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成伟，湖北十堰人，定居上海。作家，策划人，《艺文中国》中国区执行主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自由谈》《百花洲》《山西文学》《散文海外版》《天津文学》等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数百篇，著有散文集《陪你山河万里》，主编有《梅洁这四十年》等文学专著。

三合汤

每年春节前夕是生产红薯粉的旺季，那是郧阳人为了犒劳一年的辛劳，是大年三十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重要见证。它在餐桌上的地位并不比全鱼整鸡猪腿烤羊这些大菜的分量轻。

红薯粉的生产极其复杂，一般家庭不敢轻易动手。红薯要手工磨成细细的粉，煮熟、漏丝，细细密密落入冷水中凝结成丝。辛苦劳作的大人们身边，有一群欢呼穿行的孩童在嬉笑打闹。因为红薯粉的生产预示着大年很快就要到来了。

每年春节，父母都要到乡下农家定制好红薯粉，帮我快递到一千二百公里外的上海。吃上家乡的红薯粉，在外打拼的疲惫瞬间都被家乡的美味深深地慰藉了，就觉得过上了儿时记忆里的大年。

一筷子细细长长的正宗红薯粉，是一碗郧阳三合汤的灵魂。即便汤底不换，换了其他任何地区的红薯粉来代替，都不能再称之为三合汤。

一个人存活于世，得形魂皆备，缺一不可。郧阳三合汤的汤底也不一般。

外公的父亲，我的太爷，在解放前靠卖三合汤为生，这让学了点皮毛手艺又不肯干活的外公沾沾自喜。我儿时就听当时仍在世的外公讲，三合汤的汤底需要牛肉、牛蹄骨、猪腿骨、白萝卜，再投入桂皮、花椒、生姜、草果、香叶、小茴香等多种香料混合炖煮数小时，才能算作汤底。远远飘来的浓郁香味，让所有过路人都忍不住停下脚步细细嗅探。每个土生土长的郧阳人闻到三合汤的味道，常常觉得自己活得像人间神仙。

一份粉丝、一碗汤底固然可以令人销魂，可是少了伴侣的神仙怎么可以逍遥得下去呢？

几只娇小精致的牛肉水饺就是三合汤里不可或缺的妙品。新鲜的剁烂成泥的牛肉，加入煮熟晾凉的萝卜，稍稍加入些姜末葱末芹菜末蒜苗末，搅上一勺鸡蛋液，再配上巧手们擀的细薄面皮，轻轻一捏，一朵形似花瓣状若元宝，郧阳人俗称猴头的玉仙肉饺就成形了。

晶莹透亮的红薯粉丝、精心熬制的牛骨汤底、鲜香滑嫩的灯影牛肉、精致玲珑的猴头水饺，再撒上翠嫩的香菜、小葱，爱吃辣的淋上辣油，一碗醇香弥漫、壮身提神的三合汤就上桌了。尤其是冬春时节，各家的三合汤店铺都座无虚席、应接不暇，男人们吃得酣畅淋漓，女人们吃得满头大汗，一碗下肚像打通了奇经八脉一样浑身通畅、痛快不已。

无论官宦富贵还是草根百姓，祖祖辈辈自小都记得两句顺口溜：“天下香客朝武当，必吃万历三合汤。”“郧阳万历三合汤，一顿不吃想得慌。”

这里的“万历”是指四百五十余年前的明朝万历元年。那年发生了一段决定三合汤命运的文化奇遇良缘：

湖北、河南、陕西三省的三位秀才到郧阳抚治赶考。八月八日那天的郧阳城大雨倾盆，三位分别推崇儒释道的秀才在客栈巧遇，一见如故，次日分别前各寻自带的一家乡特产共烩一锅，以纪念这段美妙的友谊。

河南秀才以牛肉代表自己推崇的道家，湖北秀才以素食红薯粉条代表佛家，陕西考生以饺子代表儒家，“郧阳万历三合汤”由此正式诞生。日后，这三位秀才均榜上留名，一道大杂烩创造的寓意着至诚待人、超越流派、三生万物的浪漫文化名吃就这样神奇地保留了下来。

如今的郧阳，最有名的三合汤招牌老字号在小石桥旁。县城很小，几乎没人知道正式的路名，但说小石桥，家家户户无人不晓。这个店面貌不惊人，装修也很简单，三合汤的做法或许有改良，却以一个小城的精神地标矗立在百姓们的心中。

每个闯荡外地的游子，无论混得好坏，回到家乡吃上一碗三合汤，仿佛就触摸了家乡的灵魂，就会气定神闲许多，重新获得力量继续奔赴异乡打拼，为了自己尚未实现的梦想。

酸浆面

我们中国的每道地方风味小吃几乎都有个历史典故，绝大多数无法考证真伪，权当一则口口相传的街边传闻听听，倒也不错。酸浆面也有一段似曾相识的亲情故事:

清朝道光年间的郧阳城有一对父母早亡的姐弟，常年住在破庙，靠乞讨为生，两人相依为命。弟弟十二岁生日这天，即将被卖到大户人家做丫鬟的姐姐在离别前，千方百计弄来豌豆面和白面，加盐擀了一碗又细又长的寿面。乞讨来的泔水煮沸后居然酸味十足、香气四溢，引得路人纷纷询问。聪明的姐弟俩由此研发出了美味奇特的酸浆面，成为一道享誉四方的名吃，传遍郧阳城，他们开起面馆改变了悲苦的命运。

一百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也遇到郧阳一个身世坎坷的小刘兄弟。他来自郧阳南化镇，很瘦，擀面的动作却很干净利索，每根面条均匀细长、听话乖巧。

他每天要擀十二杆手工面，每杆七斤，八十四斤的面粉才能满足每天两百碗酸浆面的供应。每斤面里，除了一半的面粉，还要掺和一定比例的豌豆、黄豆、蚕豆，才能做出清朝道光年间传下来的那碗面。

他每天还要洗净二十斤大白菜、十斤芹菜，烫了半熟，放入一百二十斤的面汤大桶里，放入花椒、八角、桂皮等各种大料。四天后一打开盖子，全是令人陶醉的酸爽和芹菜白菜混合的奇香……这些充满了历史味道的酸菜才能送到厨房加工。

酸浆面的核心是酸浆。无论是以泡菜著名的韩国，还是中国的四川东北或其他省份，酸菜上桌实在太理所当然，腌制酸菜的汤汁常常被倒掉或者留着继续腌制下一批，是不会上桌送入食客口中的。只有中国郧阳的酸浆被捧为上宾，“堂而皇之”地走上餐桌，简直是美食的一道惊世绝唱。

每天晚上十点食客稀少的时候，刘鑫和他的小伙伴们准时开始，在一个硕大的铁锅里，装满一百二十斤的酸浆，用小火慢慢熬煮。早上七点，他的郧阳酸浆面店开门迎客的时候，这桶酸浆刚刚熬好派上用场。

每天早上七点至十点是食客们就餐的高峰期。昨夜宿醉的汉子、年轻靓丽的妹子、幼稚可爱的孩子……刘鑫在碗底铺好烫熟的绿豆芽、煮熟的手擀面，浇一大勺神奇的酸浆，撒上香菜、小葱和炒熟的芝麻，大家都奔向顾家岗这个普通的面馆，用一碗酸爽开胃的郧阳酸浆面开启一天忙碌的生活。

食客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无暇顾及这个酸浆面馆背后承载了什么，这些只有小刘自己知道。

十五岁，初中毕业后没有着落的小刘和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都奔向广东寻找一个未知的未来。在深圳的几年，他生产过汽车配件，造过风扇。幸好有一个贵州的女孩给了他生活的美好，让他在流水车间的工作显得不那么枯燥烦闷。那时候，他常常对女孩说他想念母亲亲手擀制的手工面，想念家乡的酸浆面。那个贵州女孩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和湖北的酸浆面会有什么命运交集。

到达深圳三年后的一天，刘鑫在家乡工地上打工的父亲不慎掉入井中，造成高位截瘫。那个贵州女孩便随同刚满十八岁的刘鑫从深圳回到了十堰。此后，下半身失去知觉的父亲在病榻上躺了足足九年。在南化塘镇的青山秀水里，母亲每日照顾着大小便失禁的父亲。让小刘欣慰的是，命运多舛的父亲没有大多数瘫痪患者的悲观。靠轮椅勉强移动的父亲，偶尔还会和孩子们炫耀三十多年前在《十堰晚报》发表的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那是他五十几年的人生里极大的辉煌。

他带着弟弟在茅箭区顾家岗的面馆每天要制作两百碗地道的酸浆面，每个月近四万元的营业额看起来不少，但除掉房租、采购、人员工资和各种物料成本，仅仅勉强维持父母孩子一大家人的生活用度。

每日每夜的劳作确实很辛苦，但刚满三十岁的小刘面色很坚毅，他接受命运的各种安排，但他不会低头，他相信郧阳酸浆面会让他的父母、弟弟、妻子、孩子们越来越好，让他们一大家人越来越幸福。

小刘或许不知道家乡有一位走出去的大人物对酸浆面和他一样痴迷。

这位出生于郧阳的哲学家、革命家、理论家、教育家叫杨献珍，与彭德怀、刘华清等共和国的脊梁一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浴血奋斗一生，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委书记、校长。他波澜壮阔的生命画卷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这位为国家奉献一生的英雄，在年逾古稀不便回乡的时候思乡成疾，他常会推开家人亲自下厨，为的就是吃上一口家乡的酸浆面。据说他在弥留之际也在想念家乡的那碗镌刻着生命温度的面。1992年，杨老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与他一样，对酸浆面怀着浓浓乡愁的，还有台湾那湾浅浅的海峡对岸的那些老兵。上世纪九十年代，颠沛一生满头银发的台湾老兵们，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推开官方的安排，去吃上一碗梦里牵挂了半个世纪的郧阳酸浆面，那是一碗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干酸菜

看到有家乡人在朋友圈吆喝干酸菜，我眼睛都亮了，这样古董的吃食居然还在？赶紧下单，然后掰着指头算，看几天能到上海。

每到冬天，郧阳人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用萝卜叶子腌一大缸黑酸菜，用一块大石头使劲压好，储存着吃到春末夏初。直到天气热了，大夏天来了，酸菜坐不住缸发酵得快要冒泡了，这场年复一年的黑色美味之旅才会恋恋不舍地结束。智慧的是，许多人家会把酸菜从缸里捞出来，改刀切细，用簸箕放在房顶或稻场晾干，就成了干酸菜，装在塑料袋子里能储存好几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青黄不接没菜吃的时候，干酸菜就成了郧阳人下锅救急的宝贝。

祖祖辈辈的村人舍不得用辛苦栽培的大白菜、小青菜，通常把喂猪吃的萝卜叶，或者到田野里挖野生的荠菜来腌制酸菜。世代传承下来，倒成了一种沿袭的味道。如今倒是不用那么节省了，但若用了其他菜，就显得不正宗、不地道了。尤其是野生的荠菜，光挖就是件累坏人的活儿，这年头大家都没那个心劲了，都到菜场买，野生的味道很罕见了。

家乡的朋友说，干酸菜的吃法很多，可以蒸扣肉、炒粉条、炒猪血、炒五花肉、包饺子……听来就是万能百搭的了，可能是近些年的新创意吧，旧时我家似乎从没这么花样繁多地吃过，记忆里只有干酸菜下面条。

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抓一把干酸菜下猪油锅轻轻煸炒一会儿，屋里屋外便激荡出一股无法抵御的酸香，然后刺啦加满一锅水，盖上木匠手工制作的笨重锅盖，等水开了，下一锅自家用压面机压制的麦面条，或揉搓出绿豆大小的面粒下面疙瘩。掀了锅盖，皱皱巴巴的干酸菜早已在热水的浸泡中舒展开来，恢复了菜叶的初始模样，在咕嘟咕嘟的汤面随波澎湃。再小心翼翼淋一小勺芝麻油，一锅本来寡淡的面食立马充满了诱惑。一家几口人人端一只镶着蓝色细线条的硕大粗瓷海碗，或蹲墙边，或坐竹椅，晒着太阳，就这么有滋有味地呼噜好几碗。

许多年过去，我都还记得在大山里一所乡村小学教室走廊的尽头，每天早上，有时还有中午或晚上，一个青年教师在那个烟雾缭绕的半露天柴火灶台旁，捉襟见肘，拿干酸菜来养家糊口。只是那时我们是小孩子，还不懂得生活的不易，大人做什么就吃什么，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吃的东西。现在想想，不全然是干酸菜多么美味，也是实在没有菜下锅维持生计，父亲才拿干酸菜来抵挡一下。很庆幸，时隔三十年，我没记住生活的难，却忘不了干酸菜的香。

尤其到了夏天，天气炎热，在那所小学读书的孩子们要狂奔好几里山路回家吃午饭，中途还要坐一条木船渡过一条汉江河。干酸菜泡的水便成了这群十一二岁山里娃返校时的解渴神器。家长们都很有经验，捏一撮干酸菜，像茶叶一样装进一个塑料瓶子，灌上冰凉的井水，装进孩子的手工帆布包。等孩子们一路狂奔到学校，黑与黄已渲染了多时，瓶子里的井水已成了黑黄相间的酸水，诱惑着每个孩子的味蕾。汗流浃背之际，猛喝一口，真是解渴至极酸爽至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山里娃还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可乐雪碧，即便日后长大喝过了雪碧可乐，还是会怀念儿时父母亲手制作的那一瓶痛快的干酸菜饮品。

如今早已远离了懵懂少年，远离了山村和家乡那黑得可爱的干酸菜。走过千山万水，吃过全国各地各具特色的酸菜，也喜欢上了各种风味、做法各异的酸菜，却发现郧阳干酸菜的风味实在是天下独有。

从色泽、工艺上看，最接近的就是霉干菜。到浙江温州吃过梅菜烤饼，到湖南长沙尝过梅菜扣肉，还有广东古诗“苎萝西子十里绿，惠州梅菜一枝花”里形容的“皇室贡菜”，原料或做法多有相近，但和郧阳干酸菜有着天大的差异。温州的偏淡，湖南的太辣，惠州的过淡，虽然都各美其美，却没有郧阳干酸菜的酸，没有郧阳干酸菜的香。细究原因，大约只有家乡那方山水才能生长出家乡的那番味道吧，不可替代。

如今看来，郧阳干酸菜其实从没消失，它只是静静地蹲守在时间深处，等待着与心心相连、隔空相望的故人再次相遇。某些时候的遗忘，只需偶一张望，那些味道、那些日子就飘然而至，撩拨着余年。等收到货，我大约也会拿它轻轻煸炒一会儿，让屋里屋外充满奇异的酸香，然后加上水，煮开，下面。

粽 子

都说端午是纪念屈原或哪个大人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余家坡，我的记忆里只有包粽子这一件事。那时，村人哪管什么文化讲究、什么历史名人，大家的记忆只和吃有关。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已不记得我家包粽子的事，却牢牢记住了邻居谢家奶奶包粽子的场景。

端午抵达，意味着天气已热起来，已经触摸到夏天的脑袋。余家坡的傍晚那么热闹，我们一群小孩子在稻场疯跑，惹来大人一片训斥，也不见收敛。永远坐在椅子上的谢家奶奶笑呵呵地与子孙和邻居围坐在一个装满糯米的大盆前，教大家包粽子。碧绿的粽叶在她灵巧的双手间翻飞，雪一样白的糯米不多不少，乖巧地钻进了手心的粽叶窝，被包裹捆扎得伶俐结实。如今谢家奶奶去世了一二十年了，我的记忆里，她永远坐在一半水泥地一半黄土地的稻场上包粽子。大人们说，谢家奶奶年轻时能说会道，当过村妇女主任，干活可是一把好手，堪比壮汉。可怜她一次不慎，摔在屋后阳沟里，便永远不能再走路了。那时村人都穷，买不起轮椅，离城市太遥远，也不知道到哪里买，谢家奶奶便日复一日地坐在竹椅上，最多用手臂移到旁边的竹椅上。

村里家家户户孩子多，实在照顾不过来，通常会扔给谢家奶奶，把他们安顿在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木轿子里。手工木轿做得精巧，前面有一条木制尿道，后面坐处也按婴儿的臀形挖了洞，上层面板上挂满了拨浪鼓和其他琳琅满目的玩具。光屁股娃娃通常要坐半天不能移动，等到上坡干农活的父母回家才有机会脱身。幸好，娃娃坐在木轿子里大小便自如，可自由发挥，哭累了便趴在轿子上睡着了，睡醒了依然是漫长的等待。娃娃们唯一的人类安慰便是站不起、抱不动的谢家奶奶，只有她不停地搓着拨浪鼓，不厌其烦地安抚着哭号不止的“被囚禁者”。我弟弟有段时间便是其中一员。

十几岁，我长大了些，对自己说，等能赚钱了，一定给谢家奶奶买个轮椅，让她可以到处跑，想去哪儿去哪儿。直到十几年后，余家坡人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被迁移到三百里外的襄阳，而立之年的我从上海赶回去，才终于抓住时机买了一个轮椅装上货车，请人送到她的新家。从此，她被家人邻居推着四处闲逛，实现了移动身体的自由。那是我许多年的梦想，想必也是她和周围所有人的心愿。多么庆幸，终于实现了。后来听说村里有个跛脚的女邻居常推着谢家奶奶逛来逛去，我没机会看见，但听说谢家奶奶逢人便讲我的好，简直成了我的慈善招牌。其实不过千把元人民币办成的事，我应该在有能力的时候更早些行动，很遗憾迟了那么久，让她多辛苦了一些年。

又过了几年，我偶然又回了一趟十堰，突然听说谢家奶奶去世了，第二天，一辈子默默无言照顾她、编织草鞋和蓑衣是一绝的谢家爷爷也去世了。我和亲友们赶到襄阳送别，却始终没能再看到躺在棺木里的二老。日后，听说轮椅还在，跛脚的女邻居拿去坐了很多年。我没再有机会见过这个女邻居，但我猜，那轮椅上还沾染了谢家奶奶的不少气息和她笑着的模样。

所以，我的全部记忆里，只剩下幼年时，谢家奶奶傍晚在小村里，笑呵呵地教大家包粽子的场景。我几乎可以确定，那天的夕阳很美，风也很纤细。

谢家奶奶包粽子的场景，大约是我童年偶尔的一次观望。大多数端午，我是要去外公家过的。

我从未见过面的外婆不到三十岁就病逝了，她的婆婆—我的以童养媳身份走进外公家的太婆，很长寿，活过了百岁。外公去世多年，太婆才离世。外公这一生，最长久的陪伴者应该是他从不敢上桌与家人同餐的母亲吧。她是童养媳，一辈子勤勤恳恳干活，只能躲在灶火间，像小猫一样静悄悄吃饭。我可怜的善良的低到尘埃里活着的太婆！

舅舅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我们家也是。所以，每年端午，我们赶到外公家，一大家子满满十二口人要热热闹闹地一起度过，那口硕大的农家柴锅要煮满满一大锅才够吃。端午的早上，我们刚起床，外公就招呼我们洗脸吃粽子。一个大盆里，混杂着一大堆冒着热气的粽子、鸡蛋和大蒜头。大蒜煮软了，撕开，捏着蒜尾巴直接吸，像果冻一样顺滑。外公一边吸着，一边教我们六个孙辈娃娃。

一直到现在，外公和太婆去世一二十年了，我也有了两个孩子，年岁和我少时去外公家差不多，每到端午，我一定要煮锅粽子、鸡蛋和大蒜头。他们吃不吃或吃多少，我不太在意，但是我一定会煮，有些记忆已成为习惯。我还会像幼年时去外公家过端午一样，把大蒜撕成两半或四瓣，捏着蒜尾巴，轻轻一吸，蒜就滑进了口腔。

如今的粽子吃不了太大的，就改买了小的，一口一个。肉馅、蛋黄馅、原味的，都不能少。鸡蛋照例也要煮一些，每人至少得吃一个。吃过了粽子、鸡蛋、煮蒜，当然，艾草也要买上一大捆，挂上门角，插入瓶中，然后给小朋友亲手做只驱蚊的艾草小灯笼，挂在房间，这个端午才算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