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个标题像是要说什么苦情的事儿，不是的，看下去就明白了。

也不是没有苦情，主要是想说说我们家的一场大变故。

这个家不是我现在的这个家，现在的这个家，平淡无奇。过去的家也不是说就不平淡不无奇，只是人口多些，处的时局环境不同现今，遇上的事儿也就多些。

要说过去我的那个家，得有个时间界定。今年我已是79岁，10岁时的家，有曾祖母，有祖父、祖母，有姑姑，没有三弟、四弟、五弟和六弟。想想，还是以我上了大学为界吧。

这样一家人

先说一下我家的位置。山西的地域，像个长条的树叶，南边一片是运城市，下辖的县有个叫临猗的。这个临猗，是1954年的时候，由东边的猗氏县和西边的临晋县合并而成的。我老家在临晋东关外一个叫韩家场的村子，与东关街口只隔一条土路，也可说是临晋县城的一部分。

我是农历丙戌年腊月十二生人，合阳历，就成了1947年元月3日。初中是在临晋中学上的，高中是在运城的康杰中学上的。三年后毕业，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时为1965年9月。

这一年家里共有八口人，姓名和年龄如下:

爷爷韩儒倡，1906年生人，59岁

奶奶范宝贝，1915年生人，50岁

父亲韩永，1925年生人，40岁

母亲卫如雅，1925年生人，40岁

韩石山，1947年生人，18岁

三弟韩振远，1956年生人，9岁

四弟韩怀远，1958年生人，7岁

五弟韩忠远，1964年生人，1岁

得说明一下。我上面还有个哥哥，1944年出生，1964年结婚生子，还在老家院子里住着，理论上说是另一家人，也就不能算在1965年的家庭人口里了。

何以家里这么多人，长子婚后还住在家里？无他，我家的院子挺大的。

忘了说了，土改时，我家划定的成分是富农。据说土改时的政策是，地主出户（搬离原住房屋），富农不出户。或许临晋是富庶之地，家家都有房子，地主、富农很少有出户的，只把多余的房子分给房子不好的贫下中农。我家分出去的是个偏院，主院仍是我家住着。

这个主院有多大呢？笼统地说是“二进”，细了说，南北向的有门房、腰厅、北房，东西向的，前院有东西厢房，后院也有东西厢房。偏院有前院和后园，地面是见土的，主院前后两个院子，全是青砖墁地，连一巴掌大的土地面都没有。

至于间数，得多说两句。晋南和陕西渭南一带的房子，都是以单坡椽计算，俗称撅尾子房，前面有房檐，后面是直直的高墙。厢房是单坡椽，算两间，门房是两坡椽，三间的开间，就是六间，腰厅和上房类此。这样后两个院子共有24间。四个厢房可住人，还是挺宽裕的。

具体说，爷爷奶奶住前院东厢房，母亲带弟弟们住前院西厢房，哥哥嫂子和他们的孩子住后院西厢房。后院东厢房，后来弟弟大了，成了三弟和四弟的住处。再后来兄嫂出去，就更宽敞了。

母亲和弟弟们住前院东厢房，父亲呢，这又是个特殊情况。他老人家在山东德州一个名叫“生建机械厂”的单位工作。号称工厂，实则是监狱，当地人叫劳改队。服刑吗？也不是，该说是管理干部。建政初期，他是解放军部队的一个小军官，先驻防山西大同，后移防山东青岛。1953年要转业了，按政策只能在省内安置，去哪儿随便挑，他就挑了一个离山西老家最近的城市——德州。这个最近，竟有2000里之遥。那时的行政干部，一年只有12天的探亲假，也就是说，我母亲房里的炕上，尽可以住年幼的弟弟们。

我们家还有个特殊的地方。祖父上过中学，当过多年的小学校长。后来开颜料店，公私合营后成了县百货公司临晋镇门市部的负责人，不是什么私方代理人，而是县商业局的正式职工。

是怎样的一家人，大致就说清楚了。

我的婚事

这个八口之家，后来还是八口，只是人员有了变化，有故去的，也有新添的。

这就要说到我母亲的生育能力了。儿子说母亲的生育能力，总有些不合孝道，我不是不知晓，只是这里不说，后面好些事就不好说，还是提早说了好。

母亲没上过学。她是南连村我姥姥家的大闺女。1925年生人，嫁到我家时只有15岁。她小，我父亲也不大。都是15岁。这个岁数成了家怎么过日子，我实在想象不出来。后来知道的是，父亲在县城上中学，她在家里当小媳妇。

说她是小媳妇，不是说她年龄小，是说她地位低。爷爷在城里有生意(店铺)，当家的是奶奶。奶奶是爷爷的第三任妻子，比母亲大10岁，人高大，极严厉。逢上这么个婆婆，别说她个头不高，再高也只能是个小媳妇，低声下气、唯唯诺诺。

这样卑屈的地位，并没影响了这对少年夫妻的夫妻生活。1944年生下个男孩，我哥哥。过了两年又生下个男孩，就是我。哥哥属猴，我属狗，中间隔了个鸡，哥哥比我大两岁。

这里说哥哥比我大两岁，前面的家庭成员列表上，说我是1947年生人，比哥哥小了三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开了也不抵触。我的生日以农历算，是农历丙戌年腊月十二。丙戌年对应的公历年份是1946年，上中学填报表，我都写作1946年12月12日。

怎么改为1947年的呢？这得说到我上大学的一个好处。大学上的是历史系，年表之类的书触手可及，不用查陈垣编的《二十四史朔闰表》，随便一本历书查查，便知这个丙戌年腊月十二，对应的是1947年1月3日。历史系待了五年，受益最大的还是将我的出生时日由阴历改为公历。我的大学，五年有四年多是特殊时期度过的，过去常跟人说大学白上了，现在想来，能把阴历生日改为阳历，就不能再说大学是白上了。

由农历丙戌年的生日改为1947年的生日，有好的一面，也有小小的美中不足。

1956年三弟出生，1958年四弟出生。1959年我考上临晋中学，二年级吧，学了平面几何，知道画轴线，知道矩形和平行四边形，由不得作想，哥哥和三弟差12岁，我和四弟差12岁，都是一轮属相；三弟和四弟差两岁，我和哥哥差两岁，若以出生年为横轴线，以年龄为竖轴线，标出四个点，连接起来，便是一个带斜角的平行四边形。1946年换成1947年，这个平行四边形就不那么漂亮了。

1964年五弟出生，表上已经写了。这一年母亲已39岁，按说不会再生了。要给了平常人家，五个小伙子，多大的喜事，我的母亲呢，只有叹息自己的命怎么就这么苦，连个“小棉袄”也没有。苍天不负苦心人，到了1969年，又怀孕了，母亲喜得合不拢嘴，以为定然是个女娃娃，谁知又是个胖小子。

接下来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先是祖母病逝，过两年爷爷也走了。好在有父亲的工资，日子还不算太苦。

我上的是山西大学历史系，学制五年，1965年9月入学，1970年8月准时毕业，没学下什么，给的仍是过去大学毕业生的待遇。出身不好，分配的地方也还说得过去，那时的晋南地区，还不像现在这样分为两个市——临汾市和运城市，而是刚分为两个地区。我去的汾西县，是临汾地区最北边的一个县，再往北走就是晋中地区的孝义县（今孝义市）了。县上报到，分到教育局，教育局又分到全县西北角的一个村子教书。教书我不嫌，苦的是离家太远。村子离县城80里，县城离火车站（霍县，今霍州市）50里，坐350里的火车到运城，回临晋老家还得坐100里的汽车，路途不能说多长，但费的时间比在太原上学还多。

工作安置下来，接着而来的一个大问题，便是我的婚事。说大，这不是我一己的私事，而是家庭的大事。父母都着急，最着急的是我妈。我妈着了急，连带着我姥姥也跟上着急。

我的情况，现在逆推，是不该着急的。我不该着急，父母和姥姥更不该着急。1米78的个头，除了眼睛小点儿，五官也还端正，大学本科学历，一月有五十元的薪资。不说找个小科员，就是找个纺织女工也该是绰绰有余的。

这是现在，可惜那时是那时，不是“而今眼目下”的现在。

1970年正是特殊时期的中段，“红色风暴”刚刚过去，“唯成分论”的呐喊尚未完全消散。出身富农，“黑五类”之一，等于脸上刺了金印。别说找不到有工作的干部和工人，就是在农村找个漂亮点的女孩子也不可能。用我们那儿农村的一句俗话说，就是“谁肯雪白的袜子往泥里捺”。人们怕的不是当下，而是跟这样的人家结了亲，子孙后代陷进泥里爬不出来。

有人或许会说，你都是大学生了，不会在女同学里瞅准一个恋爱吗？

这话听起来没毛病，实际上绝无可能。不说有没有人看上我了，我自己先就不敢存这个念头。在那个年月，在那样的社会氛围里，一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那份自卑感是外人难以想象的。系里，班上，不是没有漂亮的女同学，说说笑笑可以，一想到在打人家的主意，就跟起了犯罪念头似的，自个儿就掐死了。

说父亲离得远，不关心我的婚事儿也不对。

有一年春节，他回来度探亲假，正月里只几天，曾托他的表弟，一个在中条山铜矿当工人的，为我找个农村媳妇。父亲的表弟 ，我该叫表叔，表叔家在赵家窑，附近有个村子叫周家窑，那儿有他的亲戚，亲戚的邻家有个待嫁的女孩子。跟这家的大人说了，表示不嫌我家成分高，愿意见见我本人，也是让我跟他女儿见个面。

定好日子，表叔陪着我去了。真是贫苦人家，住在一个低矮的厦棚里。那家大人，即成事后我的老丈人，是个朴实的汉子，对我没意见，坦言相告，他女儿上过小学，写不了信，看还是看得了的。意思是，我在外地教书，婚后写信回来，不愁媳妇看不懂。随即喊了一声，他女儿便从另一间屋里走过来，不进门，倚在门框上朝里仰了仰脸。我眼睛不好，戴着眼镜，屋里暗，瞅不清脸，只看见身子也还苗条。他父亲挥了一下手，女孩子退下，就算是见了面。返回的路上，表叔问我怎么样，我苦笑一下没言语，表叔知道什么意思，说看着也不合适。

这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相亲。

亲没相成，婚事还得往下进行。

一晃就到了1970年冬天，万般无奈之际，我姥姥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

这就要说到我姥姥那边，也就是我的舅舅家了。

舅家成分是地主。后世一说地主，前面多了一个老字，叫老地主。我舅家不同，只可说是新地主，发家另有门路。不是在本地几辈子人积攒致富，是靠了我姥爷的父亲清末去新疆做生意发了大财，寄回银钱，买房买地，几年间便富了起来。院子是新买的，正房直到土改前都没盖起。地是买了又卖，土改时赚了顶地主帽子。

姥爷有两个儿子，都在西安做生意，老大开个绸缎铺子，老二是银号的会计。老大家里有媳妇，还有个女儿，无后为大，又在西安娶了个媳妇，年轻漂亮，又有文化，很快就生了个小子。1948年，晋南这边解放了，西安那边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老大，也就是我大舅，带着妻子回到临晋南连村老家。不久，新中国成立，婚姻法公布，不能有两房妻室。我大妗子便离婚另嫁。二妗子也就去了那个二，成了定于一尊的妗子。起初几年也还和美，接连生了二表弟和小表妹。好景不长，很快便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姥爷、大舅和妗子接连亡故。原本和和美美的一大家人，转眼间只剩下一个老奶奶，两男一女，三个孙孙。

到了1970年我大学毕业，我的这个小表妹也是十七八的大姑娘了。眉清目秀，白白净净，跟她故去的母亲一模一样。

那年月，出身不好的人家，男孩子娶媳妇难，女孩子嫁人，是不难，但要嫁个合适的人家也不是易事。

我的婚事我妈发愁，我姥姥也发愁。或许是愁中生智吧，我姥姥做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干脆让我和我的小表妹成亲算了。

这就要说到我姥姥的身世和见识。

姥姥的娘家在临晋城北的樊家卓，祖上是举人。她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大孙女(我大舅与前妻所生)，在她的料理下，都嫁给了“做事的”(有正式工作)，其中我母亲和我的大表姐，出嫁时丈夫都还是正念书的中学生。现在这个时势，在老太太看来，我不是多英俊，但毕竟上过大学，不失为一个女婿的上佳人选。最最重要的是，一举解了两家的忧烦。

光她认可不行，还得我的小表妹认同。

起初她是有顾虑，毕竟我这个表哥，比她大了七八岁，一时抹不开脸面。同时她又为她的大姑抱屈，有这么好的孩子，竟找不下媳妇，有一天晚上竟梦见大姑实在没办法了，要把老六卖掉。梦中竟嘤嘤地哭出声来。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还是姥姥的一句话定了乾坤。姥姥的原话是:“憨娃，再苦也要跟上个念书的。”

就这样，我和表妹于1972年的农历正月初四结了婚，当年底便有了我们的儿子，过了三个年头，1975年3月又有了我们的女儿。

至此，这个大院子里，不算我和父亲，又聚集了八口人，全是农村户口。哥哥一家，前两年就搬出去了。

我仍在汾西县教书，不在它支村了，先转到上团柏村，两年后又转到勍香镇中学。在上团柏村时，已开始了写作，暗暗下了狠心，一定要靠着写作，把妻子儿女从农村“捞”出来，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老三和老四

兄弟六个里头，受苦最多的是三弟振远。

他是在山东德州出生的，按山东人起乳名的习惯，一生下来就叫成了小三。有了小三，后面几个的乳名，也就顺势叫成了小四、小五和小六。

老三在德州，不只是出生，还有德州的户口。不光老三有，我妈有，我也有。很简单，父亲转业到德州，其时户口还可自由流动，安顿好之后便把母亲和我接过去，上了户口，成了城镇居民。1954年去的，1956年便有了三弟。

怎么又回来了呢？开玩笑地说，是父亲太积极了。

1958年秋天，山东有个小运动，叫动员干部家属返乡参加农业劳动。上面一号召，下面积极响应。同样是积极，办法各有不同。本地干部当时把家属送回老家农村，不下户口，风头一过又接了回来，不会有人追究。我父亲是真积极，下了户口，把母亲和我兄弟两个送回山西老家。为此，他们机关的朋友过后笑话他太听话，不知变通。

同样在老家农村，有三弟，还有四弟、五弟、六弟。为啥单说三弟受苦最多呢？不说命还真得说命。

回到临晋镇，上学自然是在镇上的学校。一到五年级，都顺顺当当。到了1969年，来了个教育改革，农村小学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初中由三年制改为两年制，这样升到六年级便是初一，升到七年级便是初二，该毕业了。

不光学制缩短，升学的办法也由考试改为贫下中农推荐。阶级斗争的气氛正炽，出身富农，自然不在推荐之列，于是韩家的这个小三，才14岁便失了学，成了临晋人民公社的一个小社员，韩家场生产队的一个劳动力。

想想真是又可气又可笑，在汾西县，同样出身不好的韩某人，教贫下中农子弟的高中课；而在临猗县，同样出身不好，肯定比他哥哥纯洁得多的弟弟，却连学都上不了。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过了两年，该着四弟怀远上高中了，是他的初中老师力荐，也是局势缓和了，总算上了高中。后来就知道了，上过高中跟没上过高中是不一样的。

又过了两年，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母亲又犯了愁。托这个托那个，总还能找下一个，人样就很难说了。

母亲心急火燎，我是能理解的，好赖定下一个，结了婚，后边还有老四呢。偏偏老三不领这个情，看不上的绝不将就。

记得一年夏天放了假，我也在家里，是北关我的那个表姐吧，给三弟介绍了个对象，是邻村的一个女孩子，前面的程序如何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已在我家吃定亲饭了，女孩来了，三弟仍是誓死不从，躲在后面厢房里不出来。我妈去劝也不顶用，又央着我媳妇去劝，总算给了个面子，出来照了个脸。那女孩我见过，面皮黑黄，个子矮小，实在配不上三弟，过后也就黄了。三弟比我有本事，没过多久就跟我们村一个叫王跃娥的女孩子成了对象。女孩子的父亲是运城一家工厂的厂长，所以同意两家结亲，该是一个村的，知道老韩家只是成分不好，实则是知书达理的好人家。

老四小了两岁，暂且不必考虑婚事，老三的亲事定下，我们家算是平静了两三年。

我的努力见了效

家里平静了，数百里之外，吕梁山里的一个山沟里，我正苦苦地挣扎着。

说我此刻教书的地方是个山沟，半点儿不假。学校叫上团柏学校，就在上团柏村的村口，上面一排砖窑，下面两间教室，就是一所高中了。这个上团柏村不是公社所在地，也不是大队所在地，只是一个生产队。这儿怎么会有个高中点，还叫我过来教语文，唯一的解释是，上级要求增设高中点，方便贫下中农子女就近上学，教育局局长是这个公社的人，不管实际条件行不行，先在这儿设了这么个高中点。一个八年级，一个九年级，两个班毕业后，这个教学点就撤销了。

在这儿教书时我就开始了文学写作。不图名不图利，图的是有一天自己走出吕梁山，妻子儿女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心大了，什么都敢做。一次去公社，在下团柏村，见办公桌上有本《革命文艺》，趁没人塞进裤兜里，回来一看，上面有篇东西叫“革命故事”，一看就是小说，心说这东西我一天能写两篇。当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就写了一篇，第二天跑了十几里路，去霍县一个镇上的邮局寄出去，到年底就发表了。这是1972年，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当时已有样板戏这个说法，拍成电影的只有一部《青松岭》，山沟里也没演过，但不妨碍我往这上头想。七想八想便写了个电影文学剧本，托同事刻了，装订成油印本子，分头寄给北京、上海、长春三家电影制片厂。过了好久，以为没事了，忽一日收到北京电影厂文学部的通知，让我去北京参加他们办的编剧学习班，趁便修改自己的剧本。期限两个月，1973年的10月15日到12月15日。

剧本自然没被采用，好处是见了世面。

其时北影正在拍《杜鹃山》，学习班的人在摄影棚里，参加过给山上的竹子绑竹叶儿的劳动。同时参加学习的，后来出了名的有安徽的张锲(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西的某某某 (当了江西文联主席)。住在北影招待所。见到正在谈《大河奔流》剧本的李准，正在修改《山花》剧本的马烽和孙谦。

学习归来，上团柏高中已撤销，又把我分配到后山的勍香中学。在这里，我更是发了疯似的写小说、写散文，退回的稿子基本上不修改不过夜。我坚信稿子放在我抽屉里，肯定是发表不了的。

那时已开始外出参加一些笔会，常有作者感慨，遇不上一个识货的编辑，我则暗暗祈祷，总有一个能成的吧！

别说，这祈祷还真灵验了，短短几年间，《北京文艺》(还没改为《北京文学》)、《上海文艺》(还没改为《上海文学》)、《汾水》(还没改为《山西文学》)等文学刊物，发表了我十几个短篇小说，一时间声名鹊起，已届中年的中学老师，居然往回长了几岁，成了青年作家。

此时已恢复了高考，县上这才想起韩某人才堪大用，调我回县城中学带高考复习班。送走一届，第二届刚带没两个月，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我去北京参加他们办的“文学讲习会”，时间半年，1980年4月1日至9月30日，地点在朝阳区党校。我去了，跟贾大山、李占恒、王承启住一个宿舍。

去了才知道，这个讲习会，是延续50年代丁玲创办文学讲习所的做法办的。知道了底细，学员们来了精神，要改名，还要赓续期数。上头也真听话，不久便答应下来，改为“文学讲习所第五期”。

讲习所这一期，共有学员32人，很是出了几个名人，有的现在还名着。恕我不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不是不敢，是这个岁数了，宁愿落个“吊膀子”的恶名，也不想落个“傍大款”的时誉。一个山区中学教员，能当上作家，出了几本书，名不名的不要也罢。

太矫情了吧，有人或许会这么说。

是实话，不信你往下看。

名声是花儿，添在锦上才有用，插在牛粪上什么都不是。不说我在山乡教书了，我媳妇是农民，我的一双儿女也都是小农民，我拼死拼活是要把他们从农村里拽出来。眼看我都三十几了，他们还在农村窝着。一片锦都没有，就是有满把的花，又往哪里添，去何处插？

我要的是实际的好处。

临了得到的，还真的是实际的好处，只是外人一下子看不明白。

山西的几个老作家，几乎全是丁玲的学生，也就是说，是文学讲习所出来的。马烽、西戎是第一期；胡正是第二期；陈志铭、刘德怀是第三期；第四期是少数民族班，没有山西人。丁玲当所长时，马烽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我参加了讲习所第五期回来，跟他们就有了前后学友、同一师门的情谊。我们这茬青年作家，后来调进山西作协的，成一、郑义、柯云路，全都是获过奖的，就我是白丁。有人说是我巴结上西戎，老西给我办的，实则一步一步全是马烽和西戎商议好了的，连调我的便函，也是马烽做了指点，让我自己写的。文讲所第五期的学员，从师承上说，跟他们是最亲的。

有老作家精心关照，北京回来，我奉了省委宣传部的函件，回到县上，脱离学校，以公社副主任的身份去城关公社挂职深入生活。过了三年，妻子儿女全转为城镇户口，妻子还安排了干部编制的工作。又过了一年，我调回省作协任专业作家兼《黄河》副主编。调令的右下角有小小的四个钢笔字，道是“家属随迁”。

1970年到1984年，十五个年头的苦苦修行，等的就是这四个字。

现在，老屋的院子里，就剩下五个农村户口的人了，我那苦命的妈，和我以下的四个弟弟。

兄弟联袂登金榜

扭回头来，再说三弟和四弟。

两个十几岁的大孩子窝在农村，连德州的父亲也着了急，他甚至托他的同事跟德州乡下的一个老木匠说好，让四弟去山东学手艺。真的把四弟叫去了，四弟吃不了那个苦又跑回来。大队看他是个教书的料，让他去镇上小学当了民办教员，挣的是工分加补贴。

粉碎“四人帮”，恢复了高考，此举让出身不好的年轻人，一下子看到了希望。

1977年的首次高考，同时恢复了的，还有中等师范、技校的中专考试。四弟上过高中，报了高考的科目；三弟只上过初中，报了中专的科目。考场是进了，结果是落榜。

第二次高考，兄弟俩也参加了，又是落榜。兄弟两人都很迷茫，考得不错呀，怎么会次次落榜呢？有知内情的人透露，说明着不看成分了，暗里还有政审这一关。出身不好，这一关过不了。

1979年春节，我是在临猗家里过的。

那些年各地小学教师都要集训，初几，四弟自行车驮着铺盖，要去十里外的泉杜村集训，我拦住他，要他辞了教职，专心复习，再参加7月份的高考。他不，悲伤地说，反正考不上，复习抵啥用。我听了只有叹息。第二天，他又回来了，没说什么，后来母亲告诉我，说他去了泉杜村，集训的教员都睡在教室里，身子底下是摊开的麦秸。四弟的铺位挨着一个中年老教师，晚上谈起，知道了四弟的经历，劝慰道:“憨娃，人家让考咱就去考，今科不中，下科来早些。你不去考，前程一眼看到底，就是我这样子，四五十岁了还睡麦秸秆子。”

四弟一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一早骑上自行车回来了。

说了四弟，再说三弟。

三弟有股子狠劲儿，只要让考，不管考得上考不上，都要考。只是这次改变了考法，不考中专了，要考大专；或许是听说大专考题不难，才有的想法。料不到的是，他去了几个复习班，人家听他是七年制学校出来的，连报名都不让报。回来只有唉声叹气。我见了心里有了主意，对他说，过了十五，我回到汾西跟教育局说一下，去带复习班，到时候拍个电报，你来汾西复习吧。

前面说过，是县上调我去复习班的，那是为了不打扰叙事的节奏，省略了的说法。

实情是粉碎“四人帮”后，山西有个“揭批清”运动，就是揭发批判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地方太小，哪有那么高等级的人和事，矮子里拔将军，我毕竟去过北京，写的小说里还有“批判右倾翻案风”的词句，就叫办了学习班。幸亏县委书记明察，及时解脱，问我有何要求，我说来汾西六七年一直在学校，很想去农村，了解当地农民的真实情况。书记说好办，正组织第三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你随工作队下乡吧。这样我就下乡，去了加楼公社的前加楼村，期限一年。我是1978年9月下去的，到1979年9月才一年。春节后回到县上，找见教育局局长，说我不下乡了，想到县中学教书。局长一听，又惊又喜，说正考虑寻复习班的教员呢。这样我就当了理科复习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当即拍电报给三弟:速来。

这一年高考，三弟考上大同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四弟考上南开大学经济系。

不是他俩考试成绩多么好，是这年春天中央发了文件，取消地主富农的身份，一律改为农业劳动者，高考实现了真正的平等，具有公民资格，一律平等对待。这样老家大院里的农业人口，就剩下母亲和老五、老六三口人了。

终于锁了门

1979年9月，老三、老四刚去了学校，我父亲德州那边传来喜讯。不知是纠偏（纠正1958年压缩城市人口的偏差），还是司法系统有了新规定，多少年工龄的干部，家属一律转为城镇户口，我母亲不用说了，五弟和六弟都还在限定的年龄范围，通知来了，顺顺当当办了户口，去了德州，住进家属院的楼房。

写到这里，该说那句我一直想说没有说的话了，就是我母亲不光生育能力强，最诡异的是时间把握得多么好。一、我是1946年农历腊月十二出生的。迟上18天，就是丁亥年的正月初一，我就不属狗，属了猪，到1953年就不是八岁而是七岁，只能是1954年入学。一步不落，上到1966年高三毕业，正好赶上大学关了门，只能回家劳动，而一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在农村会是怎样的境况就不用多说了。二、母亲生育能力那么强，年年都见父亲，偏偏1947年到1955年这八九年间没有生育。1956年生老三，1958年生老四，长大成人，10到20这个年龄段，差不多恰在1966—1976这个空当，只是身在农村，却没有结婚生子，恢复高考后，虽经波折，仍可以轻轻松松考上大学。这改变了他俩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困境。

这么好的把握，情理上是无法说通的，只能说是命运的拨弄了。

以离家的先后，该是考上大学的三弟、四弟最早，我媳妇与一双儿女次之，母亲与五弟、六弟最迟，他们一走这个大院子就空了，只好挂上一把铁锁。

钥匙交给老三的准丈母娘，紧慢有个什么事，可以进去打理。

【作者简介：韩石山，山西临猗人。出版长篇小说《边将》《花笺》《绒仙》，中短篇小说集《猪的喜剧》《轻盈的脚步》《鬼府》，长篇传记《徐志摩传》《李健吾传》《张颔传》，散文集《亏心事》《我的小气》《此事岂可对人言》，学术著作《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寻访林徽因》《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