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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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江西兴国的大山里，寻找一把钥匙，据说它能打开一些非常重大的秘密。这是一把什么钥匙？铁的、铜的、银的、金的？还是大刀型的、长矛型的、虎头型的、龙首型的？我还不知道，只知近百年的秋霜冬雪，已经把它打造得寒光闪闪，锋利无比。

对了，这个兴国，就是我们从小听说的苏维埃模范乡，1929—1934年的5个年头里，中央红军来到这里，开辟出了一片红色的天和热烈的地。

江西大山多，常年气候是雨水多，湿气重，所以老表都吃辣，性格也像那一串串鞭炮似的红辣椒，如火如荼，刚烈忠勇，宁折不弯，所向披靡。1928年春末，当黄澄澄的油菜花像燎原一样铺满山山坳坳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三纵队挺进赣南，首次到达兴国，他们身后留下的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烽烟。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毛泽东在这里开展农村问题调研，到长冈乡找村干部和农民谈心，在潋江书院举办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和《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并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可以说，在兴国这里，毛泽东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等思想。

这把钥匙，不仅打开了潋江书院那扇将近二百年的大门，更可以说是打开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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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潋江书院崇圣祠前，发思古之幽情。绛紫色的木牌门，六扇对开，头上顶着一道描金漆花装饰的横梁，它扛起了黄琉璃瓦的四角翘檐式门楼。赭红色山墙，让我想起天安门红墙，不禁凝思：这是中国所有宫殿式建筑最经典的颜色，之所以选择它，是象征着我们沉稳大气的民族性格吗？

沉稳大气，也是这座潋江书院的性格。这是江西省保护最为完整的古代书院之一，始建于清乾隆三年（1738），规模虽逊于白鹭洲书院等江西四大书院，但也有着森森气象，依次建有门庭、讲堂、拜亭、魁星阁、文昌宫、崇圣祠，该有的经典一样也不少。也有当地文史专家认为，该书院始建于北宋初年，以“三程过化”为标志，即1044年，太中大夫程珦出任兴国知县，兴办书院，并送自己年仅十二三岁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入院读书，从此敲响了兴国县学的钟声，距今已近千年。古赣人才济济，当然是读书风气炽盛的累累硕果。兴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名人，如江南第一宰相钟绍京、钦天监灵台博士廖均卿、清代礼部侍郎王思轼。此外还留有文天祥在兴国开府抗元，海瑞在兴国革除弊政等千古佳话。

然而对今天的兴国人来说，最最珍视的，还是红色历史和苏区遗迹。至今在潋江书院斑驳的墙上、褪色的门框等处，还保留着当年红军留下的12条苏区标语，墨色依然黑重，笔锋依然豪迈，激情依然澎湃，革命意志依然在熊熊燃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课桌和条凳亦仍然朴素地站着，掉了一多半油漆的老胳膊老腿，宛如穿着补丁衣裳的学员，聚精会神地听着课。当年岁数最小的学员是萧华，即后来写出《长征组歌》的大名鼎鼎的上将，当时他才13岁，用今天的眼光看不就是一个娃娃吗？可他已经是有着好几年革命史的“老”红军了。在“兴国暴动”中，萧华只身进入白军警察局，机警骗过敌人，从被捕交通员那里拿到重要情报，为暴动的成功立下大功。在48人的干部培训班里，别看萧华年纪最小，却因革命意志最坚定而又智勇双全，被推选为县委书记，创下了年龄最小县委书记的纪录，迄今无人打破，今后恐也无人能及，仿佛“空前绝后”这个成语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萧华就是兴国本地人，出生在兴国县潋江镇肖屋村，一听村名就能知道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子。他是怎么被那把红钥匙打开心扉，并终生不渝为之奋斗的呢？

默默，墙上那面镰刀斧头旗。默默，满堂的课桌椅。默默，堂外的玉兰、桂树和青松。默默，正在飘洒的霏霏雨丝。默默，逝去的近百年时光……于无声处听惊雷，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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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兴国的大山中疾走，继续寻找那把神秘的红钥匙。有人告诉我，这把钥匙还能打开一扇大门—官田中央兵工厂。可不能小看了它，这座兵工厂是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创办的第一个大型兵工厂，后来被封神为共和国“国企工业的源头”。

也不知道中国的大山为什么这么多。江西也不例外，兴国也不例外，连绵的大山，望也望不断，从半山腰至峰顶，白雾缭绕，像戴上了一条雪白的项链，绿色山峦瞬间变成大雪山。幸亏大山也有喘息的间歇，于是官田村就在小盆地里安下营盘，驻扎在村子。那时不像现在，汽车开出一点路，高速公路就把你送进大山了，所以白军畏惧山高密林掩护下的苏维埃红区，不敢轻易来犯。于是在1931年10月金秋，当金果累累的赣州脐橙缀满山冈之时，中央兵工厂在官田村点燃了第一个打铁炉，星星般的小铁花像礼花一样四射飞迸，铁锤的当当声中，飞出第一只火凤凰，化身雪亮的第一把大刀，威风凛凛，赛过天边彤云。从那一刻起直到今天，不断涅槃出长枪短炮、军车坦克、飞机导弹，乃至长征火箭、神舟飞船、枭龙战机、山东舰、辽宁舰、福建舰……

我在墙边码放的一摞木箱前停住了。这个车间是由一座祠堂改建的，残破的墙壁修旧如旧，当年的老物件，桌椅、板凳、床铺、打铁炉等一应工具，皆修旧如旧，使烽火岁月的场景历历在目。请勿轻慢我的少见多怪，幸哉我们“50后”一代人，没遇见过战火，所以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些盛放手榴弹的木箱子，它们是由条状木板钉成的，体积和现在装水果的纸箱差不多大，以前我还真不知道，我们在书里、影视剧中早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手榴弹，身价真不低，竟然有着这么隆重的包装。还有很隆重的，是旁边墙上挂着的旧蓝布子弹袋，那子弹竟然比两个拇指还要长，红铜色，头尖尖的，像一把刚出鞘的小匕首。战争可不是电影里的情景演绎，而是血与火、钢与铁、肉与灵、死与生、杀戮、酷害、挣扎、拼命、大刀与长矛、枪声与硝烟、生离与死别……

让我颇感惊异的是，兵工厂的师傅和技工，有不少竟然来自广东和福建，他们不是红军，连革命者都不是，纯粹是为挣工资，赚钱养家糊口而来的。所以起初，他们之间也发生过地域抱团、影响生产等情况。后来经过夜校学习、政治教育，工人们的思想觉悟有了大的转变，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大熔炉里锻造成坚定的革命战士，成长为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优秀将领。

让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也可算作这个涅槃历程中的一个小小粒子吧？1978年上大学前，我也做过8年工人，我们厂也是军工厂，是北京最有名的万人军工大国企，当然我们生产的已不是枪炮子弹，而是电子管、半导体。那正是我青春年少的阶段，世界观开始塑造，探头探脑地问询人生和社会。正是流水线上的劳作给我注入了“工”字号基因，在后来的一生中，但凡见到“工”字就如同一只鸟飞入森林，浑身的血液马上就奔腾起来。我深深知晓工人们之间那种特殊的兄弟姐妹关系，能嗅得出工人队伍中那种非血缘而又亲似血缘的气味儿，一人有事就是全班组有事，一家有难就是全车间的困厄，甚至全厂顷刻之间都能动员起来帮忙。因此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出，在战火之中的红军兵工厂，那种人与人、人与军队、人与党、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关系，是“壮志饥餐”“笑谈渴饮”的关系，是一幅气壮山河的画卷，读之令人动容动情，血脉偾张。

越看越熟悉，越看越亲切。百年前的大山与世隔绝，但并未隔断现代工业的血脉。兵工厂条件虽极其简陋和艰苦，但体制完整，制度正规。厂里设有总务科、弹药科、枪炮科、利铁科、特务连、运输队、后勤科、医务所和工人俱乐部—这真的是新中国工业的雏形啊，三十多年后，我们工厂的建制，基本就是按照这个模子复刻出来的，也有这科那科的，甚至也有医务所和工人俱乐部，你说惊奇不惊奇？

最让我难忘的是两件事：一是事务科长罗朝榜，面对一个警卫员拿来的发票，黑眉倒竖，像张飞审案，三五下就问出了某领导招待老乡吃狗肉、喝大酒的行为，并坚持不给报销。我无语，原来人性是那么复杂，早在艰苦的红军时期，就已存在着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一斗一百年，肯定还得斗下去。

第二件事是一位兵工人马木松，为了打捞失落的步枪零件，大冬天跳入刺骨的池水中，坚持找齐了宝贵的零件，却因重感冒无药医治而病逝了。他只有18岁，是第一位牺牲的官田兵工人。对我这个军工后来者而言，他也是我的前辈呀。18岁那年我正式出师，成为每月领取41.71元的二级工，我用工资陆续添置了手表和自行车，每天迎着朝阳去上班，披着晚霞回家去……我想知道，身为广东人来官田兵工厂打工的小马师傅，是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被那把红钥匙打开了心扉，并不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很幸运，罗朝榜和马木松二位前辈，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将永远活在共和国的红色军工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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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兴国将军园久久盘桓，不能离去！一会儿在三位领袖及他们身后56位将军群像前肃立，瞻仰；一会儿在将军广场上默哀，献花；一会儿在长年不息的火焰周边蹀躞，沉思；一会儿手抚纪念墙上的烈士名单，像面对亲人一样念叨着他们的名字……我仍在执拗地寻找那把红钥匙，它还保留着多少可歌可泣的秘密？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兴国。此前我只知道中国有个将军县，是湖北红安（旧名黄安），那是20世纪80年代我刚做记者不久，去采访我国著名学者、安徒生翻译专家叶君健先生时，身为红安人的叶老颤着声音告诉我的。回家后我赶紧查资料，得知从红安的崇山峻岭中，总共走出了223位将军，为共和国第一。这回来到江西，知道了排名第二的就是兴国。

在将军馆的展厅里，一个展板接一个展板，向56位将军行注目礼。突然，在周彬将军的展板前，我的心脏猛地停跳了一拍，浑身血液凝固到冰点，只觉得嗓子被一只魔爪扼住，喘不上气来。只听到讲解员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着：

曾有乡亲问周将军：“您不想念家乡吗？怎么老不见您回来？”

将军顿时潸然泪下，大放悲声：“怎么能不想，我做梦都想回家乡啊，可是我不敢，当年我们出来时，一共有88人，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

天哪，88比1！那一刻，我只想跪下来。

我这一辈子也算走南闯北，国内国外跑了不少地方，平生欲跪者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西藏，震撼于神山圣水的大自然，膝头的硬骨变得软塌塌，老有一种想跪下的冲动，那是面对无垠、无限、无可言说的原始力凝聚出来的伟大，人类在它面前只能算作小蚂蚁。这回是第二次，我面对的是兴国的父老乡亲们。兴国3215平方公里，是我所居北京西城区的64倍，但它的人口却只有西城区的26.7%。那么，人呢？兴国人都到哪里去了？

兴国烈士英名廊建在大展厅后墙，顶天立地的，从上到下8个黑色大理石方块，每块上面镌刻着30个金色的名字，然后，长长地推延出去，一面墙，两面墙……我弯腰鞠躬，一个个念出他们的名字，一共有23179人。现在，这些名字平静地安卧在墙上，像大地上那些不声不响的小草，然而他们都是活的啊，在名字背后，都曾是一个个生龙活虎的血肉之躯！都曾是妻子的丈夫，丈夫的妻子！都曾是儿女的父母，父母的儿女！都曾是荷锄种田的农夫，浣衣做饭的农妇！都曾是能喝大酒，能唱山歌，能笑能耍的大哥、大嫂！都曾是敢爱敢恨、有情有义的小弟、小妹！……茶园乡老阿婆池煜华，1929年结婚但第三天丈夫李才莲就参加红军走了，1935年牺牲了，年仅22岁。池煜华投身苏区工作中，始终坚信丈夫活着，手持夫婿留给她的梳妆镜，天天照，月月照，年年照，从“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18岁，一直照到“红颜落雁香空老，残梦依稀化逝花”的95岁去世，任凭哪个亲戚、邻里、闺密、村干部来报丧讯，甚至新中国成立后她收到全国妇联颁发的烈士证，她也不信李才莲已去世，只道自己活脱脱一条好汉的丈夫还活着……是啊，人类生而为人类，确实有此智慧，当肉身长眠于地下之后，只要亲人执念相守，他们的灵魂即在，精神即在，音容笑貌皆在。综合多位哲学家的观点，唯心主义至少有五大合理处：一强调主体意识的能动性，二推动哲学对认识论的深入探讨，三提供对世界本质的多元解释，四关注精神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五激发对未知和超越的探索精神。我私心确认世界本质的多元性，有鉴于此，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愿在老阿婆这件事上妥协一回。我笃信，当经过70多年的等待，2005年池煜华仙逝时，她又穿越回到了18岁，与丈夫李才莲重度新婚之夜，“银烛照更长，罗屏围夜香”，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乐莫乐兮，悲莫悲兮，风萧萧兮。红钥匙告诉我，兴国还有一个让人心碎的名称—“中国烈士第一县”。不忍细想，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啊，让人听着就眼窝发热，心潮难平。当年兴国只有23万人口，就有9.3万人参军参战，“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上了“烈士英名廊”的23179人是统计到的，还有更多人没有被找到，有关方面只能大体估计出无名捐躯者还有3万多人。其实还不止，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共和国的礼炮鸣响时，当北去的大雁飞回时，还有4万儿郎未见身影啊，而他们的父母亲人，天天倚门而待，盼儿归；月月香烛祈祷，盼儿归；年年跪求各路神灵，盼儿儿不归。长空望断，寒水微澜，肠断人，在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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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精华凝聚成的中国建筑语言博大精深，神秘莫测，从古至今，处处都蕴含着大海浪涛般的深意。兴国县将军馆屋顶呈蓝灰色，是红军八角帽造型；展厅和大门由镰刀、斧头形状构成；馆前的“将军广场”按长征路线规划，安放了12块大石头，分别雕刻着《长征组歌》的12组歌词；展示着踊跃参军场面的大型群雕高9.3米，象征兴国当年参军参战的9.3万儿郎；长23.179米，象征着为国捐躯的有名姓的烈士有23179人。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前，有一簇闪着金红色光芒的火焰，昼夜不停，四时不熄灭地燃烧着……

我来到那团火前，凝望。黑色的炉膛里，那团金红色的火焰跳荡着，无声地嘶吼着，尽情伸展着身躯，充满力量，顽韧坚持，激情丝毫不减当年。为什么我的胸膛被它“呼—”地点燃，也跟着猛烈灼烧起来？是它在言说“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是它在言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它在言说“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是它在言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它不熄地燃烧着，在宣誓：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毛泽东开辟的革命道路进行到底。

这火，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把红钥匙吗？

【作者简介：韩小蕙，女，1954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历任光明日报社《文荟》副刊主编、高级编辑，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北京作协签约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东城区作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韩小蕙散文代表作》等31部个人作品集，主编《中国散文精选》等70部散文合集。获韬奋新闻奖、首届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优秀编辑奖、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及全国三八红旗手优秀个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