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2.17 坤宇的狗死了

醒的时候，天还没完全亮，我很需要水。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刚睡醒，不管睡了八小时还是十分钟，胸口总有灼烧感，必须得喝水。做体检的医生告诉我，那个部位是肝。我从床上起来，去客厅喝水，看到坤宇已经醒了，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我说，起这么早。坤宇嗯了一声。我倒了一杯冷水，茶几上有几袋速溶咖啡，我问，要不给你弄杯咖啡？坤宇抬起头说，也行。我举起杯子喝了一口，用水壶开始烧水，感觉肝火正在熄灭。这时候，坤宇说，我的狗死了。他把手机翻过来，给我看那只死狗的照片，是一只歪吐舌头的哈士奇，舌头僵硬发白。我问，怎么死的？坤宇说，自杀了。我朋友说，怕狗拆家，上班前把狗绳套在门把手上，晚上回家，发现它把自己勒死了。我说，啊？怎么会。坤宇说，我也不信，我觉得是被他打死的。我说，为什么会这么想？坤宇说，你不知道，他有暴力倾向。我说，那你还敢把狗放他家？坤宇说，我没办法，而且就放两天，明天我前女友就回来了，打算去把狗接走。我叹了口气。

狗是坤宇和他前女友一起养的，他们刚分手。在学校培训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分手是早晚的事。有天晚上我买了酒，打算和坤宇喝点，刚取了外卖坐好，那女孩打电话过来，两个人吵了很久。其实也不能算吵架，那个女孩先是语气镇定地控诉坤宇变得越来越冷漠，坤宇则重复着说“是这样的”“但我也没办法”“我们应该互相理解”。后来，电话那头爆发了，带着哭腔指责坤宇不理解她，不理解她为爱做出的付出、压抑的家庭、经济压力以及一切的一切。电话挂断时，我已经喝倒在床上了。过了几天，我考完水手证，他们分手了。又过了一个月，坤宇也考完试，在家混了一周，想来我家住几天。因为我家只有我一个人，而且他可能想问问上船前要做什么准备。来我家之前，他把狗放在另一个朋友家。昨天晚上，狗死了。

水烧开了，我坐下来冲咖啡，把杯子推到坤宇面前，他还在看他的手机。我说，考试结果出来了吗？坤宇说，没有。我说，快两周了，你该去问问学校老师。坤宇说，你昨天说的时候我就问了，他让我等。我说，那你可以先去做别的，体检、护照、红黄本。坤宇说，我知道，你说过了。我说，体检和红黄本，如果你不嫌麻烦，可以让船务公司开个证明，能证明是工作需要的话，这些应该是免费的。坤宇嗯了一声，继续看着手机，没抬起过头，也没去端那杯咖啡。我继续说，我弄完了才知道，多花了一千多。

我想，我就没什么别的事能跟他说吗？

我说，要不，我们去看看你的狗，找到尸体，看看能不能找出点证据。只要证明狗是被打死的，我们就弄他。坤宇把手机摁在沙发上，说，什么证据？我说，如果狗真是自己勒死的，脖子上会有勒痕，但如果是被打死的，其他部位肯定有瘀伤，实在不行，可以想办法送去做检查什么的。坤宇说，今天不行，约了美羊羊去看演唱会，张杰的。我说，上次认识的那个女的？坤宇说，对。我说，那你的狗就这么算了？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坤宇愣了一会儿，说，那也没办法。坤宇已经把手机拿了起来。我说，你们约的什么时间？坤宇说，我十点左右走，之后就不回你家了。我说，我昨晚买了牛肉，吃了午饭再走吧。坤宇说，不了，你多吃点。我站起来，说，哦。你找不到船的话，可以和我说，我微信里有几个中介。坤宇嗯了一声，我走回房间。关门的时候，我说，咖啡在茶几上，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喝了。

再睡醒。看了眼手机，已经下午两点，去客厅喝水，发现咖啡已经被喝完。坤宇已经走了。我洗干净杯子，出门去站点取昨天买的菜。太阳不错，但风很大，很冷。除了牛肉和土豆，我还买了一打鸡蛋、一大桶矿泉水，拎得手有点疼，放下来歇了会儿。这时，我看到了那只狗。

一只黄色的小土狗躺在那儿，半个身子是湿的，湿毛打了结，显得更脏，看起来像是流浪狗，但它却有一条假肢。它的左前肢是用铁丝、塑料纸和胶带固定的一根木棍。那只狗闭着眼躺在那儿，看起来像是冻僵了。它到底是死是活、是流浪狗还是有主人，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站在那看了半分钟，它没有睁眼。但我也没闻到腐烂的味道。风吹着它假肢上翘起的塑料纸左右摆动。我蹲下来，拆开牛肉的包装袋，掏出两块肉丢过去。牛肉掉在地上的瞬间，狗睁开眼睛，很敏捷地从地上弹起来。它看着我，眼神警惕，但没有叫。我拎起地上的东西走了，心里有一点后悔，牛肉白丢了，它没有死。回头看了一眼，那只狗正埋头吃那两块牛肉。还算好，至少没有浪费粮食。

开门回家，感觉有点累，我把东西扔地上去沙发上坐着。

我给坤宇打了个电话，坤宇接得很慢。坤宇说，怎么了？我说，坤宇，你的狗死了。坤宇说，什么？我说，你的狗，死了。坤宇说，什么意思？我现在在骑车，风很大。我说，跟那个女的一起吗？坤宇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我这边风很大。我说，没事，没事，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2.17 死在海里

今天是周一，蓝色的周一，Blue Monday。也许是被天空和海洋染成的蓝色。虽然刚过完周日，虽然周一要干活儿，但是上船已经一个多月，我开始习惯这一切了，劳动、吃饭、休息、看看大海，晚上写点日记。完美的日子。

又敲了一天锈。

早会之后，给机舱打了电话，开甲板气阀，我们去敲船尾甲板。水头开了缆机，先把地上的缆绳收起来。前天，铜匠在罗经甲板电焊，火星掉下来点着缆绳，Alim及时发现，但那根缆绳还是烧断了一截。收缆绳的时候，我的左脚踏进一个绳圈，收紧时脚卡在里面拔不出来，Alim最先发现，大喊stop，我也做了停止手势，水头停了缆机骂，你脚踩那里面干什么？我把脚拔出来，没敢吭声。Alim最怕死，危险的活儿绝不肯干，但他的安全意识确实是最好的。

收了缆绳，接上气管和气锤，埋头就是敲。大周说，抛锚没大活儿，每天就是敲锈、打油漆，敲锈、打油漆。其实我很乐意敲锈，尤其是敲缆车上的大块锈包。一是因为敲锈轻松，站着蹲着坐着，随便找个位置一敲就是大半天，一点不累；二是敲锈解压，大块锈包像铁生出的肿瘤，气锤一敲，整块整块地脱落，有类似看修牛蹄、采耳视频的快感；三是敲锈是我目前唯一掌握的水手技能，接气管、敲锈、打油漆，一个人能全搞定，不至于被水头骂。

九点半，coffee time，回梯口坐着休息。和Alim聊了会儿，他打算攒够两万美元去做生意，倒卖中国的鞋子。我告诉他中国有个地方叫莆田，那儿的鞋子又便宜又好。他说他有个孟加拉朋友，现在住在山东，他们将会成为生意上的partner。

休息了十五分钟，水头招呼着去干活儿。站起来时，我和大周说，弄点莆田鞋去孟加拉卖，你觉得怎么样？大周说，天才，你就是百万富翁。我说，Alim打算存笔钱回去做生意，卖中国的鞋子，中国鞋在孟加拉很有名。大周说，看来都一样，跑船都是为了上岸。

敲了一个多小时，回生活区吃午饭，睡觉。下午继续敲，四点左右，水头告诉我可以扫地了，大周去调油漆，Alim收工具。我边扫他们边打油漆。地扫完，油漆也打好了，Alim用中文说，下班啦，下班啦。

回房间换了衣服，去餐厅吃饭，大周说，你怎么不舍得洗脸？水头说，房间没水吗？我说，有水，没照镜子，不知道脸脏。便返回房间洗脸。敲锈是这样，干完活儿，鞋底、口袋、脸颊、鼻孔、耳朵，到处是黑的锈末。

吃完晚饭，船长来餐厅，拆快递，摆弄新买的渔具。两根钓竿、一把渔叉、一支渔枪。大周整理渔线，他用脚踩住渔线中端，盘缆绳一样一圈圈盘渔线。水头说：“你弄个椅子什么压着，这样盘完鞋都磨透了。”大周继续盘，说：“不会。”水头说：“你是不知道渔线的厉害。”船长在一边看渔枪，渔枪的子弹单独装在一个盒子里，一颗颗排列整齐，像真正的子弹，冷铁的颜色，弹头锋利得像针尖。船长拿了一发，跃跃欲试，想朝地面射一枪，比划了几次，考虑危险，最后还是放弃了。

Alim来了，船长指着渔网，用英语问他：“你会用这个吗？”Alim笑着摇头，船长用中文和我们说：“三副告诉我Alim很会抓鱼。”我和Alim说：“The third mate says you can use it，so captain buys it for you.”Alim还是笑，说：“I will learn it.”水头走过来，左手像蛇一样扭动，说：“你们国家不是有很多河吗？”我说：“Rivers.”Alim点点头。水头双手在头顶扒拉，问：“你会游泳吗？”Alim说：“Swim？Yes，I can.”水头捏着鼻子往下蹲，说：“潜水呢，会不会？”Alim点点头，说：“Two minutes.”我说：“他会，能潜两分钟。”水头说：“两小时行不行？”我问：“Will two hours be ok？”Alim摇头，水头直挺挺地站定，翻着白眼说：“两个小时人就死了。”我说：“He says he will die in the sea.”Alim说：“Yes，die in the sea.”

晚上，我打算用柠檬、可乐、威士忌弄杯酒喝，去餐厅冰箱拿冰块，发现电磁炉上一锅开水滚了很久。推开大厨房间的门，我问，餐厅那锅水，是不是你们烧的？房间里大厨、大周、小吴和二副正在喝酒。大周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说，我搞忘了，打算煮泡面吃的。大周起身往外走，二副招呼我坐下喝酒。

我坐下来，他们继续先前的话题，二副正讲一个听来的故事。

一条船发生过一起命案。案发时，那条船和我们一样，抛锚等港口泊位。一夜醒来，死了船长、大副和其余若干人，共四五条人命。因为船上有窗口打开，加上船员们都有不在场证明，警方一度认为凶手来自过路的渔船或海盗，侦查因此困难重重。然而，有个敏锐的警员从一名高级船员的口供中发现疑点：他数次口供都能重复九点三十五分正与其他人打牌，这样精确到分钟的记忆引起了警方的关注。在后续的针对性审问中，案子终于得以水落石出：该高级船员性格比较孤僻，一次国外靠港下地，他带了一条流浪犬回船，航行中相依为命。但出于检查需要，船长、大副共同做了决定，流浪狗被扔进海中。案发当晚，该高级船员（即凶手）和几人在房间喝酒打牌，借口上厕所离开，本意只杀船长、大副两人，但因为听见隔壁房间有响动，为了以绝后患，他快速杀死数人，并在五分钟内回到原房间继续打牌。

二副说，他很早就听说过这个故事，但在这条船上，居然听初次见面的大周又讲了一次。这意味着这个故事在海员之间口口相传。并且，大周的版本有另外的结局：凶手没有被判刑，反而因为强大的心理素质，最终成为一名间谍。

我说：“吹牛呢，这结局太像故事了。”大家只是笑。我说：“怎么今晚又喝？”大厨说：“明天靠港，二哥要休假了。”我说：“啊？怎么这么突然。”二副说：“虽然我之前就向公司提过，但也是早上才知道。”前天，也是喝酒，二副提过他的资历、证书早够做大副，继续跑这条船完全是浪费时间。

二哥说：“我一个月工资三万，一打回家，卟一下就没了。”我说：“婚姻啊，家庭。”二哥说：“年轻就是财富。”这时，大周推门进来，端着一大碗面，问：“谁要吃？”大厨说：“给我来点。”他们坐下来吃面。二哥说：“明天就分别了，咱们兄弟之间透露一点，别往外说。王总告诉我，六月的船期只派大副，但我明白，这话只是听听就好。”我说：“我懂，PUA，就怕到时候通知上船先做二副，有空缺再立马提大副。”二哥点头。

后来，不知怎么就骂起了上任水头。大周说：“那次抛锚，水头按着对讲机，说二副能力不行，锚都不会抛，当时船长就在旁边看我，我没有拱火。”二哥说：“那次他开着对讲机？当时我在锚机旁边，吵得什么也听不清。”小吴说：“对，开对讲机说的。”

因为我是学员，他们给我解释了当时的情况：抛锚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把锚从三米高直接砸入水，也可以从一米高送入水。砸锚势大力沉，简单粗暴有效，但可能损伤锚，送锚缺乏一些重力助推，但胜在规范、安全和稳定，因此反而更考验技术。当时船长给二副的指令是一米处送锚准备，水头则在对讲机里痛斥送锚愚蠢，应该砸锚。

二哥说，我要是知道，当时就和他干起来了。要是下条船我做大副，他做我的水头，要么上船前有他没我，要么我在船上整死他。

他们还聊了一次劳务费分配。有一个月，甲板部的劳务费是900多美元，水头一人拿了360美元，大副不到100美元，二副三副没有，其余六个水手捡剩下的。船长认为这么分不好，让大副改改。最后发下来时，水头还是拿了360美元。二哥说：“也许是改过后水头有意见，又改回去了，大副也很难办。”大周说：“二哥，就这件事，有的话我说你会生气，但小吴说反而可以。”我和二哥一起追问为什么。大周朝小吴扬扬头。小吴说：“那一次，我和大周决定，只要他闹，我肯定跟他一起。”二哥说：“其实，也许当时大副反而希望你们闹起来，因为确实很不公平，闹了才知道底下水手都有意见。只不过怎样我也不分钱。”大周说：“不，如果闹了，钱重新分，二哥一定也会有。”我问：“但是为什么这个话只能大周说呢？”二哥点头：“我也想知道。”大周仍然朝小吴扬头：“你们听他说。”小吴说：“反正我就是听大周的，甲板上他最能干，那天晚上我就说了，只要他闹我一定跟着。”二哥和我还是没理解，到底哪句话是只有小吴能说而大周不能的。最终，大周说：“小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闹了，公司把我们俩都开了呢？”

酒散之后，我帮大厨打扫房间。开了水密门，去甲板上丢垃圾。救生艇边有一个人，我走过去，问，这么晚了，谁？夜色里，二哥转过身，他嘴里叼了根烟，烟头的火光照亮半张脸。我低头，发现他手里拿着那支渔枪。二哥说，有点可惜，没机会玩这个了。我说，有机会的，可能下条船也有，或者等你当了船长，也用船上的娱乐费买一支。二哥不说话，举起渔枪，对准漆黑一片的海水。我把垃圾袋丢进海里。二哥说，那个间谍，其实我有一点佩服他。我说，因为他最后当了间谍吗？二哥笑，说，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那是吹牛的。

说着话，二哥扣动了扳机，伴随微弱的破空声，那颗子弹消失在夜与海之中。

【陈仕丰，水手。生于1998年，福建福州人。大学就读于南宁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曾获第22届新概念作文大赛A组一等奖。】