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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字有多种解释，其中包含着“不取报酬”的意思，可以组很多的词：义渡、义学、义田、义冢、义山、义棺……

重庆南岸海棠溪为川黔古道的重要渡口，往来于重庆城储奇门之间的商旅特别多。但渡口只有八只小木渡船，船主往往又贪载，川江水流湍急，河面宽阔，翻船死人的事时有发生。清道光十四年（1834），巴县东里太和乡绅廖春瀛、廖春溶兄弟俩商量后，又捐钱又捐物，计银一万三千九百五十两，建造木船三十六只，往来于江面，不取过渡人分文。此为“义渡”。创办时，老百姓提议冠以“廖氏义渡”之称，廖氏兄弟坚决不同意，便按地名取“海棠溪义渡”。1941年，现代轮渡兴起，在征得廖氏后辈人同意后，运行了一百零七年的海棠溪义渡才停办。

川江支流沱江东渡，位于内江县城东门外，为明代即有之著名义渡。冬春水枯时，搭设浮桥过河，白天夜晚都可通行；夏秋季水量充沛，江面保持有二十多只木船昼夜摆渡。因极大方便了行人，当地素有“走遍天下路，内江好过渡”之说。

整个川江流域，凡是可设渡船的江河溪流，必有义渡，且数量多于收费的民渡。清咸丰时，开县有义渡二十二处；民国后期，奉节县三十一处渡口中，义渡为二十八处；民国二十一年（1932）时统计，江北县有渡口九十七处，其中义渡六十一处。云阳县民国时义渡更多，全县八十六处渡口，其中义渡为七十八处，占了百分之九十。在川江，“义”字组词最多的，便是“义渡”。

在日常运转中，义渡需要支付船工工钱、花钱维修和新购渡船，不可能长期靠集资、募捐来解决。于是，一种“鸡生蛋”式的“义田”应运而生——我以为，这正是川江字典里“义”字之意的精髓所在。

过去贫困年月里，乡村老百姓家一定要养几只鸡，但绝不会杀来吃。鸡生了蛋，赶场时拿去卖——当然是卖给供销社的收购门市——再买回食盐和煤油。什么都可以缺，病了可以不看医生、不买药吃，唯独不能缺这两样。蛋还可以孵鸡，鸡再生蛋……周而复始。这种“鸡生蛋”的营生，被当时的报纸称为“鸡屁股银行”—— 一只母鸡的年产蛋量可支撑部分日常开销，是农村家庭收入的第三大来源，仅次于集体劳动分配和养生猪出售。

廖氏兄弟捐设的海棠溪义渡，有三分之二的资产为每年可收三百七十五石租的田地。这种田地便被称为“义田”，其地租可变卖成钱银或直接用来支付船工工资及渡船的修理、更新费用。但大多数川江义渡由地方官员、当地乡绅及民众倡议、募捐设置，一般无田地附赠。当事人便将募集到的资金用来购买义田，然后靠收租支付义渡的各项开支。绵阳涪江上的北河义渡，于同治九年（1870）开始募设，先是搭建浮桥过河，后遇诸多不便，决定建造木船渡客，再次募集资金。募得的款项除建造十二只渡船外，其余全部购买义田。民国初年，另外四个义渡并入北河义渡一起管理，共有义田多达八百五十九亩九分。开县至1949年年底，已有义渡一百零四处，渡船一百一十一只，其运转经费全靠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一亩义田义地的佃租解决。

海棠溪渡口及渡桥旧照（图源：《100像：文字与图像间的重庆城（晚清—民国）》）

买田收租、维修更新船只等义渡运转事宜，须长期有人来操作、完成，因此诞生了一种自治管理组织，名“义渡会”，或称“义渡公所”“济渡会”等。有纯民间性质的，有官民合办、官督民办的，也有宗族祠堂、寺庙代管的——这多由义渡大小与设置情况决定。义渡会成员由民众推选，为人正直，热心公益事业的人才能充任。另聘请在当地有较高威望的士绅出任会首一职。成员都是尽义务，不取分文报酬。海棠溪义渡筹办时，县衙委托有名望的乡绅管理捐赠的钱物，派人督造船只，随后成立“海棠溪义渡事务所”，全面管理日常事务。海棠溪义渡在1941年停办时，三百七十五石租的田地及渡口房产、船只等全部移助教养事业，又新成立重庆市廖氏捐助教养事业资产委员会管理。

这种长效运转机制，使川江的“义”字组词源源不绝生存下去。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广西临桂人白容华任开县知县后，自愿捐钱置买义田，每年收租的稻谷贮存在义仓内。同时，他还鼓动、劝说民众捐钱开办义学，首先自捐二十千，临江镇十名乡绅响应，也各捐二十千，然后在临江镇设义学一所。清道光十二年（1832），城口县第八保居民危步德独自捐钱买房十三间，在西门外土城设义学一所——至此，全县已有义学二十五处。

义仓，是为备灾荒设置的民间公益粮仓，无偿救济受灾百姓。前几年，我听奉节县九十高龄的老先生李江摆龙门阵，说民国时有一年，竹园镇红马寨一雷姓人家不幸失火烧光了房子，没吃的不说，细娃又被烧伤，十分悲惨。幸亏其时镇上有个义仓，立刻拨谷几石，帮助雷姓人家渡过了难关——不是灾荒年，义仓也可对突然受灾的乡民实施救助。

义学，系由私人集资或利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费学校，主要招收贫寒人家子弟读书识字，教育程度为小学，大多数只供免费读到初小。我父亲读义学初小结业，凭此基础走上工作岗位后，靠自学当了一个“小官”。相比义渡来说，义学所需开支要少得多。清道光七年（1827），城口县第七保三甲羊耳坝设义学一所，当地居民共同捐钱建起三间木瓦教舍，用钱二百三十八串；又花费一百四十串购买山地四分，每年收租十石苞谷，作为聘请教师的薪金。开支再少，“鸡生蛋”的办法不变，义学才有保障。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万县知县张永辉捐俸禄，在县城西门外官井坡、三正里鞍子坝、市郭里蛤蟆石各置义冢一块，收埋无主的死尸。当时，万县有义冢七处。清咸丰某年，开县临江镇张至胜花钱买了两块地，一块作义冢之用，一块靠收租来施舍棺材。

川江地方志中，记载的“义”字组词很多，仅列举一二，以作范例。

义冢，也称“义山”，为收埋无主尸骸的坟地，遵循逝者必入土为安的习俗而设置。收埋尸骸的同时，还施舍一副棺材，称“义棺”。棺材平时存放在寺庙里，有的也由宗族祠堂保管。贫穷人家死了人买不起棺材的，也可领用。川江水急滩险，意外情形常有，有专门打捞浮尸的官民合办组织，沿岸各地设有多处义山收殓掩埋。

四川郫县官道边的义冢([美]张伯林摄于1909年)

除了义田，前人“鸡生蛋”的办法还有很多。川江支流汤溪河云安义渡，于清道光元年（1821）募捐设置，成立“桥渡公会”管理，冬天搭设浮桥，夏天推船渡人。募得的资金除建造船只外，剩余款项并未拿去购置义田，却买了街房（门面房）十二间，以每年的租金用于义渡开销。云安镇有个大盐厂，居民比县城还多，人气旺，商业气息浓，街房租金高，因此收房租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清道光四年（1824），开县温汤井东河大码头设置义渡一处，由“靖江会”捐盐灶一口，以盐课收入养渡。自古食盐由官府专卖，这义渡的开支显然更有保障。

江北县兴发乡的苏海云个人也办义渡。说起来巧妙：1941年时，他打造了两只小木船，雇请两个船工，一只在温塘河作义渡船，另一只搞短途运输赚钱。不论运输船的收入多少，都归两位船工所有，但每月须向苏海云缴纳两斗大米，不是充入自己腰包，而是用作船只的维修费用——好一个“以船养渡”的办法，适用于乡间溪河小渡。忠县坪山乡龙滩河的义渡更有趣。清光绪年间，该渡由当地江、刘、任三姓宗族捐河地三块设置。推渡的船工，也由这三姓轮流派人充任，三块河地也由船工自种自收。这叫“自给自足”，轮换操作，大家都“活套”。

我在旧档案里看到过如下记载：乡间发生民事纠纷，输理者缴纳的罚金归了义渡会；绝户（孤寡老人）遗留财产，其亲友争执不休，官府也多断予义渡会。民国二十八年（1939），巫溪中梁乡西溪河设置河口、上河口义渡，其资金就来源于一个名叫蒋祖怀的绝户。这里十分偏僻，两个义渡运转四十年后，直至1979年、1982年才分别停办。

一些乡间野渡无义田义地，过渡者基本为两岸人家，生客稀少，往往也不收钱。秋收后或者端午节时，撑船人挑起箩筐或背上背篼，挨家挨户上门收口粮。乡民们凭良心给多给少都行，谷米、杂粮均可。这像是化缘一样的行为，称为“打河粮”。

川江一带，不以“义”字组词然行“不取报酬”之实者，也多——公乐堂、恤孤堂、一钱会、红船局……皆是。

清咸丰时，万县德堡一养济院有三间正屋，一座门楼，由道光时的知县仇如玉捐募设置，并买三正里三甲田地一份，每年收租米一百八十石。养济院本来定额收养孤贫老人四十名，后又多收二十名，每年供米九十石，盐、菜钱九十串，冬天各给棉衣一件。

这些组织不以“义”字称名，“鸡生蛋”的办法却都是一样。

【陶灵，生于1964年，重庆云阳人。建筑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注于川江人文地理写作。在《散文》《天津文学》《广州文艺》《延安文学》发表散文数十篇。出版散文集《川江词典》《川江博物》等作品。曾获奔流文学奖、延安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