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在船上碰到了夏黎。

我们很熟，她父母都是皋城人民医院的医生，地道的上海人，家里有沙发，有留声机，还有前面带灯泡的自行车。而我的母亲，只是医院的食堂阿姨。我们从小在医院里跑来跑去，彼此很熟悉，是那种遥远的互不搭界的熟悉。我的小伙伴们，父母亲不是医院的门卫、厨师，就是司机、电工啥的，我们整天脏得跟泥鳅似的。夏黎穿着干净的百褶裙，嚼着上海泡泡糖，美得不可方物，可我连一点朦胧的念头也不曾有。

夏黎的父亲，那个瘦高的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外科医生，把冰凉的听诊器按在我的胸膛，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瓣膜问题，建议母亲带我去上海检查一下。我十九岁了，已经去过上海，在十六铺码头，坐24路无轨电车到复兴中路，拐个弯就到了我叔叔家。每一个节点我都铭记在心，到了复查的时候，我执意一个人去，要像成人那样满怀惆怅地游荡在那个移动的城堡里。母亲之所以应允我，也是想省一张来回船票的钱。

一九八五年九月初的一个黄昏，广播里不停地播报着远在天边的台风消息，无端制造着紧张气氛。码头上全是人，大包小包，无外乎给上海方面准备的土特产，有的还是冰鲜，水一路滴过来。母亲紧贴着我，用肩膀去抵开拥过来的人群。那艘庞大的上海客轮我已经坐过几回，对它依然充满了想象。母亲总是不放心，千叮嘱万叮嘱，我有些烦她。我甩掉了她，冲过去抓住舷梯的铁栏杆，把自己像包裹一样从人群中塞了进去。我似乎听到了后面母亲焦灼的呼喊，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母亲给买的从来都是通铺。沿着铁梯一直往下走，那里集合着几十号人，难民所一般的景象，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的闷热，不可名状的各种酸馊味。我不想早早安顿在那里，往上走，沿着陡峭的旋转铁梯一直往上走，没多久，我就有些气喘吁吁，它似乎在提醒我的糟糕的心脏。一块“游客止步”的牌子拦住了我。我站在外面，看到人群中的母亲。我没有朝她呼喊，她也看不到我，她的目光仍在底部的小舷窗那里搜寻。汽笛在我的头顶拉响，船开始移动，人群逐渐散去，空出来的码头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我离开了那里，有人要赶我走。我以为他要看我的船票，船票在我的裤兜里，在我捏紧的拳头里。他没看我的票子，只是瞥了我一眼。他说，这里是二等舱，不是你来的地方。我只好乖乖地顺着铁梯子往下走，还没走几格，背后传来气吼吼的一句，小赤佬！我倒没什么，如果我母亲在，一顿河东狮吼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我走到哪里，都有人迟疑地看着我。我好像没意思了，心里空落落的。舷廊上站满了人，三三两两倚着栏杆，那些零碎的谈笑，让我感到一种奇异的疏离。暮色深沉，周遭的岛屿已经隐去，只有底下海浪的奔腾。风很大，我抓着栏杆，用指甲抠着上面剥落的漆皮。

天完全黑下来了，乘客陆续散去，只剩下两三个抽烟的男人，风吹着他们的烟蒂，忽明忽暗。还有一对情侣，扑在栏杆上，望着波浪里船灯的流影。里面小卖部的人打着哈欠，有人来买了一包雄狮烟。那个人的拆烟动作，跟我叔叔一模一样。叔叔对我很好，他看到我，就像看到了他的英年早逝的哥哥。我站在那里，是因为小卖部旁边的墙面上，有一幅巨大的上海地图，镜框玻璃反射着舱内昏黄的灯光，地图上无数密集的路线与格子，被晕染成一片流动的光斑。我的手指在潮湿的玻璃上滑行，想象24路有轨电车在那里经过，一路推推搡搡，手风琴棚被强力拉伸时发出的“哐当哐当”的声响。

这个时候，我听到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过头去——

真是你啊！

我没想到是夏黎。她穿着一条当下时兴的碎花连衣裙，比起记忆里那个洋娃娃式的小女孩，眼前的她出落得更加迷人。她微微侧身，让一个提着水桶的船员从我们之间穿过。她冲着我笑，笑容有些拘谨，带着一丝迟疑和惊惶，毕竟隔着几年未见的生疏，还横亘着一桩无法绕开的桃色事件：在两年前的“严打”风暴中，她被一桩轰动全城的聚众淫乱案所牵连，社会上传得纷纷扬扬。即使没有这件事，我们在大街上交臂而过，多半也是互不搭界的陌生人，但这里不一样，黑夜、大海、船舱、单调的引擎轰鸣，构成了一个悬浮于现实之外的真空。同在异乡为异客，见到旧识，彼此的惊喜还是真实的。

真巧……你也去上海？

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夏黎说，你……住哪儿？

我在最底下。我朝铁梯下面指了指，尽量让语气显得无所谓，带一点自嘲的意味。

她微微点了点头，我住三等舱，她说。

她似乎意识到什么，又轻声道，家里边……给安排的。

我心里蛮吃惊的，努力装出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我说，哦，在上面。

反正现在也睡不着，她摆了摆头，要不……去我那儿坐一会儿？

我几乎没有犹豫说，好啊。

她灵巧地穿过走廊，抓住铁梯的扶手，脚步轻盈地向上跃了几格台阶，我缓了半步，她的裙摆在我面前摇曳。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心头莫名地发紧。她忽然停住了，回过身来看我，她显然卸下了刚才的防备，多了几分俏皮的关切。

夏黎的房间，正好处在一个犄角旮旯的三角地带，两张双层铁床是错开的。

进门时，夏黎朝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挨在门边的床，下铺躺着一个瘦小的女人，看来她已经睡着了，她把自己的随身物品都堆在床的内侧，身体因此让出来很大一部分，无奈在睡眠状态下松懈了防备，她的左手伸出床沿，无力地半悬着，指向屋顶。

听夏黎说，上铺是一个胖男人，他好像去隔壁打牌了。

夏黎的床铺在里角，是一个半独立的空间。

她跟我说，她在上铺，下铺是空的，没有人来，票没卖出去。

夏黎二话不说，在脚蹬上一点，像猫一样轻巧地蹿了上去。她的裙摆在我的脸上拂过，那一刻我居然闭上了眼睛，感受那若有似无的香气。我原来还想着，自己是否还有托举一把的可能，显然她没有给我这个机会——相反我上去的时候，她还拉了我一把。

上铺的空间非常有限，坐直的话，脑袋会碰到顶部，只好半躺着，身后的复合板又光滑得很，坐着坐着就滑下去了，像一个垂死者，脚悬在外面，头颈和肩胛抵着板壁。夏黎蜷缩在角落里，抱着双腿，歪着脑袋看着我。

你在想什么？她说。

我还能想什么呢，如此明媚动人的女孩近在咫尺，我甚至都不敢回过头去看她，她的紧顶着膝盖的乳沟。而我的脑海里，却缠绕着有关她的种种不堪传闻：两年前的那个夜里，一帮纨绔子弟在家里胡闹，跳贴面舞，看三级片，风声走漏，被公安局一网打尽。夏黎也在其中，她虽然没有被判刑，但作为她的父母，一向狷介自持的知识分子脸面尽失——用我母亲的话说，这让他们还怎么出去见人哪！

没什么。我是看着天花板在跟她说话，顺便观察围着白炽灯飞舞的小昆虫。

我注意到她的枕头边有一本托尔斯泰的《复活》。

你在看《复活》？

哦，她说，这是我爸的书，我拿来翻翻。

我读过《复活》，在我看来，夏黎就是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我还记得里面好像有这样的情节：当玛丝洛娃选择西蒙松时，她粗糙的手平静地叠放在围裙上，这个动作让聂赫留朵夫回忆起她从前在花园里摘醋栗的情景。

夏黎一直看着我，她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脏？

我心头一紧，没有想到她会冒出这么一句，太让我吃惊了，我不知道怎么回她，我吞吞吐吐，我说，我不太相信那些小道消息……

她居然笑了，没事，说说呗。

我脸红了，羞愧和窘迫让我无地自容，身体似乎又滑下去了一些。传闻她被多少男人睡过，那些男人怎么作践她，用烟头烫她的私处。流言中总是充满这样那样的细节，这些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让我既厌恶又莫名地兴奋。

外面是不是说我，打过几次胎？她说。

我不吭声，我看到那个小昆虫又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打胎？夏黎说，我到哪里去打胎？别忘了，我妈可是皋城医院的妇产科主任，这种事情逃得过她的眼睛么？我跳得出她的手掌心么？

我心想，那可不好说，天底下，总有她妈管不到的小诊所，那些传闻说得可有鼻子有眼。夏黎贞洁与否，她妈心里应该最清楚——听我母亲说，那位德高望重的妇产科主任，竟当着众人的面，给了夏黎一个响亮的耳光。我似乎更愿意相信这个耳光。

夏黎低下声来说，我呢，是被一个……算是朋友吧，临时叫过去的，她说有好玩的，很多人。我进去的时候，里面乌烟瘴气，音乐很吵，我刚坐下没多久，一个男的就凑过来，我吓坏了，我屁股还没坐热呢，公安局就冲进来了，然后就把我带走了。笔录，问话，反反复复问那晚的事，问我认识谁，干了什么。我说我什么也没干，他们不信。

她见我目光里的躲闪，又补了一句：我爸妈说我给他们丢尽了脸，可他们平时忙得连我几点回家都不知道。无所谓，我都习惯了。

外面在下雨，雨珠从舷窗的玻璃上滑落，除此，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说，你休息吧，我也该回去了。

她抓住我的手，别走嘛，陪我说说话。

她的手有点凉，触碰到我的瞬间，我的无名指突然跳了一下。她把手松开了，躲回去，和放在胸前的左手缠绕着。她咬着下嘴唇，床灯勾勒出她精致的鼻尖和下颌线，而那些不堪的画面，像鬼魅一样萦绕在我的心头。

我没有走，我为什么不走呢？

船身猛然一沉，我有些失重，夏黎下意识地抓住了床沿，脸色煞白。

我说，你躺下闭会儿眼睛，这样会好一些。

我坐起来，让夏黎把脚伸到我的身后，贴着我躺下来，她的两只脚有点不太安生，在我身后若有似无地动弹，弄得我心里有些乱。

风浪有些大，浪头拍打在船体上，发出沉闷的声音。

你吃饼干吗？她说，还是上次在上海南京路买的。

我“嗯”了一声。“上海”这个词，触发了我的联想。我听母亲说，夏黎的父母给女儿介绍了一个上海对象。夏黎才多大呀——母亲说，他这是怕女儿以后嫁不出去么？我母亲是包打听，她什么都知道，她说，双方已经见过一面，是在上海红房子吃的西餐。

夏黎从枕边摸出一包花花绿绿的饼干，弄出细碎的声响。从她拆开它的动作，这包饼干在她那里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她给自己拿了一块，她把小饼干悬空着递进嘴巴里去的动作，非常迷人。我喜欢嘴巴大的女孩。她拿给我吃，我从未尝过这样的味道，我听得见饼干在我齿间塌陷的声音，我用左手迎着，一小块饼干还是掉了下去，我在床上摸，摸到了她的脚，摸到她玲珑的脚趾。她把脚缩了回去，在那里咯咯地笑。

船体的巨大落差，让我胃里的那点东西都提起来了。那个瘦女人也不行了，窸窸窣窣地从哪里找出一只塑料袋，兜着嘴在那里干呕。这时，灯突然闪了一下，夏黎惊叫起来，本能地抓住了我的手臂，我估计她胃里泛起的一股酸汤，已然抵达她的咽喉，嘴角都已经流出来了，我连忙将我的手帕递给她——那是我为上海之行准备的，是偷我姐姐刚洗过的一条旧手帕。临行前夜，我尝试了几种折叠法，还沿着每道折痕反复压过，才郑重地揣进右侧口袋。夏黎忙跟我猛摇头，危急地扑向床沿，指着床底下的那只小铁皮桶，似乎一刻也不能耽搁。我起得太猛，头撞到上铺的床板，咣当一声，疼得要死，也顾不上自己，连忙下去把那只铁皮桶提上来，她哗啦一声，全吐了。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脏了？她苦笑道。

我没吭声，收搂了下铺的枕头和毛毯，拿过来垫在她背后，让她靠得更舒服些。

这样好点吗？我说。

夏黎点点头，病怏怏地看着我，我发现她嘴角边还留着一点痕迹。我掏出手帕，帮她擦嘴，她配合着微微仰起她的下颌，我发现她右耳垂上有颗极小的红痣。在那一刻，似乎那个传闻中的放荡女孩消失了，只剩下一个晕船的、需要照顾的夏黎。

我说，你躺好，我给你倒些水来。

正说着，胖男人踉跄着摸进来，他以为我是夏黎的什么人，至少是下铺的客人，目光里没有一点意外的意思。他搭讪说，晕船了吧？我点了点头。

走廊里空无一人，接水处正好在风口，冷气混着柴油味的风让我倍感恶心，出门前喝的那碗稀粥，还在我的胃里不安分地晃荡。我摸着墙横着走回去，尽量不让搪瓷杯里的水倒出来。此时，我心里好像绷着一股劲儿，被一种莫名的自我感动的东西驱使着。

等我回来，她已经睡着了。我拿着杯子，不知道往哪儿放，就坐在下铺，用两条腿夹住杯子。这样坐了会儿，内心很迷茫。风浪在午夜达到峰值，船倾斜得很厉害，眼见着那只铁皮桶从床边滑了出去。她倒是睡得踏实。人在睡眠当中，是可以把这个险恶的世界置之度外的。我把杯子放在行李架上，夹在几个行李的缝隙里，踉跄几步，把那只铁皮桶用脚拨回来一点。我想吐，吐不出来，只是说不出来的难受。

此时，舷窗外面一片漆黑，雨珠在上面迅速地滑走，一个斜浮于海中的航标灯闪烁了一下。我想回去了，我试着轻轻叫了她一声，她皱着眉头，含混地应了一声。我第一次有了心疼她的感觉。我们近在咫尺，我斗胆用嘴巴含了一下她的耳朵，她的温热的呼吸拂过我的皮肤，让我心跳骤然加快。我不敢继续，撩起她的散落在床边的头发闻了又闻，女孩子的芬芳令我神迷心醉，似乎所有想象过的香艳画面都有了。这个时候，她看起来是那么的脆弱，所有关于她的传闻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听到瘦女人咳嗽了一声，胖男人一如既往地打着很响的呼噜，世界塌了他都醒不来的样子。此时，我的手指悄然出发了，贴着她的裙边滑过去，我不知道此时夏黎已经睁开了眼睛，她把我的手从半道上劫了回来，既不握紧，又舍不得放开的样子，就这样悬置在危险的边界线上。

船停吴淞口，耳畔的轰鸣声像雾一样消失了，寂静得很不真实，好像完全遗忘了昨夜里的风暴。我也困了，下铺的枕头和毯子都拿上去了，我靠着我的挎包在那里干睡，有点冷，抱着自己，眼睛盯着上铺垂下来的碎花裙子的一角，脑子里天马行空，最后还是扛不住，沉沉睡去。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蒙之中听到一阵金属的碰撞和水手含混的吆喝，船又开了。她坐在我的身旁，搂着我，把枕头塞到我脖子后面来。有那么一刻，她的脸庞离我很近，我闻到了她嘴唇的潮湿气息，我想抱她，怀着巨大的羞涩，闭着眼睛，像盲人一样去摸她的脸庞，我以为我可以，我已经获得了某种许可，我是这样想的。我听到她在笑，笑着躲开去，她在我的手心里放了一颗糖，一颗上海大白兔奶糖。

眼前的夏黎像换了个人似的。她已经把昨天弄脏的衣裳换下了，新穿了一条鹅黄色的连衣裙，煞是好看。我脑海里有画面，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趁其他人都睡死了，一个人躲在上铺秘密地把自己扒光了，神不知鬼不觉地玩了个金蝉脱壳。

你在笑什么？她说。

我说，我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不太好，我觉得我说出来，她肯定会生气。我梦见夏黎在外科大楼的楼顶上走钢丝，全医院的人都仰着脖子看着她，钢丝也不是钢丝，好像是无数听诊器连起来的样子。

好在她无心追问。她说，你饿吗？我包里还有东西。

我说，等会儿，我们上去吃碗上海馄饨。

她的脸上浮起一种莫名的笑意，我马上明白过来，已经没有等会儿了。

我心里揪了一下。我的失意明摆在脸上，从头至尾我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它忽略掉。我的袖子上，还沾着昨夜她呕吐时的污渍，多么可笑，我曾经以为我跟夏黎之间会有什么可能。她有男朋友，我似乎也没有任何娶她的可能，我妈首先会把我骂死。那我在失落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些，我把它搁置了，我只要当下，最好这艘船永不靠岸，远离所有的流言蜚语——我只知道，等船靠了岸，走出十六铺码头，她会变成某人的女友和妻子，变成一个跟我浑身不搭界的陌生人。

她看着舷窗说，船进黄浦江了。

我没有吭声，她显然意识到什么，拿着洗漱包出去了。

瘦女人已经起来了，她忙着倒腾行李，把东西拿进拿出。胖男人还躺在床上，他瞄了瞄刚出去的夏黎，又冲我笑，眼神里带着过来人的了然。

我起来，透过脏兮兮的玻璃往外看，江面上还是灰蒙蒙的。

盥洗室在走廊的尽头，这是一间充满水声的房间，夏黎正在洗脸，旁边还有一个中年男。她在镜子里看到了我，嘴角动了一下，表情有点凄凉。我进去时，与她交肩而过，她好像跟我咕嘟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那个男的也出去了，我站在夏黎刚才的位置。她的水龙头没拧紧，水滴砸在不锈钢瓷盆里，那种滴嗒声，颇像时间的隐喻。

我回去时，夏黎躺在上铺，用一本打开的《复活》盖着她的脸。

我独自来到舷廊上，那里已经有了几个零星的乘客，黎明前的天空呈现出一种深邃的蓝黑色，夹杂一抹微弱的亮色，船开得很慢，我还以为是对面的巨轮在动。过了会儿，夏黎无声地靠过来，我知道是她，晨风吹着她的头发，拂过我的下巴，有点痒。

他会来接你的吧？我说。

嗯。她说，他在建筑设计公司，比我大五岁。

哦……我说，那挺好的。

我望着翻腾的江水，各色船灯的光在江流中浮沉聚散，斑斓至极，而我却无心欣赏，心里堵得慌。一艘铁灰色的货轮开过去，船头劈开的波浪里泛着蓝绿色的磷光，甲板上有个黑人水手正朝我们这边吹着口哨。汽笛声中，前方已是一片璀璨的灯火，外滩的探照灯扫过来，我搂住了她的腰，她没有躲开，她从另外一个方向握住了我的手。

汽笛声响，乘客们都忙碌起来，走廊上已经有不少拿着行李排队的人，他们堵在那里，不停地侧过身子让别人过去。我俩回去的时候，胖男人还在，他正坐在床上系鞋带，旁边放着一只大行李箱。他捋起袖子，看了看手表说，马上靠岸了。

夏黎行李也简单，只有一只绿色的帆布包。她还在检查什么，把床上的那本《复活》拿过来的时候，从书页里掉下来一张照片。我先出去，船还没有靠岸，走廊上的队伍已经在往前蠕动。等我回头看的时候，她已经在后面了，我们隔着人群默默地对视一眼。一阵碰撞声响，舷梯放下，大家蜂拥而出。我先出来，在浮台上等她，她却径自往前走，我跑过去“哎”了一声，好像才在这里遇上她似的。过了栈桥，还有一段码头仓库区，我俩随着人流往外走，我和她都不说话，我只知道，她马上就会见到照片上的那个人了。

这一幕没有出现。倒是有个年轻人，站在栅栏外面，人家拿着花束，还有一本《大众电影》，迎接的却是另外一个姑娘。我们东张西望，乘客们各自散去，十六铺码头的栅栏外面，只剩下我和夏黎两个人。现在还是凌晨六点，我对这个时刻的上海太熟悉了，天永远是灰蒙蒙的，昨天下过雨，路面还泛着幽光，旁边有一个支着油布伞的茶叶蛋摊，摊主是一个老太婆，她回过头来看了我和夏黎一眼。

我看她有些慌。我说，这么早，谁会接你啊。

她说，他自己说的呀，他家就在九江路，骑自行车过来很方便。

我说，九江路也近呀，我们走过去呗。

她说，我又不知道他家的地址。

你别着急。我说，我们先等他会儿，你要不要吃茶叶蛋？

我不要吃茶叶蛋。

好吧，我自己买了一个。鸡蛋烫，老太太递来一张裁剪好的旧报纸。我把蛋搁在上面，远处传来牛奶瓶碰撞的叮当声，送奶工的自行车拐过街角，消失了。

他可能记错时间了。我说，嘴里含着半口鸡蛋。

不会的，她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肯定。

我说，他肯定睡过头了，我们在这里等他一会儿吧。

她说，这是我自己的事，你走吧。

她这样说着，不理我了，走到马路对面去。对面墙根处有几块水泥预制板，她把裙子收起来坐下，也不看我，望向外白渡桥的方向。我也只好过去，和她并排坐在一起，某人一直没有出现。我们在那里干等了两个多小时。她一句话也没有。这中间，我不停地起来，以夏黎为圆点，四处溜达。我还待着干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想我肯定得在。这中间我去买过两个冰棍，她不吃，我就把冰棍放在她跟前的水泥板上，然后她看着它一点点融化掉。

我说，别等了，他不会来了。

这句话说到第三遍的时候，我起身走了，一个人无趣地沿着金陵东路的骑楼往前走。我发现她跟了上来。前面有一家早餐店，我给她点了馄饨和锅贴，她没有进来，朝对面的公用电话亭走去，一辆出租车差点撞上了她，司机探出头来骂她：要死啊！马路当侬屋里灶披间啊？她完全没有反应，电话亭的玻璃上贴满了小广告，我隔着马路，看着她在里面机械地投币、拨号，我也不知道她打给谁，电话好像是通了，我看到她情绪的崩溃，话筒从她的手中滑落，身子贴着玻璃慢慢地往下滑。

远处传来海关大楼九点的报时，一群白鸽子盘旋着掠过前面的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