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 言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由《青年文学》杂志社主办、八位评委盲选产生的第七届城市文学排行榜正式揭晓，共十二部作品上榜，分为中篇小说榜（六部）和短篇小说榜（六部）。这份榜单不仅呈现了二〇二四年度中国城市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更折射出当代作家对城市空间更新、历史记忆重构、亲密关系裂变等多重议题的思考与回应。

耐人寻味的是，作家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放缓了追逐未来的脚步，转而在两个维度上探赜钩深。一个是以个体视角、家族记忆与市井日常为切口，对城市空间展开考古式回溯，在历史的褶皱中打捞时光印记，在时代流变中寻觅情感依托；另一个是潜入内心世界，在亲密关系的裂隙和迷障中，呈现现代都市人的情绪内耗、情感迷茫和精神困顿，进而探寻彼此和解与自我救赎的可能。我们不妨将这两个维度，一个称作“向后看”，一个称作“向内转”，二者以回望与内潜姿态，共同展现出当代城市文学的价值取向、精神纵深和审美风格。

一、游走与回望：空间记忆与时代变迁

城市里的空间存在，老宅也好，旧园也好，古寺也好，哪怕穿城而过的道路与河流，无论是否尚有人在其间活动，都不仅仅是单一的物理空间，它们在时光之河中渐变为层层叠叠的记忆沉积物，处处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如果说现代性意味着一种不断向前的线性时间观，那么本届榜单中的多部作品，算是进行了一次“逆行”，在城市空间中游走、回望。它们拒绝遗忘，执意通过个体记忆还原城市空间与人和历史的关系，或在城市空间中挖掘那些早已湮没无闻的人事，寄托某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守护一脉文化。正如作家阮夕清所言：“一部分人向前看，也需要有另一部分人向后看，这样才能有视线的始终完整。”①

沈念的《歧园》以美国生物医学女博士海瑞思跨国旅行并拍摄家族史纪录片为主线，牵出一座百年老建筑的前世今生。小说叙事的空间载体“歧园”，从最初的教会学校到废弃园林，再到文化遗产，其命运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城市变迁史与中西文明交融史。海瑞思的曾祖父海福记于二十世纪初在洞庭湖畔创办教会学校，这一历史事件经由家族档案、地方志、人物口述、影像记录等交叉印证，逐渐显影。小说没有渲染文化冲突，而是以普通人的相遇、相助、相守，呈现文明之间最本真的理解与包容。那些散落在历史缝隙中的温情过往和细节——海牧师的实干与理想主义，他妻子海玉音的坚韧与仁厚，文爹对歧园的默默守护，以及外公与海牧师一家的情义，等等，经由作者克制而深情的笔法，编织成一曲跨越百年的文明对话。小说对“歧园”这一空间符号的处理尤具匠心，它曾叫作“祈园”（祈祷之地），后来变为“弃园”（废弃之地），如今被称为“歧园”，既指“园中多歧路”，也暗示着选择的多种可能，恰如历史本身的多义性与开放性。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我”——一位基层文旅局干部的视角，呈现出历史记忆在当代语境中的多重博弈，并最终指明：真正的城市进步不是单纯地求新求变和财富变现，而是在有所为有所不为中探寻一种新的可能。

如果说《歧园》梳理的是家族记忆，那陈春成的《秋水》则更多呈现的是个体的精神成长史。三十三岁的景观设计师范圆圆为追寻设计方案被盗用的真相，从福建远赴湖南常德，按图索骥，最终找到一座废弃的园子——“臆园”。她私自“闯入”这座“理想中的园子”，一番凭吊之后，有所释怀。随后她前往与自己名字有着关联的沅江边，“置身于这澄明的时间，这静静流逝的空间，望着对自身的流逝安之若素的江水，她决心把一些旧事想想清楚，回顾这些年的哀乐是如何交替，将那些考试、恋爱、工作中的荣辱和微不足道的心绪，都重温一遍”。“重温”不就是回望吗？她触摸江水，追忆往昔，最终放下执念，与自己和解。小说的叙事动力看起来是职业维权，实则是一场存在论意义上的“返乡”。“臆园”，这座由范圆圆设计却被盗用、最终荒废的园子，既是她职业身份的投射，也是她内心世界的象征。她在秋日晨光中翻墙进入园子，“走过那展馆，如一座锁闭的荒宫”，这一场景既是现实的描摹，也是主人公心理的戏剧性映照，于是这一空间符号就具有了自我指涉意味。主人公在与其名字有着关联的江边游走、沉思，“她指望着江水会为她洗涤掉什么，或注入些什么，赐予她某种疗愈或启悟，可什么也没发生。沅江只是漠然地流着”。“只是漠然地流着”揭示了一种超越人类时间尺度的宇宙视角，在这种视角之下，个人的得失、职业的荣辱，甚至城市的兴衰，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一层描写，使小说蒙上了浓重的哲思色彩。然而，叙事者并未因此陷入虚无，而是通过主人公放肆的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肯定了个体在认清存在真相之后的坦然接受。个体虽小，但毕竟还可以保有与恒久事物相关联的细节。“以后当我念出自己的名字，有一条江在那个音节里秘密地流淌。”陈春成以“秋水”为喻，用一贯的诗性语言，让读者跟随主人公的脚步，于喧嚣中感受寂静，于流动中捕捉永恒，在自我疗愈中完成城市个体的存在之思。

与《歧园》的家族记忆和《秋水》的个人记忆不同，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引发的下岗潮为背景的《华夏第一公园》，将镜头对准活动在城市公共空间（公园）里的一群游民，以小见大书写城市变迁与集体记忆。作者阮夕清自称小说写的是“一个普通幸存者的故事”，“我回到青春的视角，重新看待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成长中被城市的‘网开一面’感”。②小说中的“幸存者”不仅是指侥幸躲过谋杀的陈国良，还包括与他有往来的宋小东、铅桶、汤团、野种等在公园出没（摆摊、混日子）的底层小人物。他们是时代转型的具象缩影，是城市发展的见证者，也是被城市“网开一面”的人。借由他们所承载的时代和历史的信息，读者得以窥见经济浪潮下个体的渺小与坚韧，也留下了关于人性与命运的无尽思考。当城市不断更新，我们是否正在失去共同的记忆？这也是小说最后，已经成为出租车司机的主人公对乘客的那一问（“我以前也在这里做过生意，你猜猜，我是做什么生意的？”）所传递出来的“言外之意”。

家庭作为最小也最稳固的记忆单位，承载着不同代际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城市变迁最真实的微观图景。短篇小说《属龙》聚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襄阳南路的弄堂生活，以第一人称“我”（小辰）的儿童视角，围绕孔家祖孙之间的温情展开叙事，串起家族记忆、时代创伤和城市变迁。作者沈轶伦说：“在城市里，有时候我们很难再去提‘故乡’这样一个实体的概念，城市的发展实在太快，人们来了又去。”“如果实体的建筑会瞬息万变，那我心里的记忆永远不变。我心里的童年那样的故事，在我写下的文字里，它将作为‘故乡’的实体概念，永远存在在这里，当我想到它的时候，它会给我的心灵带来慰藉，会回答我‘从何处来’那样的问题，我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种感受带给大家，希望与我一起，在龙年阅读《属龙》这篇短篇小说，看一看我们一起走过的时间之旅，看一看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所依靠的那样一个心灵的故乡。”③由此看来，《属龙》写的是城市“无根者”的“乡愁”。作者希望读者借由作品跟她一起通过回望（时间之旅）而记住来路（从何处来），找到情感的寄托（心灵故乡）。

杜峤的《惊鹿记》围绕“惊鹿寺”这一空间展开，通过民国与当代两条时间线，讲述了数代人因一串念珠而纠缠的命运与因果。民国年间，惊鹿寺住持露生因一串念珠与枕霞寺高僧不悔产生记忆分歧。不悔坚信曾将佩戴十二年的念珠赠予许淑珍，后来却发现许腕间所戴念珠并非原物，露生的记忆则与之相悖。不悔为求真相执意飞往重庆，遇空难离世，成为露生一生心结，也由徒弟阿福（韩福庵）延续。当代线中，编剧韩天然在祖父（即韩福庵）离世、父亲患病后，发现家族秘藏的日记与念珠，得知三代人皆执念于这段民国因缘。他与女友重返惊鹿寺，试图埋葬念珠了结因果。最终念珠被神秘道人吞掉，道人亦化作一道青光消失，故事结束。小说以“惊鹿”为隐喻，写尽人心对“他山之水”的虚妄追寻。

班宇的《飞鸟与地下》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讲述“我”与曾经喜爱的女孩小柳时隔多年的重逢与一场奔赴山林的旅程，通过“我”和小柳的回忆交替穿插父辈的故事，在碎片化的历史记忆中呈现个体命运的荒诞感。班宇在小说中延续其一贯的东北叙事底色，以私人化记忆勾连时代变迁，书写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漂泊、失语与精神救赎。

上述作品以记忆为线索、以情感为纽带，把城市物理空间还原为有历史、有温度、有气息的生命体，其中满含“失落垂叹”（阮夕清语），亦不乏温情和暖意。在过往数十年急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历史被切割，记忆被抹平，空间被重构，我们失去了太多确定性的东西。作家们通过文学的手段，试图在时间的洪流中打捞那些沉没之物，找寻灵魂的栖息地。

向后看，仅仅是为了留住历史吗？“我知道，过去从未过去，谁也阻挡不了的时间，又要从过去出发了。”这是《歧园》的最后一句。沈念在创作谈中说：“也许，当下无数不为人知的发生，也在为未来创造一种被回望的生命绽放。写作者应该铭记于心的，是保持一种警惕——我们写下的每一个词句，不应只是复制、解释这个世界，而是去想象和建设一个新世界。”④回望，是为了让当下的我们，暂停匆忙的脚步，想一想面对未来，该如何“创造一种被回望的生命绽放”。

二、悬置与内潜：亲密关系迷障与精神突围

如果将本届上榜作品放在一起考察，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相当多的作品带有“心理小说”的特征。作家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失去了探索宏大历史与外部世界的兴趣，转而潜入内心深处，聚焦现代城市语境下的亲密关系疏离、沟通障碍和情感困局，致力于捕捉那些难以言说的情绪波动和心理变化，进而探寻关系修复、灵魂安放、精神救赎的可能。

赵松的《豪华游轮》以三位好友萧穆、谭宓、霍缇——各自的婚姻、职场和生活状态为故事内核，以日常化的叙事、碎片化的情节，反映当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萧穆是疏离的旁观者，离异后与世界保持距离，对死亡、关系、职场都带着漠然与恍惚，他感受包裹自己的“那层茧壳开始层层剥落”，却始终找不到人生方向，时常感到倦怠和迷茫；谭宓是在关系中挣扎的追寻者，童年的家暴阴影让她极度渴望幸福，将婚姻、孩子当作“一点点的糖”，却在婚姻中遭遇丈夫的精神背离，看似冷静果决实则脆弱，用伪装的天真掩盖孤独；霍缇厌倦稳定婚姻，沉迷于环球旅行、寄明信片的短暂快乐，看似渴望自由，其实是对亲密关系的逃避。这篇小说“试图揭示的是某些人际关系在莫名的推力中无法阻止地走向瓦解的过程。而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当那些关系已然瓦解之后，那几个人物又忽然意识到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在关系的废墟上并非一无所有，相反，还有大量的残砖碎瓦无法清理，令他们绝望的是，他们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逃出这废墟的巨大阴影”⑤。主人公就在这无法清理的“残砖碎瓦”和“废墟的巨大阴影”中，让自己“自然脱落”，在“联结”与“疏离”的夹缝中陷入虚无。这是现代都市人普遍的精神困境，也是时代情绪的整体表征。

同样是讲述夫妻关系，辽京《白浪》里的故事更加“一地鸡毛”。二十年前，生意失败、负债累累、遭恋人背叛的陈菲欲在酒店海边轻生，时任酒店前台领班的关蒙救下她，这场“英雄救美”让关蒙错失晋升机会，二人随后走入婚姻并一起经营花卉生意，成为旁人眼中的模范夫妻。二十年后，二人邀约好友凌红、老杨夫妇同游旧日酒店庆祝结婚周年。在酒店的旧景、四人的闲谈与回忆中，两对中年夫妻的婚姻倦怠、情感隔阂与中年困境逐一在读者眼前展现。小说的尖锐之处在于将一场包裹着“英雄救美”浪漫外衣的婚姻进行了解构，关蒙长期将救人事件塑造成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反复向他人讲述，以此支撑平庸人生；而陈菲则不得不背负“报恩”枷锁，保持沉默。“可是真相要模糊得多，他们只能攫取各自眼中最清晰的部分。”另一对夫妻凌红与老杨，表面相安无事，实则相互嫌弃、彼此敷衍，靠“面子”维系婚姻。小说借助两对普通夫妻的情感生活和内心活动，戳破爱情神话，将中年人在亲密关系中的平淡、疏离、倦怠，甚至自我安慰和制造假象一一剖开、展示。

杜梨的《鹃漪》、朱婧的《思凡》、黑孩的《物理反应》是比较典型的女性书写，三者均将笔触伸向更为幽暗、更为隐秘的女性内心世界。《鹃漪》讲述了建筑师花末和丈夫多荷果搬入一套发生过失踪案的“凶宅”，花末发现房中隐藏着一道空间裂隙，并凭借自己的造梦天赋进入其中，遇见了失踪案的女主人齐鹃的残存意识。在梦境与现实的交错中，花末逐渐揭开齐鹃被其物理学家丈夫刘左峰杀害并藏尸于裂隙的真相。齐鹃的悲剧、花末的遭遇，共同指向都市女性的生存困境和自我觉醒。杜梨说：“写下《鹃漪》，是想要为那些破碎的灵魂穿针引线，是一种类似于招魂的深叹。”⑥故事中的齐鹃就是那个“破碎的灵魂”，花末是个幸运儿，因为她身边有尊重她理解她的丈夫，还可以通过造梦填补现实残缺，“在那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她觉得自由幸福，再也不用担心醒来就失去她的世界”。但正如作者在真实生活中感受到的那样：“梦很多时候都是压抑而阴沉的，它依然不能作为一个栖身之所，所以我必须醒来，去真实的生活中磋磨。”⑦所以，小说结尾，作者仍然将花末从造梦者变成了无梦者。

《思凡》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了一桩高校性骚扰举报事件的调查过程。郑和玉教授被女博士举报在宴席上行为失态、意图骚扰，“我”作为独立调查组成员，走访当事女孩和现场目击者，逐渐拼凑出事件背后复杂的情感与权力关系。女孩与郑老曾有过密切的微信往来和线下互动，她既享受这种关系带来的便利，又对郑老的越界行为感到厌恶与羞耻，“我”在调查过程中也回忆起十五年前自己作为郑老学生时的类似经历。小说以昆曲《思凡》统摄全篇，通过多重视角探讨权力、欲望、羞耻心、性别处境等话题，让一场所谓“丑闻”，变成对人性普遍困局的叩问。

关于小说《物理反应》，作者黑孩说：“当初想写的是，内心深处有一丝缝隙，不小心被人闯进去，虽然爱的时候想停都停不下来，但是突然出现的一个小小的意外，就将所有的情感都瓦解了。爱就像悬崖上的一个城市。或者说爱更像游泳，一不小心就会溺水。”⑧该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报社记者房秋艳）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因“脚”而起的婚外情与婚姻破裂。“我”因对中古车社长郑万民一双“好看的脚”产生强烈好感而陷入情感纠葛，在一次被精心安排的“出差”中与之发生关系，最终导致丈夫温和华提出离婚。然而离婚后，“我”在一次自行车骑行中突然对郑万民的脚感到恶心与幻灭，果断结束这段关系。主人公显然就是一个“内心深处有一丝缝隙，不小心被人闯进去”的女子，而后又因“一个小小的意外”而导致情感瓦解。小说用细腻、私密、近乎独白的笔触，把女性在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时所产生的困顿感和失控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黄昱宁的《手可摘星辰》围绕一场跨越十年的意外与创伤展开。十年前，小学见习教师李苏在课堂上讲解“手可摘星辰”诗句并分享了童年观看狮子座流星雨的经历，引发学生马超的向往。马超在深夜试图观看流星雨时从十二楼坠落，虽奇迹生还，却产生了类似自闭症的行为特征。这场意外让刚入职的李苏离开教师岗位，留下长久心理阴影；马超的家庭也陷入长期压抑与争吵。十年后，李苏与男友倪可、马超一家三口，阴错阳差参加了同一个挪威旅行团。旅途中，随着双方的接触和回忆，事件逐渐清晰：当年的意外是家庭矛盾、孩子特殊性格与老师无心之言共同导致，而非哪一个人的过错。最终，在极光之夜，所有人放下执念，直面创伤，完成了一场迟来的和解。现实中不乏类似的事件，我们已经在新闻中见过太多。看完小说，我想它一定是有原型的。读到黄昱宁写的创作谈，我有种“果不其然”的感觉。她于多年前听人讲起一桩男孩高空坠落事故，颇受冲击，以至于被其缠绕，无法释怀。成为人母之后，她更加觉得，“有些事情，是一定要写下来，才能过了心里的那一关”，“至少在文学的世界里，我要给我的人物一个重新再来的机会，给孩子，也给他的父母，一个走出封闭的死循环、寻求救赎的可能”。⑨作者将我们在现实中无法完成或不忍进行的观察与追问，寄托给了文字，可谓用心良苦。

与叙事的“向内转”相应的是，本届上榜作品普遍采取“悬置”策略，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偏离或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闭环叙事与明确立场。在情节上，多部作品舍弃了故事的“完整性”，而设置了一种开放性的结局：《豪华游轮》无明确收束，只定格都市人的孤独与疏离状态；《白浪》止于海边的留白，让故事停留在关系未定的瞬间；《鹃漪》的最后花末和丈夫再次进入梦境，化作一对快乐的青猿流连于清泉密林间，“霎时，天雷滚滚，梦境开始摇晃。他们的巢不断掉落，两只猿掉下大青树，向泥沼堕去”，故事戛然而止。在观念立场上，作品普遍悬置道德评判，拒绝简单的是非、对错、善恶定性：《思凡》中的“我”对所谓性骚扰事件审慎中立，不预设立场，不轻易下判断，只通过当事人的不同视角和言说呈现人性暧昧地带；《手可摘星辰》没有将“坠楼事件”归罪或归因于某一方，而是尽量还原事件发生时涉事人的情绪状态。在情感与心理层面，人物普遍处于犹疑、彷徨、悬而不决的状态：《豪华游轮》中，谭宓与叶万并未离婚，却也并未和解，而是选择一种“暂时先这样”的状态；《物理反应》的最后，“我的脑子里跟放幻灯片似的，一会儿是化掉之前的冰棍和冰激凌，一会儿是化掉之后的冰棍和冰激凌。一会儿是好看的郑万民的脚，一会儿是白花花的郑万民的脚”，这段话明显暗示了主人公在亲密关系中的矛盾和纠结状态。

这些“悬置”，虽然会给读者造成一种不完美、不尽兴、不痛快的阅读体验，但在传递现代都市人的情绪和心理方面，在我看来达到了更高的真实。

三、越轨与融合：叙事新变与美学突破

…………

（节选完）

注释：

①阮夕清：《〈华夏第一公园〉创作谈：遥远的幸存者》，《收获》杂志微信公众号2024年5月21日。

②阮夕清：《〈华夏第一公园〉创作谈：遥远的幸存者》，《收获》杂志微信公众号2024年5月21日。

③沈轶伦：《描写童年与祖父之间的温馨互动，是我写下这篇小说最重要的心灵动因——〈属龙〉创作谈》，《小说月报》微信公众号2024年11月22日。

④沈念：《过往从未被带走》，《中篇小说选刊》2024年第2期。

⑤赵松：《为了那些语焉不详的人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6期。

⑥杜梨：《双重麦塔福里的鸟类和女性》，《中篇小说选刊》2024年第5期。

⑦杜梨：《达乌里寒鸦只想过上普通的生活——〈鹃漪〉创作谈》，《收获》杂志微信公众号2024年7月16日。

⑧黑孩：《番石榴飘香》，《收获》杂志微信公众号2024年1月17日。

⑨黄昱宁：《给人物一个重来的机会》，《人民文学》2024年第10期。

（以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