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文丽个展“不一样的春天”5月29日至5月31日在“打交道interact”798空间展出，50余件画作呈现了李文丽近年来在北京当家政工、在家乡生活的真实瞬间。正是在北京，李文丽与文学、绘画、舞蹈相遇，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艺术，成了她自我救赎的阶梯。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李文丽表达着对北京、对艺术的热爱和感恩。

画心里想的事，人就舒服了

呈现在观众面前的画作，大部分题材与日常密不可分，保洁、照顾老人和小孩，当然也有李文丽在舞台上起舞的时刻，对于李文丽而言，这些或日常或高光的时刻，都是她生命中的礼物，都值得记住。

李文丽和她的画。

李文丽将目光投向了2023年9月，那时，她参演了一部舞蹈剧《盛会》。这是法国知名编舞家杰罗姆·贝尔团队于2015年创作的作品。二十多个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和职业的人，第一次以舞者的身份聚在一起舞蹈。

排练时，李文丽紧张得不行。导演说，你就做你自己。上台那天，她穿着自己找的红裤子、绿衣服，扎着马尾。音乐一响，她就跳起来了。后来看照片，李文丽发现自己跳得那么高，马尾都飞起来了。

演出在王府井吉祥大戏院进行。演出结束后，李文丽站在王府井大街上，看着人来人往，看着大牌子上写着“北京”，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一直在一个又一个厨房、卧室、客厅里转，洗洗涮涮，带孩子做饭，从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可是那一刻我知道——我在北京，在首都，在最亮的灯光下面，在做我自己。”

那天晚上回去，李文丽睡不着觉，画了一幅画。画上二十个人，有专业舞者，有唐氏综合征的朋友，有坐轮椅的残疾人，也有她，高高地跳着。

《怀抱》

后来她画了很多画。有人给她寄来纸和笔，说喜欢她画的人物表情。她画自己在舞台上的样子，画带过的孩子，画家政姐妹第一次登台跳舞。“我画得不好，不会用颜色，可画画的时候心里特别静。像写东西一样，把心里想的事画出来，人就舒服了。”

没想到自己的名字印在了书上

47岁那年，李文丽第一次出远门打工。她去过兰州、银川、内蒙古，干的都是苦活累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挣钱，供孩子上学。

2017年，49岁的李文丽来到北京。头一回坐地铁，看见那么多车那么多灯，腿都软了，她连过马路都不会过。但不知不觉间，命运的转机出现了，在干育儿嫂的间隙，她参加了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后来又加入了新工人文学小组。

第一次去文学小组，李文丽听不太懂老师在讲什么。可是看着那么多人坐在一起，听大学教授、知名作家给大家讲课，心里热乎乎的。冯同庆老师七十多岁了，冬至那天讲完课，晚上十点多还要赶公交。张慧瑜老师每次讲完课，都说“顺路”送他们，其实是绕远路，把大家一个一个送到地铁站。“这些老师图什么？不图钱不图利，就是想让我们写得好一点。”李文丽说。

李文丽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我们是一群家政女工》。写完不敢发，怕人笑话。发过去之后，编辑老师说写得挺好，发在公众号上了。她翻来覆去看那一篇，激动得一宿没睡着。从那以后就收不住了。她写散文，写日记，写诗。写带过的那些孩子，写老家的女人，写家政姐妹。忙完一天的工作，别人睡了，她躲在被窝里，用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打。有时候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可她不觉得累。

“写得越多，心里越敞亮。”李文丽说。她写过丈夫，年轻时他打她骂她，她不敢反抗，只能憋在心里。可写出来之后，她对那些事情都不纠结了。如今丈夫腿脚不便，还在老家附近打工挣钱。她每发一篇文章，丈夫都转发到朋友圈，给她点赞。“我知道他是脾气不好，但心里还是挺支持我的。”

她写过父亲。写他走的时候没能见最后一面，写一辈子没给他买过一件新衣服。“写完哭了一场，哭完就觉得，爸爸好像知道了。他要是还在，看他女儿去了上海、广州、澳门，还出了一本书，他得多自豪。”

她写过自己带的第一个孩子可儿。出了书，她特意送了一本给可儿家。孩子拿着书说要带到班里炫耀，“这是我阿姨写的，里面有我”。

这些文字被收录进《我在北京做家政》，由读者出版社出版。首发式上让她上台讲话，她往台上一站，还没开口就哭了。“我以前读的那些大作家的书，摆在书店里，我觉得离我那么远。没想到有一天，我自己的名字也印在了书上。”

“村里人都叫我‘李娜’”

李文丽来自甘肃平凉，她曾是个从小爱唱歌的小姑娘。七八岁时，村里放露天电影，她跑几里地去看，电影里的歌听一遍就会了。没有电视和录音机，她就站在田埂上唱，《信天游》《青藏高原》……嗓子一亮，村里人都叫她“李娜”。割麦子的时候，她跪在地里，一边割一边唱，太阳晒得人发昏，可一唱歌就不累了。

李文丽以为这辈子能当个歌唱家。“可是农村的女孩子，哪有资格做梦？”李文丽说，她后来嫁了人，生了三个孩子，从此围着灶台、孩子和庄稼转。丈夫心善，但从小被宠溺，脾气很不好。他脾气一上来，打她骂她的时候，她不敢吭声，只能忍着。“有一次他一拳打在我耳朵上，到现在我听力都不行。可我能怎么办？农村女人都是这样，忍一忍就过去了。”

李文丽以为忍一忍就一辈子过去了，可生活还能更糟。30岁那年，父亲突然走了。她刚生完小女儿不到1个月，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上。后来丈夫出了车祸，腿成了残疾。再后来，大姐突发脑出血离世。

从那以后，李文丽不唱歌了。她见了人就躲着走，话也不愿意说。嗓子里的歌，不知道什么时候哑了。

但好在李文丽走出了家门，她说，来到北京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去年，她回到了老家带自己的孙子，“以前我是从老家逃出去的，现在我回来了，带着一肚子故事。”那些以前叫她“谁家女儿”的人，现在叫她“李老师”。她有点不好意思，有点不敢当。“我知道，我写得还不够好，还得继续努力学习。可是我能感觉到，我的人生真的不一样了。”

如今，李文丽会时常回到北京参加各种活动，“我觉得我没有离开北京，没有离开可儿，没有离开那些亦师亦友的老师朋友们，我还是和大家在一起。”

这些年，不断有人问她，这些年值不值？她说：“太值了！就像做梦一样。一个农村出来的女人，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见过，最后出了书，跳了舞，去了那么多地方。”

也有人问她，文学和艺术给你带来了什么？她想了想，说：“让我成为我自己。以前我是谁家的女儿，谁家的媳妇，谁家的妈。我的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谁家。现在我叫李文丽。我写的书上有我的名字，我画的画上有我的名字，我跳舞的时候，聚光灯打在我身上，我还是叫李文丽。”

是的，她叫李文丽。她说，她还会继续写下去，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