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直想写林海音，就像要写我的奶奶。可是，在我出生不久，我的奶奶就去世了。后来，我的爷爷又娶了一个奶奶，她是宁波人。爷爷奶奶住在白塔寺附近的大茶叶胡同。小时候，我常去那里。我那时住在北京郊区，去时通常要倒好几次公交车，其中就有7路。7路车是可以从南城的天桥坐到西城动物园的，可我只从民族文化宫坐到报子胡同。

1983年我上初中，一天有人告诉我电影院正在放映《城南旧事》，是关于一个女孩和北京南城的故事。那时，我们的乡村，包括农场还没有电影院。如果要看电影，得到十几里以外的管庄建材院电影院。我不知道电影院什么时候放映《城南旧事》，于是在某天下午放学后就悄悄去了。那一天，日场已经结束了，晚场要7点，我只好在路边买两个小梨充饥，然后到新华书店去转悠。所谓转悠，就是没钱买书纯粹消磨时间。这样的情形，大概和我年龄相仿的人都经历过。林海音当然也经历过，只是当时她尚叫林含英，小名英子。林海音在散文《窃读记》中，曾写到她在书店遇到的种种尴尬、冷遇、嘲讽——“我希望到顾客正多着的书店，就是因为那样可以把矮小的我挤进去，而不致被人注意。”

电影《城南旧事》带给我的震撼终生难忘，以致英子的形象在我心里永远住下来。林海音是中国台湾人，1918年出生在日本，几年后回到台湾。父亲因不堪忍受日本人的统治，于1923年3月举家从基隆迁居北京。他们先在前门外珠市口的谦安客栈落脚，后在椿树上二条永春会馆找到房子。自此，林海音一家开始了在北京的将近26年生活。林海音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主要写的是1923年到1931年的事。那是林海音快乐的童年，但这种快乐止步于1931年“爸爸的花儿落了”。电影也是。每次看电影、看小说，到了这个结尾，都会潸然泪下。特别是人到中年，看着许多亲人、老友先后离去，更增加了许多哀愁与忧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都有对故乡的记忆。北京不是林海音的第一故乡，但她对于北京的感情是刻在骨髓里的。这在她诸多散文小说里都能感受到，如《在胡同里长大》《苦念北平》。春节前夕，与作家陈建功、黄亚洲等文友小聚，谈到陈建功新近出版的自传体小说《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我问，您小时候在哪儿上的小学？陈建功一怔，随即说人大附小。我说，我跟您认识快四十年了，您七八岁跟随父母从广西北海来到北京，童年、少年几乎都生活在校园里，可看您的作品，是典型的京腔京韵。看来这与您从小在北京读的小学、中学有关系。我又问，您满嘴的京片子是跟京西煤矿工人学的，还是跟北京胡同的人有什么交集？陈建功答曰，他的京片子主要来自北京胡同，因为他夫人从小在胡同长大。我说这就难怪了。

我不止一次对朋友讲，除了户口外，对北京人的界定还需具备下列其一：一、父母是北京人，自己出生于北京；二、人不一定在北京出生，但幼儿园、小学、中学在北京就读，有自己的玩伴发小；三、自己不是北京人，后生活工作在北京，在北京居住的时间超过原生地的时间，而且语言和生活习惯已经被京化了。第一种如老舍、史铁生、肖复兴，第二种如林徽因、林海音、陈建功，第三种如冰心、沈从文、汪曾祺等。当然，现在随着人口流动，很多北漂成了新北京人，这也算是北京的另一种有容乃大。基于此，往更宽处想，鲁迅、茅盾、郭沫若又何尝不是北京人呢！

北京南北城以长安街为界，过去多指前门内外。我对南城，即原崇文、宣武一带逐渐熟悉是在上世纪90年代。1992年，我从京郊双桥农场调入刚创刊的《北京工人报》，报社办公地点在陶然亭路53号市总工会职工大学院内。每天，我上班都要从东长安街乘车经天安门到前门，然后坐59路公交车到报社。沿途的地名大栅栏、珠市口、天桥、北纬路、太平街、陶然亭——我是那么地熟悉，毕竟往返快两年啊！当时，我从没想过，这些地方也该是林海音小时候熟悉的地方。按照林海音散文里的描述，她小时候的家就住在虎坊桥。电影中，她的家旁边是一家剧社，街对面有一口井，井边总是站着一个摇辘轳把的壮汉。那壮汉该是能天天见到天真可爱的小英子吧。

记不得哪一年，我看到老舍先生于1936年在济南写的散文《想北平》。看到先生说他27岁离开北平，竟然没有到过陶然亭，我不由心里大呼一声：“天呐！”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我1992年6月到的报社，1994年初离开，竟然没有去过陶然亭公园，而陶然亭公园大门距报社也就几百米。每次从公园门口经过，心里总会想，着什么急，这么近，有的是机会。我真走进陶然亭公园，是在两年后的1996年，陪一个女诗人到那里去凭吊石评梅、高君宇。此刻，又过去了30年，我只好用老舍先生文章结尾的话——“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虎坊桥距陶然亭也不远，从我看到的林海音写城南的小说、散文中，并没有发现有关陶然亭的描写，更多的是对椿树上二条、新帘子胡同、西交民巷、梁家园、南柳巷和永光寺街的描写。按林海音所说——“在北平的二十六年里，从五岁到三十一岁，我只住过两次大街，那就是虎坊桥大街和南长街。”具体来说，林海音所写的《城南旧事》，写的是住在南柳巷晋江会馆之前的儿童记忆。等1931年她家搬到南柳巷的晋江会馆，这时的英子已经失去父亲，她上了中学，下边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之前陪伴照料她的宋妈也被迫回到乡下。

2016年1月15日，天气阴冷，那天我内心像长了杂草一样，说什么也要去南城南柳巷40号的晋江会馆，去林海音故居，感受不一样的《城南旧事》。此前的2015年12月11日，我借去天津开会的空隙，专门到海河边上的李叔同故居参观。很多人一想到李叔同，马上就能唱出“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是的，这首由李叔同填词的骊歌《送别》太有名了。我注意到，在电影《城南旧事》中反复使用的音乐就是这首《送别》，它是那样地符合电影的调性，简直可以用天作之合形容。以致如今的人们，一提到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马上就会联想到李叔同的《送别》。反之，也是如此。

晋江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专为闽台同乡赴京赶考、经商联络所用。1931年6月，林海音“爸爸的花儿落了”，她便和母亲一家人搬到这里的北房。如今，这个院子里的住户全部腾出，成为专门的晋江会馆（林海音故居）所在地，被列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说来也巧，去年9月，这里举办了林海音故居开馆仪式，同时还举办了林海音文学回顾展。在进门的签名墙上，有很多人留下墨迹，其中好多人写下：“你好啊，小英子！”林海音家居住在会馆的北房，院中有三棵百年古槐。我看到了她小时候五姐弟的合影，也看到她的父母、丈夫照片，还看到文学艺术界人士写给她的书信，其中不乏老舍的儿子舒乙、诗人余光中这样的名家。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电影《城南旧事》中英子的扮演者沈洁给林奶奶的信。这封信是1990年7月写的，沈洁当时已经十八九岁，她请林奶奶帮她联系去日本留学，字里行间并无客套，想必她们已经成了忘年交。

林海音1948年底离开北平回到台湾。在台湾，她做文学编辑，创办出版社。从1957年起，她应报刊之约陆续写回忆北京童年生活的自传体小说和散文。1961年，她把小说结集为《城南旧事》，也可视作一部长篇小说。关于这部小说，林海音在后记《冬阳·童年·骆驼队》中写道：“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童年却一去不返了。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可是，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他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在林海音故居南房的屋檐下，挂着写有“城南旧事”的四条颜色不同的幌子，每条幌子上都写着林海音小说中经典的句子，如：“记住，你是吃饭长大，读书长大，也是在爱里长大的！”又如：“走人生的路程，就像爬山一样，看起来走了许多冤枉的路、崎岖的路，但最终会到达山顶。”在台阶上，放着一张桌子，桌面上陈列着林海音的书籍和一些文创卡片，特别还有几枚打卡印章，印章上刻有英子和小偷（张丰毅饰演）、英子和骆驼的图案。我买了几本林海音先生的书，在扉页照片空白处一一盖上印章，仿佛瞬间回到当年看电影时。卡片背面有一行字——“我想对小英子说”，底下留有几行空格。面对着那空格，我百感交集，不禁想到林海音说过的话：“总希望有一天喷气机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像台北到台中那样朝发而午至，可以常来常往，那时就不会有心悬两地的苦恼。人生应当如此，我相信早晚会做到的。”那么，现在我想对小英子说：谢谢你，在我对文学懵懂的时候，你的童年记忆给了我文学想象的翅膀。如果说，舒乙先生把你比作两岸交流的第一批候鸟，那么我想说，我就是你留在北京的一片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