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茶馆里堂倌正在分发热毛巾，几位茶客用毛巾擦脸，大卫 · 柯鲁克（David Crook) 摄于1940-1941年间

历史学家王笛花了数十年，为普通人写史；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章颖莹花了近十年时间，让更多人听到王笛笔下重构的“小人物”的声音，读懂这些极易被误解的研究。2017年，章颖莹决定编选微观史研究读本《显微镜下的成都》，从系统研读王笛的所有著作、访谈、授课记录，到翻阅上千张历史老照片筛选插图，从绘制学术地图到跨界融合……她不仅在故纸堆里精心打磨每一个字句，还联合独立书店把这本书的展览办到了城市街头，从书斋到人群，尝试让被湮没的历史“小人物”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近日，《显微镜下的成都》修订版付梓，章颖莹写下这篇编后记，分享她与本书的十年“长跑”故事。

编书好比造房子

梁思成在《拙匠随笔》中，曾撰专文介绍一名建筑师是怎样工作的：筹划前期方案时就需事无巨细，考虑从适用、经济到审美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技术设计阶段更需准确计算“建筑物里里外外的一切”。很多时候，编书与造房子非常相似，编辑好比营造于纸面，操持的是一本书“里里外外的一切”，建筑师设计一梁一柱，而编辑琢磨一字一句。

与之颇为呼应的是，编辑工作的隐蔽属性也可类比于营造，就像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的钉子，通常情况下，隐而不显。用钉显豁处，难免令人生出粗陋之感（“中国古代建筑采用榫卯结构，不使用一颗钉子”的说法曾广为流传，但其中包含多种认知偏差。事实上，中国传统木构建筑曾大量使用铁钉。具体分析详见刘妍：《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1-3页）。同样，一本书中的编辑痕迹为人所察觉之时，也常常是在那些编校疏漏或其他不尽如人意之处。尽管近年来，编辑开始事无巨细地负责出版流程的前后端各个环节，从前期组稿，到参与作者对书稿的写作规划，雕刻一本书从稿面到封面的呈现形态，直至策划、落实图书出版后的宣传推广，工作范畴颇有些“无边”的意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编辑已然扮演起项目经理与作者经纪人的角色。但决定一本书“肉身”与“灵魂”质感的核心工作——雕琢润色稿面，完善谋篇布局，构想与打磨装帧，等等，让编辑在本质上仍然更接近于传统的匠人。

多年来，我抱持着拙匠唯需精进技艺，何必舞之蹈之于人前的“迂腐”念头，未曾为编辑事写下只言片语。以致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我的实际编辑工作最为具体和细致的介绍，并非出自我本人的陈述，而是王笛老师当年专门为本书所撰的前言。本书初版推出前夕，王老师曾建议不设后记，并表示他已经“起草了一篇前言”。彼时，自许拙匠的我一心隐于幕后，加之微观史对中国的很多非专业读者而言，尚属较为陌生的领域，我认为将阐发其基本方法与理念的导论作为开篇，从本书的发声角度而言，或许效果更佳，于是提出将原定前言更改为后记，王老师尊重了我的意见。世易时移，本次推出珍藏本，我与王老师重新讨论书稿，商定具体修订事宜，其中涉及一系列调整，如新增修订本序、插图，更新主要著述目录，也包括将初版后记恢复为前言。同时，遵王老师嘱，我为本书撰写编后记，并将我们的一篇未刊访谈稿一并收录于书中。

这些修订，除了完善书稿内容的考虑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些年来我们在观念上的某些根本性变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改变，就是我们都在试图逐步跨越原本自设的某些专业边界。最直观的是这本书里，通过导论与新刊访谈内容的对照，读者可以了解到王老师从一度倡导“‘出世’的纯学术研究”，到近年主张“让历史学走出象牙塔”的转变。他在各类公共活动中，不厌其烦地讲述个人的史学理念与现实关切，将学术思考从专业场域拓展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我个人也试图让编辑工作的整个过程变得更透明，不再排斥访谈、编后记等这些曾让我顾虑编辑痕迹过重的形式，而是希望借此正面言说策划及编选工作的思考路径，在内容方面与合作学者实现更深入的专业连接。我们意识到，数码时代的技术变革洪流中，通过走向前台、反复言说，观念和思想或许才能免于被淹没，甚至最终突破无形的信息茧房。

同时，我一直在思考与之相关的问题：如何最大程度激活史学公共性，鼓励更多兼具专业性与可读性的历史写作？为此，2021年，我与社科编辑部的同事们共同发起了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在我起草奖项方案的过程中，王老师不仅提供了诸多建议，还第一时间答应担任首届决选评委，可以说是这一奖项最早的支持者与同路人之一。

我们需要普通人的历史

上述种种认知调整与探索实践，其深层动力均源自时代的巨变。王老师曾在前言中提到，本书的编选始于2017年，正式出版于2020年。以今日之眼观之，本书从筹备到面世，恰好经历了深刻的时代转折。以2020年为界，新旧之间，一头是往者不可再的昨日世界，令人难抑追怀之情。一头是突变迭起的当下，让历史走向的不可预测性变得愈加鲜明。徘徊两间，我第一次在有限的人生中体悟到何谓方生方死之际。当旧有的解释范式与价值观念逐步崩解失效，学术和思想文化工作到底如何寻找到新的路径，直面这个时代的种种动荡与真实，并尽可能做出有效发言？当系统和算法越来越深度地框定乃至重塑人的现实生活与感知方式，新的个体又如何才能将自身与历史进行有效联系？如何通过讲述自己的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新的主体？

建构新的叙事，探求新的方法，变得前所未有地峻急。而这个过程必然被编织与写入了对既往价值体系的检视及重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原本史学专业领域内的知名学者王笛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公众视野，被人们重新发现和阅读。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他花费数十年时间，于文献山、资料海中寻寻觅觅，点滴钩沉而来的微观世界，最终突破了专业研究的界限，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了别样的开创性意义。

他的微观史研究，重视日常生活，试图重建普通人的历史叙事。这不只是一种学术视角，以其见微知著的独特方式，与政治史构成鲜明的互文关系，蕴含着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反思；更指向现实，作为文化政治的文本，与时代构成有效对话，展现出鲜明的“在场性”。

正如本书导论部分所展现的，他的研究在被书写之日起，就几乎“天然”带着强烈的抗辩性，因其发露的不只是极易被误解为饾饤之学的历史微声，更是主流历史叙事外的潜流。这是在几重张力之间的书写：宏大与细节、中心与边缘、学术与现实……有感于这些研究本身所具备的公共潜能，及其视角与书写方法独异于传统定见，对广义的知识大众而言，需要且值得被阐明，2017年我下定决心编选本书。当时，我的目标是在图书出版的前后端，通过一些具体的编辑工作，实现对专业学术一定程度上的“翻译”与“转化”，让这些原本就以“为民众写史”为初衷的作品，能够进一步面向公众发声，抵达更多专业领域外的读者。这不是对研究作品的简化与俗化，而是试图在尽力保留学术复杂性的前提下，探寻更多公共表达的可能。

绘制作者的思想地图

为了保证编选工作的专业性，我采用了人文学科通行的一些研究办法，把作者当作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与其相关的资料。这一过程也让我进一步厘清了思路，决定编选一本形式上较新的选集，它以明确的“微观史”问题意识为主线，尝试较为系统地绘制一位历史学家思考与写作的动态地图，刻画他的研究转向与学术轨迹，而非仅仅对历年文章按主题或年份做出简单的归类与排列。诚如E.H.卡尔所言，“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他提醒读者注意：

……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多么密切地反映他所研究的这个社会。不仅事件在不断变化，历史学家本人也在不断变化。当你拿起一本历史著作的时候，只看扉页上作者的名字是不够的，还要看出版的日期或者写作的日期——有时这更能说明问题。

时隔七年，这同样构成了2024年我计划推出修订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希望在社会环境与史家个人思想的经纬变化中，更新初版所描摹的学术思想地图与历史书写谱系。此外，我更深的一层期待，是借版本迭代来凸显本书与时代对话的性质。它的编选、出版、传播、修订，是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完成的，它回应时代的变化，也被时代所选择。这一过程本身便构成了对时代的脚注，使本书真正意义上成为一种“时代的文本”。

除了本书编选与修订的立意，我还想谈一谈它的具体内容。对于书中四部分内容及附录的具体来源，王老师在前言中已做过详述。我想不必再对每一章节逐一进行过度说明或意义阐释。毕竟一本书正式出版后，便拥有了独立的生命，每位读者都可以从个人的观感和立场出发，给予它独到的解读。在此，我仅就编选时有意传递给读者的若干要点略加说明，权作阅读参考。

附录选自王老师的首部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对这本以微观史研究读本为定位的选集而言，这部分内容可谓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王老师在前言中所指出的，《跨出》已然涉及了他此后数十年研究生涯聚焦的几大学术课题街头文化、茶馆、袍哥；更重要的是，这部早年的著作为他奠定了一个综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宏观视野，这是他的微观史研究能够以小见大，勾连历史细节与宏观问题的基础。

在正文四部分的编选上，我着重呈现他的微观史研究融合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大众文化研究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例如“街头”部分涉及节日与仪式的考察，“袍哥”部分分析了一个下层社会集团的政治文化，“麻将”部分则从当代的诉讼案例切入对城市日常生活问题的探讨。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历史书写办法，正是触及历史多样性的有效路径。

此外，我还有意择取了他以往学术研究中那些充满文学性的叙述段落，如“茶馆”部分所录《茶馆》第一卷的引子与尾声，以及“袍哥”部分的开篇。它们不仅展示了一位史家再现历史场景的杰出能力，读者还可以从中看出他从事公共历史写作的端倪。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表面看来高度文学化的叙述，其实质贯彻了他对历史学的想象力所持有的审慎态度。不同于有些历史学者认为，微观史可以通过一定的想象与虚构填补史料之外的空白，王老师在个人的历史书写中，始终坚持对历史场景的重构必须有据可查，并非所有空白都需要被填补。

这也反映了他在研究和写作中，对真实性的不懈思考与追索。史料不等同于史实，如何拣选、辨析、解释材料，最终重构出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场景，这是对研究者的苛刻试炼，也是极其浩大的工程。为此，我在修订本新增的访谈中专辟了两节，请王老师集中讲述史料的收集与处理办法，试图以此呈现历史研究的复杂过程。

当一本书成为连接人与人的锚点

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他的微观史研究由于细节和文学性的充盈，在相当程度上的确是“有情”的，但不能据此就将他的成都研究直接归结为学术乡愁。这仍然是一种极其严谨而专业的“正史”，或许可称之为一位史家对乡愁的升华。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字里行间的叙述，确实也渗透和交织着他个人生命史的一部分——书中一些历史场景的重构便融入了他的亲身经历与见闻。

如果说，比之写作者生命世界与创作世界的“正面连接”，编辑工作同样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以身入局，以另一种较为迂回且犬耕的方式，借由文字和思想开启探索之旅，那这本书确实是我的初心和这类探索旅程的一个锚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本书，我不曾踏足过的远方和以往未曾联系过的人们都开始与我有关。

初版编选时，我计划收录一篇代际学者间的对话，借此揭开王老师的个人经历、学术转向、主要研究视角等议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唐小兵老师接受了我的邀请，承担这一对谈工作。当时，我准备了大量参考资料，并编制了一份十分繁复的资料目录。他不仅全部耐心读完，还拟定了极为缜密的访谈大纲；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陆远老师是收到样书后第一位给我发来消息，肯定本书编选意义的学者。此后，他又主动为本书撰写了一篇推荐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文楠老师翻阅本书后，曾与我进行过一次电话长谈。通话中，她认可本书的成书过程，是一种学者与编者间较新的合作方式；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王东杰老师告诉我，在他记忆所及，文景是最早将王笛老师的作品以更具公共性的形式，推向更为广泛的阅读人群的出版方；直至2024年，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宋念申老师在闲谈间还向我提到，本书书名与导论部分聚焦的方法论“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为他创作《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一书提供了研究视角上的启发。

专业学术领域外，本书亦收获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持续反响。2022年，新媒体平台“正午故事”在一篇访谈的导言中，以《显微镜下的成都》为引子，点明王笛老师过去数十年间，日益趋于微观的学术演进路径。2023年，《三联生活周刊》举办有关成都日常生活的主题沙龙，本书位列推荐书单之首。2024年，我发起了关于本书的主题展陈，尝试以此探索出版突破纸面、从事广义文化服务的其他可能性，成渝十家独立书店受邀联合参展，为展陈落地提供了无条件的支持。除了媒体和书业，读者也对本书给予了长久的关注。每当王老师的最新专访或活动预告见诸网络，总有读者在评论区提到这本书的名字，自发写下大段阅读感言，分享他们从书中获得的共鸣与启迪。

当然，这些正面的回响绝不意味着本书已臻完美。篇幅所限仅为其一，更核心的在于本书采取“中间”定位，尝试在专业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之间寻求平衡。这既是一种探索，也必然引发一些不同视角的批评与争议。书中如有任何不足与疏漏之处，皆应由我这位编选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