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1865年12月10日这天，伴随着美国新伯利港教堂“叮当、叮当”的钟声响起，查尔斯家的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父亲是镇上一个从事德国进口尤雷卡缝纫线的代理商，同时也经销中国的东方丝绸，生意很不错，在新伯利港算得上是一个中等富裕人家。他给儿子取名为爱德华·布里斯。

从小学开始，爱德华不知怎的就喜欢上了东方的中国，想象着自己总有一天会有驶往中国的漫长航海之旅。这个愿望随着年纪与学识的增长愈来愈强烈，他向往中国的梦想心心念念刻进了骨子里。

拳拳之心，天必佑之。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取得文学学士与医学博士双学位的爱德华终于如愿以偿，他通过波士顿总教会（ABCFM）的渠道，于1892年9月27日，以传教医士的身份乘坐“中国号”海轮离开美国旧金山，前往中国的上海，再从上海抵达福州。

在福州做短暂的休整后，1893年1月19日，爱德华与沃尔克博士夫妇结伴而行，从烟台山码头乘乌雀船出发，前往边城邵武。必须说明的是，爱德华给自己的定位首先是一名医生，然后才是一个牧师。他是为了治病救人前往中国，而且不是到北平、上海这样条件相对好的大城市，是直接下到福建的贫困山区邵武。

爱德华与同行的沃尔克博士经水口、下南平、进顺昌，昼行夜宿，逆行而上，过雷公滩、箭岭滩、下王滩、毛头滩、五百滩……前后行程250英里，越过了81道险滩，在第21天的夕阳时分，终于到达目的地——邵武东关古渡码头。

有着健壮体格的爱德华在水上逆流了整整20多天，觉得人都快要散了架，脑袋有些晕晕乎乎。他上岸后如释重负，感到一身的轻松。他高兴地喊道：“终于到邵武了。”

就在这时，东关城墙上响起了“呜呜呜”的号角声，紧接着是三声震耳欲聋的火铳枪声响起。从前面传来消息说，天色已晚，东关城门已经关闭，众人须等次日清晨才能进城。

2

落日的阳光收起了最后一道余晖，暮色朦胧了四处，河面上慢慢地涌起一层层薄雾。散落在岸边的船夫们开始煮饭，木柴的烟火袅袅升起，米饭的香味弥漫开来。晚饭与以往大不相同，船夫从岸边码头货摊上买来了五花肉、冬笋、新鲜蘑菇等，说是庆祝安全到达目的地，加菜添兴。船夫是本地人，炒菜的手艺很是不错：肉片炒冬笋，香气扑鼻；蘑菇打汤，鲜滑可口；辣椒炒鸡蛋，诱人肠胃；尤其是那碗干炸辣椒，爱德华禁不住它的诱惑与船夫的怂恿，也吃了一口，辣得他一边咧嘴，一边说“OK”，这是他第一次吃到的地道邵武菜，如此可口的土特美食，再加上如此够劲的辣椒，这种味道记忆让他一生难忘。

饭后无事，充满好奇心的爱德华独自一人沿着溪边漫步，当经过一排石牌坊的时候，他看到古老的牌坊闪烁着岁月的包浆，上面刻满了奇特的汉字与奇兽。这种古老和奇异让他感到十分震撼，中国真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国度。同时，又让他感到有些惶惶不安，心中没有一点把握，自己在这块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能做些什么？又能够做到何种地步？

一轮明月升到了高空中，停泊的乌雀船都吹灭了油灯。喝了不少酒的船夫早已进入了梦乡，呼噜声惊得河里的鱼儿都跃出水面，在月光下鱼鳞点点，银光闪闪。

天放亮之时，爱德华跟着沃尔克进入称之为行春门的东关。勤快的菜农们已经从菜地里采集了各种时令菜蔬，向东关菜市场云集。这时街上大多的商店还未开门，但菜市场已是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卖汤丸的，卖糯米糍粑的，挑着食品担子四处游动，手上调羹敲得瓷碗叮叮当当响，叫卖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一条长长的鹅卵石街道显现在眼前，沃尔克博士告诉他：“这条街叫进贤街，街面算不上宽阔，仅能容纳两辆马车相向而行。但它长近2000米，两边的商家店铺有大几百家。”

灰褐色的街面呈现着浓浓的时间包浆，湿漉漉的鹅卵石路行走起来有些打滑，爱德华穿的是皮鞋，须得小心翼翼地缓行。东关四处的景象让他惊讶不已，街边一个掉光牙齿的老人蹲在地上，手里抚弄着一条吐着芯子的毒蛇在行乞；一位麻风病人披着破布衫，伸出一只烂掉了一半的胳臂。爱德华注意到，无论是卖柴、卖菜、卖猪，还是下地干活的民众，他们肩上都有一根厚厚的、光滑的长竹片，两端挂着沉甸甸的货物。沃尔克博士说：“这根光溜溜的竹片，当地人叫它扁担，能挑起百余斤的货物。一根扁担、一份人生。扁担与老百姓一起，走过了岁岁年年，跨过了沟沟坎坎。他们挑着艰辛，担着风雨与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

爱德华听了点头沉思，注视着衣衫褴褛的樵夫们挑着木柴，吃力地负重行走在这乱七八糟的街上，他沉浸到嘈杂的声音和一种浓浓的气味中，所见到的景象让他有些不知所以，似乎回到了中世纪。

傍晚，天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细雨如丝，模糊了天地间的界限。安歇下来的爱德华本想四处走走，见此只得作罢。伫立了好一会儿，转身回到房间。他仰面躺在床上，双眼有些倦怠，睁眼闭眼中似乎自己还在乌雀船上摇晃。

入夜深深，夜幕如墨。

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低沉的嘎吱声，像是门被人缓缓推开，又像是有人在木地板上轻轻地行走着。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回荡，那咚咚声每一下都敲打着黑暗，让人不禁毛骨悚然。

夜深人静总是让人思绪万千，爱德华躺在床上望着漆黑的屋顶，浮想联翩。有对美国家乡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想象，还有对眼下情景的感触。他觉得白天看到的一切，让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个有1700多年文历史的府治所在地。没有下水道，没有垃圾箱，猪狗粪到处拉撒，污水随意倾倒在街上。爱德华禁不住地又一次地想道：“自己能否在这里待得下去？三年，这可是一个漫长而难熬的时间。”

然而，爱德华没想到的是，在他踏入邵武东关的这天起，自己的一生就与这块土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生死与共，不离不弃。

3

1893年春天。邵武东关。

这是爱德华来到邵武的第一个春天，大自然仿佛打翻了调色盘，将色彩倾泻在东关这片土地上。极目远眺，远处的群山宛如大地舒展的脊梁，连绵起伏间，苍黄的冬衣悄然褪去，被一层柔和的微绿浸染。

爱德华在福音堂安顿了下来后，把临街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土木屋作为他的诊所。门面小且没有窗户，仅靠过道漏进几缕微弱的光线，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

每天都早早来到诊所的爱德华，端坐在椅子上，眼巴巴地望着门口。东关的民众知道来了个美国医生，听说他好多病都会看，而且诊费很低。但是东关的民众不大待见爱德华，见了他都面无表情、敬而远之。所以，一个星期过去了，爱德华的诊所还没有一个病人上门。

夜深如墨汁，东关猴子山。

猴子山一到晚上，风萧蛇伏，野兽出没，是一个让人胆战心惊之地。这天晚上分，天欲行雨，空气闷湿。有一高一瘦两个黑衣人悄然无声伏于草丛中，手持土制火枪，凝神屏息，观察着附近的动静。他们埋伏在黑暗中已经好几个时辰了，高个子的老张粗布衫早被汗水浸透，山蚊在他的脖颈、手背叮出不少红疙瘩，可他不敢伸手驱赶，生怕惊动潜在的猎物。望着漆黑的密林，他对同伴老李悄声道：“嘿！看来今夜又白来了，咱们不如回去吧？”

就在这时，听见一阵诡异的窸窣声从灌木丛深处传来，两人闻声又惊又喜，浑身的寒毛瞬间竖起。是何猎物不得而知，但凭这大动静，不是一般的小动物。老张手指不受控制地扣动了扳机，随着“砰”的一声巨响，火药的炸声震得耳膜生疼。然而，子弹并未如预期的击中目标，而是在旁边一棵大树上溅起一串火星。

月光下，竟然是一头大狗熊，立起来足有人高，它没有被枪声吓得逃窜而去，而是直立而起，喉间发出的咆哮声震耳欲聋。老张感到一股腥风迎面而来，裹挟着刺鼻的血腥气。另一旁的老李见状心惊，连忙开出了第二枪，可慌乱中枪口偏移，子弹呼啸着钻进泥土。就在这一瞬间，黑熊已蹿到了眼前，熊的巨掌如同一把铁扇，狠狠拍向老李手中的猎枪。“咔嚓！”金属扭曲的刺耳声响彻山林，猎枪像脆弱的枯枝般被拍飞出去，撞在岩石上，迸出无数火花。

老李和老张转身就往山下狂奔，枯枝划破他们的衣衫，荆棘在皮肤上留下血痕，两人跌跌撞撞地在黑暗中逃窜。

爱德华被“哐哐哐”的敲门声惊醒，猛地从床上跃起。在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浓重的血腥味裹着雨水呛人鼻腔，月光下两个浑身是血的伤者立在眼前。其中一个右肩血肉模糊，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从锁骨斜划至肩胛，皮肉如同被锋利刀刃无情撕开的破布，外翻着露出鲜红的肌肉组织和森白的骨头……

“快！在诊疗台上躺下！”爱德华沉稳而不慌乱，手脚利索地快速用白纱布绷带缠住不断渗血的肩膀，紧接着又抄起铜盆盛满水，指尖在药柜间翻飞，抓起止血粉、镊子和羊肠线。手术足足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包扎完二人的伤口，晨光已经漫过窗棂。

“大夫，这得多少钱？”老张摸索着怀里的铜板，却被爱德华按住手腕。晨光落在他疲惫却温和的脸上，他诚心道：“你们是我到这里的第一个患者，我不收取任何费用。”

从这以后，人们对爱德华的高超医术有所了解，找他看诊的病人逐渐多了起来，人们尤其是对他的外科手术推崇有加。

诊所对面的巷子叫孤老巷，居住着许多孤寡无助的老人。他们大多患有慢性病，无亲无友，要靠大户施舍或领取社仓定期发放的谷子过日子。

爱德华的诊所总有几个衣衫褴褛、拄着硬木拐杖的老人站在门口。待排队的病号看完了，爱德华起身走到门口，用生硬的方言问道：“有舍（事）么？”

老人们有些怯怯地连连摇手：“毛（没）有！”

在福音堂帮忙的姚先生对爱德华道：“他们都是孤老巷的老人，想找你看病，没钱，但又开不了口。”

“哦！”爱德华点着头，微笑着对门口的老人说：“你们看病，我不收你们的钱。”

自此，巷子里的老人像是有人安排好了似的，每天总有两三个人来到爱德华诊室，出现的时间总在恰当的时候。当爱德华送走最后一位病人时，看病的老人就到了。他们看完病，拿好药，离开时千谢万谢，一脸感激。

爱德华在日记中欣慰地写道：“从初来每天一两个病人，到现在每天二三十个病人，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确实如此，爱德华不但病人多了，人也熟悉了。民众只要看到爱德华牵着骡子出门，就知道洋医生要出诊了。路上连挑担的、赶车的，遇到爱德华都会停一下脚，让爱德华骑着骡子先过。迎面的人就会主动地和他打起了招呼：“鞋（吃）了么？”

爱德华也会拗口地说：“鞋（吃）了！你们哩？”一问一答之间，爱德华感到自己融入了当地，自己已是半个邵武人了。

4

爱德华到中国邵武伊始，有一件事让他感到头疼，就是如何分辨清楚每一个中国人。在他的眼里，中国人看上去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一样的五官、一样的身材、一样颜色的穿着。哪个是哪个？十分费力。但他发现语言不通，是一件比辨识人还要难上十倍的事。他意识到要在邵武待下去，首先要逾越语言障碍，否则万事莫谈、寸步难行。伽德纳牧师给爱德华推荐了他的中文老师姚先生。

姚先生近40岁，看上去却像个小老头。戴着一副像酒瓶底那么厚的高度近视眼镜，看人几乎都要凑到人家的鼻子尖。姚先生长相一般，貌不惊人，但内秀。他老家在福州，清末时迁至邵武东关居住，在邵武算是一个富裕人家。他毕业于福州格致中学，是一个实打实的清末举人，在邵武很受人尊重。

爱德华最早学的是三个短句：“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你要我帮助你什么？”

初时，姚先生咿咿呀呀、比比画画，很是吃力费劲地在爱德华与病人之间交流。不错的是仅一个多月后，爱德华便能用蹩脚的方言向病人打招呼，询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了。

爱德华学邵武话可是下了工夫，除了死记硬背外，他做了许多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注音卡片。他把学到的邵武话用相似音记下来，然后用英语字母注音。每天除了工作，足有6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花在这上面。不管是走路、说话是还吃饭、上厕所，都在用功。有时他在半夜里突然坐起来，叽里咕噜地说梦话。住在隔壁的同事还以为爱德华患了梦游的毛病，后来才知道他是学邵武方言入了魔。

上天不负有心人，半年多过去了，爱德华的诊所里不再需要姚先生充当翻译。他已经能用虽然不标准但流利的邵武话与病人交流，诊断病情、开具药方。病人也不再因为他是洋人而感到陌生和不信任，而是常常称赞他医术高明、态度亲切。

这又是下乡出诊的一天，当爱德华与姚先生深一脚浅一脚踩过最后一道山坡，来到山源村口时，村民们的烟囱里已升起了傍晚的炊烟。难产孕妇的家大概是村里最破旧的一间房子，几处塌陷的地方用破木板遮挡着，墙根处堆着几捆发霉的干草，散发出刺鼻的霉味。

一个衣衫不整的黑瘦男人听到声响，从屋内跑了出来，把爱德华让进了门。一进屋便有一股浓重的腥气混着草药味扑面而来。孕妇蜷缩在床上，身下的粗布褥子泛着黄黑的污渍，她脸上没有一丁点儿血色，额头上的冷汗把鬓发浸湿，发间还缠着几根草屑。

爱德华查看病情后，发现胎儿有严重的脑积水，头颅已经完全变形，脑袋变得很大。只有敲碎胎儿的头骨，才能挽救母亲的生命。

姚先生将爱德华的诊断用邵武话告诉了黑瘦男人，明明白白地说：“孩子是保不住了，尽全力保住大人。”

黑瘦男人听了怯怯地应道：“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手术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爱德华后背的衣衫被汗水浸透，整个人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术后他觉得筋疲力尽，小憩时竟然一下子就睡着了。

黑瘦男人端来一大碗冒着热气的白米粥，还有一小碗霉豆腐泡萝卜干。他小声唤醒了爱德华：“先生快趁热吃，家里就这点体面了。”

爱德华确实饿坏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粒米未进。第一口下去，米香在舌尖炸开，霉豆腐的醇厚和萝卜干的脆爽交织在一起，比什么山珍海味都要熨帖。没过3分钟，一大海碗白米粥就见底了。

在煤油灯忽明忽暗中，爱德华似乎觉得那装霉豆腐萝卜干的碗晃动了起来。爱德华以为自己没休息好，产生了错觉，但碗确实在动。他再定睛一看，吓了一跳，原来碗沿边上是一头连着一头，头尾相连的蛆虫在蠕动，所以看上去是碗“动”了起来。爱德华胃里顿时翻江倒海，刚吃下去的东西都要涌出来。他下意识地想把碗推开，可手刚抬起又停住了。

天已经大亮，感恩的黑瘦男人塞给他十几个铜板。爱德华只收下6个铜板，剩下的推了回去。他走出老远，回头看见那间土坯房的门口，黑瘦男人站在晨光里，山风掀起他的衣角，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半个月后，黑瘦男人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提了一只足有六七斤重的肥大鸭子，非要爱德华收下。一只鸭子算不上什么，但对这个家徒四壁的贫穷家庭来说，是一份贵重的礼物了，爱德华想起那夜、那粥，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爱德华渐渐地融入了邵武民众，他高超的医术、良好的医德征服了原本怀疑他的人。爱德华也十分欣慰，作为一名医生，他找到了被人需要的感觉。当地民众觉得这个洋大夫待人亲切，招人喜欢。他什么话题都能谈，从看病治病到防病，从中国的老子、孔子到中国的民间传说，再到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能聊。但东关民众嫌他的名字太长太难记，很认真地对他说：“你在东关的土地上，就得按东关的风土民情来，取个简单好记的中国名字。”

爱德华觉得很有道理，他望了望家家户户门上贴着的“福”字，右手食指在高鼻梁上来回摸了摸，言道：“你们中国人都喜欢一个福字，那我就叫福益华如何？”

众人听了都拍掌称好。从此以后，大家便称爱德华·布里斯为福益华，而更多的人喜欢叫他福先生。

爱德华说：“我要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到老，并使之名副其实。这个名字时刻提醒我，为什么来到中国。我不能预见未来，但我肯定不会逃离邵武这个地方。这里是我一生中一定要来的地方。”

爱德华特意为自己印制了名片，上面印着“大美国医士福益华·住邵武府东关外”这一行中文字，以此表明自己是为了造福于民有益中华而来。

5

邵武东关多名医，赵七爷是其中之一，他身材魁梧，话语不多，行事稳健。他的诊所离福益华的住处福音堂很近，相距不到300米。

前几天，福益华走路时不小心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待他起腰，却又岔气闪了腰，连带到尾骨，伤情非常严重，痛得他龇牙咧嘴。他自己是一个医生，但没法医治自己。姚先生把他送到赵七爷这里治疗，见了面笑道：“哈！医生找医生了，七爷您赶紧给他看看。”

赵七爷不说话，目光巡查了一遍后，当即施展起手上的功夫，只不过3分钟的推拿揉捏，两声“叭叭”的轻微响声过后，福益华当即便顺了气、直起了腰。赵七爷再给他贴上一副黑狗皮膏药，真是神奇，第二天伤痛就全好了。

福益华知道腰部损伤，动了筋骨，至少要有十天半个月才会好，但没想到一天就好了。他从心里着实佩服中国的中医，果然是名不虚传。他见赵七爷医术高明，为人不拿架子，谦厚有礼，见识广博，非同于一般之人，故十分敬重他，自此后二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他们有一个共识，中西医如果结合起来，各取其优，对治病救人，尤其是治疗重病、大病、疑难杂症，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

福益华在邵武收了不少徒弟，其中有两个值得一提。一个是冯金奇，他的右脚脚踝骨受伤溃烂，患了当地人所说的“烂鳝鱼管”病。右腿肿得是正常人的两倍，创口腐烂流脓，腥臭难闻。病情已经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创口已经产生了坏疽，唯一的选择是截肢。当福益华把这个决定告诉冯金奇时，冯金奇脸色大变，说如若没了一只脚，他一个穷小子以后怎么活？

福益华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采取保守治疗，尝试挽救这条腿。但这个治疗过程很漫长，医治的费用一般人付不起。福益华把治疗方案告诉冯金奇时，年轻人摇摇头，叹气道：“还是算了吧，要治这么久？我哪里付得起？”

福益华微笑着道：“这样吧，你无钱缴纳医疗费用，不如你就在治病的同时为诊所做杂工相抵。”

经过福益华近半年时间的精心治疗，伤口终于全部痊愈，冯金奇自是感恩不尽。福益华发现这个中国小伙子，不仅人长得英俊出众，而且极其聪明，十分讨人喜欢。福益华毫无保留地向他传授技术，让他做自己的助理。福益华说，没有人能比得上冯金奇，他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医生。

后来冯金奇独立行医成名，并在福益华的鼎力资助下，以自己的字命名，创办了仲全诊所，尔后改为仲全医院。这是邵武第一家中国人开的西医医院，救治了许多病人，在邵武有良好的口碑，冯金奇也深受邵武百姓的尊敬。

第二个学生叫何逸夫，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1882年出生于福州水部，1894年随任邵武府千总的父亲何云斋迁居邵武东关。

何逸夫先是在福益华的诊所学习，成为一名职业医师。随后到赣东北河口镇（今属上饶市），开办了一所私人医院。上饶一位大户人家看中了何逸夫的才华，主动把貌美的女儿许嫁给他。1920年春天，何逸夫回到了老家邵武，在东关福音堂附近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和卖中药材的药房。

1929年夏天，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何逸夫家门口出现一个神秘人，他悄无声息地站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察看了四周情形后，上前轻轻地叩响了铜门环，生怕惊扰了周围的邻居。

此时何逸夫还在书房中阅览医书，听到这与往常不同的敲门声，心想，平时深夜前来急诊的病人都是心急火燎的，很少会如此轻轻叩门。诧异的他开门后不由大吃一惊，来者果然不是病人，而是他在江西河口镇相识的一个身份特殊的老朋友。何逸夫警觉地朝四下里察看了一下，赶紧把来人让进一间屋里，悄然关上了门。

两人进屋坐下后，不等何逸夫问话，不速之客开门见山：“我此次来是奉方志敏军长之命，请您这个医界高手出山！”

何逸夫有些吃惊道：“高手不敢当，但不知为何请我？”

老朋友道：“方志敏想要创办一所红军医院，您在河口镇行医名声在外，他了解您的为人与医道，决心聘您来苏区委以重任。”

何逸夫听了举棋不定，难下决心。

老朋友道：“方志敏军长说了，只要您答应，有什么要求和条件，他一定会尽力满足。他是求贤若渴，真心诚意盼您能够助红军一臂之力。”

送走了朋友，何逸夫陷入深思之中。他知道时下的中国烽烟四起，风雨雷电，乌云压顶。他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红军才能救中国。他在江西时就风闻方志敏的才华与正气，对他十分敬慕。经过一夜的思索，何逸夫下了决心前往江西。

1929年7月，何逸夫悄悄地带领几名医务人员和弥足珍贵的医疗器械及药品，投奔了方志敏的红军医院，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

何逸夫去江西红军任职，福益华自然是知道的，而且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但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回到美国的两年后，也就是在1934年10月，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开始，11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失陷，总医院迁至德兴县大田村。他的学生何逸夫牺牲在赣东北苏区，英烈的忠魂永远与青山为伴。

6

1921年夏天，邵武爆发恶性疟疾。福益华每日忙得焦头烂额，但病人不见少只见多，要命的是福益华自己也染病了，这是他来到邵武后第五次染上恶性疟疾，而这一次非常严重，可谓是死里逃生之劫。

这天早上下了一场暴雨，天气还是有些闷热。雨后的东关，空气里弥漫着潮湿腐坏的气息。

“福医生，您的脸色好差！”一旁的护士关切地说道，但她的声音被淹没在福益华耳鸣的嗡响里。福益华踉跄着扶住药柜，他感到一股寒意顺着毛孔钻进骨髓，牙齿不受控制地打战，咯咯作响，紧接着双腿一软，重重瘫倒在地上。一个小时后，高热如沸腾的岩浆，席卷了福益华全身，血管仿佛都要被灼烧爆裂。糟糕的是药柜里的奎宁已经没有了。前几天向福州申请的奎宁最快的速度也要三天后才能收到。

下午时分，福益华陷入谵妄状态，滚烫的额头抵着冰凉的铁床杆，喃喃说着胡话。闻讯赶来的赵七爷掀开福益华的眼皮，瞳孔有些涣散，再搭上福益华的腕脉把了一会儿，他面色凝重起来，福益华的脉象浮大中空，是气血两虚又遭疟邪攻心的征兆。赵七爷迅速开出药方，吩咐护士道：“到最近的城边巷药店照方抓药，先煎一碗浓汤给他驱寒。”

然而，夜间福益华的病情急剧恶化。他开始剧烈抽搐，嘴角溢出黑紫色的血沫。赵七爷没想到福益华的病情来得如此凶猛严重，他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守候在福益华诊所里没有离开。昏迷中的福益华，坠入了恍恍惚惚的梦境，牛头马面狰狞在他的四周。

第二天清晨，福益华有过几分钟短暂的清醒，但很快又陷入新一轮高热与寒战之中。先是高热瞬间裹住全身，像被推进了炼炉，过了一阵子又被猛地拽进了冰窖之中。一会儿热、一会儿寒，冷热交替着撕扯他的每一寸肌肤与五脏六腑。

到了晚上，福益华的肾脏出现衰竭征兆，排尿越来越少，意识越来越模糊。福益华的严重病情让赵七爷这个名医也有些束手无策。他思虑再三，果断调整药方，加入利水渗湿的药材，同时用热盐袋热敷他的小腹。

夜深了，诊所外面还聚集了不少民众，一个个伸长脖子往里面张望。大家知道福先生把最后一支奎宁给了别人，都感动不已，默默祈祷着福益华能够挺过这一关，心里念道：“福医生可不能倒下哩！你是我们厝地（家里）人哩。”

当第三天的晨光撕开黑暗，命大福大的福益华终于从鬼门关前被扯了回来。当他缓缓地睁开眼，看见赵七爷站在病床前，双眼布满血丝，他的嘴角微微向上扬了扬，无力地嚅了嚅。

福益华九死一生，与死神擦肩而过，大伤元气，脸色苍白，头发也掉了不少。其间，他产生了回美国的念头，但他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不为别的，他被赵七爷以及东关民众三天三夜不离不弃的守护陪伴所感动。福益华病好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烧掉那张印有“大美国医士”的名片。

7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福益华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东南之地，从青年才俊到古稀之年，青丝变白发，酒窝变成了皱纹。他与闽北山水相伴了40个春夏秋冬，结下了难以忘怀的情缘。回国后的他常常坐在大洋彼岸的夕阳下，在渐渐老去的晨钟暮鼓间，守着一窗淡然之美，默默地回忆他在中国的时光，他在心中祝福中国人民，无论你们知道与否，只盼你们一切都好。

1960年9月，福益华在他的家乡麻州新伯利港安息，享年95岁。他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福益华从最初的是否能在邵武待上3年，变成了默默无闻的坚守40年。他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心底形成了对中国人的理解与尊重。他对中国的关切甚至超过了对美国的关切，因为战乱，他才不得已离开邵武。这段跨越国界的故事，至今仍在邵武的大街小巷流传，邵武也为福益华点亮了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