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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江南》《福建文学》《湖南文学》《长江文艺》: 看见生活的万千深流
来源:文艺报 | 廖雪霞  2026年06月05日09:45

当下,流动现代性改变了稳固的社会结构与生活秩序,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进一步催生了全新的生产、认知、交往与娱乐方式。在新的时间与经验面前,曾经不言自明、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时代熏风的激荡下开拓出新的边界,展现出更多样的形态,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新问题。

记录当代职场的人心浮沉

职场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景,近期的一些文学新作将目光聚焦于当代职场,对职场生态与人心浮沉进行细致摹写。何田田《池上楼志》(《福建文学》2026年第4期)与周芳《忽恍》(《长江文艺》2026年第4期)均以暴露的笔法写出了当下社会中的职场与权力场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但在暗潮涌动的权力场中,总有人选择坚守初心,守望温情。杨少衡《交叉路口》(《湖南文学》2026年第4期)与房伟《银鱼吻》(《长江文艺》2026年第4期)均写了这类人物。《交叉路口》中副县长贾睿本着“仁者爱人”的初心调查燃气泄漏事件。在事件处理上,贾睿坚持责任导向与雷亚强注重程序导向碰撞出激烈火花,最终引发了一场管道爆炸事故。任职结束后,贾睿放弃调任省城机关的机会,自请留任将功补过,展现出青年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银鱼吻》塑造了一位踏实低调、有人情味的挂职干部朱五明。钉子户水生伯在搬迁动员工作现场意外发病离世,朱五明因此受到牵连停职,心灰意冷离岛,但其一心为民的作风却收获了漫岛居民的信任与认可。房伟透过琐碎复杂的基层工作,以小见大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而“银鱼隐喻的群体化生活与个体善意有爱的连接”,是作者对上述发展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这种个体的善意连接与群体的温情守望,在葛安荣的《换房记》(《钟山》2026年第2期)中得到具象化呈现。住在文化馆“鸽子窝”的一众同事虽因单位分房产生罅隙,但始终没有隔绝同事之谊与邻里之情。此后的“我”虽两次换房,居住条件大大改善,但疏离的人际关系、参差的住户素质令我时时怀想“鸽子窝”邻里间的亲密和睦与守望相助。

可以看到,在时代的浮躁与人情的冷漠中,总有人以赤诚之心守护职业理想,以待己之心传递温情善意。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空虚与幻灭中,人心构成了最坚硬也最为珍贵的抵抗之物。

描摹情感结构的时代流变

流动多变的现代社会重塑了人们的情感感知与思想认知,并对原有的社会情感结构产生了影响。这种经验的迭变具体显现在亲密关系中,作家们以文学的形式加以表现。

牛健哲《可恶至今》(《湖南文学》2026年第4期)聚焦家庭破裂带给父子两代人的创伤。在母亲离去后,父亲不断尝试激怒软钝的儿子,逼迫其完成一场名为弑父的成人礼。小说借父子间跨越十几年的较量,对传统的父子关系进行思考。陈昌平《红霞》(《钟山》2026年第2期)、周芳《我长出了一对翅膀》(《江南》2026年第2期)、赵燕飞《铅笔花》(《福建文学》2026年第4期)则写出了女性在妻子、母亲与自我三种角色间的挣扎。在真实的徐瑛莉、彩霞与虚构的红霞之间,陈昌平企图呈现女性在生存、情感、道德的三重压力下展现出的脆弱与坚韧、困顿与挣扎。《我长出了一对翅膀》以对照的笔法写一对姐妹迥异的人生道路:妹妹享受着作为“好妻子”“好妈妈”的幸福,姐姐却因追求自由而疯狂。通过两位女性的人生对比,作者探讨的是社会对女性主体自由的压抑。《铅笔花》将两性关系中的情感选择与利益交换推至台前。叶子的情感选择看似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实则是前夫安平与追求者李由的一场交易。结尾处被砸碎的竹椅,则是叶子对“筹码”身份的反抗。

在个体情感高度社会化的时代,上述作品直指亲密关系中隐含的情感困境,通过对不同选择下人物命运走向的书写,揭示了个体的精神/情感自由与社会性规约之间的张力,展现了不同代际间经验体系、生活感受与文化意识的差异,描摹出情感结构的时代流变。

重申数智时代的主体价值

智能科技深刻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发展,但“智能技术范式”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全面展开,引发了新的主体性危机。AI浪潮中,人的灵魂应栖于何处,我们应该如何捍卫人的主体价值,成为当下作家普遍关心的重要议题。

杨楚佳《在周一愈合》(《长江文艺》2026年第4期)写人工智能主导下人类的劳动异化:人类透支眼睛辨别筛选图像,只为给人工智能打开“视野”;作为“心灵的窗户”的眼睛,就此成为算法的燃料与工具,揭示了数智时代人类被降格为机器的极端处境。姬中宪的《野中环》(《江南》2026年第2期)对后工业时代“人的异化”这一经典命题进行了逆向拆解。主人公被一辆从天而降的黄车困在中环外的野地,在车机“二吨”的指导下开始荒野求生。在近乎原始的生存境况中,作为现代工业文明集大成者的汽车,被主人公拆卸为纯粹的生存工具加以使用。在此,技术与工具不再是对人的主动性的剥夺,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算法的接入与技术的使用,而在于我们如何穿越算法与技术的迷障,确立人的主体价值。“主体性的回归与重建”是数智时代对抗“新异化”的重要方式,也是文学作为“人学”持之以恒的追求。这一命题在文学与AI的互动中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时代意义。

尼采曾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近期的文学新刊以丰富的题材、深广的笔触抚摸生命的纹理,探析生活的真相。在阅读中,读者得以借“文学”之眼,看见生活的万千深流,在泥沙俱下中找回逐渐失真的自我,获得拔节生长的勇气。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