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六月时节并不都是云淡风轻，满眼绿色。宁夏气候更像一个任性的孩子，时不时变脸。城市环境相对优越，随时刮起的大风尚且不让人太多烦恼，而在乡下，不论是村庄和农田，任何一个地方，打着旋的劲风四方狂走。如果你没有体会过宁夏的风，你可以找来梵高的油画来看，梵高的天空永远是五颜六色的旋涡，更多人认为那是云，但我认为那是风，因为每个旋涡的走向是不同的。很难想象，宁夏的方寸之间，眨眼间就会平地生风，而且强劲，用“西北风”或“东南风”是不准确的，用“风从某某方向刮来”这样的描述，说明你从来不曾站在宁夏的大地上。

闽宁镇在福建对口扶贫的大力支持下，公路建设日新月异，黝黑的柏油路四通八达、一幢幢闽南风格的低层楼房还在成排成片的建设中。由于施工，蛰伏的沙尘在大风的作用下还会在空中飘浮着，放眼望去，小镇的远处，总是灰蒙蒙的。但为了完成采访任务，我必须早出晚归。

出行之前，我已经听说了一些马玉萍的故事，她的故事深深地吸引我，我想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让人如此记住、传颂。马玉萍在我的脑海里曾有无数个形象，有时沧桑，有时漂亮，有时个高，有时个矮，就这样在我脑海里形不成一个具象的马玉萍，她像个影子似的在我脑海和心中晃动着。

2020年6月6日的下午，闽宁镇又刮起了大风。我见到马玉萍时，她正在闽宁镇武河村的集市上出摊儿。武河村是一个比较早的移民村，中心小学毗邻的十字路口方圆一公里左右，是人口稠密区，因此以十字路口为中心的路边，慢慢形成商品贸易区和每周一天的小集市。赶集永远是乡下人最幸福的事情。

马玉萍的摊位摆在武河村集市的中心位置，集市上的小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叫卖声此起彼伏，车流、人流、风声、汽笛声让这个集市热闹而嘈杂，用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这样的形容词是准确的。

马玉萍面前的两张长条桌，对接起来大约有十五六米长，上面摆满了炸好的馓子、油果子、麻花和分装好的半成品凉皮。桌子外面间隔不等地放着几个圆凳子。长桌里，是一台被改装过的家用三轮车，车厢里拉着一个木制厨柜，提前做好的凉皮、各种调料、黄瓜丝、一次性塑料餐盒和收钱的木匣子放在上一层，下一层是一块干净的小菜板。没有顾客时，厨柜的门是关着的。有人买凉皮，马玉萍就回身打开厨柜门，取出一块固定分量的凉皮放到菜板上，啪啪几刀切好，用菜刀平托放入餐盒，然后依次放入至少三种调料、黄瓜丝和红油。这一过程前后不会超过两分钟。

马玉萍的长条桌和左右相邻的长条桌紧紧绑在一起。各家都竖起帆布遮阳伞。摊位大的竖两个，摊位小的竖一个，各家的遮阳伞也用绳索紧紧相连。连结在一起，才有力量抗拒不时旋起来的风。

我来到时，只有一个顾客，是一位年轻的妈妈领着七八岁左右的女儿坐在圆凳上吃凉皮。

马玉萍听说了我的来意，热情地请我在圆凳上坐下。趁马玉萍打理新顾客时，我打量着眼前和周边的一切可以映入眼帘的事物。

马玉萍摊位两旁有一男一女在做同样的生意。左边那个相邻的男人是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趁马玉萍不注意时，轻声对我说：“这个女人可真是太不容易了，就连男人也比不上她。”男人的语气透着感叹。

时间接近中午，由于大风伴有沙尘，来马玉萍摊位吃凉皮的人不是很多，虽然不忙，但也稀稀拉拉不断。马玉萍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看得出，因为不熟，她有些拘谨。

马玉萍有一米七多的个头，身材高挑丰满。她穿一件红色长袖针织衫，下穿一条黑裤子，胸前围着一个带有蓝花边的粉色碎花围裙，头上是紫色包头帽，戴着纱织口罩。从我来，马玉萍的口罩就遮挡着她的面容，但她的眼睛美而亮，声音很甜，好听。马玉萍说话语速缓慢，不急不躁。

我说，在来之前，我已经听说了你的一些故事，这次来，我一定要见见你，看看你现在的生活过得怎样。马玉萍听了这话，笑笑说，我现在好着呢，我经历了这些，现在我可知足了，我现在都有孙子了，全家已经七口人了，小儿子也去兰州一个面馆儿打工。马玉萍想一口气说完了她的全部生活，能听出她内心的喜悦和满足。

二

马玉萍1977年出生。她和丈夫是来自西吉的移民。1997年4月，夫妻俩、两个儿子和婆婆一家五口来到闽宁镇，被安置在木兰村。

马玉萍说，才来木兰村时，木兰村还是一片荒沙滩，只有几间不像样的土坯房，是之前来此定居的人。

马玉萍说，搬来前，她没有来看过，丈夫来看过。回去后马玉萍问丈夫，那里好吗？丈夫说好。有水吃吗？丈夫说有。

“一听有水吃，我当时就哭了。真的，只要有水吃，再差的地方也要去。因为西吉吃水太难了，两个娃最盼着的事情是把水喝个够。”马玉萍说。

然而令马玉萍失望的是，丈夫说的水是黄河水，黄河水离木兰村还有一二百里呢。刚来这里时，根本没有水吃，吃水也要去很远的地方背水，这和老家西吉有啥区别呢？没有水，这一马平川不就只剩下呜呜的大风和沙石了吗？

没办法，拖家带口来了，再回去让同村人耻笑。说不定就像丈夫说的，这里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打井出水，一定会丰衣足食。

但是，水呢？要去背。每次背水要背五十多斤，来回十五里路。就这样夫妻俩背了四个多月。8月份政府给这里的居民接上了自来水，丈夫有水喝的承诺真的实现了。从此，马玉萍夫妇彻底告别了背水的漫漫长路。

有水吃了，而且水龙头就在自己屋里。马玉萍觉得这像做梦一样。有一天夜里真做梦了，梦里说自来水进屋了，马玉萍就在梦里哭了。丈夫推醒马玉萍后，她赶紧下地到外屋，打开水龙头，水哗的一声，她才真正醒了过来。

有了水，就有了活路。但一穷二白是新移民最初的景象。刚来的时候，小儿子还小，才一岁多，丈夫一人养活一家人。丈夫每天出去打工，有时去葡萄园和各种工地打工，有时也去煤矿挖煤。马玉萍说，那个时候，生活很艰苦，丈夫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什么苦活儿累活儿都干过。虽然日子艰苦，但一家人健健康康，也并没有觉得有多苦，大家不都是一样嘛！女人的命不都一样吗？只要勤劳，在政府的帮扶下，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可是，就在夏季的一天，丈夫却出了事故。

马玉萍回忆说，我们两口子都是好说话的人。

“邻居要盖牛圈需要帮忙。邻居第一次来找我，我丈夫有事没有去。邻居第二次又来找，我怕影响邻里的和气，就答应了，我让丈夫去给邻居帮忙。我去葡萄园干活儿。中午干活儿回来，家里静悄悄的，没有声音，没有丈夫的影子，我还有点儿生气，心想，该吃饭了，怎么没有做饭。这时有个人来叫我，说我丈夫出事了。”

丈夫在帮忙建牛圈的时候，不小心从高高的墙上栽了下来，把颈椎摔折了。马玉萍赶紧跑到邻居家，当她看见躺在地上的丈夫时，一下瘫坐在地上。

马玉萍说，过了一会儿，救护车赶到了，把丈夫拉到永宁县医院。但当时的急诊医生没有经验，让一个护士扶起丈夫，结果当时丈夫就昏了过去，医生也吓得够呛，认为伤太重治不了，让转院到附属医院。

经过附属医院医生诊断后，需要马上手术。医生说，手术费要几万块。

“我听后急得直哭。来医院时，盖牛圈的那家邻居，不但牛圈没有盖成，就连要买牛的钱都给了我，就这样七凑八凑，去医院之前凑上一万块钱。我又回娘家，发动娘家所有的人给我借钱。我想，娘家人出去借钱，总会比我借钱容易些。我对娘家人说，你们借给我的钱，不要担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会还给你们；如果我还不上，我会让我的儿子来还；如果我儿子还不上，我会让我的孙子还，直到还上为止。虽然我是一个女人，但我说话算数。娘家人了解我的秉性，就纷纷出去帮我借钱。

“村里负责管收水费的人，看到我家发生这样大的事，就把收上来的全村的水费都给我送来。他说，先救命，这虽然属于公家的钱，但公家人也是人，不能见死不救，出了问题我负责。现在想想，当年我们遇上了多少好人！”

三

经过医院抢救，丈夫虽然活了过来，但丈夫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马玉萍说着，长长地叹了口气。她说，丈夫手术后第五天才苏醒过来。刚开始她只能喂丈夫米汤，后来丈夫渐渐能喝下一些鸡蛋汤什么的。那几天，她居然没有想到吃饭，也不觉得饿，每顿饭就吃丈夫剩下的那点饭。有一天，她突然晕倒在医院走廊。马玉萍说，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不知道吃饭是因为不觉得饿，那可能是一种心理反应，一来是没钱，二来是看到瘫痪在床的丈夫，也没心肠吃饭。就这样连续几天，因为劳累和营养缺乏晕倒了。醒来后她才想起自己已经几天没有正常地吃一顿饭了。

马玉萍讲到这里时，又长长地叹了口气。她说，那时候，我这样的大个子，瘦得只剩下九十斤。

为保证丈夫后续治疗，她把仅有的四亩地卖了。

“我借遍了所有的亲戚和全村的家家户户。村里的好心人有人给二十元、五十元的，给一两百块的也有。要知道，刚迁来的移民户，家家都困难，谁家有钱会成为贫困户呢？一些姐妹的私房钱也都借给了我。众人拾柴火焰高，就这样，百家千人的援手，总算把丈夫救活了。住院费一共花费四万多块钱，可盖房的邻居只认给一万块钱，剩下的就不了了之了。”

丈夫从医院回来，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就那样每天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我伺候。为了给丈夫补充营养，我尽量给丈夫做些好吃的，我家的几只鸡都杀掉给丈夫炖了吃。每次儿子看到炖出来的鸡肉，就馋得流口水。那时，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但为了丈夫的身体，我只有硬着心肠把孩子哄到一边去。我眼泪往心里流呀！因为要照顾丈夫，我再也不能出去打工挣钱了。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买药吃饭的钱继续从别人那里借，前几个月还能借出来，时间长了，亲戚邻居也都穷着呢，哪里会有那么多多余的钱借给我。有一天，我看着哇哇大哭的孩子，再看一眼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丈夫，我突然受不了，坐在屋地上号啕大哭……”

马玉萍讲到这里时，我的老泪再也忍不住，无声无息地流进我的口罩里。但马玉萍的眼里没有眼泪，只有一声接一声地叹息。

自从丈夫出院回到家里，马玉萍每天给他做全身按摩，一天两到三遍，每按摩一次，她浑身都是汗。平均两个小时要帮丈夫翻一次身，不然，就会得褥疮。这样一天下来，马玉萍腰酸背疼、头晕眼花，但为了丈夫能慢慢好起来，她必须咬牙坚持。

一个冬天过后，丈夫的一只手有了感觉。一年后，丈夫能够抬起胳膊。看到丈夫一点儿一点儿变好，马玉萍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两个孩子要上学要吃饭，没有办法，第二年夏天她就去了葡萄园打工。为了多挣几个钱，马玉萍每晚去砖厂打工。砖厂都是重体力活儿，人家不要女工，但老板在她的再三乞求下，答应让她去砖厂打工，每晚干满四个小时，就给她六十块钱。

“有时我也去建筑工地打工。当小工，一天七十块钱。我们这个地方，工地很多，但女人很少，为了这个家，我不怕累，只要能挣到钱就行。我是女人，干活儿时，我怕人家说我下力少的闲话，我就拼命干活儿。我是个要强的人，我不能让人家觉得因为我是女人，就让人家瞧不起。我要让人家看看，给我的工钱，我出的力、流的汗是值这个钱的。干活儿时，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流，衣服每天都是湿了干，干了湿。汗渍让衣服变得硬硬的，像硬牛皮一样磨着身体，有很多地方磨出了血。

“我丈夫更是个要强的人。没受伤前，他是出名吃苦耐劳的人，如今他每天躺在床上，心里干着急，有时就发脾气，这些我都能理解。丈夫生活不能自理，每次吃饭喝水都要喂，每次都要像抱孩子一样扶起来，倚靠在我的怀里，我再一口口喂水喂饭。

“记得有一次，我给丈夫喂水，不小心把水洒到了他脖子里，丈夫生气了，又骂又打。虽然那时候丈夫的手软弱无力，打在我脸上时，我是感觉不到疼痛的，但是丈夫的骂声和这种态度足以让我伤心失控。我没好气地把丈夫放到枕头上，哭着跑出家门……

“这样的情形不止一次，等我哭过了，平静了，一想到丈夫躺在床上的伤心样，我就又赶紧回来，该咋样还咋样，日子总要过下去。”

说到这儿，马玉萍突然笑起来，一双有长长睫毛的眼睛弯成了月牙。

“我现在一想到他打我时那个样子就要笑起来。他想用力打我耳光，但却没有力气，落在我脸上的手软软的。打不疼我，他就大声骂我。你看他就这样，打不了就骂，他的嘴可利落了，骂得也狠，这样他就解恨了。”马玉萍笑着说。

“就这样，丈夫在床上躺了两年多，我像伺候婴儿那样伺候了两年多。其实，我对两个儿子都没有这样过。每每想起那两年多的日子，心里时不时地还难过。特别是夏天了，天热，有时邻居的孩子都可以吃上西瓜，我家没有钱给孩子买西瓜，孩子就那样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孩子吃。心眼儿好的家长会给孩子一块儿；遇到不给的，我就把孩子拽到屋里。那会儿我的心就像刀剜一样疼。那几年，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有时我真恨自己是个女人，女人咋就把不住自己的眼泪呢！”

马玉萍看一眼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说：“不说了老师，太多的委屈和心酸，有时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四

马玉萍的付出有了回报。随着时间一点儿一点儿推移，渐渐地，丈夫的身体有了起色，他能慢慢地扶着轮椅站起来了。

“有一天，我干活儿从外面回来，推开大门，看见他拄着双拐，像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一样，一步一摇地往前迈步。听见我的开门声，他一下摔倒在地，我赶紧跑过去扶他，可他却大声喊我，不让我动他，他要自己站起来。”

马玉萍为丈夫的顽强毅力加油。从此，丈夫每天咬牙坚持锻炼，每次锻炼都浑身是汗，但他不放弃。终于有一天，丈夫能够连续走几步的时候，他喊叫着马玉萍的名字说，马玉萍，老婆，你看我能自己走路了！我不是瘫子了！丈夫喊完，大哭起来。

“我也大哭起来……我们两个一起抱头痛哭，似乎要把两年多所有的泪水都哭干。哭过之后，我俩平静下来，觉得日子又有了盼头。记得那天，我感觉心里像打开了一扇门。

“2008年，邻居一个老婆婆对我说，你这样可不行，家里没有收入，娃怎么养得活呢？她说，你不如自己干点啥，这样还能赚点钱。老婆婆是蒸包子卖的，我知道，好心的婆婆看我不容易，真心想帮帮我。在老婆婆的提醒下，我用借来的五十块钱开始做凉皮。做凉皮我从小有基础，但一开始不成功，我反复试验，反复摸索，总算自己满意了。”

“我把做好的凉皮，拿到婆婆的摊位上卖。”马玉萍笑着说，“那时，我还不会做买卖，不好意思叫卖。想不到第一天我就赚了六十块钱，第二天卖了一百多块钱。就这样，我渐渐有了收入，但总在人家的摊位卖不是办法，我就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自己开始走上了辛苦的做食品买卖的道路。”

马玉萍说，直到现在，她在心里一直感谢当年帮助她的那个邻居婆婆，她经常去看望老人家。她说，我怎么能忘了人家当年对我的帮助呢！

从做凉皮那年算起，马玉萍做食品买卖已经十五年了。每天凌晨两点多钟起床，冬天卖馓子、油果子、酱牛肉；夏天卖馓子、油果子和凉皮。

每天上午八点多钟，马玉萍的移动食品摊儿准时出现在集市上。马玉萍说，从凌晨两点多起来做凉皮和馓子，到晚上七八点卖完回家，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劳作中。留下她睡觉的时间不足四小时。她说，刚开始，一切活儿都是自己独自完成，后来，丈夫能拄着单拐走路了，也能帮她一点儿忙。但大部分还是由她来做。“我每天只睡三个多小时，直到现在都是这样。”马玉萍说。

“等到家里有了一点儿钱，我买了一辆二手电动三轮车。有一年冬天，那天刚好下大雪，还刮着风，在回家的路上，车子坏到半路上。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我就那样站在路边，等待路过的人。结果等了好久都不见一个人影。我整个人都要冻僵了，手和脚好像没了知觉。我就站在路边哭，眼泪都好像冻住了眼睛。我想走吧，再不走会冻坏的，但又舍不得车子和这些东西。就那样我一边哭一边等，后来终于有我们村子的两个人过来，才帮助我把车子拉回来。那时真难啊，啥罪都受了……”马玉萍说着，深深地吸了两口气，似乎只有这样，她才能继续把气喘匀。

还有一次，因为太困乏，马玉萍骑着三轮车就睡着了，结果连车带人一头冲进地里，馓子和凉皮撒了满地。

“我起身坐起来，望着眼前满地的馓子和凉皮，看看翻倒的车子，哇哇大哭。心里绝望极了。我问自己，这是女人应该过的日子吗？！”

马玉萍就那样一边哭一边想，直到眼里不再有眼泪，收拾好撒在地里的馓子和车子，她重新上路。

十几年来，马玉萍跟着闽宁镇各村集市跑。每月逢三、六、九去武河村；逢二、五、八去周边的李俊镇；逢一、四、七去闽宁镇，只有逢十、二十、三十的日子才能在家休息。休息时，她就打扫院子，洗全家人的衣服，做饭。

马玉萍长年累月地在各个集市中奔跑，认识了好多人，也有了好多固定客户。七里八乡，马玉萍的凉皮和馓子以干净好吃出了名。她的凉皮和馓子总是集市上第一个卖完的。

“不过话说回来，”马玉萍说，“我不能忘了村、镇政府。那些年给了我很多优惠政策和帮助，在我自主创业期间，从来不额外收取我的摊位费，连管理费也给很多照顾。如果我到其他村集市上，一时找不到好摊位，乡镇干部还出面帮助一下。如果不是扶贫政策好，像我这样一个女人，怎么能撑住这个家？”

五

去年第一次来闽宁镇，闽宁镇党委书记张文在座谈时说的几句话非常有哲思。他说：“闽宁镇是福建省政府和一些企业一手扶出来的。我对每一个建档立卡户都说过一句同样的话：党和政府以及兄弟省福建，为我们脱贫致富和子孙后代倾尽了全力。再好的政策，再大的帮助，都不是无休止的。如果自己借力站起来、干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这人生还有个奔头。”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县扶贫中心李海宁主任举例说，他看了一篇文章叫《做凉皮的女人》，写的就是木兰村马玉萍，也正是这篇文章，让他这个新上任不久的扶贫主任信心大增。

其实，马玉萍的故事在当地已经成为美谈。

一边应对顾客一边和我聊天的马玉萍，声音不大，慢条斯理：

“我从骑三轮车跑集市，到现在家里有了新电动车和汽车。这一切都是当年不敢想的。

“五六年前，我陆陆续续地还完了所有欠账。当初那些借给我钱的人，没有人让我打欠条，有好些人都没打算我还的，但我一家不落地都还上了。我说过，我虽然是个女人家，但必须说话算数，当初人家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帮助我，我不能坑人家。”

马玉萍说，人这一辈子，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世上的事有时很怪。就在日子一天天好过的时候，2016年夏天，她的大儿子又出事了。

大儿子高中毕业后，去河北保定一家皮革厂打工。儿子在上班的时候，右胳膊卷进了机器，碾折了右胳膊。马玉萍再次陷入困境了，她欲哭无泪，为什么灾难总要降临在自己头上！

又是政府主动对她家进行救助和帮扶。镇上的干部帮助她家进行了肉牛托管。马玉萍大儿子手臂康复后，想学习驾驶技术，县扶贫中心还给了补贴。更让马玉萍想不到的是，镇政府又帮助马玉萍家办理了十万元无息的扶贫小额信贷。

马玉萍和大儿子用这笔钱，增加了庭院养殖。

马玉萍说，她的家能有今天，都是因为有了国家的好政策，有了政府的精准帮扶，她家成为建档立卡户，才让她和整个家庭走出那段困境。如果不是政府的帮助和关怀，谁都不敢想象，这家人将怎样活下来。

日头西落，风刮得更大了。呼呼的大风越来越大，大风似乎要掀翻整个连片遮阳伞似的。每有一股旋风刮过来，马玉萍就伸手抓住遮阳伞的横梁，其他连在一起的商贩也像马玉萍一样，人人伸手抓住各家的横梁。看到这一景象，我心想，这情景多像是一种人和人或者团队与团队之间的血肉关系，人们只有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相互合作才能共赢。

其实，我已经在这里坐了两个小时。我对马玉萍说，我很想见见她的丈夫。马玉萍说，她今天任务没有完成，得晚上七八点钟卖完，让我自己先去，他丈夫在家。这时，马玉萍第一次摘下口罩，清秀的容颜瞬间让人眼前一亮，原来这个卖凉皮的女人如此漂亮，特别是她微笑时，露出整齐细小的白牙——我心下想，民间传说，漂亮的女人命都是苦的，真是这样吗？

我打了一辆车去了木兰村。

六

闽宁镇周边的村与村之间，最远也不出十公里，车子很快驶入木兰村，费了好多周折才找到马玉萍的家。

移民新村的特点就是如此，一模一样的平房和院落，连大门也少有两样。虽然都标着门牌，但要找第几组第几排第几号，急性子人得急死。

走进马家，马玉萍的丈夫马建明没在家，他母亲说去扫大街了。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一个受伤如此严重的人，给谁扫街去了？怎么能去扫街？这个疑问我只有问马建明了。

家里只有马玉萍的婆婆、大儿媳和不到一岁的孙子。另外一个老婆婆是来马玉萍家串亲戚的姑婆，也就是马玉萍丈夫的姑姑。我进院时，姑婆一人坐在院子做手工，正绣着一片片枕头的布料，布料上绣的花形鲜艳亮丽，粉色的莲花，橙色的石榴，很是好看。这是姑婆给马玉萍孙子绣的枕头。

马玉萍的婆婆听说来人了，从屋里走出来。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六七十岁的样子，身板挺得很直，后来我才知道老人有严重的腰椎病。原来腰椎病有致弯的，竟也有这样直挺挺的，稍一弯，会痛得不行。马玉萍的大儿媳看上去完全是个中学生的样子。按奶奶吩咐，大儿媳很快在院子里放上一个地桌，端出一大盘馓子和麻花，还给我泡上一杯红枣桂圆茶——这是农家回族兄弟待客的最高礼仪。

落座后，马建明母亲让孙子媳妇给公公打电话，电话通了却不接听。打了一遍又一遍，就是不接。姑婆说，马建明干活儿时，电话总是放在电动三轮车上；再说，平时很少有人给他打电话，都是他打给别人。我说我到街上寻一下，马玉萍婆婆说不行，马建明负责的那段路，与另一个村接壤，离这儿有几公里远，走着去是不行的。

我决定在家耐心等。顺便先与老人和大儿媳聊聊。马玉萍的婆婆知道我的来意，很自然地夸起了儿媳。她说，这个家儿媳是第一功臣，是顶梁柱，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儿媳，这个家早散了。

婆婆说，早几年她还能帮助马玉萍看看孩子，料理一下家务，现在年纪也大了，腰上出了大毛病，什么都干不了。好在，两个孙子长大了，大孙子能够帮助妈妈干活儿了。一个多小时后，马玉萍大儿媳的手机响了，是马建明打回来的。他听说家里来了北京的客人，说马上回来。

大约十五分钟后，门外传来马达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马建明驾着带斗的电动三轮车，以惊人的速度冲进院来。这是我怎么也料不到的事情。马建明熟练地把三轮车停在羊圈门边停下，这时我只看清他一个背影——但是，在马建明下车时，我明显感到这不是一个健康人的速度了。

马建明从驾驶座上挪下身子——当他站定那一刻，我看到，即使受过严重伤害，他还是一个高大英俊的汉子。

马建明笑着向我走来，一摇一摆的，这种大幅度的摇摆，与严重的脑瘫后遗症患者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他早早向前伸出手：“对不起，手机放车上没听见，让您久等了。”

一句话就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汉子是知礼节的人。

我上前握住他微微有点抖的手，同时注意到三轮车斗上拴着一把竹扫帚。马建明在我对面坐下来，因为凳子太矮，他的动作有几分吃力。

马建明初中毕业。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在西吉县城开面馆儿。有一次，马玉萍父亲去西吉县城赶集，在马建明家的饭馆儿吃面条。马玉萍父亲在和马建明父亲聊天儿的时候，知道掌柜有一个儿子还没有成亲，马玉萍父亲感觉这个掌柜的人很实在，很投缘，心想，有这样的父亲，他儿子也不会错到哪里。就这样马玉萍父亲对掌柜的说，自己也有个女儿。当掌柜的没有不聪明的，上门的好事不会拒绝。就这样，马玉萍和马建明这两个年轻人在双方父亲的撮合下见了面，结了婚。

马建明告诉我，这几年他生活能自理了，还能帮妻子一些小忙。但总靠女人养全家，心里过不去。在他申请下，镇政府给他安排了一个公益岗，成为木兰村的一名保洁员。他负责一段长约两公里的乡村路的保洁，每天八小时工作，每月一千五百多块钱，这样就不觉得自己是废人，也可以为家里添补一点。

马建明说：“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尽管扫马路需要一些体力——有时我扫着扫着就会摔倒在地，但我依然会努力做好这份工作，我知道，这是政府在帮我。要拿政府的钱不亏心，一心一意很重要。身体好一些的人，虽然规定工作八小时，可能四小时就能干完，我每天都用八小时，甚至十个小时。马建明说，若不是党和国家照顾，像我这样的人，谁会给你一份工作？

七

回忆自己的遭遇，马建明说，从小到大，他遇上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好人。“唯一一家不好的人也让我遇到了。其实也不算不好吧，但这个人总归成了我另一种人生教材。我为别人义务帮工，出了这么大的事，自己的一生就这样葬送了，直到今天，我住院抢救的医药费只给一万块钱，没钱没关系，没钱有情有义也好，可是自从出了事，我倒像毁了他家的罪人——见面都躲着走。但我对孩子说，不要记恨别人，困难都过去了，谁家盖房搭屋都想顺顺当当的，咱自己摔下来，伤了死了都给人家添了晦气。所以，我不管在哪里见到他们，都是乐呵呵地先打招呼。人嘛，都想好，没有人想坏的。”

马建明这番话，给我上了一课。这是我人生中遇见的第一个如此豁达的不幸之人。但是，他又是有幸的，因为他成为了智者。

我把话题转到马玉萍身上。这个刚才还谈笑风生的汉子停顿了一下，叹了一口长气。他说：“这些年，我媳妇为这个家，为了我付出了全部，我心知肚明。当时，医生说，假如我恢复到能坐轮椅就已经是奇迹了，可我在心里始终不认命，我一辈子就躺在床上，我不甘心。所以，我拼命练习、锻炼，两年多后，我站了起来。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她的不离不弃，我可能早死了。”

马建明回忆说：“我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没伤之前，年轻气盛，干什么都要求完美。自从我摔坏躺到床上后，我脾气变得越发暴躁，时不时对媳妇发脾气。有时看见媳妇那样辛苦劳累，我真想一死了之。记得有一次，那时我已经能够走路了，我拿上家里仅有的一点儿钱，偷偷坐车来到银川。在客车站下了车，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将怎样活下去。那天我一天都没有吃喝。夜里我躺在汽车站广场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在广场长椅上坐到快中午，渐渐下了寻死的决心。这时有一个穿着得体的中年男人从我身边走过去，然后又返回来。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就坐在我旁边。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后，他说：‘我饿啦，老弟能陪我一块儿吃个饭吗？’

“就这样，我吃上了两天来的第一顿饭。这位兄弟结了账，又坐回我对面对我说，你有老婆孩子，还有孤身的老妈，你还读过书，应该知道，你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如果没有这些亲人，你能活过来吗？

“这个兄弟说完就走了，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是干什么的，直到现在我一概不知。但在我心里，始终记得这个好人。这位兄弟走后，我打开了手机，但手机快没电了，开机不到一分钟，媳妇电话又打过来……”

马建明说，他离家出走后一个多小时，马玉萍的电话打过来，但他没有接。每隔几分钟，马玉萍的电话就打过来，几十次上百次了，他一直不接。快到傍晚，马建明关掉了手机。

马建明说到这儿，突然涨红了脸，他仿佛重新回到那一时刻，双眼立即噙满泪水：“现在想来，真应该向她说声对不起。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媳妇嘶哑的哭声让我心碎。她说回家来吧，求求你，你要死，就让我和你一起去死吧……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这个西北汉子现在说起来这段往事，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感情，但我能看出，当年他和马玉萍都是怎样的柔肠百结和身心俱碎啊！

为了调节气氛，我明知故问：“现在，马玉萍是家里的顶梁柱，那家里的钱谁掌握呢？”

马建明哈哈一笑说：“钱都由我管理。她每天回来把钱都如数交给我。我知道她是让我心安呢！”马建明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马玉萍告诉我，她不管钱，这些年一分一文她都交给丈夫。“我没文化，管不了钱。”中午，马玉萍这样平静地对我说。

八

在我和马建明谈话时，其他家里人都在远处干别的，只有马建明大儿媳抱着八个月大儿子在一旁听。马建明看了一眼白白胖胖的大孙子说，大孙子现在是这个家的全部希望。奇怪的是，孙子好像听懂了爷爷在说他，就站在妈妈怀里上下蹿动着，两只小手像燕子扇动的翅膀伸向爷爷。是啊，他才八个月大，他不知道面前的爷爷经历的苦难，但爷爷面对孙子的笑脸时，他所有的苦难都被这婴儿的笑容驱散了。

马建明家几年前新盖起两栋平房，一栋用来住，一栋用来制作馓子、麻花和凉皮。那个油炸馓子和麻花的铁锅架就在加工厂一侧的土建锅台上。很显然，马家的油炸食品是用柴烧和铸造铁锅完成的，也许正是这原始的锅灶，满足了现代乡镇百姓久违的味觉。

马建明家的院落收拾得特别干净，一草一木都井井有条。整个院子是标准的水泥地面，在院子的东南角种植一株苹果树，树的根部四周，用砖头垒成圆形塔台，以便给树浇水。那株苹果树已经长得很高了，青绿的小苹果像城里卖的大樱桃一般大，若隐若现，一阵阵风吹过，果树来回摇晃着，树叶发出哗哗啦啦的声音。临近傍晚，风减弱了不少。此时，那棵在风中摇晃的苹果树，多像马建明和马玉萍的家，不管是在风中还是雨中，却充满无限生机，那若隐若现的果实，预示着某种希望。

突然，一只肥硕的黑头绵羊从厂房的南端踱步走出，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停下，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陌生人。马建明告诉我，厂房南端是羊圈，现在栏里还有十来头绵羊。我独自走过去察看，只见不太宽敞的羊圈整洁清爽，十来只母羊大小不等，它们或立或卧，个个都圆滚滚的，显得很安静。圈外这只羊不知怎么出来的，它跟着我回到圈门口，歪着头看我，眼神似乎有些忧伤。它是听到我和主人聊的故事了吗？它出来是很想参与进来吗？但它还是放弃了。在圈门口站了一会儿，它掉头走了回去。这几只绵羊是我在宁夏农户家见过的最肥美的几只羊，看得出马玉萍夫妇饲养时的精心。

马建明告诉我说，他此时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马玉萍的身体。为了这个家，长期劳累，长期站立，马玉萍的双腿都得了严重的脉管炎，曾经住过一段时间医院，但没有完全治好。本打算今年过了年去银川大医院看看，不巧今年赶上疫情。马玉萍的腰也不好了，每天凌晨起床，常常几次起不来。

“看到她这样受苦受累，我无比难过，她这半辈子，吃的苦受的罪我都不敢想。我想让她多休息休息，把重活儿累活儿让儿子来做，可她不这样想。在这件事上她就是不明白。她认为我看不上大儿子，认为两个儿子我袒护老二。有时我劝她，是该放手了，已经做了父亲的儿子，每天不要起得那样晚，每天至少要和我们一起来做这些活儿。可是她不听，这已经成了我们现在矛盾的焦点。”马建明无奈地摇头。

马建明说：“我是父亲，我的儿子也是父亲了，如果现在还不放手，舍不得让儿子亲力亲为下苦力，等有一天我和他妈妈都干不动了，他怎样支撑这个家？怎样养活老婆孩子？假如他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养不了，更不用说应对生活的种种不测了。”

马建明说着，似乎心里又有了气，声音突然高起来，我像是一个来家里判案的法官，他在向我申诉。我频频点头，非常理解马建明。因为我也是个男人和父亲，我在教育儿子方面也走了许多弯路。这时我在心里决定，离开闽宁镇时，无论如何都要再去集市上见一见马玉萍，我实心实意地想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做点什么，哪怕被别人认为是多管闲事。

太阳落下去了，我告别马家，临走，主动抱过马建明的孙子，和这个八个月大的小男子汉合影留念。

九

第二天中午，马玉萍在闽宁镇赶集。闽宁镇老街离我所住的宾馆不算太远，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马玉萍的摊位。她没想到我再来，既惊讶又热情。她说我昨天晚上应该在她家吃个便饭。她说她回去后发现马建明特别高兴，“像上了一回北京一样”。我说，我还没有尝过你亲手做的凉皮，就这样离开闽宁镇我会后悔。马玉萍高兴地笑起来，笑声像说话声一样很甜美。此刻马玉萍没有戴口罩，眉毛弯弯的，牙齿白白的，和气、清秀的面庞红红的。

马玉萍的摊位摆在市场靠里的位置上，这次和马玉萍相邻的摊主换成了一个卖西瓜的小伙子。

我在桌前坐下来，马玉萍麻利地转过身，不到两分钟，一碗飘着辣椒油香、水灵灵的凉皮就放到我的面前。

“果然好吃！”我说。“好吃您多吃一碗。”马玉萍得体地说完，话锋突然一转说：“您从北京来，要写一篇文章，我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但我不会说感谢党和政府的话，但从心里讲，真的应该感谢国家的好政策和政府的精准帮扶，不然，我不会有今天。”

这些话，我已经是第二遍听马玉萍说了，但马玉萍似乎忘了和我说过这几句话。我乘机说道：“是啊，苦日子终于熬过来，你也该歇歇了。儿子大了，有些事情应该让儿子做。听你爱人说，你的腿得了脉管炎，你可不能不放在心上，要早早去治疗。”

马玉萍听我这样说，马上坐到凳子上，挽起裤腿儿让我看，露在裤腿外面的整个小腿肤色完全青紫。马玉萍笑笑说，儿子也干活儿，虽然已经当了爸爸，但他其实才二十二岁，还小呢，这个年龄正是睡不醒的年龄，每天凌晨两点起床有些困难。毫无疑问，马玉萍对儿子的疼爱，对一个做了父亲的人来说，确实已经过界。但我只能顺着马玉萍的话说：

“我虚长你几岁，我以老大哥的身份对你说，你该放手了，孩子虽年轻些，但早就是成年人了，并且他已经是个父亲了，他有的是力气，他是累不坏的。如果你不早点放手，他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呢。昨天我见到你的儿媳，没读过书，年龄还是个孩子。她告诉我，昨天早晨八点多爱人还不起床，她刚叫他两遍，他就骂了她。我想你还不知道这个事，试想，这样一个父亲，为起床都骂了媳妇，长此以往，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还听你爱人说，你们为这类事常常发生争吵，甚至心里有了隔阂，我是男人，我非常理解你作为母亲的心情，但我也是父亲，更同意你爱人的看法。我们要真正做个明白智慧的父母，特别是做母亲的，很容易误判儿子的长大。”

马玉萍坐在凳子上，低着头，双手来回摆弄着胸前的围裙。马玉萍虽然不说话，但我能够感觉到她有听进心里。过了一会儿，马玉萍说：

“我一个人的想法毕竟有限，听听您说的，我感觉有道理。可能是我觉得，这些年欠得最多的是两个儿子。马建明受伤时，大儿子才七岁，我一心照顾他爸爸，又要挣钱养家，很少关心孩子的学习和成长，特别是老大，只念了初中就不上学了……”

“这不是你的错。如果以前你儿子不懂这个道理，从现在起，你要让他明白，父母的艰辛不易，他不能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而应该成为马家的顶梁柱，这样马家才有希望，闽宁镇才有希望，我们国家才有希望。”

马玉萍深深地点点头。

离开马玉萍的摊位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这时我发现，今天居然没有风。此时阳光灿烂而温暖。

马玉萍和马建明是一对既不幸又万幸的夫妻，不幸的是他们命运坎坷，万幸的是他们赶上了好时代，有国家和政府的帮助和关怀，有邻里的温暖。夫妻尽管生活艰辛，但却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和关爱。目前虽然为了大儿子是否独立有些分歧，但我相信，马玉萍和马建明的儿子一定会感知到爸爸妈妈的良苦用心，他们的两个儿子会慢慢长大，终有一天主动承担起一个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让他们的家庭在自己的呵护下，如同他们家院子里的那棵苹果树一样，枝繁叶茂，果香四溢。

（本文节选自《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花城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作者简介】

侯健飞，河北承德市围场县人，军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累计发表（出版）文学作品200多万字。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奖、《民族文学》年度文学奖等军内外重要奖项。其中长篇散文《回鹿山》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现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文学创作教研室教授、研究生导师，大校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