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文学名刊是时代精神的坐标，也是文学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2026年4月起，顶端文学推出“文学名刊主编访谈”系列策划，旨在对话全国名刊文学掌门人，打捞办刊理念，追问文学当下价值，为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场的深度思考。本期我们走进《当代》，与主编徐晨亮展开全面对话。

徐晨亮

近日，《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接受顶端新闻记者专访。徐晨亮1979年生于天津，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代》杂志主编，曾主持“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提出“作为出路的写作”与“作为出口的写作”等重要概念。

访谈中，徐晨亮深入阐释了《当代》自1979年创刊以来坚守的现实主义传统。从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论断，到当代编辑团队以“现实主义+”回应时代新变，他始终强调这一理念的开放性与生命力。面对AI与流量冲击，他指出文学真正的敌人是“僵化的、陈旧的观念”，呼吁编辑坚守“碳基生命”的专业判断，为好作品寻找读者，也为读者寻找好作品，并勉励青年写作者拒绝“导航式”路径，在有限的生命经验中开掘无限的精神出口。

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流动与开放

顶端文学：徐老师，您从2007年从事文学期刊工作，先后编辑《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2021年来到《当代》，担任执行主编、主编。在您看来，《当代》一直倡导的现实主义理念，在当下有怎样的生命力？

徐晨亮：我到《当代》后，花了很多时间去研读以往的经典作品和历任主编留下的资料。我深切地体会到，《当代》倡导的现实主义理念始终具有生命力。它极具弹性，会随着社会生活、创作趋势和读者审美需求的变化，不断进行自我更新。每一代编辑与作家密切互动，都在重新阐释“当代”二字代表的现实主义风格。

《当代》1979年创刊号上提出“文学应像生活那样丰富多彩”，首任主编秦兆阳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写下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些都奠定了一种包容和广阔的态度。这么多年来，《当代》刊发的经典作品，无论是《钟鼓楼》《白鹿原》还是《尘埃落定》，都是作家在用各自的方式定义什么是当代生活和当代经验。

顶端文学：这种理念在当下的编辑工作中是如何具体体现的？比如今年您提到的“现实主义+”概念。

徐晨亮：我们2026年第一期推出了一个“现实主义+小辑”。这个小辑源于此前陆续收到的一批投稿，不约而同地采用新的形式处理时代发展带来的新的生活形态和人生体验，形式上融合了科幻、悬疑等类型文学元素，但内核又有鲜明的当代气息和当代意识。所以编辑部讨论之后将其汇集为一个小辑。我们也想以此方式突显一种态度：《当代》所坚守的现实主义，从来不是某种既定的路径和方案，不断流动变化的“生活+”，会激发出新的观察、发现和思考，让现实主义从内部生长出富有活力的新表达，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扩展自身边界。

顶端文学：听您这样讲，感觉《当代》这几年有一种“跨界”甚至“破圈”的尝试，是这样吗？

徐晨亮：“跨界”“破圈”确实是当下文学生活的关键词。但我们看重的，是来自生活的经验和表达的冲动，如何驱使作家由内而外地跨越固有的边界，而非为了迎合流行趋势去刻意地“跨”与“破”。

为好作品寻找读者：长期主义与逆势而为

顶端文学：面对互联网、短视频甚至AI的冲击，您认为文学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徐晨亮：我经常讲，互联网、短视频、AI，这些新生事物从来都不是文学的敌人。文学真正的敌人，是那些僵化、陈旧的的文学观念。需要打破的“圈”、需要跨越的“界”，是束缚我们的固有思维。很多时候作家觉得题材枯竭，是因为戴着“有色眼镜”看生活。那些值得书写的故事可能就在身边，但那些旧的“感知结构”束缚着我们，让我们发现不了其中的文学性。只有打破这种陈旧的结构，才能从生活中发现新题材。而这个过程——回到生活现场，在激荡中找到新的表达路径——是AI和算法无法替代的。

顶端文学：在AI时代，面对海量来稿甚至AI生成的稿件，编辑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判断标准有哪些需要坚守或提升？

徐晨亮：这确实提出了新挑战。但文学编辑的工作核心是：充分发掘、筛选打磨、有效传播。这三点始终没有变化。在发现和打磨作品的过程中，我们目前确实也会应用新的技术工具，但最核心的仍要依赖编辑自身的文学审美和参照系。比如，我们要知道同一个题材过去十年大家是怎么写的，才能判断新作品是否有真正的推进和突破；我们要跟踪一个作家五年甚至十年，才能敏锐发现他是否超越了自己。这种专业的判断，以及感知作者写作潜能的能力，是需要长期训练和积累的。

顶端文学：这种“碳基生命”的有限性，反而成了一种优势？

徐晨亮：对。作为编辑个体，我们的阅读速度和获取信息的广度无法和AI相比，但这种“有限性”“小数据”“慢处理”恰恰提供了编辑与作者、读者产生共鸣的基础。我们恰恰需要回到编辑这个角色无法摆脱的“有限性”中，去找到那些具有突破性和力量的文学作品。这种工作伦理和工作方法，不会因为AI的到来发生根本改变。

顶端文学：在流量时代，是否会担心好作品因为“没人看”而被埋没？《当代》在2023年扩容，今年又推出《当代·长篇小说》，在碎片化阅读时代为何逆势加码长篇？

徐晨亮：我们奉行的是“长期主义”。真正有质地的好作品，可能在短期内没有获得流量加持，但可以通过读者的口碑慢慢积累影响力。我们判断作品是基于文学质量，时间会证明好作品的生命力。这种为读者寻找能流传下去的好作品的标准，一直指引着我们。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努力应用各种新的方式，为好作品寻找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重视长篇小说的发掘与传播，作为人文社主办的杂志，《当代》从创刊起，长篇小说就是重磅栏目，这一点从未改变。我们今年改版推出《当代·长篇小说》，也是服务于出版社主业的布局。更重要的是，在短视频提供碎片化、即时性情绪价值的时代，文学恰恰要提供其他媒介提供不了的东西。长篇小说能在二三十万字的体量里构建一个完整的世界，让读者沉浸其中，获得对生活的整体性感受。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被撕裂成碎片的，而读者内心其实有一种需求，希望用长跨度、大容量的作品整合碎片化的信息，提供一种精神的支撑和整体性的观照。这种需求不会变。

青年写作：拒绝“导航式”的便捷路径

顶端文学：您之前主持过青年作家问卷调查，在关于青年写作的讨论中，也提出过“作为出路的写作”和“作为出口的写作”。当下青年写作者如何走出同质化、悬浮化的困境？

徐晨亮：我观察到，有些年轻作者把发表和出版当成最终目的，这是一种“作为出路的写作”，急功近利的形态会影响写作的长久发展。而“作为出口的写作”，是作者由内而外的表达冲动，是在回应生命中的困惑与难题，这样的作品往往会更加饱满而富有感染力。把写作视为生命经验的出口，也就是意味着，要思考自己的写作与当代生命经验最根本的问题之间的关系，寻找那股“非写不可”的动力。

顶端文学：您在北大讲座时提到“真正的写作者要拒绝导航式的便捷路径”，这句话让很多学生印象深刻。

徐晨亮：这个比喻来自本雅明的《柏林童年》。今天我们在写作中面对任何题材，都能像使用手机导航一样，轻易找到很多便捷的处理路径。但对写作而言，这恰恰是需要警惕的。好的作品往往是在写作中“迷路”之后产生的。你可能原以为自己很了解笔下的人物，但写着写着他仿佛“活”了起来，拒绝了你预设的结局，故事的走向完全被打破。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为生活中那些没有被命名的、一闪而过的经验和情绪，提供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这需要写作者拒绝现成的“导航系统”，用肉身和个人的方式去探寻路径。

顶端文学：当代文学盛典连续四年在郑州举办，备受瞩目。这种活动对文学的大众传播和全民阅读有何影响？

徐晨亮：首先要感谢河南日报社连续四年的通力合作。活动的成功，是因为它呼应了全民阅读的时代精神需求，用直播、分论坛、短视频等多形态、立体化的方式呈现了文学的魅力，让很多话题进入了热搜。在今天，文学杂志不只是一个纸质载体，它是一个为作品增值的平台。作家的作品在这里发表，通过多形态转化，能辐射更广。我们做的文学拉力赛、年度长篇佳作评选等，都是在建立一种寻找文学价值的机制。

归根结底，生活提供给我们的情感经验，依然需要在文学中寻找出口和呼应。只要这个需求不变，杂志要做的就是以更具时代感的方式，扮演好“旅伴”的角色——不是喋喋不休的导游，而是在漫长的精神旅途中，陪在读者身边，一起分享触动和风景的旅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