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周海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山东威海。出版有长篇小说《浅婚》、中短篇小说集《天上人间》等。小说散见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湘江文艺》《长江文艺》《山花》《小说月报（原创版）》《大家》等文学期刊及选刊，获“泰山文学奖”“山花双年奖”等各类文学奖项若干。影视作品有电影《蝴蝶不说话》《蜗牛的家》《浮生》等30余部。

爷爷用柴刀将竹竿砍断，用菜刀将竹段剖开，用鱼刀将竹片削薄，用砂纸将竹篾细细打磨。竹篾如刀片般薄，如鱼鳞般温润。爷爷将竹篾冲向太阳，眯起眼，说，飞吧飞吧。

竹篾飞起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爷爷翻出纸笸箩，我看到笸箩上贴着两张“蓝金鹿”烟标和一张“北海银行”的伍圆钞票。笸箩是奶奶留下来的，里面装着剪刀、顶针和几卷不同颜色的棉线。爷爷将棉线搓成双股，双股搓成四股，四股搓成八股。爷爷高高翘起食指，他的食指刚才被鱼刀割破了。爷爷对我说，骨架结实了，风筝才能飞得高。

爷爷将绑成“干”字形的竹篾举起，做出飞翔的动作。他问我，是不是小了？我说，还行。爷爷让我举起竹篾，跑到远处。不行，太小了。他打量着竹篾，说，飞高了，就看不清了。

爷爷重复以上步骤，第二个风筝骨架在四天以后完成了，比头一个更大更精致。爷爷在竹篾上写下了我的名字。他用铜丝绑扎牢固，我爹很不高兴。去年村里拉电灯，电工师傅离开时落下几截电线。我爹将电线捡回家，说里面是铜，能卖钱。他看爷爷剥开电线，抽出铜丝，又说，铜丝是要卖钱的。爷爷说，用完也能卖钱。我爹说，万一弄没了呢？爷爷说，没了就没了。卖钱不要紧，娃要紧。

我和爷爷坐在村后向阳坡上，清明的阳光终于让春天有了该有的温度。爷爷带我去看奶奶，原本人高马大的奶奶，现在只剩簸箕般一小堆土。爷爷除去坟前的枯草，培上几抔新土，说了几句话，烧了两刀纸。灰烬与尘烟盘旋着冲向天空，阳光里两只低空掠过的麻雀机警地闪开。我问爷爷，纸怎么办？爷爷站起身，说，化肥袋。

西屋地上放着半袋化肥，尽管我爸扎紧袋口，但是每去西屋，我还是能够闻到一股浓烈的隔夜尿气味，如果久不通风，那气味便会辣得人睁不开眼。爷爷将半袋化肥倒进麻袋，圆溜溜、亮晶晶的小颗粒如同半透明的高粱米。化肥袋内衬是很厚的牛皮纸，爷爷说牛皮纸比牛皮还要结实。爷爷将纸晾晒了一个下午，气味仍然刺鼻。傍晚时爷爷小心翼翼地将纸裁成一只鸟的模样，我问是什么鸟？爷爷想了想，说，大鸟。说话时爷爷熬着糨糊，用了金贵的白面，锅铲不断搅动，我闻到了奇异的香。

村里一直有大鸟的传说。大鸟从北方飞来，在村里歇息一夜，暴雨来临前飞往南方。大鸟长着金色的羽毛，它张开翅膀，在地上投下它变幻莫测的身影。

我爹的脸像暴雨前的天空。他说化肥不仅腐蚀麻袋，还会受潮结块。爷爷没理他，将糨糊抹上牛皮纸。我爹说白面就这么浪费了……风筝这么重要？爷爷说，很重要。我爹把土豆掰去长长的芽，削皮，切块。我看到那些土豆块上残留着嫩芽的颜色，一圈一圈就像瞪圆的眼睛。一直是我爸做饭，我妈跟那个走村串巷会变魔术的货郎消失大半年了。货郎又高又瘦，背微驼，长着一双细长的凤眼。货郎将黄豆握在手里，说，变。黄豆就不见了。货郎将鸡蛋握在手里，说，变。鸡蛋就不见了。货郎指指我妈，说，变。我妈开心地笑了。小把戏和障眼法骗不了我妈，她毕竟是读过初中的女人。

然后，我妈却不见了。

爷爷坐在炕上糊风筝，我爹坐在旁边抽烟。我爹少言寡语，我妈离开以后，他的话变得更少了。他把庄稼侍弄得很好，地里不仅横平竖直，并且年年丰产。他养鸡、养鸭、养兔，房前的柴草垛总是村里最高的。但我们依然贫穷。

星期天清晨，爷爷将糊好的风筝绑上一根长竹竿，说要试试它是否牢靠。我想给大鸟画上眼睛和嘴巴，爷爷说如果风刮不坏它再画。他站在高处抡动竹竿，风筝很快变了形状，片刻后他气喘吁吁地把竹竿塞给我，让我沿河滩跑到那棵皂角树下，再跑回来。我举着竹竿狂奔。我听到风筝在我头顶发出“哗啦啦”的脆响，我感觉风筝飘飘悠悠又颤颤巍巍。胜利坐在皂角树下，见我过来，站起身。

我问他，你的风筝做好了吗？

他摇摇头，动作猛烈，我担心他会把那颗大脑袋摇下来。胜利他爹去年春天去了县城，据说在一个建筑队上班。过年时回来，穿着牛仔裤，戴着墨镜，村里的狗见了他都不敢叫。他给胜利带回一个书包和一串香蕉，胜利每天攥一根香蕉，从村头晃到村尾，从村尾晃回村头，香蕉还剩一大半。我从没吃过香蕉，我希望我爹也能出去打工，不过我猜即使他赚到钱也不会买香蕉，他肯定会换一架新抬犁再买一辆拖车。他对拖车期待已久。他说拖车是好东西，一次能把半亩花生拖回家。

只有过年那几天，胜利才是我们的王，平常日子，大家都欺负他。不欺负他欺负谁呢？他没有爷爷奶奶，他爹不在身边，他只有一个傻妈。他妈会说话，却说不清楚；他妈能干农活，却干不利索；他妈会做饭，却做得一团糟。三九天，胜利常把饭带出来吃。苞米饼子抹点猪大油，就是一顿饭。他在寒风里啃着饼子，常让我想起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我问他，你想不想做风筝？

我不会做。他说，没人给我做。

我举着竹竿往回跑，却被自己的脚绊了一跤。我没敢用手扶地，而是脸朝下直直跌倒——我怕把风筝摔坏。我躺在地上哼唧，爷爷拽我起来。我的半边脸被河滩上的石头划破了，我想我肯定就像京戏里的小丑一样滑稽。

风筝没有摔坏，却被刮散了。风筝挑在竿头，没了大鸟形状，如同一团皱巴巴的抹布，与精致的骨架仅剩一点相连。爷爷蹲在骨肉分离的风筝前，得出“糨糊不行”的结论。我问他，重新熬？爷爷说，用鱼胶！

爷爷带我去镇上，那里有他的木工朋友。他揣好五块钱——放风筝需要很细很滑的绳子，他没法搓，得买。田里的麦苗开始拔节，路边的香椿树抽出红褐色的嫩芽，土路爬向远方，却在有雾的地方打起了结。爷爷坐到路边休息，说风筝得重糊。牛皮纸又脏又重，飞不高。他说。我开始担心直到比赛那天，风筝也无法扎好。

爷爷的木工朋友是一位长着白癜风的老人。他的手背上散落着很多白色的斑点，如同撒上去的形状规则的鱼鳞。老人说爷爷来得正巧，今天他刚好打算熬鱼胶。他将一兜鱼鳔洗干净，焯热水，剪成丝，大火蒸一小时，用石臼捣烂，倒进盛着小半盆温水的铝盆，又将铝盆重新放进铁锅，铁锅里添冷水，然后开始漫长的蒸煮。他说这至少需要八个小时，得夜里才能弄好。爷爷说，那我们晚上再来。自始至终他没问爷爷要鱼胶干什么，爷爷也没有说。爷爷牵我离开，老人追出院子，塞给爷爷一盒“大前门”，说，东家给的。他返回院子，坐到土灶旁边，往灶坑里添两根木柴。火苗舔着黑色的锅底，我闻到了好闻的松油气味。

我和爷爷来到镇上街道，我看到有男人踩着梯子，在红色的砖墙上粉刷出“只生一个好”的白色大字，又在白色的石灰墙上粉刷出“少生优生”的红色大字。爷爷带我去供销社，我们费时很久才在柜台的角落找到几卷尼龙绳。尼龙绳缠在木头线车上，我猜假如在线车中间插根筷子，当风筝蹿起时，木头线车就会旋转不止。

爷爷喊了三声，女营业员的视线才从手里的毛衣挪向我们。她的嘴角堆积着白色的泡沫，我猜她刚吃了瓜子一类的东西。爷爷说，看看线。营业员说，买不买？爷爷说，我看看。营业员说，不买别看。爷爷说，买。营业员说，一块钱。说话时营业员翻着白眼，两手仍熟练地打着毛衣。爷爷并未着急掏钱，他隔着柜台将尼龙绳细细打量，我猜他肯定在盘算绳子滑不滑，能否承受风筝的重量，一车绳子够不够……爷爷买下了三车尼龙绳，他说，风筝飞上月亮都没有问题。

天至后晌，爷爷带我去镇上唯一的包子铺。包子铺之前是国营饭店，育红班时我和胜利来玩过几次，胜利喜欢拣桌子上的馒头蘸肉汤吃。我也想吃，但是我忍住了。爷爷买了一屉包子，倒了两碗开水，让我慢慢吃。我希望爷爷能买两屉，爷爷说得留一块钱给我剃头。包子是猪肉大葱馅，汁水饱满，肉香浓郁，爷爷只吃了一个。两个男人坐在我们对面喝酒，我听到留着中分的男人说，在广州……

镇上有两家理发店。一家用手推，收费五毛；一家用电推，收费一块。用手推的是个老人，长得规规矩矩，洗头用洗衣膏，胸前总是挂着各种形状的污渍；用电推的是个女人，漂亮并且时髦，洗头用洗发水，她的店里总是飘着奇异的香味。据说镇上很多男人与这个女人有染，据说这个女人除了理发，还做着别的营生。很多人瞧不起女人，不仅瞧不起她的营生，还瞧不起她漂亮，瞧不起她苗条，瞧不起她时髦，瞧不起她有钱……小镇不需要这些，只需要普通。凡不普通的人，必然被人瞧不起。

爷爷问我，你想推五毛的，还是一块的？

我说，五毛的痛。

爷爷说，走。

爷爷带我走进女人的理发店，整洁的摆设和奇妙的香气吓得我大气不敢出。女人给我洗头，洗一遍，头发仍然黏黏乎乎；洗两遍，洁白细腻的泡沫迅速在我的脑袋上堆积。一点泡沫滑上我的眉骨，女人的小指灵巧地一勾，泡沫飞起来了，阳光里五彩斑斓……

我坐上椅子。爷爷问，多少钱？

女人说，两块。

不是一块吗？爷爷的手轻抖了一下。

涨了一年多了。旁边一个男人说，你们不常来吗？

我们不是不常来，而是从不来。以前都是爷爷给我剃头。爷爷弓起马步，一手攥紧我的脑袋，一手攥紧手推子，手推子笨拙地啃着我刺猬般的乱发和头皮，爷爷一身汗，我也一身汗。对我和爷爷来说，每次理发都是一场酷刑。

娃一块钱。女人说。

不是都一样吗？男人说。

娃一块。女人坚持说。她打开电推，我的耳边似乎涌出成群的蜜蜂。这时女人注意到爷爷手里的尼龙绳，问，干什么用？爷爷说，给孩子放风筝。女人来了兴趣，问，风筝呢？我说，没放好。女人擎着电推，看着我。我说，没纸。女人问，挂历行吗？我看看爷爷。爷爷说，太行了。

我猜女人会翻出几张旧挂历，那上面也许还残留着染发水的污渍，可是她摘下了墙上的挂历。挂历共十二张，每张都有一个漂亮的女明星。爷爷忙说这不行啊，还是新的。女人说，什么新的旧的？爷爷说，这才过了清明……女人说，日子不要紧，娃要紧。

我捧着挂历走出理发店，心中无比踏实。天色尚早，爷爷说，带你去看看初中的教室。

学校在镇东南，四排教室、两排宿舍加一排办公室，有砖房也有石房。我妈在这里读完初三，然后嫁给了我爹。隔着铁门，我看到操场上有几个正在打篮球的学生，他们穿着红色或者蓝色的运动服，动作迅速并且标准。爷爷说，以后你也会来这里念初中。又说，念完初中再念高中。又说，念完高中再念大学。又说，那时我早没了。爷爷掏出旱烟袋，想想又塞回去，他摸出“大前门”，撕开一角，捏根出来，点上火，深吸一口。爷爷的模样非常神圣，也许在他看来，学校门前就该抽卷烟，而不是旱烟袋。真精神！他盯着我刚刚剃完的脑袋说。

我们在学校门前待了两个小时。我看他们打完一场篮球赛，又看两个老师模样的姑娘坐在操场边拉手风琴，第一次见到手风琴的我竟然记下了其中一首的旋律。几年后我才知道那首曲子叫作《喀秋莎》。我坐在高中教室里，一位长头发的女老师拉起手风琴教唱这首歌时，我回到了那个暖意融融的下午。琴声越来越清亮，越来越遥远，就像扎进天空的风筝。

离开初中，我和爷爷又去了离学校不远的河边测试线绳长度，天黑了下来。我们返回老人那里，老人正用纱布过滤熬好的鱼胶。鱼胶就像透明的糨糊，盛进一个搪瓷托盘，老人说还得等一会儿，凉透才行。他将托盘晾到旁边，问爷爷，吃饭了吗？爷爷说，吃过了。老人说，那就再吃点。

老人炖了一盆萝卜，拌了一碗香椿，炒了一盘鸡蛋，蒸了一碟咸鱼，热了六个馒头。老人拿出半瓶烧酒，给他和爷爷每人倒上一杯。他们被橘黄色的灯光笼罩，爷爷抿口酒，一张老脸开始绽放。

老人将凝固的鱼胶削成一片一片，鱼胶就像干燥温润的小萝卜干。老人把它们用纸包好，又在纸包外面缠了一根绳子。爷爷拎着鱼胶离开，山间小路上，猫头鹰的叫声一路追随。

我和爷爷的晚归让我爹大为恼火，然后他看到挂历，火气顿消一半。他说挂墙上吧，还能看个日子。爷爷说，糊风筝。我爹说那用五张糊风筝，剩下的挂墙上。爷爷说，这一本都不一定够。他拿着挂历、鱼胶和尼龙绳回屋，我爹马上来了火气。他说野了一天，就弄了本糊风筝的挂历回！我说，还有胶和绳子……我逃到炕上，用被子蒙住头，仿佛都能听到我爹愤怒的目光将被子刮出“唰唰”的声音。

翌日放学回来，爷爷已将鱼胶泡好。泡好的鱼胶如同熔化的玉石，爷爷说它比糨糊要黏千倍万倍。我们将挂历拆开，裁剪，背面朝上糊出一只大鸟的形状，然后将大鸟粘上骨架。爷爷用了家里唯一的一把刷子，父亲看到后再次表示不满，说好好一把刷子就这么废了。爷爷连糊三层，拿起来掂掂，说，重量正好。我问爷爷以前做过风筝吗？爷爷说，没有。

爷爷没有做过风筝，可是我俩都相信我们的风筝能够飞得很高。学校里要举行放风筝比赛，本来我没抱希望，但爷爷听说后，马上开始了行动。他希望我能拿第一。不管什么比赛，他都希望我能拿第一。

可是之前，不管什么比赛，我都没有拿到过第一。

我举着竹竿在河滩上疯跑。我再一次看到了胜利。他边走边踢着一颗石头，大脑袋晃来晃去。他停下来看我的风筝，他问，你打算举着它一直跑？我说，我想试试它牢不牢靠。胜利一脚将石头踢开很远，我看出了他的羡慕、嫉妒和愤怒。爷爷仔细检查风筝，脸上露出笑容。妥了！他说，等明天拴上线，再画上眼睛，就可以试飞。

可是我等不及明天。夜里我坐在饭桌前，用蜡笔为风筝画上了金色的羽毛、蓝色的眼睛和红色的喙。画好的风筝果然变成了一只大鸟，它华丽，威武。爷爷将一块梭形木板削出两个缺口，他说把绳子缠上去，放线和收线会非常方便。我们做这些时，我爹躺在旁边睡觉。他不断催促我们快一点，他说电费比香油都他娘的贵。

我爹没有骂我。我猜他没有骂我是因为挂历还剩两张——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份的两张，我爹心满意足地将它们收起，说等到日子，就把它们贴在墙上，当成年画。我爹总是精明地计算着每一分钱，可是我家仍然缺钱。

第二天下了一场雨，我和爷爷无法试飞我们的风筝。第三天继续下雨，我们待在屋檐下，我感觉天空成了筛子。第四天没下雨，可是没有一丝风。爷爷说，等明天吧。我说，后天就要比赛。爷爷说，来得及。我看着我的大鸟，突然觉得它需要两根真正的羽毛。真正的羽毛会让它更加华丽，更加逼真，真正的羽毛也能让它飞得更高。我对爷爷提出我的想法，爷爷说，有道理。我说，去哪弄羽毛？爷爷说，薅！

薅的是公鸡尾巴上的镰羽。镰羽蓝中带紫，紫中透黑，黑中泛红，流光闪彩，又长又弯。镰羽是公鸡的骄傲和象征。我爹还在地里开排涝渠，爷爷让我打开门口鸡舍，赶出母鸡，摁住公鸡，他来薅毛。我驱赶母鸡，公鸡从我的身边飞走，跑到不远处，怎么也唤不回来。爷爷回屋抓把麦子，撒到鸡舍前空地，唤鸡至近前，他刚要动手，公鸡再次逃走。爷爷说，我去拿根绳子。爷爷是制作套索的高手，冬天时，他常常进山放兔扣。他用一根绳子随便做成圈套，下在野兔必经之路，兔子钻进去，便再也出不来了。野兔肉几乎是我们全家唯一的肉类来源。父亲将兔皮剥下，说等攒够了，给我妈做一双保暖鞋。我妈走了，那些兔皮还挂在西屋墙上。有时我盯着它们看，我觉得我妈穿上它们做成的鞋，两只脚会像火炉一样烫。

爷爷返回院子，公鸡再次凑过来啄食地上的麦粒。我抓起一根棍子，我想假如它再次逃走，我就用棍子吓唬它。公鸡果然受到惊吓，只是它弱智地选择了往我这边的方向逃窜。它助跑、跳跃、飞翔。我扬臂、抡棍、横扫。骨头断裂的感觉从棍子那端传到我的掌心，公鸡从空中跌落。它试图站起，然它的脖子扭曲成不可思议的形状。它在原地旋转，摇摆，旋转，踉跄，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我吓傻了。我从没有如此害怕过。爷爷冲出院子，搓着手，说，毁了毁了！片刻后鸡不再动，它慢慢闭上眼睛，又猛地睁开，然后永久闭合了。

我知道鸡死了。我把公鸡的脖子打断了，我爹会把我的脖子拧断。

爷爷一直努力试图让鸡活过来。他将鸡抓起，扶正，松手，鸡软绵绵地倒下；爷爷再抓起，扶正，松手，鸡再次倒下——爷爷和公鸡一样滑稽。后来爷爷找来一个铁盆，将鸡扣到下面，拿榔头“咣咣”一顿乱敲。铁盆发出刺耳的声音，那声音让我汗毛竖立，但鸡仍然无声无息。鸡死得彻底，我的末日也快来了。

鸡是我爹留着打井用的，过年都没舍得杀。村里几乎家家都有机井，包括胜利家，唯我家没有。所谓机井就是能够手摇出水的井，不仅方便省力，水还干净。爷爷几年前就想打口机井，但我爹为了省钱，一拖再拖。他每天去村里的水井挑水，他从水井里挑到过落叶、酒瓶、青蛙、水蛭和奄奄一息的老鼠。鸡死了，我家的机井将永远打不出来了。

我和爷爷在死去的公鸡前坐了很久。爷爷说，不怕，我护着你。他揪下公鸡的镰羽，正好六根。他开始烧开水，我爹还没有回来。他把公鸡摁进开水里，我爹没有回来。他开始拔鸡毛，我爹仍然没有回来。我希望我爹早点回来。对于惩罚的漫长等待，远比惩罚本身更令人恐惧。

我爹回来的时候，鸡已被爷爷开膛破肚。爷爷划开鸡胗，我看到尚未消化的麦粒和稻壳。我爹扛着铁锹走进院子，我连滚带爬地挤到爷爷身边，爷爷站起来，如同一只张开翅膀的大鸟。爷爷说，我把鸡杀了。我爹看看爷爷，看看我，再看看爷爷，说，你俩疯了？爷爷说，天天土豆萝卜咸疙瘩，我想让娃吃点肉。我爹放下铁锹，蹲到铁盆前，研究着鸡。他的脸上似有千军万马跑过，太阳穴上的一根青筋蹦跳不止。很久后，我爹站起来，走向屋子。杀就杀了吧！他咬牙切齿地说，明天挖井！

他的大度让我惊愕。我想放声大哭。

我爹把鸡剁块炖熟，捞进一个瓦盆，他用鸡汤炖了半锅土豆。那天他撑成水桶。饭后他抽了爷爷一根“大前门”，然后盛了半碗鸡块，命令我给胜利家送去。

他的慷慨再次令我惊愕。鸡肉是用来打井的，我们都不舍得吃，他却要送给胜利。何况我不喜欢去胜利家，他家的院子脏得就像我家的鸡舍一样。他家的屋里总是飘着一股浓重的霉味。不干活的时候，他妈总是躲进阴影里直勾勾地看人。她的眼睛闪烁出暗蓝色的光芒，那光芒总是让我想起藏在暗处的狼和走投无路的狗。

我在路上吃掉了一块鸡肉，最小的一块。我感觉自己做下了不光彩的事情，到了胜利家，我的心还是狂跳不止。

胜利和他妈正在灶间吃饭。瓷盆里躺着几个苞米饼子，铝盆的盆底巴着一团黑乎乎的黑酱。我说，我爹送你们鸡肉吃。胜利妈看着我，没有惊讶，没有感激，甚至没有表情。我把碗擎了很久，她才接过去，并将鸡块迅速倒进铝盆。快吃！她口齿不清地对胜利说。似乎吃慢了，那些鸡肉就会被我抢回。

胜利追我到门口，他问我风筝扎好了没有。我说，好了。他问我风筝飞起来了没有，我说，特别高。胜利低头寻找石子，没找到，就抡脚空踢了一下。

那夜我爹很晚才回来。他去找人打井。现在农活不忙，加上有鸡肉，大家都乐意。我和爷爷坐在电灯下，将镰羽一根一根粘上风筝。长出羽毛的风筝变成一只真正的大鸟，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它的体温和心跳。后来爷爷担心这会弄巧成拙，我却坚信这会让风筝飞得更高。鸟为什么会飞？因为绳子？我对爷爷说，不。羽毛。

爷爷小心地将风筝挂到墙上。明天放学以后，我们将去河滩试飞。

早晨我起床的时候，家里已经来了两个男人。他们站在院里比比画画，一个男人用铁锹在西北角挖一下，示意水井就从这里开打。没有一丝风，我有些担心放学以后仍然没有风。爷爷安慰我说，地上没有风，天上会有风。只要天上有风，风筝就能飞起来。我嚼着咸菜，见我爹盛出一盘鸡肉，准备中午炖土豆。打井计划要两天，管四顿饭，我的大公鸡，将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课间操时，风刮起来，操场边的榆钱树叶荡起波浪。几个妇人正撸着榆钱，笑声让我知道她们很快乐。上午第三节课，我看到我爹站在门口，招呼老师出去。一会儿老师回来，神色慌张地让我赶紧回家一趟。我问回家干什么？老师说，你爷出事了！我跟着我爹往家走，问爷爷出什么事了？我爹说，他什么事也没有。又说，起风了，你爷让我过来喊你。又说，他怕傍黑刮风，没法放风筝。我爹绕开一棵槐树，说，中午有鸡，你回家吃两口。

平时我们都在学校吃午饭，从家里带个馒头或者两个苞米饼子，再加一头大蒜。最初胜利也带饼，不过他的饼子是那种黑乎乎的颜色，我爹说他娘往苞米面里掺加了地瓜面或者麸皮一类的东西。黑乎乎的苞米饼子被我们嘲笑过几次后，胜利就不再带饭。到了中午，他要么去操场玩，要么赶回家再赶回来。不仅这些，他的衣服和鞋子是班里最脏的，话是班里最少的，这让我们都不喜欢他。我们不喜欢他还有一个原因：他什么都争第一，并且什么都能争到。他跑得最快，字写得最好，考试总是第一，连劳动课都干得最快最多。凡是第一的人都令人生厌，他受人欺负，理所当然。

可以吃鸡，可以放飞风筝，我的心情变得迫切并且愉悦。突然父亲扭回头，恶狠狠地说，你的账留以后再算……别以为我不知道鸡是怎么死的！我马上魂飞魄散，差点吓出尿来。

院里多出一口浅井，一个男人跪在井沿往外舀着浑浊的井水。我的故乡既不富裕也不美好，但地下水丰盈，随便几锹就能冒水。爷爷见我回来，将土豆炖鸡块从锅里端出来。你吃快点。他说，吃完去河边。

我只吃了两块鸡肉。爷爷碗里还有一块，他夹给了我。我爹对两个男人说中午就不喝酒了，免得下午干不了活，一个男人说少喝点不耽误干活。我爹说晚上吧。晚上多喝点。他希望一天就能把机井搞定，两个男人说肯定不行。他们说井上得盖一块石板，石板周围得抹上水泥，不然年头多了，院子塌下去就会很麻烦。我认为他们说得有道理，我爹却坚信他们是为多吃两顿好饭。我爹从抽屉里翻出四十五块钱，说一会儿去镇上扛个井头回来。那四十五块钱他攒了很久，他不知道攒钱干什么，但他知道必须得攒钱。

火急火燎的我爹，仍幻想一天能把机井弄好。

我和爷爷来到河边，爷爷很快发现了问题，他说不远处有高压线，万一风筝挂上去很危险。他又带我去向阳坡，那里除了几棵矮树和一条沟渠外，一片开阔。爷爷检查一遍风筝，将线绳递给我。拉紧绳子往前跑，他说，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爷爷高擎风筝，随我跑了几步。他停下来，喘得比牛还响。风筝飞起来了，跟在我的后脑勺上方，成为我空中的影子。我继续往前，手里线绳越来越紧，风筝开始剧烈摇摆。爷爷喊，快放线！我转动木头线车，空中的风筝稍顿一下，飞得更高了。我扭回头，风筝已经爬过树梢，我继续放线，继续往前，风筝越来越高，越来越远……风筝果真变成了大鸟，我看到它美丽的肚腹和强劲的翅膀，我看到它的镰羽泛起波浪，我甚至听到它婉转的叫声……突然我有些担心，我怕风筝飞远飞走，再也回不来了……爷爷朝我走来，阳光让他的脸变得赤红……风筝突然猛地一蹿，在空中翻起跟头……

线绳断开的瞬间，我和爷爷都没有防备。

昨夜，爷爷将三车尼龙绳连接到一起。他系了死扣，他说牛都拉不断它。爷爷睡下以后，我有些担心，将绳子又检查了一遍。我发现一个很大很丑的结，我怕那个结会让空中的风筝变得颠簸，于是用剪刀将结修剪干净，一切终于完美。现在，线绳在那个结的位置断开，风筝滑翔片刻，摔进远处的一片树林之中。

爷爷和我走向那片树林。爷爷在前，我在后，爷爷在左，我在右。一丛荆棘拦住我们，我和爷爷分开前行。风筝挂在一棵栗树的枝丫上，已经清晰可见。爷爷就是这时掉进那条沟渠的。爷爷知道沟渠的存在，可是他的眼里只有风筝；爷爷甚至可以跃过沟渠，可是他的眼里只有风筝；就算爷爷掉进去，只要在空中调整姿势，绝不会有问题，可是他的眼里只有风筝。爷爷发出一声短暂的呼叫，那叫声如同老迈的哨子般沙哑。我扭头去看，爷爷已经不见了。

爷爷摔断了腿，摔坏了脑袋。他躺在镇医院的病房里，时而醒来，时而昏迷。我爹惊慌失措地赶来，他像狗一样与医生和护士说话，又像狗一样冲我咆哮。他说，风筝，风筝！你敢把风筝找回来，我就剥了你的皮！

哪怕他剥了我的皮，我也要把风筝找回来。可是风筝找不回来了。一个小时以后我返回树林，风筝已经消失了。我在树林里找了很久，我返回向阳坡找了很久，我去更远的地方找了很久，风筝无影无踪。用了挂历、鱼胶和公鸡镰羽的风筝不见了，让爷爷割破手指的风筝不见了，我和爷爷耗时半个多月的风筝不见了，唯一可能让我赢得第一的风筝不见了，我边哭边找，边找边哭，边哭边找，边找边哭……丢失的风筝足够让我伤心，更让我伤心的是，当我空手而归，我爹肯定以为我是因为怕他。不是这样。我不是怕他，我只是找不到我的风筝了。

夜里我爹守着爷爷，我坐在医院走廊的木椅上，盯着斑驳肮脏的淡蓝色墙壁，我感觉墙壁就像天空，一滩淡红色的污渍如同天空里飞翔的鸟儿，可是我的天空，再不会有飞翔着鸟儿般的风筝。每隔一会儿我就去病房看看爷爷，我希望他醒过来，我又希望他不要这么快醒来——起码在明天以前不要醒来——风筝不见了，他会很伤心。

天明时我回家，见院子里多出了机井。两个男人干了一夜，终是赶在天亮前将它完成。

翌日河边聚集了很多同学。体育老师吹响哨子，风筝们飞起来了。灰色的、黑色的、褐色的、花花绿绿的，乡村孩子们拆开化肥袋，揭下年画，撕掉课本，风筝成为大家庸常日子的奢侈品。我躲在远处的草地上，看着天空里的风筝，我觉得它们丑极了。早晨我对老师说，我的风筝丢了。老师说，哦。他的表情带着明显的不信任，他的态度让我更加伤心。

我想我不该坐在这里。我没有风筝，就不应该坐在这里。我打算再看一眼天空，然后离开。我一抬头，我看到了我的大鸟。

那是我和爷爷的大鸟。它有白色的肚腹、淡黄色的喙和金子般的羽毛，它有流畅的造型和能够变幻出七彩的镰羽，它一颠一颤，它左右摇摆，它迅速攀升。它挤在一堆灰色的、黑色的、白色的、褐色的、五颜六色的风筝之间，它鹤立鸡群，醒目并且耀眼。它飞得很快，终于，所有风筝全都被它超越。我听到了它骄傲响亮的啼叫。

我发疯般地跑向风筝。我意识到我不可能跑上天空。我发疯般地跑向放风筝的人。我看到胜利拽着线绳，盯着风筝，激动得脸膛通红。那一刻他就像我的爷爷一样，我想爷爷小时候大概就是这番模样。他看到我，大惊失色并试图逃开，手里却仍然紧拽线绳。我喊，我的风筝！他不答话，继续跑。我喊，把风筝还给我！我追上他，试图从他手里夺下线绳。他抬起腿，将我踹倒。我喊，你偷了我的风筝！他说，是我捡的！我喊，偷的！你是个小偷！我扑上前，抱起他的腿，将他掀翻在地。我俩扭打在一起，线绳脱手，风筝在空中划出自由又绝望的弧线。风筝开始翻滚，滑翔，挣扎，哀嚎，越逃越远，最终扎进了远方的河水。那里水流湍急，风筝很快不见了。

我看到胜利愤怒、扭曲并且狰狞的脸。如果手里有刀，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捅了。我相信胜利也会。

午后的阳光洒进病房，爷爷床前多出一抹温暖的色彩。他醒过来，静静地看着我。我说，风筝找到了。爷爷看着我。我说，比赛完了。爷爷看着我。我说，咱们的风筝飞得最高。爷爷看着我，勾了一下嘴角，重新闭上眼睛。他非常疲惫。似乎他刚在河边，放飞了我们的风筝……

多年以后我去潍坊，车子往前开着，我随意看一眼天空，便看到风筝——与我和爷爷扎糊的一模一样的风筝，洁白的肚腹、淡黄色的喙、七彩霸气的镰羽——风筝飞在天空，一个、两个、十几个、几十个……它们扎在一起，飞得随意并且闲淡。

突然之间我泪流满面。

我对身边的胜利说，看到了吗？

胜利说，看到了。

然后，我们一路无话。那时我在胜利的公司任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去潍坊办事，爷爷已经去世多年了。

那天我拧断了胜利的腿，胜利挠破了我的眼角，我们都没能够拿回风筝。风筝走了，远了，没了。爷爷在医院躺了五天，回家又躺了一个月，就去世了。身体硬朗的爷爷，也许并不那么硬朗。

那天我很想他。那个春天我一直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