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弋铧，获首届鲁彦周文学奖，首届广东省“大沥杯”小说奖，第七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第二届“飞天”十年文学奖，第五届“《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出版有长篇小说《琥珀》《云彩下的天空》和中短篇小说集《千言万语》《铺喜床的女人》《难得有你》。作品散见于《当代》《中国作家》《花城》《天涯》等刊物，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

错过的哈雷

□弋 铧

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她转到我们班来。一转学进入我们班里，她就成了我们班的明星，也是我们年级的明星，甚至是我们学校的明星。她的名字非常特别，我一辈子都没法忘记。柯学。

同学们总是众口一声地叫道：“我们爱科学！”大家都笑，尤其男同学们笑得更欢，前仰后合，拍着桌子腿，抖着铅笔盒，然后齐声有节奏地叫：“我们，爱——科学！”老师摔了粉笔擦，柳眉倒竖，才把这狂欢制止住。

她留短发，不是那种有刘海的“妹妹头”，而是两边侧鬓剪成两段阶梯式的，中间段正好撂往耳后，前额一马平川，露出光洁的额头，干净利落而又不好惹的模样。她目无波澜，在老师指定的后排位置坐下。老师说：“等期中考试结束，再来调换座位，按个头，把你换在中间吧。”她认真地摇头：“不用，我看得见，视力是2.0的。”

哇，我们全都看向她。不是因为她的视力，而是她的吐音。她竟然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视力是2.0的。”有个男生捏着声调学她，学她的咬字吐词，卷舌，后鼻音，惟妙惟肖。简直不像是从他粗鲁的、我们永远不喜更改的乡音里，发出来的。大家又哄堂大笑一场。老师气急败坏，骂我们一通。我们互相交流眼神，再集中全体注视着她。

柯学，拿出她的书本、铅笔盒，有条不紊地放在她课桌的右侧，挺直胸，双臂交叉放在课桌上，俨然在等待正式上课的到来，好像完全没有把我们这些同学放进眼里。

我应该就是那时候开始崇拜她的。她的特立独行，她的与众不同，她的鹤立鸡群。一个八岁多的孩子，就此进入我人生的榜样中。

我妈妈说她长得挺好看的，只是有点小雀斑，皮肤真白，就越发显得斑点明显，但这不碍她的瓜子脸，悬胆鼻，以后肯定是个大美人儿。身条呢，现在还看不出来，不过挺匀称，就像她的五官，是标致的趋势。我妈说：“瞧她那大脑门儿，绝对是个聪明人！”我特别在意我妈说的，打小就认定我妈妈的话便是印刷体式的标准，比老师还管用。我没敢问，是柯学好看还是我好看呢？我怕我妈给出让我难过的答案。

我们都住在一个大院内，子弟小学在大院的最北边，靠西是父母的单位，容纳五千人的一家国营大型企业，沿着企业围墙边有三层楼高的卫生院，一大排平房的托儿所和幼儿园，闹哄哄的永远有一股沤了水汽的白菜味儿的大食堂，两层楼的招待所，一座可容纳两三千人的大礼堂，礼堂是这两年修缮好的，休息日从早到晚排着片放，邻近其他企业的职工以及家属也常来我们礼堂蹭电影看，有时候礼堂还有大型的歌舞表演、杂技表演、戏曲表演、话剧演出。吴雁泽、王玉珍，还有陈伯华，都来现场表演过，过道里也挤得水泄不通。

宿舍在南边，几十栋高矮不一的楼房，楼房里的房间也各不相同，但都是小小的，像一个个格子间一样，住着父母熟悉或者陌生的同事们，住着他们这些大人的小孩子们，我们。

她总是独来独往，背一小书包，劲劲儿地往家赶。她家住1栋1门，具体哪间屋不知道。1栋1门有两层楼，一层8户人家，她就住那十六分之一的格子间里。我不清楚她进哪家门，她也从不像别的小朋友那样，会带同学去自己家。放学铃一响，她便背着书包走出教室门。我注意到：她走到离家一半路的时候，会调换一下肩带的位置，从左肩膀移到右肩膀，每次都这样，像个精准的测量仪器。上学时，她也会在那段路中间，把肩带位置又换一下，从来如此。

有次放学，她又走在我们前面，步伐稳健而精准，挺胸昂首的。有只球飞越我们肩头，重重地朝她落去，打在她左后脑勺。她趔趄一下，哎哟一声，调转头，寻球来的方向。一伙男生在我们背后，打头的就是那个学她普通话的，嬉皮笑脸地叫：“失错失错，不好意思！”她用脚定住弹起的球，眼中似有怒火，慢慢弯腰捡起球，拿起，然后，用尽力气朝那男生掷去。男生怪叫一声，其实也没打到他，球往他身侧撇过去了，但男同学们又起哄叫起来。她回转身，急速走掉。

我也觉得杨爱军是故意的。那个学她普通话又故意扔球的人叫杨爱军，我们是同桌。我狠狠地瞪了杨爱军一眼，也扭头走掉了。

我们一直上到五年级，准备迎接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五年级下学期刚开始，四个班的学生就被叫到操场上，开始听老师的报名分班。一，二，三，是重点班，四班是普通班。重点班的学生要全力以赴投入学业中，准备报考区重点、市重点甚至省重点。分完班后，以前同班却分在普通班的同学就和我们有了隔阂，课间上厕所的时候也不搭理曾经的朋友了，她们咬着牙气势汹汹地说：“不要以为你们就是板上钉钉了，我们后发制人，会比你们还要优秀。”这是分班后，她们的班主任给同学第一堂打气课后说的话，鼓励他们不要放弃自己的前途。我们都没吭声，也不愿意还嘴。谁都知道，因为英语老师的缺口，四班已经取消英文课了，按小考的选项，当年的英语考试已经纳入初中升学的必考项目。我们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些人的前途，已经被人为地扼断了。

很奇怪，普通班的家长没有闹腾。那时候的人可能比较认命，毕竟一家不止一个孩子，如果老师认定其中一个孩子不行，那就不行算了，也没啥好抱怨的。我，柯学，杨爱军都分在一班，我们又当同学了。

我妈说：“成绩差是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但是，家长的地位可能也让老师有点为所欲为了。”我妈其实从没管过我的交友方面，对我所带家来的小朋友一直是一视同仁，但在成长过程中，我还是能隐隐感受到阶层的区别，那个年代就能感受到了。呵呵，其实哪个年代不是有阶层的呢？

我们分班后就进行了“学雷锋标兵评选”。候选人有我，柯学，还有个成绩好的女生，以及一个男同学，再加上杨爱军。从中选取两人作为标兵报送到年级，再上报到学校。两个男同学以极低的票数首先被淘汰掉，接着是那个成绩好的女生，高票当选，然后是柯学，得的票数出乎意料地低，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举手投她。我转脸看向她，举起手臂选她，杨爱军也举了手，还向柯学说：“嗨，我们爱科学啊！”柯学开始面无表情，却在小脸上慢慢蒸腾出怒气来。我的投票数过了三分之二，屈居第二。杨爱军是我同桌，腆着脸要我看他举手投我票了，似尽巴结之势，我懒得理他，注意到柯学的脸煞白，羞愧、愤恨、恼怒到极点，她没有举手投我票。

我顺利地当选。

老师叹口气，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老师都那么宠爱柯学，就因为她的成绩永远优秀，次次门门全拿第一？老师说：“结果就是这样了，请有些同学不要放在心上。”老师顿一顿，    “有时候，也需要想想自己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柯学唰地起身，冲出教室。老师追上去：“柯学，你不要这样，太小气了！”

柯学转头说：“我不喜欢这种拉帮结派的风气和集体，我不喜欢这些人！”

老师喊：“你回来！你不能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你请家长过来！”

柯学扭头：“我只能请我孃孃。”孃孃是我们那里的土话，就是姑姑的意思。老师说：“对，请你孃孃过来吧。”

她孃孃过来，我们才知是卫生院的柯医生。柯医生是大院里有权威的人物，职工们看病，请病假，职工的小孩子们感冒发烧打针吃药，都得经柯医生的手，柯医生是卫生院的全科医生，她嗯哼着听患者们说起自己的病情，手下的钢笔飞快地写着对患者的诊断，答疑解惑就在她的一念间，健康虚弱也在她的判断词里，更何况想休个有所依据的病假，绝对在她的犹疑和酝酿中。谁不巴结柯医生呢？

请柯医生过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学校有两个报考外语学校的名额，下周备考，学生会被厂区的小轿送至外校参考。其中之一是柯学，因为她绝无有人可替代的高分，门门领先，科科第一，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人选。另一个人选的小道消息特别多，有我，还有一个教员的女儿，另一个竟然是杨爱军，学校斟酌再三，选择了那教员的女儿。我和杨爱军失去进入外校的机会。

我妈挺生气，杨爱军的父母似乎也非常生气。两家大人到我家碰头过一次，觉得教员动用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遇，颇为不平。但细致地研究来研究去，顾全大局地思考来思考去，两家大人觉得教员的女儿胜算更大些，毕竟她的成绩比我和杨爱军要优秀，而且一向稳定，不曾大起大落过。我妈说：“算了，外校进去后，其实前程很单调，毕竟只以外语为主导了。”杨爱军的父母频频点头：“也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上重点中学，以后还能当科学家、记者，再不济，也能成为工程师呢。”我妈和杨爱军的父母便作罢，没去学校闹场了。这应该是他们的体面，我爸是分管技术的副厂长，我妈是厂会计，杨爱军的父母都是厂里其他部门的领导干部，那个时代，他们是有基本的体面来做人格的奠基的。

我和杨爱军考到市二中，像冤家一样，我们仍旧分在一个班里。真是，打从托儿所幼儿园就在一起，整个小学也在一起，如今至少还得在初中共同再熬过三年，想想都头皮发麻，有个人从穿开裆裤就认识了，几乎要天长地久地下去。我打定主意装作不认识他，他呢，似乎也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从出生就认识彼此了。好在，那会儿男女生不太爱说话，真说上话了，就被其他同学起哄取笑，我们俩都不想成为笑柄，很默契地，我们形同陌路。

柯学为我们子弟小学争得荣光，她在外校的考试，拔了全市的头筹，名列考生第一，三科近满分的成绩，让所有人咂舌不已。我妈说：“遗传的，和她父母一样，将来是个人才。”那时我才知道，她父母远在西昌，地图上都搜不到的一个地方，因为保密，把那个位置隐藏了。我妈也含糊，不清楚她父母具体做什么的。“反正是科学家，为国争光的那种。”我妈简短而崇拜地回复我。听说是带在身边不太方便，当柯学满八岁时，就被送回到老家，寄养在孃孃家里，这才成为我们的同学。

柯医生有次给我看病，观察我被青霉素打得硬邦邦的屁股，嗯哼两声，说：“再开三天的针剂，可以好透彻些。”

我问柯医生：“柯学现在住校了吧？一周回来一次吗？”

柯医生看看我，可能觉得我应该是柯学曾经的同学，她目无表情地，像每个医生对待手下的患者一般：“她没去外语学校，她不是也参加小考了吗？去了市中学。”市中学是以我们市的名字命名的中学，全省重点，市内第一。离我们大院有两站路，在我们从二中放学搭乘35路公交车的时候，过三站，就会到市中学。我们曾经所有人的愿望就是能够考进市中学，它的宽阔校区，校区内的葱茏绿植，标准足球场，好几个篮球场，以及它的悠久的办学历史，它的古色古香的图书馆，它的宽敞的阶梯教室，更有它的学习氛围以及每年考入全国知名大学的比率，都是我们仰慕它的理由。

每次从二中放学回来，乘坐35路公交车路过它的校舍，教室，我的心里都有一层淡淡的酸意，心下里叹口气，把幽思和无奈憋回肚子里。那里的同学，基本半只脚踏进了大学象牙塔的大门，都是些全省过来的优秀学生，顶级人尖。我们小学，也真只那个教员的女儿最终以些微高的分数被它录取。而柯学，她放弃让人羡慕的外校学籍，转而进入这所省重点，是为了给自己的前景再多一个机会吗？

柯医生摇头：“她一直是有主意的人。我们管不了，只能尊重她的意见。可能她觉得外校的单一性会束缚她以后的发展吧。”柯医生转而去对付另一个急不可耐的病患了。

有次下暴雨，我们院里淹水，在院门口附近，我见到久违的柯学，兴冲冲地朝她打招呼。她愣一下，看看我，微微笑笑，拎着裤腿，把精神集中在脚下的水塘里，小心地一步一前。我先过去，踏上没被水淹的陆地，伸手过去支援她，她犹豫一下，把手递过来，我们成功地跨出了水塘。准备寒暄几句的时候，周遭有群社会青年，或者差校里的学渣们，好几个男孩子，对着我们这边叫起来：“柯学，柯学，我们爱——柯学！”

我看眼她，想观察她的反应或者态度后，来决定我怎么帮她。我是不怕事的人，打小就是敢爬墙上树的女汉子，对付那些差生或者小流氓，光天化日之下，从来没有口软手软过，我甚至已经弯下腰来，捡了几粒粗糙的石子，预备借着水势，把石子掷进去，溅起水花袭击他们。但柯学没有一点变色，直冲冲地往前行进，就像那些过红毯早已习以为常的大明星，任人欢呼雀跃，她自岿然不动地享受人们的“膜拜”。

我紧跟她身后，像个护卫，也像个丫鬟，随侍左右。那群小子还在嚷：“一天到晚不理人！怎么永远那么傲慢啊！”柯学笔直向前，没有一点慌张。

她是那么有名气，怎么谁都认识她啊？！

我跟在她身后，怅惘地想。她还是留着那种短发，显得利落，聪慧，明亮。她和我们所有上了中学的女孩子一样，这个年龄段，到了身体的疯长期，她高了，身材仍旧匀称，不胖不瘦，她穿一套省重点的校服，深蓝的背心裙，白色娃娃领上衣，脚上是双雨天方便行走的塑料拖鞋。右肩挂着她的军绿色帆布书包，和小学时候一样，在快到大礼堂的那个位置，她把包带换到左肩膀来。我追上她，终于问了那好几年的疑惑。

她“嗯”一声，“两边的受力每天都一样，这样的话，肩膀就不会成为斜肩了。”她又加一句，“毕竟我们的书包还挺重的。”

我不知道她说的原理对不对，很多年后，我们小时的伙伴重逢，也没发现谁的肩膀因为总是一侧背过这种重书包而造成斜肩的。但自她和我这样说过后，我也有了不停换肩膀背书包的习惯。毕竟她叫柯学，而我们，爱科学！

女孩子个子疯长的时候，男孩子好像被时间定住了，他们全都像停止发育一般，普遍比我们女生矮一截，一个个像三寸丁古树皮，一个个也像矮脚虎武大郎。杨爱军坐第二排，因为个子不高，也因为调皮，需要老师和同桌的女生看管，或者说叫掣肘。

杨爱军在初二下学期出了名。

其实进入中学后，我们的成绩都不如小学阶段，毕竟经历一次筛选，进入区重点，区里各所小学的拔尖人才济济一堂，稍不留意，就被甩在后面。我们学校挺看重每次的考试排名，每个年级的前一百名都会用红纸黑毛笔字贴进学校的那排橱窗内，整整放置一个月，才会被别的新闻替代掉。我讨厌这种排名，有时会勉强挤进前百，那种忝列末端的名次，还不如没上一百名的羞耻重呢。

那天是下午的自习课，教室里挺安静。我们班在教学新楼二幢的三层中间位置，窗外是参天的法国梧桐，茂密的树叶，啁啾的鸟鸣，隔壁班琅琅的读书声，以及另外班里传来老师浑厚的讲课声。我坐最后一排，因为个子蹿得挺高，视力又不错，老师把我分在我不喜欢的位置。我对着一道几何题发呆，试着做了几遍，也没解答出来，想到我妈叹着气说我：“唉，也不能只长个头儿，不长心吧？”我妈那代人经过饥饿年代，在他们长身体的时候缺吃少穿，营养没跟上，大多像她那种年纪的阿姨们，个头都不高，生下的儿女们，可能也因着遗传的关系，没怎么出溜个子，而我像个另类，拔节似的疯长，早超过她，甚至都快超过我爸了。我妈特别以此为傲，但介于我中学后的成绩，她有时候也会调侃我的身高。

班上突然喧哗起来。我抬头，看到教室最前侧的窗户边，杨爱军不知为什么，像只猴似的蹲在窗棂上，旁边几个起哄的男生，“跳啊，跳啊，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了，现在你也跳下去……”旁边又围上几个人，“你看，多么蓝的天啊，跳呀，快跳啊！”

我吃惊地看着，愣在位置上。我看见杨爱军似乎朝什么地方望了一眼，突然，决绝地，像只鹰一般地凌空而下。

全班“呕”地叫起来，完全乱了班纪，一窝蜂冲到最近的窗户边，朝下看。

我没看到杨爱军落到地上的模样，疯狂的同学挤满窗户边，根本看不到一点下面的境况。他们叫唤：“上来吧！”“啊，这小子腿没事呢。”“应该没事，下面是泥土，才下过一场暴雨。”“天哪，你别这样说，有本事你跳一个试试？”“应该撑把伞下去的，可以缓冲。”“那打赌就没任何意义了。”……

打什么赌？这些男生们看了什么影片，琢磨出这种玩意来？

一会儿，杨爱军神色凛冽地归来，全班拍着桌子欢呼他的安全回归。他表情严肃，一声不吭，回到座位上。那个和他打过什么赌的男生已经买回一打汽水，全部铺到他的课桌上。杨爱军起身，把一打汽水，一瓶一瓶地往楼下扔去，一共扔了十二次。我看到他眼里泪水涟涟，不知道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委屈，或者是对自己偷生后能全身而回的珍惜。

老师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而且责罚杨爱军把扔下的汽水瓶捡拾回来。这件事杨爱军没有做，那个输给他一打汽水的男生，以及起哄的几个男生，很哥们儿义气的，替他全部做了。

自此，杨爱军在我们年级，甚至学校，扬名了。我也说不清评价他的是英勇，还是蠢蛋。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开始注意他，这个应该打出生我们就相识的男生，现在以一种不一样的面貌在我眼前晃悠了。不，不是晃悠，而是我的眼光一直在逡巡他，搜索他，找寻他，追逐他。

这个当时矮我半个头的男生，我竟然开始对他全神贯注起来。奇怪极了的感觉，并不是爱慕或者喜欢。虽然说出这种词汇让我觉得脸红脖赤，但我懵懵懂懂少女的心，春情萌发的对象绝对不是杨爱军，我喜欢的是三浦友和、高仓健，还有佐罗。

初三的时候我们开始有晚自习。放学后，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有大把的机会在学校里和关系好的小伙伴多多相聚，一般都选择在学校食堂吃晚餐。晚餐比爸妈大院里的食堂要多样化一些，我喜欢吃汆汤肉丸，香干炒回锅肉，学校食堂的那个胖胖的大师傅对我非常好，总是在掂勺里比其他同学多给我一粒肉丸。他说他喜欢我喜庆，有礼貌有教养，一看就是个好姑娘。

我一直是个好姑娘。爸妈的同事，那些叔叔阿姨，那些邻居，还有学校的老师们，从小到大，我就被他们夸成好姑娘。和善、有同理心、开朗、永远朝气向上。

晚餐后，我们会在学校的小树林边散步，和闺蜜们聊永远也聊不完的天，电影明星了，《读者文摘》上的最新文章了，图书馆里看过的书籍，阿巴公和葛朗台，到底谁更吝啬一些呢？有时，又会很注意地收敛话题，哎呀，赶快学习吧，不然又被谁谁谁超越了。那个时候真以为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是有的，非常自觉地把自己放进努力的齿轮中，让它紧密地加速旋转，很怕自己的一点落后，就完全被时代抛弃。想想那些曾经和我们小学几年的同学，就因为最初的不努力，连考区重点的资格都没有，分流到垃圾中学去了。家长们说，以后，他们就是工人的命。我们得努力珍惜，高高跃出工人这个圈层，去当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作家，走出金光大道的人生来。

自习课很安静，大家都挺自觉的，毕竟是整个初中的冲刺阶段，要全力对付中考，考取市重点甚至省重点，才可以得入大学校门的台阶。

闺蜜给我丢纸条，约我去厕所。她的表情显示出她有点急不可耐。我忙起身，悄悄走向门外，陪同她。

晚间的厕所只零星地亮着一盏白炽灯，悬挂在隔开男女厕中间的那堵墙上，墙没有砌到顶，房梁是三角形的，中间有通透的缝隙，平常能互相听到对面让人尴尬的声音，不过，因为人多，也辨别不出什么来。

我在厕所里陪她，聊一会儿天，讲讲自己第三道几何题又没法解答出来。猛一晃眼，感觉缝隙那里有双眼睛，再一看，果真是个脑袋，顶着头乱糟糟的发。我大喝一声：“流氓！”瞬间冲出去，堵在男厕所口，那人已经跑出来，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从我身边泥鳅一般地滑溜走了。我急得大叫大嚷，闺蜜也跟在我身后，我们一路小跑，追着那男人的身影，眼看都快逮住了，已经到校门口，门卫大爷愣神，就让他刺溜蹿出去。门卫大爷蠢得不得了，竟然反应过来后，把我拉住，以为我要逃学呢。我大叫大嚷：“抓流氓，那个臭流氓！他偷看我们女生上厕所。”等大爷明白过来，那人早不见踪影了。

学校为此在防护上又加强了些，然后在大会上表彰了我，虽然没有抓到流氓，但想到一个十四岁的女生如此英勇，反应如此迅速，确实需要大力宣扬一下。我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和大会上其他因学习优秀被嘉奖的同学不一样，我只是自身的反应能力使然罢了。

那趟回家的公交上，杨爱军挤到我身边来，说：“你挺牛的。难怪你体育好，果真身手不凡！”他冲我冷峻地点点头，好像他是我的领导一般。我俯身看一下这个比我矮半头的男生，眼睛翻给他一个“卫生球”。

下车后，如往常一样，我们各有各的伙伴，各回各的家。没有任何其它交集。

初三中考前，我们学校晋升为市重点，有传言新的高一年级为征战高考而提高优秀生源率，把高一年级的常备八个班精简为五个班。这下，大家欢喜之余，更添紧张。欢喜的是，作为本部初中的毕业生，可能更近水楼台先得月地能被母校高中录取。紧张的是，作为市重点，在全市招优秀生，其实我们本部的初中生压力会更大。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们奋战中考，终于结束考试。

我的分数下来，不甚理想，按录取分数线，应该还不能达到被我校高中录取的程度。我心情沮丧，每天苦闷着脸，在父母的关切下，我被送到他们好朋友工作的体育馆里学会了游泳。那个暑假，正是因为游泳的散心，让我对自己渺茫的前程稍稍脱离了一点忧虑。游泳学会后，我开始试着在江水里驰骋，劈开滔滔的江水，放眼那些货运船的来往，船棹的鸣笛声，江鸟的扑腾以及啁啾，江中心，任浪拍打后的随波逐流，我的心也渐渐开阔起来。我爸常说：“什么样的路，都得好好走下去。再阴暗的日子，总有光明的时刻。”这些至理名言，像我老是认真记录在笔记本里的那些《读者文摘》里的金句。

有次在江边，遇上杨爱军他们。我有点不好意思，毕竟穿游泳衣让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着男同学，确实不太自然。他看我一眼，没和我打招呼，可能他也不好意思，毕竟他也只穿一条游泳裤，近乎半裸。我们低下头，擦肩而过。很奇怪，也就一个暑假，这个男孩子竟然蹿得特别高，像拔节的竹竿一样，个头已经超越我了，身板也宽阔厚实些。

当我已经打定主意，强打精神背上书包去另一所中学就读时，收到了母校高中部的录取通知书。我当时惊喜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狂欢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这简直是上天对我的厚爱啊！

年级召开新生大会，老师在台上说，高一没有编班，但到高二学期，文理分科，会划拨出两个理科火箭班，一个文科火箭班，一个理科普通班，一个文科普通班。所以，言下之意，这高中的第一学年，一点也不能松劲，要加大力气，为以后的编班而更加努力学习。

我们全都严肃地点头，暗暗较劲。一定要为三年后的那个“七八九”的日子而决一雌雄，一定要考进大学，考进一流大学。

杨爱军也被母校录取。他分到另一个班，终于和我结束了多年的同班同学关系。

我很少见到柯学了。听说她仍旧被那所省重点录取，仍旧是年级里数一数二的学生。从柯医生难得泄漏的口风里，柯学这辈子的烦恼似乎只是考了第二而为什么没能考得第一？我唏嘘感叹，知道这种差距再也没办法追平。小学时，其实我是以她为目标的，虽然她永远是第一名，但落在后面的第三或者第五的我，也没觉得她是那么遥不可及。但现在不一样了，她是省重点的数一数二人物，而我呢，为能上我们这所市重点，已经欢欣得要振臂高呼了。

有次在江边游泳，我见过柯学。她穿游泳衣挺落落大方的，仍旧挺胸昂首，目不斜视。然后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健身操，泳前的预备和热身，动作标准，幅度伸展。旁边的人都看着她，像看一个天外来客。她完成热身运动后，直接从沙滩走向江边，跳进江水，标准的自由泳，一下子就划向江心，成为一个小点。很多人被那个小点吸引，看不见后，才慢慢转头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和身边的人聊些闲天。我试着下水努力去追赶她，但没有成功，她好像已游到对岸，不知在哪个位置。我在江里玩耍，看到不久后她从江心又游回岸边，从水里站起，一步一步向自己的衣服处走去。我上前给她打个招呼，她看看我，笑一笑，边走边说：“你也过来游泳了？”并没停下脚步，径直换装去了。

我落寞地看着她的离开，觉得我和她越来越远。

高二分班，我去到理科的普通班。父母让我选择文科，但我特别坚决，认为自己数理化能有学进去的可能，其实潜意识里，我瞧不上文科，认为文科以后做不了有出息的事情，我还是想当工程师，想做一个真正有能力也对社会有作用的人。我们大院里，那些曾经下到基层车间里的老大学生工程师都受到重用，他们能独立撑起一个项目，解决了好多困难。来我家串门的父母的同事，我从小就听过他们在家里的聊天，讲起技术上问题的解决，全部两眼放光，那是拯救世界的感觉。我爸我妈拗不过我，可能他们并不想打消我的幻想，没有在我人生关键的选择路口上，强烈明示或暗示过我的缺陷，只能依着我，走上一条绝对曲折的道路。

杨爱军也分到普通班，很奇怪，他选择的是文科。他说他听从父母的建议，觉得文科比较适合他，他挺喜欢历史地理。讲起从小随父亲出差路过的那些铁路沿线的城市，他如数家珍，京广线、陇海线，甚至京沪铁路、成昆铁路，他也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喜欢诗歌，喜欢写作。在高一时期，他的作文就被老师选投到《语文报》上发表过，那简直是偶像般的存在，可比他在初二时期的那场跳楼要光明得多。

我妈说：“有啥样的父母，可能就有啥样的儿女吧。这是遗传，没办法的事情。”当时我不懂，成年后才知道，杨爱军的父亲是采购科科长，母亲是劳人科科长，他们家应该更重视文科类的发展前景，觉得这才是人生的康庄大道。

高二的时候，杨爱军已经长成玉树临风的大帅哥了，身材高挑，因为常年参加篮球队，练就一副好身板。他总喜欢披一件军大衣，脚上还蹬一双不知从哪里鼓捣过来的皮靴，简直招眼。上我们年级的木制楼梯时，地板被他踩得咯吱咯吱的，一众的学生都冲他翻白眼，有不屑，有嫉妒，也有厌恶。我们当年，都怕和别人不一样；就他，打从高二开始，就很怕和别人一个样。老师和教导主任出面批评过他，他改了几次，然后又开始穿上他这套特立独行的装束，老师们拗不过这块“滚刀肉”，只好装作不看见。毕竟我们不是火箭班，在老师和教导主任眼里，显然也没那么重要。

有次回家晚，我们俩正好又在一辆公交车上，下车后，他一直走我身后。我按捺不住，终于主动问他：“你老跟着我干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跟我身后。你这样，让我特别不自在。”

他有点生气，翻眼道：“路灯坏了，我怕你害怕。我倒是忘记了，你是个天不怕地不怕敢去抓流氓的娘子军。”

我不好意思，只能说：“你看你穿的，像个社会青年呢。”

他说：“社会青年有什么不好。我们如果考不上大学，就是社会青年。现在适应也不差。”

我说：“你不要这样自暴自弃。我们得努力，争取考上好大学。”

他笑起来：“努力肯定要努力的，但不想把自己逼上绝路。有的人，是学习的命；有的人，不是学习的料，就不要强求了。”

我气道：“你不要扰乱我的决心。”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一年的努力，还是分不到火箭班去，我觉得自己真就是平庸的人，连大学也考不上。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太拥挤了。其实呢，条条道路通罗马。”他又道，“当然，在此之前，总得努力。”

他追上来，又说一句，“我俩本来都进不了重点高中的。你父母找了关系，我父母也找了关系，这才勉强进了重点学校。所以，你别对自己太狠了。毕竟，我们不是柯学。”他转头去他家的那栋楼了。

我愣在原地好久。痴想了一会儿，对着天空，那会儿还能看到满天的繁星，寂寞涌上心头，酸楚也涌上心头，还有委屈和不甘，但平静下来，我回家，看着关怀我的父母，努力挤出笑脸，没有半句抱怨。

父母说，我们这几栋老宿舍楼要拆掉了，马上会搬进新的单元房去。届时，我会有一间宽大的卧室，我们家会有自己的厨房以及厕所，还有一个能招待朋友和亲戚的会客间。我的情绪好起来，又欢声笑语起来，把一切愤怒遗憾伤感，都抛到九霄云外。

离那个令人烦恼的“七八九”越来越近，我的焦虑也越来越重。我们班教室的黑板上做了个巨大的倒数簿，上面标注着离高考相隔的天数，每天都由值勤的同学撕一张，每撕一下，离高考的日子就近一天，大家全龇牙咧嘴地集体发出“呃——”的声音，像受着让人难以忍耐的缓刑。

每晚九点结束自习，但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自觉再坚持一个多小时，到晚间十点多才坐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家已经搬进新居，父母非常高兴，把家装扮得温馨而舒适，用他们多年的积蓄，置换掉所有老旧的家什，添加了崭新时兴的家电和器具。我有一间独立的卧室，一张宽敞的床，铺着我选择的粉红图案的被单和被套，还有一个临墙而立的大书柜，摆满我从小到大积攒的书籍，甚至连儿时的小人书也占有一席之地。我关上卧室的门，在书桌上咬着笔头对付我以为能应付得来的物理和化学，却总是一筹莫展，困苦难当。有时候相同的题目再次做错，我为自己的愚蠢难过得掉下眼泪。

爸妈从来没强迫过我，从小到大，我们家的氛围非常宽松和睦。我知道他们在我背后帮过我，以他们的社会地位，以他们做人的标准，也以他们作为我父母而对子女应有的呵护。在托儿所幼儿园，甚至小学，初中，包括能录取到这所市重点高中，他们都用自己的能力帮助过我，让我少受委屈，少走弯路，得到比其他同学更多的好处和机遇。但现在，高考就是一道智力学识的分水岭，只有真正学习好的人，才能顺利地踏过去。

妈妈每晚给我多添一道夜宵，有时候是两只软软濡濡的荷包蛋，有时候是一碗木耳红枣莲子羹，有时候甚至是一钵莲藕炖猪蹄。我安静地吃下，和困倦的父母聊会儿天，他们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甚至连最爱的电视节目都没有观赏，屋里静悄悄的，为给我营造一种安静的学习环境。静寂的月夜里，有邻家的狗在吠叫，有野猫在觅食，法国梧桐繁密的叶片被风吹得簌簌有声，而我，觉得一种无力的难过。

我会常常无缘无故地想起杨爱军。他现在长成男子汉了。下午轮到我去为班里打开水，在水房里偶遇到他。他一直站在我身边，并没说话。我打完四瓶开水准备离去时，他才说：“你能不能别这么牛？那可是滚烫的开水，多两次走路也碍不了你多少时间的，非得一次拎这么些开水瓶？”他放下他排着队的那些开水瓶，不由分说，帮我把水瓶一股脑儿地拎上，一手抓俩，我只能亦步亦趋地小跑着跟上他，让他帮我把水瓶小心地放置在我们班的桌台上。我没谢他，他也没理我，彼此分开。

晚饭后晚自习前的自由活动时间，教室外，我能看见他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的身影。他换了篮球服，宝蓝色印着号码数字的背心衫，宝蓝色的短裤，左手右手，轮换着运球，突破防守，他远距离地抛掷一个，嗐，没中。我替他惋惜，终于又一次，他进了篮，队友们欢呼一下，他们跑起来。我也高兴得为他喝声彩，拍拍巴掌，我的同桌诧异地瞪我一眼。

家里的书桌边，我满脑子都是杨爱军运球的身影，他健壮的肌肉，黄铜色的皮肤，矫健的身姿。

我开始制造和他的偶遇。早上的公交站旁，校园里的树丛边，操场跑完步后的放松中，食堂排队，甚至课间时不经意地路过他的教室边。当然，每天晚上的放学后。他基本不在校内流连到很晚，在放学高峰后的半小时内，他会背起书包回家。我能从我这边的窗口看到他离开我们这幢教学楼的身影，然后，我百米冲刺般，抓起早已收拾好的书包，和他在公交站台偶遇。

我们很少打招呼。我总是一个人，他呢，却有两三个狐朋狗友围在身边。我们一起上同一辆公交车，然后到站下车，那段回家的路中，也几乎从不追上彼此，说说话。

公交车永恒地路过柯学的那所省重点，挨近公路的那片教学楼，可能也是初三高三的毕业生，永远灯火通明。有时，我们能在慢慢前行的公交车上，很清楚地看到那些教室里正在上学的学生，心里略有点泛酸的醋意，毕竟这些都是全省过来的精英啊。

那晚，那所灯火辉煌的教室里有一群人，几个男的，把持了两边的教室门，一个女生，无助地退到窗口边。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打头的那个男的，用言语威吓或者欺哄着那位女生，旁边的那群喽啰们，起哄地帮着腔。

社会上常传来这样的新闻，某个漂亮或者出众的女孩子，总能招来追蜂逐蝶的社会青年，要求一起“轧朋友”。工作中的年轻女职员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学校的女生中也不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没办法，漂亮的女孩子永远是星光灿烂的，自带的光芒招来了英雄，也惹来了“臭鼬”。

我们惊住，大家都看明白了，那个被逼到无可退路的女学生，竟然是柯学！

我愣住，心里的惊恐像起了万丈波涛。便听得一声大叫，车子紧急停下，车门打开，几个男的冲出公交车。我转头，看清是杨爱军和那几个狐朋狗友跑下车了。毋庸置疑，他一定也看到了柯学的窘境，心由身发，他叫停公交车，跑到那所省重点去救人了。

……

全文请阅读《长城》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