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路魆，一九九三年生于广东肇庆，出版有小说集《夜叉渡河》《吉普赛郊游》《角色X》，长篇小说《暗子》。

一

这种情况还去土耳其，你撑得住吗？

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我又在想起医生的疑问。我要去，计划都做好了，正是因为这样才要去。我回答说。要是心灵无法迈出池沼，至少在陌生的地理上，我还有能力完成一次迁移。我不想高估或者低估任何一种疾病。旅行前的一个下午，我在看阿莫多瓦的《痛苦与荣耀》，班德拉斯饰演一个晚年的电影导演；某种空虚感，慢性疼痛，令他无法继续创作电影，他决定寻求医生的帮助。电影的港译名带有双关意味：《万千痛爱在一身》。看到班德拉斯与医生讨论病情时，我心想，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去看医生？这部电影推了我一把。医生听了我的回答，叮嘱我注意身心变化，不再多言。我拿着处方离开诊室。我得出门去。

现在我已经身在伊斯坦布尔了。夏日黄昏，麇集在蓝色海面上的海月水母无定地漂浮，也在可见深度的海水下看似自主地收缩、滑动、翻腾。四个粉白如蝴蝶的生殖腺，集束在透明的膜内，如白色荧光灯闪烁不停，昭告这种结构简单到如此地步的生命，也在享有它们被赋予的自由和律动。海峡两侧散落着绿色、黄色、猪肝红色的房子，那是遥远的帕夏们遗留下来的别墅。想起此前见过的那些废墟，想起帝国辉煌时的宫殿坍塌后的模样，想起人类曾有过的生息历史，那样的生活方式与语言早已是梦中的昨日。我想象，过去有一天，奥斯曼帝国的某个皇帝，在梦中目睹自己的宫殿在未来倾圮后，被众多俗世之人踏足、参观，充满不敬的指点和笑语。醒来后，他气愤不已，想到尊贵与繁华终将沦落，又愁思万千，不敢再入睡，开启了焦虑、抑郁的一生。

我不是那梦中的皇帝。出国前服用医生开的喹硫平和氟西汀已有一周时间，在异国街头，我难得放松，因药物作用甚至有些麻木，不再把“自我”看作紧张怪异的存在，像流浪猫一样穿梭、等待、观察，还能以上帝视角观察在街头漫步的自己：一个纵有裂痕、羞涩、踟蹰，仍怀抱希望的形象。下船之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夜晚街头散步，走着走着，不自觉地离了队，像猫一样漫无目的，无所事事。猫。到处都是猫。这是一个猫主宰的城市。甚至就连地铁的安检机上也有猫，毛色各异，神色各异，伏在上面打哈欠。流浪猫习惯了人的存在，不慌不忙，游客也不嫌脏，在咖啡馆抚摸溜进来蹭吃的流浪猫。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滨广场，还有一个定时来喂猫的男人，带来了猫粮和鲜肉。我想像猫一样自由，不经意走近海边一看，有一具幼小的猫尸浮在浪上。定睛再看，心有悲戚。人永远不知道自由与希望的背后到底还藏着什么。

医生的担忧是可能的。我恐惧，也更期待能在旅途中寻找疗法。一路上我都在寻找，在维持某种绝对的自由与宁静。万物不息，众生喧嚣，这是检验药效与意志的实验。离开伊斯坦布尔，我和朋友们继续出发。上千公里的驾驶途中，我们交错地穿越城市、悬崖、高原、海边。旅途上，我想起伊斯坦布尔那些宏大的建筑穹顶下，除了墙上纹饰，几乎空无一物。形象与方向都是人工产物，凭着直觉就能抵达圣地。但我只是一个游客，天性爱想象，在哪里都不能彻底安分，但尚且自在，没什么东西必然失去。

抵达安纳托利亚高原，风凛冽透彻。干净，是它唯一的味道。分散远处的居民屋、商店、加油站，星星点点，几乎不引起注意，空阔得目无障碍。穹庐下，雪山上，乌云快速团积，又急速地从头顶离散开，露出一轮来自非人世的夕阳。我们在草地急停，纷纷跑下车，沐浴在这千手般的夕阳光线下，远眺雪山，在暴雨来之前留影。面对这份壮阔圣象般的远山晚霞，我的身心与出发前一样，浸在麻木空无的湖泊里：不能说完全无所思，无所感，至少没有悲伤，也没有此刻应有的快乐振奋，与我热爱的人世隔着重重云雾。不如说，是一尊空心的人像？不是我刻意剥除了蕴含在景色里的种种审美色彩——我怎么舍得这样做？我曾是一个依赖自然赐予我奇迹般的感受去写作的人。当然，我知道这不是灵性消失，不是众神远遁，这是大脑神经递质失衡造成的效果，应激、忧郁、失焦的生存障碍；更确切地说，是躯体在药物控制下的麻木，只是一种保护机制。

二

此前多年我就受广泛性焦虑的困扰。现在，不过是水波乱颤的湖泊上空又积聚了一片静止的阴云。纵然体质与经历塑造了易碎的内在，我也不曾绝望过。这份接近麻木的宁静竟是我所渴求的，尽管那是抑郁的附属部分，但福祸相依，惶惶度日的日子眼看在减少了。焦虑与抑郁竟在互相角力？在生命力被焦躁虚火耗尽之前，大脑先于自觉意识，强制关闭了我的五感，急刹下来，最后暂停写作。

“我在乡下看到健康和复原的力量。”凡·高在信中这么写道。在乡下写作的几年生活，我确实看到这种现实力量。养了最爱的小狗，与父母、妹妹有更多沟通，但也感到焦虑。我隔绝在群山中，以为远离城市喧嚣的消息，便可历观名山，遨游八极，枕石漱流。生活的平静之下荆棘丛生。记得在完成长篇小说《暗子》的一个月里，我首次感到身心力竭的苗头，渴望停下休息，不再思索抽象事物，但创作的焦虑迫使我休息了两周后，继续拾起短篇小说创作。直到二〇二三年初，花了三个月时间完成四万字的小说《哀悼者芦苇》后的那个细雨清晨，我牵着小狗走在池塘边，看着树影与屋檐交错掩藏在浓雾中，悲喜交集，为完成而欣喜，同时，一种疲倦与虚空也正从浓雾中渗入我的骨头。

那时至今的三年里，我创作极少，阅读一度受阻，几乎被剥夺了虚构与理解的愉悦，失去做梦的能力，失去清空不良情绪的能力。那份挥之不去的感觉像是迎面撞上了蛛网，丝丝绕绕，费尽力气去扒扯，只是徒劳地抓挠自己的脸皮，无法拎清迷惘的蛛丝，除非撕破脸皮，以更强烈的疼痛来覆盖它的骚动。偶尔恢复正常时，五感打开，我才发现阳光如此明媚，空气舒爽，聆听鸟鸣风声，还不忘趁这珍贵短暂的间歇，为自己盗火一般艰难地、小心地写下几篇小说，只为寻回创作愉悦，努力证明文思尚未枯竭。说到底，我极度在意自己的创作者身份，一度将人生的意义价值与文学创作绑定在一起，恐惧一旦停下，由此构建的文学生活就将崩塌。

来自城市的消息，又是诱人的魔笛！我决定接受这个被迫停下的局面，开始了辗转城市的迁徙生活。那么，这个特殊的生命时期，暂缓写作，离开乡村，坚持旅行，意义在于乞求什么文学灵感吗？还是乞求一份令人惊奇的关于生存本身的启示？波德里亚描述了一种城市的魅惑、陌生感与同步性：“那些活着的生灵是怎么做的？以便在彼此相距这么远的地方生存下去，并且忙碌于自己的事务，而对他人不闻不问。他们是如何在你们不在场的情况下影响这种永恒性的？……实际上，国际都市都是同心的、同构的和同步的。只存在一个城市，而你总是在同一座城市中。这是持久革命的结果，就是繁忙交通及其瞬间磁性的结果——这与乡村世界不同……”城市的忧郁与自由，来自它在陌生疏离的统治下依然流畅运转带来的惊疑。在迁徙的动物里，雁、象、角马，它们的远方是基因惯性的目的地，不具有旅行意义，不属于它们的愿望范畴。我们对远方产生过渴望与恐惧，有时必须忘记远方存在同样的人类，才能在此地安心生活下去；或反过来去旅行，去见证他们的生活，将他们的生活转化为我们自身的心灵映像。

三

于是旅行还在继续。我们抵达地中海一处半岛，那是卡什小镇的傍晚。空气干燥、舒爽，充满干草的香气。我贪婪地嗅闻怡人的气息。圆形剧场的阶梯上坐着各国游客，一个穿粉色衬衫的女性板正地坐在第一级阶梯，凝神欣赏面前美景，又不时朝别人微笑，也许渴望成为别人镜头下的模特。真是歆羡，模仿不来她的自在怡然。剧场四周长满灰绿色的橄榄树，一轮月亮从海上升起，悬挂在两株橄榄树的树冠间，后方还有一道橄榄树小径，适合伊莎贝尔·于佩尔一边漫步，一边进行漫长的哲学对话，像她在《将来的事》里演的那样。

那天的旅馆位于半岛另一侧，有一个可供探索的花园，有丛丛结果的大仙人掌，气味浓郁但有剧毒的曼陀罗花……还有一条通向海湾悬崖后山的石径，两侧长满大戟科植物，叶子落光后像极了大珊瑚，向天空展示枯索的身姿。我多么喜欢独自走在这石径上，在又高又茂密的植物间散步，有着旷远的宁静。昨夜，我听见厨娘一边唱歌，一边和面。早餐时分，她自制的烤面包、芝士、果酱欣然摆满了我们的餐桌，暖熟香甜。早餐结束后我回到房间，坐在正对花园的露台，倚着漆成天蓝色的栏杆阅读。一边听朋友对话，一边阅读，声音与文字很难重现。我的阅读能力得到改善，在阳台上愉快地读了几页伍尔夫的《雅各的房间》。

我开始一点点地听见，闻到，触摸到了……自然宁静的灵魂，哪怕是群山低微一吟。

一路前行。一路寻找。到了安塔利亚古城后，我与友人在咖啡馆进行了一场谈话，犹如醉翁醒觉的事件才最终发生。我先是无意中读到一篇关于抑郁与焦虑的文章，谈到患者对认可和价值的渴求，一种存在主义的生存障碍，源于童年时认同感的缺失。害怕被抛弃——被亲密抛弃，被家庭抛弃，被社会抛弃，被体系抛弃，不知不觉将自己客体化为他者的附属。于是乎，以证明作为活着的驱动力，向群体证明自己是个值得被留下的人，却错误地认为成长的责任是要独自承担的，责无旁贷。我也曾以为，这份要命的创作焦虑全部源自艺术表达的欲望，究其根本——我可以不避讳地承认，正如网络上常被归为荣格所言的那句话，“家庭最大的悲剧是父母未活过的人生”。父母亲未实现的梦想，他们有过的自卑与沮丧，他们带着创伤磕磕绊绊地走过的人生，被我一一看在眼里。作为被寄送在亲戚家、被众人寄予期望的乡下孩子，我从小就将那未实现的梦想接纳过来，暗自努力。然而，我要向其证明自身的权威对象，后来悄悄泛化为一个虚空的形象，导致这种证明永无尽头：因为形象变得不确定，面目模糊，我又切不断与它的联系。日以继夜。直到和友人谈话间隙，我忽然意识到，我早已走过必须向他者证明的阶段，必须寻找全新的驱动力，自傲自尊地活下去。

在这里，我判决自己的心灵无罪，解下绳索，走下证明的绞刑架。《判决》里的格奥尔格在父亲的判决下冲出房间，跳入河中，大喊：“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着你们的。”若有理想结局，我想是《外出偷马》里父亲对主人公说的：“痛不痛的事，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我想起父亲的劝诫：“只要你认为是正确的事，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做。”那么，唯一正确的事是追寻自由吗？自由到底在不在文学中？还是因能自由感受一切而自由？旅途总会结束，但答案不因旅途结束而完全浮现。

四

几天后，从卡帕多奇亚坐飞机离开安纳托利亚高原，再回到伊斯坦布尔时，天色已经很晚。最后几天的住宿，定在欧洲区的塔克西姆广场附近，一幢藏在巷子深处的旅馆。旅馆自助入住，抵达时给房东打电话获取开门密码。几次拨过去却无法接通。眼看要下雨了，我们借着买水的由头与便利店老板攀谈起来。这位瘦削白发的老人，将自己塞在仅能容纳两个人的格子档里，在荧光灯管下昏昏欲睡。见我们靠近，他忽然苏醒似的站起来，知道我们来自中国，热情地用中文跟我们打招呼。更重要的是，他正好与房东相熟，一个电话就把对方召过来了。

旅馆房间宽敞，有古典欧洲的风味。似乎又听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浪声，像帕慕克《黑书》描述的：“站在阳台上，过去我们曾经望着月光映照在丝缎般的博斯普鲁斯水面，波光粼粼……”伊斯坦布尔也是帕慕克的城市。在抵达首日，我们就参观了纯真博物馆。芙颂的房间，有一张大小仅能容下一个孩子的床。我看见一只苍蝇，在狭窄的窗户上缓慢移动，如黑色光点，移动到鹅黄色的墙上，爬过弥漫时间臭味的空间，直到两种颜色浑然重叠。那是爱与记忆消逝的臭味，苍蝇不嫌弃这种气息，那是它活着的索引。对于消逝与死亡，恐惧与惊疑，等待与绝望，我们也已经如尝淡水了吗？在这一点上，是城市更冷酷，还是乡下更坦然？我想我会习得两种方法。

倍感漫长，不再多想。我疲惫不堪，洗过澡，睡前服一颗喹硫平，镇静安眠，没花几分钟就坠入甜美睡梦。“他想要进入如梦安稳睡眠中的幽闭花园，探遍里头的每一棵柳树、刺槐和每一株攀藤玫瑰……”（帕慕克《黑书》）服药期间，我有了最安稳的睡梦。它有着羽绒一样的绵柔。这不是一个比喻，但愿你能想象这睡梦的至甜、至美、至福。

清晨六点醒来，空气冰冷爽利，我摸索着去浴室。浴室的墙壁粉刷成了粉色，窗台上的花瓶有一株黄色的郁金香，磨砂玻璃窗透进靛蓝色的天光。这幅寂静的油画，将我恒久地纳入了其中。稍后查地图发现，这里离纯真博物馆那座不起眼的小红楼只有八百米。城市的时间又回到了这里啦：“只存在一个城市，而你总是在同一座城市中。”旅途远未结束，再往后还要向世界乞求何种灵性，何种灵感呢？医生的疑问，最好的答案在哪里？此刻我只是大爱这辉煌过去后，城市如咏叹般的绝对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