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二〇二六年我在荷兰留学，读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实习的时候没看仔细，签了位于郊区的一家画廊，离学校很远，要坐二十多站公交。一来一回，半天就没了。不过工作内容还算清闲，平时就是搬搬画，整理整理材料，再陪老板聊聊天。老板跟我一样，是中国人，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连衣裙，身上萦绕着一股淡淡的薄荷味。原本我以为是烟味，但从来没见过老板抽烟，于是觉得可能是某种特制的香水。

最初，我跟老板的聊天内容主要集中在画廊新进的展品上，探讨它们的构图、笔触、色彩等等。后来聊得多了，内容便开始涉及附近华人街哪家餐厅好吃，什么时候买超市的剩菜盲盒最划算之类的日常话题。某次闲聊中我问老板为什么要在这里开画廊，老板说她本来在国内读二流综合类院校的艺术系，读到大三上学期，刮彩票刮出一大笔钱，就顺势申请了海外的院校。本来只是想出来见见世面，谁知道一来就不想回去了，于是就有了这家画廊。我打趣老板，这里不会还有你的作品吧？老板笑了笑，带我走到画廊的一个角落，上面挂着一幅油画，是个戴着珍珠耳环的女人。画的背景，女人的手、衣服和头发笔触都很细致，就像正常的油画一样，脸部却叠着两个极为简单的圆，边缘晕着一圈红色。这显然是抽象画里才会使用的平面元素，放在油画里明显有种格格不入的怪异感。

你觉得这画怎么样？老板半倚着墙问我，半片石榴红的裙摆垂到地上。我说我不怎么懂油画。老板说，不懂的人感觉才更准，你觉得怎么样？我只好如实告诉她这幅画看起来很矛盾。老板听后沉默了一会儿，笑了。明亮的灯光在她饱满的耳垂上摇晃，像一颗坠着的珍珠。

你的感觉真准。她说，这张画就是一个矛盾的故事。我问她什么故事，她朝门口张望一眼，转过头说，正好，这会儿也没什么人参观。我就给你讲讲吧。

二

二〇一六年，我拿到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牌子是中兴，大约三分之二个巴掌大小，现在已经停产。我在上面读到的第一条新闻是一起杀人案，发生在我省我市我住的街区，凶手尚未归案。警方推测，凶手是南方人。那时起我便怀疑住在我隔壁的阿宁是这起案件的凶手。

我住的街道位于城市边缘，隔几面墙就写一个“拆”字，有白色的、黑色的、黄色的，偶尔也有红色的。每个楼道跟前摆一个垃圾桶，可能是灰色，也可能是蓝色、绿色、红色。我喜欢蓝色，所以每次都特地越过五个楼道把垃圾扔进蓝色的垃圾桶。垃圾桶底下的泔水渗进坑坑洼洼的水泥地里，印成一大片一大片深深浅浅的图案，有的像霸王龙，有的像大象、狮子、野猪，鬃毛很旺盛，遮住眼睛的那种。一天，我在这摊印记中看见阿宁的形状，我忘了究竟是哪天，直到看见那则新闻。我确定了，那天是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号，星期三。

打算跺脚震亮单元楼道声控灯之前，上面传来嗵嗵嗵的响声。灯亮了，我看见阿宁从楼道里走出来。作为街区唯一的南方人，阿宁的作息比我们提前两个小时。我们下午七点吃晚饭，她下午五点就吃；我们早上七点起床，她早上五点就已经出门。

我看一眼手表，下午七点，所以她现在绝不是要去吃饭。好奇心驱使下，擦身而过几秒后我转过头，想知道她要去哪儿。奇怪的是，我转过头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最后一抹将死的夕阳照在地上，我看见地上大片的印记，不是熟悉的大象、狮子和长满鬃毛的野猪，而是一个模糊的背影。我一直盯着那片印记，模糊的区域随着光照的黯淡而减弱，直到所有的阳光都被夜晚装进黑暗的棺材，我用力地跺了一下脚。灯光亮起，我恍然大悟，那是刚才从我眼中逃离的阿宁的背影。

周末，警察来我们楼道调查。听见隔壁的敲门和开门声后，我偷偷从家里溜出来，耳朵贴着阿宁家的门缝，听见从里面钻出来的对话：

十月十八号下午七点你在哪里？

在家。

有没有人能证明？

没有。

你在家做什么？

看书。

下午七点到八点半，这段时间你一直在家看书？

七点半之前我出了趟门。

出去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吃晚饭呗。

去的哪家饭店？

隔壁小区门口的沙县小吃。

我们之后会去和老板核实。

苍蝇馆子每天来那么多人，老板未必记得我。

这不用你操心。吃了多久？

不到一个小时，我回来的时候应该还没到八点半。

十天前的事，你把时间记得这么清楚？

我有强迫症，只能在半点和整点开始做事。

有人说经常见到你进出这个人的家里。你们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的前任编辑，我们有时会在一起改稿。

你去他的家里只是改稿？

你们警察办案全靠听说和猜？

阿宁女士，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谈话戛然而止，我试图把耳朵凑近门缝。结果门突然开了，铁质的把手撞到鼻梁，很疼。我捂着鼻子一屁股坐在地上。两个警察狐疑的眼神越过阿宁的后背落在我身上，让我感觉自己像一条滑稽的狗。

你们不是问有没有人能证明吗？阿宁转过头，指尖朝向我，像推销员介绍店里的产品似的。喏，证人来了。她又转头看向我，耳垂下面坠着一粒圆润的珍珠，新鲜得像刚从蚌里取出来。记得吗？上周三下午七点左右，咱俩在楼道口见过。

见过是见过。我慢慢站起来，一只手捂着鼻子，另一只手拍着屁股上的土。但你肯定不是去吃饭的。

那你说说，我去干吗了？

谁知道，反正不是去吃饭。我把放在鼻子上的手移到下巴上，模仿记忆中侦探的语气，配合我在心里打过草稿的台词。因为你是南方人，不会下午七点才吃晚饭。

小朋友，你柯南看多了吧。阿宁听后掩着嘴笑起来。

我不看柯南。我即刻反驳，我看的是神探夏洛克。那年这个剧刚好播到第三季，但第三季没有前两季好看。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揭秘的逃避，编剧故意跳过福尔摩斯死而复生的手法，在推理小说中是大忌。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个剧集比柯南要高级不少。毕竟，动画片是给小孩看的。

这不是差不多嘛。阿宁笑够了，转过身对着那两个眼神更加狐疑并且看起来马上就要开口了的警察。总之，可以确定的是，这孩子周三下午七点在这个楼道里碰见了我。阿宁话音未落，一个警察就不耐烦地冲我挥了挥手。门砰一声关上的时候，我的一只手还放在下巴上。之后他们说的话，从门缝里就听不到了。

三

确认警察的脚步在楼道里远去后，我直接敲响隔壁的门。门一如既往开得很快，这次我没忘记和它保持距离，所以只闻到一股淡淡的烟味。阿宁再次出现在我面前，食指和中指间夹着半截烟，和我爸抽出来的呛人的二手烟不同，有种类似薄荷的淡淡的香草味。

哟，小福尔摩斯来了。阿宁弯下腰，吐出的半口烟喷在我还隐隐作痛的鼻尖上。我发现那半截烟嘴上沾着一圈鲜艳的口红，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产生想学抽烟的冲动。后来想想还是算了，谁知道抽烟会让我更像我爸还是阿宁。

阿宁的房子是欧式装潢，长得像我幻想中的五星级宾馆。客厅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好几层的吊灯，沙发是皮质的，地上的瓷砖围着一圈复杂的花纹，宴会厅一样华丽，和我家里的一堆木制家具和踩起来咯吱咯吱响的旧木地板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沙发上放着一本黄色封皮的书，墙的正中间挂着一幅抽象画，一堆颜色各异的线条和图形杂乱地叠在一起。我看了半天，没看懂。回过头的时候阿宁已经点上一支新烟。我以为她会先开口问我为什么来她家，但她似乎对此并不在意。第三支烟点燃后我问她，那个人是你杀的吗？

谁？她反问。

你的那个……前任编辑。

你耳朵挺灵啊。阿宁嗤嗤地笑了，这次她没有抬手去挡，下半张脸的酒窝露出来，相当俏皮。

对，我杀过他——在一篇小说里。手稿还没改完，他就死了。

你是个作家？

不算。就是个爱好，写着玩的。以前也偶尔写写诗。不过诗比小说难写，这两年我基本只写小说了。

所以你没有真的杀了他。

真的杀了他。阿宁重复一遍我的话，用暧昧的语调把每个字都把玩一遍。你对真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我顿了下，没想到会被问这种问题。

我写小说的时候，都是把故事当成发生在现实中的事去写。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东西做了什么事，一清二楚。就像现实一样。那么，你所谓的现实，会不会也是我这样的人写出来的故事的一部分？

我想，我困惑的表情看起来一定很滑稽，否则阿宁不会笑得那样开怀，耳环上的两粒珍珠抖得花枝乱颤。等她笑够了，又问我为什么会怀疑她。我说，因为新闻报道上写警方怀疑凶手是南方人，而你是我们这儿唯一的南方人。这下困惑的神情转移到阿宁脸上了，她说她从来没见过这条新闻，让我找出来给她看。我掏出手机，在浏览记录里翻了半天，没找见。最接近的一条新闻短讯只写了模糊的案发时间和地点，连我们街区都没提到，更别说警方的推测了。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毕竟我的眼神的确不怎么好，老把别人行走的鞋看成跑过去的狗，把地上黑色的塑料袋看成睡觉的猫。我的余光瞥见阿宁，她又在点一支新烟，拿着打火机的手微微颤抖，淡薄的口红下的嘴唇显得有点苍白。我告诉她那条新闻找不见了，可能是我记错了。阿宁没看我，深深地吸一口烟，又长长地吐出来。然后她说，我跟你讲讲吧，我是怎么杀掉他的——在小说里。

四

到他家的那晚，雨夹着雷声，下得很大。我带了伞，但全身上下只有包是干的，里面装着我没写完的初稿和一把刀。我们按照以往的习惯，坐在餐桌前。我掏出稿子给他，他戴上眼镜，拿着一支蓝色的、快用平了的英雄牌钢笔，在上面写写画画。到最后一页时，他抬起头问，你的小说没写完？我说写完了，最后一行就是结局。他说结局不能这么写，主人公——就是这个作家和她的编辑积累了这么多矛盾，没有爆发也没有解决，根本就不完整。我看着他，说，马上就要完整了。然后从包里掏出刀插进他的胸口，他马上像一颗漏气的球瘫倒在桌上。一直以来我都在隐瞒一个秘密：我没办法写出任何超出现实的东西。只有亲身经历过，我才能把它转化成文字写出来。所以，为了这部小说的结尾，我必须把他杀了。我把稿子从他手里抽走，迫不及待地写下去，直到笔尖的墨水变得比他的血还热。忘了说，我其实不喜欢用钢笔，钢笔的字迹太绝对，不能修改。我的所有手稿都是用铅笔写的，时间一长，字迹就会变成模糊的污渍，这也是我积极找编辑投稿的原因——要么，它在印刷的油墨里获得永恒；要么，它消逝在晕染铅灰的废纸堆里。

完稿的那一刻，我很满意，满意到忘记这个结尾是用钢笔写的。这意味着即使前面的部分全都模糊了，结局仍然存在。所以，在某个被遗忘的未来里，这段结局没有让故事变得更完整，而是将它破坏得面目全非。我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件事，那时我已经因为严重的失眠症而放弃了写作。

五

那这篇小说最后发表了吗？我忍不住问。

没有。阿宁恢复到先前轻描淡写的状态里，拿手里的烟碰了碰烟灰缸，烟灰准准地飘进缸底。编辑都死了，上哪儿发去？

可以换个新编辑。我说。

我打算停笔一阵了。阿宁说，小说写得太多，容易把故事和现实弄混。

临走前，我经过阿宁的客厅，发现了两件事：其一是沙发上那本黄色封面的书叫《南方高速》；其二是墙上那幅抽象画左上角的那个圆有些像阿宁的珍珠耳环。阿宁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说，你喜欢这画？我摇摇头，说，看不懂。

要看懂干吗？叫人看不懂的才是艺术。抽象画嘛，讲究的是感觉。从感觉上讲，你喜欢这画吗？

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

可惜了。阿宁嗤嗤地发出薄荷味的笑声。你要是说喜欢，我就送你了。据说这是从国外的博物馆里淘来的，值好几百万美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她上前两步，伸手抚了抚画框，表情变得有些嫌恶。

唉，都落灰了。她说。真脏。

当时我以为阿宁又在逗我，所以并未把这句话放在心上。没想到隔周再去阿宁家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新住户指了指挂在客厅墙上的那幅画，说这是阿宁留给我的东西。我盯着那画好一会儿，才想起自己为什么过来——新闻上说凶手已经被缉拿归案了。这次我特地记下了新闻网址，想把这个消息告诉阿宁，顺便和她道歉。没想到她就这样一声不吭地搬走了。我有点失落，取画的时候一走神，画框没拿住，掉到了沙发上。沙发和画倒是都没什么事，但我顺手放在沙发上的手机被砸黑屏了，怎么按都没法开机。后来我爸妈把这幅画送去做鉴定，发现是一个俄罗斯画家叫康什么斯基的真迹，于是二话不说转手卖出。再后来我们全家搬出了旧街区，我也拿到了一个新手机，在浏览器里输入网址，灰色的加载圈转着，转着，转出一个灰色的“404not found”。那天我去扔垃圾的时候发现新小区里只有黑色、绿色和红色的垃圾桶，于是偷偷从家里拎出来半桶蓝色颜料。连盖都没刷完，就被路过的邻居发现，拉走，并被教育不能破坏公物。回家后，我看着手里的半桶蓝色颜料，一张女人的脸的轮廓浮现出来，我越看越觉得像阿宁，于是决定把她画下来。现在，我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到日后只会更模糊，就像阿宁用铅笔写的那些手稿一样。

这幅画后来被画室的老师看见，老师对我父母说可以考虑让我走艺考这条路，夸我在色彩感知方面有着异乎常人的天赋。至今我仍不知道老师的评价是出自真情实意还是招生话术。我画这幅画只是单纯不想忘记阿宁——虽然画里女人的脸并不是阿宁的脸。我总感觉手里的笔在被什么无法穿透的东西阻挡，可能是记忆，也可能是现实。我向父母询问阿宁的长相，得到的回复是语焉不详的“没怎么注意过”和“普通女人的长相”。于是在搬家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又坐了几十站公交，穿过菜市场和一个个小区，回到我遇见阿宁的楼道口。旁边的灰色垃圾桶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腐烂的气息，地上是泔水洇出的肮脏的印记。在正午的太阳下，我没法像之前那样辨识它的形状，因此感到一阵焦躁的眩晕。我吐了，没来得及消化的食物从鼻腔和喉咙里喷出来，心里想的是如果这是个蓝色的垃圾桶就好了。

当天晚上我梦见阿宁，她在几个不同的梦的片段间穿梭。有时坐在沙发上读那本黄色封皮的书，把薄荷味的烟灰抖进烟灰缸；有时伏在餐桌前写稿。稿纸垒得很高，我看不清她用的是铅笔还是钢笔。但不论她在干什么，我的目光始终无法聚焦在她的脸上。只有耳垂下的那粒珍珠在灯下，纹理与质地清晰可见。醒来之后，我翻出那幅已经修改了不知道多少遍的画，用蓝色的颜料覆盖掉整张脸，然后在耳垂下方画上一颗珍珠。那是我迄今为止刻画物体最细的一次，连联考前密度最大的集训都不能达到的程度。这颗珍珠在画布上被打磨得与真正的珍珠无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梦见阿宁，生活也规规矩矩地被放回学校和画室的课程表中。直到中彩票的前夜，我梦见自己在参观一所美术博物馆。馆里很空旷，只有我的脚步在其间回响。在所有的灯光聚焦着的玻璃展柜中，我看见那幅阿宁送给我没多久后又被转手卖出的抽象画，蓝色、绿色、红色、黄色和灰色支离破碎地穿插其中。梦境和记忆重叠的时刻，多年前相同的感觉又向我涌来，线条和图形的组合仍然毫无逻辑，但我从中确定了一件事——世界上不会存在比左上角的那个圆和阿宁耳垂下挂着的珍珠耳环更相像的东西了。

六

我上前两步，凑到这幅画跟前，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似乎嗅到一股淡淡的、类似薄荷香草的气息。

怎么样？老板冲我仰仰下巴，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这就是这幅画的故事。我还没反应过来故事已经结束，于是问她：这是你创作这幅画的故事，还是你给这幅画创作的故事？

老板说，你猜猜。我张了张嘴，手指轻轻擦过画框，女人脸上的圆圈映在我的左眼，老板的饱满如珍珠的耳垂出现在我的右眼。思考半晌，我最终如实回答，不知道，我没听懂。

要听懂干什么？老板嗤嗤地笑起来，一个用来打发时间的故事而已。我听后转过身，正对着老板，说，在这个故事里，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想此刻我的表情应该很困惑，困惑到了一种可笑的地步，否则老板不会笑得更加开怀。等笑够了，我听见她说，你觉得哪些是真的，哪些就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