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春风是趁夜来的，没有惊动任何人。它有时呼啸着卷过戈壁，有时又轻柔得像谁在耳边呵气，就那么一寸一寸、一丝一丝地，将沉睡的东天山悄悄染绿。

红星诗社静静地伫立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二场三连，那座被岁月浸染过的老仓库，如今被赋予了诗与远方的灵魂。步入其间，160平方米的空间，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军垦文卷。它不只是一处空间，更是一群爱诗、爱文的职工群众用热爱凝聚成的星光。

4月的一个清晨，那间朴素的平房里，已坐定了5个人——钟永星、丁建新、李江云、余顺全、曹俊贤。阳光从明净的窗子斜斜地照进来，浮尘在光柱里打着旋儿，空气里满是泥土与新叶混合的气味，那是春天独有的、令人心头发颤的气味。

他们都是来自于基层一线的诗人，长年使用镢头与坎土曼磨出的老茧还留在手上；他们的稿纸常常沾着草叶的浆汁，诗行间能嗅到麦苗与棉田的气息。这次红星诗社的同题诗是《春的召唤》，这题目一张出，立刻让小小的屋子沸腾了。他们争着说，抢着讲，黝黑的脸膛泛着红光，声音浑厚而热烈，像田垄间开闸的春水。窗外，渠边的白杨树正挺着笔直的腰杆，新生的叶子嫩得能掐出水来，在风里哗啦啦地翻动着，仿佛千万面翠绿的小旗在欢迎着春的来临。

于是，关于“春”的句子，便从这些与土地贴得最近的人心里，泉水般汩汩地涌了出来。那诗句简单明快，带着泥土的腥气、露水的清甜和汗水的咸味——“土地打了个哈欠，种子的梦就醒了”，钟永星眯着眼，像是在回味承包地里的墒情；“挂在犁铧尖上的露珠，打湿了杏花的蕊”，丁建新觉得写得不够有诗情，笑着说要再想一句更出彩的；“燕子叼来第一封信，那是写给春天的情诗”，李江云指着梁间的燕巢；“白杨树穿上新军装，像是站岗的军垦战士”，余顺全望向窗外，目光里满是对一列列白杨树的赞赏；“杏花是春姑娘的胭脂，把天边都抹红了”曹俊贤的话，让大伙儿都朝那片粉红的云霞望去。

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用最朴素的词句，描绘着这个属于他们的春天。那些句子在阳光下跳跃、碰撞，最终汇成一股暖流，从这间小小的屋子流淌出去，流进无边的田野。

屋子里的讨论还在继续。春风从窗缝里挤进来，那些写满字的讨论稿，被春的指尖一页页地翻动着，把飘飞的诗意洒播到了更辽阔的远方。

钟永星是红星诗社的社长，他对诗歌的热爱，比和妻子相守相爱的岁月更长。每天凌晨三四点他就醒了。这是他年轻时养成的习惯——趁家人熟睡，就着昏黄的灯光读书写诗。

30多年前，他还是连队里握锄头的青年，在麦田和玉米地的间隙写下第一行诗。那时没人理解，一个种地的职工为何手不离书。直到《镰》在红星二场的《前进报》上发表时，旁人才知道这个“书虫”是想当诗人呢。日子像戈壁的风一样飘摇，唯有写诗这件事，像地窝子里的炉火，始终没熄。

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像钟永星这样热爱文学的人形成了一个群体。2023年7月，红星诗社成立。大家把这里变成了诗的集市：每月同题诗会像节气般准时；当地诗人石桥、骆驼被邀请来为诗社社员改稿授课。最热闹的是夏天农家小院的朗诵会，棉农果农们放下锄头就成了朗读者，诗句混着沙枣花的清香香飘十里。

戈壁的风吹过丁建新案头的稿纸。这位62岁的诗歌爱好者，用三十年光阴在纸上种出了三千株诗苗。

1981年的红星二场，麦浪翻滚着丁建新最初的灵感。那时他刚随父亲从盐化工厂迁到团场，在连队种着高粱、小麦和棉花。某个放羊的午后，杏花落在肩头，他摸出皱巴巴的纸写下第一行诗：“凡是老兵走过的地方，身后留下的都是麦浪和瓜香。”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丁建新在碱滩开出30亩地种棉花，那段日子他像自由的风，在棉田里大声朗诵自己写的诗，妻子则笑眯眯地看着他。他的妻子是从甘肃来团场的“拾花妹”，婚后对痴迷于诗歌的丈夫百般包容。她认为，女儿能考上研究生，成为成都实验中学的老师，离不开家里有个热爱写诗读书的楷模。

夜里，丁建新梦见童年住的平房，墙角的石头缝里长着骆驼刺，他从梦中醒来便匆匆记下“戈壁石不说话，守着千年月光”的灵感火花。

余顺全在红星二场开的五金店里永远堆着两样东西：写满诗的稿纸和一摞摞书籍。这位从湖北黄冈来的“兵二代”，把五金店开成了40年的人生驿站。

1985年他22岁，到兵团投奔姐姐。“当时只想多挣几块钱。”他摩挲着老花镜腿笑。从此，货架上的铜阀门、绝缘胶布和漏电保护器，见证了他从青丝到白发。

夕阳西沉时，余顺全总会搬凳子坐在店门口。风卷着沙粒掠过五金店招牌，他忽然低吟：“锈迹是金属的晚年/而我的诗，正在蓬勃生长。”

余顺全仍每日去店里。晨光斜切过玻璃柜，有顾客来买灯泡，他便笑着说：“光明总要穿过尘埃。”老主顾们笑他“老板改行当诗人”，他却格外认真：“以前卖五金修房子，现在修的是心。”

曹俊贤的指节上还沾着煤灰，手机屏幕却亮着未完成的诗。年满60岁的他，人生像他种过的棉花地——前半程扎根泥土，后半程向着阳光抽枝。

多年前，在红星二场四连的土地上，他看着渠水漫过龟裂的田垄，棉苗在风沙里蔫头耷脑。直到有一天，他扔下锄头走进城里，开饭馆、驾拖拉机、卖煤炭——“黑金不怕偷不怕坏，总算能把日子焐热了”。

《战争与和平》的书脊磨破了边，初中作文拿第一的记忆，在煤堆与油烟里藏了40年。他摸着手机里大城市文友的留言，忽然想起年少时写在作业本上的豪言壮语：梦想的春天，任何时候都不会太晚。红星二场的诗友们成天约着他去采风创作，于是，稿纸上的红星二场醒了：地窝子的土墙、高耸的烟囱、父辈们踏过的荒原，都化作诗行飞向疆外。

李江云的衣裳上还沾着六连麦场的尘土，案头的纸张上却已洇开半亩宋词的月光。这位62岁的“兵二代”，从种地的职工华丽转身为开农资店的生意人。

17岁，他踩上红星二场的田埂，六连的小麦正泛着青，“那时哪懂诗？只晓得高粱秆比人高，甜玉米啃得牙黏。”40年犁沟里，他见过地窝子漏雨，闻过化肥烧苗的焦味，也曾在农资店的柜台后，给棉农们递上一包包的钾肥。

转机藏在退休那年的中秋。丁建新来买肥料，见他账本边写着诗行：“棉田望断云千叠，游子心随月半圆。”丁建新拍案叫绝，他反倒不好意思：“我就是个卖农资的，让你见笑了。”丁建新鼓励他好好写下去，他的心弦被拨动了。

种子既已发芽，便挡不住破土。他啃平水韵，学中华新韵，有人笑他脑子发烧，他也不恼，只把农场职工的笑纹织进对仗，把滴灌带的水声押成尾联。如今两百多首诗攒成厚厚一沓，纸张还发散着农资店的特殊气味，就像父辈们当年在戈壁滩上开荒，他持续深耕着“诗田”。

红星诗社像是一群人心里点着的那盏灯，固执地点亮在绿洲深处。在这群人中间，还散落着车玉全、孔祥修、张建昌、李春葆等——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藏着一颗被诗焐热了的心。他们这群只有初中学历或小学文化的诗友，就靠着这盏“灯”，为这片土地，平添了一抹可触可感、可吟可诵的温润光泽。

（作者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