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鸟的意外死亡
2026年4月16日7时，世纪公园七号门，谢翔沿着梅园的小路溜达，穿过那片他走过无数次的林子，往湖边走去。有个拍鸟的大爷走过来，说了一句“我看到那只鹀了，挂了。”
谢翔愣了一下。他知道大爷说的是哪只鸟。过去一个月里，上海的观鸟圈几乎都在谈论它，那只从新疆或者更远的地方迷路飞到上海停歇的小鸟。他们都不确定它究竟是什么鸟。它体形小巧却壮实，喙粗大，常混在麻雀堆里，鸟友们暂称它“H头鹀”。
上海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和西太平洋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截至2025年底，上海累计记录野生鸟类543种；过去一年，在上海记录到野生鸟类97万只次，为近10年最高。每年春秋，迁徙的鸟从这座城市上空飞过，有些会停下来，有些只是路过，有些像它一样，路线本不经过这里，只是迷了路。
“我还以为它飞走了。”大爷感叹道。谁承想，它撞上了一面它看不见的玻璃。
公园里的“明星”
7时半，谢翔在世纪公园大富贵的门口看到它。
那个时候，它就在正门前的台阶上，腿已经僵了，眼睛紧紧闭着，羽毛有些凌乱。谢翔蹲下来，拍了几张照片。背后的建筑有一大片透明的玻璃幕墙，在清晨的光线里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出天空和树影。他拿了好几层餐巾纸把它包起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他想着把鸟送去复旦大学的祖嘉生物博物馆，那里有专业的标本师。
当天下午，谢翔告诉鸟友们小鸟离开的消息。胡宇轩的第一反应是惋惜。“它之前带给我们非常多欢乐。”他说，“这件事发生的概率太低了，本来就是迷路而来的鸟，却死在了这里。”
这只鸟在上海待了近一个月。3月中旬，它第一次出现在鸟友们的视线里。3月20日下午，陆玉琼决定去找一找它。就在这个玻璃房子的门口，湖边，他们拍到了它。
它在离他们10多米的地方吃饼干。一会儿飞到湖边的栏杆上，一会儿飞到梧桐树上。观鸟人有共识：要和鸟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太吵，不要抽烟。他们举着长焦镜头，隔着一段距离默默拍它。
“我第一眼就认出来了。它的嘴很厚，喜欢在灌木丛里觅食，在地上啄。”陆玉琼说，这样一只小鸟可能从新疆飞来，一路上飞飞停停，风吹日晒，飞到这里还挺不容易的。
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从社交平台上看到了这只鸟出现在上海的消息。它几乎成了世纪公园的“明星”，每天都有几十人去寻这只鸟。
鸟友们会蹲守在世纪公园的一个狗笼旁，它经常出现在这里，混在一群麻雀中，低头啄食狗粮。大家管它叫“狗剩”。它还被拍到吃手指饼干。陆玉琼盯着它，啃了两三分钟，它叼着饼干的姿态就像叼着烟，鸟友们做了表情包，又笑称它“鹀哥”。它也会出现在这栋玻璃房子旁边，这里俨然成了它的补给站。“我只要去，都会去看一下它在不在。”陆玉琼说。
渐渐地，这只鸟的热度在网上淡了下去。当人们以为它可能已经飞走的时候，胡宇轩从谢翔那里收到了小鸟死亡的消息。
属于罕见迷鸟
谢翔用好几层餐巾纸把它包好，装进双肩包。他想找标本师帮忙做分子鉴定，因为大家一直好奇它到底是黑头鹀还是褐头鹀——这两种鸟的雌鸟和幼鸟长得实在太像了，光靠肉眼无法确定。
70多岁的唐老师，一家三代都是标本师。他接手了这只鸟。翻开它头上的皮时，唐老师看到一块淤血。他判断这只小鸟死于撞击，撞上玻璃后，掉在玻璃房子前。
它为何出现在上海？没有人知道。何鑫说，迷鸟的出现，可能是天气原因导致的；港口城市也常常会出现一些罕见鸟，船只在海上遇到恶劣天气，鸟飞到船上寻求庇护，船开走后，鸟就被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但这些都只是猜测。
人们甚至无法确定它的身份。3月中旬，照片刚出现在群里时，有人说是朱雀。胡宇轩却判断，它应该是黑头鹀或褐头鹀。
胡宇轩20岁出头，从小就喜欢观鸟。他上大学后来到上海，在这里见过壮观的候鸟迁徙，几千上万只鸟同时起飞，翅膀划破空气的声音从耳边掠过，鸟浪在半空中变换队形，几乎占满整片天空。
后来拍到的照片越来越多，他发了一篇帖文，详细列出自己的判断依据。他提到几个细节：黑头鹀的初级飞羽突出长度比褐头鹀长，一般超出三级飞羽4—5枚，褐头鹀是3—4枚。世纪公园这只明显超出了5枚。此外，黑头鹀的喙更粗大，尾羽颜色更浅，这只也都符合。
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鸟友们暂时叫它“H头鹀”。在上海，它属于罕见的迷鸟——偏离了正常迁飞路线的鸟。如果它是黑头鹀的话，上海的记录非常少，这是第三次记录。上一次可考的记录是2021年10月23日在南汇东滩，更早时，是收录在自然博物馆1958年9月的标本。
这只迷鸟停留的时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胡宇轩说：“我们本来以为它待个一两天就走了，没想到它一直待在这个地方。”
“中央公园效应”
世纪公园这样的城市绿洲，对它来说已是难得的庇护。这里是很多迷鸟和留鸟在城市里的歇脚地。梅园的虫子多，有身形小巧的鸟；有片林子鸫类很多，被鸟友戏称为“鸫鸫林”，这里的鸟儿既在地面觅食，也在高树上吃果子；芳华园里，普通翠鸟在芦苇丛中捕鱼。
这些年，上海的公园逐渐变多。2024年底，全市各类公园达973座；2025年8月，首轮“千园之城”目标提前完成，各类公园达1013座。环城生态公园带、楔形绿地、口袋公园等一系列工程还在推进。
“上海这样的城市，尽管我们的环境并不是为野生动物所营造的，但当它们来到这里，就会努力找到适合的空间。野生动物的忍耐力和适应性相当强，这是我们在上海重构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在何鑫的记忆中，有多只途经上海的迷鸟。2018年3月，一只黑喉潜鸟在迁徙途中来到世纪公园。当时，人们也以为它很快会飞走，最后它在上海完成了换羽，停留了68天后，在5月末离开。
陆玉琼观察过这只小鸟的状态：“毛发挺正常，脸很干净，身体也壮实。一般鸟如果过得不好，毛发会比较粗糙、结块。它在城市里把自己养得挺好。”
胡宇轩提到了“中央公园效应”：一片良好的森林绿地被城市建筑包围，周围所有的鸟都被集中到这个公园里来。世纪公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有一大片鸟类保护区，占地2公顷的鸟岛禁止人入内，四面环水。每天22时后，公园会调暗灯光亮度，以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对于一只迷路的鸟来说，这里有食物、有栖息地、有同类。
但“中央公园效应”的另一面是，这些绿地碎片化地分散在城市里，四周是高楼、玻璃幕墙和灯光。它们像一座座孤岛，而野生动物只能在夹缝中生存——这里是它的歇脚地，也暗藏着威胁。
鸟撞不是偶然
胡宇轩最初的判断是对的。通过DNA序列比对，这只鸟被确认为黑头鹀。
与此同时，陆玉琼和胡宇轩所在的群里，不少鸟友纷纷把目光投向那栋玻璃房子。
它不是第一只因撞到玻璃而死的鸟。鸟类的眼睛长在两侧，飞行时存在盲区。“这个迁徙季我看到群里‘鸟撞玻璃’的消息有三四条。”陆玉琼说，春天来的都是小鸟，柳莺、绣眼，它们一起飞，有时三五只一起撞上，“这种小鸟，撞一下基本就没命了。因为飞的时候速度快，冲击力很强”。
很多电话打到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世纪公园，呼吁在发生鸟撞的玻璃房子上贴防撞贴。一些鸟友在此之前就注意到，公园玻璃建筑的一侧已贴上了一行防撞贴。波点贴纸的中间贴着一行字：“这些波点，并不是装饰品！而是为了让鸟儿能‘看清’玻璃，防止撞击身亡。”但发生鸟撞那一侧的玻璃，却没有防撞贴。
鸟撞悲剧频发，当然不是单一区域的偶然隐患。
2021年，昆山杜克大学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实验室李彬彬教授团队联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然之友、红树林基金会和守护荒野等机构成立全国防鸟撞行动网络。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6000多人次志愿者参与，覆盖国内200余座城市，正式记录在册的鸟撞事件有1900多起。
鸟撞频发于春秋季，即鸟类繁殖、迁徙时。国内这些死于鸟撞的鸟，大多撞向了6层以下的低矮建筑。全国防鸟撞行动网络项目协调员李梦姣说，这些建筑大多有大面积通体玻璃幕墙，如果建筑附近坐拥大片城市绿地，会增加鸟撞的风险。此外，夜间迁徙的候鸟，极易被城市里的光扰乱飞行方向。
复旦大学生物学专业学生贾屹坤以前参加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长三角鸟撞调查。她在学校里遇到过鸟撞身亡的灰背鸫、虎斑地鸫，“在尸体所在地抬头就能看到如同一面镜子的玻璃外墙。”每每在小鸟被撞的现场抬头看，她都能受到冲击。
鸟撞事件大多零星地被观鸟者发现，在群里转发，然后迅速被遗忘。而像这只黑头鹀一样，被关注、被记录上报的，只是冰山一角。在国内尚没有确切的鸟撞数据，但在美国，每年因鸟撞而死的鸟有3.65亿至9.88亿只。
在很多人看来，鸟撞是“小概率事件”。李梦姣说，这些年推广防鸟撞改造，频频碰壁。团队建议管理方在玻璃上贴上图案间距控制在约5厘米的贴纸，回答则常常是“不美观”“需要成本”。
有高校学生团队先做了一到两年的鸟撞调查，把数据摆在管理方面前。当管理方看到同一面玻璃在一年内有十几只鸟撞死，他们的态度就变了。这些年，行动网络在不同城市支持合作伙伴和志愿者完成了39次防鸟撞改造的行动。
在上海，玻璃幕墙仍是城市最主流的建筑语言。但鸟撞也已逐渐走进公众视野。根据《上海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5年）》，上海正在研究城市建筑、玻璃幕墙等对鸟类的影响评估，探索开展鸟类友好建筑设计及改造指引研究，减少鸟撞等生态事故的发生。在上海《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中，也提到了“建设鸟类友好型建（构）筑物”的相关条款。
改变从小事开始
鸟撞发生后的一个月内，陆玉琼走进世纪公园，特意去玻璃房子那里看了看。依旧有很多和她一样的鸟友在关注着防撞贴。他们从世纪公园得到回复：防撞贴的相关工作已在推进中，会妥善处理。
何鑫一直认为，鸟撞的发生，是系统性的城市生态问题。鸟撞背后，真正让人担心的不是一只鸟撞死了，而是它所折射出的更大问题：环境的占用与开发、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消失。“造更多的公园肯定是好事。公园在设计理念上更贴近自然，营造更多茂密的原生树种、草地和林地，在造福人类同时，兼顾生态保护。很多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大家都努力去做，好的结果就会慢慢显露。”
何鑫有时去学校做讲座，会建议校方给玻璃外墙贴上防撞贴纸。有学校采纳了，不久后把它变成了学生活动。“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说。但很多改变都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的。
何鑫记得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在《博物笔记：上海花园动植物指南》中写的话。这位博物学家1939年旅居上海，他写道：“对任何一个有小庭院、有时间在公园或周边乡野散步的居民来说，上海真是一个极好的学习自然的实验室。”直到今天，何鑫依然这么觉得。
那些在3月和4月去看过小鸟的人，可能会在某天再次走进世纪公园。这只黑头鹀不在那里了，还有更多的鸟在那里。（应受访者要求，谢翔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