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舒军辉，江西余干人。1973年11月出生。广东省作协会员。有作品在《星火》《天津文学》《红豆》《辽河》《大观》《岁月》《四川诗歌》《浙江诗歌》《散文诗世界》《长安文学》等地发表。

一

一九八二年，我在大沙湖上小学，同桌是美仙。学校设在大富村的东南角上，纽带一样的互惠河贴身依偎，互惠河在此收束成纤细的项圈，对岸就是劳改农场的一大队。下课了，我们把尿撒到河里，正在劳作的犯人，虚张声势地吓唬我们，我们不怕，撒得更欢了，一条条细线尿声清脆……知道他们不敢过来，河道这边是禁区，私自过河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们踩着湿滑的河石，大声地冲他们嚷道：“劳改队，劳改队，穿个破蓑衣，着个破褡裢……”

四年级，教我们语文的是李老师，身材颀长，鼻子尖挺像俄罗斯人。他高度近视，课本要拿到鼻子前使劲闻了才看得清楚。但李老师不戴眼镜，他记忆力惊人，每篇课文都装在他脑海里。冬天天还没亮，我们就提着菜罐从家里出发，赶到学校刚好天已大亮，我们的眉毛和头发都蒙了一层白霜，小手小脸冻得通红。我们拿出课本开始早读，李老师从厨房里提来大冲壶，把两个热水瓶灌满，再把多余的热水，倒入搪瓷脸盆开始洗脸。那是刚烧开的滚水，毛巾刚没入盆底，他便伸手去抓，洗脸时他脸上蒸腾着白气。洗完脸，他拿过一把椅子，坐在讲台前，将嶙峋的脚弓浸入沸水。褪色的蓝布袜随意搭在椅背，泛红的脚掌探向搪瓷盆底，白雾立刻攀上裤管。他闭目听我们早读，陶醉于热水烫脚的快感中。读着读着我们思想开起小差，有的惊讶于李老师脚趾头的修长，有的想着外面的小鸟和鸡毛毽子，朗读声渐渐稀疏……突然，李老师半闭的双眼陡然睁开厉声呵斥道：“诶！都吃懵了吧！”声音干脆像榔头砸在钢板上，窗外的麻雀噗地惊起撞碎霜雾，文字便又活过来在教室里四散奔逃。那时我相信李老师一定是练过了洗筋功，可以水火不侵。

李老师授课从来一丝不苟，朗读课文时抑扬顿挫，讲解也是引经据典。公社文教站来检查，学校必安排听他的课，遇到教学交流和观摩那更是李老师担当重任。观摩课上李老师喜欢讲新课，选的内容引人入胜，声音既不夸张浮躁，又不空洞乏味，自有一股暗拨心弦的柔韧之力。李老师批改作文时，喜欢把同学叫到讲桌前，挨个读给他听，写得不好的，作业本会被他扔到屋外。李老师对课堂纪律尤为严苛。一日午后，天色昏暗，靠墙坐的吴发财，扭头与后排的同学低语，被他听见。他烦躁地大步过去，揪住吴发财的头发，摁住脑袋就往木板墙上撞，未料墙上有挂菜罐的小钉子，鲜血咕地冒出来，洇湿头皮。有人惊叫，流血了……李老师闻听一怔，刚回到讲台的身子又转了回来，动作明显有些慌张，但他只是抚过吴发财的头，摸了一下，有点歉意地问了一句：“没事吧？”好险钉子头不是太尖，最后也没有搞点药来给吴发财抹上。当吴发财的血珠渗进杉木纹路时，李老师的瞳孔有刹那失焦，旋即又恢复成绷紧的琴弦，那年月教师的威严，是必须用戒尺打磨的。吴发财的数学很好，有几次上课，隔着杉木壁板，隔壁五年级的数学老师，在提问一道数学题，吴发财在我们教室脱口说出了答案。

很快我们升上了五年级，面临着毕业。课程紧了，主课老师抓紧一切时间给我们补课，还总是上连课。（就是一节课结束后，中间不休息接着继续上课）屎多尿多的我们，两节课下来憋得难受。那天，又是李老师的课，吴发财早上喝多了稀饭，第一节课结束就想尿了，可有了上次被撞头的经历，他在课中不敢举手请假，一直憋到第二节下课铃响，李老师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最后又拖了五分钟后，终于下课了。我们迅速跑去小便池，占领制高点，一挺挺小机枪冒着白烟向着小便池一阵狂扫。我们都快尿完了，吴发财还在旁边磨磨叽叽，看他脸上痛苦的表情，在稀饭与恐惧的双重压迫下，那个淡青色的囊状物已突破肌理防线，还是张凯眼尖大声叫道：“啧也，吴发财的尿泡仂胀出来了……”果真，大家惊骇地发现吴发财的尿泡竟然从大腿根的边侧跑了出来，胀得比大人的拳头还大，尿泡上红色的血管，绷得铁紧清晰可辨，我们都吓得不知所措，所有见证者都记住了膀胱的忍耐极限。上课铃再次响起时，吴发财终于痛苦又缓慢地尿出了一条细线……当细如蛛丝的尿线终于坠落便池时，早春的樟树籽正噼啪砸在石阶上。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童年并非全然无忧。那种在权威面前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不敢表达的恐惧，像一根无形的针，比墙上的钉子更早地扎进了我们心里。即便到了高中，每当我在课堂上感到内急，吴发财那涨得发亮的淡青色尿泡，总会在我眼前幽灵般一闪而过。那种源于身体本能的恐惧，成了我整个学生时代最隐秘的胎记。

二

吴老师是新分来的师范毕业生，高高瘦瘦，皮肤白净，不像农村人，在古代就是典型的秀才，酷爱写毛笔字。

他有时会拿粉笔或者木棍在学校门前的土操场上写，写到哪我们就跟着看到哪。更多的是拿报纸临着帖，那标准的颜体楷字散发着好闻的墨香。吴老师从不用小店买的墨汁，都是用墨条在砚盘上慢慢地磨，写好了就到操场前面的小鱼塘里洗笔。每次都是很仔细地洗，他先把毛笔先放在水里划一划，涮去大部分的墨，而藏在笔肚里漂不净的墨，他竟然把笔尖含进嘴里一点一点地吸，边洗边吸。慢慢地，他的青衫也仿佛沾着墨韵，洗笔塘渐成墨池。

当松烟墨在端砚上细磨三匝，他的师范生恋人也踏着单车铃声而来。每次我们都好奇地看他们晚饭后在稻田里散步，我们像群雏鸭，远远跟着他们在田垄移动的剪影，吴师母月白衬衫的衣角翻飞时，整片稻田都成了摇曳的宣纸。那时我就暗想，长大后我也一定要这样，和心爱的清新又脱俗的女孩，在秋日的田畈上在落日的余晖中漫步，让小鸟儿听我们私语，蜻蜓在身边飞来飞去，这画面催生了我最早的审美觉醒——后来听说他们结婚了。

不知为何在彼时的放学路上，就有了黄段子，既神秘又吸引，我们总是跟在高年级的同学后面听得津津有味。记不起具体的故事情节，只是通过那些段子进行懵懂的性启蒙，脑海里一直被误导：女性的性器官也是和男生的小鸡鸡长得差不多一样的，是一个较长的略粗的长在外面的管状的东西，只是她们的口径更粗些中间的管子更大些，可以容得下男孩的小鸡鸡。直到二十多岁后，有次我做着春梦，梦里的那个姐姐都还拿她的粗粗的管子追着来套我的小弟弟。真是荒诞至极，醒来都不禁羞愧。

鄱阳湖退水后围湖造田的湖区，改造后每个湖区都有万顷良田，中间修了笔直的公路，可以过拖拉机，路边是长长的排水沟，可以划小船，四通八达，我们住的小村沿着互惠河零散分布。

那天是周六，放学，吴老师和我们一起走过平桥。我们几个往左拐，吴老师继续前行回他住的汤村。看着吴老师渐行渐远了，有同学开始八卦起来：“诶，听说吴老师的老婆和他结婚一年多了，还没有给他生崽，又听说最近好像生了。”我说：“那可是好事呀，吴老师岂不乐死。”有同学又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生了？”我说：“那我们就问问吧。”于是，我们用双手在嘴边做括号冲刚走不远的吴老师大声喊起来：“吴老师，吴老师，你老婆是不是给你生崽了？你老婆是不是给你生崽了？”开始吴老师见我们冲他喊话就停了下来，他侧着耳朵仔细听，我们又喊了几遍，终于听明白了。这下不得了，他竟然往回走了，我们见状赶紧往家的方向跑。跑了一会儿转身回看，吴老师没有追过来，看来他只是吓唬吓唬我们，又折回去了。我们胆子大了起来，异口同声大喊：“吴老师，吴老师，你老婆是不是给你生崽了？你老婆是不是给你生崽了？”吴老师没想到我们如此可恨，这次毅然决然掉转脚步飞快地冲我们这边追了过来。

我们都愣住了，没想到他会真的追过来，一直傻傻地杵在那。直到吴老师气势汹汹地冲至我们身边：“刚才谁喊的？”见我们都不语，转而指着我的鼻子问：“是不是你？”我张着嘴呆在那半晌回不出话来。吴老师应该早就看清是我喊得最大声，他再次目光如刀厉声问道：“是不是你？”同时毫不客气地挥手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只听“咣”的一声，打得我捂着头直接蹲了下去，耳朵嗡嗡嗡乱响。吴老师随即扬长而去，剩我一个人在风中凌乱，另外几个同学都撒丫子跑了。真没想到，平时温良谦让的吴老师会如此暴怒。那个泄露生育隐私的秋暮，吴老师追打我们的身影被夕阳浇筑成记忆石像。

三

初中生了，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奇，老师上课的普通话也标准了很多。不像小学里段老师教我们读：麦，麦，麦子的妹，妹子的麦，最后不知到底是：麦子的妹还是妹子的麦。

特别是早上还跑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兴奋。一觉醒来，我从上铺一骨碌爬了起来，铁架床‘咯吱’一响，整间宿舍都跟着乱颤。我摸黑去扯邻床的蚊帐：“起来起来，天光了，天光了，去跑步了。”旁边的几个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后，全宿舍的也都起来了，过走廊时惊动了其他的几个宿舍，他们也跟着起来了，队伍一下拉得很长。到了操场，外面还看不太清，我们嗵嗵嗵地沿着土操场跑了起来，一个圈两个圈后，雾竟然越来越浓，没有向着天光大亮的情形发展，人却越来越看不清了。

突然副校长从雾里钻出来，像阎王殿的黑无常，冲我们厉声呵斥道：“你们在干什么？才4点不到跑什么步，存心是不要大家睡了，谁带的头？”一查当然是我，他拎我衣领时，露水正顺着他的中山装滴进我脖子里，我被勒令搬出宿舍。

父亲只得帮我在附近村里找人家寄宿，驼子叔家就在学校附近，他的小儿子健也是我的同学。我在家带了一床花土布被，盖在上面，驼子叔家出一床垫被，我和健一起睡。他家有三间房，房间还不算紧张，驼子叔和婶睡一间，健和他姐芳各睡一间，芳大健两岁。

那晚邻村放电影，吃完饭我就跟驼子婶说去邻村看电影，等我看完两场电影摸着黑回来，门是虚掩的，驼子婶给我留着门，房间的灯一拉没拉着，原来停电了。这时，驼子婶听到动静，在她屋喊我：“军，你回来啦，停电了，芳也在你房里睡，死妮子，现在都困着了，你就跟健困一头。”

啊！

我回了一声：“哦！”这个哦字，声音小得我自己都没听到！没有电，又没火柴，床上的两个人都睡着了。我只好走到这边床头摸一下，这边的头发比较长，又走到另外一头摸一下，另外一边的头发也比较长，我的天哪！到底哪个是哪个呀！黑咕隆咚的夜，连气味都溺死在墨团般的黑暗里，最后没法，我又轻轻地摸了一遍，这次估摸着一个头发稍短的，打开被子我又惊又怕地蜷了一晚……后来我不知怎样睡着了，醒来天已大亮，床上既没有我同学健也没有她姐芳。他们早起来干活去了！

初一上学期期末考试在硕大的操场上进行，课桌与课桌离得老远，想要照抄根本不可能。数学是我最怵的一门，这时我发现分给我的课桌上有一条蛮大的裂缝，鬼使神差地考试前我在抽屉里放了一本数学书，把印有公式的一页摊开对准那条裂缝，以解燃眉之急！

考试开始了，没一会儿我就遇到一个难题，想对证一下此处应用的公式，可能是神情太过紧张，还没等我的眼睛通过缝隙跟数学书对上焦，就被监考老师发现了！老师说：“你那里藏了什么？拿出来！”我没动，僵在那。老师一把把我扯开，人赃俱获！老师气极：“你起来，刚开始考试，你就作弊！这场你不要考了。”裂缝里的数学书摊开在勾股定理页，监考老师一脚踩上去时，我听见毕达哥拉斯的叹息。

老师说完抽起我的长凳，摆到操场第一排课桌前，指着长凳说：“来，你站上去，面对着大家，帮我监考，让大家好好看看你，你是多么的光荣！” 操场上空阳光猛烈，我一阵眩晕，差点倒下！无奈只有站上长凳，我无地自容，脸不知往哪里撇！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让我回家，让我回家，我再也不读这个破学校了，再也不读这个破学校了……

那次我的语文考了第一名，数学当然是零分了。下学期我就转学了。  

四

转学到了二十里外的城郊中学，我土包子一个，不会骑自行车，每次上下学都由同校上初二的小姑带着，这样从家到学校或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总可以看到蠢蠢的一大个儿，笨笨地坐在女生的后座上，真是脸上无光啊！(小姑比我大一岁）。于是周日我发奋在院子里狠狠地同老爸的二八大杠摔了几跤，终于可以歪歪扭扭上路了！但周一去学校，还得由小姑骑行，到校后车钥匙由小姑保管着。

那天下午，上完最后一节体育课后，我心里长了草似的，特别想骑车去兜风，我跑到小姑那要来车钥匙，告诉她我会骑了，你放心！

我把链条锁打开，卡在车龙头和闸条中间，推出校门，上得路去。还好，没问题！不过如此嘛！骑车是如此简单！做什么事就怕认真嘛！速度让人如此的惬意，秋风吹着我的白衬衣呼呼作响，我甚至还哼起了小曲……

咦！我怎么突然感觉这车速越来越快呀！原来前面是一段长长的下坡路，不行，慢点、慢点，稳住、稳住，对了，抓刹车呀！诶！我抓了呀！坏了，链条锁卡在龙头和车闸条中间，刹车失灵了……

这时前面一挽着篮子上街回来的妇女眼瞧着我就要撞上她，赶紧左闪右躲，但还是迟了，只听见“砰”的一声，凤凰大车的前轮不偏不倚直奔大婶的裆下而去，把大婶顶起半个身位，大婶的蓝色毛料裤裆部被车前轮蹭满了黄泥巴，她那两只大腿仍死死地夹住我那前大轮，两只虎掌紧紧钳住车龙头，冲我怒目相向。车轮撞进她胯下的刹那，我分明听见裤料撕裂声还混着小鸡仔的惊叫——大婶两腿夹住车轮的样子，活像年画里骑鲤鱼的送子观音。

奇怪车子当时竟然没有倒地！难道大婶有功夫？

转眼又是一个学期，春天到了。我们十几岁的年纪，身体遇风就长。男同学们的眉眼间虽还有些稚气，青春的荷尔蒙却让它变得开始乌黑英挺。特别是女同学，原先旺仔小馒头似的胸脯，风一吹就高了些，风一吹就高了些，扎都扎不住了。

那时同年级的班上还有几个外地的同学，包括一个来自鹰潭的女孩。她身材小巧普通话讲得悦耳动听，叮叮咚咚如银铃般清脆。

中午放学后，我想去奶奶家吃饭。食堂的饭总是让人想起鲁迅先生在仙台学医时喝芋埂汤的感觉。学校离县城还有几公里的路程，马路两旁都是绿色的水田。

突然前面一位女同学冲我挥手，原来是那个鹰潭女孩小玲，奇怪她今天没有骑她那漂亮的凤凰26女车。

“嗳，带我一下好吗？”她说。

“啊！”我愣在那几秒。

她莞尔一笑，头一歪：“能带我一下吗？”

我才回过神，这幸福来得太突然，我慌得不知所措！

“好啊！你上来吧。”

我左脚支地，右脚踩在车蹬上，把车打斜请她上后座。

“嗳，我不要坐后面，我要坐前面。”小玲笑着说道。

“啊！”

在我愣神时她巧妙地钻过我的手，利索地抓住车龙头轻轻一跃便坐在了我的车前杠上。

“走吧，她命令道。”

“这可以吗？”我懵逼得不知所以，轻声道。

“可以！”她调皮地回答：“出发，驾！”

我也只好遵命，开始起程。微风不时撩起她的发梢，不经意地抚弄着我下巴，我只感到鼻尖痒飕飕麻酥酥的，还是那调皮的微风，又送来了她头发里的芳香……车杠突然变得像烧红的铁条，那芳香像是掺了蜜的砒霜，我的两只手臂却坚持不动声色，努力地保持车的平衡。后来我知道那是某个牌子的洗发水的味道，以前我哪用过洗发水呀！每次洗澡只是打点香皂胡乱搓揉几下头皮了事。打那以后我一直喜欢用那个牌子的洗发水，不管去多么高级的发廊，我都要选择那个牌子，遇到他们店里没有，我宁愿换一家。

那个远远看见我，就盈盈一笑的女孩，不知现在过得怎么样。

五

寄宿的人家，男主是个大腹便便的屠夫，老婆给她生了七个女儿，他日夜努力可藤上结的瓜都是雌的。他家离学校近，寄宿生把他家一楼住得满满的，他们一家住二楼。我们晚自习回来，在井里打水，冲完凉，吹灭蜡烛，世界瞬间陷入一片黑暗。没一会儿，屠夫趿着拖鞋准时走到寂静的阳台，掏出家伙冲着一楼空地撒出一泡长长的尿，尿声清脆打在泥地上噼里叭啦甚是酣畅。

这时睡在房间最好位置的占茂才像个教主般开腔了：“他妈的，马屠夫和他老婆又干了一炮”。我们一听顿时来劲了，睡意全无，本宿舍的保留节目《超级夜话》才正式开场……茂才这家伙上初三，啥都懂，他留大背头，穿花衬衫喇叭裤，着高跟鞋，还是个鬼才，会跳迪斯科。有时随意地一颠一翘一扭，引得女英文老师都忍不住同他对舞起来。

关于女人，我们多为意淫，毛都没有长齐，没胆去进行一个实质性的行动。顶多在星期六回家的路上，见前后无人，便各自冲着稻田大喊着：“**，我喜欢你，***我爱你！”稻穗被喊声惊得簌簌发抖，稗草却在裤裆里疯长。我们的情话比农药还毒，吓得青蛙都不敢在夜里叫春。可惜我们不是冲着山谷叫，没有电影里的那种：“我也爱你～爱你～你，你，你……”的回声，只有禾田里的几个稻草人似懂非懂地点头。

那时校园里流行的时尚是漂亮的自行车和正宗的军装，永久或凤凰自行车发出清脆的转铃声和穿着一套军装在腰间扎一根的武装带是最流行的流行元素。

初三时，我换了一家人家寄宿。这时房东的二儿子阿武退伍回家了。他带回的东西让我痴迷：一枚“中国大学生”校徽，学生军训时所赠，还有支装了瞄准镜的气枪。套了几天近乎，他允许我拿起枪，瞄来试试，我把眼睛贴紧瞄准镜往前一看，却是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阿武哥夺过枪像训新兵一样训我：“小子也，我教你这样用。”我按照他教的方法，终于看清楚了，原来用瞄准镜时眼睛不能离得太近，我瞄准屋角的电线，击发出去，电线应声而断。“我靠，你小子有天赋！” 前陆军班长拍腿叫绝：“改天跟我去打鸟去。”好也，我兴奋得要死！

盼着这天，日子飞逝。周二下午，在家等安置的陆军班长饮尽怀中酒，大手一挥：“走”。华林岗乡后面有个小村叫赵家，那里有一小片杉树林，树冠蔽日，光柱斜穿，氤氲着迷幻。  

“哪有鸟？”我问。

“嘘，有好多。”

“有好多？”

我怎么一只也没看到呀！我还没呀完，“噗”一只白色的干鹭已经掉下来了！二十多只干鹭落地后，我才渐辨鸟踪。气枪瞄准镜里的杉树林，是阿武哥永不退役的战场。我只负责在树林里来回穿梭捡鸟，水杉树下什么都不生，穿行很方便。只可惜打到五十多只后，鸟儿都惊了。只恨树林子太小，手里的袋子却是沉甸甸的，子弹还剩很多。

夕阳西下，我们载鸟归程。鸟袋在车头晃荡，阿武哥肩上扛着枪，嘴里叼着烟，头顶草帽像极了荒漠镖客。途经校门恰逢放学，撞见二班那鹰潭女孩，她冲我愣了一下。上课？我咋就忘了还要上课呢！

由于旷课出去打鸟，我被勒令退学。父亲从家里赶来，班主任叫他领我回去，父亲转身冲我就是一耳光。蒲扇般的巴掌挟着泥腥气，将我右耳的蝉鸣差点扇成永久性耳鸣。打完他赶紧跑去路边买了两斤猪肉一斤冰糖，跟着进了班主任家，赔了十二万分的小心，总算让我留校察看。

六

高一，在学校旁边出租包饭的人家，老板娘一头大卷发，镶了一颗大金牙，整天叼着烟卷，她卷发里的烟油味总混着炒腊肉的焦香，金牙在阴影里泛着腌菜坛子的釉光。如果能记得起香港电影《功夫》里的包租婆，她的形象就是包租婆的江西版。她养了四个女儿，个个落了俗套地如花似玉，老大老二早已出嫁，老三也已领了男友回家。只剩下小名叫毛毛的老四，上到初二便辍学了，在家帮忙。

豆腐店里如果有美女掌柜，我们一般都叫她豆腐西施，但用豆腐西施来形容毛毛显然不恰当，她看上去没有那个羸弱。那，红烧肉，不，不，不，红烧肉虽然好吃，她也确实健康丰满，可用来形容美女也太不恰当。那就：蜜桃，对！蜜桃成熟时，就是那个样子！干活时的她后颈渗出的汗珠像新晒的冻米糖，围裙下的小腿肚比刚起锅的灯盏糕还要鼓胀，最要命的是，弯腰打饭时，的确良衬衫里晃荡的蜜桃香能让整条街的男崽喉咙发紧。

我见过她辍学前的样子，挎一个军用书包，辫子从后颈绕到胸前，斜系着的白纱巾随意地散落在酥胸上，好看的衣领里仿佛有樟脑丸的气味从衣领逸出，和晒场的稻谷香撕扯在一起。衬衣下摆在风里扑棱，像只被钉在竹竿上的白鹭，每道褶皱都好看得在喊疼。

我喜欢毛毛，更喜欢她读书时的样子，总是为她感到遗憾。便总是借机亲近，她也总是微笑相对，就差当面表白了，终少了半点勇气。于是，我想搞迂回战术，我请她帮我洗衣服来试探，她含笑拒绝。我厚着脸皮央了几次，她终于叫我把衣服拿来。我心中窃喜，却只敢拿了衬衣和长裤，不敢拿内衣。

一般上午到第四节课时早已饥肠辘辘，便偷偷地从教室后门溜了出来，我很少上第四节课，强烈认为课时安排不合理。照例向包租婆要了份肉饼汤，小份的辣椒炒蛋，端坐在门口的小桌上开吃。抬眼发现我的衣服已洗好，晾在院前的竹竿上，风温柔地吹拂着我的白衬衣。

一会儿，下课铃响，在这里包吃的同学们陆续来了。我发现人群中来了位新人，我知道他是街上人（县城的），和我同级不同班，是被他的同学邀请来的。他个子虽然不高，打扮却很利落，皮肤也白，很有精气神的那种。我发现他一进到门里，正在打菜打饭的毛毛抬头看到他，脸竟然一下子红了，脸上毛茸茸的小细汗毛好像要竖起来，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和惊喜！我心想，坏了，她心里小鹿儿正乱撞着呢！

原来毛毛喜欢这类型的！

苦呀！肉饼汤顿时没有了半点滋味。暮春的穿堂风突然发了癫，把我的衬衣吹成了投降的白旗。后来我在深圳会所见过更白的胸，却再没见过谁把白纱系得像她那样美，也再没哪件白衬衣，能像那天在院里晾着的那件，灌满了整个青春的怅惘与清风。

七

我和徐伟玩得最好，下课了总是在走廊上勾肩搭背着从这班逛到那班，班上胖胖的李玉娇，老是穿一件警服文文静静。徐伟也有警服，就我没有，我故意接近李玉娇，叫她娇娇，她很受用，没多久，就把他老爸压箱底的一套警服偷拿了给我，我穿上有点大，把裤腿卷起来也挺酷的。

我想写信给毛毛，却不知怎么写。刚好徐伟拿了一沓信纸给我，他爸在县农工部。我想了几天，觉得写什么都不好，最后我笨拙地抄了一首诗，是霍朗的《他问你》

一个年轻的姑娘问你：什么是诗？

你想对她说：诗，也可以说是你

哦，是的，也可以说是你

心中又是慌乱又是惊喜

……

信写好了，不敢送去给毛毛。心生一计，先塞给班上的学习委员，她也是我初中同学，看看她读了这信的反应。没有署名，周六趁着人少，塞进了她的书包，她书包里还有半包饼干，是我喜欢的葱香饼。

每次都是周六回家，周日下午返校。

家到县城不通班车，只有私营的三轮车，司机胯下有一拖拉机头，后斗支两块木板当座，车厢四角撑有钢筋搭着雨篷，跟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敞篷车一样，开动起来，哐哐作响，拖拉机头喘得像矽肺病人，雨篷在风里打摆。

周日回校，敞篷车上仅六个人。一对年轻的夫妻和旁边的大娘聊得热乎，这对夫妇刚建好了一幢新楼房，还装修得漂亮。一路上大伙儿说着话，聊着天，县城很快就到了，都各自下车。

我在上关北门口下车，为抄近道穿县城后山小路去下关二中。未走多远，车上那对夫妻竟气喘吁吁追来拦路：

“喂，你这个崽里，是不是拿了我的包，我的手袋？”

我赶紧说：“没有呀！”

原来他们下车时，那女的手袋突然不见了，听人分析，赶到这里来堵我，我满脸无辜地否认。他们见来硬的不行，开始来软的，还说不给她们拿出来，报公安局什么的，又说只要我把包拿出来，里面的钱都归我，而他们只要包里整套房的钥匙。这真是祸从天降，却百口莫辩。

他们却问：“不是你拿的，为何走小路。”

我答：“去学校近些。”

“那你是哪个学校的？”

“我是二中的。”

“那好！找你们老师对质。”

没办法，我只好同意，希望老师能证明我的清白。

他们跟我来到学校，学校没人，都放假了，老师不在。只好去班主任家，好在班主任黄老师家就在学校附近马路边上。敲门说明来意，老师没有让我们进门，在我满含期待的眼光中，黄老师冷冷地说了一句：“现在放假了，这样的情况我管不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一下如坠冰窟，沮丧到了极点！这种情形下，那对夫妇更相信我是个不良少年了，也怪我那天穿了花格子衬衫，破洞牛仔。自觉时髦，他人眼里就是流气的阿飞。

“那没办法，我只有带你去派出所了。”那对夫妇说。

“去就去，谁怕谁！”我愤怒到极点，如果可以咬人，我一定会扑上去咬上一口，至此却只能兀自把一对牛眼瞪到充血。

在县城街心的十字路口，离派出所越来越近了，我忽生怯意，万一去派出所被冤枉了怎么办？猛然想到父亲的战友史叔叔在公安局当科长，还是去公安局吧，或许史叔叔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麻烦，小时候他来我家还让我摸过他的手枪呢！

于是，我提议：“我们干脆去公安局吧，更能说清楚”。他们当然巴不得。进到公安局，有个高大帅气的民警接待了我们，他轻描淡写地问了一下情况，就让我一个人单独和他做了笔录。他态度很好，简直是和蔼可亲。他问了我的家庭地址，父母和学校情况，事件始末，再叫我在笔录上签了名。把我们三个叫到一起，对那对夫妇正色道：“这事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你们可以怀疑但不得诬陷，更不能为难人家小孩，你们都走吧，调查有结果会通知你们。”

总算松了一口气。

周一刚到教室，徐伟就把书包砸过来，好在我闪得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徐伟乌着脸指责我：“你他妈的写情书给女生，拉上我干嘛？”我还是一脸蒙，他把我抄给学习委员的情书哗地甩过来：“这不是你写的吗？”我一看真是：“只是这怎么到你手里了”。“你仔细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我仍是不解。徐伟咬牙：“学习委员把这信交给了老黄，老黄看信上印的县农工部的笺头找到我家，害我冤枉被揍了一顿。”

“啊！那真是不好意思。”我惶然作揖：“那你招了我没？”

“你想我会吗？”

“算你小子够义气。谁叫你老爸当个什么破官，老黄要拍你爸的马屁，他不是早就看我和你玩在一起不顺眼吗，说我耽误你学习。”

八

徐伟数学好，高二分科他留在了理科四班，我把桌子搬去了文科一班。一起搬去文科班的还有叶友红，汤建华，徐明华，洪美芳，张莉等。没等我们在文科班兴奋过来，美芳便过来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听说老黄等我们走后，在班会上说，终于走了几个害群之马，他们班现在是个纯洁的集体……我们闻听都备受打击，沮丧地想，怎么这样。

人生浅薄而又狭窄，天地却由此宽广起来。

语文老师刚从师范毕业，戴眼镜穿运动套装气质儒雅。他上课的时候，总能在同一题目上拓展多种思路，让我们把知识点串联起来，对知识脉络的梳理相当清晰。讲课时经常金句频出，文学史料信口拈来；常组织我们针对课文分角色朗读，引导我们揣摩人物性格；讲授历史典籍，剖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尔扎克；带我们读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在易老师的吟诵中，我们初尝词间血泪，字字锥心。他将凄楚痴情演绎入骨，世人皆咏此词，独高中课堂那次烙入我心。他教我们唱加拿大民歌《红河谷》，我莫名地感到那首歌的浪漫情怀，他还带我们去体校踢足球，秋游。他的教学方法与乡村教师的粗暴形成鲜明对比，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教育可以是唤醒而非驯服。

易老师在我作文本上的评语总是洋洋洒洒数段，有时字数堪比正文。发下来让我感动之余，有时也偶惑其意。

其时，我已经悄悄读完了《大学语文》。一日课前，老师唤我出来，径直带我至他宿舍：“今后上我的课，你就在此读这些书”。并随手帮我选好十余本码在桌前，再带上门，留我一人怔立房中。

老师那斗室仅容一桌和一窄床，还有几只皮箱，其余俱是书，架上地下堆满文学名著。面对这天降宝藏，我欣喜若狂。记得读得最勤的是纳博科夫，他有本的《洛丽塔》神秘摄魂。我深知此幸非人人可有，无论懂否，在那每天仅有的四十五分钟里，必如饥似渴沉潜其中。

校内渐涌“易老师效应”，我们心藏一种躁动和渴望。不久就风闻老师被校长叫去谈话：“不要把学生的心带乱了，要让同学们把精力放在学习上！”足球不让踢了，春秋游不让去了。晚自习后，我们点着蜡烛不走，好似一种无声的宣言。张莉领我们用粤语反复低唱《万水千山总是情》。

易老师终是离去，先往报社，后赴北京。多年后的某个黄昏，我翻开一本旧书，里面飘出一张泛黄的信笺。上面是易老师熟悉的字迹：

“语言抵达之处，恰是沉默开始的地方。”

我忽然明白，有些教导，需要一生的时间才能听懂。而那些没说出口的，往往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