建设方面为中国当代文坛作出了扎实贡献。同时，霍俊明作为70后代表性诗人，始终以纯粹的创作姿态为青年诗人树立标杆，其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文字细腻、意蕴深远，让人过目不忘、回味悠长。”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院（馆）长程士庆表示。

讲座现场还举行了图书捐赠仪式，霍俊明《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梦的对岸》《夜雨修书》等多部诗集、文论集入捐浙江文学馆，将真挚的诗心与纯粹的文学力量久久传承、弘扬。

审视时代症结 反思当代写作困境

“水缸、蜗牛、玻璃和西湖这四个意象有一个最基本的共性，即透明性。在阳光照射下，它们是澄澈的，会折射出生活的光泽与本真的质感。”霍俊明说。

从这一核心特质出发，他聚焦当下文学发展现状，剖析当代学者与创作者面临的核心命题——如何让文学突破时代桎梏，成为留存精神的历史纪念碑。“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存在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它会浸润、抵达每个人的灵魂世界。当我们谈及杭州、谈及西湖，无数先贤文人的身影便伫立眼前，从白居易、苏轼到明末张岱，他们用笔墨将个人精神世界定格为永续鲜活、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坐标，以此抗衡肉身终将被时间湮灭的宿命。”

他精准点出AI时代文学创作的深层隐痛：“为什么我们对当下的诗歌、小说创作多有不满？核心症结在于文学创作的产出速度过快、初心缺失。不少小说家每年量产一部长篇作品，部分诗人日均创作十余首诗歌，年创作量甚至可达三千余首，这种流水线式的创作，本质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敷衍写作。而当下出版行业的整体萎靡，也与部分创作者创作初心淡化、责任意识缺失密切相关。”

针对当下经验写作频发问题的核心成因，他解读道，根本在于全民阅读与文学传播环境发生颠覆性变革，碎片化阅读、快餐式传播彻底消解了深度写作与沉浸式阅读的氛围，让经验写作逐渐流于表面、丧失深度。如今，我们已步入人工智能全面渗透的时代，AI逐步覆盖大众情感感知与创作想象力，越是被技术冲击，人类越需要丰盈、深刻的精神生活。“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十年，也是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并行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短暂，却为中国当代文学留存了极为丰厚、珍贵的精神遗产。”

霍俊明进一步指出，当代人对手机、网络等电子终端的过度依赖，正在对文学写作造成不可逆的精神损耗与认知伤害。“互联网算法为我们编织起密闭的信息茧房，如同温柔的天鹅绒监狱，无形裹挟、束缚着每个人的独立思想，严重冲击个体的主体性与思辨能力。越来越多人脱离真实的社会交往，沉溺于‘读屏’式虚拟生活，逐渐丧失感知生活、洞察现实的认知触角，诸多复杂的社会命题与人性困境，也被浅层文学创作简单化、扁平化处理。”

在他看来，当下中国作家的现实书写普遍存在认知浅显、表达单一的问题。“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曾说，认知的边界就是语言的边界。当下，区域经验趋同、生活模式同质化愈发明显，大众的生活状态逐渐被量化、标准化，文学的深度认知功能持续遭受挑战，积淀千年的古典文学经典资源也逐渐被当代创作者忽视。余华、莫言、徐则臣等知名作家接受采访时，都提及清代蒲松龄对自己创作影响深远。这也意味着，新时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依然需要回望古典文学、致敬传统经典。”他生动比喻道，当下市面大量火热的文学作品，要么是陈旧过时的心灵鸡汤，要么是刻意加工、流于表面的“添加剂式”文字产物，看似贴近现实，实则剥离了生活的复杂内核，与真实的人间百态相去甚远。对此，他强调，真正的优秀作家，必须坚守核心创作美德——扎根现实、洞悉现实，同时跳出世俗桎梏、超越现实表象。

依托经典意象 探索诗歌创作新机

水缸、蜗牛、玻璃、西湖，这四个兼具日常性与诗意性的核心意象，层层递进、互为补充，带读者穿透日常表象、洞悉诗歌本质，解锁当代经验写作破局、重构与创新的全新路径。

第一个关键词，水缸。

“在城市化高速推进的时代，水缸这一传统家常器具已然成为时代遗物，小小的一方水缸，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更能折射出乡土文学的发展脉络与城乡迭代变迁的深层经验。”霍俊明说道。

以此为切入点，他深度剖析了中国乡土文学数十年的发展困境与创作瓶颈。“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从路遥一代作家开始，中国文坛耗费近半个世纪的笔墨深耕乡土题材，持续书写城乡对立、乡土变迁的核心命题。但在长期创作中，诸多优秀作家都陷入了难以突破的创作悖论。譬如余华在《第七天》中描摹的乡村图景，依旧停留在2000年前后乡村空心化、人口留守的时代特征，其文字呈现的现实质感与复杂程度，甚至不及真实新闻素材的张力。在我看来，当作家笔下的文学现实，单薄于真实的生活现实时，这部文学作品便是失效的、无生命力的。除此之外，当代多数作家、诗人书写乡村，始终局限于单一的乡愁叙事。城市化进程越快，创作者越执念于追忆过往固态、封闭的传统乡土世界。若创作者始终以二元对立的固化思维、带着片面的道德伦理视角评判新旧时代、城乡变迁，必然会桎梏自身创作，造成写作视野的狭隘与内容的同质化。”

霍俊明认为，真正的优秀诗人，必然能以文字为舟，抵达常人无法触及的精神秘境与情感深处。他以诗人大解《母亲》中“母亲看见我，一边喊，/一边小跑迎接我，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去世了多年”这句诗句为例，阐释诗歌超越日常经验的独特魅力：“在这两句诗之前，呈现的是寻常质朴的生活场景，是鲜活普通的乡下母亲形象，而结尾两句瞬间构建出虚实交织、生死相隔的极致氛围感，营造出巨大的情感张力，让人读来久久动容、难以释怀。”

他同时援引云南诗人雷平阳的自我反思，警醒当下创作者走出乡土写作的误区，不少作家正在刻意窄化故乡的内涵与边界。“雷平阳曾说，‘如果我从乡愁中获利，那我也是一个罪人’。这句话的深意在于，很多创作者反复书写乡愁、消费故乡意象，凭借故乡题材收获文坛认可与行业影响力，本质上是以固化、消耗故乡的多元内涵为代价的。”

他直言，纵观《诗刊》等核心文学刊物的刊发作品，超四成诗人仍深陷传统写作惯性，乡土写作始终局限于父亲的皱纹、母亲的白发、炊烟袅袅的刻板乡村意象，内容陈旧、表达固化，难以引发当代读者的情感共鸣，乡土写作亟待破局。

针对如何破除乡土写作的固有经验与思维惯性，他高度认同作家徐则臣的创作理念：回到故乡去，就是回到世界。作家笔下的故乡，若能承载广阔的时代视野、包容多元的人间百态，便能成为观照世界的窗口，这便是“世界是故乡的肉身，故乡是世界的灵魂”的深层内涵。

第二个关键词，蜗牛。

霍俊明以“蜗牛”为喻，精准定义了当下普遍存在的区域经验写作困境。“不久前，我在浙江玉环市见到一只宛若沙粒般的微型蜗牛，是我见过最小的蜗牛。彼时我便心生感悟，不同地域的蜗牛形态各异、各具特质，正如各地的人文风物与生活经验独一无二。写作者若仅仅将眼前的局部现实当作普适性经验进行创作，便会陷入以偏概全、视野狭隘的创作误区。”

“当下许多创作者过度依赖单一的地理区域经验，写作内容沦为表层的景观化呈现，以猎奇式的视角展示地域民俗与地理风貌，作品如同精致却空洞的旅游手册，缺乏深度与内核。同时，多数区域写作依托本土母语语境创作，经过二次翻译、传播后，产生了层层文化与认知壁垒，原本鲜活的原生经验逐渐失真、异化，难以实现广泛传播。”

对此，他郑重提醒现场青年创作者，切勿用狭隘的区域经验替代普世性的人类经验，局限的地域书写终究无法引发大众的普遍共情，文学创作需要跳出地域桎梏、拥抱广阔人间。

他结合美国诗人玛丽安·摩尔《致一只蜗牛》一诗进一步阐释，蜗牛的伸缩韧性、深藏内敛的特质，正是文学创作的核心美德与至高准则。“文学的本质从来不是直白的展露与张扬，而是深藏不露、留有余白，为读者留存无限的想象空间与解读可能，值得人们反复品读、深度联想、持续拓展。”

他还以“蜗牛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这一反差冷知识为切入点强调，文学创作绝不能沦为流于表面、刻意炫耀的展示型工具，摒弃空洞的外在堆砌，创作者应当深耕微观叙事，扎根个体向内的生命体验与超验的文化思考，以细微处见宏大，以本心洞察时代，最终实现思想与情感的向外辐射、价值与力量的持续传递。

第三个关键词，玻璃。

“诗歌创作中存在深度意象与终极经验，这类核心意象是支撑作家、诗人文本复杂性、思想深度的关键根基。”霍俊明说道。

欧阳江河《玻璃工厂》、梁晓明《玻璃》、大解《玻璃》等以“玻璃”为核心意象的经典诗作，兼具通透质感与思辨力量，将玻璃的澄澈、易碎、反光、坚韧等多重特质与人性、时代、生活深度绑定，意象立体饱满、情感层层递进、思想极具张力，打破了单一浅层的意象书写，构建出复杂多元的诗歌意境与精神内核，为当代意象写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在他看来，当下多数诗歌创作陷入“过度平滑”的弊病，文本缺乏阅读阻力、创作难度与思想厚度。“许多诗人执念于纯诗创作，追求文本的绝对干净与纯粹，剔除了所有杂质、冲突与多元质感，形成封闭的乌托邦式写作。但真正有生命力、有价值的诗歌，从不局限于单一的纯诗范畴。优秀的诗歌创作，是通过解构固有范式、突破纯诗边界，在辩证与反思中抵达全新的诗歌境界。我们应当接纳诗歌的‘不完美’，允许文本保留粗糙的颗粒感、鲜活的烟火气，摒弃刻意打磨的平滑空洞，让诗歌拥有包容万象、消化情绪、承载现实的力量。”

第四个关键词，西湖。

谈及文学创作中的文化经验，久居杭州的人们总会不由自主联想到西湖。千年以来，无数文人墨客、经典文本、宗教典故都与西湖深度绑定，沉淀出厚重的地域文化底蕴。

“有人将西湖的自然景致与人文意境划分为四重维度：晴西湖、雨西湖、夜西湖、雪西湖。白居易、苏东坡等无数传奇文人雅士，都曾沉醉于西湖风光，留下万千传世笔墨。纵观千年西湖书写，唯有明末清初的张岱将西湖之美、西湖之韵写到极致，其文字意境与思想格局，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张岱亲历亡国之痛，心怀家国怅惘，在文字中构建起纯粹理想的精神乌托邦，其写景、抒情、纪事、思史的笔触与格局，远超同时代诸多文人的创作上限。”

针对西湖这类被反复书写的经典文化意象如何突破同质化、写出新意的创作难题，霍俊明以诗人飞廉的《为超山送梅而作兼赠江离》为例，解读经典文化经验的创新书写路径。“飞廉在这首诗中采用抽象化的叙事手法，将厚重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细腻鲜活的日常图景。诗歌以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恢弘历史开篇，随即笔锋一转，聚焦吴越国一座无名小山，描摹一位衣衫褴褛的砍柴少年，折下盛放梅花赠予待嫁三姐，又将细弱梅枝随手插入山崖、淡然遗忘的细碎场景。千年岁月倏忽而过，无数盛大王朝尽数湮灭，唯有少年无心栽种的梅树傲然伫立，成为岁月沧桑最孤独也最坚韧的见证者。置身这棵千年梅树面前，人类的渺小、时光的浩瀚、历史的厚重尽数显现。”

他总结道，古今中外诸多以草木、风物为载体的经典创作，皆兼具个体性与时代性，既贴合创作者的个人生命经验与心路历程，又与宏大历史同频共振，故而能够直击人心、引发共鸣。“优秀的作家，总能穿透纷繁复杂的现实表象，挖掘、还原被大众忽略的历史细节与生活本真，以全新的创作视角与创新的艺术手法，重塑经典意象、重构文化经验，让传统书写焕发全新的时代生命力。”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