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年在北大中文系77级宿舍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差点被北京人艺选去当演员的李彤，没有走上舞台，也没有一直写诗，而是“坚守”半辈子的红学情结，闭关三年写成了一部60余万字的《红学外史》。

5月24日下午，北京三联书店美术馆店内，《红学外史》的新书研讨会更像一场阔别已久的师生会：北京大学教授谢冕亲至，叶君远、陈建功、黄子平、杨柳、张鸣等同窗围坐——当年一同被招进北大的几个人，再次因这一本书相聚。

李彤的这部《红学外史》分上下两卷，由著名出版家汪家明编辑打磨，李彤的北大同窗黄子平作序。这部书的定位十分清晰：不是传统的红学研究，不做《红楼梦》文本解读，而是把目光对准“红学”背后，描摹一百多年来围绕《红楼梦》展开研究、争论、交往、分歧的几代学人。

那些皓首穷经的红学大家，在学术之外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在时代巨变中如何自处？那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学术公案，背后又藏着怎样具体而微的人间烟火？这些具体的细节，或许无法收录到正统的学术史中，却正是李彤这本“外史”所要呈现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推荐语中说：“比起文学课堂的条分缕析，庙堂之上的翻云覆雨以及闾巷之中的天马行空，无疑更有创造力，也更具惊悚意味与娱乐色彩。此书作者两脚踩圈内与圈外，由此话题折射出百年中国以及现当代知识分子的某一侧面。”在这个意义上，“外史”比“内史”更曲折幽深，也更值得探究。

本次首发式上，作者李彤、责任编辑汪家明、设计师宁成春以及多位学者依次发言，围绕图书创作历程、编辑设计、史料价值、学术意义等展开充分交流，完整还原了这部书的诞生过程与价值。多位嘉宾谈到：“李彤做过新闻记者，把每件事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再加上绘声绘色的描写，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且他在写作中，把古人形容的首击尾应、云断山连、草蛇灰线等叙事手法，都用在了书中。”

绵里藏针 写出一个时代

汪家明首先介绍了《红学外史》的装帧设计与编辑出版情况。“这本书由宁成春老师亲自设计，宁老师今年已经84岁，和书里写到的重要红学人物都相识，因此对书中人物与历史背景有很深的体会。”汪家明进一步介绍，三联书店的设计风格一直非常突出，奠定这一风格基础的是范用先生，此后几十年里，三联图书的设计工作基本由宁成春主持，包括三联书店的标志，都是宁老师最后确定下来的，一直沿用至今。

宁成春接着分享了自己设计这本书的完整经过。他说，《红学外史》的书稿他读得非常专心，而且越看越有兴趣。书里写到的很多人，他都熟悉，且有直接交往。“比如当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汝昌在四楼办公，我在五楼，后来周汝昌的女儿还找我帮忙设计和《红楼梦》相关的书籍。”1991年，宁成春做紫砂壶，曾经请冯其庸先生帮忙把关，冯先生一眼就看出其中一把壶上所刻诗文的错误，这件事让他一直非常惦念冯先生。还有胡文彬，1965年和宁成春一同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二人先后入职。正因为对这些人物、事件的了解，看完书稿，宁成春立刻就有了设计思路。他强调说，很感谢《红学外史》这本书，一下子帮他将以前关注的事情回顾了一遍，“很多事以前只是知道或者从报纸上听说，经过这本书的系统总结，才完整明白了来龙去脉。”

汪家明也表示，能遇到《红学外史》这部书稿很幸运，做编辑这么多年，他的感受是：“现在出版的书虽然多，但真正好看好读的其实不多，而《红学外史》是其中难得的一部。”

李彤作为作者，讲了一段《红学外史》之外的故事：“我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1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派谢冕老师在北京地区负责招生录取工作。谢冕老师录取了今天在场的叶君远、陈建功、杨柳和我。谢老师的这次录取，改变了我们四个人的一生。”

进入北大之后，谢冕对李彤很关注，因为那时候李彤喜欢写诗，而谢老师是研究诗歌的。但李彤坦言自己后来“误入歧途”，和梁左一起去搞红学，毕业论文也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之后李彤到《人民日报》工作，再之后移居加拿大。几年之后，谢冕碰到李彤的原班主任，还专门问起李彤在加拿大的生活情况。李彤说：“我一直感念谢老师始终惦记着我，所以这本书两年半前推出加拿大版之后，我专门到谢老师家中拜望，把书送给老师。”谢冕当天晚上就翻阅了，第二天给李彤发信息说：非常好，放不下，祝贺你。正是因为这份师生情谊，李彤才敢惊动94岁高龄的谢老师来到活动现场。

谢冕也讲了三件事：《红楼梦》这本书，《红学外史》这本书，以及李彤和他的同学们。

谢冕说，《红楼梦》是一本大书，也是一本奇书。前不久他遇到一个作家说不喜欢《红楼梦》，不看《红楼梦》，他听了觉得非常不安。“《红楼梦》有太多值得作家学习的地方。比如贾宝玉初见林黛玉，一句 ‘这个妹妹我见过’，不用多一个字，人物立刻立起来。贾宝玉的内心世界，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得恰到好处。这样的笔法，作家怎么能不学？”

谢冕当年代表北大中文系在北京地区招生，按照政策依分数从高到低录取，选中了陈建功、杨柳、李彤等人。但谢冕说这不是他的功劳，是这些学生本身水平高，他只是不负使命。“北大中文系77级走出了一批优秀人才，陈建功、黄子平早已名声卓著。李彤当年爱写诗，诗写得还可以。但近年，他发力写出了 《红学外史》，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多，但系统写红学外史的，李彤是第一个。《红楼梦》研究史上曾经惊涛骇浪，李彤用客观的态度进行叙述，他没有用纯文学的方式来写，而是采用非虚构写作，客观、缜密、冷静，绵里藏针，写出了一个时代。”

史料扎实 书写知识分子精神史

叶君远是北大77级中文系的老大哥，快80岁了。他说自己以前喜欢读小说，这些年却越来越喜欢非虚构文学。“《红学外史》是我这两年读到的最好的非虚构作品，既真实又有趣，拿起来就放不下。”在叶君远看来，这部作品第一是体例让人欣喜——把传统历史中的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了起来。从纪传体角度看，这本书是红学人物志，只是这些人物志分散在红学史的大小事件之中。全书以时间为轴，以红学事件为经，以人物为纬，人物围绕各种红学事件各显姿态。

第二，一百多年来红学事件繁多，红学人物与其社会背景、社会风潮，这本书都容纳了下来，细大不捐，壮阔而斑斓。内容如此繁杂，李彤却处理得举重若轻，结构宏大又针线细密，事件与人物各得其所，各适其宜，就像大观园，既有重阁飞楼、雕梁画栋，也有竹林茅舍、小桥流水，千门万户，气象万千。

第三，李彤对红学人物的褒贬，都藏在字里行间，而且这本书真正做到了无一事无来处。60万字的大部头，千头万绪，需要海量史料支撑，作者的功力，首先就体现在史料的搜集上。

第四，搜集到的史料有可用有不可用，李彤通过史料的排列比对，去伪存真、匡误纠谬，考据功夫令人称道。书中有不少精彩例证，比如对聂绀弩及周汝昌七律诗的考证，有人说诗作于1957年之前，有人说作于1977年至1979年之间，争论不休。李彤用无可辩驳的史料与缜密分析，推定诗作于1963年春天，让全诗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

杨柳则评价，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快速、准确地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并且梳理得非常清楚，可见作者做学问的踏实。

陈建功回忆，他认识李希凡、蓝翎等人，是在袁鹰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时代，李希凡厚道，蓝翎很有风格，李彤在书里写得非常准。陈建功形容：“想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就像被放出瓶子的精灵，李彤在校园里非常活跃，吹拉弹唱都行，还曾经被北京人艺看中。但人生的选择就是这样，李彤如果一直写诗，未必能达到现在的高度；去当演员，也未必有这样的成就。最终选择以红学外史立笔，反而成就了一部好书。”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说，《红学外史》除了文学价值，还体现出很强的历史学造诣。“非虚构写作必须有大历史感。在我看来，李彤是77级文学班历史意识最好的同学。而这本书虽然是史学著作，却以人物命运为重点来写。人物写活了，红学的发展历史也清晰了，我认为这是它具有生命价值的一个原因。”

做文献出身的张鸣强调，这本书虽然叫《红学外史》，但意义已经超出红学范畴，是数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精神史。这本书体现出的史识，是决定其高度的关键。史料是基础，但史识是全书的精气神，没有这样的精气神，再丰富的材料也难以被驾驭，这是史学家真正的功夫所在。仔细阅读会发现，这本书把有红学以来的各种观点、不同阶段的发展、红学家的活动与贡献都梳理得非常清楚。也因此，即使是专业做红学的人，也可以把它当作学术资料书和索引来使用。

卢燕娟是谢冕的学生的学生，作为后学后辈，她从年轻学者的角度谈及这本书带来的几点收获。她说，以前看红学家们的材料，看到的只是文字或者学界的定论，但读李彤的书，能看到他们的情感、喜好和非常私人的层面。再回到原有材料中，感悟又会不一样。譬如看几代学人的传承，在私人恩怨之外，更能看懂学术是公器，看懂前辈学者如何处理学术纷争。这让她在知识视野上受益匪浅。卢燕娟举例说，对于鲁迅和顾颉刚的纷争，李彤敢于直面史料，把功过是非讲清楚，这既要有勇气，又要有扎实功力，拿捏好史料辨伪、存真与个人情感、学术立场之间的分寸。

卢燕娟还分析，《红学外史》写得很清楚，胡适不是把《红楼梦》当作文学经典来批评，而是将其当作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实验对象，在此后很长时间里，《红楼梦》的文学评价并不高，被认为只是二流写实主义小说，这背后就是欧洲现代文学标准进入后，对中国文学标准的重构。胡适以《红楼梦》为切口，操演现代学术方法，他所批评的蔡元培式的《红楼梦》解读，在今天看来多有荒谬，但放在中国古代文史传统中，却有其逻辑根源。这场纷争，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重要问题。在李彤这本书的启发下，她更清晰地认识到，《红楼梦》引发的一系列纷争，正是古典经典进入当代文化场域形成的重要文化事件，值得持续深入研究。

学者许军杰表示，红学绘画史是以前红学圈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他刚好在这一方向上做研究。他初中时就喜欢《红楼梦》，也读过很多红学史著作，对比之下，《红学外史》和其他红学史完全不同，这是一部饱含感情的历史写作，呈现出了一个风云激荡、波谲云诡的年代。这本书的学术意义，在于帮助读者了解红学前辈的学术观点，以及观点形成的背后原因，为后续研究提供着极大便利。

一代人的学风 一辈子的交情

在整场交流中，可以看到北大中文系77级的精神与同窗情谊，是贯穿始终的线索。

谢冕多次强调，北大中文系的意义，当然不在于教会学生怎么研究《红楼梦》，而在于让学生获得一套治学方法。也正是这种方法，支撑李彤完成了《红学外史》这样的著作。学术研究贵在百花齐放，不同观点充分交流，才能真正产生成果。

黄子平是为《红学外史》作序的人。他特别谈到自己的红学知识多来自于梁左，“他是我的红学启蒙人，所以我读李彤这本书稿的时候，以往的记忆经常回到我的脑海。其实我是2021年给写的序，一晃5年过去了。”在《红学外史》的序言中可以看到，黄子平首段就回忆了学生时代：“当年班上的这两位‘小红学家’以本科大学生的身份初露锋芒，联名在报刊发表了好几篇红学文章，都是和当时的红学大家商榷这商榷那的。”黄子平也在序言中透露李彤起意写作这本书的源起，就是在由梁左的评红文章基础打底，加上与红学大师们或多或少的接触，“此时动笔，就不必绕道‘假语村言’，只需径自秉笔直书。”黄子平说：“我想梁左在世，也会拊掌称善的吧。”

杨柳、陈建功也多次提及同学情谊。他们共同见证了李彤从热爱诗歌、痴迷红学的青年学生，到历经新闻工作、海外生活，最终呈现出一部厚重著作的全过程。当年在北大校园里的红学兴趣小组，当年宿舍里的谈天说地，最终都化作了《红学外史》里的一字一句。

首发式在同窗与师友的交流中结束。一部书，一群人，一段百年红学史，在这里逐一呈现。对于读者而言，翻开这部书，看到的一定不仅是红学的风雨，更是一个时代的学问与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