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村里人都说，金春梅是在北京城里给人讲笑话的。

春梅强调了很多次，她是一名演员，讲脱口秀的。但村里人还是会揣着手问她，脱口秀是什么。

“相声，您就理解成相声。一个人讲的相声。”金春梅解释说，那是一种艺术，语言的艺术。

她后面跟着她脸色铁青的妈，和一簸箕刚出锅的炸萝卜丸子。春梅妈坚信这个时候的萝卜丸子不能捂，捂了就闷了、潮了、不酥脆了，她要这样一路端到高铁站去，直到金春梅坐上那辆驶向北方的列车。

“相声？那不还是讲笑话的吗？”问话的老婶子从春梅妈的簸箕里拣了颗丸子，困惑地瞧着漫天大雪中的母女俩。这对母女总是令人困惑，三十年之前是，三十年之后也是。

“对对，您就当我是在北京城给人讲笑话的吧。”金春梅挥挥手，认下了。

坐上那列火车时，她望着窗外被田埂划分成四方形状的雪地，她想自己一定会出名的。

2

春梅并不是一毕业就在讲脱口秀的。从北京城里最好的那所师范大学毕业后，春梅去了一所教培机构。她学的是哲学，教的是中学写作。一开始春梅并不是很好意思给人家说她去了教培机构，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她们鲁镇，世上的工作只有四种：医生、教师、公务员，和臭打工的。春梅试图和这种想法抗争过，她用康德、尼采、黑格尔的话来鼓励自己，反反复复告诉自己鲁镇是落后的、群众是愚昧的。但她面对一众亲戚的质询时，还是没能开了口，只是抻了抻羽绒服下摆，漫不经心地说：“在考了，要考教师编的。哎呀，不要问了，该考上的时候总是会考上的。”

这段对话被她精心改造，成了她脱口秀表演中一个很出名的“梗”。她是有一些老粉的，只要见到她走到舞台中央，大家就要起哄：“考上了没有，金春梅。”

“没有，没有。”春梅扶了扶眼镜，认真地回答，“不考了，教培机构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台下哄堂大笑，金春梅享受着这种刻板印象带来的反差感。她的段子被工作人员剪辑后发到网上去，她迅速通过“考不上编的鲁镇人”这个标签获得了一波流量。

这波流量曾让春梅有过那么一阵飘飘欲仙的感觉，她站在台上，聚光灯只照着她一个人的脸。身后是她的大幅形象照，一手叉腰，一手指着照片之外的世界，用一种嘲讽但不失友善的神情和人们打着招呼。台下的观众会随着她设定好的节奏前仰后合，有时笑，有时哭，她就像王一样在那短短的半个小时里主宰着他们的情绪。

聚光灯熄灭后，春梅会特意等到所有人都离场，然后坐进那一片黑暗中。她需要一点儿时间喘口气，也需要一点儿时间把台上那个妙语连珠、充满智慧的女人和自己关联起来。

放在疫情前，春梅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她会出现在舞台上的。

她是一个内向的人，非同一般的内向。她的母亲郭家英曾经指出过这一点，“你，金春梅，一张嘴巴全让泥堵死了，比地里的萝卜还闷声。”郭家英祖上三代都是种萝卜的，到了她这一代，多少有了点进步，不种萝卜了，改成炸萝卜丸子了。但是对萝卜浓厚的感情没有变，一张嘴冒出来的词全是和萝卜有关。打死她丈夫金老五也是靠的一根小腿肚子粗的白萝卜，但那是后话了。

3

金春梅知道自己内向，她一直以为自己会是一个作家。她在许多作家的回忆录里都读到过，他们不分男女，不分国籍，都有一个寡言少语的童年。为了和他们一样，金春梅小时候甚至会刻意让自己保持沉默。沉默对她来说是安全的，沉默可以让她从金老五的巴掌底下逃出来，也可以让她和自己想象中的作家站得更近一些。

郭家英不懂她的沉默，甚至对她的安静多少有些恐慌。每当金春梅保持沉默的时候，郭家英就会停下汆丸子的手，用一种非常机警的眼神打量她，“你做什么不说话？像那个王八蛋一样。”

郭家英嘴里的“王八蛋”就是金春梅的父亲，金老五。他和鲁镇上其他男人不一样，他打人之前是不说话的。金春梅观察过，鲁镇上别的男人要打自家媳妇时，总是会先摔个碗，或者先把家里的暖瓶踢破，总之是有预警的，是给婆娘孩子留出来一点逃窜的时间。但是金老五不，他总是在沉默中爆发，总是让金春梅和郭家英于无声处听惊雷。有时候郭家英快乐地和着面、炸着丸子，金老五就抡着板凳悄无声息地砸到她后脑勺上了。

郭家英右胳膊上有一块几乎覆盖了半条手臂的烫伤疤，就是那一次留下的。她跪倒在地之前，用右胳膊挡住了即将倾倒的油锅，挡住了那锅差点泼在了五岁的金春梅脸上的热油。金春梅已经想不起来那件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了，她只记得那种黏稠的安静：妈妈无声无息地倒在了地上，爸爸不声不响地回房间睡觉了，锅里的油还沸着，白生生的萝卜丸子滚到泥地里，沾了好些灰……

金春梅的内向陪着她度过了整个青春期。郭家英不懂她的内向，但愿意为她的内向买单。每个星期六郭家英会早早地收起她的炸货摊，然后骑着车去县一中接金春梅。她知道金春梅不爱说话，只爱看书。每周接了金春梅后，母女俩就会去县一中旁边的书店转一圈。郭家英钱包里那些散发着浓郁的炸货气息的票子，变成了金春梅掖在枕头下、藏在被窝里、塞在课桌洞里的书。郭家英从来不嫌她花得多，只是偶尔会抱怨她看成了近视眼。抱怨归抱怨，郭家英还是会一手夹住钱包，一手夹住金春梅，带她去县里配眼镜。

那个时候县里流行一种能治疗近视的眼镜，眼镜店的店员告诉她们，这种眼镜是定制的，要隔几个月换一副，只要坚持三年戴下来，度数不但不会涨，反而还会降。金春梅多少是念过书的，对这种说法存疑。但多年来的沉默让她没有开口，郭家英倒是饶有兴致地敞开了钱包。她们每隔几个月就要来这里换一副眼镜，换到第五副时，金春梅再也没有来过。因为郭家英“进去”了。

4

郭家英的“进去”，让金春梅迅速告别了内向。在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她无休无止地和人讲话。同桌被她讲烦了，她就要给前后桌讲。整个班的同学都被她讲烦了，她就在课间踱着步子，寻找落单的同学，然后继续开始讲。

她不能停下来。她发现自己一停下来，死去的金老五就悄无声息地站在了她的身后。她必须不停地说话，才能把那种可怕的想象驱逐开。她开始害怕安静，寝室熄灯后的时间是她的地狱。她躺在黑暗里，耳边静得让她发疯。在那股令人凝固的安静中，她又看到了像演默剧一样朝她走来的金老五，和挥着冻萝卜一下子打中他太阳穴的郭家英。

早上醒来，她也是宿舍里第一个说话的。她像猎犬一样从凌晨四点半开始等，等到第一个睁开眼睛的舍友，然后开始不停地与人家交谈。那时的金春梅有一种简单的执拗，她认为只要自己是先开口说话的那个人，自己就能掌握话语权，就不会给别人留下讨论她母亲是如何打死父亲、又是如何被警察带走的空隙。

这种马不停蹄的讲话习惯，到了金春梅上大学时才略加改善。她非常悲观地发现，自己依旧是一个内向的人。她并不多么享受和人闲聊，甚至当别人看着她的眼睛时，她总会觉得别人是在审视她。她不敢看人的眼睛，只敢看人的脚尖。幸好，有关鲁镇的刻板印象再一次拯救了她，这所师范学院里说着抑扬顿挫的普通话的同学，都对那个叫鲁镇的地方十分包容。他们甚至达成了某种一致，认为鲁镇来的学生就是这样的，自卑、内向、口音重、饭量大。

金春梅把这一段故事也编成了段子，但她刻意模糊了金老五的真实死因。她只说是病死的。观众是吃她这一套的，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些笑中有泪的东西。金春梅也能在那些陌生的、稍纵即逝的面孔上找到安慰，每当她看到他们哭或者笑，她就会放下心来。“原来我不是一个怪人。原来这事放谁身上谁都受不了。”

只是有一次，一个年龄比她小很多的女孩子坐在台下一直没有走。

工作人员告诉她，那个女孩子是刻意等她的。金春梅还以为是自己之前辅导过的哪个学生，又或者是想和她合影的铁杆粉丝。她急匆匆地从后台转出来，那个女孩还是坐在那里。

“你原谅他了吗？”那个女孩问她。

“谁？”金春梅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金老五。”

金春梅怔住了。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从来没有。

那个女孩以为她没听清，特意模仿着她的鲁镇口音，重新问了一遍：“你原谅你爹了吗？”

“我不可能原谅他。他把我妈妈打得那样惨，他死得活该……”金春梅脱口而出。她是带了情绪的，这让她瞬间警惕起来。像她这样因为某一阵流量而火起来的脱口秀演员太多了，像过江之鲫一样，他们随时会因为某句说得不妥当的话，又或者是不够符合人设的话，再次消逝在观众的记忆里。

“你不要原谅他。一定。”那个女孩站起来，紧紧抱住了她。

金春梅也回馈给她一个僵硬的拥抱。女孩的脸很冷，她应该是哭过了。金春梅想。

5

这件事让金春梅很不安。

她很久没有这样不安过了，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在那家教培机构倒闭的时候。

那会儿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教培公司已经倒了七七八八了，金春梅有一股无名的笃定，像所有朴素的鲁镇人一样，她坚信大的就是好的，别的公司会倒，她所在的那家绝对不会。毕竟它是那样大，有那样多的连锁店。它的名气兴旺到连鲁镇的老农民都知道。尽管它已经连续半年没有发给金春梅绩效了，可金春梅一直认为那只是一时的困顿，甚至是“组织”给予个人的某种考验。

直到它像一头猝死的野象，轰然倒地，金春梅才反应过来。她没有收入了。这种感觉令她心慌，她并不怕死，可她怕失去收入。她一直记得郭家英盘着腿坐在床上，把那些卖炸货得来的油腻票子一张张摊开了数，翻来覆去地数。数钱的郭家英是满足的，她告诉过童年里的金春梅一个数字，她说等她赚到那个数字，就带着金春梅走。

“去哪里？”

“去大地方。”郭家英瞅着自己的小女儿，仿佛已经挣够了那笔钱，“去北京。”

郭家英出狱的时候，正是金春梅失业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研究生女儿在北京已经没了工作。见了金春梅，她只问了两句话，一句是钱还够不够用，另一句是她在市场上的萝卜丸子摊有没有被哪个龟孙给占了。

她爱着她的炸萝卜丸子事业，这份狂热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终止，即便是金春梅的婚礼，也只占用了她一个短暂的白天。婚礼当天晚上她就坐火车走了，她说萝卜都腌好了，第二天不赶紧炸就不香了。

其实在炸萝卜丸子之前，郭家英做过很多事。她养过长毛兔子，喂过猪，种过花生，还跟着人像模像样去省城的建筑工地上砸过砖。只是都不怎么成功，唯有炸萝卜丸子这件事，让郭家英在鲁镇一炮而红。她说不上原因，她郭家英炸出来的萝卜丸子，就是比别人家的香，比别人家的酥。很多人不知道她叫郭家英，都喊她“萝卜丸子”，喊金春梅“萝卜丸子她闺女”。

郭家英对这桩事自豪极了。

“笛卡尔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我母亲的名言是，‘我炸故我在’。”在婚礼上，金春梅就已经显露出了她的脱口秀天赋，她落落大方地向在座的每一位介绍着自己刚出狱不到半年的母亲，以及母亲骄傲的炸货事业。

郭家英听不懂这份风趣，她穿着一身紧绷绷的大红色旗袍，像鹰一样审视着金春梅的丈夫宋迪。司仪邀请她上台讲两句，她在一片笑声中握着拳站了上去，挤在新娘和新郎的中间。她矮小的影子在他们之间辟出来一块洼地。

“请对您眼前的新人送上祝福……”司仪眨着眼，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金春梅在婚礼前特意提醒过他，自己的母亲患有严重的耳疾，有些话可能会听不懂。

“他敢摔小碗，你就摔大碗。”郭家英抓着女儿的手，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什么？”司仪没听清。

郭家英斜视着身宽体胖的新郎宋迪，把这句话讲得掷地有声，“我说，他要是敢对你摔小碗，你就对他摔大碗。大不了不过了。春梅。”

“幽默，太幽默了。新娘母亲和新娘一样幽默。”司仪慌张地鼓起掌来，他的努力没白费，台下宋迪的亲戚率先跟着笑起来，进而带动了全场。所有人都笑了，只有金春梅和郭家英没有笑。她们站在台上，握着彼此的手，谁都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

6

宋迪是金春梅最好的朋友。本科时，他们都是人群里的异类。金春梅孤僻，是因为她怀揣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宋迪孤僻，是因为他怀揣着巨大的体重。

那时的宋迪足有两百斤，像个发面馍馍一样喜人。他的外号就叫熊大，不论别人嘲讽他多少次，他都是红着脸答应。

“其实你不该让人这样欺负你的。”在寒假回乡的列车上，金春梅遇到了同样没买到坐票的宋迪。他抱着一桶冰红茶，满面愁容地坐在一只折叠塑料凳上。他们望着窗外的山脉起起伏伏，都觉得自己有义务和对面的校友说点什么。

“你要坐我的凳子吗？”宋迪对金春梅的劝诫无动于衷，只是像只弹簧似的站了起来，请金春梅坐下来休息休息。

也就是那个瞬间，金春梅心里涌动出一股很柔软的溪流，像母爱，又不太像。她咂摸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感觉，也无人可商量。坐在依旧有这个胖男孩体温的小板凳上，金春梅想，自己也许可以谈个恋爱试试。

金春梅没有看错人，宋迪有一副近乎懦弱的好脾气，这副好脾气背后，是一个完整而温和的家庭，在他的家里甚至不会有人说什么重话。他的父母之间，最严重的争吵后果不过是一个星期互不讲话。宋迪温顺地接受了金春梅所有的安排，由她主导着完成了整套的减肥计划，由她指导着拿到了大厂的offer，再由她指挥着办好了那场不大也不小的婚礼。

“我会养你的。你不要怕。”金春梅失业后，宋迪这样安慰过她。

但金春梅依旧是怕，她总觉得自己如果不做点什么，就会溺死在人海里。她怕的不只是没钱，而是那种寂静的感觉。在刚失业的那几个月，金春梅彻夜失眠，心脏仿佛缩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她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周围是浓得化不开的暗夜，和金老五呼啸而来的耳光。

那会儿金春梅就开始试着登上脱口秀舞台了。她和宋迪谈恋爱时，被宋迪带着去听过几场。一开始她是非常不解的，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花钱听其他人闲聊。要知道她的母亲郭家英，在鲁镇是有名的聒噪妇女。人们喜欢郭家英的炸货摊子，和郭家英爱说笑分不开关系。郭家英是犀利的、粗俗的，同时也是幽默的。她的消息网遍布十里八乡，就连狗在泥地里摔了一跤这种事，她都能讲得人们笑出唾沫星子。

小时候的金春梅还不怎么理解“幽默”两个字，她远远地看着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围着她的母亲，拍着胸脯子笑个不停，她就无端地来气。因为她知道，她母亲又离挨揍不远了。

鲁镇人都喜欢听郭家英谈天说地，只有一个人不喜欢，金老五。他似乎不喜欢郭家英的一切，郭家英热气腾腾地炸丸子、和人开玩笑的时候，他就会生出一股无名火，他总要打到她服气、打到她不发一言心里才痛快。

第一次站上脱口秀舞台，金春梅没有给她的丈夫、她最好的朋友宋迪说。她是有一些羞耻心的。她报名的是开放麦，是专门给还不太熟练的脱口秀演员练台风、磨段子的。她在无法入眠的夜里写了很多段子，有她自己琢磨出来的，也有她从其他脱口秀大咖的视频里模仿来的。她躲在洗手间里，对着镜子练了一整夜，确保自己倒背如流。那一场的表演是她终生难忘的灾难，她确实下工夫了，把稿子背熟了，结果上了场连台下观众的眼睛也不敢瞧，像背课文一样把写好的段子背了出来。原定是五分钟的表演，她叽里呱啦只用了两分钟就讲完了。语速快得连她自己都听不清。语速越快，周围越安静，像憋着一场大雨。

讲完后，金春梅想，自己完蛋了。可台下竟然起了掌声。稀稀落落的，有那么三四个人为她鼓了掌。当时的金春梅几乎热泪盈眶，她仰起头，天花板上影影绰绰的灯光洒进她眼睛里。有这点掌声就足够了，她这样告诉自己，我让他们笑了。

金春梅像郭家英数钱一样，在黑夜里反刍着她获得的笑声。想着那些笑声，她像有了一把伞，外面的雨再大也不会落在她身上了。她在安静的夜里开始能睡着了。

7

对那个女孩的出现，宋迪一听就明白了金春梅在担忧什么。

“你不要怕。”他还是那句话，温温和和地，“你怕他们知道妈坐过牢。没关系的，大不了就不登台了。”

金春梅沉默不语。

宋迪小心地看着她的脸色，“反正本来去脱口秀也是为了让你开心的，做着玩的事。如果让你不开心了，就不去了。我可以养你的。”

“你在胡说什么？！”金春梅尖叫起来，她心里好像藏了很多只走投无路的刺猬，要从嗓子里爬出来扎人才行，“那不是做着玩的事，你懂吗？宋迪。我不讲脱口秀的话，下个月的房贷我们都还不上。”

宋迪“嗤”地笑了一声。这样温吞的笑在他发面馍馍似的脸上并不违和。“这也不是多么大的事，我可以找我爸妈要的……”

“找爸妈要？”金春梅也“嗤”地笑了一声，像当年大学里嘲讽过宋迪的同学一样，毫不留情地问他，“你几岁了？”

宋迪的脸上迅速爬满了红色，但他是一个可以被欺负的人，他无辜地看着金春梅，满眼都是受伤的模样。他想不通到底是哪句话让金春梅如此恼火。金春梅自己也想不通。

她知道这一切不是宋迪的错，至于是不是她自己的错，金春梅暂时还说不清。她只是知道，她从前就恨那种所谓的“松弛感”。她松不下来。

和她一起读研的女同学有那么两三位做了“太太”，那张师范学院的研究生毕业证是很好的嫁妆。她们反反复复地在朋友圈里讲，“平平淡淡才是真”。金春梅看到就要生气的。直到很多年后，金春梅在看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时，偶然瞥到一段有关许广平的注解——“对那些只知道‘坐在火炉周围谈天说笑，吃花生米、烤山芋，或者在烤馒头、年糕’的同学们感到不满”，她无声地笑了起来。原来百年前已经有一位女子和她一样为同伴的“平平淡淡才是真”感到火冒三丈。她想把这些感悟讲给宋迪听时，他已经在大洋彼岸有了新的家庭，有了一位孜孜不倦告诉其他少女“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妻子。

8

金春梅的担忧被验证了。

她是有这方面的天赋的，从小就有。她能从金老五放下碗筷的力度、这一天的天气、摇摇欲坠的树影来提前判断出郭家英和她自己是不是又要挨打了。她对危险的嗅觉是很敏锐的。

在她的脱口秀视频下面，有了那么两三条讨论。像绸布上撕开条口子似的，越裂越大。终于有人开了口，在评论区贴出了那条“鲁镇杀夫案”的新闻。

金春梅从来没有仔细看过这条新闻，她打心眼里觉得这五个字和郭家英以及她金春梅没有什么关系。她认为只不过是金老五又闯下祸了，害得她和母亲分开了十三年。

她签约的那家公司非常委婉地发来消息，希望她趁着“舆论没有闹大之前”，开个直播讲一下当年的前因后果。见金春梅没有回信，对方干脆打来了电话。

“梅啊，机会难得。全是流量。能不能化干戈为流量，就看你怎么说了。”当初一手挖掘出她来的剧场经理苦口婆心地劝着她，“稿子的事你不用担心，咱们团队有专门的文案，你是知道的。或者你先写一稿，咱们头脑风暴一下，看看怎么把这个事挽回来。”

“我妈妈没有错。”金春梅僵硬地说。

对方尴尬地笑了一声，“现在不是你和我讨论她有没有错的时候。她犯法了，坐牢了，是不是实情？你觉得……梅，别怪我说话直，你觉得舆论发酵之后，你再继续出现在脱口秀舞台上，合适吗？”

金春梅粗重地喘着气，发不出任何声来。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又来了，她太熟悉了，每一次金老五打她之前，她都有这种感觉。

经理以为说通了她，谆谆告诫：“咱们要快，梅，你是我带出来的人，你相信姐，姐不会让你被这事耽误了的。”

金春梅挂断了电话。

9

她不吃，不喝，也不睡觉。像老僧入定那样，怔怔地看着屏幕上涌现出来的评论。

细节越来越多，有些故事甚至是连她这个杀人犯的女儿也不知道的。他们说，金老五本来是不用死的，被郭家英用冻透的萝卜打中太阳穴后，又被郭家英在雪地里拖着送往镇上的卫生所。只是郭家英走着走着不知道想起来什么，在雪地里停下了，在路旁坐了整整两个小时。

“被害人送到卫生所时，头上的血都冻成冰棱子了。”他们说得有理有据，甚至找到了当年的庭审记录，和卫生员的证言。

“被害人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少言寡语，四十大几才结婚……家里的牛全都卖了，才娶上这么一个媳妇。”

“被害人生前是做木匠的，手艺人。去世时家里还有一套家具没打完，是给他女儿存的嫁妆。”

“那女的杀了人也没当回事，第二天继续卖炸货去了。”

……

“金春梅，你在台上嘲讽你父亲时，你想过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吗？”

弹幕里开始有人刷屏了，满屏都是这句问句。金春梅眨了眨眼，像局外人一样看着这满屏的字眼，她想，这就是他们说的“发酵”吧。

她试着回想金老五的面容，想要回忆起来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可她想不起来。金老五永远都像一尊石佛，一座怒目金刚，坐在家里唯一的一把藤编椅子上，享受着郭家英供奉的香火。她金春梅则是他脚下的石狮子，想踩一脚就踩一脚，想拍一掌就拍一掌。至于她要不要吃饭、要不要喝水、要不要穿衣买鞋、要不要读书上学，那些他不管的，和他没有关系。

宋迪替她关掉了手机屏幕，确切地说，是一把从她手里抢过手机，熄灭了手机屏幕。她想夺回手机，可她是完全无法和宋迪那双白而细腻、胖胖的小手抗衡的。

他哭了，哭得情真意切，他甚至在哀求金春梅不要再看这些东西了，他劝她出去“走一走”，他怕她“出事”。而金春梅则是一脸震惊地看着他，因为她刚刚察觉到了一件事情：宋迪也是一个男人，和她的父亲金老五一样，是一个力气很大的男人。

“还给我好吗，把手机还给我好吗？”金春梅重复着这句话。她试图掰开宋迪的手指，可那手指纹丝不动。

“还给我！”她在宋迪的臂弯里尖叫着，像一只哨子一样。宋迪只用一条手臂就困住了她，另一条手臂则伸到一旁去关紧窗户。他总是那样体贴，他怕吵到邻居午睡。

他怀里的那只哨子安静下来，悄无声息，宋迪又抱得紧了些，他以为自己说动了金春梅。

“会过去的。不是多么大的事，大不了我们就不上台讲了……工作的事你别怕，我妈给你安排好了，你尽管和我回去。”宋迪把握着手机的那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紧紧抱着金春梅。金春梅在他怀里抽泣，他抚摸着她的脊背，像抚摸着某种温顺的大型动物。他发现她的睡衣已经全然被冷汗沾湿了。

10

金春梅跟着宋迪回到了他的家。

自从他们结婚后，她来到这里的次数并不多。那种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让她不太舒服，她总觉得他的父母是那种玩具广告里的乐高小人儿，他的家也是一座用模块组建起来的乐高城。坐在他家客厅里的沙发时，金春梅总怕自己像一个讨人厌的巨人，硬生生地挤进了玩偶们的家。

“喝汤，小金，你多喝汤。”他们一碗接一碗地给金春梅盛着汤，他们看不得那碗空了。一顿饭的时间，金春梅喝下了五碗滚烫的参鸡汤。她的脸憋得通红，但她不好意思提出来她要用一下洗手间，她认为一个巨人不该在这样美好完整的乐高之家排泄。

“是这样的。”宋迪的妈妈从容地给他们每一个人布着菜，和宋迪他爸有说有笑地就把金春梅的未来安排好了。

“……你瞧你，瘦成什么样了？”宋迪的妈妈瞧着金春梅，用一种很体己的语气说。金春梅怔怔地望着她那被鸡汤滋润得柔软通红的嘴，并没有听清她在说什么。

宋迪是懂金春梅的，他常在金春梅脸上看到这种出神的表情。从大学时他就偷着望向过她，许许多多次。

“妈说，他们那个老同学要从国外回来。他在北京这边的人脉还是很广的，工作的事你不要担心，我妈和他打招呼了，他能给安排得了。”见金春梅还是一副呆呆傻傻的样子，宋迪好脾气地笑了笑，他扒在金春梅耳边，小声地说出了一个部门的名字。他说那个老同学和那里的“大人物”是如何如何交好，说话是如何如何管用。

“他不常回来的。是不是？”宋迪的父母彼此对视了一眼，回味着这额外的厚待。他们说这老同学一般两三年才回国一次，只有顶顶要好的那部分人才能见上他。

“先过渡着。啊。先给安排个职业院校过渡着。”宋迪的爸爸微笑着放下了筷子，给这一餐做了最终总结，“他说了，先把编制安排上，后面再往更好的平台走。一步一步来，是不是？”

全家人都笑了。金春梅不知道笑点在哪里，她甚至想，如果在舞台上她讲出这些话，台下是要嘘声一片的。

但这不是她的舞台，这是宋迪的家。

金春梅艰难地跟着笑了起来。

11

笑对金春梅来说，成了一件令人发愁的事。

按说她不该这样的，她不怕人笑的。她喜欢人笑，别人笑得越开，越响，这代表她的段子越奏效。但在等待“老同学”的这一段时间，她发现她拿不准了。

宋迪一家总是在笑。他们讨论要不要带一些打包盒去那家五星级酒店时要笑；他们商量是放六把椅子好，还是八把椅子好的时候，也要笑；甚至在他们等了两个小时，那位老同学临时通知他们“来不了”的时候，他们也是笑着的。

“我们走吧。”金春梅站起来说。她想这一家人为自己做的实在太多了，他们不该为了她这样绝望地等下去的。“我找得到工作的，挣得来钱的。”她说。

他们又笑了。

宋迪告诉她，“不是钱的事。”

“不是钱的事，那是什么的事？”

宋迪不说。他只是和他的父母交换着眼色，又笑了。

他们要等，他们要继续等下去。因为据他们一家人的分析，老同学不是真的不来，是被人“截胡”了。被人截胡了，那事情就好说了。前面的宴席总有结束的时候，结束了，不就轮到他们了吗？

“我们就求你一件事。”宋迪的妈妈说。

金春梅正襟危坐，她来不及想“我们”是谁们。她只知道她已经眼睁睁看着他们笑了两个小时，她要是再不笑的话，就很可疑了。

“我们家是不求人的。”这话悲壮了，但宋迪一家是笑着说的，“没求过人。就这么一回，为你破例也是可以的。我们就是希望，等那位老同学来了，你……”

她做出了指示。她认为这段时间以来，金春梅太“苦”了，太“愁”了，都“挂相”了。在那位老同学面前，金春梅必须要笑，要活泼，要灿烂，要少说话。

“尤其是你妈妈的事，少提，甚至不提。我们不是说瞒过去。不是的。我们要等着这件事十拿九稳了，再说，再提。”

“我妈妈什么事？”金春梅一时没反应过来，她还在观摩宋迪一家人脸上的笑容。她怕自己跟不上趟。这一家人彼此瞧瞧，担子交给了宋迪。他扯着衣领，四处寻找着遥控器，说这屋里太热了，太热了。

“就是和你爸的事。也没什么。”他终于找到了遥控器，一把坐了回来，反问其他人，“你们不热吗？”

金春梅松了一口气。原来就是这桩事。好在他们不笑了，等了一晚上的包袱终于是抖出来了。

“我妈妈没有做错任何事。”她告诉他们。他们不听，只是一味地慌张，说那人要到了。

金春梅无声地笑了。她站起来，跟在他们身后。包间外，遥远之地，走来一个小个子。

12

那位老同学醉了，又醉得不那么彻底，和宋迪父母相认的第一时间，他就把他们的嘴堵住了：“办不了，好吧。现在的情况你们知道的，北京的博士都满地跑，十个人里就有一个博士。别说是冬梅了……”

“我叫金春梅。”

金春梅握住他的手，非常体面地点点头。

宋迪的父母交换了一下眼神，领着这位老同学往包间走，“是啊，这个情况我们都知道的。哪里这么好办是不是，好办的话也不找您了。”

一瞬间人们又快活起来。酒水饭菜川流不息地送上来，老同学像高悬的月亮一样，被他们捧在中间。但他迟迟不谈正题，反倒是举着筷子尖指向宋迪和金春梅，“工作的事先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个孩子。三十几了？冬梅。”

“我叫春梅。”金春梅皱着眉纠正了一句。

他摆了摆手，说都一样，赶紧把孩子生了就行。

金春梅已经无意再继续这样的谈话了，她反复告诉自己，她也是一个乐高小人，举着鼓，拿着槌，跟着宋迪一家人把队伍走下去就可以了。其他不重要，都一样。不是吗？这个老同学已经开始翻看她的简历了，他松口了，他说似乎是可以找一个职业院校过渡一下的。宋迪一家人如释重负，这个夜晚可以就此结束了。

金春梅走出包间，要去结账。但她的步子被黏住了，她听到有人在说：“啊，那是重名。同名同姓的人也是有的。春梅家里没有那样的事。”

说话的人是宋迪。

金春梅回头向他望过去，她仿佛又站在了当年那辆和他初相识的列车上。他是那样矮小，坐在他可怜的小塑料板凳上，紧紧抱着一桶冰红茶。外面千山万水穿过，这个肤色白皙的男孩子从来就没有变过。

“是我家里的事。没错的。我妈妈坐牢了。你们不知道吗？”金春梅微笑着重新坐了回来。她听到巨人把乐高之城震碎的声音，有什么东西一块块掉落下来。但她已经无可挽回了。

宋迪一直低着头。高领毛衣卡住了他的脖子，他满脸通红，他感到炎热。金春梅想去抓住他的手，可那双手是握紧的。像石头一样，像金老五一样。

老同学放下了金春梅的简历。他的酒全然醒了。太险了，他差点给一个杀人犯的女儿安排工作。人心险恶啊。他把筷子也放下了，这一顿饭显然是吃不下去了，他凝重地看着金春梅，苦口婆心地告诉她，极端，太极端了，一定要杀人吗？底层男性是很苦的，他们娶个妻子不容易，很珍贵的，绝不会无缘无故去打他老婆……

“这里面肯定有原因！”他斩钉截铁，像找到了某种依靠，“我是苦日子过来的。你们这些一直在学校读书的女孩子不懂的，常年不接地气，压根不知道他们过得什么日子。他们打他老婆，肯定有原因。这话我不是只给春梅说的，还有你。”

宋迪的妈妈愣了一下，她没想到自己也被归在了“女孩子”序列，一时拿不准是该高兴还是该不高兴。

“是的，有原因。”金春梅望着那个面红耳赤的男人。她怜悯他，也怜悯在座的每一个人。

13

郭家英挨打，的确有原因。

第一次挨打时，只有十八岁。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怀上了金春梅，只知道自己在以往苦夏的季节里胃口格外好。她是被金老五用了三头牛换过去的，她还不是很懂什么叫“结婚”，什么叫“爱情”。她只是隐隐地明白，金老五用牛换了自己，自己就得给金老五当牛。

金老五堂亲家里有人做寿，喊她去做帮厨。她一个人对着一口大锅，要炸出来四五十个人吃的萝卜丸子。炸萝卜丸子她是不怕的，她正是浑身都是力气的年龄。那个热气蒸腾的下午，她热，萝卜丸子也热。刚出锅的丸子金灿灿的，浑身被油浇透了。郭家英一个劲儿地咽着口水，她馋了，饿了。

她婆婆是很好心的——这些年郭家英一直记得这个女人的好。“先煮一些挂面垫垫，等他们喝完酒，我们就去吃。”这个年迈的女人从郭家英手里端走了她刚刚炸好的萝卜丸子。她脊背崎岖，两腿蹒跚，走得颠颠地去给她喝醉的儿子送丸子。

她说，男人们要抽烟的，呛人得很，不如待在厨房里安逸。郭家英相信她的话，但是郭家英的肚子不肯相信。她蹲在热锅旁，被油脂香气熏得头昏脑胀，她舌头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呐喊，她必须现在、立刻、马上吃到这口炸丸子。

郭家英也说不清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只记得她的嘴唇刚刚碰到丸子，确切地说，是刚刚递到嘴边，刚刚抿到那股清脆又勾人的萝卜味道，一根烧火棍子就砸到她后脑勺上了。比她大了二十五岁的金老五像抽猪猡一样抽打着她的脊背，外面抽烟的男人们朝里面望望，又回过头去，谁都不觉得是个事。她好心眼的婆婆站在一旁，手足无措，一个劲儿埋怨自己，“你看看，你看看，我忘了早给她下一碗挂面吃了。”

14

金春梅说完了，有那么一刹那，她恍惚以为自己又站在了舞台上。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这个周末是她该表演的日子。她本该站在聚光灯下，从从容容地让那些俏皮的、讽刺的、犀利的、荒诞的话从自己的嘴巴里流出来，而不是从眼睛里流下来。

“就因为这点事吗？就因为你父亲打了你母亲，她就要杀了他？至于吗？”

“对。他打她。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瞬间，他都有可能会打她。”金春梅浑身颤抖，这个夜晚太长了，太漫长了。

老同学发出了“哈”的一声笑，他扩了扩胸，又活动了一下僵硬了一晚上的脖子。“绝对不可能。这里面肯定有事。我们外人就是不知道罢了。尸检报告网上都有，死者身高不到一米六。那个女的多高？那个女的可是接近一米七了，人高马大的，鲁镇来的女人都这样，人高马大。你们瞧春梅这个子，她妈矮不了……”

“你能不能闭嘴？”人高马大的金春梅已经站在了他面前。

她比他高那样多——就像郭家英比金老五高那样多一样。

但他压根不怕她，因为他知道她没法拿他怎么样。老同学哈哈大笑着站起来，又捏了一只小番茄放到嘴里，轻而易举咬碎了它，“急了，这孩子急了。”

“你能不能闭嘴？对，我是在说你，金春梅。”有人拉住了金春梅。金春梅不用回头，她知道是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