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汗漫，诗人，散文家。著有诗集、散文集《一卷星辰》《在南方》《星空与绿洲》《纸上还乡》等。曾获人民文学奖、琦君散文奖、《雨花》文学奖、扬子江诗学奖、《清明》文学奖等。现居上海。

一

一阵鞭炮声后，画家、陶艺家、雕塑家黄于纲，戴上手套，从自家后院这一小陶窑中，抱出以烈火烧制多日的陶器：碗，碟，盘子……像一个激动的父亲，把孩子从产妇身体里迎进尘世。数十围观者热烈鼓掌，再伸手，小心翼翼抚摸陶器。火焰与泥，融汇而成的一群新生者，让十二月的寒意，顿然褪去几分。

甲辰冬，湘江边，长沙窑遗址所在的铜官镇，旧工厂改造而成的艺术园内，居住着数十位艺术家。一座保留下来的高大烟囱，像雪茄，吐出几朵白云。黄于纲的工作室、家宅、小陶窑，位于艺术园尽头。我与友人一道，参观了他的雕塑工作室、展厅、书房。巨大画案上，有一本封面沾了油彩的《凡·高传》。随意打开它，在某页，读到凡·高的一句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我笑了，念出声来。黄于纲的一双小眼睛笑得像闭上，“凡·高说得多好，我喜欢他，我也有点疯，冒着烟。”

2003年，中央美院学生黄于纲，23岁，陷入热恋复失恋，疼痛感控制了他的一切。旷课，四处游荡，去新疆、陕西、西藏，寻觅能安抚自我的偏僻处。读沈从文《边城》，看见翠翠，买车票去湘西凤凰。游客云集，叫卖商品的女孩们涂脂抹粉，不见翠翠。叹息，转身，继续游荡。到了距凤凰不远的苗寨凉灯，心身一松，住下来，画画、写作、拍照，翻山越岭去赶场，吃杀猪饭，参加婚礼、葬礼、上房礼，与那些皮肤皴裂的乡人，同哭、同笑、同歌唱……一个爱美术的女孩爱上他，结婚生子。2019年离开凉灯，来铜官生活。

叶舟自兰州来，感冒了，黄于纲的妻子熬一碗姜茶端过来，“喝了就好了，发汗。”叶舟埋头喝着。我们坐火炉边聊天。能看出这女子从前的美，也能看出她养育两个儿子的疲惫。

我从手机中翻寻到一些视频，是黄于纲接受记者采访的情景，在北京、广州、长沙的各类美展上。对着话筒和镜头，他总是这样解释去凉灯生活的原因：“我那时失恋了！”引发欢笑。失恋，成为一场行为艺术的动力。毫无顾忌地谈及旧日创伤，恰因为已拥有坚实的爱。黄于纲治愈了自己，再用作品治愈那些充满暗伤的人。

一条花斑狗紧追在黄于纲脚旁，是他在凉灯收养的土狗，小狗长成大狗了。“像我一样丑，总失恋。”黄于纲这样自嘲，笑了。那狗似乎听懂了主人的话，眼神惆怅，身上的花斑黯淡两秒钟。

二

移居铜官后，黄于纲仍然常回凉灯，像手机去充电、汽车去加油，像他喜欢的俄罗斯风景画家列维坦，去看大雾弥漫的涅瓦河。

身后紧跟那一条花斑狗。一进入凉灯，闻到熟悉的田野腥烈气，狗叫就嘹亮起来，花斑明亮得耀眼。与从前一样，那些村邻，仍是黄于纲速写、作画、泥塑的模特。每人每天能有模特费五元钱，就很开心。

与从前一样，黄于纲背着画板去山下赶场。卖小猪崽的人，用烟袋锅把麻袋烧几个洞，供里面装着的小生命呼吸。老太太和孙子各抱一只公鸡叫卖。酒徒和酒贩子，醉醺醺划拳碰杯，最后没法算清一笔糊涂账，就算是酒贩子请客了。卖红薯的人说是卖“地老鼠”，那红薯的头、尾，的确像老鼠。黄于纲观察着、笑着、画着，在日记中写下感叹：在凉灯画画，把那些美术理论抛一边去就行了。

黑色在黄于纲的画布上占据主体，也与凉灯有关。日照灼烫，烟熏火燎，让苗人的脸、胳膊、腿脚，让屋内的床板、柜子、门窗、凳子、屋顶乃至杂物间角落里打制多年等待死者的棺材，一概泛出黝黝黑色。一个美术青年的灵魂，就有了沉沉夜色的萦回，少轻狂，多梦幻。他说：“我的调色板几乎没有鲜艳的颜色，除了火焰和花。”

春天里，凉灯的布谷鸟，在树丛或田野里“巴公巴公”地叫。黄于纲看不清那些鸟，听得见，一双小眼睛感动得像细微的清泉。他就思谋着，如何发出不同于其他艺术家的声音。村人养蜜蜂，门前与屋后，蜂箱嗡嗡作响像刮起了山风。蜜蜂飞舞，对油画颜料气息敏感而向往，纷纷扑进画板乃至一个画家的袖口、裤裆，咬出一些奇特效果，让他牢记土地的糖分、痛感和痒。

“凉灯”，是苗语音译，意即“鹰飞不过去的地方”，可见当地山崖之高峻。四岁丧父，母亲改嫁，黄于纲随祖母在湖北恩施度过童年，之后走上美术之路，从色彩中寻找爱与暖。他也是一只鹰，一年年飞过旧我，寻找自己的苍穹。我们在这院落游荡，看黄于纲的作品或半成品里，尽是凉灯的人物景象。

黄于纲送我刚出窑的一方暗绿砚台，边缘处，有凸起的粉色莲花图案。此前，我没见过这样的陶制品，爱不释手，手也暖和了。窑门前热息萦回。

黄于纲对来客们说：“这些年，我和陶艺友人一直在揣摩，如何承续长沙窑技艺——‘南青北白长沙彩’，这古语里的‘彩’，釉下彩，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就出现在铜官。长沙窑，现在成遗址了，可技艺没死，还在流传，湘江水一样绵延不断……”话说得抒情，他眼睛也微微红，大约来自窑火和内心的映照。

一年前，夏天，黄于纲请来两个师傅，在烈日下砌砖、涂泥，在自家后院建成这座小陶窑。砖，来自凉灯，烧窑的木头也来自凉灯。在湖南美术馆，黄于纲展出一件装置作品，由凉灯的旧砖头、老木头组合而成。展览结束，作品拆解、重构为这座小窑，继续创作火焰、热力和美。虽无法与长沙窑那一座磅礴龙窑媲美，其高温也能达到一千摄氏度。类似于小人物的情感，与伟大者相比，并无强弱高低之分。

陶窑上，凹进去呈佛龛状的小空间中，挺立着一个手掌大小的陶制苗族女子，头巾像一团沉沉彩云。她是黄于纲塑造、供奉的窑神，面前燃三炷香，摆两个苹果、一盘肉、半碗白酒。她，也是凉灯母亲的形象，收留、荫庇、赐福一个异乡人。

在窑神的护佑下，黄于纲必须飞得比鹰高远，到南方中国的古老源头去，到天高地迥的世界上去。

三

一座巨龙形状的陶窑，绵延于丘陵，两个匠人在陶窑的一首一尾观察火情，神色喜悦。

似乎是霜降时节，龙窑周围的树叶泛黄了。窑内外温差达一千摄氏度左右，冷热交加，有利于窑变和釉下彩生成，类似于一个时代的杰出者，必遭逢大喜悦、大悲痛。窑内，那些壶、瓶、杯、盘、碗、碟、砚、薰炉、脉枕，那些飞禽、猛兽、牛马、虫鱼一类造型的玩具，那些莲花形、葵花形的器皿，正在火焰与水雾中，发生动人的转化。

这一陶窑周围，有无数星星点点的窑火，遍布山野，如同一颗颗跳荡的心。铜官街头巷尾，满是交易陶器的店铺、驿站、商人、工匠、车马。湘江上，满载陶瓷的货船，帆樯林立，其中一个船头，立着高鼻蓝眼的外国人，正航向扬州，再远赴万里重洋外的异国他乡……

我此时面对的上述场景，是一个按比例缩小后的铜官镇模型，呈现于长沙窑博物馆大厅。

沈从文1956年回长沙，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得到长沙官方热情接待。坐在会议室里不自在，他把中山装上的风纪扣一会儿扣上，一会儿解开。他更喜欢对襟棉布衫的随意。恰好遇到发现长沙窑遗址这一大事件，沈从文惊喜得一下子跳起来，像孩子。去现场观看，手捧那些瓷片上不完整的线条、图案、句子，他眼睛潮湿，喃喃道：“这是民间艺术，瑰宝啊……”

当时，沈从文已停止小说写作，沉浸于古文物研究。工作笔记像散文，如：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做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那“相互依存关系”，就是“情感”。

沈从文曾这样指导学生雕塑李白像：他胡子翘翘的，不是平平的。学生不解，他就引领着，去看壁画中唐代文官的样子。果然，那胡子翘翘的。为说明李白长衫的飘逸感，他亲手制作了一件唐代长袍，用吹风机呜呜吹起衣襟。学生领悟了、笑了，眼睛一热，举手去掩饰、擦。

汪曾祺称自己的这一恩师，在从事“抒情的考古学”。沈从文则教导这一弟子：贴着人物写。所谓“抒情”，就是贴着万物众生，做一切美善慈悲的事情。一个小说家转型为学者，醉心于古代服饰、陶瓷、古画、家具，洞见迭现，乃中国考古学之幸，让那些冰冷物件有了温度和气息，与世道人情发生关联。

早年，跟随湘军将领陈渠珍行军，少年沈从文作为书记员，负责守护那几大箱典籍、古画、旧器具。安营扎寨后，开箱，小心翼翼捧出那些藏品，感受古中国之美，他练就了一双审美的眼睛。何况，湘西多水，沅江、酉水、辰河、沱江，充盈于眼眸内心。“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那一年，看着湘江边的长沙窑遗址，他会想到在《从文自传》中写下的这句话吗？

在《抽象的抒情》一文中，沈从文认为，“见于文字、行于语言”的一切活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抒情”。这篇文章的标题与观点，我都喜欢。一个凤凰乡下人的抒情方式，我喜欢。比如，早年，他爱过糖坊里的一个姑娘，从此爱上了吃糖。

四

长沙窑博物馆内，一件件器皿，在镭射灯的照耀下摄人眼目，比沈从文在1956年看到的出土残片，更磅礴、丰富、动人。

一件陶瓷器物的生成，从取土、拉坯，到入窑、灼烧，调动了匠人全部心力。他们敏感于美，集多种才华于一身，是画家、诗人、情种，为美而咏叹、表达。于是，有了划时代的“釉下彩”：将铁、铜等呈色剂掺入颜料，以毛笔在泥坯上绘制图案，覆一层釉，入窑，在火焰中发生窑变。这从一层釉下浮现出的色彩，似女子新婚后的脸上，浮现的一抹霞光。

我俯身，凝视一系列展柜中珍藏的器物（经拼贴、填充、修复，物体上裂纹犹存，像历经沧桑者的一身皱纹与伤痕），或残片（类似于一篇文章失传后，留下若干残句，如张衡的“愿言不获，终然永思”，孤零零，找不到主体和归属了）。这些器物、残片，都是民间日用品，素朴可亲，绝无官窑烧制的宫廷用品的华丽。

不论完整或破碎，那些瓷器彩绘图案中，多见莲、荷。莲通于“怜”，荷契于“和”，这也是古中国的抒情方式：以同音、让抽象的情感落实于具象，被看见、被触及。我似乎听见屈原在汨罗江边吟诵：“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芰荷、芙蓉，即莲叶与荷花，代表清洁的操守。芙蓉，也隐喻夫容，大丈夫的面容须灿烂无邪。

汨罗江连通于湘江，距铜官不远。若干年前，一个深秋，我曾经去那条江边的屈子祠祭拜。一群身穿长衫如身着芙蓉的当地男子，组成歌队，在屈子像前唱诵：“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一瞬间，我头发白了半鬓，如霜降雪落大寒至。

展柜内，陶枕颇多，大都呈暗绿色，像一块石头，往往饰以凤凰图案，这虚拟的鸟，代表吉祥和爱。“凤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头枕凤凰，就能隐隐听见屈原吟诵，一个午睡的人、长眠的人，就能摆脱孤穷和恐惧？

“发愤以抒情”，一代代悲愤沉痛者，诵唱伟大前贤的句子，散怀抱、解忧愁。

那些铜官匠人中，熟读《九章》《九歌》《离骚》者，大有人在，歌声沉郁顿挫者大有人在。因长沙属楚地，多巫人巫事。而巫言，即最早的中国诗。那些最早的诗人，歌之舞之蹈之，在鼓声、火光中，向天地倾诉、祈愿。我俯身，从眼前陶瓷图案的律动和变化中，也感受到了音乐性即抒情性。譬如，一个瓷碗上，近处若绘着一朵浓重的大莲花，远处，就有一朵淡雅的小莲花，像小倒影、小回声。

最令我震撼者，是在一个青釉瓷壶上，读到的一首诗：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在1974年的长沙窑遗址发掘中，这首诗，重回日光目光。故，《全唐诗》《唐诗三百首》中，没有这首诗。此时，我才知道，它生发于千年前的铜官，以女子口吻吟诵，献给某个年长者。全篇无一“爱”字，却深情满盈，像瓷壶中满盈清泉。或许，制作这瓷壶的匠人，就是那一个被爱的长者，把少女心声，书写在泥与火焰中。一个瓷壶，让一首情诗传诵楚地乃至整个中国，不知触动、刺痛多少惆怅的心。

那些民间诗社，以火焰和陶泥为社刊，印刷绚烂的纹理、色彩、诗句，留给后人去读、去动情。“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遣风吹却云，言向天边月。”“岁岁长为客，年年不在家。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花。”“夜夜挂长钩，朝朝望楚楼。可怜孤月夜，沧照客心愁。”“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唐代的手、火焰、泥，紧密合作，向后世传来草痕、云纹与歌谣。这些匠人、诗人，在意象中召唤爱与美，缓释孤悲，与屈原、李白、杜甫们一样，创造着中国诗的抒情传统。另一个陶罐，其上刻写的诗句，更动魄惊心：“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鸟啼新上柳，人拜古坟前。”

五

唐大历四年，即公元769年，春，杜甫乘一叶舟，在铜官靠岸避风浪。

一年前，在夔门，留下《秋兴八首》《登高》等诗篇后，携妻挈子，沿长江顺流而下，他试图觅得可以落脚的谋生处，再寻机回到故土中原。屡屡登岸，受挫，再乘舟顺流而下……幸而有铜官，用窑火加热后的胸怀，拥抱一个诗人。

铜官，因南北朝时期为官府铸造铜钱而得名。在小镇徘徊，杜甫看到，大小旅馆内住满南腔北调的商贾。饭铺里吃饭喝酒的人，张嘴闭嘴都是“长沙窑”“釉下彩”，甚至有阿拉伯人，用不太流畅的汉语讨价还价……

安史之乱，断绝中土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兴起，以扬州、泉州为起点，联通世界。长沙窑邻江通海，与邢窑、婺州窑、寿州窑、洪州窑、岳州窑、鼎州窑等名窑竞争，优势显豁，日渐胜出。杜甫看满街陶瓷，想起中原钧窑烧造的白地黑花瓷，就有一阵阵疼痛涌上心头。

远处，山坡上，隐隐有火焰高烧。杜甫对儿子说：“烧野草了，春种了……”旁边一个铜官人笑了：“客官，那不是野火啊，是窑火！”杜甫若有所思。回旅馆，研墨展纸，为铜官留下一首诗《铜官渚守风》：

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

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

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

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

“守风”即“避风”。在时代的大风中，一叶舟，载着杜甫与家人，难以扬帆远行。铜官的一双白鹤飞过头顶，与《旅夜书怀》中“飘飘何所似”的那一只沙鸥，都是杜甫理想中的自我，如何能够企及，到云端上去？唯有梦中展双臂，一夜飞回黄河边。盛唐悲声绝。盛矣，大抵是帝王贵族的事；悲矣，则与苍生形影不离，更何况对于体弱多病、靠采药摆摊以求生的一个诗人。

次年，公元770年，在铜官周边徘徊良久，为长沙留下五十余首诗，与著名乐师李龟年喜相逢之后，杜甫再次启程，至汨罗江阖眼辞世，59岁。我拜谒屈子祠的那一天，听罢歌队诵唱，坐出租车，去数十公里外的杜甫墓地，看那座墓仍像一叶舟，逆风行进于光阴的急流。

杜甫之后，晚唐，楚地出现一个诗人李群玉。他也曾来铜官，为遍野窑火之壮景而震撼，写诗：“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他大约想起杜甫和《铜官渚守风》，于是写下另一首诗：“潇洒二白鹤，对之高兴清。寒溪侣云水，朱阁伴琴笙。”两位诗人，看见的是同一双白鹤吗？低吟高诵如鹤鸣。

在铜官镇上游荡。

街道旁，陶瓷器物作坊依然存续，“陶淘陶”“万泰和”等招牌，不知是不是杜甫见过的老字号。饭铺不少，门口挂着风干的腊鱼。找不到杜甫下榻的旅馆。一个大理石铺就的长方体水池中，停泊一叶舟，“老病有孤舟”之舟。旁边树有标牌，写着“守风亭遗址”。显然，这池水与舟，仅仅是一种纪念装置而已，类似于一个人失恋后，在日记里画下恋人面庞。这一装置作品，过于简化：舟无帆，也没有那一张乌几。杜甫漂泊四方，总随身携带一个茶几，蒙有一块缝缝补补的乌黑羔皮，置舱中，可供饮酒、写作，也能让脊背有所依靠……

一座东山寺，一个古戏台，隔街对望。东山寺门前镌刻楹联：莫说散沙不能成大器，须知泥土可以变黄金。道出铜官镇声名远播的秘密，好。古戏台两侧立柱，也镌刻楹联：一曲谱薰风藉铁板铜琶演出河滨景象，群仙翻乐府驾苍虬白鹤掀开水面文章。意象壮阔，不知出自哪一时代才子之手笔，甚好。

我尤其喜欢“苍虬白鹤掀开水面文章”，那一个匿名抒情的才子，读过杜甫的“飞来双白鹤”，真好。

六

湘江上，有一艘船泊于细流边，我们越过裸露的江滩去看。黄于纲指着它说：“那就是杜甫离开铜官去汨罗的船。”我们都笑了。

自12月起，黄于纲在这片江滩上，组织“铜官首届枯水艺术季”，待来年春水汹涌时为止。艺术季的内容，包括装置艺术陈列、雕塑展、篝火诗会等。当然，也包括那一艘“杜甫的船”，比铜官街头那一叶舟，更有说服力。船头，站一个身板瘦小的船工，以戏谑的眼神，打量我、友人和花花绿绿的游客们。当然，这是黄于纲租来的船和眼神。船舱中，也没有乌几。周围的水很浅，缺乏杜甫辞别铜官那一刻的激烈汹涌。

油画、雕塑、陶艺之外，黄于纲着迷的另一种抒情方式，就是装置艺术。

2019年4月，黄于纲回了一次凉灯，用五辆长厢卡车，将掏钱租来的一块田野的土壤运入北京民生美术馆，铺开在地板，作品名字是《凉灯一块地》。观众在困惑、喜悦、沉思中，与湘西、鹰、苗族人的生活，隐秘地发生了关系。一个月后，“一块地”里的草，长到一拳高了，嫩绿弥眼。展期结束，黄于纲又租用卡车，把“一块地”运回凉灯，铺开在原处。那块地的女主人，握着黄于纲的手，掉眼泪。她一直担心，这块地将会像走失的孩子，回不来了。那是她一家人用血汗养出来的熟土。“我不能伤她心，这块地，不能扔在北京就完了，花多少钱，都得运回原处——游子要还乡……”黄于纲面对电视台记者的镜头，说着动情的话。

黄于纲引起美术界最大争议的一件装置作品，是湘西某小镇上的一间废弃的木屋，被加固后，用吊车拔出地面，再以卡车移进美术馆陈列。它，多年前，曾经是小镇的性交易空间。木屋四壁凿有若干小洞，以更低价格，供更贫穷的单身汉偷窥。这尘世的悲苦，形形色色，让人类的想象力显得平庸。美术馆里，那些端着咖啡杯、打蝴蝶结的雅士，以精致的目光，鄙视这一间充满漏洞的木屋，言语抨击之，伴随一声长叹。

眼前，江滩上，有一件黄于纲装置的新作品：上千张X光片，被二十余条绳索串起来，悬于一根巨大木柱的周围，像高原经幡。这些X光片，来自一座歇业的矿山医院。上千矿工的心肺，抽象、简化成黑白色胶片，敞开于凛冽冷风，发出哗哗啦啦的肺腑之言——关于隐痛，关于矿井下的夜色与梦。

杜甫诗，也是疾病史。读罢他存世的一千五百余首诗，我得知，他罹患的疾病，有糖尿病（“大江不止渴”）、偏瘫（“右臂偏枯耳半聋”）、疟疾（“寒热百日相交战”）、肺结核（“衰年肺病惟高枕”）、眼昏（“老年花似雾中看”）、耳聋（“耳从前月聋”）等。可见，“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如此悲慨，写意亦写实。积时代之种种痛疾于一身，就只能在吟诵中日臻伟大，从屈原到杜甫，莫不如是。

站在这一艘“杜甫的船”旁边留影，像与杜甫合影。暮色升起，湘江流水声愈加低沉，像诗人在独白：“孤舟一系故园心……”

夜色如铁。我们来湖边看打铁花表演。两男子，一人用勺子舀起炙热铁液，泼向空中，另一人迅即挥动铁器痛击之，溅起大面积灿烂火热的花。梅花？在一瞬间怒放、凋谢。只要被记忆、怀想，这瞬间的怒放与凋谢，也是永恒——无论那脱口而出的一句话，随手写下的一行字，还是蓦然闪现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