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年孩子考上大学，留足孩子上学的费用，家里拢共就剩一万块钱。娃他爸生意失败，负债四十八万元，在家躺平。我在一家企业下岗后辗转二手房中介。中介不好干，竞争激烈，行业水深，收入极不稳定，眼瞅着日月过不抻展，我的心煎熬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但之前为了鼓励孩子好好学习，承诺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带他去北京旅游。为了兑现承诺，我横下一条心：反正都是穷，不如穷得彻底些——带孩子去旅游，以后的日子走一步算一步。

游完了北京的风景名胜，我的口袋里剩下一千多元钱；按计划，孩子去他的学校，我回老家继续耕耘二手房。

就在准备回家的头天，在北京朝阳做家政的表弟媳小荷打电话说请我们吃顿饭。

饭桌上，我了解到在北京做家政月收入可以达到五位数，想想那是老家小城市两三个月都不一定有的收入，我心动了，决定留下来试试，从此开启了漫长得没有边际的寄居生涯。

一

那段时间，表弟正好去了廊坊一个工地，我把行李从酒店拖到他们租住的平房村，打算暂时过渡一下，找到工作就搬走。平房村在朝阳区，离朝阳大悦城两站地。

第一次走近这个村子，虽然心里早有预期，我还是被眼前看到的情景震惊了。北方的平原坦荡，站在平房村对面天桥上，村子毫不扭捏，整个暴露在眼前：我以为产生了幻觉，眼前低矮的红砖房子显然没有经过整体规划，房子前后左右之间的距离是不存在的，原有的间隔被一些更低矮更无序的房子勾连成混沌一片，房体新旧不一，房顶盖着颜色各异的石棉瓦，像打着补丁……显然，是为了租给打工人的临时起意。从外观看这些房子一定比我的年龄还大，裸露的红砖墙体、参差不齐的房檐、毫无章法的建筑秩序，与我心目中的“宏伟”相差甚远；要不是就站在这里，我真不敢相信，它和一路之隔的高楼大厦同时并存于这样一个平行的世界。

小荷答应周末休息带我去家政公司找活干。走进村子的时候是早上，街道两旁摆摊的人还不是那么多，街道虽然零乱，却也明显打扫过。偶尔有大堆的垃圾还没来得及运走，苍蝇打着转飞来飞去、忙着施工的街面上大大小小的沟壑里褐色或黑色的污水发出怪糟糟的气味。单砖垒砌的小吃店、理发店、小商品店基本没有招牌，全凭顾客熟悉，房屋低矮得好像伸手就能够到房顶；店主们穿着随意，打着哈欠，把一些货物搬进搬出，做着营业前的准备工作。上早班的电动车像水里的游鱼，在人流中灵活穿梭。行李箱“哐啷”“哐啷”艰难地跋涉在这些忙而无序的缝隙里，显得茫然。想到马上要融入这里，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辛酸中竟然还有一些庆幸。人在贫穷的时候，生存便是头等大事。北京随便一个小旅馆一天也得好几百，摸摸自己的口袋，想得更多的是能节约一分是一分。

表弟的出租房在一排小店后面，房东在老墙基础上加升高度，硬生生搭起了二楼，分出无数个隔间；租给河南人、广东人、河北人、新疆人、四川人居多，都是老乡串联老乡。大家相处比较融洽，关系近的平时做了好吃的也都要相互送一点。

表弟家在二楼，房间有十七八平方米。是表弟两口子的厨房、客厅兼卧室，房间靠右边一张约1.5米的木板搁在两头垒起的砖块上，木板铺上两床棉垫，解决了睡觉问题。吃饭用的折叠方桌，平时就塞在捡来的沙发后面，用时拉开桌子依着沙发坐下。左边是除电饭煲之外唯一的家电——冰箱，冰箱旁边用木架支起切菜的案板，木架下面堆放着粮食蔬菜和锅碗，真正做到见缝插针。虽然刚刚可以转身，但拾掇得干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九月的太阳把房上的石棉瓦晒得透热，热气毫不吝啬地返到房间，加上在室内炒菜做饭，屋子里像蒸笼，电风扇昼夜不停。只有房东不在的时候，我们偷偷把煤气罐和单灶移到门口去做饭，饭菜也尽量简单些：一锅米饭，一个带肉的蔬菜。

半晌午，趁上班的人没回来，我去一楼公共浴室洗澡，说是浴室，其实不过是房东在贴了瓷砖的墙上装了一个花洒，并没有热水，房东按月收取一点费用。但超过十五分钟，房东会在门外用力拍打。我用水把身体淋湿，快速抹上沐浴露，又飞快地冲干净，生怕房东拍门尴尬。

晚上，为了散热，我们在屋中间放上一盆凉水，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我主动睡在沙发上，沙发很短，腿伸不直，只得整夜蜷缩着。小荷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倒头呼噜震天，而我只能听着风扇的嗡嗡声和鼾声，大气不敢出，满头大汗地等待天明。

这栋房子里没有厕所，白天我坚持绕七八条巷子，去那个可以冲水的公厕。老乡们对此表示无法理解。晚上起夜则要走上两条巷子，再转一个弯去那个臭气熏天，蛆虫涌动的旱厕。到了傍晚我便不敢喝水——实在没有勇气独自一人，或叫醒小荷陪着我去厕所。

那些日子，我白天帮小荷收拾家务，下午去大门外的巷子口买菜做晚饭。这里的人都会选择在下午或天黑之前买菜；一来他们白天都要赶时间上班，二来这时候菜贩急于脱手，菜论堆（老家话念duì）卖，十分便宜。我就买过一堆茄子一元，一堆黄瓜两三元钱的菜。吃不了就分给隔壁老乡，他们也会把他们“duì”来的菜分一些给我们。

最难忘的是有一天晚上，小荷做钟点工的雇主突然出差，拜托她照顾猫，小荷回不来，表弟又临时回来要住几天。天黑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该去哪里。住在一楼的同乡告诉我，隔壁那矮房子里有一个河南人昨天刚刚搬走，房东把门敞着没落锁，床板还在，要是我不害怕的话，她可以给我提供床上用品（枕头和毯子）。对于一个完全陌生也没有旁人的地方，我暗暗捏了一把汗，但要去找旅社似乎也不符合打工人的习惯，显得矫情。我的那些老乡为了省钱习惯性选择宁愿人受罪，不让钱吃亏；想到身后那一箩篼账，我也咬牙选择适应人受罪。

老乡带我来到那空房间，四周一片漆黑，房间唯一的“家具”是一张用砖头支起的床板……老乡嘱咐我不要开灯，免得房东看见，天亮就带着毯子回去。那一夜，我用绳子一头吊着半截砖头，另一头拴着门扣，胆战心惊地脑补各种小说中看来的恐怖故事，心中百感交集：仿佛被猛然抛弃在荒野，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与我无关，困顿、失败、茫然、害怕……就这，我还咬牙偷偷摸摸在这个房间住了三个晚上。

这期间，我也跟做钟点工的老乡去她们工作现场，帮她们干活，主要还是想看看家政工到底是如何工作的。

二

工作并不好找，尤其是年中，我在平房村待了近半个月，除了老乡和小荷带我去了几家家政公司，我自己也在青年路附近几个大厦的家政公司找活。可是每次留下简历，不是因为没有经验，就是别人要人时我不在现场而完美错过。加之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里长时间给别人添麻烦也不是个事，我决定迈出那一步，住到家政公司去。

家政公司住宿费低，一晚十元钱，早点五元、中午吃饭十元，晚饭五元，洗头洗澡十五元。待岗的姐妹们轮流做饭打扫卫生，做早课。出门得通过管理员同意。

在家政公司，每个待岗姐妹都极力表现出勤快、积极、主动、谦卑、任劳任怨，仿佛只有这样才更符合家政工的人设。管理员也常用这些特质和“有眼力见”来判断或者说作为优先推荐工作的标准。在那个小小的天地里，管理员是大家有意无意争相讨好的对象，好像每个人的饭碗就掌握在管理员手里。多待一天就少挣一天的钱，这个道理朴素又实在，毕竟大家都是奔钱来的。这样，有的管理员就非常严苛，时常用非常刻薄的言语来指责那些不符合自己意愿的待岗姐妹。

我去的时候，发现那家家政公司并没有床。到了晚上，把地板打扫干净，把堆在墙角的泡沫垫子往地上一铺，再每人发一床被子，席地而卧。后来发现每家条件都不一样，有的是有榻榻米一样的通铺，不是直接躺地上的。不变的是那些被褥：努力可辨原来是什么颜色，上面无一例外都有新旧程度不一的“梅花”痕迹，还有内容复杂的臭味……半夜，磨牙、打鼾、放屁，静音刷手机一明一暗的光，形成一个怪异的空间。我仿佛置身孤岛，随时有可能被噪音和内心的悲哀淹没。睡一夜起来，腰酸背痛，比劳动一天更累。

在这里等了十来天，我终于被一对年轻夫妻领了回去，他们用略高于我老家收入的工资，雇我看两个孩子和做家务。宿舍里没有人愿意去，而我又想早日摆脱当时的境况，于是便一拍即合……

三

遇到过各种雇主，也遇到过各种不一样的居住环境，有的雇主会给阿姨一个单独的房间，有的却不会让阿姨住在一个正式的房间里，我住过地下室，住过房间过道，睡过沙发，也住过客厅、杂物间、书房。不管住在什么样的房间，都有同样的感受：我像一片随风飘荡的落叶，风停的时候稍加喘息，风起就不知要飘到哪里去了。

记得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我找了一个育儿嫂工作，工资高过之前任何一个工作，令人心动。那是单亲妈妈和孩子两人的家庭。孩子特别可爱。女主人每天都在加班，两岁的孩子全天跟着我，洗衣服做饭得等孩子睡着，周末也休息不了。到了晚上，在雇主家客厅的地板上铺开泡沫垫子加一床棉被将就。冬天的风特别能钻空子，扎紧的被窝像冰冷漆黑的壳，心里总盼着天快点亮。白天，孩子的妈妈让我把我的一切用品放在她指定的收纳箱中，使用时拿出来，用完了再放回去，每天来回倒腾——尽管她还有一个房间空着。那时，我好想变成一个影子人，无处不在，又无处都不在。

遇到刁钻难搞的雇主，条件差的工作，家政经纪人会用各种方式让你坚持；但坚持了一个月，我最后还是因为扛不住那彻骨的冷，辞掉了那份工作。

后来，有了一些经验，应聘时会先把一些基础条件搞清楚，各方面条件慢慢变好了些。但即便是和雇主相处融洽、合作愉快，寄居带来的漂泊感还是强烈得如秋天的风，在夜深人静处横扫我的内心。

为了早点还完那大山一样的外债，为了少睡那些印满“梅花”的被褥，我选择的基本都是除了过年回家，周末不休，基本全年全勤的住家家务工作。我像一个狙击手，拼尽全力，聚精会神，靶心始终是那一箩篼外债。

好在，我用八年时间，挣到了孩子从本科到研究生的一些费用，和那谁一起，还完了所有外债。这，大概是几年寄居生活给我最大的回馈和安慰吧。

【作者简介：阳琼，四川巴中人，曾经绝望的家庭主妇、企业员工；现在北京做家政，文学爱好者，相信再卑微的个体都有自己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