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二〇二四年秋天，我得到一个机会：一份全额资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事情发生得很快，从提交申请到收到Offer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也完全不在我原本的人生规划里。

我是在一个平常的深夜收到确认邮件的。那天孩子们刚刚睡下，我整个身体蜷缩在客厅沙发里，像任何一个为工作和家庭琐事操劳了一天之后的妈妈，疲乏，却舍不得睡去。屋外下着怎么也下不完的雨，邮件提醒的叮咚声把我从一种混沌的状态抽离出来。我打开手机，把邮件快速扫了一遍，又从头认真再读一遍。理性还没来得及组织语言，身体已经先有了反应：心跳加快，手心微微出汗，一种久违的、鲁莽的冲动在体内蔓延。

没有犹豫，我快速回复了邮件。去。

自从十八岁离开家乡到成都上大学，我的人生就被固定在这座城市里。读书、工作、辞职，再工作；恋爱、分手，又重新开始；在成都结婚，在成都生孩子，一共三个。成都像一块面积不算太大、却足够厚重的地面，我在上面站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真正离开它超过一年。

这一次不一样。我想离开成都，离开孩子，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进入另一套语言、秩序和日常之中。对一个已经习惯了，也多少厌倦了稳定生活的人来说，这更像是一场迟到的冒险。这冒险不年轻，也不轻盈，只是带着说不清楚的诱惑，一种不合时宜的东西。

最初，我下定决心一个孩子也不带。我用力战胜自己身为母亲的羞愧，幻想一种彻底“一个人”的生活：没有接送、没有牵挂、没有在我投入写作时出现的吵闹和敲门声，没有任何人把我拉回现实。但事情最终没有按照我的设想发展。

结果是，三个孩子轮流来到纽约陪我。

孩子，好吧，一个孩子。我可以带一个孩子，在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也只有力气和条件带一个孩子。一个孩子足够给我在纽约的生活增加重量感。书包、外套、早餐、放学时间，这些具体而琐碎的东西，像重力一样，把我牢牢拽在陌生的地面上。我也隐约知道，如果真的一个人待在纽约，我可能会在那种突如其来的自由和失重中，滑向某个并不好的地方。对完全失控的生活，我不能说没有恐惧。一种生活过久了，迎来全然的变化是需要很大决心的，就像牢房的门打开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勇气往外走。

纽约的生活是漂浮的。我一方面为“离开”本身感到兴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担这种漂浮带来的不安。无论哪一个孩子在我身边，我都会想念另外两个仍然留在成都的孩子。

这种想念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反复在心里制造空缺。两个孩子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我没有哪一天被填满过。我早就应该知道，幻想的生活与真的去生活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我想念孩子们，同时对不能战胜这样的情绪怀着深深的挫败感。

我所有的挫败来自于：我爱的人和我想要的生活不会同时出现。

纽约很美。哥伦比亚大学的秋天尤其如此。校园里到处是古老的建筑、正在变黄或变红的树叶，还有看起来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可是，这些美跟我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黄昏的时候，从公寓的窗口望着教堂的尖顶，看太阳缓慢移动，勾勒出不停歇的变换。等窗上洒满月光了，我愿意关着灯坐下来，沉默一会儿。我摸着还有余温的水杯，把身体缩进沙发里，会突然很惊讶地想到，我现在是在纽约。

纽约的美是现实中清晰的美，但这个现实，不是为我而设的现实。

当我醒着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正在地球另一端熟睡；而当我睡着，他们又醒来了。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感到一种无法承受的空茫，无处消解的悲伤。

一个人到底可以在哪种程度上扔下过去重新开始，改变城市就能改变生活？换一个空间就可以只为美好事物留有余地，就可以轻装上阵，就可以使每时每刻的生活变得充满意义吗？

我对孩子无尽的思念一次又一次把我拉回现实：生活不是戏剧里的这一小节到下一小节，生活是河流。河流有来处也有去处，河水并不总是清澈，即使看起来清澈，也一定裹挟着泥沙。在被孩子拖住的那一刻，我感到疲惫，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就在那些日子里，在被具体而细碎的思念反复缠绕，又用力寻找出口的时间里，我遇见了一个叫达里厄斯的小男孩。达里厄斯，纽约市哈莱姆区128街某某小学的篮球高手，顶着一头黑色的、爆炸的卷发。

今天，我想把他写下来。

2

在达里厄斯出场之前，我要先写写哈莱姆。关于哈莱姆，即使你没有在纽约生活过，也肯定多少对它有所耳闻。这个名字常常与危险、暴力、贫穷一同出现，像一块被反复提及却从未被真正理解的区域。它曾是黑人文化最辉煌的舞台，也曾在城市衰败的年代被迅速放弃；它被神话过，也被污名化过。来到这里之前，我对哈莱姆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来自詹姆斯·鲍德温的小说：狭窄的街道，拥挤的楼房，孩子们在破旧的人行道上奔跑尖叫，把唾沫吐到空中，笑声哭声里都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哥伦比亚大学正好位于哈莱姆区的边缘。我在去往纽约前一周就通过网络租下了哥大校门口附近的公寓。从地图上看，这间公寓与哈莱姆之间，只隔着晨边公园的一片绿地。这片绿地像一道被反复强调的分界线。一位长期生活在纽约的朋友跟我说，没事别往晨边公园对面走。朋友原话：“对面是哈莱姆，连鸽子都要组队才敢落地。”

我不死心，问他：公园可以去的吧，公园还算上西区吧？

公园啊，朋友回答说，公园里几年前发生过一起命案，受害者是个亚裔女孩。当然了，朋友补充说，命案属于是极小概率事件，但你知道，概率只要不是零，对吧？

不管如何，我在某个大白天横穿了晨边公园，到达中央公园边沿的地铁口。那个地铁口严格来说仍然属于上西区，上西区的边缘，不在哈莱姆。

我本可以不穿过公园，直接从公园边上的大马路走到地铁口，可那些天阳光太亮了，光线透过刺槐和梧桐，在草地上闪动。我想象着走在里面有多好，好到就像我可以一边走一边回到中国。这么一想，身体就跟着感觉走向了公园的小路。

感觉确实很好，某些时刻仿佛走在中国北方的森林里。九月，空气是干燥的，风是柔和的。一些墨西哥人三五成群聚集在空旷的地方，玩一种很像麻将的东西（走近看了，确定不是麻将）。远处有人在跑步，小孩子们也在树荫里跑来跑去。公园的中心位置是一方池塘，里面有很多鱼和乌龟，有个中年男人拿着一袋面包坐在池塘边，将面包捏碎了扔进水里喂乌龟。他身边有两个小女孩在盯着那些鱼和乌龟。在纽约这座喧嚣又忙碌的城市里，他们似乎活在了时间的外面。

没忍住，我拐弯往公园深处走，在靠近哈莱姆区的位置发现了四个露天球场。这简直太好了，女儿小练再也不用坐车去很远的地方打球了。她可以每天放学后先来公园打一会儿球再回家。当然，是白天，并且我要陪她一起。

哈莱姆就在距离我五米远的街对面，鸽子们在两个区飞来飞去，它们有的组队，有的也没有组队。

3

小练把这种露天球场称为野球场，不用缴费，来打球的人合适了就凑一块儿组队打比赛，人少打半场，人多就全场。她一直在寻找野球场，没想到家门口就有。

第一天我们赶到球场的时候，位于角落的那个场地有三个小男孩在玩，小练加入了他们。就这样，我们认识了那个自称叫达里厄斯的男孩。

达里厄斯在三个男孩里个子最小，最瘦也最黑，八九岁的样子，头发爆炸，又黑又多又卷。他一个人来这里打球（另外两个小孩有家长陪着）。虽然个子小，但达里厄斯球技好，跑跳灵活，泥鳅一样。他与小练组成一队，配合默契，不断投篮成功，在比分上将对方抛得很远。每赢得一次球，他就大叫一声夸张地笑起来，露出白得晃眼睛的上牙和下牙。

比赛进行了大约半小时，达里厄斯要求休息一会儿，他向我跑过来。

他一边跑一边喊，妈妈。我瞬间僵住，往自己周围快速扫视了一遍，确认我这个方向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同时听到他又喊了一声，妈妈。

怎么说呢，我，一个来美国不久的亚洲女人，面对一个冲自己叫妈妈的黑人小男孩，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这也是第一次有一个陌生的孩子叫我妈妈，差不多在几秒钟之内我内心涌起了复杂的反应，有点眩晕，像心口被轻轻敲了一下。我甚至想到，他看起来比我远在成都的小儿子大个两三岁。

他确实是冲着我来的，到我面前了，他又喊了一声，妈妈，你是她的妈妈对吧？他指着还在球场上的小练问我。我从刚才的震惊和困惑中放松下来，说，是的是的。他又说，妈妈，我能喝一口你的水吗？

我手里拿着水壶，是小练的水壶。我想跟他说，如果你可以把水壶举起来，从空中往下倒进你的嘴巴里，只要嘴唇不接触水杯，我想小练是会同意的。但我刚说出“如果”并努力组织英语单词的时候，他喊起来：I know,waterfall.（我知道，瀑布。）

惊讶于他反应和用词如此准确生动，我一边愉快地把水壶给他一边说，很高兴认识你。

在他用“瀑布”的方式喝完水之后，他完全掌握了我们之间对话的主动权，就像一条小河，灵动而自信地接过了我们之间的交流节奏。他首先向我夸赞了小练的球技，然后说我是个好妈妈，那语气像一个在家长会上发表看法的成年人。在他返回球场之前，他伸出脏兮兮的手握了我的手。他说，妈妈，很高兴认识你，你可以叫我达里厄斯。担心我记不住，在往球场跑的时候，他将达里厄斯的六个字母像唱歌一样嘣出来：D-a-r-i-u-s。

达里厄斯十几分钟后又走到我这里来喝“瀑布”，我随口问他，你家住哪儿？他一个纵身跳起来，抬起胳膊往哈莱姆区的方向用力一指，然后告诉我，他住128街。他说得理直气壮，好像自己就代表了整条街。128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詹姆斯·鲍德温也曾经住在128街。

我把思绪收回来，又听见达里厄斯说，他的学校（名字我没听清）也在128街，他是他们学校篮球队队员，他们球队上个赛季全纽约排名第一。然后他问我，你女儿叫什么名字？我说，你可以叫她“练”。

达里厄斯第三次跑向我，这一次没说要喝“瀑布”，他像想起什么要紧事必须马上解决那样跑过来。他告诉我，练的球技比他认识的所有女生都好。他应该是在球场上反复练习并记往了“练”这个发音，他说，Li—An，像是在叫我喜欢的导演李安。他又转身对着小练高喊，Li-An，我跟你妈妈说，你是最棒的，你听见了吗？

小练很快活，奔跑着回答，听见啦，达里厄斯。

不久，对方两个男生的家长先后把他们的孩子带走了，球场上只剩下小练和达里厄斯。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正准备叫小练也离开，远处一个洪亮的男声像是从地底冒出：Tiga——

达里厄斯听到“Tiga”的反应，就像是被按下了某个开关键，一下子就变了状态。他朝那个地方大吼，我说了我会自己回家的！语气像是在挡住谁靠近他。那个方向又传来两声“Tiga”，他整个人像被点燃了一样冲了出去，一边跑还一边回头对我们喊，我真的叫达里厄斯。几乎是愤怒的语气。

达里厄斯，那声音在空荡的球场上空飘了一会儿。

4

达里厄斯真可爱呀，回公寓的路上小练跟我说。我说我也很喜欢他，而且重要的是，你现在有一个很棒的球友了。小练说，但是我们还能碰上他吗，刚才离开的时候都没有问他有没有手机，或者他父母的电话号码也行。对啊，我说，如果有电话，下次去打球可以互相通知一声。

话说到这里就停住了。在纽约这个人来人往的城市里，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其实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留下。球场、时间、天气，任何一个变量变了，这个人就可能不再出现。

之后的那两天，我时不时想起达里厄斯，并不是刻意地想起，而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时候，他会突然冒出来。去图书馆的路上，在导师办公室等待时，做饭的空隙，都会时不时想起在达里厄斯冲着我喊妈妈的时候，我内心涌动起的那种，如今想来，既亲近又陌生的情绪。

就这样，我和小练再去打球都附带了一个特殊的、小小的期待：今天要是能遇到达里厄斯就好了。每次踏入球场，我们都会不约而同环顾四周，然后眼神交流，不用说什么，我们彼此摇摇头，意思是今天怎么还是没遇到达里厄斯。

我们总遇不上达里厄斯，甚至有两次我们都碰见了三个男孩中的另外一个，我问那个男孩，你还记得达里厄斯吗？你还遇到过他吗？那个男孩直摇头，我不确定他摇头的意思是他不认识达里厄斯，还是他认识，但最近没碰到。那么就是这样了，在纽约，一个陌生的孩子从你的生活里消失，不需要任何告别。

秋天就快结束了。

5

我们再一次见到达里厄斯，已经是一个半月之后。

前两天，纽约迎来了第一场雪，街道上残留着没化掉的雪堆，地铁附近开始冒热气，天气预报说，再过两天还会降温。

打球的人在这些天变得越来越少，还是那个角落里的野球场，达里厄斯顶着爆炸头在球场上奔跑，仍然是半场，仍然是三个孩子，小练加入正好凑成两队。

小练上场了，她伸出一只手跑向达里厄斯，达里厄斯面无表情，只是将一只手摊开等待小练的手，也不看一眼小练。这个样子既像是把小练当作无需特意打招呼的老朋友，又像是根本不认识——仅仅因为都在打球，所以礼节性地回应。小练回头看了我一眼，一开始准备好的笑容也收起来了。

我想，也许在西方人眼里，亚洲人都长得差不多，所以达里厄斯不认为小练是他半个月前认识的中国女孩？不过我更希望这是达里厄斯待物的方式：见到喜欢的人，会假装一切都很平常。

这一次，达里厄斯有个中年男人陪着。中年男人坐在球场边的长凳上，他个子高大，胖，身上带着某种长期体力劳动带来的沉重气息。他一张口，就毫不犹豫地冲着球场喊出了“Tiga”。他喊，Tiga，你是不是又忘记了我跟你说的？

场上的达里厄斯没有任何反应，继续运球、投篮，动作愈发利落。

过一会儿中年男人又喊起来，Tiga，别低头跑，眼睛看前方。达里厄斯面无表情，像是有一股暗流在推着他，一种愤怒的气息。

中年男人似乎对达里厄斯的情绪毫无知觉，而他自己的样子，说不上开心或者不开心，只是出于一种惯性关注着场上的孩子。

我主动跟中年男人打招呼，我指了指场上的达里厄斯说，你好呀，爸爸，你是他爸爸对吧？说完觉得有点好笑，我这种方式和达里厄斯第一次跟我说话是一样的，他叫我妈妈，而我直接称呼他爸爸为“爸爸”。

中年男人盯了我一眼，又迅速将目光转回到球场上。“不不不，我是他舅舅。”他回答得非常快速，带着某种口音，但我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而达里厄斯讲标准的美式英语。他将身体往长椅的左边挪动了一下，我明白他是在欢迎我坐下。

我坐下后他问我，你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韩国人？他还是不看我，但我能感觉到他在观察我，对我有好奇心。这一带亚洲人来得不多，带一个女孩子来打篮球的亚洲妈妈就更少了。我说我是中国人。他马上将身体转向我这边，虽然眼神仍然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喜欢中国，很多年前我在圣地亚哥认识一个中国医生，他给我讲过一个了不起的医生的故事，名字我忘记了，那个医生走了很多地方，找到很多可以治病的植物。

我说，是不是李时珍？他惊叫了一声说，是的，原来你也认识他。我笑起来，气氛变得放松些。我想，再说几句话我就可以问他要电话了。我问他，那么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128街。他这么回答，同时将头往128街的方向歪了一下。但我其实想问他的国籍。在纽约，你几乎可以问任何一个人这个问题，我自己也经常被迫回答这个问题。我一般是这么回答的：我来自中国，我居住的城市叫成都，你可能没听说过，但你知道熊猫吧？熊猫来自我们那儿。

他回答“128街”的时候不像达里厄斯那么响亮干脆，而是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调。我一时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这场谈话。正当我在努力搜寻话题并且默默复习英语单词的时候，突然他问我，你是干什么的？

我指了指哥大的方向说，我在那所学校做研究。他又惊呼了一声，跟刚才听到我说李时珍时的反应差不多。然后他指着球场上的小练说，她是你女儿吧？你是个好妈妈。我实在忍不住又笑起来，我说，达里厄斯也说过同样的话。

达里厄斯？他重复这个称呼。接着他说，他叫Tiga，达里厄斯是他自己取的名字，你知道那个叫达里厄斯的纽约人吧？NBA球星，好吧，达里厄斯。

接着他又讲了很多话，他的语速越来越快，快到我几乎听不懂了，而他自己好像也不在乎我有没有听懂。过了一会儿，他接了个电话，他对着电话里好像在提起我，我听到一些单词，中国人，妻子，李时珍，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朝我笑。我有一点不舒服，但又觉得这样的不舒服没有必要，不管他说了什么，他没有任何恶意。

放下电话，他突然提高音量冲着场上大喊，达里厄斯，达里厄斯，继续。说完他大笑，一种带着爱意的嘲笑。场上的达里厄斯正在三步上篮，但是篮球砸在了篮板上，“哐当”一声巨响。投篮失败的达里厄斯嘴里骂了句什么，往距离我们最远的那个球场跑去了。

中年男人站起来，咕哝了一句脏话，冲着达里厄斯大吼：Tiga，你跑哪儿去，给我回来。

他的声音又沉又哑，带着一团火在空气里炸开。他手臂大幅度挥舞，像是场上每个动作都得经过他的批准。周围几个家长和孩子都看了他一眼，又迅速低头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奔跑中的达里厄斯突然爆发了。但他的怒火并没有朝向球场外的声音，而是转身冲着刚才阻止他投篮的一个墨西哥男孩，他一拳打在了对方手臂上。两个男孩瞬间扭成一团。

墨西哥男孩的妈妈尖叫着从远处跑过来冲向球场，中年男人也冲了上去。一些人围拢过去，一些人从远处走过来。从我这里看过去，只看见人堆，传过来的声音还是那个妈妈带着愤怒的尖叫，以及人堆里混乱的喧嚣。

像是一种本能反应，我走过去拉紧小练的手原地站住。大约两三分钟后，达里厄斯被中年男人揪着领口走出人堆。墨西哥男孩被他妈妈抱着，捂着半边脑袋。妈妈在骂骂咧咧，我只听懂一句：滚回你们的国家。

达里厄斯和中年男人走过我们身边，走向篮球场对面的哈莱姆区。两人都低着头。

但他们没有远去。走到路边一棵刺槐树下时，达里厄斯突然挣脱男人的手，冲向树干。他一只手死命抱住树干，另一只手抓起一把树根处的泥土往自己嘴里灌。准确地说他送进嘴里的不是泥土，而是树叶、泥土和垃圾的混合物。此刻的达里厄斯像一只凶狠的豹子，他瞪圆双眼，白眼仁白得耀眼。他的那张脸，除了白眼仁，就只看见他塞满了泥土混合物的胡乱咀嚼的嘴巴。那些混合物不仅放进了他的嘴巴，也残留了不少在他乌黑的爆炸头上、他的深灰色外套上。他一边咀嚼一边发出某种像是野兽才能发出的声音，汗水和泪水也和着那些泥土流入他的嘴里。

男人扑过来企图拖走达里厄斯。我和小练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在我们还没有任何反应时，人群又围拢过来。有人说，这不是第一次了。还有人说，他妈妈要是在，就怎么怎么。更多人七嘴八舌说着我听不太懂的英语。

男人终于让达里厄斯冷静了下来，或者可以说，是达里厄斯在吃土的过程里自己冷静了下来。有那么一会儿，男人几乎就要哭起来，他庞大的身体轻飘飘地，在用力踢了几次那些被达里厄斯吃过的土之后，他将此刻看起来很虚弱的达里厄斯抱在怀里，低头走远了。

128街，我心里莫名重复了几遍这个数字，同时和在场所有人一样，目送他们远去。

在小说《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里，詹姆斯·鲍德温写过一句话，我永远记得。这句话是书里的角色，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去监狱探望她的爱人时在心里说的。她说：我祈盼，任何人，凝望着他们挚爱的任何人时，中间不要隔着一道玻璃。

我感觉达里厄斯和那个男人之间也隔着玻璃。

小练也几乎要哭起来，她说，妈妈，我们回家吧。说完她拉着我往公寓的方向走。一路上我们只是紧紧地拉着对方的手，没有说任何话。

6

晚饭前，一直不说话的小练终于开口了，她说，妈妈，我听见了，球场上那些家长说的话，我听明白了。他们说，达里厄斯的妈妈回海地了。她停了一下，又说，他们用的是被动语态，达里厄斯的妈妈“被”送回海地了。那个抱走达里厄斯的叔叔就是达里厄斯的爸爸。

英语里的被动语态。

我没说话。

小练问，海地离纽约远吗？

很远，我说，怎么也有两三千公里吧。

小练想了想，又说，那总没有成都到纽约远吧。

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分不清那是一个问题，还是一句带着判断的陈述。我也不太清楚她真正想说的是什么，总之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她放在我们之间，而我一时接不住。同时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再也不会遇到达里厄斯了。即使再遇见，他也不会在我们面前成为达里厄斯了，他是Tiga，在难过时会吃土的Tiga。达里厄斯只是一个在短暂交汇中存在的名字，一个只属于当时、当地、当下的孩子。

你爱的人和你爱的生活不会同时出现。这是我和达里厄斯都在面临的难题。

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去，城市的声音变得低沉而连续。我忽然回想起达里厄斯在说“D-a-r-i-u-s”时候的样子，他念得那么慢，那么不容质疑，几乎像是用字母把自己固定在这个世界上。那天的阳光很好，空气中有振奋人心的清澈，仿佛一切都还没有被时间和距离磨损。

“D-a-r-i-u-s”，那一串字母像一座小桥，从遥远的海地，一直延伸到这间公寓的地板上，又穿过房顶，融入纽约夜晚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