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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城之魂

从钟维成家出来，正是烈日中天。驱车越过安家川河上的石桥，便望见了那座宋初夯筑的著名军事要塞——耳朵城，耳城村因此得名。钟维成家，正好和耳朵城隔河相望。

登临城墙，劲风掀起衣袂呼呼作响，似有千军万马正在冲锋陷阵，历史的回音穿越时空在耳边激荡。遥想当年，十五岁的钟贵鑫是在怎样的血雨腥风里走上革命道路，又如何在长征途中负伤流落至此？

七十多岁的钟维成坐在窗前，言辞悲切，把父亲的点滴经历叙述得虔敬而翔实，就像山下铺满阳光的安家川河一样，波光粼粼，潺潺不息。

钟贵鑫原籍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秀水村。刚出生时母亲难产离世。因无力抚育，他被寄养在亲戚家，直到十岁才被接回，开始读书。在学校里，他常从老师和同学口中听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故事，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队伍。革命的种子，悄然在他心中生根。

一九三〇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江西苏区实行大包围、大“围剿”。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号召根据地人民“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粉碎敌人围剿”。兴国县长冈乡百分之九十的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年仅十五岁的钟贵鑫放下书包，与堂兄钟杨春赴兴国县入伍。因年纪尚小，他被分配到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当司号员，此后相继担任通信员、班长。

一九三三年九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历时一年失败，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出发前，首长允许战士们回家探亲。钟贵鑫请了半天假，带着两位战友回到阔别五年的家乡。他兴冲冲地推开门，却不见父亲的身影。二叔告诉他，父亲去了很远的地方，看望另一个参军的儿子。

家人含泪为即将远征的亲人做了一顿辞行饭。饭后，钟贵鑫迟迟不肯动身，故意磨蹭了一阵，一直想等待奇迹出现。他是多么希望那个五年未曾谋面的父亲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因为他知道，这一去，很可能就没有机会再见到父亲了。一个没有见过自己母亲长啥样子的孩子，怎能在冲进枪林弹雨前，连见父亲一面的机会也错过呢？

晌午时分，在两位战友的劝说下，钟贵鑫终于擦干眼泪，依依不舍地告别亲人，踏上归队之路。

从此，他再也没能见到父亲。

说到这里，钟维成几度哽咽，眼中泪光闪闪。

想想吧，一个生离其母、死别其父的孩子，内心该有多孤独？钟贵鑫面对高耸的耳城，该经历过多少次斗转星移的默默守望？

所幸，通过书信，他与原籍亲人重新取得联系。他得知大哥、二哥参军后复员回家务农，三哥钟贵涵牺牲在战场上，父亲已于一九六〇年辞世……

一九七七年，在固原县民政局资助下，钟贵鑫带着次子维成，踏上了阔别四十多年的故土。当得知自己被家乡追认为烈士后，他立即请求当地政府，取消了他的烈士称号……

沿着十多米高的城墙，我一口气登上耳城山顶。但见天蓝风轻，草木苍翠，万物清朗。我相信，千年以来的耳城不再荒凉孤独，它将永远守护着一个英雄的魂魄。

夕阳西下，安家川河洒满金辉。流落红军钟贵鑫之墓，静静卧于耳城脚下。

在两个名字间奔跑

他的一生，都在奔跑。

一九二九年，十三岁的王创业从四川省达州市通江县椿寨乡王湾村的山沟里跑出来，跟着队伍，成了红军的一员。

一九三七年，他随红二方面军第二十八军转战时负伤，流落到宁夏彭阳县草庙乡玉洼村庙台。一户祁姓人家收留他做了义子。“王创业”这个名字跑丢了，从此，他叫“祁效义”。

这无奈里，也藏着侥幸。毕竟活下来了。

可他还惦记着四川的家。

那些年，祁效义四处打听老家的消息。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白岔村蔡台学校教书的张先生，辗转帮他查到了原籍。他写信，终于联系上了失散几十年的亲人。

“一九七六年冬天，父亲和大哥王志印回四川探亲。没有像样的衣服，就借了两件皮袄（在羊皮外加一层布料的大衣）御寒。可他唯一的亲弟弟，不愿搭理这个落魄归来的哥哥，探亲草草收场。返程路费不够，只好把借来的皮袄卖了，凑钱回到平凉，再一步步走回阳洼……”

次子祁国栋陷入忧伤的回忆之中。

痛定思痛。一九七八年，祁效义一咬牙，又改回“王创业”。除了次子祁国栋外，其他子女都跟着改姓改名了。

可此“王创业”已非彼“王创业”了。当年的王创业，纯粹、年轻，只晓得在战场上杀敌；如今的“王创业”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

他不得不继续跑。

跑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他累了，倒下了。

若给他立一块碑，碑文可否写成——

一生在两个名字间奔跑的人：

流落红军王创业之墓

从“拦马墙”到“拦马墙墙”

暴雨骤至。

屋内的六七个亲人，没有谁能说清楚陈录的生卒年月。突然觉得，一个人的一生，和院子里溅起的水花一样短暂而卑微，没有谁在意某一朵的诞生和消逝。暗黄天地里，它们雀跃地盛开，又落寞地寂灭。

打了一辈子光棍的陈家五子陈双武，从蛛网盘绕的老柜子里翻出一张身份证，还有一个写着“发我显考礼簿”字样的本子。这个叫陈录的陕西汉中流落军人，生于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卒于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八十一年的光阴，就这样被两片薄纸压着。

陈录原不叫陈录。他左脚踝上有道深可见骨的伤疤，那是弹片咬的。当年，就是这道伤让他流落到小岔乡小岔村槐沟队，被一户马姓人家收留。伤愈后，主人把他介绍到孟塬乡白阳庄村马泉队陈彦俊家——既是做长工，更是做“拦马墙墙”。

“拦马墙”是古代军事建筑的一种，指在驿道险要处为防备马匹跌落悬崖而砌成的墙，类似今高速公路的防护栏。民间因此而衍生出来的“拦马墙墙”，却成了一类人的代称。民间有一种说法，那些生育了孩子却一直夭折的夫妇，只有收养一个孩子才可以保证之后出生的孩子好好活着，这个被收养的孩子就是“拦马墙墙”。

陈录被需要了。

不是需要去打仗，是需要去“拦住”一个家庭的命。于是，本名魏进财的他，改叫陈录。他把自己整个儿埋进这个角色里，埋了六十多年。

雨越下越大。我站在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院子里，忽然觉得：这些隐没了功名的流落战士，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拦马墙”？他们用身体、用命、用一生的隐忍，拦住了那个时代的悬崖——身后，是解放的事业，是后来者的福祉。

采访结束，雨水漫天。我的车子陷进泥泞，怎么也出不来。雨刷器拼命摆动，眼前的村子、山梁、土路，都模糊成一片。车子一寸一寸地蠕动，像一个蹒跚的老人。

我想，他也曾这样走过吧——从汉中走到陇东，从战士走到“拦马墙墙”，从魏进财走到陈录……

难兄难弟

吴长泰卸牛回来，听邻居说，国民党的地方保长带领两个保丁，将刘正源抓走了。吴长泰脸色铁青，骂了一声：欺人太甚！随即回屋，提一把马刀冲出来，一骑绝尘追去……

刘正源又被安全地解救回来了。以后再有抓丁拉夫时，那些平日里横行乡里的地方保长们，竟再也不敢打刘正源的主意了。

这是发生在一九四二年的事情。

村里人都知道，这两位江西老表的情分，是用命换来的。在中国工农红军西征队伍的枪林弹雨里，同为江西老乡的吴长泰和刘正源两人互相关照，成为难兄难弟。

吴长泰心里也镌刻着一个终生难以忘却的镜头。

时光倒回一九三六年的秋天。在一次战斗中，吴长泰身负重伤，战友们抬着奄奄一息的他，撤到草庙乡公路边一间破庙里。部队要继续西进，只得把他托付给守庙的老汉。正要转身离去时，一个年轻战士突然站住了——那人正是刘正源，比吴长泰小三岁，却像兄长一样憨厚。他盯着担架上气若游丝的吴长泰，眼眶一红，对部队挥挥手：“你们走，我留下！”

这一留，就是二十多天的衣不解带。破庙里四面漏风，刘正源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夹袄盖在吴长泰身上；没有药，他就上山采草药，嚼烂了敷在伤口上；吴长泰昏迷中喊冷，他就把他抱在怀里，一夜坐到天亮，硬生生地从阎王殿门口把吴长泰拽了回来。

伤愈后，吴长泰流落到草庙乡周庄村讨生活，刘正源也跟到了周庄村。

两年后，吴长泰辗转去白阳镇姜洼村陈山队，刘正源二话不说，背起铺盖又跟了去。

四年后，吴长泰在白阳镇老庄村扎下根，刘正源也搬到了老庄村，两家人隔着一条沟，喊一嗓子都能听见。

一九六〇年，刘正源思乡心切，要回江西老家。送别那天，两个汉子站在村口的黄土坡上，谁也说不出话。末了，刘正源拍拍吴长泰的肩膀：“老哥，保重。”吴长泰点点头，眼眶发红，硬是没让泪落下来。

岁月悠悠，山高水长。两人隔着几千里地，书信不断。“北随鹓立位，南送雁来声”——吴长泰在北方的黄土高原上站着，念着南归的大雁；刘正源在南方的红土地上坐着，盼着北方的来信。

直到临终，他们再未谋面。

彭阳的黄土坡上，至今流传着这对难兄难弟的故事。你为我喊魂，我为你舍命，两个江西老表的身影，像两棵扎根黄土的红柳，把“情义”两个字，活生生种在了彭阳的黄土地上。

诱惑的弹壳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我参加了夜袭阳明堡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打死打伤的日军过半，收缴了各种武器。当时我只是个孩子，好奇心强、跑得快，就被派去打扫战场。等战场打扫结束时，我捡了满满两衣兜弹壳……”

这段自述至今流露着一个九岁孩子无可言状的兴奋。

是的，这个叫罗医成的孩子，是跟着当游击队队长的舅舅“玩耍”时，稀里糊涂“玩”进革命队伍的。那些黄澄澄的弹壳，在他眼里比什么宝贝都稀罕。从那以后，他就喜欢上了部队，迷恋上了那种硝烟过后捡拾弹壳的满足感。部队行进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像一只小马驹，跟在队伍的尾巴上奔跑。

一九四七年，在延安吴起县的一次战斗中他多处受伤，不得不寄养在长官庙的一户张姓人家。次年春，伤愈后，地方首长劝他安心养伤、耐心等待组织联系，他不听，执意孤身一人盲目追赶南下的部队。靠打零工和乞讨，他从吴起的长官庙走到了庆阳的郝家集，从环县的毛井瞎摸到了彭阳的红河，先后在青沟和何塬两户人家暂住，后被白阳镇阳洼村杨家收为养子，改名“杨树林”。他坦言，这一切都是为了暂时有吃住之便的权宜之策，出去找队伍的想法，每一刻都像火苗一样舔舐着他躁动不安的心。

直到一九五三年，他还到固原军分区，着魔似的，到处打听所属部队的下落……

一个在战火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和一个在和平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会有哪些不一样呢？这个问题像一堵墙一样，突然横在我眼前。

上世纪九十年代，解放军某部队在距离阳洼村子不远的财神崾岘组织野营训练。杨树林得知后，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赶去观看。远远地，他就看见了那些迷彩色的帐篷、那些整齐列队的士兵、那些他从没见过的新式武器。他站在一旁，眼睛亮得像那个九岁捡弹壳的孩子。接待他的一个士兵见他看得入神，便问了一句。杨树林感慨道：“我们那时候，要是有这么美的家伙，该多好啊！”

士兵愣了一下：“您……原来您是一位老革命呀！”

士兵把情况报给了部队首长。首长听了，颇为动容，当即把战士们集合起来，请杨树林站在队伍前面。一声令下，全体官兵齐刷刷地举起右手，向这位拄着拐杖的老人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随后，首长请他把自己的革命经历讲给大家听，又安排专人给他详细介绍各种新式武器的性能和部队建设的情况。

那一天，杨树林站在他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军营里，听着熟悉的号令声，看着那些年轻的战士，浑浊的眼睛里似乎又有了光。

杨树林有生之年能再次走进军营，这或许是上天对他心里那个执念的一次抚慰。

亲大大和亲儿子

“三叔，这几年，虽然未给你们寄信，但是每年都给你们寄钱去。你对我的恩情是我永世不能忘怀的。为了这一切，我把我的小儿子‘平安’的名字改为‘虎宗’来作为留念。”时间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

“弟、妹，以后有吃的东西就不要寄了，路这么远，邮寄是很费钱的，咱们庄稼人是不容易的。不过，鞋我是喜爱的，人老了，穿布鞋很舒服，谢弟、妹。”时间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些文字，摘自解放后郭文海写给恩人的信。一笔一画，都是隔着千山万水的牵挂。

故事要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说起。

那一天，中央红军第三军团战士郭文海行军至孟塬乡草滩村时，因伤重昏倒在路旁。当地农民虎林周带着两个兄弟发现了他，二话不说，把人抬回了家。那几日，虎家兄弟轮番守着，喂水喂药，端屎端尿，硬是把一个奄奄一息的红军战士从阎王殿拽了回来。

伤情好转后，郭文海恳切地对虎林周说：“大伯，你救了我的命，给我端吃端喝的，比我的亲爹娘还亲，我无以为报，就让我叫你一声‘大大’（即父亲）吧，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

虎林周愣了愣，随即一把攥住他的手，声音发颤：“好！我就是你的亲大大，你就是我的亲儿子！”

为掩护这位红军战士的身份，虎家兄弟商量着给他起了个名字——“虎路生”。意思是长征路上遇难逢生，从此也姓了虎。

在虎家养病的一年多里，郭文海真真切切地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的儿子。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围坐一炕，他叫“大大”，虎林周应得响亮；虎林周喊“路生”，他应得亲热。一家人你一口我一口，吃粗茶淡饭，过得父慈子孝。

但山河破碎，战事未平。一九三六年底，郭文海再三思量，还是决定归队。在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安排下，他进入驻守在三岔的陇东分区独立师。临行那天，虎林周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站在村口的土坡上，目送那个熟悉的背影模糊在一行行惜别的泪水里……

据虎家人回忆，一九三九年，战事稍歇，郭文海还抽空回来过一次。那时他已经是个像模像样的战士了，可一进院子，还是那个会喊“大大”的儿子。

此后，郭文海在陇东分区司令部、陕甘宁边区延安教导营、榆林分区供给部等地辗转任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尉军衔。一九六〇年，转业到西安。

解放后，郭文海几经周折，终于又和虎家取得了联系。为让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世代相传，他把次子郭平安许给虎林周当孙子，改名“郭虎宗”——郭、虎两家，从此真正成了一家人。

一九八四年五月，郭文海带着郭虎宗回到彭阳县孟塬乡草滩村。那一年，他已是两鬓斑白，站在当年昏倒的地方，久久不语。他挨家挨户拜谢虎家恩人，拜谢左邻右舍，拜谢这片厚重的黄土地。

当年的“大大”，当年的“亲儿子”都早已作古。可那份鱼水深情，还在这片黄土地上，一代一代往下传唱。

能工巧匠“老蔡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红河乡上王村有人发明了“水磨”。一扇扇笨重的磨盘靠流水带动，昼夜转动不息。

本村和邻村的人闻讯赶来，推磨的推磨，看稀奇的看稀奇。但见——

石头层层不见山，

路程短短走不完。

雷声隆隆不下雨，

大雪纷纷不觉寒。

淳朴善良的山里人把最崇拜的眼光和世界上最美好的赞词都慷慨地抛给这位叫“蔡启鸿”的能工巧匠。

蔡启鸿自幼心灵手巧，当年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警卫连，一直给指挥部领导理发。一九三七年四月，在石窝会议后的一次战斗中，他因腿部受伤流落到张掖一带。伤愈后在平凉一家棺材铺打工，学得一手过硬的木匠手艺。随后走村串户，靠手艺吃饭。一九四一年到红河乡上王村定居后娶了当地媳妇，生儿育女，安居乐业。因为他的名气，当地人纷纷上门，拜师学艺。

蔡启鸿毫无保留地把他的本领传给当地人，教大伙儿靠技术靠诚信挣钱，改善生活。在包产到户以前，就组织建工队以集体名义外出搞副业，增加农民的劳动工分。在老蔡带的徒弟中，魏进明第一个走出彭阳承包建筑，创办了彭阳最大的民营建筑公司。徐安万、徐安廷、陈德、王天保等七个包工头，成了彭阳县建筑业的领军人物，还分别创办了亚麻、酿酒、塑料编织等成规模的企业。在新世纪之初，名不见经传的红河乡上王村，竟出了四十多名“百万富翁”。

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历经长征历练的蔡启鸿，成为当地人开启致富征途的一颗启明星，老百姓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蔡师”。

红痣

花甲之年的祁德福一次又一次踉踉跄跄地登上长城塬，爬上战国秦长城深情南望。他的目光似乎已经穿越千山万水，寻觅到了四川的故乡……

由于参军时年龄太小，他对村庄和父母的名字没一点儿记忆。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几个伙伴的乳名。看地图，听广播，到处打听，为了和四川的亲人取得联系，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一九八三年春天，长城塬来了两个四川养蜂人。通过交谈，养蜂人基本圈定了他的故乡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板桥乡龙王村。这让几近陷入寻亲绝境的祁德福欣喜若狂。

秋天，祁德福只身一人踏上了探亲之旅。

钻进水稻田，飘过油菜地，飞入甘蔗林，在熟悉又陌生的龙王村，祁德福好像又回到了童年……路过一庭院，瞥见一耄耋老太婆在藤椅上闭目静坐，苍苍白发几近遮掩了面部。他心里一怔，飞奔到脚下，死死抱住，扯开嗓子，喊了一声：娘——

老人受到惊吓，朝后一仰，差点连藤椅一起跌倒。老人重新站定后，抬起拐杖，朝祁德福腿上狠狠敲了一下。敲第二下的时候，他仓皇跑开了……

跑出不远，他不甘心地折返回来。又喊娘。

“这兜猫惹少（没事找事）的豁子（傻子），谁是你娘啊？”老人怅然道：“我是有一个失散的当了红军的儿子，刚刚十岁就跑了，幺儿可不是长你这样子，他白白净净的，眼睛闪着灵光，后背还有一颗痣，红灿灿的，像一朵桃花……”

听到这，祁德福激动地掀起上衣，亮出后背……

“儿啊——”

颤巍巍的老太婆嘶哑又异常响亮地哭喊了一声。

乳名

清明本是贵州人，

一心革命落甘宁。

每月工资三十三，

中庄何家把身安。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彭阳县白阳镇中庄村社火队的春官李世富在杨清明家随口编的一段春官词。寥寥几句，勾勒出一个流落红军颠沛半生的轮廓。

《彭阳县志》记载：杨清明，一九一八年出生，贵州人。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年十岁。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跟随红四方面军第二十八军在海原县月亮山被敌机炸伤。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过境彭阳时，由于伤情加重只好离开红军部队，流落到当时的彭阳乡中庄村后庄队杨氏家养病。

在数次采访后，我明白，仅仅从这一段文字里，读不出杨清明心底的那份悲凉。

长征太长了。长到足以让一个人走丢了故乡，走丢了父母，走丢了兄弟姐妹，甚至走丢了自己的名字。直到在一次战斗中，弹片削去了他腿上一块肉，那块肉也走丢了。但他心中的信仰，却越走越坚强，从没有走丢。

一九三六年十月，他流落到白阳镇后庄村，在杨姓人家中养伤。人活着，总得有个称呼。村里一位识文断字的先生，便“送”了他一个名字——杨清明。只因他落脚杨家那天，正是清明时节。

解放前夕，杨清明去了中庄村何家，做了上门女婿。许是放不下那身戎装的记忆，一九七〇年，他亲自陪着长子杨占德去医院体检，看着儿子穿上军装，光荣入伍。

晚年，他常常念叨贵州老家，想回去寻亲问祖。可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日子也紧巴，终究没能成行。

临终那天，他深陷的眼窝里，缓缓渗出一滴饱满而浑浊的泪。气息断断续续，却努力把每个字咬清楚：“其实——我有个——乳名——小时候——爹妈——一直喊我——喊我‘狗娃子’……”

一张解放前的红色复员证

在赵天儒家采访结束时已是晚上了，我的车子于黑暗中颠簸在一条盘旋而下的沙砾路上。

乡村的夜晚静谧而美好。从草丛深处惊慌逃离的野鸡，拖着美丽的七彩尾羽。铺了薄膜的玉米地，宛若一圈圈缓缓荡漾开来的波浪。山里人家院子里亮起的灯盏，温暖着每个夜行者的眼睛。

而此刻，在我脑海里不停闪烁的，是一张褐红色的复员证。

持证人叫赵有邦，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红军队伍的唯一彭阳籍人士。

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陕甘支队长征经过彭阳，在队伍过境孟塬时，时年二十三岁的双树村泉洼组青年赵有邦像遇到了救星似的，甚至都来不及告别家人，一狠心，丢下妻子儿女，从拉长工的地主家径直跟着红军队伍走了。

赵天儒就是赵有邦参军前和妻子王生莲生的儿子。

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迫于生活压力，妻子王生莲带着两个孩子被迫改嫁到孟塬乡槐树庄李家，后在李家又生了三个女儿。

一九四六年，解放山西省时，赵有邦因负伤流落到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西隘口村。因当时无法与家里人取得联系，赵有邦在村子里与一当地女人结婚并生了两个女儿。不久，妻子难产而亡。解放后，赵有邦通过写信，与孟塬的亲人取得了联系，遂打听到原配妻子和孩子的消息。于是，就产生了回迁原籍的想法。

一九五八年，赵有邦带着两个在山西出生的女儿回迁到彭阳县王洼镇王洼村长流水队。因为其唯一的弟弟赵山邦在此地当了上门女婿，所以赵有邦也跟着落户于此。

赵有邦回迁到王洼村后，不居功自傲，不向组织提要求，一直躬身稼穑，抚育儿女，与人为善，辛苦终老。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赵有邦有幸和改嫁的前妻王生莲再续婚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赵有邦曾多次当选地方贫农代表，奔赴固原县参加会议。

赵天儒的儿子赵国库说：“小时候，爷爷就经常给我讲他的革命故事。虽然大多都忘记了，但我一直以爷爷为傲。他腿上满是青色的疙瘩，看起来有些恐怖，但爷爷很少嚷过疼。他的坚强和勤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采访持续到了晚上，赵国库从一个木箱子底部翻出了一本红色的复员证和一本西路军红军老战士证。在房外的砖头台子上，我用相机和手机分别一一拍下。

这张解放前的红色复员证为我首次见到，内容摘录如下（原文为繁体字，从右到左竖排）：

复员证字597号

兹有本军区赵有邦同志原籍甘肃省古原县人，经审查适合于复员条件，决定准予复员。

该同志在抗战中曾经效忠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极为光荣，应受到国家民族的热爱。

复员后仍望本着人民战士的本质，与人民站在一起，积极参加地方各种建设工作并坚决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特发给复员证书。

附该同志在军中服务情形表如左

……

第十八集团军国民革命军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司令部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

从一九三五年参军到一九四六年复员，赵有邦历经了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身份变迁，参加了多少次壮烈的战斗，流了多少血汗已经无人知晓。眼前这张二百多字的复员证，似乎成为一个深奥的谜面。这谜面仅有一项内容是十分具体的——复员时部队一次性发给他的生产补助金是1600币（该币为“冀南币”，由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发行，约折合旧人民币16元），还有六天的路费，服装三件，鞋两双。

我骤然觉得，这一张红红的复员证，和散落在祖国各地的千千万万个复员证一起，共同组成了今晚钻石一样璀璨而宁静的夜空。

失联

刘官升，生年不详，原籍江西瑞金。

一九三五年十月的一天，少年罗文秀在村子附近的庙宇里，发现了一名负伤的红军战士，那人已经虚弱得站不起来。罗文秀跑回家，把情形说给母亲王氏听。王氏二话没说，赶忙做了些吃食，带着儿子一同送到庙里。

待那人恢复些气力，才说出自己的名字：刘官升。

此后，王氏干脆把他接回家里住下，四处寻医问药，为他疗伤。几个月后，刘官升的身体完全康复。为报答救命之恩，他将王氏认作干妈，从此成了罗家的一口人。

这段往事，是罗文秀之子罗九义老人在二〇一九年的秋天讲给我的。罗九义老人和几个邻居在院外一间敞口的柴房里晒着太阳。或许时间太久，他们的回忆断断续续，夹在指缝里的纸烟明明灭灭。

几年后，刘官升经人介绍，又到姜洼村陈儿山组的张维邦家去放羊。因为他待人诚恳，劳动踏实，很快赢得了张维邦夫妇的信任。解放后，刘官升分到了土地，到罗堡村庙掌组去独自谋生。

在庙掌组，刘官升遇到了人生中的另一个恩人——吕清彦。

一个雨天，我采访了吕清彦的儿子吕振西，这个八十岁的独居老人哀叹连连地回忆起来：

“我父亲吕清彦，把家里的一孔窑洞腾出来，让刘官升无偿居住。因为刘官升认的干妈，就是我的亲外婆。论起辈分来，我一直称呼他舅舅呢。这个遗落的红军可遭罪了。一九六〇年，全国人民的生活进入异常艰难时期，刘官升觉得在这段极端困难的时期，他得守护在亲人身边——虽然他根本说不清楚他的家乡在哪里。他变卖了微薄的家产，以此为盘缠，说服另一流落红军刘正源（也是江西籍流落红军），一同踏上返乡的路。”

离别前，刘官升从庙掌回到陈儿山，回到罗庄，一一看望了他的恩人和邻居，尤其是他的救命恩人——王氏干妈。并给他的义兄义弟们发誓，他一回到家，就马上找人给他们写信报平安。

临行前，刘官升的肩膀上背着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这位恩人接济他的五升炒面。用针线缝得很严实的口袋里揣着一张纸，纸上清晰地写着几家恩人的地址和姓名。

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自此，刘官升就失联了，没有人知道刘官升去了哪里。他是否如愿回到了家乡？是否见到了魂牵梦绕的亲人？

而彭阳这边，王氏干妈、张维邦、吕清彦等老人到去世都没有等到一份来自江西省的来信。罗家、张家、吕家的后代，到今天也没有收到一份来自江西省的来信。

一封遥不可期的来信，成为罗、张、吕三家人永远的期盼和哀伤。

【作者简介：刘天文，1975年生于宁夏彭阳县。鲁迅文学院西海固作家研修班学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彭阳县作协主席。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扬子江诗刊》《朔方》《黄河文学》《六盘山》《诗歌月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