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电钻声里的时光流转

这几年来，我被一种巨大的、说不清的不安所笼罩，但落实到具体的日常，我的生活和以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依然紧凑而忙碌，甚至说得上丰富。与日常忙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不能否认，那种无以排遣的不安情绪，总是会频率越来越高地在某个瞬间将人攫住。那么，我的不安又到底来自哪里呢？

此刻，敲门声响起。预约好的橱柜师傅拉着重重的拖车，经过复杂的折腾后，终于来到了我家。师傅戴着口罩，看起来应该是三十五岁左右，他没有多说一句话，将石材摆放好后，就开始工作。

锐利的电钻声升起，熟悉而久违。这让我突然回到了二十一年前的暑假，是的，我如此靠近一个声音，确实是在二十一年前，嘈杂中内心立即归于宁静，我仿佛回到了2003年的夏季，回到了还在求学阶段，独自一人在中山大学广寒宫318室写作《细节》的场景。我记得那年暑假，因为宿舍楼大部分住的都是毕业生，学校决定装修房子，我刚开始进入写作状态，一支装修队就来到了三楼，开始了持续将近一个月的翻新工作，我也由此近距离地与一群装修工人相处了一个月。我还记得为此写了《当下》一文，文中的第一句话如下：“多年以后，我还能够记起今天吗？记起此时此刻——公元2003年8月1日（星期五）15:54，这个在人的一生中平淡无奇但不可或缺的时刻吗？”我从来没有想到2024年11月28日，像是一场漫长的回应，我真的记起了“今天”。

仔细回忆，对于相处了将近一个月的装修队，印象深刻的有两点：

第一点印象是装修队里的成员都特别年轻，除了领头的队长稍稍年长，但也不会超过三十岁，其他工人的年龄应该在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很明显，这群来自乡村不同角落的面孔，有可能刚刚离开校园没多久，有可能刚刚办理好身份证，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找活干。他们的眼神充满了对大学校园的好奇，对于仅仅一街之隔的新港新路的繁忙和喧嚣，这也许是他们对广州的最初印象。我叔叔的两个儿子，我姑姑的两个儿子，还有我满舅家的独子，在离开家乡南下广州时，都曾拥有这样朝气和神情。我突然想起，遥远家乡那群年轻人在离开校园走向社会时，南下几乎是他们毫不犹豫的选择，就如身边这群装修工人。当然，与年轻相关的还有他们的朝气，身边那群我叫不出一个名字的年轻人，脸上始终有灿烂的笑容，他们的生活肯定说不上有多好，但脸上的笑容却让我印象深刻。我突然想起，在堂弟最落魄、最让全家人操心的日子里，我们内心始终没有过绝望，唯一的心愿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能够真正立足社会，在适合的年龄成家立业。

第二点印象是他们特别喜欢音乐。念博士期间，我去天河城买了一台组装电脑，除了方便写论文，主要用来看电影和听歌。开学期间，我不敢在宿舍大声播放歌曲，但暑假期间偌大的宿舍三楼只有我一人，为了掩盖当时此起彼伏的电钻声，我几乎用到了最大的音量。2003年刀郎横空出世，他戴着棒球帽的模样透着那代人独有的精气神，我反反复复地播放着他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艾里甫与赛乃姆》《冲动的惩罚》《情人》《新阿瓦尔古丽》《雨中飘荡的回忆》《祝酒歌》《新疆好》。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对电影和音乐的享用，校园网络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显然，我身边的装修工人比我更喜欢刀郎的歌，他们在走廊晃来晃去，不时跟着吼几句歌词。那个时候，刀郎是真正的流行音乐的符号，他年轻，我也年轻，我身边的装修工人更年轻，朝气蓬勃的气息在任何群体身上都掩饰不住，每个人的生活可能都不圆满，但日常中最不缺的就是活力和音乐。

2003年暑假，我来到广州不满一年。第一次去深圳，目睹广深高速的车流，我第一次理解了“滚滚向前”的含义。每天晚上，我对面硕士生的宿舍，姑娘们穿着吊带裙，在宿舍和水房之间穿来穿去，大声讨论着用Google搜索得到的最新信息，拿到手软的offer，让她们焦虑得不知如何做出选择。当年的腾讯还停留在电脑右下角两个跳动的企鹅阶段，社交的模式还停留在用QQ添加好友的阶段。我还记得一个师妹在我宿舍讨论木子李的事情，讨论她剃个光头从中大南门走到北门。

今天，2024年11月的今天，刀郎归来，青葱的面庞早已沧桑，爱情的吟唱变成了《罗刹海市》《花妖》的旋律，再也没有什么比刀郎的变化更能折射时代的转身。二十一年来，世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突然想起自己在《细节》中的矫情：“我渴望活在一个可以尽情挥洒生命的时代。我渴望出生入死、渴望马背上的赫赫战功，渴望苍山斜阳中灿烂生命划出的耀眼轨迹，渴望目前阴柔而又缺乏诗意的时代能多一点阳刚和浪漫。我渴望的狂热与现实的平淡构成了极大的反差，我不得不在最平庸的学生时代度过我最美好的花样年华。”人到中年，这些让人羞愧和脸红的句子，让我知道年轻时的矫情有多宝贵，让我知道那个“阴柔而又缺乏诗意的时代”，其实并不会地久天长，很多年轻时候认为“理想当然”的事情，其实并不理想当然，拉长时光才能真正理解“人生如梦”那直白字眼背后的苍茫。

赶在饭点，电钻声终于停止。橱柜没有安装好，我们无法做饭，只得点外卖，顺便也给师傅点了一份。他坚持将一扇门装好后，我们便开始了午餐。聚餐果然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一个上午的忙碌中，我们没有机会说一句话，吃饭时才发现师傅是一个健谈的人。他来自广西百色，初一时辍学，在家和父母干了两年活以后，来到了广东。“做过好多事，在工厂待过，在夜宵摊待过，在采石场待过，在工厂待不长，总是干几个月就走。”十几年前，师傅开始跟人学习安装橱柜，从此稳定下来，从他独自帮我家安装橱柜可以看出，他的技术已经非常熟练。师傅出生于1987年，和我的小堂弟差不多，有意思的是，他的人生轨迹几乎和我的小堂弟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小堂弟在广州待了将近十五年以后，早已回到家乡，在亲人的帮助下，跟随舅舅学习安装橱柜，总算安定下来。而师傅依然留在广州，年迈的父母是他最大的牵挂，高铁的便捷倒是解除了他不少后顾之忧。

师傅忍不住谈起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停感慨：“学会装橱柜后，以前特别忙，尤其是下半年，在广州根本忙不过来。”而今年下半年，他直言：“干一天活，歇几天，比以前差了很多，甚至比疫情期间都差。”他还讲起海珠区一个高档小区的业主，橱柜漏水后，他只是修了一截橱柜，“要是放在以前，肯定是拆了重做”。师傅提到自己有一个远房兄长在广州跑出租，“生意也不好做”，有时为了抢单，就在车上睡觉，吃饭的时候，如果有单来，扒两口就赶快去接单，“有时一天跑十六个小时，算起来一个月也不过四五千元，平台扣得也多”。很明显，失速的经济波及了师傅从事的装修行业，尤其是广州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更是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存。失速的经济同样波及了他的远房兄长，满街的出租车越来越挤，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收入越来越低早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我突然想到，根据年龄推算，二十一年前在我身边装修的年轻人，和今天叼着烟给我装橱柜的师傅，恰好是真正的同龄人，我不过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和他们遇见。

2005年，我博士毕业以后，进一所二本院校任教。无数的年轻人如流水般从我身边经过，他们的命运轨迹，给了我观察时代变迁的切口。我突然发现，多年来，年轻人的出路，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社会给他们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始终是萦绕我心头最为重要的问题。和对我身边的亲人的注视一样，我的学生，归根结底都将汇入社会的洪流，变成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终究都要在社会的洗刷中，确立自己劳动者的位置，变成这个社会虽然不起眼但却不能忽视的一部分。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是我确立对世界安全感边界的来源。尽管在这种观照中，更多时候，我锚定的坐标可能是我自己。

和师傅对现实的感知一样，我身边的那群年轻人，无论从现实的接触还是社交媒体的倾诉中，我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和沉默。二十多年前，我身边那群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装修工人呢，他们满脸朝气地南下广东，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二十多年后，我身边那群拥有大学文凭的年轻人，脸上却没有了青春的气息，我想，这是我心头笼罩不安的原因。

世间所有的人都彼此关联

在非虚构写作以前，我曾在论文营构的间隙，长期涂鸦随笔。这种隐秘的写作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我排解个人困惑、对冲学术名义掩饰下心灵郁结状态的重要方式，当然也成为我保全生活缝隙、保全情感充沛和保全生命活力的可靠屏障。以时光为尺度，这些断断续续的文字，其实一直在丈量两件事情：一件是我的命运变迁，另一件是身边人的命运变迁。

但我到底在以怎样的标尺丈量自己和他人的命运？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弄明白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我重新翻捡和审视过去的文字，仿佛找到了一些提供答案的线索。我突然发现，如果只准用一个词来描述自己，这个词居然是“深情”。是的，我是一个“深情”的人，我知道说出这两个字多么让我羞赧和尴尬，但我无法否认，牵系自己最深的羁绊竟然是情感，作为几乎是领受传统养育方式的“最后一代”中的一员，在各类依然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中，我所获得的情感滋养正来自身边的人，来自具体的亲子、亲戚、师生和朋友关系，他们用一种自然而恒久的方式对待我。在没有任何宏大目标的牵引下，我所受到的教育首先是情感教育，它们来自现实和日常生活，来自一种自然而然的人际网络，来自身边人平静而理所当然地相待，不同于当下过度强调知识灌输的流水线状态，这是一种出自本心完全放养的教育路径，在一个置身剧烈转型之前的贫瘠年代，物质的匮乏和情感的充盈在我身上形成了奇妙的对照。

我想从“成长史”的角度，说说那些从我童年走过的人，我在不同的年龄段，曾用不同的方式和语调反反复复叙述他们，我惊讶地发现，我一直牵挂这群人，一直牵挂那个叫大屋场的地方。每次返乡探望父母，“走外婆家”依然是我不变的习惯，在外公外婆去世多年后，我和舅舅、舅妈、表兄妹的往来甚至比以前还要频繁。每次置身熟悉的村庄，我总有瞬间回到童年的感觉，总能清晰感知到当年的气息和味道。我发现，在同一个坐标，冬瓜佬的大儿子在荒废了三十年的旧居建起了新房，他的妈妈五玲,那个多年前曾引起很大关注的女人，已回到村庄安心养育孙子，她一如从前干净、清爽，老妇模样中不掩年轻时天生丽质的底色。春节时分，我曾带领孩子，在冬日紫云英遍布的田野中，穿过那条被硬化的乡村路，回到童年时候让人倍感温馨、神秘的水爹旧居，我惊讶地发现，公山并不遥远，当年让我害怕的地方并无阴森恐怖之处。村庄真正让我震惊的是另一件事，就在去年，那个我曾见证了初嫁时光的女人——娥妹子，她的丈夫和女儿因为家族纠纷被侄子杀害，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最大的刑事案件。这些细密的变化让我意识到了时光的流逝，让我感知到过去的一切终究会穿越幽暗的隧道，抵达今天的另一个时空。

当然，沿此追溯，我终究会触及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我的外婆，她是我人生坚定的锚点和起点，是我作为个体领受所有教化的开端，当然也是我丈量人世标尺温柔而慈悲的预设者。我到现在都记得环抱外婆腰身、坐在她怀中背靠温暖火塘的一幕，记得她每天早晨在灶台给我蒸蛋、炒饭的情景，记得她给我掖紧蓝色印花棉被的那份温暖和踏实。那些爱的瞬间，耐心、从容、饱满而充分，植根于记忆深处，枝繁叶茂、勃勃生机。除了给予所有孩子毫无保留的爱，外婆同时以一个乡村老人的质朴信念，教会后人感知、懂得悲悯。是的，悲悯并非天生，可以来自熏染和传承，而我不过是那个幸运的人，有机会在漫长童年获得外婆长久而温和的陪伴。在无数个夜晚，我很有安全感地躺在外婆身边，听一个老人翻来覆去地细数村里哪个老人几个月吃不上一顿肉、哪个媳妇没有爹妈撑腰、哪个女人不幸失去了襁褓中的孩子、哪个流浪汉在村里被野狗咬伤，她无人倾听的担忧和无法排遣的叹息，让文伯伯、冬瓜佬、水爹、冬爹、梦龙、乜平、四保这些被反复叨念的名字深深植根于我脑海，并让小小的我跟着外婆在无能为力中牵挂揪心、轻拿轻放，由此获得情感方向的充分滋养，外婆自然生发的对同类和周围物事的体恤，在我内心植入了原初的情感底色，并让我懂得了基本的与人相处之道。这个陪伴我长大的老人，秉承千百年来中国乡村传统的观念，在祖孙的代际传递中，让我有勇气面对脚下大地此后必将来临的剧烈转型，让我懂得在纷繁、复杂的冲撞中保持内心的笃定，并在真实的日常面临纠结时，总能凭直觉和信念做出坚定的选择。

现在想来，和外婆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一幅真实的生命成长图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追问，这种渗透进日常生活的生命教育从何时开始消失？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孩子的鲜活肉身，被理所当然地框定在各种规范和约束中，以至他们的成长和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对我而言，一个确定的结局是，在外婆离开后，当我用她传递的谦卑之尺去丈量芸芸众生时，那充盈的爱终于变为了无尽的思，我从一个深情的人蜕变为一个深思的人。

《今夜我回到工厂》一文的诞生纯属偶然，它铭记了我生命中不期而至的觉醒时刻，到今天，我依然记得2003年7月到8月，我躲在康乐村广寒宫318室写作的秘密时光。那些跨越漫长时空的文字，最初的源头就来自二十三年前的那次奔涌而出，而我在这种奔涌中，终于涤荡各类板结观念对我感官的堵塞，任由情感的冲撞在看到他人的路径中，奔向一种理解世界的直接方式，这种隐秘的思维活动，让我清晰看到“深情”和“深思”既互相纠缠又彼此召唤，意识到情感在教育的路径中，对个体思考能力的滋养和暗中护佑。今天，我依然对文中提到的同龄人汪立新、小玉的命运唏嘘不已，在文凭红利溢出的年代，如果拿显微镜来透视，聚焦到个体，可以发现，时代的洪流中，文凭并不具备保全拥有它的人免于陷入困顿的魔力。我在时代的裂变中和他们一样，1997年4月，当我遭遇到时代洪流的急浪——让我刻骨铭心的下岗经历时，我的人生第一次被一种不确定的结局悬置，在一种残酷、赤裸的生命状态中，工厂成为我理解世界的重要补充。作为一个出生在乡村、通过念书进入城市的求学者，工厂是我乡村生活经验以外打开城市世界的开端。这段宝贵的经历链接了城乡，链接了我对同代人理解的起点，让我学会看到他人、理解他人。

我还想说说我的叔叔，在《对五个日常词汇的解读》中，我第一次书写家族中一直作为失败者的叔叔，武断地认定他“压根就没想到还有告老还乡的那天，在依旧年轻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像黄沙滩人那样想到终有老去的一天”。2023年年底，叔叔去世，不到六十，对比我在二十多年前对他的理解，这个亲人口中一直被认定为不想担事的男人，却在最有尊严的“晚年”和病痛中，安静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现在想来，二十年前的我，对叔叔的理解充满了偏见，他在时代的搏击中沉浮、流浪，走过的路和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并无不同，乡村成为其最终的归宿，安葬的坟地就在祖宅的周围，我一回到家，就会去他和婶婶的坟边逛逛，宛如年幼时代和他们的日常相处，我纠结的地方在于，和爷爷奶奶相比，我的叔叔甚至远没有活到他们的岁数。

这些都是过去的人和事，我在一种相同的感知中，总能察觉到身边始终存在和他们一样的面孔。外婆给予我的情感滋养，让我那颗从未变硬的心，总能在对身边人的叙述中，更易触碰到暗处的挣扎和忧伤，并让我在一种似曾相识的氛围中，依然能感知到身边那个确切而真实的人群。事实上，在过往线性的期待中，这是一个我难以想象的群体：曾经体面的的士司机早已被平台和过量的网约车挤压，这些因生活困顿不得不转行开网约车的人群中，有大厂失业的中年人，有一直犹豫要不要离开的老司机，当然更有找不到工作但又不甘躺平的大学生。好几个司机和我聊起，为了一单原价仅仅三四十元最后落到手中屈指可数的微薄收入，他们会选择睡在车中，提前五六个小时去排队抢单。当然，更让人揪心而又沉默的群体，是那些因害怕房价疯涨在高位接盘的刚需人群，却随着房价暴跌及工作上的变动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伴随一种线性期待崩塌后的心碎，这种气息、情绪和昨天如此接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下岗大潮，也曾这样断崖式地将人拖入谷底，但在随即融入世界所带来的机遇中，又让很大一部分人逃出困境，今天，我们还有这种机会吗？今天，我还能像二十多年前坚信的那样，“只要有梦哪里就有幸福的源泉。只要有梦，在每一个无名的角落，我们都可以好好地走完自己的人生”吗？今天，我还会像二十多年前那样，一动笔就笃定地用上“永远”这样的矫情词语吗？

在捡拾旧日散落的文字时，我企图在混沌中看清是什么力量让自己变成今天的模样，我是我们这代人中的一员，我们历经共识的重构、共享躁动和狂热，在坠落中不甘，但也同样在坠落的夹缝中抓住某个支撑，凭借时势给予的力气悄然爬起。我们以为的奇迹带有偶然和历史的不确定性，我们在正向的反馈中坚信某些趋势一定会延续，但形势的变化让人措手不及，有些人群几乎以超出我想象的速度下坠，那些隐匿的人与事，那些讲台下年轻身影暗处的彷徨和无奈，仿佛在用另一种方式回应：时代何以变成今天的模样。而我对学生聚焦的观察和思考，不过从职业的便捷中，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叙述和表达。因此，在以往关于这个群体的叙述中，有不少零散的表达不便出场，而我还想利用重新翻捡的机会，让那些无法亮相的文字，摆动胳膊，力图在缝隙中找到一个透气的姿势。

时光悄然流逝，今天的一切都和昨天有关，这是我人到中年，作为一个时代的在场者，最为平静的认知。随着年月的增长，我越发感受到，每个人的成长不但会带上岁月的印痕，也会带上他人生命的踪迹，归根结底，世间所有的人都彼此关联、心心相系。

那么，就让这些记录精神隐私的文字，在过去与今天的映照和链接中，悄悄赋形并勇敢呈现。

【黄灯，学者、作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